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虚与中风发病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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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阳虚与中风发病的关系论文

论阳虚与中风发病的关系论文

中风严重危害着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已被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所关注, 对其病机的探讨也十分热烈, 但对阳虚在中风发病中的作用似未引起应有重视, 对此作者浅谈拙见如下。

1 阳气在生长发育中的作用

阳气的盛衰对人体生命活动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素问·上古天真论》在论述人体生、老、壮、死的自然规律时,认为当女子四七、男子四八身体机能最旺盛之后, 首先从阳气衰落开始, 故女子“五七阳明脉衰??六七三阳脉衰”;丈夫“五八肾气衰, 六八阳气衰竭于上”因五脏阳气衰退,肾藏不能变藏其化生之精气, 始见“发鬓白, 身体重, 行步不下”等一系列机能减弱表现 ,《 生气通天论》更明确提出了“阳气者, 精神养神, 柔则养筋”。人体正常状态下, 思维敏捷、语言流利、动作轻便灵活、肌肉丰满等, 皆系阳气之温养, 故阳气虚衰 、必然出现精神疲惫、嗜睡、肢体无力等症状而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生命。

阳气与阴精是互为影响的。《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 阳化气 , 阴成形”。明确饮食精微在阳气的作用下, 转化为人体的有形物质, 这些有形物质在人体需要时, 复被阳气化生为功能, 只有功能正常, 机体才能充分吸收水谷精微, 如此循环以维持人的生命活动。若阳气不足, 阳不化气, 将导致有形物质的积聚,这些有形物质的大量沉积, 将聚而成痰、成饮、成瘀, 进一步阻碍阳气的化生功能和运行, 易致“五脏气争, 九窍不通”而发病。

现代研究也证明, 正常老年人绝大多数有阳虚征象, 有学者通过对340 例基本健康的60~84 岁老年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这一点, 所以阳虚是人体衰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而中风又系中老年易患疾病, 与阳气虚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阳虚阴盛是中风的基础

中老年人, 从饮食上一般并无明显减少, 然而却多有畏寒、乏力、精神疲惫等表现, 其主要为阳虚不能把物质转化为功能, 同时伴有形物质的积聚, 如痰多、流涎、排尿不畅、舌下脉络增粗甚至个别患者下肢水肿等, 结合现代检查血液粘度、脂类增高等征象, 成为中风易患因素。《素问·通评虚实论》指出“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加速疾病的发展, 所以目前中风病有提前和增多趋势。虽然一些医家认为阴虚阳亢乃中风病的基础,但临床阴虚体质、消瘦者较少发病, 而嗜酒、恣食膏粱厚味及肥胖者反多为病, 值得思考。

痰、瘀、火等是中风病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已被世人所公认, 但此类致病物质的产生, 与阳气不足密切相关。阳气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功能, 阳气虚衰、温运无功, 必在流瘀滞;体内水液代谢靠肺、脾、肾等脏协调活动, 阳虚则肾不化水,脾失运化、肺宣降无功, 水聚成痰、成饮;痰阻日久、化热生风, 当五情过激、外因诱发之时, 虚损之肾阳不能安居至阴之地, 夹痰夹瘀, 暴冲于上, 而发力中脏腑或至夜半阴盛之时, 阳气更虚、无力运血, 瘀阻痰停, 阻塞经络, 成中经络之疾。古代以艾灸预防中风, 当今艾灸风池、阳陵泉及背部诸穴治疗中风, 皆温阳运血之法。

中脏腑患者每见头面潮红, 乃因痰、火、瘀上冲而致,故王永炎等以萎星承气汤急下治标有效。但现代研究证明,此时血液微循环呈现瘀滞状态, 临床可见手足厥冷等症, 提示阳虚仍为其基本。沈敏南通过观察认为, 中风患者脱证, 大多见阳气虚脱或阴阳俱脱两类。朱新星也发现>51 岁的'中老年患者, 病深易致亡阳, 从侧面反映了其阳气虚损, 积渐而增, 日久量变引起质变这一现实。若肝肾阴虚为其病本,则病甚当以阴脱为先。

中经络患者每见小便短数, 甚则遗尿、嗜睡、肢体痿废等症, 均与阳虚有关。《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在外, 阴之使也, 阴在内, 阳之守也。”阳虚不守则小便失常, 阳不养神则嗜睡, 阳不养则痿废。临床发现中风患者, 值天气晴暖时, 肢体功能较阴冷之日为佳, 亦证明这一点。中风患者,甚时可出现中枢高热危象, 其无论病机或程度, 均与普通发烧迥异。故寒凉直折多元显效。王冰言“病之大者, 犹龙火也?识其性者, 反常之理, 以火逐之, 则熘灼自消, 熘火扑灭”。作者认为, 当此龙雷之火、熘灼之时, 以附、桂、参、姜等温阳益气或可改善脑干血液循环, 防止阳气暴脱, 寄希望于万一。

中风患者多数虽难以活动, 但饮食正常, 甚至较平日为多, 消化功能亦佳, 但吸收的精微, 不能充分转化为能量, 故常见神疲嗜睡、身体肥胖之征, 进而又影响人体的功能恢复。如何阻断这种恶性循环, 值得研究。

不少研究发现, 中风发病与季节有十分明显关系。张明亮等经统计后认为, 风中脏腑, 以冬春季发病较多, 风中经络以秋多季发病较多。无论风中脏腑或经络, 均以冬季为甚。有学者对105 例急性脑血管病分析也证明, 脑出血以1 月最冷时发病率最高。脑血栓以冬春二季发病率最高。《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 烦劳则张, 精绝、辟积于夏, 使人煎厥”。若中风以阴虚阳亢为基础, 则夏令炎热更伤阴精, 发病应较冬季为甚。由于患者阳虚, 冬寒更损阳气, 推动血液无力, 则易致中经络;阳虚则痰瘀更甚, 值外因诱发, 呈暴脱之兆, 冲于上则成中脏腑。夏令火热, 稍助虚损之阳, 故发病率最低。

或以为其病本为阳虚, 但发病时, 急则治标, 亦应以化痰荡火为先, 但治标治本并不矛盾。治标的同时, 加同温阳益气之品, 标本兼治, 并无太大禁忌。樊淡以茯苓四逆汤治疗急性脑血管病55 例, 其中脑血栓38 例, 脑出血8 例, 脑栓塞5 例, 蛛网膜下腔出血4 例, 6 d 为1 个疗程, 结果无效仅8 例, 充分证明这一点。

3 温阳药对血液循环的影响

中风病的发生, 与高血压、动脉硬化, 血液粘滞性、凝固性增高、血流缓慢及心功能不全等因素有关。温阳药多数能扩张血管, 对血压有双向调节作用。不仅能治疗休克, 增强心肌收缩力, 加速心率, 增加心脏排血量, 提高脑部血流量及耐缺氧能力, 亦可推动血液运行、减少瘀滞现象发生。临床证明, 高血压患者血压过高, 与脑血压调节中枢缺血缺氧有关。用附桂类温阳药后, 血压均有不同程度降低。部分温阳药物具抑制ADP 诱导的血液凝集作用, 若配合活血化瘀药扩张血管、改善血液高凝状态, 对中风致病因素有很强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1] 赵鹏. 温肾健脾法治疗缺血性中风恢复期的临床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

[2] 王春霞, 常红. 温阳法在中风病中的临床应用.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 6(6):741-742.

篇2：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系论文

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系论文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相互影响。究其原因，无论是国际法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视野，即在传统上共同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晚近又同时面对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诸如全球化、“国际治理”等全新课题。而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外，但紧密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保持自身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的需要。这些特性决定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结，并对各自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国际关系及国际法概述

国际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国际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一切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关系，也包括文化、科技和法律方面的关系；既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间的关系。而狭义国际关系仅指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官方政治外交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地域上的全球性，内容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性，层次上的复合性以及变迁的有序性等特征。国际法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以及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传统国际法仅认同对狭义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呈纵横扩展的.情况下，国际法本身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案臼，日益关注其他层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而国际法则属于其价值层面的内容，带有反映性和主观性。因此，它们之间既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联，又含有现实矛盾，并不能预期二者达成完全和谐的关系状态。故此，承认关联并解析二者的矛盾才是推进其良性互动的根本。

二、国际关系同国际法三次联结

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在理想主义理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S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无疑，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这决定了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但这个时期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是两个领域所实现的第一次联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冷战开始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疏远。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闪亮之处。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拾起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纽带的正是国际机制理论。从国际机制的定义看，国际机制与国际法实际是相近的概念。虽然对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学者们尚有分歧。另一方面，从国际机制的特征与功能看，国际法具备国际机制学者所强调的国际机制所应具备的各种特征与功能。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崛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起了很大的挑战。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人构成整个世界，人和社会的相互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这是建构主义理解问题的总体思路。

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发展促成了国际社会的产生，构筑了国际法赖以生存并勃兴的社会基础，使得国际法追求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得以在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中实现；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国际法律体系来进行有效协调。

国际关系催生了国际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及其成员间发生交互活动，形成交往关系，从而将原有的国内社会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性权威的社会系统，而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内在的秩序要求与其行为主体对利益与权力的本能追逐之间的矛盾又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性规则。因此，国际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脱离权力和社会过程的机械的法条和规则，而应被视为在一个考虑政治及其它变量（variables）的背景中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者所作能动反应的结果。

国际关系的发展丰富了国际法的内涵。国际关系的演进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擅变，这一积极效应在当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战后，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国家数量迅速增加，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日益活跃；国家间关系从“高级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低级政治”领域，扩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全球市民社会的勃兴成为一股新的力量，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体制下的世界秩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共生、竞争逐渐摆脱“软要素”的地位，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遇到了有力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响彻全球……国际关系的多维化、多元化已经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国际法的完善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对国内民主而言，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一种更高级有序的民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这些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而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就是主权平等和权力制衡，不断完善的国际法充当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

[2]〔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篇3：论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的关系论文

论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的关系论文

摘要：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能，被称为“代表企业与外界往来的两扇大门”，二者之间关系紧密，共同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服务。在实际市场经济运作中，公关与营销多体现为一种合作的交叉关系，主要表现为营销公关和关系营销。虽然公关与营销在发展中的某些部分是逐渐走向融合、重叠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概括来说，公关与营销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包含不了谁。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要以“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去处理营销和公关的关系，将二者综合有效地加以运用。

关键词：营销公关;关系营销;和而不同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的生命力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树立良好形象，加大企业生存几率，企业的对外宣传方式逐渐从单纯的营销手段转为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的结合体，营销公关和关系营销正是二者结合的集中体现。公关与营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二者总是以“双管齐下”的方式一起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而二者间的明显区别又决定了它们之间“和而不同”的微妙关系。

1营销公关――营销与公关嫁接、合成后的有力武器

“营销公关”的新概念是通过把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两大功能整合运作而得来的，是指把公关应用到营销领域的一种手段。它既是对公共关系所提供的营销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又是将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嫁接、合成后产生的健康的第一代。营销公关能有效帮助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商品品牌形象，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商品销售。营销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科特勒曾经说过：“营销公关的源头一为营销，二为公关，它对企业而言代表了一个重新发声的机会。”营销公关在具体操作中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公关宣传――树立企业基本形象

公关宣传是营销公关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提供有关企业的各种正面信息，其目的是实现企业营销需要，并提高自身的形象。公关宣传一般选取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由于公关宣传以新闻报道形式出现，因此媒介在对这些事件进行报道时并不收取任何刊播费用，但这也决定了媒介并不保证这些事件一定得到报道。

1.2传媒炒作――集中制造热点事件

为了吸引关注度，很多企业在营销公关中会着力于策划一些经过精心安排的事件，这种方法被称作“传媒炒作”，是公关宣传手法更加集中、更为高超的一种使用方式。传媒炒作是立体地动态地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详尽而全面的集合式报道，它通常可以避免一般公关宣传的缺陷，即短暂、缺少重复，因此也不容易受到高度关注。

1.3危机公关――有效应对问题、威胁

营销公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危机管理，称之为危机公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企业与社会以及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良好关系造成影响，对企业的市场或形象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威胁，这一点不论何种企业都不例外。在危机管理中公关不仅要搜集信息、提供建议和参与决策，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担负着执行的角色，尤其是在具体公关活动的策划推广和协调沟通上更是责无旁贷。危机公关处理的关键是在企业利益和社会及公众利益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并且进行有效地传播沟通，以达到相互间的认同和谅解。

1.4社会参与――架构广泛对话桥梁

运用社会参与也是营销公关的一个主要任务，其目的是在企业与社会之间架起对话桥梁，这种活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而且很多情况下对企业营销也具有直接帮助。由此可见，营销公关是企业商战中的有力武器，二者融合在一起，可助企业叱咤风云、逐鹿商场！

2关系营销――公关服务于营销

所谓关系营销，是把营销活动看成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关系营销作为新的聚合点，它以市场为导向，把服务与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关系营销与传统营销观念不同，它的着眼点已经由一个转变为两个，将赢得客户与拥有客户看得同样重要。过去市场营销往往将“重头戏”放在怎样“赢得”客户，对如何长期“拥有”客户却关注不够；而关系营销的目的.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改变，使服务、质量和营销这三者环环相扣，将赢得客户与保有客户这两方面相互呼应，有力扣合起来。关系营销通过与客户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使企业与合作伙伴共享资源，不断培育和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下面通过一个经典案例来更深入地阐述关系营销。马莎百货集团(Marks&Spencer，简称M&S)是英国最大的跨国零售集团，《今日管理》的总编罗伯特海勒曾评论说：“从没有企业能像马莎百货那样，令顾客供应商及竞争对手都心悦诚服。在英国和美国都难找到一种商品牌子像‘圣米高(StMichael)’如此家喻户晓，备受推崇。”在近十年以前，马莎百货集团在以英国本土为主的全面关系营销战略可以说极为成功，这句话正是一个生动的写照。马莎从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门店。其后8年间，在内地陆续有10家门店开张。然而，在11月，马莎宣布，将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亏损的国际市场，此次涉及的国际市场关店数量将达到53间，包括中国内地的10家和法国的7家，以及匈牙利、立陶宛等8个国家的所有商铺。同时马莎还将在英国本土关闭60家门店，裁员人数高达2100人。马莎在中国内地乃至海外市场的全线溃败，证明了关系营销的失败将会给企业带来多么重大的打击。马莎百货在华近十年，一直被行业内视为零售业企业在华拓展的“反面教材”。

2.1未能做到围绕“满足顾客真正需要”建立企业与顾客的稳固关系品牌

关系营销倡导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固的相互信任关系，这实际上是企业长期不断地满足顾客需要，实现顾客满意的结果。马莎在英国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对客户需求的有效迎合。而在中国内地市场，马莎只是把自己在英国的模式直接照搬过来，中国真正知道马莎百货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它的目标客户群也正是这些较年轻的女性，而店里的服装却更适合四十岁以上的人来穿，导致其目标客户人群中几乎无人会在店里消费，其市场定位与实际消费者群体之间发生了明显错位。同时，马莎在门店设计、商品摆放等方面也未能充分考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它的自有品牌从款式上直接沿用了英国市场的流行款式，没有将产品本地化，也没有根据亚洲人的体型而设计产品，在中国市场严重缺乏创新。而且门店内品类分区全部使用英文标识，没有对应中文，这一情况直到开业的所谓“二代店”仍未改观。衣服尺码也没有变通为中国消费者熟悉的S、M、L这种字母分类，而是坚持用阿拉伯数字的欧码标签，给消费者带来很多不便。种种“不走心”的品牌营销，使得马莎直到退出内地市场，都未能形成真正稳固的客户群体。

2.2通过规模经济盈利的商业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反成负累

马莎以往的发展模式是通过与若干规模较大的供应商签下长期独占合约，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提高商业利润，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它销售的货品高达80%属于自创品牌“圣米高”，在面料采购、产品研发设计乃至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众多环节都是自己上手，实行“从制造商直接进货”的政策。但是原本意在控制成本的这一供应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受到了极大影响，反而成了市场反应速度的拖累者。马莎在中国内地市场涉及供应链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完全理顺：从海外运来的服装出现因为通关时间过长而导致缺货的现象，电商渠道也有送错货的情况，保质期短的食品类产品所受的影响最大，只要通关时间一长，送到店内就已经临近保质期限，只能低价处理。马莎在华期间几乎一直未曾披露销售业绩，其原因可想而知。马莎百货集团的案例告诉我们：(1)实施关系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企业与顾客的关系是关系营销的核心。我们只有以满足顾客的真正需要为基础，才能实现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固关系这一最终目标。(2)要与关联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既要从互惠互利的角度出发，同时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与关联企业在所追求的目标和认识上取得一致，这样才能确保长期稳定的“双赢”局面，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3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的“和而不同”

3.1公关与营销的联系――“和”

在长期发展中，公关和营销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公关与营销有着很多联系，我们可以从历史、动态发展、实践整合角度来理解公关和营销的联系。(1)从历史角度而言。公关和营销的起源都是哲学。公关最早诞生于政治和战争，而后进入经济领域，成为4P观念中的一部分，所以公关是属于营销的一部分。(2)从动态发展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4P发展成为4C，后又发展成为4R、6P、6C、5R。在动态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公关与营销的某些部分走向融合、交叉、重叠。公关支持营销，但并不是营销的从属部分。(3)从实践整合的角度而言。它们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有共同的产生条件，即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即用户第一，社会效益第一；它们还有相似的传播媒介，即大众传媒。此外，还有关系营销、营销公关、消费者关系等二者的交叉部分体现了营销与公关之间的紧密联系。

3.2公关与营销的区别――“不同”

(1)范围不同。市场营销一般仅限于企业生产流通领域，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而公共关系所涉及的则可以是社会上任何一种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除企业以外，它还涉及政府、学校、医院等各种组织，这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的范围；公共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性比市场营销更加广泛，学科应用范围也更加广阔。(2)目的不同。市场营销的直接目的是销售产品，从而进一步扩大赢利，产生企业效益；公共关系的目的则是树立起组织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信誉，从而使组织获得长足发展。(3)手段不同。市场营销所采用的手段主要包括价格、推销、广告、包装、商标、产品设计、分销等，这些手段都与产品销售这一目的紧密相关；而公共关系所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发放宣传资料以及举办各种专题活动，如记者招待会、社会赞助、典礼仪式等。(4)目标不同。市场营销的基本责任是建立和维护一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在长期基础上吸引和满足顾客，以便赢得一个组织的经济目标；公共关系的基本责任则是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力求通过长期的努力，建立起组织的良好形象，而并非仅仅追求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利益。(5)聚焦不同。市场营销主要聚焦于顾客的交换关系，其基本过程是通过交换既满足顾客需要，又赢得经济利益；而公共关系的聚焦则广泛许多，它可以涉及各类公众，包括顾客公众和非顾客公众，如雇员、投资者、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等。

4结语

总的来说，公关解决的是组织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营销解决的则是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如何被公众所接受的问题。没有市场营销，企业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其公关形象也全然无从谈起；然而没有公共关系，企业的发展又缺少持久的生命力。有效的公共关系可以维护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从而促进市场营销工作顺利开展；而成功的市场营销会对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发挥有效助力。把握两者之间“和而不同”的关系，将营销与公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企业优质高效地完成略目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钟育赣.营销公关:一种扩大视野的理解[J].重庆商学院学报,(5).

[2]陈英毅.企业间营销关系:关系、互动和价值[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熊和平.关系营销实战操典[M].广东经济出版社,.

篇4：论信仰与幸福关系的哲学论文

论信仰与幸福关系的哲学论文

导读：在构成人的幸福感的诸要素中。人类的信仰对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信仰，幸福，源泉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构成人的幸福感的诸要素中，人类的信仰对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论文参考网。

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理论、学说、主张、主义、宗教等的信服、敬仰和尊崇，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信仰有“信”和“仰”两层含义。“信”是信任和信念，“仰”是仰慕和追求。由此，信仰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相信;二是仰慕;三是加入追求行列，并为之奋斗终身。

信仰按其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原始信仰。这种信仰以灵魂观念为核心，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特征;二是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以神的观念为核心，以主神崇拜为特征;三是哲学信仰。这种信仰以人自身为核心，以真理、主义、学说崇拜为特征。“其间尚有大量的非此即彼、或此或彼的中间环节，以及由这些形态衍生的信仰现 象。”[1]

作为人类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信仰与幸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信仰的作用决定了信仰是幸福的源泉

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为在茫茫宇宙中短暂有限的人生，建造一个确定的精神家园，让人“充满诗意的栖居”。这种精神家园是人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观凭借和心灵依托。它负载着和支撑着人崇高而伟大的精神生活、审美享受，满足着人心灵的发育和成长，保证着人心灵的滋养和健康，决定着人的生命品位、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决定着人是否幸福或幸福的程度。

(二)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和一套有关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生活在合理的社会之中，过一种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恶的社会生活。信服和尊崇这种社会模式和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的人，在宇宙、社会中的生存观念、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据，其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确定的基点和坚强的支柱。由此，“人便可以排除围绕人生的无知、孤独、怀疑、虚无与绝望，获得知识、关怀、安慰、确定、充实与希望”[2]，从而获得幸福感。

(三)在彼岸世界或精神领域为人们设定一个终极性人生目标，让人们终身去追求。信仰的确立， 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存发展方向即终极性人生目标的把握。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3]。当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时，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4]。这些都表明，信仰(包括它的特殊历史形态—宗教)是以人而不是神为本质的，它实际是人们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映和表现，是人对自己生命、生活和前途的选择，有了这种选择，人的精神就有了“支柱”，安身立命就有了“根据”，感情、心灵就有了“寄托”，就能时时体验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以上说明，人的幸福感常常依赖于人的心灵的完满，来源于人的信仰的确立。

三、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信仰能始终给人以幸福

作为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信仰具有特殊的力量：

(一)信仰可以使精神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驱动着和引导着人们沿着幸福之路前进。比如，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其深刻根源在于他们具有伟大的性格，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希望并坚信着穷苦人的世界的到来。这种最朴素、最现实的信仰，最集中、最高度地体现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谋求翻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并将其价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动的统摄地位上，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招引下，他们才显得如此英勇无畏、前赴后继。而且，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更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因此，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生命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生命无疑没有任何幸福可谈。

(二)信仰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仍然感到幸福无比。这种困难，归纳起来有三种：

一是逆境。顺境有利于人们获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暂时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而逆境则会影响人们正常地实现幸福，但如果保持坚强的意志，坚守心中的信仰，奋力拼搏，顽强奋进，也许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的发挥，获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膜脚，兵法修利;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5]。这些伟人正是因为胸怀伟大的信仰，从逆境、困厄中奋起，才写出了辉煌的传世之作，同时也体验到了逆境中特有的幸福。

二是苦难。有时，苦难能够催生幸福，幸福反过来又能够使人感觉苦中有乐，这其中的缘由仍然归根于信仰。论文参考网。比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和董永，“寒窑虽破”却感觉“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因为他们坚信忠贞不渝的爱情，爱情的力量使他们虽处凄风苦雨却仍能感觉温暖如春。又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战士们虽然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把野菜当干粮，把干稻草当棉被，那种苦难日子可想而知，但因为有“毛委员”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心中装有伟大的“主义”，便感觉“餐餐味道香”，“心里暖洋洋”。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当属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长征中牺牲的人是难以统计的。过雪山时高寒缺氧，经常有人坐下就起不来了;有的战士还要用担架抬人，其负重更难以承受;有的人为背战友而自己倒下。过草地时，有的人为救助陷入泥沼的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则资料：

篇5：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论文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论文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

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恶，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时之副》）。

他认为，如果老百姓没有好恶，那么国家的管理行为就会失去针对性。“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其势而无以为贵矣。”（《保位权》）可见人性好恶是国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人性好恶是一种客观存在，“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保位权》）。在国家统治行为中，“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统治手段。

对于赏罚问题，董仲舒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赏罚要落到实处，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依据，即“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罚”是老百姓厌恶而不乐于接受的，因此“罚”要适当，过份的惩罚会造成恶性循环，逼使违法者更加作恶。“赏”符合每个人的欲望，但“赏”也不能过份，对老百姓的欲望过分满足，他们就不会以此为贵，从而失去奖赏的作用，“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权》）。

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虽然董仲舒认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主刑辅”），实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据董仲舒的“德”、“刑”阴阳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阴阳义》）。他认为根据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间有一个先后、贵贱和主次之分。“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计其多少之分，则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万事万物都是阳为贵、阴为贱，“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阴阳义》）“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可见圣人治理国家重“德”而轻“刑”，也同样是由天意决定的。

董仲舒教导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罚，而且刑罚要适中。他认为刑罚等强制手段是在完善了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用来惩罚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经过教育而仍冥顽不化的犯上作乱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就曾极力反对“不教而诛”的暴虐政策，“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

为什么要先“德治”、后“法治”呢？董仲舒认为，刑罚是被动的、治表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为政》）只用政令来开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虽然能避免犯罪，但人们并不觉得犯罪可耻，因为刑罚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为什么先秦法家一味强调和实行“法治”，结果并未消除犯罪，就是因为只有“罚”而无“教”的缘故。使用过重的刑罚，只会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会**。“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如果国家举办各种教育，“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那么虽然“刑罚甚轻”，仍“禁不犯”（《董仲舒传》）。董仲舒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在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看来，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而且其主要作用还在于促成“德治”，“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治国先以“德治”，再加之以“法治”，是人们所能够承受的，因为“德治”向人们显示了善良的道德政策；如果先以“法治”，则会法不治众，“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身之养重于义》）

篇6：论和谐社会与人性哲学的关系论文

论和谐社会与人性哲学的关系论文

哲学是一门前缘科学，是开启科学大门的钥匙，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指明方向与途径。爱因斯坦在上世纪中叶发表的《相对论》，令许多人不解，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思维方式，评判一种新理念的正确与否，当新的理念超出了以往经验时，社会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认识，正是因为是新的理念，人们才一时难以接受。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打开了认识物质原始结构与宇宙空间新一轮大门。立体思维与逆向思维方式总是能扩展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哲学理论总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先导，使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获得空前的发展。

人们将哲学理论运用到社会科学方面，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中国几千年来以老子、孔子、朱子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具有代表性，堪称中国哲学思想启矇的始祖宗师，集中了人文哲学思想的精华，古人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影响了二千多年。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上的变化，现代社会环境的改变，先哲的哲学思想，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已经不够用了，应建立一套更科学更为完整的指导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哲学理念体系，使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视角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与世界。

从宏观上看，目前的社会教育基本处在一种不统一的，各行其道的状态，从中央到地方虽然都设有精神文明办公室，由于人的价值观多元化，以及社会的复杂性，精神文明办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据有关资料报道，重庆市南岸区教委对辖区700多名中小学生诚信状况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更是令人反思。问题出在中小学生耳闻目睹的种种负面社会现象，由于“不识好歹”而模仿之，又因为效仿可以从中获益，因此群起而效仿。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成年人弄脏了道德河水清澈源头，孩子们不得不啜饮被污染的河水，最终便有了老实人吃亏的错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丰富起来。然而，电脑的出现，难以掌控的电脑信息多元化，一起涌现在电脑画面上，暴力片、色情片、恐怖片对青少年的危害不可低估，喜欢玩电脑游戏的青少年不在少数，他们到现实生活去寻找电脑游戏中那种虚幻的感觉，使得一部分青少年荒废学业，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当今社会在青少年中出现较为严重的新问题。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子，其骗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诈骗成为当今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上蔓延的迷信活动和赌博现象，正在严重地侵蚀人们的灵魂，污染着社会风气。还有一部分人的拜金主义观念，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社会人性教育是一项首要任务，提高整个社会公民的综合素质要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应总结出来一整套适合不同年龄段进行社会教育的哲学理论体系，从人性教育的视角寻找新的突破口，正面教育与传统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依靠上述教育是不够的，同时要从人性化教育中找到正确的教育方式与途径。中国在改造犯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服刑人员走出监狱的大门，洗新革面，重新做人，正是人性化教育结果的典范。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同情、热情友好、支持和关爱是人性化教育的具体体现，一切高水平的说教在它们面前都会显得逊色。人性哲学就是进行社会教育最为有效的工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处理人与事的关系中，使人们懂的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能做或不能做，做了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什么话能说与不能说，对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正确对待人生中成才与成名的关系；失败与成功的关系；放弃与追求的关系；逆境与顺境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恨与爱的关系；祸与福的'关系；运气与命运的关系；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将自己人生的命运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人为本的人性理念的实施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人性哲学理论的建立，要以立体思维加逆思维的方法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以人生演变的内在关系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抓住了本质就把握了人性教育的命脉，使人们知道怎样做，还懂得为什么这样做。人性哲学理论的突破，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教育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武器。

探讨人性哲学理论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人们要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首先必须理解“和谐”这个词的涵义。“和谐”它是指客观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状态彼此相融合，活动方式协调一致，凝聚力大于排斥力，各个方向的力量向同一方向所形成的合力。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按社会公民的普遍理解为：“社会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公民的社会总体需求，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有了保障，并能逐步得到改善与提高，公民的生活、工作、学习与交往具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友好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已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大家均以劳动创造财富为荣，能够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稳步发展的科技与生产力水平，人口增长速度与资源利用同步进行，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有序的发展”。把“和谐”运用到和谐社会这一科学领域，它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对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会，它具有了特定的意义。

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有了人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主体，为什么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在解放前的国土废墟上，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使全国人民摆脱了困境，就是因为有了人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和谐是一种互动与互补的关系，人的和谐相处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又能促进人的和谐，这种互动与互补的相互关系，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和谐社会的理念，需要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具有特定的内涵与意义。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多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相对不足，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沉重的人口负担成为我国无法回避，而又必须面对的现状。

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没有现成的模式，没有救世主，完全靠我们自己。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对国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尤其对国民的整体素质进行研究与评估，制定相适应的实施战略，提出短期与中长期目标，每达到一个子目标，就向总目标迈进了一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务实态度，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篇7：论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论文

国家工商管理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经济发展效率, 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作用, 能够有效地协调企业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完善企业经济体制, 保护合法权益, 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国家工商管理职能

1.1 监督职能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工商管理具有较为良好的监督职能,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更好地对企业的交易过程以及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有效地规范工作人员的自身行为, 使市场交易的科学性、合理性得以保障, 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 工商管理也可以作为市场活动的裁判, 更好地提升市场经济发展的秩序性。

1.2 加强合作效率

国家工商管理不仅可以对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还需要监管相关经济体制以及公共服务效率。工商管理作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促进企业与市场的经济发展。国家的工商部门, 设定了较多的系统部门, 要求能够更好地提升法律效应, 对于不正规的经营与合作、违法的垄断等严格惩治, 有利于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维护, 此类部门的建设, 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合作效率, 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篇8：论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论文

在国家工商管理发展过程中, 相关人员应该了解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要想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 就要重视以下几点内容的分析。

2.1 市场经济发展

是工商管理的基础我国的建立与发展, 是由于人类的进步、商品的生产与营销所形成的。所以, 国家建立了工商管理部门, 以便于对社会中的商品经营体制进行监督, 保证能够更好地维护各个阶层的利益。市场经济是由商品的生产与交易形成的, 此时, 相关管理人员会根据工商管理规定对市场经济秩序进行有效维护, 使其能够更好地提升市场经济效益。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各类生产、交易是工商管理发展的基础, 只有良好、正常地维护市场经济发展, 才能更好地提升工商管理效率。

2.2 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之间的促进关系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工商管理的基础以及前提, 同时, 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存在较大的`促进关系。主要是因为商品的经济效益在不断提升, 此种情况下, 需要加大力度对相关工作做出重整。以便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序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 需要工商管理对市场进行一定的监督与管理, 意识到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 可以培养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增强市场经济的现代化, 进而体现出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此类现象的出现, 有利于为工商管理提供较好的物质支持, 使其能够与试产经济同步发展, 在规范工商管理的基础上, 提升市场经济发展效率。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团。

2.3 市场经济发展促进

工商管理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升, 先进技术的引进, 生产与营销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的优化。此时, 企业中的利益主体矛盾增加, 不能更好地提升其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需要健康的引导, 单一的市场经济管理制度是不能满足相关管理需求的, 再加上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本来就存在较多问题, 不能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所以,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工商管理相互合作。

同时, 工商管理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完善, 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管理需求,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好的管理作用。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工商管理的发展, 在彼此监督与管理的基础上, 提升国民经济的发展效率阎。

3 工商管理促进经济发展

国家加强工商管理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有效地改善。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 可以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规范。工商管理要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以及合法性,在对市场经济发展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能够更好地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规范, 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 工商管理设置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相关制度, 可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秩序, 更好地提升制度的规范化, 使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 强化市场监督。工商管理要求市场主体与市场监督工作的均衡性, 主要对市场经济的各类违法情况进行监督,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垄断问题与不正当竞争问题, 工商管理可以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督与管理。同时, 还会出现侵犯商标权的问题, 工商管理应该极力地对企业商标权进行维护。

另外, 市场经济发展中还会出现各类虚假甚至违法的广告, 工商管理应该予以严格的惩治, 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对其市场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完善社会经济体系。工商管理在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应该重视社会经济体系的完善。工商管理利用自身的行政职能, 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与教育, 积极地培养规范化市场, 这样可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 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优化管理, 工商管理能够更好地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保证能够更好地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同时, 还能有效地引导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 进而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对市场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 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4 结语

市场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其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互相管理的作用, 能够更好地提升市场经济发展效益。

国际在执行工商管理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及时地发现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 还要重视先进人才的引进, 严格要求工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阶段性地对其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控培训, 使其能够有效发挥自身管理与监督的优势。

篇9：族群与族群关系论文

族群与族群关系论文

族群与族群关系是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居在一起，或者是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族群与其它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下，族群内部成员的适应，族群之间的协调不仅影响局部地区，甚至波及到全球；从持续半世纪的中东冲突到近来南斯拉夫危机，都说明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当代的首要问题。

本书是《“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互动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所收集大都是参加“庆祝容观琼先生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的文章，并增补了部分课题组成员的成果。本文就族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陈述。见教于各位。

族群、族群性与族群认同

（一）族群

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到第二次大战以后，族群一词被用来取代英国人的“部族”（Tribe）和“种族”（Race），运用也就更为广泛。族群意指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文化和语言能够没有什么变化的代代传承下去。

有关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在50年代，韦伯给族群下过一个定义：族群是指因体质的或者习俗的或者对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这种信仰对非亲属的共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族群不同于亲属群体。

按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族群为∶族群，是指一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它群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它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族群这一概念包含着这些群体交互关系和认同的社会过程。

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族群”是这样的∶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因此族群是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

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家欣赏这一定义∶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

上述的定义都是从群体内部的共同特征出发的，即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的特征。而巴斯从群体的排他性和归属性来界定族群。他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是其“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巴斯的看法开启了族群研究的新里程碑。他的观点揭示出客观特征论的不足。客观特征论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而无法探讨族群边界问题，也就无法探讨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

后来，《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在定义族群时就考虑到边界和内涵的综合：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识到其与周围不同，“我们不像他们，他们不像我们”，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这些特征有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种族，语言或方言，宗教信仰，超越亲属、邻里和社区界限的联系，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文字、民间创作和音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对群体内外不同的感觉。

经过多年的讨论虽然分歧不少，但社会科学家对族群研究已经达成一个有意义的共识：即“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它族群的互动关系中。简单地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这样，族群边界成为我们分析族群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族群互动中研究族群内涵和族群关系。

美国学者戈登提出从七个方面来研究族群关系：1）文化接触，2）结构性同化，3）通婚，4）族群认同，5）偏见，6）歧视，7）价值和权力冲突。

（二）族群性

族群性在描述族群的特性或性质时使用这一词，但在1933年编辑的《牛津英文词典》中没有这一词，而在1972年的修订本中有了这一词，第一次运用该词的记录是1953年大卫、雷斯曼。而在1961年的《韦伯第三版新国际词典》，1966年的《雷德曼英文词典》和1969年的《美国英文大词典》均未收族群性一词。直到1973年《美国大词典》才有了族群性并定义为“1、从属于特定族群的条件；2、族群自尊。”一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这两个定义中的第一个是适宜我们自己的，一种客观的条件。第二个定义“自尊”是主观决定的。

对于族群性（ETHNICITY）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族群概念的关键特征是指对任何群体或类别的人进行区分或标识，且将被识别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之间作明确的或含蓄的对比。在此，ETHNICITY强调的是族群间的互动中的可识别性，并没描述族群间差别的客观标准。日本学者绫部恒雄对ETHNICITY作过较多的研究，他认为ETHNICITY指“国民国家的结构中，在相互间行为联系的状况下，根据出身和文化的共同性所组成的人们的集团及其意识”。这种观点认为ETHNICITY兼有实体（即族群）及意识（族群意识）的双重含义。美国人类学家J・纳什声称：“笔者将抛弃通常把ETHNICITY作为社会集团看待的论述，而把它作为意识同一性来考虑。”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燕和先生认为：“ETHNICITY指的是族群认同或一个族群的特性。（ETHNICITY REFERS TO ETHNIC IDENTITY， 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ETHNIC GROUP）”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陈茂泰对ETHNICITY的解释是：“一套互动中的族群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群与他群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 这种观点与《麦克米伦词典》的解释较为相似。陈茂泰对该词的汉文注解是族群意识。

总之，对于ETHNICITY的诠解，有的认为是实体，等同于族群（ETHNIC GROUP）；有的认为是族群的性质和特点；有的认为是族群意识；有的认为兼有族群及其意识，凡此种种，各持其理。在本研究中，笔者持“族群的性质和特点”的看法，用族群性（有的译作民族性）表示。因为实体可用族群直接表述，意识也可通过认同来表达，族群性表示某一族群的社会文化区别，基于这种群体的特有属性，可将一群人从另一群人中区分出来，所以可以用族群和族群性结合起来运用，使其各有表达，也可减少语义学上的混乱。

族群性（ETHNICITY），中文的翻译也有多种，如“民族性”、“民族关系”、“民族意识”、“族群本质”、“族群属性”等。

（三）族群与民族（NATION OR NATIONALITY）的区分

这两个词均来源于西方，“民族”过去对译的英文为NATION或NATIONALITY。NATION的基本含义是双重的：国家或民族。“国家”层面的含义应用更广泛，即多指“国民国家”，如“联合国（UNITED NATIONS）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英国学者A・D・史密斯的NATION定义也是国家层面上的：NATION是一个在横向和纵向联系上一体化，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意志为特征的。

中国的学者为了避免“国民国家”的含义，常用NATIONALITY而不用NATION表示民族。其实，NATIONALITY的准确含义是“国籍”。“用反映主权特征的NATIONALITY一词来套用我国没有主权意识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不确切。” 对于这种状况，许多学者均有所认识，林耀华先生曾作过详细的探讨，他认为“民族”的许多含义中，当今最常用的有两条：民族相当于族群ETHNIC GROUP，或相当于NATION，汉语中仍译作“民族”。他又进一步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民族（NATION）的定义即”民族国家“，适用范围主要在各国之间。林先生的这种区分基本上反映了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基于这种观点，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不同支系皆可称作族群，而在国家层面上，则可使用民族，如中华民族，中国人。许多学者支持了这种观点，如张海洋就认为在中国”族群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用于族群的政治含义。“

费孝通先生认为ETHNICITY，NATIONALITY都是英国的概念，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说过去他将”民族学院“翻译成INSTITUTE OF NATIONALITY，这是不通的。因为NATIONALITY是国籍的意思，这样就成”国籍学院“了。费先生主张一些概念直接用英文。王明柯先生主张以”民族“对应ETHNOS，以”族群“对应社会人类学家所称的ETHNIC GROUPS。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客家人、华裔美人）；民族则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最大范畴的单位（如汉族、大和民族、蒙古族、羌族等）。陈延超也认为应该用族群表示56个民族，用民族表示中华民族。有的学者如马戎先生虽然依然用民族指代国内各种族群，但他所用的民族即英文的ETHNIC GROUP，亦即族群。

由于民族一词进入中国后赋予了新的内容，无西文的适合词汇相对应，有人建议用汉语拼音”MINZU“。斯蒂文O郝瑞也认为民族无法转译，在英文中索性保留中文音译”MINZU“。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可用”MINZU\"表示法定的56个民族，而族群作为一个学术的词汇，可以涵盖民族和次级群体，如藏族中的康巴、安多人，汉族中的客家、广府人等。

篇10：TMA发病机制与分类的论文

TMA发病机制与分类的论文

血栓性微血管病(TMA)是一组急性临床病理综合征，以多器官微循环血栓形成、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为特征。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该组疾病的发病机制有了更多新的认识。根据发病机制的不同，现认为TMA主要分为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HUS)及其他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的TTP和HUS。

1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

1.1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蛋白酶(ADAMTS-13)结构及功能

vWF除作为Ⅷ因子载体蛋白的功能外，还可介导血小板在高剪应力条件下于损伤血管处黏附、聚集。其单体通过二硫键形成超大vWF(UL-vWF)多聚体，vWF缺乏，机体易出血，但若血循环中有过多UL-vWF，则会导致小血管中弥漫性vWF富集型微血栓形成。ADAMTS-13主要由肝脏星形细胞合成并释放入血，但近来研究表明肾小管上皮细胞及内皮细胞亦可合成释放有活性的ADAMTS-13，调节局部的凝血功能［1］。ADAMTS-13基因位于9q34染色体，由信号肽、前肽(P)、M结构域、D结构域、T1(TSR)、C区、S结构域、T2-T8(7TSRs)、2CUB结构域组成，编码含1427个氨基酸残基的前体蛋白。S结构域还是抗ADAMTS-13抗体结合区域，该结构域缺失的AD-AMTS-13变异型不能被IgG识别，或许可为自身免疫性TTP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1.2ADAMTS-13缺乏与TTP的发生

ADAMTS-13缺乏致UL-vWF介导血小板与损伤血管内皮黏附并聚集，微血管中形成大量vWF富集型血栓，引起血小板减少、血栓性溶血性贫血等临床表现，故现认为TTP的发生主要与AD-AMTS-13的缺乏有关。综合文献报道，TTP的年发病率为1/100万～4/100万［2］，其中只有Terrell等［2］的研究将AD-AMTS-13缺乏作为诊断TTP的标准，得出年发病率为1.74/100万，女性较好发，约为男性的2～3倍，30～50岁为好发年龄。一些大组的TTP患者的临床检测中，严重ADAMTS-13缺乏的检出率为33%～100%，这可能由于检测方法及病例选择的不同造成，例如排除肌酐＞309μmol/L的患者，检出率可高于90%。

1.3TTP分类

现认为有2种原因可导致ADAMTS-13缺乏:自身免疫性和基因变异即遗传性。其中自身免疫性占90%左右。

1.3.1自身免疫性TTP

自身免疫性TTP以出现抗AD-AMTS-13抗体，使ADAMTS-13失去裂解UL-vWF功能为特点。抗体结合于ADAMTS-13的'S结构域。Ferrari等［3］研究了IgG亚群种类及对预后的影响，发现同一患者中可为单种IgG亚群，也可出现多种亚群，以IgG4最多(90%)，依次为IgG1(52%)、IgG2(50%)和IgG3(33%)，IgG4与IgG1浓度呈负相关，IgG4浓度越高提示TTP越容易复发。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乏力、皮肤瘀点瘀斑、头痛，伴或不伴嗜睡、局部神经症状，若不及时治疗，会出现痉挛发作、昏迷等。显著的血小板减少、血栓性溶血性贫血、神经症状多为疾病晚期表现，ADAMTS-13检测有利于早期诊断疾病。多数患者中，抗ADAMTS-13抗体产生的原因不明，现认为HIV感染、噻氯吡啶的应用可能与自身抗体产生相关，氯吡格雷不增加TTP的危险性，其他可引起TMA的疾病(结缔组织病、转移性恶性肿瘤等)及药物(奎宁、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化疗药物等)并不引起ADAMTS-13缺乏。

1.3.2遗传性TTP

又称Upshaw-Schulman综合征，大多数患者出生时高胆红素血症，可有血小板减少或溶血性贫血，甚至中风。新生儿期后血小板减少、溶血性贫血等临床症状多由发热、感染、腹泻、外伤、手术及怀孕等诱发，并对血浆输注或血浆置换敏感。现已发现55种以上突变，涉及ADAMTS-13所有结构域，主要集中在M-D-T1-C-S结构域。遗传性TTP还可合并H因子的突变。

1.4TTP与肾脏损害

过去认为TTP主要累及脑，产生痉挛发作等临床表现，现证明TTP亦可累及肾脏，但肾功能损害在TTP的频率及严重程度仍存在争议。一般来说，对于自身免疫性TTP，肾功能损害较轻，少尿、水肿、高血压及需透析治疗者比较少见，如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必须重新核实TTP诊断，寻找其他可能的病因;对于遗传性TTP，可并发急性肾功能损害，通过血浆置换等治疗，大多可逆，但反复临床或亚临床微血管性血栓形成，可进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因此针对遗传性TTP，治疗急性肾衰竭的同时应防治不可逆性肾脏损害。

2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HUS)

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HUS)主要因不同机制导致血管内皮受损，微循环中血栓形成，以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Coombs试验为阴性)、血小板减少、肾脏损伤(急性肾功能衰竭)为主要特点，10%～30%的患者亦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HUS患者血清中ADAMTS-13活性正常，也不存在抗ADAMTS-13抗体，由此与TTP区分。

2.1典型HUS

又称为D+HUS，年发病率为1/10万～2/10万，小于5岁儿童中年发病率为6.1/10万，主要继发于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STEC)或痢疾志贺菌1型感染。STEC属肠出血型大肠埃希菌(EHEC)，主要血清型为O157:H7，典型临床表现为血性腹泻后1周左右出现血小板减少、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和氮质血症。但也有25%的患者不会出现腹泻的前驱症状，55%～70%有急性肾衰竭表现，经治疗70%以上患者的肾功能可恢复［1］。过去一直认为其发病机制为志贺毒素使靶细胞如血管内皮细胞蛋白合成受损，导致内皮细胞死亡，血管内皮受损从而活化血小板和凝血系统使血栓形成或志贺毒素直接损伤肾小球系膜细胞和小管上皮细胞，导致急性肾功能不全。现有研究发现，D+HUS发生同时也与补体旁路途径的过度激活有关。在一组17例(D+HUS)患儿的临床研究中，Thurman等［4］测得Bb和末端补体复合物(SC5b-9)均在发病后明显升高，1个月左右回降至正常，但其浓度与肾脏损害的严重性及对预后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证明。Orth等［5］则证实了志贺毒素可通过与H因子结合，使补体旁路途径过度激活，损伤血管内皮。HUS也可继发于肺炎链球菌感染，其分泌的神经氨酸苷酶裂解红细胞、血小板、肾小球内皮细胞表明的唾液酸残基，使Thomsen-Freidenreich抗原(TF抗原)暴露，产生IgM，抗原抗体相互作用损伤红细胞、血小板及内皮细胞。SP-HUS的Coombs试验为阳性。

2.2非典型HUS

非典型HUS(aHUS)又称(D-HUS)，占HUS的10%，年发病率2/100万，所有年龄段均可发病，以成人为主，区别于典型HUS，aHUS无明显腹泻的前驱症状。aHUS总体预后不佳，病死率为25%，50%左右患者进展到ESRD。aHUS分为家族型和散发型，散发型患者的发病可有诱因，如HIV感染、器官移植、怀孕、肿瘤、抗肿瘤药物、免疫抑制剂(环孢素、他克莫司等)、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但近50%的散发型者为特发性。现认为无论家族型或散发型aHUS多以补体系统蛋白基因突变为基础，50%～60%的aHUS已发现基因突变，这也是现今TMA研究的热点之一，其关键为补体旁路途径C3转化酶(C3bBb)功能的失调，使该途径过度激活，通过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损伤血管内皮。突变基因涉及补体调节因子和补体成分，具有多为杂合突变和不完全外显性的特点。

2.2.1补体调节因子

补体调节因子包括补体因子I(CFI)、补体因子F(CFH)和膜辅因子蛋白(MCP/CD46)。CFI为丝氨酸蛋白酶，通过降解C3b、C4b，调节补体激活途径，其基因突变影响CFI的分泌及活性［6］。MCP为CFI作用的辅因子，该基因突变占aHUS的10%～15%。CFH基因突变最为多见，大于80种突变类型已被确定，占家族型aHUS的40%～45%，占散发型的10%～20%。CFH可与补体因子B(CFB)竞争性识别C3b，阻碍C3转化酶(C3bBb)形成，同时加速C3bBb的降解及作为CFI的辅因子发挥抑制旁路途径激活的作用。其功能区在CFH的N端，C端则与基膜和内皮的黏多糖相连接。突变多发生在C端，导致内皮表面突变型CFH密度下降，无法发挥N端相关作用。游离的突变型又可阻碍正常CFH与内皮连接，故即使有50%CFH正常，也会导致aHUS发生［6］。接近6%～10%的aHUS患者体内存在抗CFH抗体，有研究者将其称为自身免疫型HUS，主要累及儿童，不同于其母亲为CFHR1及CFHR3基因杂合突变型，患者为CFHR1/3纯合缺失，产生抗CFHR1/3抗体。CFHR1～5为与CFH基因序列有高度相似性的蛋白。抗体主要作用于CFH的C端，阻碍CFH相关功能，又称为DEAP-HUS。

2.2.2补体成分

补体成分突变包括补体因子B(CFB)和C3突变。相对于补体调节因子突变是功能缺失性突变，补体成分突变则是功能获得性突变。Goicoechea等［7］研究了2个家系的aHUS患者发现，aHUS的发生与CFB的突变相关(F286L和K323E)，突变型有高度C3b亲和力，增加了C3转化酶(C3bBb)的形成，及对于补体调节因子有较强抵抗力，促使旁路途径过度激活。Roumenina等［8］报道了另2种突变型(D254G和K325N)。Frémeaux-Bacchi等［9］研究了14例低C3的aHUS患者，发现了9种C3突变型，大多突变型阻碍CFH、MCP与C3b的连接，从而抑制C3b降解。

2.2.3其他

近来也有研究指出5%的aHUS患者是由于THBD基因突变导致其编码的凝血酶调节蛋白(TM)功能异常。TM是抗凝系统的调节蛋白，还可直接或间接影响C3转化酶活性［10］。新近又有研究指出CFHR1缺失不但可致抗CFH抗体形成，还可致补体终末途径过度激活，因为CFHR1可抑制C5转化酶活性及巩膜复合体的形成

3其他TTP和HUS

一些其他疾病也可导致TMA的发生，如自身免疫性疾病(SLE、抗磷脂抗体综合征)、HIV感染、器官移植、转移性恶性肿瘤、怀孕期间的HELLP综合征、药物使用(5种常报道药物:环孢素、他克莫司、丝裂霉素、奎宁和噻氯吡啶)等。我科回顾性研究了—32例患者，27例为继发性，其中SLE15例，被认为是主要继发因素［12］。这些原发疾病有些可能为自身免疫性TTP或散发性aHUS的诱因，但多数病理生理机制尚未明确，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

根据发病机制的不同，TMA具体分类见表1。

表1TMA分类致病因子致病机制病因TTPADAMTS-13抗ADAMTS-13抗体噻氯吡啶、HIV感染、特发性(占大多数)ADAMTS-13基因突变遗传性(AR1))感染后HUSD+HUS志贺毒素细菌感染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或痢疾志贺菌1型SP-HUS2)TF抗原细菌感染肺炎链球菌D-HUS(aHUS)CFHCFH基因突变遗传性3)(AD4))抗CFH抗体获得性MCPMCP基因突变遗传性3)(AD)CFICFI基因突变遗传性3)(AD)CFBCFB基因突变遗传性3)(AD)C3C3基因突变遗传性3)(AD)TMTHBD基因突变遗传性CFHR1CFHR1缺失遗传性其他TTP和HUS未明未明自身免疫疾病、HIV感染、器官移植、转移性恶性肿瘤、HELLP综合征、药物等注:1)AR:常染色体隐性遗传;2)SP-HUS:肺炎链球菌相关性溶血尿毒症综合征;3)不完全外显性;4)AD:常染色体显性遗传TMA是一组多系统受累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器官移植、转移性恶性肿瘤等引发的TTP和HUS的发病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该组疾病临床早期病死率高，需要临床医生早期诊断，早期行血浆置换和血浆治疗。

篇11：论人才流失与企业经济损失的对应关系论文

论人才流失与企业经济损失的对应关系论文

员工是企业的经济核心

员工做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企业生存与发展当中应上升为重要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与人才的竞争。随着中国加入WTO，市场进一步开放，也就是说，企业现在面对的市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而且还有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是世界多国市场构成的一个整体。随着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世界各种企业蜂拥而至，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它加剧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度，中国企业不仅要与国内企业竞争，还要和国外企业竞争，但是，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做足国内市场，而且还可以做大国际市场，这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市场是大了，但竞争也激烈，企业在这激烈的竞争当中稍有不慎，可能会被掏汰出局，这就加大了企业的竞争风险。

随着国内经济的回温，我国经济不断地显示出平稳的上升姿势，这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非常利好时期，国内企业可以乘势做大自己。但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至国际市场的疲软，由于国内经济的回温和国际市场的疲软的双重原因，导至国际资本大量地流入国内市场，这又加大了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度。虽然，市场的竞争可能是流动资金的竞争，但是，构成市场竞争的应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虽然市场上的企业呈现多样化，但是，不管属于哪种的企业，它都是以员工为主体。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在企业的整个生产链中得依靠员工来操作。虽然，生产性企业是以产品来占领市场，是以产品来进行市场竞争，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是谁在生产产品？谁又在影响着产品的质量和成败？随着经济全球化，外国企业的产品不断地进入国内市场，加剧着市场上产品的竞争，在这场竞争当中，如果产品不适合市场生存将被无情地掏汰出局。为了让产品更适合市场，在研究市场上产品的竞争的情况下应回过头来研究产品生产，研究我们的员工。不管是生产产品也行，开发产品也行，员工必须拥有专业知识和经验。所以，企业应该加大人才陪养力度，提生员工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面对无情市场，在控制产品质量和加大人才陪养力度进行市场逐利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有一些东西它更能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那就是人才的流失。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员工与市场有着紧密的挂勾。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进入，不仅加大了产品的竞争，也加剧了人才的竞争，各企业为了能够让自家的产品适应市场和占领市场，不仅加大人才的陪养，也加大人才的猎夺，这就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引起了人才的动荡与流动。

人才流动是企业的损失

企业生产是以员工为根本，虽然现在生产普遍采用机械一体化，但控制机械进行操作的始终是企业员工，而且，生产涉及到多个领域，一家企业它不仅有生产部门，有研发部门，还有行政管理部门，销售部门等。而单以生产部门来说，又分为管理人员和生产员工，又以生产员工来说，又涉及到学历高低和经验深浅，掌握专业知识的多寡和工作态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生产速度与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企业市场的竞争和占有。企业在进行市场竞争当中，根据市场快速地生产出产品而又保持产品过硬的质量，无疑是可以轻易地立足于市场的。所以，一名生产员工，在他拥有专业知识的背景下，又拥有多年的生产经验，这样子的人，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能够驭控得住可能出现影响产品成败的各种情况，让产品快速地完成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为企业挣取了产品占有市场的时间。

在商战中，往往把时间比喻成金钱，当时间与金钱正为正比，那人才和速度也会正为正比，所以，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又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的员工，他就影响到生产产品的时间，也就是影响到企业在市场上赚取金钱。

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往往认为是产品的竞争，但是，产品却是死的，只有销售员工才能让产品在市场上进行流动，而销售员工的能力又决定着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率。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又拥有丰富销售经验的员工，他可以让产品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快速地销售出去，达到企业产品占有市场的目的。

前面说过，市场的竞争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又是人才与人才的竞争。各企业为了达到自家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而加大了人才的陪养和猎夺而使出浑身解数。其中包含战略阴谋，为了击败竞争对手使出挖墙角的手段。一个企业好不容易陪养了一个员工，在生产或是销售上得心应手的时候，却被别家企业以高薪挖走。从商学的贸易自由来说，员工有着自我选择企业进行就业的权利。因为在企业里，员工不过是企业的一个赚钱的棋子，而企业却是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所以就出去了一种双向选择的情况，员工在选择一家企业时，会在意企业给他的福利代遇，说到底，员工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寻求劳动报酬，而劳动报酬的多与少就影响到了员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所以，如果有一家企业向他抛出比原企业还要多的薪酬，该员工可能会选择跳糟。

员工跳糟对企业来说存在诸多的损失，如果一个在生产或是在销售有丰富经验的员工跳糟到竞争对手的企业里去，不仅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创造了价值，赢得了市场。而且，对于原企业来说，损失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员工，那在生产或是销售上就会受到阻碍，在生产上出现速度慢和质量问题或在销售上业绩开展不开产品销售不出去的情况。

篇12：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工商管理论文

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工商管理论文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建设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它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成为企业潜在的资源。营造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氛围，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根本指导思想。

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

企业文化在企业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渗透在企业运作的各个方面，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而企业一切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企业活力存在于职工群众之中，其源泉是人的积极性，搞活企业的改革首先在于搞活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只有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的改革、发展紧密结合才能有生命力。企业的任何政策、改革措施出台前，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先行，搞好宣传引导，积极进行企业精神和光荣传统的教育，引导职工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竞争的必然性，积极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对自身素质的要求，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动向，把握职工群众思想脉搏，找准症结，于细微处下功夫、见功力，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把我当主人，我为企业做贡献。只有当职工真正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时，才能把全部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

企业的人文环境、企业和职工的人文精神，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凝聚力的核心内涵，也是企业能否健康、持久发展的动力。

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被推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经营权不断得到扩大，面对市场的企业，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以自己的产品、服务、信誉、人员素质、发展战略、精神面貌等展示给社会，取悦于用户，确立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首要任务就是要有一套适应市场的精神和意识的充分准备，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培养出独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形成企业整体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业标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才能通过文化建设活动这种有效载体把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企业的每一名职工，使之深入人心，成为职工群众共同的追求和精神支柱，以此统一职工的思想与行动，使企业的管理系统、环境系统和人际关系达到和谐协调。

二、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它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人，就要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一致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新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文化之所以被称作企业管理的新理论，其主要特征就在于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提高人的素质来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企业文化建设是以人为中心的，这就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从企业文化的内容看，无论是企业价值观的确立、企业精神的培养、职工职业道德的养成、优良传统的发扬、还是典型人物的塑造，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可见，思想政治应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建设企业文化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和改进有着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要加强就必须改进，只有改进，才能真正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的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培植、塑造和强化，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来保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既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第一，要不断强化“生命线”意识，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贯性，长期性。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人的思想始终处在变化中，总是处在“加工”状态，一方面这种“加工”决非短期行为所能包揽，必须依赖于长期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牢固树立“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其次，对企业职工思想的“加工”，还要依赖良好的养料补给，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必须从外部进行灌输，否则就会造成普遍的“营养不良”，损害思想“免疫系统”功能，这样就势必会导致企业文化建设失去方向，陷入迷津。再次，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身规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作为企业就必须结合企业的施工生产实际，追求思想政治工作效益最佳化，以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最大限度地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同步结合、融合渗透进行一体化管理，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系和保证体系，通过借鉴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特点，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运用型引路法，目标激励法，感情感化等方式方法，积极倡导民主、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有效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企业的主人是全体职工，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全体职工参与的系统工作。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做到，企业的事情应该让职工知道，同职工商量，与职工一道协商、探讨企业发展的方针、规划，同时，在民主的对话过程中解开职工群众的思想疙瘩，解决职工生活实际困难。第四，拓宽渠道，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活泼多样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性格、情绪、爱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出现的这种新变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摒弃过时的、教条的、呆板的教育方式，充分运用各种有效的宣传载体，让职工在观看、阅读中去思索，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但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还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既要有理论的灌输，又要有形象的感染，既要有政策的疏导，又要有榜样的示范，既要有知识的启迪，又要有物质的激励，这样才能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形成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政治思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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