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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社会正义问题论文

时间：2022年12月12日

来源：小猫眼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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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政治哲学社会正义问题论文，本文共9篇，欢迎您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小猫眼”提供。

篇1：政治哲学社会正义问题论文

政治哲学有关社会正义问题论文

一、社会正义的基本含义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滥觞于道德观念，但是正义的观念及其判断始终是指向社会的，既指向这个社会的制度，亦指向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正义的问题却一直被看作是道德的问题，因此正义的判断被归为道德的判断并与之混合在一起得到处理。将正义与其他道德判断区分而使之具有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政治的意义，正义判断所指向的社会和国家的行为和制度属于政治领域。

当我们说正义判断指向社会的行为和制度以及人民的行为时，其关注的乃是决定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以及依此而发生的行为。现代社会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规范关涉如下一个基本问题，即哪些社会利益是应当平等地分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之所以会被多数人称为正义的，正是因为它们使这类规范的部分付之实现，而自由和民主社会之所以仍被人们看作不是完全正义的，或者仍然是不完善的，正是因为在哪些社会利益是应当平等地分配这一点上面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冲突。

正义就基本利益的分配而论，至少关涉两个层面的事情：第一，权利和资格，第二，实质的利益。在现代政治哲学的争论中，虽然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权、或者获得其他社会利益的资格的'平等分配依然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但是巨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实质的利益的分配上面。正义规范的普遍性之所以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乃是因为一旦它被承认为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那么它对其他制度就会具有强制性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它必须将自身的普遍性贯彻到受这个基本结构制约的所有其他制度中去。

二、社会正义与再分配

实质利益的分配对于正义的原则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人们甚至可以简单地从社会-历史的事实说起，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群体的实物的或其他类似东西的分配向来是体现社会正义的应急的或特殊的措施，比如社会救济和公共工程就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在今天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之中，由于权利和自由权的平等享有并不承带其价值的平等，相反倒是承带其价值的不平等。权利和自由权与其价值分离的可能性除了个人的意愿和努力之外，来自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实质利益的不平等享有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况，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原也是无所谓权利和自由权的分配的，因此，平等地分配这些利益乃是人类自觉的社会改造的目标。自由至上主义对这种状况持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把社会的不平等看作权利和自由权的结果。

实质利益的分配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对于受惠者是如此，对于施惠者也是如此。从直觉上来说，当一个社会之中存在着相当数量根本无法实现自己权利和自由权价值的人时，那些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权在实际上就成了某种特权，即使对于自由至上主义来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因为存在着社会合作，再分配就是必然的，如果拒绝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再分配，即使超弱意义的国家也无法建立起来。再分配就意谓实质利益的分配，而非单纯的权利和资格的确认。仅仅就生命权而言，实质利益的分配就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关涉到第二个问题，即何种实质利益的分配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牵涉到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关系，因为在这里讨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分析，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涉经济的因素，同时关涉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因素。比如，生命权（生命权是否改为生存权？）所涉及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就牵涉到保障的程度，比如何种生活水平是一种最低限度必要的水平，这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取决于主流文化对必需生活条件的观念，而这在不同的社会里有其极大的差别。

所以在正义原则之中，实质利益与权利和资格的分配就有巨大的区别，权利和资格的分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并且永远保持其有效性，而实质利益分配无法一次完成而保持永久的有效性。实质利益的分配应当针对人类的特定境况，而不应当针对特定的群体。这是保持正义原则普遍性的重要条件，实质利益的分配一旦针对特定的人类群体，那么正义原则就无法维持其普遍性，而成为个例处理方案，在这种情况之下，正义原则就不可能用以建设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社会正义与历史不正义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结果使当代的正义理论和实践面临一种超出以正义原则建设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难题：如何措置历史不正义及其后果。

以权利和自由权为核心的正义原则始终是面向未来的，并且假定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在面对群体以及家庭一类的问题时，自由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而历史不正义虽然也出现在个人身上，但更多的或主要是发生在群体上面，由群体而累及家庭和个人。像美国的印地安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而遭受屠杀，而是因为群体，即因为他们是这块土地的本来主人，并且与欧洲移民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不同族类而遭受几近灭绝的屠杀的，侥幸生存下来的少数也受到强制的、半强制的或潜移默化的同化。当他们最终在美国获得政治上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权时，他们作为一个强大民族独立发展而进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或者生活在保留地里，虽然受到特殊的照顾，但看来除了简单地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之外，难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作为个人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从而完全失去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特征，就像美国的黑人一样，但却为个人生涯的成功开辟了较大的可能性。黑人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这一点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美国人意识到的，并且经过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才得以实现的。民权运动催生的美国的民权法虽然保证了黑人的同等权利，但是，历史不正义却使作为一个种族的黑人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乃至心理方面都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他们作为一个族类无法与白人进行平等的竞争。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一点是，今天任何可能的正义原则及其制度都是以历史不正义为背景的，尤其当这些历史不正义并非发生于遥远的过去，而是在这些正义原则制定的当时，而其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那么正义原则及其制度就始终会遭到历史不正义及其后果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在受历史不正义之累的族群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淘空正义原则及其制度的基础。

篇2：社会哲学论文

关于社会哲学论文

一、经济建设领域的基本原则

（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表述曾提到，在某些特定阶段下，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能够达到一定的范畴。这个特定阶段指的就是客观现实和人类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均有所深入发展的阶段，人类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反映着客观现实世界。就当代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而言，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是基于现当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实际决定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分配，顺应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效率为主兼顾公平

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来看，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一直是处于不断提高效率的过程，优胜劣汰，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取代了低效率的发展方式。在经济建设领域，效率是根本性的价值体现，是支配经济发展的现实的基本目标。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都是衡量其生死存亡的重要指标。效率的实现意味着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中得到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但盲目主张经济发展效率是不利于经济长久发展的，只有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兼顾公平才是实现经济长久发展的关键。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既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也实现了政府倡导的公平原则。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效率反过来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注重环保

经济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的代价。但不可避免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已经遭到了破坏。因此，注重环保成为经济建设领域的新课题。环境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久的坚持和规范，才能见到环境保护的效果。在经济建设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对环境的保护。为大美中国和谐家园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下一代的'生存发展提供优质的环境。

二、政治建设领域的基本原则

（一）公平公正原则

公平公正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所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社会公平公正，始终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公平公正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平等，公平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平公正。就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而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这四个公平仍旧具有一定的现实效用，这对形成科学的公平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权利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是所有公平实现的原始出发点，强调人们不论出身、阶级、文化状况等方面，都应拥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公平是实现公平的主要标志，社会的每个成员拥有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规则公平是实现公平的必要环节，是对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的成员的具体规范和要求。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实现的最高体现，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合法权利和社会保障。

（二）民主与集中制相结合的原则

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性和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民主和集中的不可分割性。民主的缺失必然导致集中的不科学，缺少了集中的民主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形成统一的领导意志。因此，必须妥善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发挥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最大优势。在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之前，必须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让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性最大程度地显现处来。如何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高度统一，使其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由于民主发展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过程，因此还需要依据现当代的民主发展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文化建设领域的基本原则

（一）自由为主的原则

文化建设坚持自由为主的原则。这里所说的自由原则并不是毫无规则可言的随心所欲，也不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自由，而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之下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相对自由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文化建设坚持自由为主的原则，就为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一种解放天性的可能性，社会成员能够在文化建设领域尽情发挥自己的文化创造力，为文化活动建设添砖加瓦。同时，自由的原则也推动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自由的文化交流和碰撞，能够摩擦出文化智慧的火花，同时也能够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相互融合。马克思也曾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可见文化建设的自由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其体现出的时代意义。人类的文化建设活动不仅是需要自由为主的原则，还需要兼顾其他原则，例如公平原则、效益原则等，将不同的原则考虑到文化建设活动之中，才能让这些原则体现自身的价值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作用于文化建设。

（二）百家争鸣的原则

所谓百家争鸣，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和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从本质上来看，百家争鸣也是百花齐放，强调的是在推动文化建设的发展上，允许持有不同观点的存在，鼓励有关文化活动的探讨和辩论。百家争鸣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推动。思想上的开放是百家争鸣实现的关键，人们思想若是仍旧保守不化，盲目迷信权威，那么百家争鸣将很难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百家争鸣倡导自由开放的思想，多元的文化在一起讨论研究，最终实现思想上的生化，和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但所有原则的前提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不能和社会主义唱反调。所有的文化探讨都不能能够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文化建设的就是民族文化，不能抛弃根本，更不能本末倒置。因此，百家争鸣必须要合乎情理呵护法规，不能盲目地百家争鸣。同时也需要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倡导自由平等的原则。

篇3：政治哲学转向论文参考

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

篇4：政治哲学转向论文参考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研究工作很难深入与出新，更不用说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对它加以解释和运用，创新是说不上的。至于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们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30多年来，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为主流，随着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一代新人的出现，人际关系急剧改变。生活实际中流行的已经得到各方默认的道德观念，常常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上述巨大变化的表现。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论的前面。以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遇到极大挑战。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沉闷，少有创新。不管是否承认，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已经被日益边缘化了，因为它们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生活的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倾向迅速流行。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人们往往也称作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甚至社会伦理。它以人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对象，以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持稳定和谐并增加人的幸福感为宗旨。我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关注政治哲学，在学术界已经蔚成风气。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不是孤立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以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穴1971年?雪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尽管寻求哲学知识的技术化和合理性之理论热情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义、目的和行为实践，更应该成为哲学的思想关切和理论责任。哲学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熏再一次重温‘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则说：“政治哲学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邹诗鹏认为，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哲学主流由语言分析迅速转向政治哲学。郁建兴更直接断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段中桥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介绍并倡导推动政治哲学研究，他说：“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正、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除万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

篇5：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

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

柏拉图以思辨哲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哲学,以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便是其集中表现.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的城邦国家是以“贤人政制”作为标准模式的.这种政制以理念论为指导思想,以正义为根本原则,以智慧、勇敢、节制为伦理基础,以善为最高目的;实施这种政制的社会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严格的等级制、等级分工的社会,通过特制的.教育制度培养一批身心健全、德才兼备、有知识有政治智慧的贤能的统治者、“哲学王”,由他们来执掌政权,在统治者集团内部实行财产公有,妇女和子女共有,男女平等,防止统治者腐败变质,以确保这种政制世代相传.

作者：黄颂杰 Huang Songjie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名：现代哲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MODERN PHILOSOPHY 年，卷(期)： “”(3) 分类号：B502.232 关键词：正义等级制财产公有哲学王贤人政制幸福与德性法律与道德

篇6：硕士毕业社会哲学论文

摘要：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在黑格尔、米德、哈贝马斯的基础上，以辨证的角度批判继承前人理论，对于批判理论关于时代问题的诊断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并且完善发展。

关键词：承认理论；批判理论；社会哲学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和批判理论的前辈们一样，力图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霍耐特在他的《权力的批判》一书中，在《批判理论--从思想传统的中心到边缘》的论文中，对于批判理论关于时代问题的诊断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①

一、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理论渊源

二战后复杂的社会环境促使霍耐特从各方面寻找合理的支持，因而在理论渊源上显得十分复杂：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承认学说、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米德主我-客我关系理论，当代纷繁复杂的自由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思想观点对霍耐特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他借鉴的对象，也有他批判的对象，这些都影响了霍耐特构建自己的理论。

“承认理论”的核心原型就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阐发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直接来源于耶拿时期黑格尔对承认问题所做的阐释，“黑格尔逐渐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首先要克服桎梏了整个现代自然法权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原子主义迷误。把彼此孤立的主体被假定为人的社会化的自然基础，这样它们就不再能够阐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统一状态。”②黑格尔所阐发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为霍耐特的社会规范理论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资源。但是，霍耐特并没有对黑格尔相互承认观点的简单再现，而是再次挖掘和改造黑格尔的承认思想，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黑格尔承认理论中的危机，即以一种交往理论的丧失为代价，以至后来是按照精神的自我关系模型来思考承认理论的实质内容。

霍耐特将目光聚焦在了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说，通过“主我一客我”理论来改造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主体间性学说，实现了经验主义转向，为自己的承认理论奠定了基础。霍耐特通过经验研究与规范阐释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主体间三种相互承认形式：爱、法权、团结。

霍耐特看到了交往行动理论所存在的致命缺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缺乏主体的道德体验，因此他并没有满足于其师哈贝马斯所建立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把世界交往合理化的过程视为主体之间通过语言作为媒介来达到相互理解并且知晓社会规范准则的过程，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社会规范视角就根植于解放过程，并没有根植于主体的道德体验当中。霍耐特却认为在社会中主体所遭受的对社会承认诉求的伤害使主体体验到自身尊严、荣誉、完整性遭到破坏和正义期待遭到歧视。霍耐特克服了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中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实现从语言理论中承认理论的转向。

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思想使之发生唯物主义转向，他以一定的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为依据，建立自己的社会承认理论。他所建立的社会承认理论中相互承认形式可以阐释为：以爱和关心为主导的家庭亲密关系；以权力义务规范为主导的法权关系；以个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尊重关系。

1、爱的承认形式

霍耐特认为主体互动伙伴之间相互承认的第一种形式是“爱”。他提到的爱不仅指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还包括父母和子女关系、友谊关系，这些都是基于主体之间的情感需要所建立的相互承认关系。霍耐特把“爱”作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的第一种形式，是因为只有在爱的过程中，才能够彼此了解对方的需要，把对方当作一个有需要的存在而彼此承认。霍耐特的独创性恰恰在于他能够采用一定心理分析原理来为爱的承认关系给予经验支持。

2、法权的承认形式

在法律的承认关系中，黑格尔和米德都将其理论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只有当我们反过来认识到必须对他者承担规范义务时，才能把自己理解为权利的承担者”。③霍耐特说：“由于自我和他人对这些规范有共同的知识，并根据这些规范，他们所参与的特殊的共同体确保他们赋有权利和义务。于是他们相互之间承认对方为合法的主体。”④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和米德的法律承认思想都局限在前现代社会的法律承认语境上来进行阐述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合法性诉求还不能与现代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原则相结合。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地位将会导致分配的不公的权利与义务，而法律承认也只是按照个体的社会地位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但是在现代社会，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存在的，每个社会共同体成员均是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个体，因此主体也能在道德规范上能够自主的作出决定。

3、团结的承认模式

霍耐特在法律的承认关系中提到，在传统社会法律向现代社会法律的转变过程中，“尊重”概念延伸为两种涵义，分别是对人普遍个性的尊重和对个人特殊能力的尊重，其中第一种涵义关注的是人之为人的一般特性，其中心问题是确定人作为法律上的人的普遍特征；第二种涵义是在社会重视层面上对人的特殊性能力的尊重，关注的是个人区别于他者的特征，其中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评价体系来衡量人的个体性格特征和价值。霍耐特认为：“只有进一步把主体间共有的价值视域之存在假设为必要条件，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这种承认模型。因为，只有自我和他者共有一种价值和目标取向，彼此显示出他们的品质对他者生活的意义和贡献，他们才作为个体化的人相互重视。”⑤故此，社会重视承认要求一种新的交往媒介，必须能够以一种普遍的、主体间强制的方式表达着人类主体的个性差异，突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贡献。

参考文献：

[1][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2页。

[2]王风才著.蔑视与反抗一霍耐特承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抬伦理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版，第185页。

注解：

①[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版，第2页。

②王风才著.蔑视与反抗一霍耐特承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抬伦理转向” [M].重庆：重庆出版社20版，第185页。

③[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版，第115页。

④Axel Honneth： 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tate Unive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254.

⑤[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版第127页。

篇7：硕士毕业社会哲学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到了19世纪后半期，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就逐渐被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所取代，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哲学正式实现了转型，但是在转型过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将会对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理解进行阐述，并且对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现代化

社会哲学可以直接决定现行社会政策的评判和未来政策的.导向，它们都必须能够为当今社会明确具体的价值目标，而且还要良好整合这些目标。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研究的目标与整合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这一维度将会直接决定人们对当前的一些政策的评判以及对自身未来行为的方向，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它还能够有效制约社会上各个领域的社会评判功能（包括职业领域），而且还对不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评价以及设定教育方针等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当前人们对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理解

实际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已经非常深刻，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仅仅就描述理想社会来看，《札记·礼运》要比《论语》要更加的系统和科学。这从“大同”说可以得到明确的表现，它将儒者的社会理想完全表露在读者的面前，就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我们再来品味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能够感觉到它是描述美好社会当中最为优美动人和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它道明了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些要素，比方说物质生活的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强调人们品德的无私和纯洁、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睦，以及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事实上，这并非和谐社会的完整描述，它是存在缺陷的。实践表明，和谐的价值大大超过实力增长的价值。在《论语》中的一段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观点在后来无论是宋明理学家还是两汉哲学家那里都名言实质性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是说社会哲学的见解都是一模一样的，即以和谐为取向的。除了主流传统以外，还有一些非主流传统，主要是法家（代表为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叶适，明代的李贽以及清朝的颜元）。在这种非主流的观念下，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和谐的价值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二、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会是现代研究的必然趋势

就目前而言，虽然儒家思想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挑战，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和谐取向仍然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因为它能够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换一句话说，在传统社会当中，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根源根深蒂固。它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普遍性理解。而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优良生活，传统社会的人们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看法迥异。在现代人看来，好的生活首先就应该是物质充足（至少是衣食无忧）。而传统的观念就是丰衣足食，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即可。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直接决定的。当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由于环境比较闭塞，发展比较缓慢而已。在这种条件下，低下、保守的生活预期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除此之外，导致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人们的想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哲学家不但要表达社会公众的生活理想，还要对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精准的判断，因为如何维护自身安全是每一个国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注意到的是，在古人对“国家”的理解中，比方说孟子，它始终认为，国家内部的安定要比实力的增长更为重要，除此之外，伦理道德可以转化为国家的实力，决定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道义，而不是军事实力。所谓“仁者无敌”就是对其进行的一个充分表达。这些观点后来成为儒家学者的基本信条。而儒家的这一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仁者无敌”这种观点就是迂腐。

三、总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人已经意识到，以往的改朝换代比起当前的危机，二者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大背景和思想观念下，“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且成为评估所有理论和观念的基本尺度，当然也包括了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本身。鉴于此，我们应当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清晰地明白我们前进的方向，并且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当前而言，在没有完全消除增长取向社会哲学的社会根源以前，如果我们过高地奢望和谐，只会被现实所愚弄。

【参考文献】

[1]何惠平.传统儒家和谐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探讨[D].中国哲学，.

[2]杨少涵.走出经学时代--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范式转换[J].探索与争鸣，（07）.

篇8：八年级政治《社会规则与正义》评课稿

八年级政治《社会规则与正义》评课稿

①有意义，即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学新知、炼能力、悟情感三方面目标；

②有效率，即课堂教学要力争受众面广、参与度高，避免成为个别或少数学生的表演舞台；

③有生成性，即过程中点亮学生智慧的火花，挖掘资源背后的潜在价值；

④常态性，即朴素简约中显“神奇”，不为公开课“表演”公开课。

⑤有待完善，即不求十全十美，但求尽善尽美，缺憾当是生活，真实才有进步。

以此为标准，再来回味、品鉴邓权忠老师的这节课，可以说是“课如其人”：有思想、有内涵、稳重又不失亲和。整堂课邓老师话语不多，但却句句提到关键处、问到点子上、说到心里去，充分显示了一位名师久经磨砺的课堂驾驭能力。

具体说来，邓老师的这节课集中闪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

首先，教学组织周密严谨，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整个课堂围绕“社会生活需要制度规则”“制度规则需要体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制度规则需要自觉遵守”三方面内容层层递进，逐步深化，学生于无形中追随邓老师的思路感受制度规则的必需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其次，素材选用恰到好处，详略有致，分析透彻。从“簋街起火，消防车赶往救援”的社会新闻到“华盖社区晨练扰民”的求助帖，再到“三模三电高考加分”的争议问题以及我国近年制度规则的完善举例，邓老师的`这堂课共选用了四则素材，实用不花俏，内容紧扣本课核心目标，具有启发性和思考性，体现了常态化教学。且围绕素材展开的设问、追问、补问充分挖掘了资源价值，前后之间有联系，首尾之间有呼应，将整堂课凸显得愈加扎实丰满。

第三，对比手法贯穿始终，彰显奇效，“形”“神”兼备。课堂教学的实践证明，运用对比的教学手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加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优化学习效果。邓老师从中德两国面对消防车的态度对比伊始，通过印象最深刻的制度和社区缺少规则制度延展，借助加分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规章制度完善的正义性递进，依傍自觉遵守规则和逃避制度的后果提升，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思维的碰撞，逐步引导学生在比较中思考，在比较中讨论和争辩，在比较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比较中化有形预设为无形思想。

第四，板书设计简洁明了，统揽全局，提升主题。邓老师的板书可谓亮点中的“亮点”，为整堂课画龙点睛。一方面高度概括了本课的中心内容，另一方面又通过巧妙的设计形成良性循环，学生可以从任一视角入手，阐发自己对本课所学内容的认识，体现了课堂的开放性和以生为本的原则与思想。

第五，语言阐述条分缕析，富于启发，亲和有度。精妙的语言往往能够彰显无穷魅力，打造如水的课堂。邓老师的课堂因他的语言而精彩，这份精彩可以用四个“善于”来形容——善于提问、善于评价、善于启发、善于总结。在高超的对话技巧引领下，学生由浅识走向深知。

篇9：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建构的批判与反思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它必将被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下，资本不断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与压迫，同时也给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掠夺和破坏，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一基本的理论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新阐释出发，思考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他明确反对莱斯（William Leiss）式的“控制自然”理论，而倡导生态正义价值理念，并在此理念下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路径，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维框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审视福斯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发现其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对于更好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更好地坚持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更全面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以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

福斯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他认为，随着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由于学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的肤浅和零碎，因而并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实质。福斯特认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本质。在开始这样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长期以来，都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这妨碍了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哲学观点。“我多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认定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系统的、富含深刻生态思想的世界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因而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找不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丢失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与实质性意义。面对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学者，以及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观点的人，福斯特明确指出：“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副福斯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疑，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态正义理论之前的一个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认为，由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看不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对自然保持高度关注，一直将自然一物理的内容视为物质存在的重要构成，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他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显然，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从历史变革、制度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和认识生态问题。我们看到，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前提。传统的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作用，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体系，但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态原则的方式组织生产，而是把自然视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并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拜金主义的盛行。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经济学狭隘的视野显然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后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根本不需要“绿色化”。马克思主义既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同时又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路径，因此，它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的和完整的理论。那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被忽视了，那么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价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来。

正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才使他获得了关于“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观内容。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而且又能够将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从根本上带来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概念。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看不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内含的关于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旦被这些错误的观点主导，其中的生态思想的光辉也就没有了。

福斯特认为，绿色理论中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科学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才会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本身，并指责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发源于启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自我设想与构造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存在的自然内容，坚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制度变化等范畴出发思考问题，并且把生态理论融入这些范畴，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这样一种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福斯特能够站在一种很高的视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态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谈论自然，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生态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最终动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极易将生态矛盾扩大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生态危机。这种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精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实践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实践也不直接等同于笼统的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抽象地谈论实践或者行动，实践或者行动总是在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谈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劳动过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显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福斯特则直接将马克思的实践指认为一般形式上的、脱离了现实与具体内容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他眼中的劳动和实践都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内涵的。

二、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为基本路径

福斯特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正义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符合人类需求的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终究无法避开正义问题的纠缠。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指认。

福斯特不但批判传统的经济学，而且批判以技术的改进来建构生态正义的路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与破坏。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生產方式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不断地扩张，而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和技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短期行为”往往导致长期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的缺乏，导致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对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新的生态战略，才能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有效的生态变革策略是“红绿联盟”，即走红与绿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正义。福斯特承袭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将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必须诉诸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盟。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将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正义的生态学”。显然，福斯特的理论策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通过人类的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

福斯特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环境，建构符合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正义理论，首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自然的地位。传统的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与自然在现实中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把人与自然的平等视为生态正义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就自然而论自然，应当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将社会正义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选择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的思路是，把生态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正义。那些呼吁所有物种平等、一味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靠的。显然，与以往的“深生态学”的正义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将生态正义置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视野中予以观察的，而不是将生态正义理论极端化。基于这一基本视野，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实现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为支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它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呼唤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逻辑的本性是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解决诸多不正义问题，也不会带来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眼中的新社会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也是能够增进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社会。

建构生态正义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道德，长期以来将自然当作商品买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符合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生态道德十分必要。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证个体道德修养的落实。福斯特认为：“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对待自然问题的不道德行为，坚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有道德革命是不够的。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利润、不断实现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高目标，对技术的推崇与非理性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实行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斗争失败的事实。这一环保运动因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制造了林业工人与环境主义者之问的矛盾与对立，无果而终。这次环保运动的教训使得福斯特确信，要想建构生态正义，必须使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结盟，通过斗争的方式获取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个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斗争”，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福斯特却没有具体展开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斯特有推动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结盟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为这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科学合理的证明。如果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不正义的角度认识资本主義制度，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经济正义的批判与思考，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本质。

三、生态正义建构的主体寻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阶级力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盟是由这一革命主体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对那些主张超越阶级斗争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有关，因此，阶级斗争的角度仍然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他指出，当代社会历史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无产阶级在生态正义建构上的主体地位依然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实现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与奥康纳有一致的看法。

奥康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阶级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是环境、生态等运动中一个明显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之处就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坚持。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倡导的那种与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不过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他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即是说，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权力关系，生态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与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行动”和“物质实践”的概念，在福斯特这里就是指通过社会变革，建构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

福斯特认为，具体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会下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而且深受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折磨。因此，环境斗争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并没有过时，因此，在环境正义运动与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中，革命运动的担当者也即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福斯特比那些主张仅仅依靠提高人的意识建构环境正义的环保主义者更进步。然而，遗憾的是，福斯特虽然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革命主体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应当采取何种革命策略，应当如何付诸行动。

四、结语

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重构与改造，阐释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等生态学基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考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坚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变革，并以此建构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正义理论，从根本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福斯特拒绝像一些环保主义者和绿色运动主义者那样，仅仅在理论上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从抽象的层面对生态危机进行抽象批判，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思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也拒绝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坚决主张生态问题绝不是孤立的，生态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为应对生态危机，应该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组织，对其进行宣传，并提出未来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走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福斯特也未能提出具体有效地推动绿色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案。他虽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却未能真正理解“实践”一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福斯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定位在生态学层面，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关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理论都是基于生态学角度的，仅仅靠一些零散的斗争是不能真正实现绿色革命的。这表明，福斯特所提出的不过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不确定的、外在性的斗争策略，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实质是很清楚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本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本质认识。还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眼中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是抽象的生态学领域的统一，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历史的统一。尽管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批判是经验现象层面的，是把涉及这种生产方式的各种经验层面的异化现象组合起来进行的思考，而不是从私有制的社会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视角进入的，因而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由于现实历史过程的思维方式的缺失，福斯特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我们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仅仅依靠生态运动或仅仅通过政治议程、政治责任，是不能实现的。理论的不彻底性与实践的模糊性使得建构生态正义的设想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上，也就是说，“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当成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结果，而是当成一种主观建构性的产物，具体地说，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是从建构共识或趋向一种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出现。尽管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因此而回归到从单纯的技术必然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产生，但十分明显的是，上述这种思路显然割裂了文化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向了文化的单面线索”。虽然福斯特提出一种新的关于生态正义的建构路径，但是由于脱离社会现实，这一路径最终只能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难以落实，归于流产。它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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