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哲学地教教育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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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哲学地教教育哲学论文

浅谈哲学地教教育哲学论文

在学术界，对于教育哲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常有姓“哲”，还是姓“教”的论争。姓“哲”的教育哲学研究教育中的哲学问题，将教育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应用性学科，而姓“教”的教育哲学则研究教育中的一般问题，将教育哲学看作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基础学科。但无论是姓“哲”的教育哲学，还是姓“教”的教育哲学，离开了哲学的精神或特质都难以称之为教育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何谓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哲学地教教育哲学遭遇着哪些阻隔?如何哲学地教教育哲学?

一、哲学地教教育哲学的意涵

也许，明确反对哲学地教教育哲学这一主张的人并不多，但即使是赞同哲学地教教育哲学的人，也会对这一命题有着各异的看法。因为对“何谓哲学”的回答向来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答案。不过，虽然对“何谓哲学”并没有相对统一的答案，但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精神或特质，比如爱智、创新、批判、反思、对话、说理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地教教育哲学既意味着爱智、创新地教教育哲学，也意味着批判、反思地教教育哲学，还意味着对话、说理地教教育哲学。

其一，哲学地教教育哲学意味着爱智、创新地教教育哲学。从词源上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其意思就是爱智慧。智慧虽离不开知识，但知识却不等同于智慧，因为“知识总是指向世界的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并有自身特定的对象和界限”;而作为爱智的哲学“无法(也不会)将自己的研究或探索限定于某一特定对象和领域，而总是试图把握不同事物或领域之间的关联，并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的理解”。因此，学习知识就意味着掌握某一专门领域的技能和技巧，成为专门人才;而追求智慧则要超越某一专门领域的技能和技巧，摆脱其有限性和狭隘性，而达成“技进于道”，从而使某一专门领域的技能和技巧变成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知识而言，智慧则具有整全性、融通性与根本性。而哲学的爱智则具体表现为永不停歇的创新，总是试图从已有观念的局限中逃脱出来，从而使爱智与创新相互依存、彼此成全，诚如叶秀山先生所言：爱智的哲学“并无定则，‘哲学’乃是创造性的学问。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是创造者，都是‘从零开始’，‘从头做起’。各个‘哲学家’创造着各自的‘哲学概念’。”

可以说，爱智是哲学的价值旨趣，创新则是哲学爱智的具体表现。如果说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是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那么教育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就是教育是什么、人是什么，二者皆因共同聚焦人而联姻融合在一起。而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则秉承哲学爱智的本性，具体表现为全面地认识人自身，持续地求索教育的真谛，密切地关注教育实践，不断地反思追问，以便教育哲学永葆爱教育智慧之本色。这是因为教育与人是二为一、一为二的关系，没有对人的全面认识，作为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离，而密切地关注教育实践是全面地认识人自身与持续地求索教育真谛的现实基础，而不断地反思追问则是全面认识人和持续地求索教育真谛的思维路径。

其二，哲学地教教育哲学意味着批判、反思地教教育哲学。哲学爱智、创新的本性是通过批判、反思实现的。或者说，批判、反思是成就哲学爱智、创新本性的内在机理。通常来看，批判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对象的揭示、辨析、鉴别与选择;二是对对象的否定和扬弃。的确，哲学爱智、创新的本性离不开批判的意识和行为，因为只有批判，才能让人们突破现状、超越局限，从而走在爱智、创新的路上。只不过，哲学的批判走的是“形而上”之路径，即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具体表现为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使哲学的批判表现为反思，即“对思想的思想”，进而使哲学成为“思想思想的思想”。黑格尔曾言“孰知非真知”，但人们却常常将看到、经验到或学习获得的事物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了，而爱智、创新的哲学则通过批判与反思从不疑处生疑，迫使人们追问事物的真相。倘若说科学追求“真”，那么哲学则进一步追问“何为真”“如何达成真”;倘若说道德追求“善”，那么哲学则进一步追问“何为善”“如何达成善”;倘若艺术追求“美”，那么哲学则进一步追问“何为美”、“如何达成美”，如此等等，从而使哲学凭借批判与反思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疆界。

批判、反思地教教育哲学，就意味着两个相反相成的思想前提：一是任何的思想表达都应通过理性的论证为自身辩护，二是任何思想都没有免于被质疑、批判的权利，因此，在对待已有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上，既不神化、膜拜在已有的教育哲学思考上，也不鬼化、扭曲已有的教育哲学思考，而是基于对已有教育哲学思考的批判与反思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创新。实际上，任何已有教育哲学思考的成果，即使是其阐述的观点或道理是正确的，倘若不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也会因其内容的凝固和自我封闭而失去其正确性。如此说来，批判、反思地教教育哲学就只相信理性的证明，而拒斥权威的裁决，就不能将已有的教育哲学思考成果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将已有的教育哲学思考成果看作有待读者阅读并赋予新意的精神产品，从而使教育哲学永葆爱智、创新的本色。

其三，哲学地教教育哲学意味着说理、对话地教教育哲学。如果说批判与反思是成就爱智、创新的哲学的内在机理，那么说理、对话则是造就爱智、创新的哲学的外在表现。因此，爱智、创新的哲学总是试图在经验之知的基础上追求经验之知背后之理，这种“理”乃是万事万物变化之规律，个人言谈举止之准则，诚如瓦托夫斯基所言：“不管是古典形式还是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其驱动力都在于力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使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多样性能够在这个框架内依据某些普遍原理而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显然，哲学的说理之说并不是“训话”或“指示”，而是邀请与对话。或者说，哲学的说理的方式就是对话，并通过对话显现说之理，因为对话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而说理、对话的哲学在表现形式上则是概念的创新与观点的论证。概念的创新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新瓶装新酒”，即通过提出新概念来表达新的思想;二是“旧瓶装新酒”，即通过对已有概念的阐发来发展某种新的哲学观念。而哲学观点的论证就体现在说理与对话之中。如果说哲学在实质的层面表现为对智慧的追寻，那么在形式的层面则离不开对话与说理。倘若缺乏对智慧的探寻，那么说理与对话将导向空泛的语言游戏或纯然的逻辑论辩;倘若悬置说理与对话的过程，那么智慧之思则容易流于独断的教条或个体性的遐想。

说理、对话地教教育哲学，就意味着基于对教育智慧的追求，直面教育实践的问题，围绕着教育、人、社会与知识等关键词，通过对已有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批判与反思，在主体之间(比如师生、生生等)、主体与自我之间(体验式的反思)、主体与客体(比如文本)之间，借助概念、命题、逻辑等进行说理与对话。这种说理、对话地教教育哲学，用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话来说，就是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欢迎别人的言说、邀请他者的质疑。在说理、对话时，分析各种观点背后的理由，然后理性、逻辑地回应这些理由，而不在乎言说结果的输赢，只关注言说之理的对错。这种说理、对话地教教育哲学至少具有“寻求超越地追求”“深思熟虑地考量”“公共理性地交谈”等特征。 “寻求超越地追求”即善于进行前提性批判，追问言说的根据和假设;“深思熟虑地考量”即明确教育哲学言说的责任与使命，对教育之理进行透彻的辨析与清晰的阐述;“公共理性地交谈”则要立足公共立场，或至少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谈论教育之理，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立场来阐发个人之理。

二、哲学地教教育哲学的阻隔

在工具理性强劲而价值理性式微的文化氛围里，当下，哲学地教教育哲学主要遭遇着智慧的知识化、知识的非智慧化与话语霸权的盛行等阻隔。一则，智慧的知识化。智慧与知识本来相互关联、彼此渗透与共存共荣，但智慧与知识在特征、范围与效用上却存在着诸多差异：在特征上，智慧表现为通达无碍，力图把握万事万物的运作之道;而知识则是对事物或现象的有限、具体的把握，是有边界、有条件的。在范围上，智慧则通过哲学的抽象来应对整个世界，其使用范围是无限的;而知识总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而展开，其使用范围则是有限的;在效用上，智慧则表现为无特定对象的“无用之大用”，而知识则只具有解决具体问题的“有用之小用”。但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凸显与主导，原先那种关照主客体统一、人的心身和谐的智慧却因其难以实证而日益隐退。在有意拒斥宏大叙事、形而上学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本来以智慧探寻为旨归的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也纷纷效法自然科学知识生产的范式，向着可实证、可检验的知识生产靠拢，诸如哲学的思想史疏证、各部门哲学的兴盛以及文学的文本分析等，从而使智慧呈现出一种知识化倾向。

当然，反对智慧的知识化，并不等于反对知识本身，因为智慧须臾离不开知识的滋养，知识也蕴含着人的智慧。但只是以“分别、有限”的知识眼光审视、观照人和人的世界，就会使人的思考仅仅局限在经验、实证的层面，而缺乏以“整全、无限”的智慧眼光对人和人的世界进行检视、洞察所获得的通透认识与整全理解。实际上，“从存在之维看，在真实的世界被划分为不同领域和对象之前，其本身是统一的和相互关联的。”因此，把握真实的存在不能仅仅限定于彼此相分、界限分明的知识理解，而且需要进一步把被知识分离开的不同领域和对象沟通、融合起来。就教育发展而言，当将整全的人划分为知、情、意、行等要素，并分别用智育、德育、美育与行为科学等来对应培养时，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内容、方式与评价等就一并被置于教育科学的统管之下，教育的知识授受效率确实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整全的人的发展却不见了，知识的获得取代了智慧的涵养，以探寻教育智慧为己任的教育哲学因其无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备受冷落乃至歧视。

二则，知识的非智慧化。如果说智慧的知识化是从知识生产的目的与方式而言的，那么知识的非智慧化则从知识学习的目的和方式来谈的。虽然知识不等同于智慧，但知识却蕴含着智慧。不过，人们在看待知识时却常常将知识进行非智慧化理解，这种知识非智慧化的表现至少有二：一是将知识等同于文字符号，认为知识学习就是认识、掌握文字符号的过程，而忽略、遗忘了知识的文字符号形成的过程及其运用的方法，淡视、拒斥了知识的文字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欲求与价值设定，只知读有字之书，忘了识无字之理，无心追问知识的意义。二是静态地看待、理解知识，认为知识无非是人类认识的结晶，而无视知识同时也是一个过程。而动态地看待、理解知识，那么知识就展开为“问题+方法+结论”。这种知识的非智慧化让学习者记住、存储了许多知识的符号，却并未能从知识学习中习得知识生产的方法，更没有濡染知识本身所携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而使知识的学习远离了人的智慧的涵养。然而，在标准化考试的胁迫下，知识的非智慧化却有蔓延之势，在大学教学中，学生面对教师的提问，首先想的已不再是自己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而是教科书或教师要让我如何回答，其标准答案是什么;即使有充分的准备的课堂展示或课程论文，也鲜有独立、新颖观点的表达与阐述。在有些大学生看来，知识学习似乎只是为了暂时把知识符号存储在大脑里等待考试检验后扔掉，既不知所学知识的来龙去脉，也不知所学知识所运用的方法，更遑论知识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自己人生的启迪，有的只是没有批判意识、不假思索的分数狂热和分数排名的`焦虑。这种知识的非智慧化也许让大学生掌握、占有了许多知识，但掌握、占有知识已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为了换得考试的成功，从而使知识学习与智慧涵养渐行渐远，丧失了知识学习的智慧价值。

三则，话语霸权的盛行。海德格尔曾言“语言是人存在的家”，此种观点虽有某种夸大语言功能的“语言本体论”的倾向，但也深刻揭示了人是凭借语言来认识人自身、自然与社会及其相关关系的。在智慧的知识化、知识的非智慧化的双重挤压下，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偏狭、碎片式的语言环境中。因为智慧的知识化让人失去了对客体与主体相融、心与身和谐的渴望与追求，不再探求人性的完善与完整，而是炫耀谁占有的知识更多;而知识的非智慧化则割裂了完整的知识，只是吸纳知识的认识意义，而拒斥知识的价值意义。在这种语言环境下，那些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就拥有了话语霸权，而无知或少知者则匍匐在有知者的脚下。在教育的制度设计中，教师就意味着有知者，而学生则被预设为无知者，因此，教师就成了说者，而学生则成了听者。通常来说，教师站在讲台上常常自信有知，且手握真理，教师之教就演化为真理的宣称，而学生之学就成了记忆、复制与再现所听的内容，教师说、学生听就成了教学的常态。这种话语霸权的盛行也许能够保证既有知识传递的效率，但不能与学生的需求、认知与情感等对接的知识传递，无论如何都难以激发学生对知识学习的内在兴趣，也难以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智慧。

当然，在话语霸权的盛行下，学生也不乏言说，尤其是在民主、平等、共享的理念广为传播的当下，有些教师也会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言说，让学生来说。但在学生的话语表达中，也不乏话语霸权的阴影。这种话语霸权的阴影在学生的话语表达中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所言就是真理，于是，所谓的对话就蜕化为各自宣告自己的“真理”的偏执。二是相互攻讦，认为别人质疑自己的观念就是否定、贬低自己，而不能把自身与自己所持的观念进行有效区分，于是，说理、对话就演化为相互攻讦的论战，只关心论争的输赢，而遗忘了对真理的探寻。三是自说自话，认为真理都是相对的，每种言说各有各的道理，从而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相对主义的话语表达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着滑向无理可求的泥淖之中的危险。因为当以一种无批判的态度欢迎差异、包容异见时，那么这种无对错、辨别的言说态度实际上就否定了真理的存在，人们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探求真理了。

三、哲学地教教育哲学的路径

作为一种教学主张，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对教师之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直面哲学地教教育哲学所面临的智慧的知识化、知识的非智慧化以及话语霸权的盛行等阻隔，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则至少需践行教研融通，探寻教育智慧;学会哲学思考，实现转识成智;秉承自知无知，开展对话教学。

首先，践行教研融通，探寻教育智慧。在大学的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教师也许不多，但不能讲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或看法的教师或许不少。有些教师虽然拒斥照本宣科，但囿于自己的知识、能力与学养等，常常用东拼西凑的方式将各种材料杂糅在一起，只是给学生提供了各种信息，却未能从这些信息中抽绎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能激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个中原因有许多，但将教学与研究割裂开来，只是将教学视为已有知识的宣讲不无关联。而践行教研融通，即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就是以学术的方式进行教学。这种教研融通具体表现为带着自己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将自己的思考展现在课堂教学中。当然，教研融通说起来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异常艰难。比如，教《教育哲学》，自然要明白何谓教育哲学，而要有理有据地阐述何谓教育哲学，则既要明了教育哲学的历史发展，也要从中抽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不能简单列举众多学者对教育哲学的不同观点。但要想在众多何谓教育哲学的回答中形成一家之言，从而为自己的教育哲学教学奠定一个逻辑起点，其中艰辛也许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味到，至少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就思考了两三年之久，认为教育哲学就是哲学地思考教育问题，并把这种哲学地思考教育问题的教育哲学概括为三种形态：一是基于哲学话语的教育哲学;二是基于哲学框架的教育哲学;三是基于哲学思维的教育哲学。实际上，任何学科的教学，只有经过教者的研究内化，才能使外在的知识濡染上教者自己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彰显教者的思维方式，才能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教者自己的智慧，并通过教者的智慧涵养学生的智慧。因为经过教者的研究内化所讲授的知识，是按照知识生成的方式重新得以创造性建构与生成的。此时的知识教学既能向学生呈现一系列的观点，也能展示获得这些观点的过程，还能彰显这些观点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只不过，哲学地教教育哲学的教研融通所要呈现的是对教育智慧的探寻。这种对教育智慧的探寻力图在广阔、恢弘的知识谱系中选择、聚焦某一特定的教育问题或现象，通过“大处着眼”与“小处入手”相结合的方式，借助特定的概念、命题形塑学生观看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将对“人是什么”“教育是什么”等问题的持续反思与追问放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谱系中，从当下的教育实践出发，直面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描绘、建构超越现实教育的理想教育之图景。其次，学会哲学思考，实现转识成智。哲学地教教育哲学自然要传授一些知识，但却不能止于特定知识的传授，而是让学生学会哲学思考，实现转识成智。从内容上看，人类的思考可划分为宗教、哲学与科学三种形态。宗教思考奠基于世界的神秘性，认为世界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不可理解的世界来说，只能通过信仰来“理解”。科学立足于世界的可确证性，认为世界并不神秘，是可以把握与认识的对象，科学就是要揭示事物的真相。而哲学则基于世界的可理解性，通过概念和命题来理解世界，而不像宗教那样通过教条的记诵和神秘的体验来阐释世界。或者说，哲学所信奉的“道理”不是通过信仰和虔诚，而是通过思考和论证。诚然，科学也阐述道理，但科学所阐述的道理是有关可感知的具体对象的道理，需要经过重复性的实证检验才能让人信服、接受，而哲学所阐释的道理却具有超验性，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却能够理解。因此，哲学思考总是表现为不断的提问，常常在无疑之处生疑，而宗教却强调“信”，不允怀疑。科学固然也在不断地提问，但科学所提之问在原则上都有确切的答案，而哲学所提之问却没有统一的定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总是在寻求答案，而哲学则在不断提出问题。哲学思考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总是在质疑，除了对质疑本身不再质疑外，质疑就成了哲学的根本特色。

当然，学会哲学思考，并不是让人成为满腹狐疑、优柔寡断之人，而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外在的权威从源头、根基处寻求观点的合理性。从思维上看，哲学思考是运用抽象的概念、逻辑的推理而不断地对构成思想的前提进行批判与反思。就教育知识学习而言，哲学思考不再满足于已有教育知识的习得与掌握，而是通过对已有教育知识的批判与反思而获得观看教育、体察人生、洞察社会的新的眼光。在教育知识的学习中，不再止于有形的书面文字，而是挖掘、体察有形的书面文字背后的意义，让有形的书面文字与学生的心灵产生碰撞、共鸣，并激发起学生对相关教育问题的无限思考，启发学生的智慧，叩问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逼近教育的本真。此时，已有的教育知识只是充当着催生学生教育智慧的助产婆，从而促使知识转化为人的智慧，即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人求知、做事与为人的思维方式、言行准则与人格素养。

再次，秉承自知无知，展开对话教学。在常人看来，无知似乎等同于愚昧，惟恐避之不及。但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就是自知无知。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认为，他之所以被神断定为比别人更有智慧，并不是因为自己通晓万物，或智力超群，而是因为“对自己的无知相当清楚”。后来，人们就把这种“自知无知”称为“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相类似，孔子也曾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如果说哲学要回答的问题皆是无统一定论的问题，那么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就不能事先就某一问题预设某一定论，而是基于或错、可错的假定，展示哲思的过程。而以某一预定答案为归宿的教育哲学之言说，不过是宣言式和独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哲学之教在阐述某一观点时，常常在未经严格的事实辨析与逻辑论证之时，就宣称已经获得了某种真理。但倘若人自信真理在握，那么不仅萌生不出问题，而且会将自我封闭在已知中。而封闭在已知中的自我，倘若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或许比无知更危险。实际上，爱智的哲学之所以是永恒的追问，就在于人自知无知，并将已有的哲学言说置于理性的审视、辨别和审判之下。

而秉承自知无知，教育哲学之教就不会给某一问题盖棺定论，而是启发学生就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启发学生就问题本身进行深入思考的最佳方式就是展开对话教学。对话教学是让每个人平等地参与其中，且贡献、分享自己对某问题的看法的教学。因为对话是主体间的心灵敞开和精神相遇，在对话中，不仅各种意义的流动成为可能，而且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理解，从而能源源不断地揭示出某问题所隐藏的各个维度，获得检视、思考某问题的“复眼”。这种秉承自知无知的对话教学，就不会坚信自己的观点绝无差错的可能，而是预先假定了自己的言说也可能是错的;否则，对话教学就有可能滑向固执己见、相互攻讦与自说自话的话语霸权中。在对话教学中，哲学地教教育哲学就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基于修辞立其诚的意向，围绕着教育、人生、社会及其包含的教学、知识、学生、师生等主题，在已知的基础上开展深刻的反思和多元的批判，从中检视学习主体的理解前结构，培养其辩证思维能力，并通过师生阐发的多种新的可能性，不断地丰富、拓展人们对教育的已有认识和理解。

篇2：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本文对目前大学生的德育水平进行分析， 为了警示高校要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并且说明提升大学生德育水平的重要性， 希望高校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鼓励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使学校的德育工作得到质的飞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校，德育工作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的特殊群体， 是在高等学府接受教育还没有进入社会的人， 接受社会最新的信息、技术、思想的教育， 但是由于大学生的年龄集中在20岁左右， 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人生观， 又面临在陌生的环境中学习同时大部分学生在大学期间远离亲人， 不能及时得到关怀， 思想上的波动会比较大。此外， 大学是一个微型社会， 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聚集在同一所学校， 为了能让学生在学校真正学习到今后在社会生存的本领， 需要提高对他们的德育水平。

一、目前大学生的德育水平

在完善高校德育工作之前， 需要对大学生整体的德育水平进行调查研究， 在高校这样的大家庭中， 学生的德育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大学生在公共场合的所有行为和举动都是透明的、公开的， 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 各种各样的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 在网络上也不难看到部分高校的学生在食堂用餐浪费极大却不以为然， 并且就餐后的餐盘也不归位;寝室关系不融洽、卫生习惯不好等现象说明大学生对于环保、节约等方面的态度冷漠。不仅在校园里， 在社会中一个学生的举动将会代表大学生这个整体， 例如， 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弱的学生， 在公共场合吸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主动为老弱病残幼让座等不符合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行为出现。

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应该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就受到家庭所有人的关注。学生从小成长的环境很重要， 现在很多学生都很任性， 随便向亲人发脾气， 还向父母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同时， 学生自身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进入大学摆脱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就想放松自己， 逃课在寝室看电视剧和打游戏， 到吃饭时间拿起手机就点外卖， 生活习惯和作息混乱， 没有制订学习计划的习惯， 对自己放低要求， 浪费了学习资源， 也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1]

二、提升大学生德育水平的重要性

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是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 鼓励他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有极大的好处。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是高校培育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并且网络的发展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 对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需要大学生适应成长环境变化， 不要轻易动摇。通常大学生都是积极、阳光的代表， 说明总体是健康向上的， 为了避免学生对于政治信仰迷茫、思想信念不坚定、缺失社会责任感等问题的出现， 德育水平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日常生活， 还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因此， 迫切需要高校加强对学生的德育工作。[2]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

(一) 端正教学心态

在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教师代课班级较多不能一一记住学生的姓名， 而部分学生也存在一学期已经结束还是没有记得老师。教师在传授知识时一般较少关心学生的德育发展， 同时也不了解学生的德育水平， 若是在上课时学生之间交头接耳等， 会给教师留下不好的印象， 通常情况下教师会先入为主， 对该学生的整体感觉就会变差。以上做法均不正确。德育教育不是仅仅由大学一年级的思修课教师负责的， 而是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参与到德育工作中来。[3]

(二) 看待学生运用发展的眼光

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原因， 能够考入大学的学生都是经历了高考的严格筛选， 在进入大学之前， 都是以学习为主， 可以说学习占据了生活的绝大部分。父母对他们的生活无微不至， 因此， 学生除了学习外所面临的事物和选择都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由父母做决定。在学生上大学之前， 其实整个家庭都是围绕学生的学习生活开展的， 父母对于学生的家庭教育比较少， 例如， 独立自主能力的养成通常是会被忽视的。进入大学这样的微型社会， 学生面临的选择逐渐变多， 家长不在身边更不能随时帮其做决定， 不仅是来自自主学习的压力还有日常生活的压力纷涌而至。首先要对目前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类， 再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永恒发展理论， 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的办法， 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对观念落后的学生加以重视。[4]

(三) 看待问题坚持用联系的相关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联系的相关原理就是指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联系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 是事物本身就具有的性质， 目前在人们脑海中大学生的德育水平的看法其实就是对联系的客观性的反映， 若是反对联系的客观性， 就是唯心主义。在学校开展德育工作时， 可以借鉴以往的教育经验， 但是也要遵循联系的客观性。当然， 若没有如今社会对于学生的成绩和能力有高要求， 也不会出现这一类问题， 而且学校在德育工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具有时代特色， 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完善。总而言之， 世上不可能单一地存在一个事物， 必定是有联系的， 德育工作应该推陈出新， 革故鼎新， 不能流于形式。

(四) 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

学校加强德育工作的重点就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德育水平， 学校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其得以发挥。而德育工作的开展是基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之上， 说明学校在开展工作时需要运用多种方法， 足够推动学生主动接受学习，并且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 要了解学生的心理动向， 总结规律， 需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意识， 才能使学生遵循客观规律行动， 从而提升德育水平。若不能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则会违背客观规律得到相应的惩罚。学校的德育教育需要结合实践活动开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鼓励学生自我教育， 可以通过寝室宣传、班级宣传的方式， 影响学生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5]

(五) 由量变到质变

质变与量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形态， 量变是数量上的增加或者减少， 并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高校在对德育工作进行计划时， 不断完善和修改就是量变的过程。而质变是由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才形成的变化， 并且事物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变化， 是一个节点或是中断， 并且由质变到量变是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形成的， 其中包括学生不理解学校为什么要提升德育水平， 但双方又是互相依赖的关系， 质变不可能瞬间完成需要积累量变， 量变是质变新的开始， 所有的事物都在重复经历量变到质变再由新的量变到新的质变的过程， 才得以事物永恒的发展， 因此， 学校在开展德育工作时需要不断改善。[6]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 需要遵循客观规律， 不断总结经验， 对学校的德育工作进行完善， 充分调动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通过学校与学生双方共同努力， 提升学生的德育水平， 协助他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高丽， 赵环， 徐选国.大学生活共同体重塑与高校社区治理创新[J].青年探索， (1) :84-93.

[2]杨君俐.谈高校德育答辩探索的积极意义[J].中国校外教育， 2019 (3) :44-45.

[3]张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化构建的有效路径[J].法制博览， (36) :108-109.

篇3：教育哲学论文

哲学是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和反思。哲学史就是探究、反思智慧的历程。不同的时代诞生不同的哲学思想，而这些代表着时代精神精华的思想又往往超越了它的时代。把这些彰显复杂性与深刻性的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哲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必需的。“因为哲学史告诉我们，概念和形式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各特殊科学中，都用这些概念和形式去思维、去判断我们的经验世界。”〔1〕“哲学史奇妙的特点正在于：从这样一大堆个别和一般的混杂物中，仍然大体上确立了普遍有效的观察宇宙和判断人生的这样一些概念和轮廓，这轮廓显示出这种发展的科学意义。”〔2〕

西方哲学流派迭出，理论丰富，要做好历史性的研究就必须根据其演变历程，追根溯源，梳理出脉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这一基本模式，即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西方哲学的演变进程包括许多哲学要素的发展，常常显现出一定的脉络。这些思想的脉络在历史上相互交织，成为了西方哲学史特定的研究对象。把握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可以有许多维度，只有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透视历史才能从各个侧面去把握西方哲学史的整个图景。这也是追寻西方哲学史线索的意义之所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一、从哲学维度的追寻

这个维度强调的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学”或其他。例如从哲学家的师承、学派、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方法等视角来把握的脉络就是突出了“哲学”的维度。

首先是以哲学概念、范畴和哲学问题的变化发展为线索。西方哲学史家们在这一方面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以哲学家们的种种“问题”为基点来展开对各个哲学体系的阐述的。作者叙述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时，大都先讲其“问题”， “探讨的问题”、“注意的问题”、“提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等等。但是梯利只是以问题作为体系的开始，不是始终以它为线。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则算是一部经典的问题和概念的历史。虽然伽达默尔曾以文德尔班没有针对问题提出新问题为由，判定其哲学史为假问题史，但是从对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研究上看，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史教程》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概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元素，研究哲学离不开对概念、范畴的哲学史梳理，而每一个哲学概念、范畴又都与某些哲学问题相关。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寻找哲学问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明。的确，哲学史常常令人觉得哲学似乎总是在重复着那些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种无休止的批判和探索在一些人看来根本毫无意义，与其在这里兜圈子，还不如去找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做。但是，哲学本身就源于惊奇，没有对世界、对人生的追问，就不会有哲学。为什么从泰勒斯至今这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总有一些问题是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这就说明哲学问题看起来虽然玄妙，实际上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只要有人类，这些问题就会相伴而生，成为永恒的问题。这些根本的问题在思维的历史运动中不断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理论不断更新，这也就使得寻找问题的主要路线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必然。

其次是要理出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的脉络。这不是水獭祭鱼式地按照编年体的模式罗列哲学派别，而是重在西方哲学史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黑格尔第一次揭示全部哲学史是必然性的有次序的历史，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但是他夸大了“历史中的理性”因素，为了解决个人思维的偶然性混乱，以自己哲学上先验预设的内在逻辑次序为标准，忽略了历史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时间次序，对历史进行主观剪裁和拼凑。历史本身是经验的事实，历史研究虽然加入了主体的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是一个融入“创作”与“写生”的作品，它最终不能脱离经验历史，历史图景的描绘更不能忽视对“生”的还原的努力。黑格尔把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寻求当做一种哲学创造。所以，要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首先就要跳出其唯心主义的桎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在哲学史脉络梳理中的重要性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否则，我们就会像黑格尔所批判的“某些动物”那样，只听见音乐中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进头脑。

有了对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性的梳理，才能理解一种理论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矛盾使这一理论最终走向困境，同时另一种理论又是如何诞生的。哲学家之间常常产生跨世代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如果缺乏对思想内在必然性的认识，缺乏对事物逻辑的自觉，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也就不能更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史。从哲学维度来追寻西方哲学史脉络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得以凸现。所以，大多数西方哲学史的编写都以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为脉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是极具代表性的著作。

二、从史学维度的重塑

“做哲学史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历史科学地’做，一种是‘哲学地’做。”〔3〕哲学史虽然定义了其“哲学”的领域，但它终究还是“史”，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把哲学史还原为历史而加以考究是必要的'。笔者从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方法》一书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书中曾以哲学史研究的困境来反思思想史研究的出路，得出了不少新方法。本文又以此为出发点，回到哲学史研究的层面上去重塑哲学史脉络。

比如葛教授在书中提到思想史要眼光向“下”，要与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宗教史等方面携手。这颇类似于他介绍的日本历史学家丸三真男的史学方法。这一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丸三真男分别借用了地质学和音乐学的两个概念“古层”和“执拗低音”来说明其历史研究方法。他强调，在古层的上面是儒、佛、自由民主主义等外来思想，但底层也就是日本本身的文化却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虽然欧美近代思想居于主旋律的位置，但也常常被低音部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有时又被主旋律掩盖，但它始终存在。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他强调重视“古层”和“低音”。这一方法如果借用在西方哲学史脉络的重塑上就是要重视每一种哲学思想形成之前的文化积淀。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决不仅仅属于哲学家本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虽然处于古层之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主旋律，但那古层之下和低音部分的东西应该值得哲学史家去探究。比如不研究古希腊的神话、诗歌就不可能更好的了解西方哲学的起源，不研究古希腊晚期的民间犹太教等各种宗教的流传、融合以及教义的变迁，也就不能把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文德尔班也认为，内在联系的线在哲学史上经常被打断，所以，还有一条线是值得探索的，那就是“来自文明史的因素”。“因此在哲学史中，除开对于对象的基本特性有经常性的依赖性(内在联系因素)以外，起作用的还有从文化史中或从当代的文化现状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此必然性说明了：为什么思维结构本身的历史存在权利不是持久不变的。”〔4〕这就说明了时代文明背景也限制和影响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这些观点与哲学观念史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观念史派主张哲学史是文化史、观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范畴、哲学流派的历史。

从这一维度来重塑哲学史脉络，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曾有过一个范例。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尝试过“文化史”的写作模式，在时代社会政治的广泛联系中去分析、把握哲学论辩的生成条件。“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5〕可以说，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来自他的时代，来自当时社会的需求，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如科学发展的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等。哲学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甚至是自然条件的改变都有可能造就富有个性的思想。这些改变不但给哲学发展以动力，同时也在引导哲学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某一哲学体系中看到它身后的时代烙印，甚至还能从哲学思想的斗争中看到其他社会矛盾的影子。

又如，葛教授还认为思想史“推陈出新”的模式值得怀疑，它和“道统”的意义一样了，这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因此他首倡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只做加法，还要注意那些被历史和历史学家减去的东西。一些东西是历史中渐渐减少的，还有一些则是史家们有意识地渐渐少记了的。而后人只能通过史书来了解历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确不能说真正接近了历史原貌。

从史学的“减法”维度出发去重塑哲学史的脉络有特殊的意义。虽然至今还没有哲学史家从这一维度去开展研究，但是问题却是明摆着的。西方哲学历史之丰富毋庸置疑，所以每一个史家都必须用一个筛子去筛选他需要的东西，如果筛子的漏洞越大，那么历史所剩下的东西就越少。一旦史家们所用的筛子具有了普遍性――就如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为筛子一样，那么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也许就会人为的消失在后世的史书当中，结果是一些历史被永远的漏掉了，余下的渐渐变得单调。如果史家们选择了形式各异的筛子，别人筛过的我们用不同的筛子重新筛一遍，那么，我们收获的就是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较之另一种思想与米和米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别人筛下的米糠也许我们不屑于理会，而如果这些米糠换作一些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对于恢复历史全貌而言，它们的价值就不是米糠所能比拟的了。且把这些形式各异的筛子当作不同维度的西哲史脉络去重塑它们，那么历史原貌保留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对于那些已经被筛选掉的或者即将被筛选掉的思想，那些在今天看来是过时的、没落的、甚至反动的哲学观念，也许应该引起哲学史研究的注意。

三、新维度的探索

西哲史的脉络除了从以上两个维度去追寻和重塑之外，还可以从更广泛的维度来探索。各种脉络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支持，只有这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意义才不会落空。从不同的维度去寻找脉络使哲学史具有无限的重塑性，哲学史研究的创意空间和意义深度才得以大大开拓。我们研究哲学史，除了原著也就只能从史书到史书，有时候，越是通行越是普及的脉络就越有可能成为我们思想的障碍物。而对西方哲学史脉络进行开放性重塑就要走出传统模式的限制，多视角的诠释西方哲学史，拓宽它的研究视野。历史不能做成万花筒，它再好看也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就在一个筒子里，这不是历史。

笔者认为人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这一点在文德尔班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哲学历史进程之所以形形色色，是由于“观念的发展以及一般信仰成为抽象的概念，都只有通过个别人物的思维才能完成；而这些个别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深深地扎在该历史时期的逻辑联系和流行观念之中，然而他们总用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生活行为添上某种特殊因素。”〔6〕因而在哲学概念的发展中会打上个体因素的烙印。他还特别强调在哲学史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人物的独立特性对他们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因素值得重视的原因。尽管哲学家们的思想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限制，但他们总有自己的个性，有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这使得他们的哲学思想又独树一帜。哲学史的世界也就是哲学家自己的王国，他们通过思考一些人类无法回避的共同问题来展现自身。没有一种哲学体系能够脱离其哲学家来考察，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个性的创造物。大哲学家们毕竟不等于哲学概念、问题或者哲学体系，他们是思想者，不是思想本身。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唯一的，在某一无法定义的点上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他们通过自身的展现而与时代紧密相连，形成了永恒的客观形象，他们超越了由他们所塑造的时代精神，他们可以在以后对所有时代都产生影响。

从人的维度来讲其实还不够具体，因为从人的维度还可以有许多取向。不同的取向得出的内容相差很远。在这一问题的探索上，笔者认为有几本书颇值一提。一是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以哲学家为线索，并不突出其概念、体系，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去阐释他们的思想，描绘他们鲜活的形象，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二是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这虽然算不上是一部严谨的西方哲学史，但它却做到了将读者置身于哲学史之中去直接面对哲学家。他像是在讲一个侦探故事，实际上他已经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他的脉络去穿越西方哲学史，与众多的哲学家们对话。这是许多哲学史家所没有做到的。三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在导论里，他很明确地说了，这只是三卷书的第一卷，遗憾的是雅斯贝尔斯生前只完成了他哲学史计划的第一卷。他把历史上众多的哲学家分成许多大组、小组，如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等等。雅斯贝尔斯从人的维度出发，借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无限性，并设法把人的这种无限性从各种理论的践踏中解放出来。另外，雅斯贝尔斯还研究过从其他角度去把握哲学史脉络，比如实用的角度、动力学的角度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不管从什么样的维度去梳理西方哲学史脉络，都不能认为这些不同的视角是相互矛盾的。在同一部西方哲学史里，可以交叉使用不同的线索，至于在哪一个历史分期采用哪一种维度，这需要哲学史家对哲学史分期特性的把握。比如，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卡西勒在他的《启蒙哲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17世纪哲学而言，我们尚能希冀，通过追索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发展，从斯宾诺莎到莱布尼茨，从培根和霍布斯到洛克，描绘出该世纪的全部哲学内容和哲学发展。但一涉及18世纪，这样来探讨哲学便不奏效了。因为体系本身现已失去了综合与再现哲学的种种组成因素的力量。”〔7〕

史无定法，但有成例。真正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史并不在于其没有缺点，而是以其独特的视野去理出哲学史的脉络，去诠释和描绘历史。因为任何一部哲学史都有史家的取向，史家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们只能在众多的线索中进行选择。就如文德尔班的“忍痛割爱”――确定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能够对哲学家的品格做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就不得不牺牲赋予哲学史更广泛阐述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也如罗素的“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在他所讨论的人物中，他只提到与他们的生平以及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对于那些他认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他就完全掠过不提。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部哲学史是绝对完美的，也正因如此，对西方哲学史脉络的多维度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

篇4：关于教育哲学的论文

论文摘要

高等学校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高等学校体育课是高等教育总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 可以培养学生的美好情操和文明行为。体育教学蕴含着许多德育内容。因此，如何在体育教学中紧密结合德育教育，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等，针对高校学生的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素质存在的问题，深入的研究了体育教学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这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体育教育的效果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德育教育，体育教学，途经

前言

德育教育是学校体育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教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必须以育人这一根本任务寓于教学之中，既担负着向学生传授着知识的任务，又担负着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使学生掌握体育知识、技能，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同时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

一、体育教学中德育的主要内容与功能

1. 主要内容

在理论和实践的学习中，使学生明确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毕业德育论文在体育实践活动中，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表现才能的机会，针对体育的特点，培养活泼愉快，顽强拼搏，主动迎接困难和挑战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格;加强人际交往，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培养团队精神，正确对待个人和集体、成功和失败，胜不骄、败不馁，能够与同学友好合作。

2. 教育功能

学生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是受意识支配的、有目的的、不断发展的获得过程，这其中既要受到学生知识经验水平、情感与意志、个性特征等内在的心理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学生所处客观环境，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是促进学生认识客观现实能力迅速而健康发展的主要客观外因。学校体育运动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丰富多彩而积极的教育功能。我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先生指出，体育是培养学生品格的良好场所。体育可以批评错误，鼓励高尚、陶冶情操、激励品质。他还指出运动场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能产生迁移。事实证明，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身心方面的影响，就能发挥体育运动自身积极的教育功能，即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能力、磨练学生意志、陶冶学生情操的积极作用，并能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产生良好迁移。同时，体育运动自身积极教育功能的发挥必须要体育教师的良好诱导才能实现，要对学生加强自觉性的教育，正确引导学生体会体育运动对内心品质的积极影响，逐渐形成并稳定在其心理品质中，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格特征。

二、体育教师应在体育教学中发挥表率作用

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要做一系列的示范动作。他们要用自己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引导学生。他们不仅要在技能上成为学生的表率，在思想品德上也应成为学生的表率。这就要求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仪表整洁，语言文明，品行端正。在教学中要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比如：在推铅球的教学中，要想使学生能正确地掌握动作技术，教师除了要强调正确掌握技术外，还要对同学们特别是那些怕弄脏脖子的女生进行不怕脏的教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引导学生。

体育课同别的课程一样，有优秀学生，也有比较差的学生。在课堂中，对于比较差的学生，不能歧视他们 ，而要热情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帮助。对于他们的进步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也要及时地给予肯定，使他 们逐渐地树立信心，积极参加动作的学习，掌握应该掌握的动作。

教书育人，教师是关键。体育教师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企业经营管理论文认真钻研教材，精通业务，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加强自身的修养。认真研究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较大的收益。在组织竞赛活动中，体育教师既是教师，又是裁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直接影响学生，裁判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竞赛参与者的情绪和技术水平的发挥，因此作为裁判，一定要严肃公正。作为教师更要讲究职业道德。所以，教师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过硬的职业道德。体育教师不仅要以自己的高超技术和强健的身体形态去影响学生，还要以自己的规范行为去引导学生。

三、体育教学中德育实施的途径

1、转变教师观念

教师观念的转变是德育渗透的前提。让体育教师，任课教师充分认识到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的份量，以改变教师光抓住智育，忽视德育和体育的旧观念，提倡德、智、体、美等共同发展。青少年时期正是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他们最需要运动，因为通过运动可以提高学生内脏器官的功能，促进体格健壮;同时生长发育正常又能促进良好的心理品质的形成，提高学习效率。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该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因此作为体育教师不但要通过教学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体质，而更应该在'育体'的基础上'育心'。

2、重在课堂教学

①结合课堂常规进行德育渗透。课堂常规教育是体育教学的要求，建立和贯彻体育课堂常规教育的过程也是向学生进行文明礼貌、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的教育过程。

②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德育渗透。体育教学的内容很广泛，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特点，应该针对不同的教材特点，制定出不同的德育渗透计划、任务。一般说来，田径、体操、球类等教材，都能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刻苦、机智、灵活、果断等良好品质，但由于各教材的形式不同，在培养学生的品德方面各有其侧重点。如基本体操的教学通过全体学生配合，协调一致，可培养学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田径教材的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敢于拼搏，球类教材的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集体荣誉感;在体育基础知识的教学中，利用新旧中国体育发展对比，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等事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当深入钻研教材，充分发掘教材的思想性，结合学生特点确定德育渗透的具体任务，制定相应措施，以确保德育渗透任务的完成。 体育教学具有内容多、范围广、思想性强等特点，这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利因素。由于各个运动项目内容不同，所达到的教育效果也不同，教师要善于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例如，田径运动往往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但坚持练习却能培养顽强、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球类项目需要在同伴的配合下进行，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自信心，又可以增进学生的勇敢顽强、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思想品德。

③结合组织教法进行德育渗透。合理地选择和使用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在体育教学中，学生在完成各种练习任务时，必须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去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例如，队列队行练习，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通过对场地器材的保护，增强学生热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 的思想;课堂小结表扬好人好事，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3、教师应树立良好的形象'身教胜于言教'

教师本身就是教育内容的体现者和表现者。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思想品德、言谈举止都会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老师上课迟到早退、放任自流、教学态度不严谨、业务不精等不良行为，将会对学生产生消极的作用。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要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要以良好的师德、精湛的技艺去教育启迪学生，赢得学生的尊敬和信赖，在学生心里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威望，这样，学生就会产生巨大的向心力，思想品德教育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4、寓情于教，以情感人

体育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向活动，也是师生之间通过活动进行情感、意志、兴趣、能力的心理交流。在教学中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交流，如对动作不协调的学生多加鼓励，对生病学生多给温暖;经常进行师生交心活动，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等手段，会使师生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情感。这样，思想品德教育在良好情感的催化下，学生会自觉愉快地接受，甚至还能转化为学生自身的迫切要求。思想品德教育只有在这种和谐、愉快、情感交融的教学气氛中，才能起到激励其奋向上、积极进取的作用。

总之，体育课是将智慧、体质、意志和道德品质溶为一体的综合教育。我们应该通过体育课的教学，不断增强学生的体质。同时，使同学们在学习体育技能的过程中，受到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锻炼。珍惜我们这块德育阵地，持之以恒地将体育和德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高校体育工作贯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应有之责。

参考文献：

[1] 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钟启泉，论文季浏.浙江教育出版社.

[2] 竞技教育学。宋继新，人民出版社。

[关于教育哲学的论文]

篇5：哲学是什么相关论文

女性视角下的中国哲学现代化

文章从女性的视角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从女性的视角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中国哲学现代化作用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它应该成为全部人类的思想财富。

谈到中国哲学，身为中国人，我感觉非常特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犹如满天繁星，层出不穷。

他们个个都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了对其所在时代的社会、人生的思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从封建社会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社会的文化文明。

反而让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变得淡然无光了。

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代哲学家的努力，把中国哲学思想系统化、具体化，让中国哲学思想得到更多更好的传播。

但是，他们都是在模仿西方哲学体系来构建中国哲学，给中国哲学披上了一件具有西哲特色的外衣，同时，用一些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阐述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观点、思想。

使得中国哲学一直在同西方哲学的对比和碰撞中缓慢前行。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应该把自己传统哲学思想中积极、肯定的因素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给予我们社会、阶级、个人行动的准则，为我们当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服务。

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是蕴含在一些古典书籍中的。

古代文言文是我们现代语言的起源，但是在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许多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多的词语已经在语言的发展中销声匿迹了。

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文章中才可以看到。

因此，学习中国哲学，首先就要学好古代文学，做好对古文的训诂工作，要对古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

对古文的语法及运用有相当的熟悉，从根本上掌握住文章原有的意思。

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相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的内容要庞大和芜杂得多。

在它本身的体系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学说的相互抵触和矛盾的方面。

同时，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家根据自身学说的继承和发现，创立了不同的论述方式和观点。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要结合到时代的需要，给中国哲学注入生机和活力。

三、学习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中国哲学对现代人生价值观念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生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的立本之基，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支柱。

中国人有着许多的优良传统，而这些优良的传统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陶冶而铸就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观念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确立了人生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家国同心的精神的体现。

“人之初，性本善”对人心向善的肯定。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对人性善恶的发展和内心修养的关系作出阐释。

说明人心的善恶在与自己的良知和修行。

对人性善的肯定和追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人的完美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就是对社会发展贡献，就是对善的终极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完美维护。

中国哲学的重点就是伦理学说，中国哲学就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如何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学说，因此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永远会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

中国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当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根本的问题，怎样把那些具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思想和现代化社会有机的结合起来，

怎样用那些有着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关于环境、安全、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终日专研于故纸堆中，或对某一古人学说的究根问底，搞一些书斋式的学问。

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学者所应持的治学的基本态度吧！

篇6：哲学是什么相关论文

《庄子》物论与低碳社会的哲学理念

低碳社会是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道家思想集大成的《庄子》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 其中物论是最为集中的部分。

《庄子》物论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低碳文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庄子》天人观与低碳经济。

1、“工乎天而俍乎人”： 低碳生产的目标。

在天人关系上，《庄子》反刻意人为，认为“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而理解这一道理， 才能做到安时处顺，否则，“物有结之”。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一”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山木》)，并非所有的人为都不合天性，但只有“全人”能够做到“工乎天而俍乎人”(《庚桑楚》)，亦即做到精通天然而又擅长人事。

从天人关系上看，低碳生产方式是以“工乎天而俍乎人”为目标的。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效利用能源、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与空气环境质量的双赢。

2、“物物而不物于物”： 低碳生产对工业文明的回应。

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可以进一步还原为一个如何待物的问题。

《庄子》待物有三重境界： “ 与物相娱”(《大宗师》、《则阳》)、“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 化育万物” ( 亦即“ 内圣外王”， 从道的高度出发， 以精神化育万物)。

从待物层面看，低碳生产是达到“化育万物” 理想境界的一个桥梁。

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处于“与物相娱”阶段，今天的工业文明仍处于“物物而物于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物的反主体性表现得特别明显， 自然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问题凸显。

为了回应这一困境，建构低碳社会的呼声高涨。

低碳生产因“物物而物于物”而起，要解决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并为“化育万物”奠定基础。

3、“自化”、“天均”：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如何待物，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物的运动———物化。

《庄子》认为物化的基本特征是自化(《在宥》：“涂处无为， 而物自化”)， 亦即事物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物自身，不假人力。

其次，物化是一个物质以不同形态循环往复的过程， 庄子称之为“天均”。

从物化观看，“自化”、“天均”可以作为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条件下， 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物质在人为的干预下加速运动，同时由于人类的贪婪与无知， 其运动偏离了“天均”状态，致使可持续发展的链条断裂。

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其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所能吸收的度， 造成全球气候剧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所呼吁进行的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无不带有“自化”、“天均”的特征。

二、《庄子》人生论与低碳生活。

1、“完身养生”： 低碳语境中生命的意义。

《庄子》以“完身养生”为人生最基本的目标。

《庄子》的养生经强调“与物逶迤而同其波”，“不以人物利害相撄”(《庚桑楚》)。

“完身养生”，包括“完身”和“养生”两个方面。

“完身”，说的是乱世之时的社会生活方式， 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让王》)。

“养生”说的是物质的生活方式， 认为保养健康的形体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物质有余却没有养好形体的情形也存在。

现代性的工业文明蕴含着“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的矛盾，这一矛盾激化的后果对于人类来说， 一是在对物的争夺中大量生命被戕害， 二是在对物的过度消费中身体被戕害。

为什么要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期望能生存下去。

由是，生命的意义又面向和回归生命本身。

《庄子》“完身养生”的贵生理论，剖析了戕害生命的'因由，张扬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低碳语境下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启示。

2、“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庄子》人生论建构在对“天”与“物”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就人生最重大的生死问题而言，《庄子》认为，要妥善处理“天行”与“物化”的关系，最佳的状态是像圣人那样“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 因而也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平等主义情怀看待万物， 把个人置身于自然之中，要求个人的生命按照“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的自然规律运行，最后又回归自然。

寓言“庄子将死”讲述庄子反对厚葬，认为自己有天地、日月、星辰等“万物为赍送”(《列御寇》)， 已经得其所哉。

无疑，这是一种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3、“知道达理明权”、“还以物与人”：低碳生活方式的行动方案。

《庄子》认为，尽管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但是舍弃人道也是不可能，因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

如此看来，物害与物累实在无法避免。

对此，《庄子》提出的方案是“知道达理明权”(《秋水》)和“还以物与人”(《渔父》)：对于外物的伤害，应通达事理以随机应变；对于外物的牵累，应各守其真，把物还给物， 把人还给人。

如何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庄子》的启示是：首先是知于道，领会现代性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命之道，让生命的意义回归到生命本身，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自觉性；其次是达于理、明于权，通晓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机理和应对方式，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科学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强调其实践性，真正做到“还以物与人”，让物和人都回归本身，回归到自然状态。

三、《庄子》历史观、政治观与低碳政治。

1、“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低碳政治的社会选择。

庄子所处的时代，“世与道交相丧也”(《缮性》)， 是典型的乱世，“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何其嚣嚣也”(《骈拇》)。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祛箧》、《马蹄》) 和“建德之国”(《山木》)：“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

显然，《庄子》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所在之世以及文明尚未开化的边陲之地作为理想世界的典范， 所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

但从低碳的视野看，这种社会选择却是合理的。

在《庄子》的理想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绝对的零碳社会。

因此， 低碳社会的构建在生态上需要向蒙昧时代回归， 而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终须面对的一种政治选择。

2、“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三代以来的世道为何不如上古时代? 《庄子》首先把责任推到了“物”之上：“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骈拇》) 此处所谓的“物”， 指的是诸如“小人之利”、“士之名”、“大夫之家”、“圣人之天下” 之类的“政治事业”。

尽管规模不同，但作为身外之物而迷失人的本性却一无二致， 其结果是“天下尽殉”。

《庄子》不可能对现代个人主义、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进行批判， 但直指阶级社会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弊端，对于当今社会的物化、异化现象有着同样的批判性意义。

经济的增长是现当代国家所追求的最大政治， 而正是经济增长论这一现代性发展理念加剧了环境破坏、资源耗费，使得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上。

低碳社会是构建需要在政治上摆脱“丧己于物”的枷锁，而且碳政治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争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

这些方面无疑也是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3、“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低碳政治的运作理念。

在政治上，《庄子》从根本上否定“治天下”的观念，认为使天下自在宽松才是正道(《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

实在不得已要统治天下，还不如采取无为之道。

从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为之道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焉”，“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有莫举名， 使物自喜”， “ 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

国家作为一个大物，不能随意当被成一个物支配， 治理天下百姓同样如此(《在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

《庄子》“在宥天下”的政治观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反面和镜鉴，它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因子。

在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中，从“在宥天下”的政治观引申出来的低碳政治运作理念应该具有宽广的“天下”(全球)视野，具有无私、平等、宽容的品质，具有取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情怀。

四、《庄子》物论与低碳文化。

1、“万物毕罗”之道：低碳文化的精髓。

《天下》是一篇总括诸子百家物论的物论。

在《天下》篇中，庄子学派提出自己的“万物毕罗”之道：其实质是以道统物；其内涵是“内圣外王”，亦即“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其要求是“明于本教，系于末度”，亦即人们既要深通作为事物根本的道， 也要了解事物的细枝末节，做到二者的统一；其关键是要求人们如何不至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低碳文化关涉低碳社会的象征性层面， 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种种低碳现象所蕴含、体现的精神。

此处庄子之道阐明了以道统物的实质、内涵、要求和关键， 昭示低碳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以道统物、以精神驾驭社会的文化运作，可以看作是低碳文化的精髓。

2、“应于化而解于物”： 低碳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念。

庄子学派对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物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而庄子之学，“应于化而解于物”， 在吸收、批判其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 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齐物论和外物论， 对于道和物的认识比其他各家更为通透。

事实上，《庄子》物论中许多价值观念也能作为低碳文化的价值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贵生(如“爱人”、“爱己”)、平等(如慎到的“齐万物以为首”)、宽容(如老子的“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宋钘和尹文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节约(如墨家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等。

当然，《庄子》虽洋溢着批判精神， 但缺乏勇于探索万物的科学精神，也存有贬低具体事物的倾向，这些都不可取。

3、“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庄子》高度颂扬人的文化自觉，认为人只有“形全精复”，“形精不亏”， 才能做到与天然万物相推移(《达生》)。

但同时又认为，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扰乱了天下万物的物性。

这种矛盾态度发映出当时人们尚未达到道德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未能真正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社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困境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从文化上对工业文明反思和批判的成果， 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自觉。

但是，相对于社会进步的要求，人类还需在道德素养和科学知识上进一步完善，达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到彼时， 人类驾驭物的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层面，低碳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篇7：哲学论文参考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篇8：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3000字

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篇9：哲学论文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2个月。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行“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的指导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科学、严格的综合治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然而，由于人类大多数成就以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以少数人的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并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以及环境保护成为世界性潮流，必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反思人类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力图将其转变成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篇10：哲学论文

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就哲学的词源而言，它的意思主要指热爱智慧。

但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对于哲学是什么因人因时因事一直有不同的定义。

就当代学术界而言，哲学主要指人们在对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系统化、理念化的世界观，是从性质上、逻辑上对基本问题进行认识从而发现和预测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及客观趋势的学问。

而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从总体上研究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哲学的三大重要研究领域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对思维和存在也即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既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为考察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主体是人，人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就存在性质而言人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过程。

一方面人的存在与灵长目其它动物和周围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又与灵长目其它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它动物依特定本能、固定方式生存，而人则在成长早期依一定本能和一定方式生存，在生存中又发展和完善了本能、方式，如此循环，在高一级的程度上构建自己、完成自己。

二是就存在状态而言，人又是有着自主思维能力的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存在物。

一方面通常情况下人会从自身出发，按照某一思维方式去考察和认识世界的状态和属性；另一方面人会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改造外部世界、塑造外部事物，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外部世界、外部事物，通过实践使得主观客观化，这就必然发生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也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一、唯物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就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派别的规定而言，作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的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相对立的。

按照区别而言在不同时代有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相对应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也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一般坚持了存在（物质）对于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观点。

就世界本原而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则是物质的产物或反映。

反映在人的大脑里就是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作用于存在。

要进一步明白为何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就必须了解唯物主义的演进过程。

在古代，部分人认为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所形成的，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气、原子或金、木、水、火、土单独构成或组成的。

例如中国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而在国外，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了原子唯物论，他认为世间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究其本原而言只是原子与虚空，人的感觉和思想也是由这些原子所决定的。

怎么决定？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表面会经常流溢出一些原子，形成波流之后在空气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影像。

而人的感觉和思想便是这些影像对于感官和心灵的作用。

以上这些人的认识，虽然谈不上科学，但都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同时，他们还尝试以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联系与变化，推动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究竟是什么继续思考。

（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之所以具备了机械的性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就它的认识而言，哲学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物质才是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基础，它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存在。

应该肯定的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于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深化认识对于反对当时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也有它的科学之处。

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把哲学上的物质等同于物理学上的物质，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原子，原子有什么样的属性，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属性，进而由物质组成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属性。

那么整个世界就有机械以及形而上学的性质。

例如霍布斯曾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

”他把所有的运动形式都认为是机械运动，虽然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概括，但是由于没有看到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将某一运动形式上升为普遍运动形式，就会在解释物理、化学、生物、社会运动时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唯心主义。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和认识也带有机械性。

例如拉美特利认为归根到底，人只是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

至于人的感觉，则是由外界对象刺激人的感官神经，由感官神经将某一物质传入感觉中枢中，人便能接受各种感觉。

拉美特利的观点，虽然把大脑看作感觉的发生地有进步之处，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还是用机械的观点去说明人的组成和功能。

另外，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领域也有不彻底性。

因为采用机械的观点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变化，也抓不住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由人的思想决定的，从而成了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阶级斗争经验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具有能动性。

何为能动性？一是思维（精神）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物质），二是思维（精神）通过实践能够反作用于存在（物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说明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以新的哲学概念。

列宁给物质以经典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这里有一问题，当今自然科学的部分最新发现是不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

在笔者看来，关于物质的哲学定义也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发展。

二、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作为唯心主义哲学两种基本形式之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被先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精神所决定的，而物质世界仅仅是这种客观精神在历史进程和具体条件下的产物或表现。

就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而言，实际上它是把人的思维（精神）或一般概念加以绝对化之后“飞跃大脑”成为了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某实体，宗教就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代表。

中国南宋时期的朱熹就曾主张：“理在事先”，他认为“理”是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的，世间万物各有其“理”，“理”就是世间万物运动的规律。

他认为“理”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世间万物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国外的柏拉图和黑格尔也是类似的观点。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创造的，理念世界才是本原。

黑格尔则把现实世界的本质归结于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辩证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外化为自然界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

（二）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一道认为思维（精神）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存在（物质）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区别在于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因素而不是某种客观精神，例如人的感觉、经验、心灵、意志等是世间万物产生和运动的根源，而世间万物只是这些主观因素的产物或附属品。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没有自我的主观因素，就没有外部世界、外部事物。

例如中国明时代的阳明，就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认为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依赖于主观因素而存在，当主观因素消失时，物、事、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因。

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法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经显现出了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过渡的趋势，例如过多的宣扬上帝就在你我心中。

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从客观向主观的转化，不仅是宗教的一大变化特征，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大变化特点。

三、结语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就根本上的分歧而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即到底是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还是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决定作用上观点和立场不同。

有人认为唯物主义宣扬物质至上，唯心主义宣扬精神至上，这都是不正确的。

就整个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来看，相信唯物主义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坚信唯心主义的历史人物也办过好事。

谈及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要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任何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简单对立的理论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言：“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

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极端或绝对正确化，虽然科学已经证实了思维（精神）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但是谁又能完全证明“缸中之脑”这样的哲学假设是根本错误的呢？况且这样的哲学假设还有很多。

哲学的基本问题昨天、今天、明天总会有人去探讨，但是要想让哲学焕发出巨大的魅力、生命力，让掌握哲学的人能真真正正体会到哲学所带来的实惠和快乐，还是要靠有实践能力的人去一点一滴地践行，去变革自己、去改变世界。

只有在掌握哲学的人受益之后，哲学才能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才有由“冷”变“热”，更好地发挥解释、指导作用的机会。

篇11：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摘要]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关键词]

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精神

一、引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2000多年哲学发展的总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哲学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有人把康德哲学比作西方哲学史上的“蓄水池”。在德国，第一次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康德。康德所说的批判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名词意义上的批判，他通常把批判和先验作为等同意义上的名词来使用。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既超越于唯理论又超越于经验论的新的哲学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批判哲学，如何使康德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益成分，使之在人类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体现出应有的文化精神价值，这是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影响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的康德哲学，康德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哲学，是因为他推翻了18世纪末流行于德国和欧洲各国的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发动一场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创立德国古典哲学。人们通常将康德的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他提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打击17、18世纪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不变的观点，为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虽然他的思想中包含一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但是总体看来，康德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依然囿于莱布尼茨D伏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从1781年起10年间，康德先后发表了三部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阐述他的认识论思想、伦理学说和美学观点，构成所谓“真”、“善”、“美”的批判哲学体系，由此康德哲学进入“批判时期”，康德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他在“批判时期”所阐发的哲学思想。

康德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称这个体系根本就是独断论，同时康德也反对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康德为了批判的需要，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现象”和“自在之物”。康德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产生感觉的客体，即所谓“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客体是不可认识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的“现象”。很显然康德哲学既想要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时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倾向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说：“事实上，既然我们有理由把感官对象仅仅看作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而承认了作为这些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自在之物是怎么一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象，也就是只知道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感染的方式。”在康德哲学中，感觉不反映对象，现象不表现本质，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和现象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总体上来看，康德哲学围绕着“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在他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的基础上，论证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尽管康德哲学自始至终都带着调和折衷的特征，但是他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走上两条道路：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表现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相继发展康德批判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唯物主义道路上，费尔巴哈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形成了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以“人”为基础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由此，德国古典哲学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终于结出两大硕果：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康德哲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应有之义

康德是第一位给自己的哲学挂上“批判”招牌的哲学家，他赋予“批判”以新的理解和作用，认为“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明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他把自己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去批判一切，但是康德同时也预见到“批判”道路的艰难。在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展开批判时，康德充满自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仅仅“是为了判断一个原则或一个事实的价值而进行的检查”。康德辛苦工作的结果，虽然终结了旧的“形而上学”，沉重打击了神学和宗教。但是，他却从一个片面走到了另一个片面，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走向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开辟批判的道路却又处处有所保留，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充满矛盾与无奈，最终不得不滑入形而上学的泥潭。那么批判究竟该如何展开呢？我们说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批判谢林，以及费尔巴哈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中所用的“批判”，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只是由于这些哲学家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欠缺，他们的批判和否定往往带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批判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因此正确的批判态度是全面地分析与综合的态度，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态度，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四、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与哲学理念的创新

（一）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

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破旧立新”，把对旧哲学的批判改造与对新哲学理念的创新发展统一起来。首先，康德在理性能力的分析基础上，对传统的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过对理性能力范围、界限和有效性的揭示，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对于科学认知具有优先地位。其次，康德在理论理性部分，虽然坚持理性主义知识本质论原则，认为是时空和知性范畴的先天形式赋予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但他同时承认受物质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质料。在他看来，没有经验质料内容的理论形式是空的，而没有理论形式的经验内容则是盲的。最后，确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并力图在实践理性优先性基础上，以判断力的“目的性”理论来统一两者。尽管这在康德那里并未真正实现，但康德由此建立起一种先验理念本体论、先验形式主义伦理学、先验主义实践哲学以及理性主义宗教哲学和先验美学理论，从而转换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恢复西方希腊哲学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力图摆脱科学主义控制的能够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新观念和新路向。

（二）康德哲学理念的创新

正因为康德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全面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给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从康德走向现代的。康德以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分析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把科学认知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内，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关于有限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事物的本质性知识等这一方面的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康德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他根本上是以此将人们引向一个不同于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领域，是要从实践理性上来确认作为理念存在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建立起理论上的本体论、价值论、道德观才能为解释世界、社会、人生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也才会使人的生存、行为、意义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保证，人格的伟大与尊严也才能油然而生。实际上，这也是必然的，只要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有“终极关怀”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还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中，不同的生活理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的体现，因此，与其说康德是近代哲学的批判者和终结者，不如说他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五、哲学需要批判的精神

综观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任何学说、思想及观点的提出，无不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当前我们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上。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反复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凡是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时，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然而，这个“批判”却往往用的是“批评”的含义，即“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尽管西方哲学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思想也的确包含一些很先进的、很科学的观点。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凸现的当代，东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即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批判地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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