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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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论文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论文

【摘要】：现代性是当前文化研究中不可避免也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造成现代性问题的根源。现代性的兴起是对西方中世界传统的反转，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空间实践使现代性问题和空间问题紧密相连；“空间转向”正是对资本主义引起的现代性问题在当前语境中的回应，同时，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呼应，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关键词】：现代性；空间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启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现代化的开端，学者唐晓峰总结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时指出“资本的登场和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1]启蒙的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改造，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平等、发展以及美好的未来。然而，启蒙的理想家却未曾想到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带来的经济的、政治的、竞争性、战争危险等非理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对空间问题思考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回应，西方文艺批评界“空间转向”潮流、“空间批评”的兴起正是这种生存境遇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质疑和反思。

一、现代性的兴起

什么是现代性？戴维・哈维引言波德莱尔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现代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各界都在关注的焦点，那么现代性是怎样生成的呢？

“现代”一词英文为Modern，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总括性的词语。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在其著作《关键词》中对“现代”一词进行了梳理，Modern“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oderne、后期拉丁文modenus。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modo――意指此刻。”[2]在早期的“现代”一词英文的含义接近contempororary，意思为现在所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我国著名学者汪民安在其《文化研究关键词》也对“现代”一词有专门论述，在词源方面“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3]可见现代一词在西方社会出现较早，并且，表达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意义。威廉斯指出“modern的纸面意涵实际上等同于‘改善的’（Improved）或‘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4]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往往针对的是时间上的中世纪，并且，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生产、观念等方面体现出不同性，对过去的事物不在留恋，甚至为了理性的规划，将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予以消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有关。”[5]

以上一些论述显示出“现代性”的双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中世纪相区别的社会时间阶段。现代性经历过最初的萌发、稳定的过程和迸发的突显，此为时间气质的现代性思想。其次，作为“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改变（改造）。这种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的转变，戴维・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反过来一样是可行的――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们看到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种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具体看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确立正是一种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国家讲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则，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即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第二，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工业经济、商品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封建的自足经济和庄园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启蒙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规划，通过科学的观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维去发展、追求一种人类的解放。“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为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6]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观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须受到它的审判。第四，人的现代性的体验。在现代的历史社会中，人类既作为主体进行着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是作为客体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内在世界的体验来解释这个世界，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物质实践的过程，现代性不可避免同时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将时间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7]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间实践，都市成为现代性的标志。

二、现代化都市和空间实践

现代性问题与空间性的问题联系密切，造成断裂不仅是表现在时间方面，空间的分离更是其显著的标志。都市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主导了空间的裂变，“1848年之后，现代主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8]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在只是单一的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并且，“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设和管理成为现代经济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间本身按照资本的志趣和生产逻辑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不断变换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10]资本主义要求对空间“巨大”化的追求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利用、收益的最优化，这种整体上的要求却是与单体个人对空间诉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并且，随着空间实践过程的加快这种矛盾也会愈演愈烈更加尖锐。

理解这一过程最需要我们抓住的的是空间的改变对处于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的影响，空间生产这一实践过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文化语言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现代性与空间问题的关联中，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及灵活转换的积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以空间为重要平台张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犯和反思，继承着自由人类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展开丰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对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延续。

三、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

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的体验，对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按资本的逻辑）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对都市大众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此时的语境中，时间的表达显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理论，人们在全新时空体系中寻找生存的表达话语，空间批评成为人们对自我生存体验的最新解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只是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带着不同的规划以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11]对空间的这种关注，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多种角度地进入了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互动。“空间转向”和文艺批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文艺理论中空间问题得以重新把握。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从空间的角度注视文学成，同时，文学的空间批评本身也是空间理论中最具美学意义的表达。通过对空间的关注表现为对空间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间批评，文学“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2]西方学术界这种空间理论和文学批评相互交融的情景不仅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理论的展开、交互和建构。

在当代空间的理论视野下，政治、消费、民族、阶级、国家、性别、意识形态等在空间实践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艺实践的过程与这种异质性的场所交汇，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人类关注自我生存、参与改造世界的理想。从空间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理论平台注视文学与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关注自身的理论方式，人们在诗人的心灵之中也进行着空间形态的文学体验。文学艺术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文艺实践和空间实践是同步一体的，并且，这两种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批评形态都在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文学的体验空间以展开对深层资本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使空间实践和文学表达辩证统一，方能全方位、深层次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城市化的问题，同时，空间则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创造性的破坏”成为都市空间生产的标志，空g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空间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并且，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迅速成为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的尖锐武器。文艺批评也正是在于“空间”问题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评理念，同时，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唐晓峰.巴黎城记・序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M].（美）戴维・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化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37、136.

[1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篇2：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摘 要：传统的中国乡村存在着“礼俗社会”、“面对面的文盲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这些传统特点，但是这些传统特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带来的新的表现却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动性差的问题，农村科学技术推广难的问题，到“差序格局”中执法犯法的问题，再到农村行政、司法制度问题等，这些都是从传统乡村中国社会的特点中繁衍出来的。要解决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就需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

关键词：乡土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

(一)、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土气”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几千年来，人们都是依靠着土地来不断地繁衍生命的，可以说我们的民族确实与泥土不可分割，因为我们有着两千多年来的农耕文明，农民靠农业来谋生，自然也就被泥土黏附着。多年以来我们从土里生长出了光荣的农耕文明，同时也受到土地对农民的约束。农业对于游牧业或工业不同，游牧业可以逐水草而居，工业可以择地而居， 但是长在地里的庄家是不会自己跑的，所以作为伺候庄家的农民也是走不动的。所以中国乡村中的农民身上是沾染着一股“土气”的，这“土气”是因为缺乏流动造成的。是由于农业自身的特点所带给农民的。因为，依靠土地的人，就不可避免的世代定居，而迁移就不能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成为了一种变态。[2]在农村，像这样缺乏流动性的状态不仅存在于人与空间的关系之中，也体现在人与人空间的排列关系上。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这种特质就流传了下来，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特征。

(二)、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愚人”

乡下人在大多数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3]其实，这里乡下人的“愚”就是指他们认识的字少或者是知识不及他人。但是，在这样的一种乡村文化中，这种“愚人”是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的。在中国的乡村，由于“土气”的原因，造成了乡村流动性差的结果，再这样一种环境下，人们就很容易在“熟人”的眼中长大，那么在“熟人”的社会中就会存在一种社群，这种社群就被称为“面对面的社群”。这样的一个社群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甚至就不用见面就可以知道对方是谁，他们可以通过足声、气声，甚至气味来进行沟通。所以，在这样一种社群中，农民就可以抛开比较间接的“象征性原料”，实现更直接的会意，并且他们的话自然就不多了。在这种世俗环境下，文字和语言都不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4]这种不用识字和更多知识交流的方式就是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愚人”，这种特质也为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三)、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私病”

在乡村社会中“私病”其实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种维系着私人道德观念的产物。在与西方进行比较后发现，西方的乡村社会中常常由若干个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而我们就不会这样清楚的界定这个范围，在我国的乡土农村中的格局更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湖里所推出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所推出的波纹的中心。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所推动的波圈是不一定相同的，然而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到的就发生某种联系[5]这就是中国乡村传统结构的特点，在这种结构中就没明显的包含着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但是，这种社会的基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把社会体系变成一种自我主义和公私相对性主义，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并把群己关系界限给模糊化了，使得我们站在一个关系圈内向内看是公，向外看就成为私了。

因此，我们就成为逐渐从个人推出去的乡土社会关系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私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乡村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能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某种。[6]这种社会特性为以后的社会现代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礼治与无讼

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由于“土气”所带来的熟悉使得这个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礼治秩序。礼是从社会教化中逐渐养成的个人敬畏情感，人服于礼是主动的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制度权力所推行的。[7]这就显然和法律不同了，法律强调的是外在的约束力，个人的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制约和惩罚是由外在权力强加于个人的。然而礼是经教化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的过程，是一种合式的方式。这里的“礼治”是不同于人治的，他是一种传统是于个人好恶无关的一种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乡村中大部分的纠纷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的，从而这种“无讼”传统也就纳入进礼治的秩序之中了。此外，礼治社会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它是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形成的。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

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现代化在中央政府强力推动下开始付诸实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农村政治体制中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恢复了乡镇作为国家的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同时赋予村民充分的自由权利，实行了村民自治。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以

篇3：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美学规划探析论文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美学规划探析论文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城市规划的合理与否越来越关系到一个城市能否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而作为市政建设内容的城市规划，在解决城市建设和发展目标的核心问题同时，合理运用美学特征提高城市等级定位及城市文化建设品味及质量。本文旨在对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凸显现象进行分析，运用美学特征对城市未来发展做以探究。

随着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不断深化，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基本概况，缺乏城市独特的人文性美学特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越来越受限于不合理的城市规划。而美学特征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一环，已经成为提高城市建设品味，增强城市环境质量，深化城市文化底蕴的必要因素，综合运用美学特征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使城市在经济发展浪潮中体现本城市的文化内涵，彰显宜居性、人文性的城市底蕴。因此，本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城一面”现象进行剖析，从美学特征入手探讨城市人文性的传承延续，使历史文化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并依据美学特征对城市功能分区进行前瞻性规划设计，力求在城市规划的初期阶段破除“千城一面”发展现象，使各城市能够依托自身文化价值发展为独一无二的特色城市。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城一面”现象

在全国的城市发展现象中，都经历了破除传统建筑形制并发展现代化工业建筑类型的“千城一面”进化过程，资料表明，在前，能够代表或体现中国农耕文化的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有5000个，而如今只剩下不到3000个，而这个数量也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而逐渐减少，这一进程的'发展不仅是由新阶段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工业化程度加深，行政导向作用的统一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断层现象带来的文化缺失，使城市失去个性文化特征，趋同发展。

(一)经济工业化进程促进城市加速发展。

作为“千城一面”现象最直接的推手，无疑是经济因素。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城市新增建筑数量的多寡是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能力最直接的体现。而新增建筑却未完全依托城市规划的结构形态和的空间布局原则，形成了与城市本身文化特质所不符的现代化高楼大厦，而整体性的城市规划无法完全发挥自身功能而畸形发展，直至被搁置废弃。

(二)行政导向作用促使城市发展统一化。

在城市发展的规划过程中，行政导向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现代化新城区的发展，大多呈现功能分区式分别发展的状况，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缺失地域文化特色、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与自然环境等状况不相协调等问题。同时，作为行政导向发展下的城市规模，也多以其他大中城市为模板，缺失本地区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

(三)历史文化断层现象导致城市缺乏个性特征。

城市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现如今的城市概况却缺失了文化传承因素，脱离了地区发展的根源，割裂传统与现代性的关联，盲目拓展城市规模，缺失地域文化特色，使城市缺失发展个性。从历史文化的美学特征来看，各城市均有属于自身的魅力所在，深入挖掘城市传统文化，不仅是对历史文明的继承和保护，也是提高城市文化品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城市美学特征的人文性体现

(一)城市文化传承性和延续性。

城市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文化风貌和当前的文化追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对传统形制建筑进行拆除改造修缮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一定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多是将西方城市发展规模和进程强行移植，形成相似度极高的城市发展现状，而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却在城市发展中荡然无存。

为了打破各城市高度相似性的状况，应深入调研并发掘本地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状况，将城市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将地区文化进行推广发扬。

(二)城市建筑美学的构成价值。

在城市空间规划过程中，依托原有自然地理格局，对城市中各因素进行美学布局，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文化内涵，融合民俗美学及现当代设计，传承并发展城市传统的静态美感与时代性动态美感，凸显人文性情怀。

(三)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标志性建筑。

保留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并依托该地理标志对周边建筑形制进行整体规划，明确区域功能，使其促进城市的长期发展，形成完善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在美学角度看，历史建筑能够保留至今，也与现代建筑在形制上形成视觉化对比，彰示历史文化内涵。

三、城市美学的前瞻性规划设计

为了有效避免“千城一面”城市规划建筑现象，在对城市的整体设计规划中，应考虑区域文化内涵，依托历史文化底蕴对城市做以前瞻性的规划设计，形成既保留传统元素的现代性建筑形制，也发挥现代性设计因子潜能的新型城市美学规划。

首先，深入调研历史民俗文化，对民俗等传统文化场所进行保护性修缮，形成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发出结合自然景观等内容的传统民俗场所，体现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区域化的美学研究价值和艺术氛围;其次，针对城市核心区域内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筑形制，遵照美学特征对该建筑类型进行整体设计，规划出符合本地区特色的新颖城市风貌，丰富城市内涵。

四、结语

总之，在城市规划的发展战略问题中，结合地域文化美学特征，做出符合区域实际需求、适度彰显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美学规划。有效杜绝“千城一面”城市发展窘况，使城市处在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之中。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对城市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结合美学特征所作出的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的新发展，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由方向。

篇4：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教育过程优化运行对策初探论文

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教育过程优化运行对策初探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育过程 优化运行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人在教育实践中被不断的异化。教育成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以培养标准化人材为目标。人类对科学的崇拜导致了功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取向，无视了教育与生命的交流。本文从当前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探寻学校教育过程优化运行的基本对策。

教育过程是通过影响教育活动的性质和价值直接导致现实教育结果的教育活动，它并不是教育目标与教育结果之间的中介或形式，因而，教育过程的优化运行需要撰弃对教育过程结构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强调和对某一局部过程的特定突出，需要对各要素关系动态的分析，寻求各因素和各局部过程之间一种新的互促关系，最终建立教育过程优化运行的动力机制。

1、现代化进程下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有了人类的教育活动，也便有了教育过程。①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以过程的形式存在，又以过程的方式展开。离开了过程就无法理解教育活动，更无法实现教育目标，过程属性是教育的基本属性。应试教育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它忽视乃至无视教育的过程价值，以追求功利为目标。教育机构变成了加工厂，教育过程被简化为工厂操作的生产流程，所有的人被视为加工所需的原料，被制造成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教育就是为学生开设统一的课程，采用统一的灌输式教学，而不考虑如何使教育适合每一个学生；课程内容被人为化的分割，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删去，学生在被动中获得知识，被塑造为理性化、知识化、单一化、规格化、标准化及集体化倾向的个体。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人类只看重如何运用手段来实现目的，却忽视甚至无视所实现目的的本身其价值是否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一切教育目的都渗透着功利思想，人类的精神价值和情感遭到漠视。教育把人视为“物”，成为了“见物不见人”的教育，人被当做“工具”来培养，被当做“人力”来“生产”。教育的长度和广度得了增长，可是却以失去深度为代价；一切的教育活动只剩下了目的而没有了过程，成为了目的的奴隶。

2、学校教育过程优化运行对策分析

教育过程的优化运行，讲究的是要联系具体的教育内容和真实的教育情境，不能以谋求“功利结果”为目的，要时刻关注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整合，要在“真理”与“幸福”之间谋平衡。②需要反对割裂的、片面的、机械的、功利的教育目的，而应当崇尚的是教育过程整体价值。

2.1教育过程应以追求人的终极价值为目标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还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力，对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非常低，由于梦和一些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出现，于是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关于灵肉分离以及神创世界等观念，接着也就形成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这是最初的原始宗教的反映。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后期，人们的研究开始走向自然、人本身乃至宇宙的时候，宗教体系和哲学思维渐渐融入了原始宗教，从而出现了以探寻人类生命意义与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系。本体论就是古代哲学最早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本体是一种存在，是融合了世界运行的规律、最伟大的力量，人生意义及万物产生的最初原因等因素的存在。教育的`原初含义为“引出”。柏拉图认为，现实中的教育不可能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能把灵魂里没有的知识通过各种手段灌输到灵魂中去，就好像瞎子的眼里永远不可能被植入视力一般。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关爱人的灵魂”，“使人的心灵和谐并达到完善”。③真正的、好的教育无法对人的灵魂进行植入，只能促使灵魂转向。生成性思维的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发展不是仅仅通过知识的量的累积来实现的知识的获得过程,也需要达成接受、理解、内化和意义升华的整合，因此，知识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唯一重要的。

2.2打破教育过程中的时空划分

海德格尔认为，人必须要继承过去的遗产，只要充分认识到“过去”对人类的发展意义与教育意义，人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人的生命是在对话中获得的，这种对话指的是个体与自己的过去乃至整个人类的过去的交往。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的过去，并将过去纳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④教育同样如此，要对过去的生命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到教育系统中，并吸收到现在的生命中。将来内隐于现在，如果只注重过去，而割断了现在去将来的联系，现在也失去了自身的内容而走向崩溃。⑤   同样，任何教育活动的运行永远不可能只存在于一个教育空间内，而是在多个空间中进行转换，任意一个空间的形态都会对教育本身的进程与实践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会改变某些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空间的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更为关键的是，会对整个人类生存系统产生影响。在教育空间转换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进程的整体构架就会发生变化，一旦人类的生存空间发生变化，就预示着人本身也会产生变化，空间不同就意味着世界不同，社会的发生、发展不同，这种差异会对世界的“存在”产生影响，而改变了“存在”就等于改变了人本身。

2.3教育过程回归生活过程

人的存在的本来面目，是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存在，真实的人存在的目的就是这些个人的现实生活以及为了生活的劳动，而这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生活、历史、存在、社会等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是由实践活动、劳动创造产生的，因而，他从实践活动、劳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存在，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或者是一种劳动。而这种实践活动是以社会历史为基础条件和实质，因为，社会历史不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因而还须从人的角度把握历史。教育不是抽象化的、自存的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处于当下历史进程中的、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生成与改变着的活动领域。教育是一个由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具体个人组成的社会活动，教育是人的世界，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活动。教育是人类在理想的维度上追求自我保护、自我发展从而增加更多的生存机遇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生命活动选择了教育活动。教育的内涵随时代发展又因教育学者的理论旨趣不同而不同，但从教育的使命来说，它总是或应该是关注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它总是应该与人的发展、人的未来和人的解放这一理想联结在一起的。教育是人的生活需要，教育在人的生活中，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为了生活需要而建构的一种生活样式。

3、结语

正如，《学记》开篇所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在人文关怀指引下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可以真正享受生活的愉悦，探寻生活的真谪，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只有坚持教育过程中的“情感重于智力、人性优于物性”的人文禀赋，教育的目的和过程才能实现完美的契合。

注释

①柳海民.教育过程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6.

②郭元祥.论教育的过程属性和过程价值生成性思维视域中的教育过程观[J].教育研究,(9).

③刘铁芳.走在教育的边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11.

④[德]O.F.博尔诺夫著.教育人类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6.

⑤[英]A.N.怀特海著.观念的冒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23.

篇5：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

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

引言：

面对文学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处境，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主流文学，传统文学的完整性、趣味性，开始趋向平庸化、零散化，加之网络文学的出现及相关理论视阈和阐释方法的应用，也起到了一定消极作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空间理论融入文学研究中，这一研究思路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僵局，进一步扩宽了研究范围，为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增长极。基于空间转向视阈对中国现代当文学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揭示文学空间的主要途径。

一、空间转向视阈

空间理论是近年后现代学术中的热点，提出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空间是世界基本构成要素，空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以至于对其进行界定变得非常困难。人类很早就在考虑空间相关问题，但对于事物空间向度的研究却比较滞后，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空间概念会因文化差异、科技发展的不同具有不同意义。古希腊学者柏拉图认为：“空间是一种永恒的、不容毁灭并为一些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住所，可以被感知，却无法界定的理性存在”。空间转向主要研究的是物质性空间、再现空间、概念空间、表现空间等等。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同时更会改变研究方式、言说方式、思维方式、阐述方式[1]。空间转向视阈下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研究范式、内容，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格局，在中国现代当文学研究中应积极融入空间转向理论。

二、中国现代当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当文学是在社会内部发展历史性变化条件下，受外国文学影响后形成的新文学。中国现代当文学不仅受外国文学影响，还受社会文化影响和古代文学影响，表现着现代科学民主思想，不论表现手法，还是艺术形式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构建了新的文学体裁。中国现代当文学是指一九一七年至今的文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当代文学、现代文学[2]。中国现代文学，又称新文学，包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等；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当代文学多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为主要文学内容，这些作品具有一定政治色彩，追求文学史诗性效果，人物阶级属性鲜明，代表性人物有秦牧、刘白羽、刘心武、余秋雨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属于相对独立的学科。八十年代后期陈思提出新文学整体观思路，自此之后两个学科渐渐开始向融合趋势发展。

三、空间转向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末空间理论融入文学，文学空间理论诞生，在空间转向视阈下文学研究者开始走进文学空间。空间文学不仅指文学中的再现空间，也包括着文化空间、文学想象空间等。空间转向视阈下文学空间理论融入文学研究，突破了文学研究局限于时间向度研究的传统模式，将空间向度应用到了文学研究中，以现代空间理论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及支点。空间在文学中的表现、特征与文学审美的.内在相关联，影响着文学空间审美特性，所以在文学研究中研究文学空间十分有必要。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研究中心化、本体化的排斥，对文学空间向度进行了思考，更加关注了文学的社会性，空间性。例如小说作品中都具有一定地理学属性，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由视野、地平线、边界、场所、背景、位置所组成。每一个角色都占据着不同地点和空间，这些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就是文学空间的体现。这些文学空间的产生和构建受时代潮流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是作者主观意识的表现，表达着作者文化记忆、思想情绪、历史想象，具有一定意象性。作者笔下的城市空间、世界空间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而是一种想象空间，具有文化意义，所以空间形象并不完整。传统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范式忽视了文学空间表征功能和意象性，缺少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并不能很好的揭示文学空间的再现功能与构建及文学产生的内在机制。而基于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以空间向度范式为主，把空间构形作为文学产生内在机制，通过文学空间产生因素，分析文学形象及揭示心境，发散研究者的范式、思路。

结束语：

传统文学研究局限性较大，难以揭示文学内在机制，忽视了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基于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融入了更多理论资源，拓展了研究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范式，使中国现代当文学研究走向了新阶段。

篇6：浅谈现代化技术背景下文山苗族服饰的现代化进程论文

浅谈现代化技术背景下文山苗族服饰的现代化进程论文

随着生产工业化和市场商品化的发展，在主流文化审美观念的影响下，通过对机械化生产方式和化纤产品的引入，文山苗族服饰发生了诸多变化。文山苗族按自称分为七个支系：蒙司、蒙豆、蒙邶、蒙巴、蒙颛、蒙叟、蒙刷，由于不断迁徙和发展使得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支系服饰风格各异。从艺术特征上看，主要经历了色彩由素雅到艳丽、类型由少到多、装饰由简到繁、风格由个性到同一的发展过程；从技术特征上看，主要经历了手工艺时期（游耕时期 + 农耕时期）、半手工艺半机械化时期（1949年～）、机械化时期（20至今）三个阶段。

1 手工到半机械化的生产趋势

据《麻栗坡县志》载“：清代，人们的穿、戴、垫、盖都是妇女手工缝制，式样一律传统老式服装，缝制牢固，但进度缓慢。19，曾方钧从马白街带着一台英国产的缝纫机进行机械缝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缝纫业发展较快，缝纫机逐步代替手工业操作。1956年在各乡镇相继建立缝纫社（组），进行整体缝纫。1985年以后，集体企业基本停止，个体经营也因外省、外县服装的涌入，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体，所生产的服装也只能到乡村集市上销售。1993歇业。”

20世纪80年代，文山县逐渐兴起了一批以机械化生产和加工苗族服饰的制造工厂和企业。例如，江花民族印染厂、提花厂、个体私营企业等，预示着民族服装的生产力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江花民族印染厂（以下简称江花厂）是文山最早的本土民族服装制造企业，位于云南省文山市开化镇花桥村，创办于1991年。江花厂早期以苗族传统服饰的制作为主，掌握精湛的苗族蜡染、刺绣、缝纫等传统工艺。1993年运用丝网印刷批量印制传统蜡染图案并深受欢迎。90年代江花厂就已实现了统一化、规范化、机械化、批量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

文山县七都云霓绣庄为外来企业建于，以生产机械提花为主，是目前文山州最大的花边厂。现拥有电脑绣花、激光雕刻、超声波压花、邹花、粘胶花、服饰加工、民族工艺品加工和画框制作等工艺。其产品多样，品类丰富，满足了一个要求多变与多彩的苗族服装市场需求。手工的衰落与机器工业的兴起紧密联系，这种衍化过程是被动与主动选择的结果，是生产主体在面临市场化形势下，传统服饰与机械化不断适应和融合的过程。无疑机械化的加工方式推进了文山苗族服饰的现代化进程，也推进了文山苗族服饰的产业化、商业化模式的发展。然而，传统符号被植入电脑，被无限机械性的重复。人的身体的技术（手工技艺能力）退化，从而服饰中的想象力、神秘感也随之消失，传统服饰的诗性韵味也无从体现。

2 商品化与手工艺者的职业化

1953年国家开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浪潮对山区民族的冲击，云南苗区的经济状况基本上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洪流的冲击下，苗区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传统观念开始更新，可以说机械化与现代化催生了苗族服饰的产业化与商业化。早期苗族妇女们每逢街天会到集市上将手工丝线、布匹和服饰售卖以获生活所需。久而久之，部分群体专以销售传统苗族服饰为主，形成了早期的个体私营模式，出现了手工艺者职业化和苗族服饰商业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江花厂的成立为标志，文山苗族服饰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文山商圈的发展，苗族服饰形成了产品销售与服务相结合的一体化模式，并通过款式设计的推陈出新获取客源和商机。

商业模式的开发和拓展是现代苗族服饰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得以继续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机械化花边、花布、刺绣、染布等装饰材料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装饰方法、广阔的选择空间，丰富了视域体验；另一方面，机械化生产取代传统手工劳动，并使妇女从传统劳动力中获得解放；其次，大多民族企业和其他中小型企业迅速崛起，并带动文山苗族服装产业的发展与完善，加速了苗族服饰的机械化过程。可以说，轻工业产品的输入改变了苗族妇女的`传统加工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消费行为习惯、审美风尚、生产生活以及苗族传统文化等。手工艺者职业化推动了苗族服饰商圈的扩大化，同时对市场、消费和审美风尚具引导性。

3 机器复制引发传统苗族服饰文化的消解

风格是指艺术品形式上的特征。传统风格可以看作是对“祖先风格”的传承与延续，是相对现代风格而言的形式内容。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下，传统风格体现为原始自然主义风格，它体现为对大自然的依生与审美，在解决保暖问题的同时，服装样式与装饰纹样主要来源于对祖辈的学习与模仿，并包涵了亚文化的集体记忆，带极强的叙事功能。改革开放后，在机械化生产的辐射作用下，从服饰所运用的材料到服装的样式，以及加工方式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形成以制造厂、花边厂为核心向各县、乡镇、村寨为点的辐射路径。其商业空间显示为材料制造厂、服装制造厂、设计工作室、批发零售商、家庭制作、旅游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模式。

分化后的苗服市场相互交织和影响，现代化产品为主导地位，机器复制是成为服装制作的主要手段，传统手工艺力显势弱，解构之后的服饰，形式大于内容的传达。传统工艺被当代人移植、拼贴，被外来文化改造、嫁接。这种传统风格的分化，实质在于对传统苗族服饰文化的分解，并在演变的过程中将其异化。传统符号因无法通过主体技艺和群体记忆进行传达，传统符号无从解释与传递，当理性的机械生产取代情感化的丰富创造，则会造成传统符号的陌生化与平面化。风格分化背后指向社会体系的分化，这种分化直接作用于文化的分化与断层，主要体现在：首先，实践经验的无法继承，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了传统生产经验，传统手艺无法继承。其次，工业产品取代传统媒介――麻，传统符号上的宗教信仰与情感无从依附，传统文化被消解。这种对服饰的分解现象实质上是文化变异与符号消解的表征“。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当技术发展到最高形态，机器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思考，而文化沦为机械的附庸，并产生新的文化形式。

4 小结

依赖着机械化快速演变，在传统形式与现代技术相互碰撞时，通过自身对现代化环境的适应，引发形式与内容上的消解与异变。机械化可能使传统服饰文化消解，甚至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与异化。所以说，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对传统苗族服饰的影响，对其发展和保护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篇7：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

[1] [2] [3]

篇8：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关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论文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关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论文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在检验城镇化发展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1年间，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互动效应，自2007年开始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进程具有推动作用，且金融发展效率比金融发展规模对城镇化发展贡献更大。要加快区域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的城镇化联动发展，必须致力于加强与邻近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还应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提高财政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引言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而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城镇化俨然已经进入了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关键阶段。城镇化长期囿于传统的投融资体制，城镇化发展一直受资金瓶颈制约。解决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一方面是增加财政投入，当然仅靠财政收入往往杯水车薪，这就需要金融资本发挥作用。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是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助推器，它不仅应该为城镇化的进程而融资，也应该为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型而融资。所以，如何完善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有效发挥资金融通的功能，为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必要的金融资本，是当下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有关研究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已有文献来看，大多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除个别文献外，大都支持这一观点，即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城镇化会进一步促进金融深化。从实证分析来看，大部分文献都是基于时间数据或面板数据进行经典的计量分析，其主要问题是忽略了城镇化、金融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互动效应。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的过程，而我国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现象极其普遍，2013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45亿人。并且城镇化本身就是人口、产业的空间集聚，所以，将城镇化的空间依赖性考虑进去，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可以更客观地衡量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从而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建议。接下来，本文将针对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市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研究中国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选取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相关变量，具体如下：

1.城镇化率(U)。本文中以非农业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率，其数值的高低表征城镇化的进程;

2.金融发展(F)。由于金融发展表现为三个方面，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效率，但由于长三角地区涉及到两省一市，反映地级市金融发展结构的数据资料难以获取。所以，本文选取两个变量共同描述金融发展情况：以储蓄贷款的比率表示金融发展效率，以贷款与GDP的比重(FS)表示金融发展规模;

3.经济增长(EG)。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有很多，需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增加模型的解释力度。由于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源动力，且经济增长会通过多个方面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因此，本文以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16个长三角地区地级市的2003～2011年的年度面板数据，来源于2004～2012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人均GDP已通过价格指数转化为实际的人均GDP，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SL及金融发展规模指标RLG都已转化为百分数。

(二)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阈值距离(Threshold Distance)的空间权值矩来计算2003～2011年长三角16个地级市的城镇化率U的空间自相关Moran’I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2003～2011年间，16个地级市的城镇化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在“非典”发生的2003年之后，16个地区空间自相关性大大减弱;从2007年开始到2011年，空间相关性又开始逐步增加，尤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的空间自相关性出现了显著增加的趋势。所以，总的来看，除了“非典”之后的两三年之外，其他年份的城镇化率均表现出逐步上升的空间自相关性，也就是说各个地级市城镇化的空间依赖性在不断加强，在城镇化的定量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这种逐渐增强的空间相关性效应。因此，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16个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的金融发展推动因素进行研究要比传统计量方法更为适宜。

(三)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

本节中，选取2003、2006、2008、2011年四个时间点对城镇化水平的金融发展推动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分析，采用的模型为普通回归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所得结果见表2、表3。可以看出在这四个时间点上呈现出相同的规律：无论从“R-squared”还是“LogL”来看，三个模型中空间滞后模型拟合优度都相对较高;在四个年份的SLM中，FE、FS、EG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是显著的，这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FE)、金融发展的规模(FS)对城镇化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以2003年为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金融发展的效率每提高1%，则城镇水平平均提高约0.29%，金融发展的规模每提高1%，城镇化水平平均提高约0.23%，其他年份的回归系数均有类似的解释，在此不一一赘述。从时间维度来看，解释变量FE的回归系数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对于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贡献正逐年加大，而金融发展的规模对城镇化水平的贡献随时间变化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但2011年贡献明显减弱。此外，在各个时间点上，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城镇化的贡献都比金融发展的规模大，而且这种贡献差异在逐步增大。这也反映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金融发展效率相对于金融发展规模的重要性，只有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才能更好促进城镇化的进程。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为：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互动效应，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进程具有推动作用，尤其是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发展具有较大的贡献。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区域联动，形成协调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城镇化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而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上海、南京、杭州特大城市的城镇化率很高，但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承载力有限;而湖州、嘉兴等城市各方面优势明显，但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扬州、泰州、南通等城市属于长三角地区相对落后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低。所以，长三角地区首先应打破按照行政区进行同质化发展的惯性模式，依托日趋完善的区域交通的优势，结合各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环境禀赋、经济社会基础等，优化产业布局，协作发展优势产业，以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实现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互补式、共赢式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推动整个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其次是由单一的经济一体化向社会、生态等要素的全面一体化发展，推动城市病比较明显的大中城市进行功能分解转移，突破资源环境、社会福利等瓶颈，形成人口、产业、社会、自然等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城市群健康持续发展，从而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程。

二是提高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效率。相对于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面对巨额资金需求，而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式城市经营获取的丰厚收益无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必须转为“投融资体制改革”城市经营模式。从本文得到的结论来看，金融发展的规模和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城镇化的进程都具有推动作用，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更大。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就是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其关键是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效应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所以，应通过相关的政策扶持将金融资本优先配置给高新技术、公共服务、环保等领域，以提高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承载力，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针对长三角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应继续加强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放宽民间金融进入的门槛，加快发展区域性民营商业银行，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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