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文化研究论文

时间:2025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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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西方人类学文化研究论文

西方人类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

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

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解释人类学学派,成为美国人类学界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研究文化并非是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的科学,而应是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的科学。人的行为之所以是象征行为,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象征性动物,人类通过象征符号来积累经验、进行沟通,并代代相传,人类学家所要寻求的是象征行为的意义,由象征行为传递的意义进而有机形成的体系就是文化。文化是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

人类的行为是符号性行动,文化是被行为化的文本,因为意义是公众的,所以文化是公众所有的,文化由社会通行的意义结构所组成,人们通过这些结构构成信号领会并相互联系,文化是意义的构架,人类用它来解释自己的经验、指导自己的行为。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行为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文化的研究和应用是跨学科的,站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给出的概念范畴自然不同。经历了一百多年发展历程的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根据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其每个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色。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个事物的特别是其历史发展过程,是正确认识、分析和运用这一事物的必要前提,将西方人类学各流派关于文化的研究进行比较完整的回溯和分析,对于构建反映时代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理论,对于当前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篇2: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是在“道法自然”的“无为”哲学中追求自由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欲之精神自由;而西方自由主义是在与其生产关系适应过程中追求自由的,是一种理性的占有之物质(包括制度)自由.对道家文化之自由与西方自由主义之自由作一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也可以更全面地批判和借鉴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作 者:钟璞 刘美生 ZHONG Pu LIU Mei-sheng  作者单位:钟璞,ZHONG Pu(长沙民政学院,文法系,湖南,长沙,410004)

刘美生,LIU Mei-sheng(湘南学院,湖南,郴州,423000)

刊 名:湘南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7(6) 分类号:G04 关键词:道家文化   西方自由主义   自由   比较研究  

篇3: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分析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材料用于史前研究,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问题,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中国、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科学文化”这一项目或内容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时代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历史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理论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1.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前,此时尚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规律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经济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目前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1.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篇4:从音乐人类学角度浅谈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论文

摘要: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 它既研究音乐的声音、概念、行为 ,也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当今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教育宗旨应该改变学生中存在的音乐等于唱歌、演奏、作曲的狭隘观念,重新认识音乐学习的文化属性。并且,学生关于音乐学习的考核,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善。

音乐人类学是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来看待的。音乐其实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音乐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比较音乐学”,完成这一学科名称的更换主要是荷兰的音乐学家孔斯特。美国在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音乐人类学家胡德提出了“双重音乐能力”的观念,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被视为该学科的经典之作,当代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已扩大到人类所有社会的音乐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多元的世界观。

一、从人类学看音乐文化

音乐和文化并不是新名词, 但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探讨和认识却是近五十年以来的论题, 是人类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促使这个思想或观念转折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音乐领域本身, 而是人类学。音乐不只是音乐本身,音乐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内容的真正源泉是人及其文化。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地域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时期有不一样的音乐, 那都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时空和传统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

音乐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初, 音乐文化的研究受到了人文学科的影响, 如人类学、民族学、民族音乐学、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者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新进化主义、都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演奏经验及交流、反思论的人类学, 此时, 音乐成了文化。音乐与文化合为一个词语成为“音乐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 而事实上是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 或者更严格地说是“ 回归自我”的过程。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 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音乐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形成了无比深厚的文化积淀,它们为音乐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给养。时至今日,通过存活的传统音乐,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穿越数千年历史传递给我们的所有关于音乐的信息,仍然那样富于活力、息息相通、连绵不断。沉潜久远的中国音乐,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蕴藏着丰厚的音乐资源、繁复的题材、多样的风格,犹如千百年来堆积而成的无际矿藏,供世人开采挖掘,进发出璀璨的音乐之光。我国音乐一方面贪婪地吸取着一切可触及的外国音乐,一方面又显示出自身磅礴的气势,体现了中国音乐的巨大融合性。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音乐和世界各国音乐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始终不曾止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流和融合将会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广泛,这不仅是历史潮流的推动,也是顺应时代的`大势所趋。

二、从人类学看音乐教育

当今的音乐人类学采用当代人类学的视角, 其研究对象包含从人类生涯开端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的音乐行为。将音乐教育与人类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这种人类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相交融的一种文化。

英国民族音乐学界的泰斗, 已故的约翰﹒布莱金倡导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音乐教育 这种新概念。国外的多元文化教育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他们在比较音乐学、音乐民族学、音乐人类学以及国际比较音乐教育等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 至少包含了上千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对世界上非西方音乐所进行的严肃认真的研究所产生的成果, 揭示了人类音乐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 促进了发达国家音乐教育中欧洲音乐中心主义观念的改变, 使音乐教育从单一音乐视野转向全球多元文化音乐的视野。其次, 国外音乐教育在多元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不断发展本土音乐文化教育, 如美国黑人音乐、爵士音乐等, 他们还不断加强世界文化意识, 积极学习世界各国不同文化, 为美国的音乐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创了许多新的音乐教育领域。

另外,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扶持。因此, 将民族音乐、流行音乐、民俗民间音乐引进并融入中小学音乐课堂, 让当代青少年学生更为全面、更为直接地接触中国社会音乐文化, 感受其博大精深,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有利于培养更多、具有深厚社会音乐文化底蕴的优秀人才, 有利于弘扬和发展社会音乐文化, 更快地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

经过走访和调研,我发现长期以来我国音乐教育采取的是传统的、固定的教育模式, 教学内容单一、呆板, 学生对教学内容陌生、不喜欢。而社会音乐文化却是一种音乐现象和文化精神的综合体, 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要在音乐教育中产生映射。这就说明, 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有二者的协同发展, 才能使社会音乐文化不断得以传承, 只有改革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 才能使音乐教育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柯达伊说过: 民族文化是表明民族本性、民族尊严、民族意志的标志, 民族音乐具有民间意义, 而且更具有民族意义的一项财富, 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追求有机、发展的音乐文化, 就必须通过教育, 使其为全民所有。只有首先让儿童生活在音乐的母语环境中, 才能使儿童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民族音乐保留在音乐课堂是二者协同发展的基础,它对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作用是长久的、永恒的。特别是我国优秀的民歌民乐, 体现着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社会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 因此, 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必须重视民族音乐的传承, 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民族性。音乐心理学专家告诉我们: 兴趣的形成与人的认识发展、与社会音乐环境有密切关系。可见, 净化中小学校园音乐文化环境, 创造民族音乐学习氛围, 大力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兴趣, 是促进音乐教育发展的可行之举。这种社会音乐的环境主要还得靠中小学音乐教育者来改变。如果把一些优秀的民族歌曲保留在中小学音乐课堂, 让青少年学生了解我国民族音乐文化, 既能开拓学生的音乐视野, 又能陶冶情操; 既培养了他们音乐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 又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使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 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不仅体现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教学效果, 同时也传承了我国社会音乐文化。

那么,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音乐以外,流行音乐也是当今社会音乐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它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流行音乐中有不少优秀的进步的音乐作品, 是可以适当引进中小学音乐课堂的, 很多流行的公益性的歌曲内容就非常健康, 这些流行歌曲为公益行动、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服务, 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倡导以社会公德观念为根本, 立足于使更多的公民树立健康文明的行为规范。它们主要以宣传关爱他人、渴望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环境, 提倡文明公德等社会公益性内容为主, 不以牟利为目的。因此,适当地在音乐教育中融入流行歌曲对学生的身心成长是极其有帮助的。

我们再次审视音乐人类学中的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其实无论是哪方面,它们的动态和走势的舵就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中。要想将音乐真正融合在人们的生活和教育里面,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真正要的人类文化是什么,只有这要,音乐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美好。

参考文献:

[1]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2]管建华编译 .《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特里斯·M·沃尔克.《音乐教育与多元文化[ M] . 田林,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4]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

[5]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 M] . 熊蕾, 译》.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

篇5:人类学视角下塔吉克族体育文化考究论文

人类学视角下塔吉克族体育文化考究论文

摘要:文章在阅读人类学、社会学相关书籍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等研究方法,以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考究塔吉克族“猎鹰”衍生的体育文化,分析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发展的困境:

(1)生活方式的变化;

(2)民族心理的变迁;

(3)现代文化的冲击;

(4)传承与保护意识的缺失。

提出发展建议:

(1)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宣传“猎鹰”体育文化;

(2)培养传承人营造“猎鹰”体育文化气氛;

(3)完善“猎鹰”项目竞赛规则增强运动的竞技性;

(4)“猎鹰”体育文化与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旨在为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为新疆少数民族濒临危机的传统体育项目树立实践形象。

关键词: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

1引言

人类学综合生物的、社会的、文化的、语言的、历史的、当代的各个角度的内容,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全部内容抱有兴趣,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还是生物、社会、语言及文化[1],视野非常开阔,能够借鉴其方法与手段探讨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的发展。塔吉克族于从海拔4000米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迁移至平原地带的岳普湖县塔吉克乡,时隔10余年之久,随着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和地理环境的改变,其观念与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在不断变化[2]。塔吉克族人对鹰的崇拜,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由于鹰是忠诚、善良、勇敢、正义的象征,鹰与塔吉克人的关系,已经从远古的神秘、敬畏、血肉相连演变为今日的明朗、亲近、如同伙伴[3]。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把某种飞禽、走兽、植物以及自然地现象当作本民族的象征。如:汉族人曾把龙当作皇位和皇冠或是吉祥、幸福的象征;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对狼有着崇拜之情;哈萨克族也曾以天鹅为图腾。地处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多鹰,被誉为山鹰之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世代与鹰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把鹰看作是忠诚、仁慈、善良、勇敢、坚强、正义的化身,对鹰有着特殊的感情。塔吉克族人在传统体育活动中,往往对身手不凡、动作敏捷的人被赞誉为一只雄鹰。鹰对于塔吉克族来说,不仅仅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图腾崇拜的对象或是正义的象征,它还贯穿于整个塔吉克民族的历史和人们生产生活、价值和审美观念以及民族的精神世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生产生活和宗教仪式逐渐演变而来的体育项目,而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产生于生活需求,常常是作为图腾的对象与使用的工具,所以别具特色。

2塔吉克族“猎鹰”衍生的体育文化

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既有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共性(如,节庆日子开展的马上运动),又有其他民族没有的特点,如地势海拔[4]。正因为塔吉克族特殊的`历史背景,才孕育出别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猎鹰”体育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由猎鹰衍生的一系列体育文化活动值得考究,如“鹰笛”文化、“鹰舞”文化、“猎鹰”的驯化文化、“放鹰”文化等,都是从生活实践过程中被塔吉克族人提炼出来,被整合与应用于生活,并将其延续至今。

2.1“鹰笛”体育文化

鹰笛作为少数民族古老的一种乐器,与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文化密不可分,而特殊的音质与吹奏方式是综合技法的体现,鹰笛常常与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塔吉克族举行叼羊比赛时,往往是在手鼓、鹰笛伴奏和烘托之下,将比赛的场面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不同的吹奏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指令信息,如托木拜克曲调、维勒瓦来柯克曲调、又是君去格尔曲调分别代表猎物回收、等待指令、获取猎物等行动指令。同时在生活中,鹰笛被作为抒发情感与消遣娱乐的工具,在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鹰笛的制作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起初,鹰笛是被称作笛把鞭,用羊骨头做成,并被用来赶马,后来便用鸟骨做成并用做乐器,现在塔吉克族的鹰笛是用鹰翅骨而做成,所以鹰笛文化作为“猎鹰”传统体育项目中独有的特点,诠释着猎鹰体育文化。

2.2“鹰舞”体育文化

塔吉克族鹰舞于6月29日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无论在旷野草原、田间地头和庭院室内,只要喜欢运动都可起舞。鹰舞是塔吉克人通过长时间积累模范发展而来的一种健身型与互动型舞蹈,所有元素通过模仿自然界自由生物的运动轨迹与习性为主,在鹰舞中鹰的整体“形”态表现得生动活泼,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畅想自由与优雅的生活氛围,同时表现出优美的舞姿,再加上鹰笛这一独特的塔吉克族传统乐器的伴奏,使舞蹈的形式和氛围更加的鲜活而又生动,它反映塔吉克人民的社会生活为内容,体现出了人们对于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和对勇敢坚强的精神和大自然的赞美之情。“鹰舞”体育文化中的每一个舞蹈元素,都是塔吉克族人集智慧的结晶,常常以雄鹰飞行的动作作为主体,鹰舞最初是从模仿苍劲的雄鹰飞翔的动作创造出来的,所以,从形式和内容上可以分为若干类型。

2.3“猎鹰”的驯化体育文化

飞鹰猎物是塔吉克族传统的狩猎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地域特色,长期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族过着游牧的生活,良马、猎鹰、叉子枪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三件宝,鹰是狩猎中最主要的工具,要想使山鹰听人的使唤,其驯服的过程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猎人爬上峭壁山崖,将雏鹰抓回,在家精心饲养时雏鹰成活长大。训鹰是一项艰苦而且细致的工作,它经过给鹰戴眼罩,使鹰养成听呼唤进食的习惯,再以“熬鹰”加强鹰爪的抓握力量,又经过去掉眼罩,呼唤练习、室内放飞、野外牵引放飞、野外跑动放飞、跑马放飞或去其牵引绳而放飞唤回等方法,直到人鹰互相依附而不离的程度,驯化才算是成功。最有趣的是飞鹰猎兔、猎狐狸的过程,当骑着骏马,身背叉枪的、右前臂站着猎鹰的猎人发现猎物时,发出口令,猎鹰则从高空向猎物俯冲而下,用两爪抓起猎物,有时用力稍猛会将猎物的脊椎骨直接折断。在猎人拾到猎物之后,马上会给鹰喂上一块事先准备好的肉,以示奖励。

2.4“放鹰”体育文化

放鹰是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将捕获的鹰加以驯服,利用其捕捉小动物和飞禽。在《福乐智慧》中有很多关于猎鹰的描写,如:“他要会打马球,能够射箭,放鹰,打猎无敌手”。“飞禽难逃鹰爪,走兽难逃犬口”“鹰不善猎,抓不住野鸭,狗不善猎抓不住旱獭”在《突厥语词典中》也有许多有关猎鹰的诗句,如:“架上猎鹰,骑上骏马追赶黄羊,鹰捕黄羊,放出猎狗捉狐狸等”。在捕捉活动实施时,猎鹰从空中像箭一般地俯冲下来,用刀刃般的鹰爪将猎物捕捉住,猎犬跟上来将其咬住压倒,随后而来的猎人将战利品携带而归。所驯的鹰也有不同的品种,人们通常驯养用以狩猎的是山鹰(雕、鹫)和兔隼,其品种各异,用途和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用兔鹰猎兔子、野鸡等小动物.如有大鹰则可以用它来猎取黄羊、鹿等体型较大的动物。这项活动主要是以捕捉猎物或者是表演的形式存在。此项目因以捕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隼来驯养,其发展的前景有可能会失传。

3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发展的困境

3.1生活方式的变化

新疆塔吉克族的生活方式由牧业型经济向工农经济型社会转型,该转型的过程是牧业文明的具体表现,而“猎鹰”体育文化的社会独立性也不复存在,失去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价值。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文化组织,在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不断提炼,依附生活方式的结构与形式不断变化,实际塔吉克族猎鹰活动有减无增,甚至消退,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导致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发展滞缓的重要因素。

3.2民族心理的变迁

猎鹰是一项古老的运动。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但创造的经济效宜较低。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塔吉克族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

(1)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塔吉克族人以牧业为基础的社会,造就了其伦理道德本位和文化传统中的轻商意识;现在出现了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形成了商品观念的萌芽[5]。

(2)在塔吉克族人传统的思想中,牛、羊、马匹的多少才是财富和幸福。

(3)随着民族经济总量的增长,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开始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经济生活和时髦的、高档次的奢侈消费,使得消费观念的形成等。猎鹰过程虽兴趣盎然,但经济效益欠佳,与上述塔吉克族人心理的变迁不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猎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3现代文化的冲击

现代社会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技术发达时期,使得国际化信息不断涌入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现代化程度,而对外交流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提高文明程度的一种手段,塔吉克族集居区的社会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现代国际流行体育通过电视传媒以及塔吉克族青年外出求学、参军、打工等多方渠道,迅速进入塔吉克族的生活之中。现代文化的影响下,过去劳作的生产模式发生改变,过去的“猎鹰”体育文化已经悄然失去发展的土壤,因此,现代化文化的冲击值得思考。

3.4传承与保护意识的缺失

塔吉克族属于乡村发展为主体的群体,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30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较少,在现代教育的体制下,很多人接受教育之后,期待城市的生活,已经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与保护意识没有很好的发扬。在保护措施方面,只对与之相关的国家级文化遗产鹰舞及传承人进行政策、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和保护,猎鹰只是靠民间自发地进行管理和保护,在无经费条件支持的情况下,猎鹰活动传承与保护的效果就受到了影响。

4塔吉克族“猎鹰”体育文化保护的对策

4.1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宣传“猎鹰”体育文化

现代科技手段是保护和宣传“猎鹰”体育文化的直接方法,建立数据库、影像资料库、文字资料库等,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利用多种途径并向人们宣传塔吉克族猎鹰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从而保护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

4.2培养传承人营造“猎鹰”体育文化气氛

培养传承人是猎鹰体育文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目前“猎鹰”体育文化的发展处于濒临失传境地,在传统体育经济价值已经凸显的今天,把塔吉克族猎鹰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一项事业,并给予传承的政策和经济帮助,通过这种手段才能有效的抢救和保护塔吉克族的猎鹰文化。而氛围的营造是彰显“猎鹰”体育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将该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原至最初的状态才有利于抢救与传承“猎鹰”体育文化。

4.3完善“猎鹰”项目竞赛规则增强运动的竞技性

作为传统体育项目的一种形式,项目的竞赛规则自然也直接关系项目是否能够顺畅发展,其规则的合理性与适应性,也是“猎鹰”体育文化能否走上国际化舞台的重要指标。古老的“猎鹰”体育运动的竞技性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恰当的加工才能实现目标化,那就要在保持其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对项目的规则进行修订和完善,使其更趋合理,使比赛更有竞技性和观赏性。

4.4“猎鹰”体育文化与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

新疆虽然具有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旅游项目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对其开发和研究的程度并不高[6]。而猎鹰体育文化属于综合型特质的实体文化,该实体文化通过综合分析不断提炼,最终与所在地达成共识,开发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综合体系,将该体育文化与体育旅游相结合是宣传该项目的有效途径。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升温,具有异域色彩和奇幻魅力的新疆自然成为人们旅游出行的首选。呈现出与旅游业相结合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的趋势,这为猎鹰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空间。猎鹰的健身竞技性和娱乐表演性等都能为全民健身增加人口资源,任何一项运动的基础,都是人民大众,只有更多的人参与,该项运动才能长时间得到人们喜爱,而与该项运动有关的体育组织与企业才能保持更大、更稳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SeeConradKottak,CulturalAnthropolgy.NewYork:MeGrawHill,1991:13-17.

[2]喻名可,孙成林.迁徒入平原后塔吉克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3):28-30.

[3]西仁库尔班.塔吉克人的鹰崇拜[J].民族文化研究,(3):20-21.

[4]于杰,庞辉,武杰.塔吉克族传统体育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5):49-51.

[5]阿布都如苏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疆少数民族伦理道德关系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08.

[6]张守平,藏留鸿.新疆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开发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9):54-56.

篇6:探讨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类型及其构建方法的论文

探讨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类型及其构建方法的论文

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一样,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一成不变地记录或搜集资料,而是通过归纳、演绎等方法,建构一套科学的理论,用以描述、解释及预测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真正的科学知识并不是记录准确的零星事实,而是科学家所建构的理论。从这个观点来看,科学家不是‘发现’科学知识,而是‘发明’科学知识。”

目前,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占据我国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建设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必须熟悉有关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涵义,了解其类型和功能,熟悉构建的方法,才有可能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一、“理论”的涵义及其特征

英文“theory”一词,中文译为“理论”。中文“理论”这一词源流久远,早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出现。不过,早期的“理论”涵义与现在不同,主要是说理立论、依理评论之意。例如《北史·崔光韶传》曰: “光韶博学强辩,尤好理论,至于人伦名教,得失之间,榷而论之,不以一毫假物。”唐人郑谷《故少师从翁追纪》诗云:“理论知清越,生徒得李频。”自“理论”一词作为翻译英文“theory”的意译之后,“理论”涵义与原来的意义已有很大区别,主要说明现代科学上的“理论”意义。关于理论( theory) 这一概念,学术界并没有共同认可的定义。有的学者从解释事物本质的角度定义理论,主张理论就是解释某种事物本质的基本法则。如J· 吉布斯( J. Gibbs) 教授认为:“理论是一系列有逻辑相关的概念,用以解释一组现象的本质。”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理论是代表某种事物之间变量关系的法则。如H· M· 布莱洛克( H· M·Blalock) 教授说:“理论并不仅只是一群概念体系或类型,它必须含有能串联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概念或变数的命题。”

理论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普遍性。理论关注的不是特定条件下社会文化现象或人们的行为和互动,而是一般意义上事物或行为的本质。因此,理论的目标是超越具体事实或现象,寻求事物或现象的一般属性和过程。因此,在前提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理论总是一般的和普遍的。不具有普遍性的假设不是理论,而仅仅是假设而已。

(2) 抽象性。所有理论都具有抽象性,只不过是抽象程度不同而已。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简化或概括。理论的建构是借助于理性思维中抽象与想象的力量。理论是在经验事实基础上进行归纳、综合的抽象建构,是并非现实存在而又合乎规律的东西。

(3) 逻辑性。理论既不是概念或命题的简单堆砌,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各种法则或原理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由概念、法则、判断、推理构成的逻辑体系。理论的产生,一是必须有明确的概念,二是必须有科学的推理,三是必须有严密的逻辑证明。科学的理论,其逻辑性必定很强。

(4) 验证性。理论虽然是抽象化和形式化的,但它离不开经验现象。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系统、全面的检验。所有理论都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检验,以检验其可信程度或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理论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则说明该理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如果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矛盾,则说明该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理论的类型

从理论的形态划分,人类学理论可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三类。

第一种是宏观的理论,它往往以广泛的经验现象为对象,提供一种高度概括的、一般性的解释框架。宏观理论一般不用于直接解释具体的经验现象,主要是作为研究者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一种理论视角。例如古典进化论、功能主义理论、传播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等。

第二种是微观理论,它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现象或直接用于指导具体问题。通常认为,微观理论就是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例如“女人比男人宗教信仰强烈”。

第三种是中观理论,介于宏观与微观理论之间。它以某一类现象或某一方面的现象为研究对象,提供一种相对具体的分析框架。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仪式理论等。有些理论具有层次性,在宏观理论下有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例如,古代进化论包含众多的中观理论,如国家起源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婚姻家庭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宗教起源理论等。美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特殊论也包含文化相对论、文化独立论和文化决定论等。其他学派也一样,虽然研究方向基本相同,但各人的理论不完全相同,各有特色。

三、理论与概念的区别

理论与概念不同,“概念”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本质特征抽象出来加以综合和概括,便成为概念。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或词组。概念通常有两类: 一类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概念,比如“正方形”这个概念是四个边长都相等的长方形。“道德”这个概念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再如“宗教”这一概念,是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并形成对超自然物的敬畏及崇拜。另一类是研究者自定义的概念,例如传播学派的“文化圈”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地区文化单位。再如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概念,“本我”是天生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是先天的本能; “自我”是有意识的结构部分,“自我”受制于现实性原则,它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本我”;“超我”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人格中最后形成的最文明的一部分。人类学中的概念,学术界中探讨的概念,一般都是自定义的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构成要素。例如美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特殊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每一种文化特质都有其复杂的历史,其起源不能由人类心灵的自然规律来追溯。

因此,一个民族的整个文化“有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外表彼此相同的文化现象,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来源和根本不同的功能。不是任何相同性都说明具有“历史联系”,或者是从另一个民族中传播而来。用人类心理的同一性或地理环境的类似性来解释文化现象的相同性,是不合适的。

四、理论的构建方法

构建理论通常有一些基本原则: 一是理论概念的定义必须明确清晰; 二是理论的`建立必须合乎逻辑原则; 三是理论概念之间应该是互相关联的; 四是理论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 五是理论必须是可以验证的。

构建理论有一定的程序,一般可分八个过程: 一是范例的选择,即选择若干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范例或模式。范例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一个社区。二是为基本概念下定义,例如研究自杀现象,首先必须确定哪些行为才算是自杀行为,哪些不算。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有意义。三是确定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即确定哪些是必要条件,哪些是充分条件,哪些是自变数,哪些是中间变数。四是确定变数与指数,概念和范例是抽象的,但是变数与指数则是可以测量计算和验证的。五是资料收集,即收集资料来证明、支持假设中所假定的因果关系。资料收集法包括访问法、问卷法、实地观察法、实验法和内容分析法等。六是资料分析,即将收集资料加以分析,以测验资料的准确性和变数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七是资料的解释,必须将分析出来的变数间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说明其分配的特质。八是理论的评判,即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

事实上,社会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些步骤一步一步的做下去。

综上所述,分析人类学理论的特征、类型和功能,探讨建构理论的方法,主要目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乔键教授在谈到中国人类学中国化时指出,中国人类学有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具有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无比丰富多彩的文化,二是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而连贯不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是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保持统一的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四是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

只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而所建构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要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同时也要能够适合全人类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曾指出: “社会科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其最终目的并非只是中国化而已”,中国化研究重要的目的是“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的理论”,“说明西方观念所开展出来的理论并非唯一的认知自然真实的方法。”

篇7: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有着各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饮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还远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用文化人类学中的某些理论研究中国饮食文化,这种视角能为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作 者:谭志国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年,卷(期): 2(2) 分类号:C912.4 TS971 关键词:饮食文化   文化人类学   文化功能论  

篇8: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研究简论文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研究简论文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波及面之大,影响力之深。对于我国而言,此次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带来致命性伤害。虽然我国有着规避经济危机和克服经济危机所带来不利影响的许多条件,但我国是无法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中独善其身的。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防范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通过分析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影响及治理应对三个方面,深度剖析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对我国防范经济危机提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原因

一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金融创新。由于美国金融行业急剧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过度投资金融衍生品而造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二是,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认为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使市场的流动性资金过大,使得资本家们过剩投资,造成不可挽回的生产过剩。三是,房贷条件的降低及滥用。

其实纵观这三个危机产生的原因,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都是好事,可是问题在于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了,才引爆了这次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那就是一方面不得不无限制的发展生产力,就好像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有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才是危机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1、经济陷入“大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发达国家经济平均下降3.7%。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曰本大地震拖累,,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相当艰难,尤其欧元区经济或陷人技术性衰退。据IMF预测,20发达国家经济只能增长1.2%,其中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5%。经济低迷使西方社会对前途迷茫。

2、失业率居高难下。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据DECD统计,其成员国的失业人数比危机前增加2100万,失业率上升到8.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美国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失业水平。

3、西方制度忧势遭质疑。危机使西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削弱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

三、资本主义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西方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变革,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之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经济/政治精英与普通居民收人分配之关系等等。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运作更加灵活。我国在实施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正确影响,也要看到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影响。灵活地实行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应对当前的问题,也不会给危机的爆发留下隐患。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此外,政府还需下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其敢于消费,愿意去消费。

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贫富悬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大,这完全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公平,注重效率,以调节高收入,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

政府加强调控,限制无节制负债。正是因为民众的收入无法满足其消费需要,才会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相较于美国,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支出也是有差距的,信用卡的使用数量在逐年上涨。加之,我国房价过高,迫使人们背负了巨颉的房贷。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调控,限制这种无节制的负债趋势,避免危机的爆发。

篇9:西方经济学原理及研究方法探讨论文

西方经济学原理及研究方法探讨论文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学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结,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参考文献:

[1]宫敬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性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2(11)

[2]郑吉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J].教学与研究,(5)

[3]林振兴.现代西方经济哲学多元论的依据和问题――-对经济学理论多元性的哲学考察[D].苏州:州大学

[4]陈柳钦.公共经济学发展动态分析[J].东南学术,2011(3)

篇10: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论文

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论文

从穆勒到萨缪尔森,西方对方法论的探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服务于主流经济学发展与变化的现实需要而建立。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了研究,主要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经济学修辞论、批判的实在论、真实波普尔主义、现代穆勒方法论以及其它一些方法论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引言

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给经济学哲学以一个明确的定位。经济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如同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数学哲学一样,是对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元理论问题的逻辑的、哲学的分析和追问。而对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发生的有影响力的方法论及其方法论之争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解。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

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在实践上,布罗格常对主流经济学持抱怨态度,因为他认为虽然主流经济学者赞同证伪主义,但并没有付诸行动。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

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迪品―蒯因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及“硬核”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70与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哲学家开始对它展开研究、反思或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他方法论学说。

二、经济学修辞论

修辞论目前在经济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创始人为麦克罗斯基。麦克罗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建立经济理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理论的行为并不像波普尔证伪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按照“证伪”原则来进行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因而是对经济理论实际方法的一种错误阐释。通过借助修辞概念,麦克罗斯基强烈反对证伪主义为经济理论抽象立法的传统,反对它试图用不合乎现实的方法论来裁剪经济理论。对麦克罗斯基来讲,哲学家只是“局外者”,他们不能为经济学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主张应当被实践的经济理论家所漠视。“方法论学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修辞”上――即描述经济学者是如何进行相互说服的”。

经济学修辞论是一种激进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论学说。它勇于挑战主流方法论的研究传统并力图把哲学家对方法论的思考引导到相反的轨道中来。虽然麦克罗斯基的修辞概念激起很大的争议,但反对为理论进行方法论立法的精神却在不同的流派中得到回应。

三、批判的实在论

如何通过哲学思辨达到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又如何使它与经济学方法论相结合?劳森以“人们选择”为主题通过逻辑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选择行动A也可以选择行动B的现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 “给定条件X则结果Y”的完全规则性系统。开放的性质为我们利用“信仰与愿望”来描述与解释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 的,具有存在延续性的被认知对象必然不会存在于经验领域――是“非经验的”。这些非经验的被认知对象采用了社会结构(社会规则与关系)的形式。劳森强调,社会经济现实是“非传导性的”,即构成社会经济世界的社会结构与实践活动不是科学研究通过思维建立起来的印象,而是先于研究的、既定的。事实上正是“非传导性”思想使得劳森的学说被称为实在论。劳森指出,“实在论本质上属于存在论范畴,是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核心”。

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建立之后,劳森认为,“主流经济学遵循的是演绎论模式,即从系列定理与假设出发演绎出理论结果。这些定理与假设虽然表述了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特征及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但却采用了因果解释的模式―――‘给定条件X则结果Y’。这就隐含了研究对象是‘封闭’的,因此人们的选择就不会是自由的。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恰恰与此相反,这就产生了逻辑矛盾”。批判的实在论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提出批判,为非主流经济学派作了辩护。

四、真实波普尔主义

该流派同样是在批判波普尔证伪主义基础上建立的。博兰德撰写了大量文献来批判拉卡托斯、布罗格等人的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证伪主义严重扭曲了波普尔本人的思想,对波普尔的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博兰德认为,哈奇森与布罗格对波普尔思想的引进没有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而是从拉卡托斯的叙述中发展而来。然而拉卡托斯却错误地把波普尔理论概括为证伪主义。博兰德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波普尔思想。

博兰德从休谟归纳问题的角度分析了主流哲学家倾向于把波普尔思想归结为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指出辩护主义思维是造成他们扭曲波普尔学说的根本原因。根据博兰德的解读,波普尔认为休谟归纳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主流哲学家回避称它是“归纳问题”而宁肯把它当作“关于归纳的问题”,这是因为归纳法一直被前休谟哲学家当作是对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判断与辩护的手段,即辩护主义。波普尔如此推理的目的不是为证伪主义辩护,而是为发展出“批判的理性主义”。因此,证伪主义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五、现代穆勒方法论

部分哲学家如巴斯克、卡特爱特及豪斯曼对穆勒的方法论进行了新的解读,宣称穆勒的方法论更适合于描述当前经济理论的实践。在该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为现代穆勒流派,其代表人物为豪斯曼。豪斯曼对穆勒方法论的看法持与多数哲学家相左的观点:穆勒的方法论并不排斥对归纳法及经验方法的重视。按照豪斯曼的分析,穆勒是一个经验论者。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归纳方法: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后验方法是一种直接经历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个别影响因素在起作用的现象或者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的现象。不管它的名称听起来如何,穆勒坚持认为先验方法也是一种归纳法,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一种间接的归纳方法。由于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在用后验法归纳出基本假定时必然忽略一些影响因素,这是造成经济理论常常与现实不符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只是一门“趋势”科学。

六、结语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经济学方法论似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的学科,并已成为经济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共同建设的园地。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粗浅研究,由于学识有限,难免有很对不足,还需要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进一步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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