论佛教思想对苏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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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佛教思想对苏词的影响

论佛教思想对苏词的影响 - 毕业论文

摘   要

苏轼是北宋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的大文豪之1，从他的人生处世观到文艺创作风格无不体现了佛教崇尚自由的`精神理念。本文从苏词主题思想和词的风格两方面来论述佛教思想对苏词的影响。前1部分论述禅宗对苏词主题方面的影响即将禅理直接入词和将禅意入，表现苏轼由最初的人生如梦的精神苦闷升华到随缘自适，达到物我双忘的精神境界；后1部分论述禅宗对苏词词风的影响，使苏词形成了空灵、静谧的风格。

关键词：佛教思想；苏词；影响

ABSTRACT

Su Shi , one of the great writers, who is influenced by Buddhism thought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his life ,the Buddhism spiritual idea of respecting freedom reflects not only in his attitude of life but also his style of creating of literature. This thesis, from the style and thought of Sushi’s Ci potery,describes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thought. The previous part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to Su’s Ci poetry theme, namely embodys Zen Buddhism’s thought and meditation directly, describles he promoting his spiritual state from depression of life is but a dream to living submits to nature, and forgets both himself and circumstances. And the later half part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to Su’s solemn and peaceful style of Ci poetry.

Key words: Buddhism thought; Su’s Ci poetry; Influence

篇2：佛教对道教心性论的思想影响分析论文

佛教对道教心性论的思想影响分析论文

佛、道两家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一大现象。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内地后，又形成了中国佛教。道家，广义地说，包括了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和道教互有区别的不同成份。从佛、道两家互动的历史来看，首先是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影响了中国佛教的思想，随后是佛教影响了道教的思想。从佛、道两家互动的势态来看，中国佛教接受了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思想影响，而先秦道家当然不可能受到佛教的思想影响，就魏晋玄学来说，也几乎没有受到佛教的思想影响；道教对于佛教的思想影响较小，而佛教对道教的思想影响则是全面和深刻的，几乎左右了后来道教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发展轨迹。

道教初创时的主要教义是，通过养生和炼性两方面的修炼，以达到与“道”相合，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由此神与形、性与命、灵与肉的关系，以及如何成就神仙的问题，也就成为道教理论的根本问题。道教的宗教实践经验表明，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这一人生理想终极目标的失落，对于道教可谓是宗教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这就迫使一些道教学者逐渐调整、修改对人的生死的看法，逐渐在坚持性命双修的前提下，把修持重点移到炼性上来，追求心性完善，以实现精神超越。这也就是说，心性理论，心灵哲学越来越成为道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道教思想的演变进程中，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的心性思想起了重要的刺激、促进、启示、借鉴作用。究竟佛教尤其是禅宗对道教心性论发生了哪些思想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轮回果报与形亡性存

佛教对道教发生影响最早的是轮回果报观念。佛教从自身的基本理论缘起论出发，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众生依其善恶行为所得之报应，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生死轮回，或超越生死轮回而进入涅境界。由于因果报应是上推前生下伸来世，在理论上似乎更为“精致”，在实践上，又无从检验，也就为道教所接纳。道教学者修改了长生不死的说法，提出人的形体都不可避免地要死亡，长生不死的当是人的神性、精神。这种说法为道教日后转向重视心性修养埋下了重大的理论契机。不仅如此，道教还发展了原有的一套鬼神世界系统，如《云芨七签・天地部》模仿佛教说，上有三十六天，包括圣境、梵天、无*界、*界、欲界；下有地狱，地狱有十殿阎罗王。同时又突出了宗教伦理道德实践，并兴起斋戒义理和仪范的建设。仿照佛教法事使斋醮规戒更加规范化。这些变化都使道教在日后更加走向民间，深入千家万户。

道教本有一种承负说，认为人们生前所作的善事或恶事，会使本人得到不同的报应，也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福殃，但并没有灵魂转生和作恶受罚下地狱之说。东晋以来，一些道教书吸取了佛教的六道轮回和来生受报的思想。例如，约成书于东晋中后期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三上就说：“恶人死者入三途恶道，道士死者生天上、人间。……如此人等后有重罪，罪入赤连地狱水火之中，三千亿劫无有出期。”①《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说：“恶恶相缘，善善相因，是曰命根。”②又说，学道人如果堕情欲，随流俗，就将“身没名灭，轮转死道。”③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公元365-448年）改革道教，也引入佛教轮回果报说，在其《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宣扬作善业者在轮回中上升得道成仙，作恶业者在轮回中下堕地狱。又有《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④卷一还发挥说地狱遍设于中国的五岳⑤之中，又称仅鬼都酆都山的山上、山中、山下就各有八个地狱为死魂的处所。显然，这都表明道教学者将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和道教的承负说相融合，藉以加强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与效果。这种思想倾向一时成为道教学者撰写经书的风尚。在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道教经书中，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可谓俯仰可拾，比比皆是，成为道教的思想基调之一。

随着佛教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思想得到道教的普遍认同，道教学者也相应地调整了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理论。唐代著名道士吴筠（?-778年）在《玄纲论》第三十章中说：

“夫人所以死者形也，其不亡者性也。圣人所以不尚形骸者，乃神之宅，性之具也。其所贵者神性尔。若以死为惧，形骸为真，是修身之道，非修真之妙矣。”⑥这是说，人的形体是要死的.，而神性不会死，应当重视神性的修炼。后来全真道实际上也放弃了对“肉体不死”的追求，唯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此派创始人王重阳（公元1112-1170年），还抨击肉体不死说：“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⑦认为任何人都有一死，那种追求肉体长生而离开凡世是愚蠢的、不达道理的妄想。此派还宣扬人的肉身之躯实际只是一具“臭皮囊”，是“臭肉”、“一团脓”、“骷髅”、“走骨尸”而已，强调只有人的“真灵一性”，才是“真我”，才是值得追求、提升的。

二、万法皆空与忘身无心

佛教大乘空宗学派从缘起论出发，阐扬一切事物都无自性，万法皆空，认为现象、本体、工夫、境界都是空无自性的。这种思想体现出佛教的脱俗出世、追求外在超越的基本立场，成为佛教的主导思想之一。道教认为宇宙万物皆由“道”演化而成，是真实的、实有的。但是随着万法皆空思想在东晋和南北朝时代获得广泛的流传，道教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导致道教学者对道教原来的身心理论的重新调整和修改。

南朝齐梁时代著名道士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热衷于融合儒、佛思想，他吸取佛教的人生如幻说法，称：“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间少许时耳。”⑧有些道经还论证了人的形体是“非我”，是“无形”：

我所以得生者，从虚无自然中来，因缘寄胎受化而生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我真父母不在此也。……今所生父母是因寄附我缘，……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附之以为形，亦之以有无，故得道者无复有形也。”⑨道教在引入佛教大乘空观来观察人生、形体的同时，又进而提出了“忘身”的主张：

“当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明归空理，便能忘身。”上述“非我”、“无形”、“忘身”的思想是与道教的“贵形”、“重身”、“养生”的根本宗旨相悖的，显然，这是吸收了佛教空宗思想后所发生的观念的重大变化。

道教还吸收佛教“空无自性”的学说来阐述一切事物的本性，强调人的心灵本性是空寂的。南朝道士孟安排在《道教义枢》卷八《自然义》中说：

“义曰：自然者，本无自性。既无自性，有何作者？作者既无，复有何法？此则无自无他，无物无我。”⑩“无自性”是指无作者、无主宰，由此也是指无本性。这是说，自然本性是无自性，是空寂性。自（自然）与他（他然）、物与我因为都是无自性、空寂性的，所以是无差别的，都归结为空。由此引发出来，认为人的心性也是空灵明净的。对这种空灵明净的心性体验被认为是修道的重要境界。宋末元初道士李道纯说：“如道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即抱本归虚，与释氏归空一理无差别也。……且如佛云真空，……道曰自然，皆抱本还元，与太虚同体也。”（11）把“自然”与“真空”，修道与“归空”等同起来，从而使道教的修炼境界趋与佛家追求主体心灵空寂境界会通、一致起来。清代道士李西月也说：“炼丹至于空，已尽善矣。”（12）把炼丹至于空寂视为尽善境界。

由于佛教万法皆空思想的影响，道教学者还阐发了“无滞”、“无心”的观念。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说：“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也。”（13）这是吸取大乘空宗的中道观，运用非有非无的思维模式来解说“玄”义，以强调“不滞”、“无滞”，也就是主张无任何执着，既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唐初著名道士王玄览（公元626-6）说：“勿举心向有，勿举心向无，勿举心向有无，勿举心向无有。”（14）要求彻底排除内心深处的一切滞留、执着。后来又有一些道教学者阐发“无心”的主张，如明初全真道士何道全说：“若情忘念灭便是生门，意乱心狂便是死路。其心不与万法为侣，一性孤明，湛然独照，此乃出身之处。”（15）也同样是要保持心性湛然不杂，不执着于万物。何道全对于“无心”，还有更为生动的说明：“师至静室，有僧聪都参师，问曰：‘假如有一女子迎面而来，看为女子，看为男子乎？’……师曰：‘见如不见，焉知男女？心若无心，焉有罪福？大道不分男女，你别辨做甚？’”（16）“无心”就是不作任何分辨，如见人就不作性别区分，见如不见。这也就是所谓从大道观之，一切事物都是无差别的。清代道士娄近恒（公元1689-1776年）说：“夫鉴觉之功不至于圆满者，心有所照也。欲泯照而觉圆，须无心而应运，故曰天地同归，物我一如。……是以世尊G明星而起悟，太上跨青牛而观化，……皆灼知万物之备于我，而未尝有心于万物也。无心于物，故心心皆佛；无心于道，故处处是道。心心皆佛，无一念非佛心，处处是道，无一处非道体。”这是说，能否做到“无心”是觉悟是否圆满的关键，而“无心”就是“灼知万物之备于我”，而又“未尝有心于万物”，这里所说的“无心”就是融合了道家、玄学和佛教相关思想的结果。

三、心生万法与心为道体

印度佛教唯心一系宣扬“三界唯心”、“万法唯心”、“唯心所变”，强调主体精神在把握世界、实现人生解脱理想上的决定作用。中国法相唯识宗也集中阐扬这一理论，天台、华严和禅诸宗也都接受了这一理论，唯心说与“一切皆空”说一样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石。

道教认为，宇宙一切事物都是“道”的演化，“道”是永恒存在的；坚持修道――积累功德和修炼形体，就可安神固体，与“道”合一，长生久视。道教原本并没有宇宙一切事物生于“心”，灭于“心”之说，也没有以“明心见性”为修持根本法门之说。但是，从宗教内部的思想结构来看，离开对主体“心”现状的认识与转化，是很难建构起超越现实人生的思想体系的。道教创建以来的实践也表明，它企图通过养生修炼，达到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目的，除了在化学、医学、保健学等方面取得一定科学成果外，其成仙的理想完全是一种美丽诱人的幻想而已。这就迫使它不能不逐渐改弦更辙，调整神仙的内在含义，转换修道的方式方法，把修炼的重点一点一点地转换到炼心上来，转向内在精神的追求上来。而这一转变又是与佛教唯心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篇3：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韦应物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前期重要诗人，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名，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向来陶、韦并称或王、孟、韦、柳并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韦应物一生沉浮宦海三十多年，儒家济世思想在其人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仕途的坎坷，命运的偃蹇又促成了其隐逸思想的发展。韦应物具有浓厚的隐逸思想，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不汲汲于入世，常以隐居为乐。其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大历、贞元中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韦应物的崇佛习佛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朝纲混乱，政出多门，内有宦官弄权，外有强藩割据，统治者无心治国，党同伐异，亲佞远贤。士大夫阶层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一方面是要立足社会，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因此时常产生痛苦的心理。随着中唐佛教的发展，士大夫间普遍热心佛说，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归宿”。反映了在时代**的背景下，诗人逃禅的思想倾向。

韦应物接受佛教思想，向往隐逸还有许多自身的原因。韦应物曾有过宫中生活的特殊经历和逍遥自在的生活，“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温泉行》)，而安史乱后已与昔日判若霄壤，“可怜蹭蹬失**，仰天大叫无奈何”(《温泉行》)。今昔一瞬间，俨然从天堂跌入地狱，因此感到“往世如寄”(《酬郑户曹骊山感怀》)，“顽钝如锤命如纸”(《温泉行》“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战前乱后的巨大反差使他的心理很不平衡，这就需要在“精神上寻找一个支撑点，以便使虑有所定，神有所归，心有所寄，灵有所托，即获得心理的平衡”，而儒家思想一向注重治外，故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圆满和精神解脱的佛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广德元年韦应物首次出仕，任洛阳丞，这时他积极性很高，克尽厥职，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的社会意识。而当他因严格执法“扑抶军骑”而遭讼后，被迫去职，他在仕途上首次遭到沉重打击。从这一事件后，韦应物开始萌生退隐的念头。大历十年，韦应物再度出山。任京兆府功曹参军，摄高陵宰，历任鄠县、栎阳令等职，但不久又因官场黑暗不胜其烦而称疾辞归。仕途的坎坷，官场的险恶，加深了他思想深处固有的社会意识与追求自由人格不可调和矛盾。他此后闲居善福寺两年多时间，这是他与佛教关系最密切的时期。韦应物后又任滁州刺史和苏州刺史，皆被罢免。仕途的坎坷，济世理想的破灭，更加深了诗人归隐向佛之心。

在感情生活上，韦应物早年离家，失职流浪 ，长期宦游，抛家别子，极易产生孤独感，再加上中年丧妻，感情屡遭打击，更加感到孤苦寂寞。翻阅韦应物诗集，可以发现韦应物对诸弟、从子等韦氏晚辈的亲情思念比比皆是。韦应物的妻子大约于大历十二年去世，他们俩相敬如宾，感情甚笃，“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伤逝》)，而从韦应物的悼亡诗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续娶，可见他对亡妻感情之深厚。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痛苦，这种孤独和痛苦或许只有乞灵于宗教方得解脱。另外，韦应物可能患有某种经常困扰人的疾病。韦应物从在洛阳时起，就在诗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病情，“身多疾病思田里”(《寄李儋元锡》)，“秋斋独卧病”(《郡斋卧疾绝句》)。生理的病痛，精神的痛苦，再加上诗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贫病交加，更使他痛苦难耐。生、老、病、死四苦乃佛教极力解脱之事，韦应物倾心向佛，这也可算作一个原因。

社会影响也是一个原因。韦应物19岁遭遇“安史之乱”，47岁时又有“京师兵乱”(《寄诸弟》小序)，面对**悲惨的世界，他不禁为人生的残酷而震惊，为民生的痛苦而悲哀。诗人虽然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但面对遭受自然灾害打击，忍受苛政压迫，不堪重压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常常为他们的凄惨命运而悲哀，为不能解民于倒悬而痛苦，所有这些都使诗人思想受到震动，精神受到打击，形成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就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而佛教正可以帮助人们解脱这些痛苦。《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金刚经》的要旨，就是要人们抛却苦恼，心无外物，不要执着。而禅宗则主张“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即主张人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只是平静地反映外物，如风过竹而竹不留声一样，不要注入任何感情。韦应物为减轻痛苦常常参禅悟道，以求解脱：“悟澹将遣虑，学空庶遗境”(《夏日》)，“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晓坐西斋》)。佛教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并渗透到他的生活习惯、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等方面。

据统计，韦应物的诗作中涉及游览寺庙、留居寺院、与僧人交往酬答之作近七十首。他在罢任洛阳丞、栎阳令和苏州刺史之后，都选择了寺庙(分别是同德寺、善福寺、永定寺)作为自己的闲居之地。韦应物还广交佛教僧侣，其中有皎然、法朗等十多位精于禅理和诗学的'高僧，这此均可看出佛家与其生活关系之密切。“朝与诗人赏，夜携禅客入”(《花经》)，“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去那能顾蓬芘直寄鄙怀聊以为答》);“释子来问讯，诗人亦扣关”(《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等诗句均反映出韦应物与禅师过往的密切。在生活习惯上，韦应物有斋戒淡食、焚香坐禅之习，“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虽居世网常清争，夜对高僧无一言”(《县内闲居赠温公》)。据李肇《国史补》载：“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亦可见一斑。

韦应物对佛教的笃信形成了其淡泊闲适的心境和纵情山水的情趣。在盛中唐流行的北宗禅法主张通过“凝心入静”的观照冥想，从而进入摆脱杂虑消除烦恼的最高境界——寂然界，故盛中唐近禅的诗人大都喜好清净之境。这种避世主义哲学，为崇尚者提供了一种心灵解脱的方式。“禅宗所提倡的这种超尘脱俗的哲学和清静淡泊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地为盛中唐习禅的诗人所接受，而韦应物具有的淡泊的道心亦与禅师所谓的道人之心意趣相同。”韦应物亦爱山水，他自称“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游西山》)，“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行宽禅师院》)。可以说，韦应物对山水的兴趣是与接受禅宗思想有关的。

篇4：论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论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文章针对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通过分析网络的特点,提出了应对网络影响的对策.

作 者：程仪容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系,陕西,西安,710063 刊 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82 关键词：网络   影响   对策  

篇5：《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中国佛教着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坛经》作为记述慧能一生得法传宗事迹和启导门徒言教的着述，由于内容丰富，文字通俗，特别是提出了许多新的佛教理论，因而受到僧徒们的重视与欢迎，对后来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第一》)。在慧能看来，世人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由于执着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盖，才不得明朗。这就像日月本来是明亮的一样，只是由于浮云的遮障，才上明下暗，无法得到充分的显露。一旦风吹云散，森罗万象，一时皆现。为此，《坛经》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门。《坛经》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坛经》中还以自己得法的经历来加以证明：“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第二》)

《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坛经》又进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疑问第三》)

《坛经》的这些思想，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禅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说都是从《坛经》的这些思想引申扩充而来。关于这一点，几乎是近代以来所有的佛教学者所达成的共识。

但是，《坛经》中还有一种人间佛教思想，它突出地体现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第二》)这四句偈语中。这四句偈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佛陀是在人世间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间觉悟成佛，又在人世间说法渡生，最后在人世间寂灭的。因此，佛法来源于人世间，服务于人世间，人们要想学佛、成佛，必须在人世间去追求，如果离开人世间去追求菩提、涅〖FJF〗?NB231?〖FJJ〗，要想证得佛果，那必将一事无成。

《坛经》中的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不仅影响到后来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近代佛教乃至当代佛教的发展。本文仅就《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历代佛教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对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其后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这表现在慧能以来的一些禅师，特别强调在世俗生活中求觉悟。他们继承了道信、弘忍所创立的坐(坐禅)作(劳作)并重的禅风，并加以发挥。认为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禅才是修行，而是在禅学理论指导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卧，以及全部活动，包括身、口、意种种?活动都可看?作是修禅。这种把禅贯穿于日常的全部活动的禅?风，到了慧?能弟子神会时，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神会追随慧能的数十年中，都是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佛教经论。所谓“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是他将修禅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写照。同时，神会也与当时的官僚们过往甚?密，上至张?锐、官〖FJF〗?NB152?〖FJJ〗等宰相，下至无名的司马县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阳有?大守王弼，请其入洛阳的有兵部侍郎宋鼎。特?别是与侍御?史王维，交谊深厚。慧能圆寂后，神会曾托王维?为慧能树碑立?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会还曾在“安史之乱”中，帮助郭子仪设坛?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钱以充年饷，从而对唐帝室立了功，?赢得了唐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与信赖，由此获得了唐王朝?对于禅宗?南宗的支持，使得后来禅宗南宗有了很大的发?展。 ?

其后，禅宗南宗的势力日益强盛，远远超过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时又发展成为五家七宗。这五家七宗的禅学思想，后?来各向一?方面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却一直为禅宗各派所继承和发扬。例如，历?代禅师，?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践行百丈禅师开创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风，广泛开?展植树造林、造桥修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又都主动靠拢宫廷、官府，为他们出谋?献策，维护?社会的安定。历史上有许多禅师出入宫廷，成为?“帝师”，也有许?多禅师生前获得殊荣，死后得到帝王的赐谥。?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践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结?果。 ?

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十分重视对《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践行和弘扬。

1929年4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从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规定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在理事长圆瑛法师的领导下，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组织了有青年僧侣百余人参加的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展救护伤员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这个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期间，奉令驰往前线救护伤员和难民，先后达一万余人。此外，中国佛教会还先后在武汉、宁波等地分别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如以海镜法师为首的由湖北四众弟子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共有120余人，编为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在武汉一带救护了大批伤员和难民。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还在上海等地，分别建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救济难民，救护抗日战士。1938年春，中国佛教会运动员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约200余人，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事掩埋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尸体。曾先后两次在大场、江湾、蕴藻浜、吴淞、宝山、罗店、广福等地战区，掩埋尸体6000余县。其后又奔赴沪宁线昆山、常熟、苏州、无锡等地战区，掩埋尸体4000余具。

在此期间，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僧侣救护队，特地偕其弟子明旸法师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两次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取得巨大成功。为此，圆瑛法师于1939年10月在圆明讲堂被日本宪兵逮捕，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拷讯，约一月，始释放回沪。

由此可见，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间佛教思想的熏陶下，还举办了不少慈善事业，包括对孤儿的教养，为贫病者治病，对贫民、难民的救济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慈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教火葬场、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仅上海佛教同仁会，历年所办的慈善事业就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对市内火灾居民临时临济、收容外地来沪难民、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冬季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团体所办类似这样的.慈善事业，为数亦不少。

以上这些慈善事业的创办，可以说都是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除了上面提到的圆瑛法师外，在中国近代还有许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其中主要有：

爱国诗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的爱国诗句，启发佛教四众弟子，弘法利生，爱国爱教。

爱国高僧宗仰法师，当年曾在日本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平时又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

弘一法师出家后，把弘扬佛教和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启发僧徒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

应慈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认为佛教徒“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其爱国救民之心，为世称颂。

近代高僧中明确地将《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两句偈语，概括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在他的《佛教与人生》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将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诉人们：“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金刚经》说：‘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故从来高僧大德，几莫不有勖勉众生，要向应缘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觅佛法利益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第953页)这里，太虚法师对《坛经》中的两句偈语作出了通俗的解说，要求学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求佛法、学习佛法。

太虚法师一生撰着了不少有关提倡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如《佛教与人生》、《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论》，等等。但明确地提出“人间佛教”这个概念并对之作详尽解释的，则是他于1933年在汉口市商会所作的题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一篇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都作了清楚的阐述。他在讲演的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张今后的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要专门去进行死后问题的探讨。应该着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至于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他认为首先要“从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历来把佛教看做是“神异的”、“闲隐的”、“朽弃的”，这样就把佛教的真相蒙蔽起来了。因此，“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怪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他特别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佛”是“觉者”的意思，“故佛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亦非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万有实事真理的觉悟者;将佛亲自所觉悟的道理，如实说出来，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菩萨”也不是普通人所认为的“偶像”，而是“求觉的有情众生，即随佛修学，立志成佛的佛弟子”。所以，“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支论》，第431—435页)在这里，太虚法师把人间佛教思想阐释得最清楚不过了。它启导人们：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挥人间佛教思想的义理，其根据就是《坛经》中的两句偈语。所以他在这篇讲演中总结性地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能如此学佛，方称为真正学佛。”(同上书，第437页)

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40年代曾风行一时。1934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海潮音》月刊上，特地刊出“人间佛教号”专辑，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论文18篇，把当时佛教界开展的人间佛教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正是由于人间佛教思想在近代曾风行一时，因此佛教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新兴寺庙众多，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佛教组织和团体，如佛教会、居士林、净业社、佛教青年会、佛经流通处和佛学书局等。

(二)佛教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在大藏经的印刷和佛学辞书的编纂，佛教着作的大量出版，佛学刊物的发行，佛学院的创办，佛教出版机构的设立，讲经弘法活动的流行等等。

(三)佛教资生福利事业获得了空前繁盛，表现在一些佛教团体和寺院举办了种种慈善事业，如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佛教慈幼院等等。

这些现象充分表明，佛教在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片复兴的景象。当然，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有其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坛经》中有关人间佛教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当代佛教的影响

当代中国佛教界，对于《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更是大力提倡，积极弘扬。“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已成为当代广大佛教的共识。

早在193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就在回顾总结中国佛教二千年历史的基础上，根据《坛经》中的四句偈语，重新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并丰富其内容。在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把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提高到“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来看待。他在谈到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时，依据《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认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原。《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最后还特别强调：“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法音》1983年第6期)

十多年来，全国各地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佛教徒，在赵朴初会长的号召下，根据人间佛教的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在奉行五戒、十善和广修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广大佛教徒，发扬了佛教固有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服务工作。一些名刹大寺，先后成立了素斋部、法物流通处、上客堂等，以方便香客、游人，增强自养能力。特别是有些位于风景区的名刹大寺，配合国家旅游部门，搞好特色旅游，将一座座装点我国锦绣河山的庄严、美观的寺宇，开放供海内外游人瞻仰、游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资金，争取了外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些著名高僧和大德居士，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勤于着述，出版了大量的佛教学术着作，发表了许多佛教学术论文。他们到处讲经说法，编写了众多的佛经解说和佛学讲义。他们创办佛学院校，编写教材，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添瓦加砖的作用。

一些著名的高僧大德，还继承了中国佛教开展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应邀到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弘法访问。他们帮助海外佛教界人士共同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广交了朋友，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和佛教的现状，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外佛教之间和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维护了世界和平事业。

全国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时，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他们对社会福利机构、慈善事业和灾区人民、希望工程等，捐赠巨款，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良好风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当代佛教界人士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它在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下面对上海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的一些情况作些简要的介绍。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在明旸、真禅两位法师的身体力行下，努力践行《坛经》中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教义，作为弘法活动的指针，在促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成绩显着，贡献巨大，引起整个佛教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注目，博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一)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

以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为首的上海市佛教界，一贯重视发扬农神并重的优良传统。他们带领全体佛教徒，在坚持自身修持、树立良好道风的同时，积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近年来，上海市佛教协会复办了上海佛学书局，创立了上海佛教实业社，组建了上海十方实业公司和上海佛教朝山国际旅行社。各大寺庙则都办起了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等。广大僧众在管理寺庙、接待香客和游人以及开展各种佛事活动中，都以“净化自己”、“利益人群”的精神，群策群力，各负其责，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广大在家佛教徒，除了正信正行、爱国爱教外，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人物和生产能手。所有这些，都是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所结出的丰硕之果。

(二)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在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方面，成绩突出，贡献巨大。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在弘法活动之余，撰着了大量的佛教着作。其中明旸法师撰着了《佛法概要》、《海外弘法参访记》正续篇和《明旸诗选》等，共发行十几万册。真禅法师撰着了《玉佛丈室集》十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七种以及《佛法?社会?人生》、《禅与人间佛教》、《真禅禅藻集》等，共发行数十万册。他的《禅与人间佛教》一书，收录了《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一文，对人间佛教思想作了通俗而又精辟的论述。而他的《佛法?社会?人生》一书，所收录的《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社会道德》以及《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等文，均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深刻地阐述了佛法与世间人生的关系，大力宣扬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理，可说是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力作。

此外，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上海先后召开了圆瑛、持松、应慈三位法师的“佛学思想研讨会”;创办了《上海佛教》、《上海佛学院院刊》等佛学刊物;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召开了二届中国梵乐音乐会;编写了《上海宗教志?佛教篇》;资助有关单位拍摄明旸、真禅两位法师的《传记资料片》和六集电视剧《佛门春秋》等。

(三)发扬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大力发扬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各大寺庙先后共接待了国际友人、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近600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与此同时，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等先后65次访问了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协助海外佛教团体、寺院前往主持大型水陆法会的;有应邀前往讲经弘法、参观访问的;也有应邀前往参加各种国际宗教会议的。这些国际交流活动，广交了朋友，促进了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努力。

(四)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

上海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十多年来，在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的带动下，上海佛教界先后向各慈善团体、社会福利机构、灾区人民及希望工程等，捐赠了人民币近千万元。其中单是1991年夏季全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期间，上海佛教界即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1995年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将四众弟子为他祝贺八十寿辰的寿礼、香金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其中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50万元，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50万元，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中心小学50万元，其他希望工程和福利事业50万元。现在，上海佛教界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已形成一种风气。广大佛教徒都把这些善举看做是遵循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的基本教义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五)倡导“文明敬香”活动

近年来，上海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举措是倡导“文明敬香”活动。他们本着“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的精神，为了防止火灾，保护寺庙建筑，净化上海城市，特地倡导“文明敬香”，劝导香客进庙不点蜡烛，不大把大把烧香，而是只燃点一支或三支香，插在天井的香炉内，以保持殿堂清净，空气清新，香气宜人，使人们身心安宁和心灵净化。

多少年来，佛教寺庙总是希望香火越旺越好，而上海佛教界竟然倡导“文明敬香”，这无疑是对佛教传统习惯的一个挑战。但上海佛教界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下定决心，提倡“文明敬香”。这一举措，影响巨大，它不仅震动了整个佛教界，而且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社会各界对于上海佛教界的这一举措，纷纷给予好评。广大佛教信徒也由怀疑逐渐转向理解，最后积极予以支持。中国佛教协会特地发函给上海市佛教协会予以表扬，中外报刊纷纷为之发表评论，赞扬上海佛教界做了一件既有益于社会，又有益于佛教界的大好事。现在，上海的各大寺庙，每逢香期都随门票免费赠送给每位香客三支清香，受到广大佛教信徒的欢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坛经》中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之深远。它不仅影响到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影响到近代直至当代佛教的发展。目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港、澳地区乃至全世界，凡是弘传中国大乘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不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这些情况就从略了。

篇6：论酒神理论对巴赫金躯体思想的影响

论酒神理论对巴赫金躯体思想的影响

尼采的酒神理论突出了摧毁一切阻碍的酒神精神,从而凸显出唯我的欲望的.躯体向度.伊凡诺夫把酒神理论改造得具有了宗教色彩和集体价值.巴赫金的躯体思想吸收了二人的合理之处并融合了自己的“主动参与”维度,构建了一种凸显集体反抗意识的“巨大躯体”.

作 者：秦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2 刊 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3) 分类号：B83-069 关键词：酒神精神   共同联盟   巨大躯体  

篇7：论老庄哲学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影响

论老庄哲学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影响

本文认为,老庄哲学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庄哲学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人探究美的本质问题上的致思方向;二是老庄哲学方法论对意境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三是老庄的精神追求和哲学旨趣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审美取向.

作 者：李方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合肥,230039 刊 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Y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3 “”(1) 分类号：B223 关键词：美学思想   老庄哲学   美的本质意境   审美取向  

篇8：论孟子的诚信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论孟子的诚信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孟子关于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四个方面:把“朋友有信”上升到“五伦”之一的高度;对“诚”作出道德意义上的规定,并提出了“思诚”的命题;认为讲诚信应是人的本性使然,即性善论的必然要求;系统阐述了如何取信于民的思想.孟子的'诚信思想对后世直至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 者：唐贤秋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刊 名：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INA（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20(5) 分类号：B222.5 关键词：孟子   诚信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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