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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时间：2025年0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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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本文共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爱拼能赢”提供。

篇1：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县乡财政逐步陷入困境；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后，县乡财政困难益发突出。面对困难，大家都在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但是，找到一个好出路的前提是认识清楚困难的性质以及发生困难的原因。本文打算对此提出一种讨论意见。本文的“农业税”是指国家将停止征收的农业税、牧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统称；“乡村治理”是指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和制度，包括选举政府首脑、监督政府工作和设置政府更迭的程序，也包括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从状况。

一、究竟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

究竟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政府免税的目的与免税本身的社会经济价值是两回事情。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后面的问题很有意义。

很多人把农业税看作一种土地财产税。如果这个说法能成立，那么，免除农业税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国目前还没有普遍对财产征税，对农业领域的耕地占用征税也不应该。在法律上，土地是集体的，农户不应该是直接的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财产的价值大小与财产的用途有关。就种植业来说，即使在农产品价格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农产品销售额中扣除包括劳动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以后，不会再有剩余，连地租也不能存在。这个账不用细算。如果说厂房设备可以用扣除折旧以后的净价值来确定财产价值，那么，对农业用地的财产价值不能用这种方法来估计。可以认为，中国大量的农用土地是“边际土地”，其财产价值是零或负数。此外，把农业税当作对地租的替代，更是讲不通。

免除农业税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农业部门看作一个效果高度外溢的经济部门，政府理应免除对农业生产开征的税收。从技术性质上说，农业部门容易做到对环境的正向贡献，这不用细说。此外，农业部门还可以是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部门；农业产业是具有高度战略关联度的产业，这一点也马马虎虎可以讲得通，尽管在学理上并不容易说清楚。

免除农业税的理由从政府方面来讲，是因为农民收入低，征收农业税有失公正性，并在政治上产生很多问题。以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应该适用个人所得税。所以，从逻辑上说，农业税显然并不是一个针对所得征收的税种。

从历史的眼光看，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的一个表现。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时候，依靠市场交换方式，国家的非农部门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向农民征收粮食。市场关系改善以后，“公粮”转变为“农业税”。所以，农业税是国家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的历史遗迹。国家为维持对农民的强制（管理），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的标志是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县乡官僚机构。仅仅为了给农民和农业提供公共品，不需要这样庞大的官僚机构。但为了向农民征税和征收其他收入，就设立了大量机构。大量调查表明，许多机构并不向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品，只单纯是为了收费而生存。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不用我在这里作大量举证。当然，任何税收都有强制的性质，但强制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对低收入者征税强制是不公正的。所以说，农业税反映的强制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对农民的“强制”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在政治上是失分的。据对河北某地的调查，在一些合理假设之下，经计算，每向农民征收1元税费，付出的代价是1.7元。① 从宏观面上看，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测算，全国乡级每年需要3700亿元才能维持合法生存，如果按支出的70％计算，也要支出2590亿元；而总来源只有750亿元，收支相抵每年相差1840亿元。②这样，粗略地说，在农业领域，政府在公共品的交易中处于“亏损”状态。从政治关系看，在引起农村社会关系紧张的因素中，税费征收因素曾经排在首位，近几年才发生变化。地方政府搭车收费，使得农民缴纳的税费总额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中央政府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遏制搭车收费的蔓延，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被动。

从以上分析进一步推理，可以认为农业税的征收事实上在实行分税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征收的理由。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过于高昂，以及这个税种的其他弊端，早已使取消这个税种成为必然。

停止征收农业税至少有两重意义：第一，政府要向农业和农民（真正的农民）提供无偿的公共服务。付，财政会是净赤字。税收是国家公器，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公器。对低收入人群应实行低税或免税，甚至实行负税，以体现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职能。个人所得税适用农民还是遥远的事情。第二，停止征收农业税还意味着停止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掠夺式交易。围绕农业税而发生的各种搭车收费，具有掠夺的性质，因为相关收费机构并没有向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二、免除农业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

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的稳定。乡村干部是乡镇机关的主要债主，而且也往往是“转手债主”，因为政府还不了债，或者还债时有舞弊行为，便使得一部分乡村干部也进入了上访队伍。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财政危机是严重的。应该说这种危机程度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此不用在这里多费笔墨来讨论。

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原因又在哪里？

是因为减免农业税影响的结果么？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结论。如同一个瘾君子断了毒品而发生问题，我们不能把他的问题归结于中断毒品的后果。按我们前面的.简要分析，农业税这个税种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的；如果允许这个税种存在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大。只要有农民交纳的税金，就有了养干部、养机构的资金来源，就不能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公务人员。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抓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贴到问题的要害。按我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里，很多农业县的财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在我调查的华北某县，县财政甚至控制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给他们发放工资，逼使有的书记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的报酬问题。至于金融渠道的资金在农业县的净流出也要具体分析。农业县缺乏投资机会，农业贷款的成本又比较高，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出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

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更简单明了的定性分析和历史分析足以使我们把握问题的性质。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就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这样的农户其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要超过当今中国的许多农户，但这些农户没有表现出对“政府”的强烈需求。事实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实行的是所谓“皇权不下县”制度，农民通过社区代理人与皇权发生联系。社区代理人相当于现今西方国家在基层政治活动中的“志愿者”。那个时代的县政府也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从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湘西的县太爷没有县衙门，马背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对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以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它们。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又不能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每人每年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在大部分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农民的现金收入更少。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性交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

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的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具有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个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③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只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④

三、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乡村治理结构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是完全错误的。公共权威机构的派出制已经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从政治学规律看，除非某项公共职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性质，否则实行派出制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⑤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得到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传统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首先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其次还要逐步将现有集体经济通过改制转变为股份制经济或其他形式的私营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干部集经济控制权和公共管理权于一身的弊端。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⑥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提供服务，宁可撤销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的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就将其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通过上述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关键是政府的见识与行动魄力如何。从我的调查看，乡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县一级领导。改革不仅会触及乡镇干部的利益，更会触及县一级干部的利

篇2：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论文

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幵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別占总面积的18.87%、25.01%、3h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主权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

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电率先幵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

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厅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一一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电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箅。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炔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杲以劳动力补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

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幵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芘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

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廿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

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S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121，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査，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了?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

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IS，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w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

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幵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千预和控制。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丨主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总、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

而行政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J村村庄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种负面的作用，影响村庄公共事务内生型的经济基础。

四、小结与思考

综合上述，在社会转型期当中，J村在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分化过程中，集体经济的功能被消解，多元个体农业经济兴起，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经济分化过程当中，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趋于落后。从J村个案中可以看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农村转型期当中乡村治理所出现的问题。

第一，建立一种新兴精英的吸纳机制，将新兴的精英纳入到村庄治理的制度当中来。在社会转型期，会出现一些新兴的领域并伴随着该领域内新兴精英的出现，新出现的领域往往会对村庄治理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此时将新兴精英纳入村庄治理的制度当中来可以缓解传统治理体制的不足。

第二，正确处理好政府(行政)、社会(自治)、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经济生活在村民日常生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行政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应当将重心置于扶持村民经济生活之上，而不是干预或独立于村民经济生活之外第三.逮立新型的个体与传统的以土地为载体的集体和个体之间维系的纽带瓦解，降低了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使个体对集体事务产生冷漠感，因此，应当建立一种新型的个体和集体的联系机制。

篇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目前，我国日益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不愿意再走“先破坏、再治理”的道路，很多地区精心设计其产业结构，对污染进行控制，对于各地的积极态度应当予以充分的认可，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新型城镇化实行的过程有所侧重，有的地区将大量的资金放在了房屋的建筑上面，在外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楼房，但不远的隐蔽处却有一个发臭的垃圾场，这对村庄的整体环境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与村庄整体环境的协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只顾面子工程，而让村民从内里感到不舒服.只有真正的做到了新型城镇化与村庄环境的协同发展,社会、人文、经济才能整体普遍的提高.

2村庄环境治理现状问题分析

本文的现状分析是深入农村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数据来源分别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合肥市肥西县，池州市青阳县，南京市溧水县，天津市武清区等地的近20个村庄.主要调研方法有问卷和访谈.

2.1环境治理行政主体涉及多部门

我国目前村庄环境是由多个部门合作管理的，其中涉及国家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在做任何一项决策的时候都会经过各个部门的协商调整，大大的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效率.本文所采用的调研方式主要是走基层，从走访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各个部门及职能也是大相径庭，亳州市主管环境工作的是美好办，合肥是文明办，池州是农委等等.对于治理部门和治理情况的不统一没有一个出台的政策或者方法来衡量，不利于激发各地治理的积极性.

2.2资金支持与基本设施不完备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申请财政资金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优惠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滞后，难以形成治污市场.而且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对于一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企业非常受农村地区的欢迎而忽略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防污设施的落后导致农村出现只破坏不治理的现象，因此农村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

2.3技术支持与相关指导不充分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而农村工业薄弱、经济落后，解决污染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短期内还很难达到.目前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已经逐渐重视起来，但真正深入农村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技术问题还有欠缺，并且目前能深入农村研究，指导的学者、专家也非常少.因此，农村环境在一些大问题的决策方面还不能做到很准确的进行控制，导致一些污染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

2.4涉农企业重视程度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自我突破，积极招商引资，以优厚条件吸引企业落户本村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相关部门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与部分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造成的新型现代化农村污染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农村污染源的首要因素.因此，相关涉农企业的环保意识与企业的污染程度对当代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很难有企业能够了解并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毕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是以经济利益最大为目标.

2.5农民环境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选择离开农村，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造成农村普遍留守老人和孩子较多，环保意识较低，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人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即使认识到环境的危害性，也不知自己拥有何种权利、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较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从问卷统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都认为农民的环保意识较差，农民自身就可以发现问题，却难以改变.

3村庄环境治理现状的原因

3.1污染源多样化

农业生产和生活垃圾所带来的污染是复杂多样的，下表是我们将各个调研地污染源种类及比例的数据.污染源的多样化导致农村环境治理的难度更大，任务更多，处理更复杂，不是像以前那样单一的处理一项或几项污染，而是有更多的污染情况以及在此背景下各污染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污染问题，这就需要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更加系统化，整体性把握，全局意识，统筹实施。

3.2政策制度不健全

由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才被持续关注，所以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度、措施的出台也就相应滞后.表现为：一是政策的局部性，相关农村环境政策的数量少，针对性小，不能完全覆盖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的整体情况；二是政策的滞后性，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污染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政策的出台受某些方面的影响比较缓慢，这就导致一些政策往往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具有滞后性；三是政策实施的效率低，由于某些原因，如农民对政策的理解性不足、执行人员的素质水平不够、执行背后的权钱交易等因素，造成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

3.3政府单一主导，社会力量不足

从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可以看出有接近1/4的人对政府工作表示不满意，很多人认为政府并不重视农村环境问题.但是由我们调研走访的政府部门以及收集到的相关政策资料来看，政府部门是很重视农村环境问题的，不管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支持方面，都做得比以前好了.那么，这就反应出农村环境治理单一依靠政府是不正确的，这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成本高，资金来源少，可持续性差，且效果不理想.农村环境管理的监督绩效工作都交由政府，不仅加大了政府工作量，也没有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其他环境主体的责任未落实.并且农民反映环境问题的渠道有限，与此同时政府处理问题的周期长，环保机构设置不合理，这也就造成了农民认为政府不重视环境问题的印象.

3.4农村环境建设、管理水平不均衡

由于经济差异的存在以及上级领导及各界人士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地环境管治情况也各不相同.目前农村大都是优先投资建设的中心村，由于资金不足分批建设的原因，周边地区的环境治理得不到重视.比如有的村子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而其他村庄可能没有建设.而且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成本高，政府没有很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扶持相关环保产业，而且作为政府方面也非常为难，建设有先后是必然的，先建设的地区先享受，但同时一些先进的技术无法享用，后建设的地区虽然建设较晚但设备设施更为齐全.农村环境的建设管理差异非常大，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

3.5管理部门职能交叉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建设落后与污染控制，政府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能分散，例如合肥市的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文明办主办，亳州市是由美好办主办，而池州市主要是农委负责，各个城市的管理职能各不相同，治理情况自然也大相径庭.在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某些环境问题村民多次反应却被各个部门互相推辞的情况.形成了一种有的部门什么都要干，有的部门形同虚设，闲置的状态.

3.6宣传教育工作不足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村民都没有接受过宣传，其中一部分群众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宣传甚至是一点都不知道，而在对政府的访问中，笔者了解到基层宣传工作开展的难处，大多数农民并不积极响应，觉得事不关己，久而久之，基层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也就没了信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基层政府自身的素质不足，部分村镇干部是由当地村民选举上来的，自身素质不高，更加没有带动群众共同治理村庄的想法，宣传教育在他们眼里的价值本身就不高.

篇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4.1村庄环境建设的模型构建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我国村庄环境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幅度降低的，而人文素质也因为村庄环境的不断破坏而随之降低.前几十年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对于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渴望的，因此各地村镇政府大量引进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今天，人们开始反思，只有全民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才能够更高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村庄环境问题，笔者经过思考，认为多元的参与主要是政府，也就是行政主体，第二个就是当地村民，或者说一切对村庄环境有影响或会被影响的群体，第三个主体就是在农村或者农村周边会对农村环境造成影响的企业.

4.2村庄环境建设意见

4.2.1完善行政主体的职能整合，提高效率本文所谁说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指政府等相关单位.调研发现，部分部门职能不够明确，而且在一些措施方面表现出互相推诿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政府职能要想真正的高效发挥作用就一定要进行职能整合，将分管同一问题的部门整合到一起，调整组织内部结构，高效的为群众服务.另外各个地区分管环境工作的部门大相径庭，因此各地的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有的注重开发，有的注重保护，不过正是这样才有了差异的存在.但对于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职能整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在我国村庄环境急需改善的今天，高效才能带来更大的便捷，那么，笔者认为职能整合是最好的出路.

4.2.2强化行政调控，落实涉农企业环保责任针对企业实施行政调控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对于企业的监督.具体做法可以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并将评价结果公开透明的展示给公众.在经济圈中，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从农民的土地中获取生产资源，又在利益提升的过程当中破坏者资源，因此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列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政府要强化行政调控，对企业做出详细明确的引导，并对其奖惩及限度做出明确的规定，直至企业自觉自愿的参与到村庄环境保护的队伍当中.

4.2.3构建绿色经济模式，实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有倾向性的选择可以进入农村的企业，随着村庄环境的恶化，各地区对于企业的加入也开始有所限制，而一些聪明的企业则会在村庄环境保护的大环境下发现绿色商机，综合调查的结果，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一种绿色的模式来吸引消费者，如全天候监控无毒无害的绿色蔬菜，或者是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同时，又有效的对村庄环境进行了保护.

4.2.4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文环境与村庄环境协同发展人类的精神与灵魂是人类能够长久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精神文明有助于村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调研了解到几项特别的做法，一是特色文化墙建设，把农村墙壁作为宣传先进文化和环境保护的有效载体，以村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图画、谚语等为主要内容，用墙体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引导广大村民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农村环境，共同构建环保新农村，成为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二是是该县部分村庄各家各户门前安置星星牌，以村民互评，村委会投票为每个家庭进行打分，从正面激励了村民保护村庄环境.

篇5：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路径选择论文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路径选择论文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牵涉到社会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高等院校能够发挥、应该发挥极大的作用。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涵盖农学专业的综合性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路径是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参与“三下乡”活动、开展服务“三农”应用技术研究等。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是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时指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具体要求。常德市为深入贯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改革要求，积极开展百村示范、千村创建的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实行连片推进，打造精品，提出了力争三年内全市建成10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2020年建成1000个美丽乡村的总体目标。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牵涉到社会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高等院校能够发挥、应该发挥极大的作用。对于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为宗旨的高职院校而言，为本地的美丽乡村建设尽心尽力更应责无旁贷。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常德市政府主办的唯一一所高职院校，其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实力、百余年积淀的农学专业服务“三农”的情结和水平，为全方位服务美丽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涵盖农学专业的综合性高职院校来说，首先应该重视的是设置、优化符合地方美丽乡村建设实际的专业群。本文仅以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归纳科技服务“三农”的情况，探讨科技服务的路径。

一、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为农民、农户、农业企业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科技特派员团队是常德市委市政府动员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和农村的一项重要举措。科技特派员团队由常德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科技服务机构近百名专家组成，分为31支科技特派员团队，其中常德市科技局委托常德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织了4支科技特派员团队，即养殖科技特派员团队、蔬菜科技特派员团队、农林科技特派员团队以及一支医疗特派员团队。我院深刻地认识到服务“三农”是责任和使命，而科技特派员团队是服务“三农”的重要途径;同时，科技特派员团队也是锻炼教师、提高办学水平、树立学院良好形象的机会。

科技特派员团队必不可少的工作是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服务。农林科技特派员团队对澧县如东乡提出了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研究与应用推广研究方案，有目的地将林业与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空间上按一定的时序安排多种农林生产项目，并进行统一的综合经营管理模式。农林复合经营不仅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可观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社会效益，更使生态景观得到了极大改善。目前如东乡已经初步建设成一个集花木种植、蔬菜栽培、水体综合开发、乡村休闲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乡镇，是常德市首批“美丽乡村”的示范乡镇。旨在技术扶贫的医疗科技特派员团队，则针对对口支持的乡镇卫生院的情况，派出了医术精湛的医疗人员，帮助卫生院的医生提高专业水平，为当地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实践表明，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工作使科技特派员和农业企业得到了实惠，也增加了学院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了解，促进了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成长。

二、参与“三下乡”活动，编写农业实用技术书籍

由中央宣传部等十四部委联合组织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强调要通过送戏剧电影、送图书报刊、开展文艺演出，通过举办科普大集、科技讲座、实用技术培训，通过送药品、送健康知识、巡回医疗和义诊咨询，通过举办法律讲座、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进一步把文化科技卫生资源送到农村、送给农民;配合农村文化科技卫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调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共同促进农村文化科技卫生设施条件的改善;培养大批农村乡土人才，不断提升农村文化科技卫生公共服务能力。

我院得知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为配合此项活动而组织编写相关书籍的消息后，主动与该社联系，争取到了部分书稿的编写权。这份主动是因为认识到，这不仅是“服务三农”的责任，而且是锻炼教师编写能力的机会，也是增强学院与外界学术联系的渠道，还是提升教师价值的手段。为圆满完成编写任务，我院组织了以生物工程系教师为主体的编写团队，并选拔每本书的主编;由主编负责将编写提纲提交学院，组织讨论;讨论修订提纲后，主编召集有关教师在指定时间内编写成书。此次出版的农林书屋系列书籍有《宠物饲养与防疫技术》《蔬菜种植能手》《南方主要果树生产技术》《园林绿地养护技术》《循环与有机农业技术》《花卉生产经营与管理》《食用菌人工栽培技术》《无公害果品生产技术》《农家乐经营管理必读》《乡镇建设管理必读》等。

三、共建12396科技服务热线，为农民直接解答疑难问题

由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进的星火科技12396信息服务工作，是作为依靠科技引导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常德市科技局开展了“常德12396科技服务热线”工作。此项工作以“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为宗旨，采用目前最广泛、最便捷的电话拨打方式，向常德市广大农民提供各种涉农信息服务。我院敏锐地注意到12396科技服务热线运行一段时间以来，效果不理想，如客服人员将专家的解答转述给农民时往往会出现失真，甚至出现与专家的本意大相径庭的情况。我院经过论证认为：如果与市科技局共建，并将办公地点落户到我院，可以基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借助热线，对于整合学院的相关力量、提升学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12396科技服务热线目前在当地农民中影响不大的情况，我院加大了宣传力度，如：通过本地电视台、报纸、广播台宣传，积极与县级农业科技服务部门协作，借助农民培训班传播服务信息等。为保障此项工作的顺利实施，我院成立12396科技服务工作办公室，组建了热线专家团队，制订了奖惩措施等。

四、利用多学科资源优势，举办满足各种需要的农民和农村从业人员培训班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大批懂金融、管理、经营、营销、信息技术等经营人才，需要成千上万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以及能工巧匠等技能型实用人才，需要有市场观念、能掌握市场规律和信息、会经营管理、能够将千家万户的.农户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农村农业中间人、经纪人和组织者。首先，这些人才不能完全靠学历教育培养;其次，有些人才也没有必要通过学历教育培养，“形成于实践，在实践中提高”，是不少农村人才成长的更为现实的选择;再次，无论是否受过专业教育，所有人才都有知识更新的问题;最后，暂时还没有成长为人才的人数更多的农民，更有必要接受作为新型农民的基本培训。因此，举办农民培训班是高职院校长期的任务。这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院生存和发展的理性选择。尤其在农林类专业学历教育不尽人意的情况下，举办有益于社会、有助于新农村建设的各种农民和农村从业人员培训班，能够强化自身的造血功能，促进专业发展。

我院进行农民培训，不仅有资源的优势，而且有政府的推动，如常德市政府已将“常德市农民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到我院。为加强包括农民培训在内的培训工作，我院专门成立了“培训处”。为整合常德市职业教育培训的资源，在常德市政府和湖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以我院为牵头单位成立了“常德职业培训教育集团”。近几年来，我院的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仅服务“三农”的培训班就举办了数百期，受训人数数万人次。授课教师除培训农业技术的农业类专业教师和培训医学技术的医卫类专业教师外，还涉及财务、管理、经济、政治、法律等学科的教师。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培训有：扶贫点村干部培训、蔬菜种植能手培训、养殖种植能手培训、柑橘栽培技术培训、防疫员技术培训、农村经营人员培训以及农村卫技人员培训等。

五、针对常德实际，开展服务“三农”应用技术研究

地方性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即高职教育教学研究和着眼地方经济社会的应用技术研究。就应用技术研究而言，存在科研成果水平低，真正具有高职特色、面向生产实际、有实用价值的科研项目很少，能转让、被采用的技术成果更是微乎其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高职院校自身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前者如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物质技术基础薄弱、选题不当等，后者如评估导向的制约，即国家对区域高校(含地方性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评估，主要是评价其人才培养水平以及办学条件等学校内部因素，而区域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的结合，区域高校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则没有纳入或较少纳入国家对区域高校的评估体系。再如职称晋升的学术化倾向，即职称晋升时研究成果重论文、著作等文本化的成果形式，轻成果推广和转化等应用于实际的成果形式。

据实际经验，针对地方实际情况的服务“三农”方面的应用技术科研选题，相对容易引起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视。近三年来，我院在湖南省科技厅立项的课题共5项，其中涉农课题4项，占80%;在湖南省教育厅立项的应用技术课题共7项，其中服务“三农”课题2项，占28.6%，在常德市科技局立项的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共14项，其中涉农项目7项，占50%。服务“三农”方面的研究，一是农业应用科技的研究;二是研究的范畴本身不属于农业，但是围绕“三农”、服务“三农”的应用技术研究。作为一所综合性的高职院校，几乎每个系部和专业都可以从服务“三农”、建设美丽农村的视角选取适合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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