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意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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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mba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意义论文

mba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意义论文

经济学主要是基于一般规律特征下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对象做出的经济行为是一致的，重点在于对投入产出比的研究，以公开发布的数据为主，如果这些公开数据不准确，需要修正和调整。经济学研究的实质在于不重视过程，尤其是不重视对于企业“黑箱”行为过程的研究，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对宏观行业与微观企业投人与产出之间的效益与效率分析。而数理经济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是其最常用的研究工具。在数理模型中，假设前提、研究框架和数学工具非常严格，你变化一个参数，改变一个系数，是在分子还是分母上，都需要严格的证明和限定，正因为如此，构建数理计量模型是如此之难，而基于数理模型得出的结论又是具有如此的公信力。

而MBA论文研究方法则根本不同，这取决于MBA论文的研究对象不同。MBA研究主要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表现和核心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和策略，其结果是提升企业绩效与持续竞争能力。MBA论文研究方法在于过程的多样性和手段的丰富性，如不同的行业特性、不同的企业规模、不同的成长阶段等诸多前提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工商管理学研究手段、工具的丰富化和个性化。1983年，美国一位着名的管理学家对当时世界上200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没有哪种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必须同研究对象紧密结合起来才是有效的，否则其研究结论是毫无价值的。

对于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手段，不能仅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信度如何，常常是值得推敲甚至怀疑的。工商管理学研究最精彩的环节根本不在于采用了多少数学方法和工具，而是在于个性化研究对象问题的'解决，思路、过程机理等才永远是研究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使工商管理学研究的问题不采用数学方法与工具，其实一样也不一定影响其结论的有效性，因为这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最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千万不要认为经济学、社会学采用了大量的数学研究方法，就以为MBA研究也一定要采用复杂的研究方法，这是害人的。所以对于MBA论文研究方法只要能解决具体的企业实际问题，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业绩，采取任何一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法都是可行和有效的。

科学研究的作用在于应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而MBA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的作用与意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看作一种训练，一种对学习者做学问态度的训练。通过MBA论文设计中研究方法的学习，使每一个接受MBA教育者明白做学问要保持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性。

第二，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构想出他人无法想象的假设，并进行他人无法实行的实证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们所做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从而达到MBA培养的人才水平和要求。

第三，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成功造就出一批具有注重企业实际并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的“解决问题人才”,使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来指导企业的运行。

篇2：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

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

现在工商管理教育广受欢迎，管理类书籍与期刊大量出版，管理话题被广泛 谈论，各种各样的西方管理思想与论着被介绍到中国来。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舞 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工商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但工商管理的研究方法尚未形 成系统性的知识。著名华人管理学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徐淑英教授 认为，“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积累管理知识，以帮助各类公司在这个动态多变的环境中运营”.

一、管理的科学。

科学研究是人类追求知识或解决问题的一种研究活动。通过科学研究这一求 知活动，使人类自身的知识领域得以拓展，摆脱以前的无知和愚昧，而且经由科 学研究活动，还可以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科学研究以事实为依据，科学家尽量在研究中排除价值和主观偏好的影响， 所以在选择研究方法时，根据研究对象，科学地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盲从于某 种研究方法。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所使用的调査研究、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排除价值和偏好的影响，而捕捉到科学的事实。像英国的古德尔女士，中国的 任仁敏、严康慧女士，日本的Kano教授，她们在动物行为研究的过程中，能够 常年扎根田野，忍受孤独和寂寞，从而捕捉到了人们很少能够发现的科学事实， 并在其研究领域取得建树，就是典型的例子。就MBA而言，它是一个应用性很 强的交叉学科，要接受多个学科理论的指导和借鉴。所以，MBA研究应该从不 同学科和学术背景中吸取新鲜血液，从工商管理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践管理等方 面进行不断创新。

（一）研究方法。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呢？ 一般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满足以下 三方面的要求（黄速建、黄群慧，）：第一，从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看，科学 要有客观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第二，从科学研究过程来看，科 学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即可检验证实佳、逻辑一致性、知识可积累性和方法简练 性。第三，从科学结论或知识看，科学具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马庆国 （）指出，管理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见图6-1）： -是实验方法；二是问 卷调查与统计处理方法；三是长期跟踪观察的研究方法。从我国目前管理学研究 状况看，这些方法的应用已经引起重视，但从应用范围和层面上还相当不够。我 国学者在国际顶尖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还很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研究方法论上还没有与国际上的通用规范完全接轨。

从国际上看，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日益丰富和完善，研究 方法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概括性的知识体系，具有理论的意义。管理学研究方 法也正日益向普遍化、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发展。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障碍也将逐步消除， 两种方法论将不断渗透和融合。由于现代管理学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而 现代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总趋势必然是融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为一体。但是，由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领域中总会有科学方 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规范的研究方法将无法取代非科学的方法。

总之，研究活动在于知识的累积和进步，研究方法也在于“思”与“行”的 有效结合。即以“思”来创建理论，而“行”来确保实证过程。通过“思”与 “行”构成了求知过程，其产物便是新的知识。

（二）研究的目的。

所谓研究，是事实的说明，清楚说明前人未曾说明清楚的事情，研究的目的 和价值在于发掘知识并解决问题，解决前人未曾解决之问题。对于科学研究，一 种是为了获取知识，为满足求知欲而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做的研究；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为了建立理论或学说所做的基础研究。另一种是为实用，即为解决经营管 理问题或为寻求提高工作效率而做的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用研究，以解决 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为出发点。因此，如果要进行科学研究，要么是做基础研 究，要么是做应用研究，别无他途。对于学术界，往往较为重视前 者；而对于工商界，则更加注重后者。对于MBA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工商管理人 才，一般更为倾向于应用研究。

研究是一门“问题”学术，旨在发现有用的知识。我们要进行研究，就不得 不进行严谨的研究设计。根据研究目的，管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根 据研究的性质，管理研究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根据研究问题之来源及假设 之种类，我们对管理研究分为探索性研究、叙述性研究和因果性研究三大类。探 索性研究是一种初次的探索工作，由于缺乏前人的研究经验和相关的理论根据，初次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的自然是一种更为广泛且较为肤浅的探讨性研 究。

通过探索性研究，可以多多了解问题。常见的探索性研究有文献调查和经验 调査。对于叙述性研究，针对叙述性假设而做的研究设计。叙述性研究一般分为 调查性研究、关系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此外，因果性研究是一种为验证分析性。 假设，证实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设计。

（三）研究的严谨。

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谭劲松教授（）认为，研究的终极目标是 为了创造出关于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知识，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而不是推广某 一具体理论或者学科。所以，我们进行的研究要善于发现研究对象的演进逻辑和 价值体系，找出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构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并将其 用于解释和预测现实问题。要解释研究对象的规律，找出其存在的本质，研究就 需要具有严谨的研究精神。不仅要有科学的精神，而且要有研究方法，同时还要 敢于挑战权威，正如卡尔？波普尔（Popper,K.R.）所说，科学的本质不是证明现 有的理论，而是要挑战现有的理论。因为，现实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完全证 实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有限真理），都是对现有问题 的“猜测性解释”,因此都是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反驳的，或者说向进一步检验和 反驳开放的。

二、MBA的研究方法。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工商管理学中如果没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那样复杂 的数学推导就上不得台面，就算不上真正的工商管理研究，研究的档次就不高， 这实在是需要认真推敲才能下判断的结论。

经济学主要是基于一般规律特征下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对象做出的经济行为 是一致的，重点在于对投入产出比的研究，以公开发布的数据为主，如果这些公 开数据不准确，需要修正和调整。经济学研究的实质在于不重视过程，尤其是不 重视对于企业“黑箱”行为过程的研究，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对宏观行业与微观 企业投人与产出之间的效益与效率分析。而数理经济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是其最常用的研究工具。在数理模型中，假设前提、研究框架和数学工具非常严格，你 变化一个参数，改变一个系数，是在分子还是分母上，都需要严格的证明和限 定，正因为如此，构建数理计量模型是如此之难，而基于数理模型得出的结论又 是具有如此的'公信力。

而MBA的研究方法则根本不同，这取决于MBA的研究对象不同。MBA研 究主要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表现和核心进行分析，提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和策略，其结果是提升企业绩效与持续竞争能力。MBA 的研究方法在于过程的多样性和手段的丰富性，如不同的行业特性、不同的企业 规模、不同的成长阶段等诸多前提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工商管理学研究手段、工 具的丰富化和个性化。1983年，美国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对当时世界上200种 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没有哪种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其有效性 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必须同研究对象紧密结合起来 才是有效的，否则其研究结论是毫无价值的。

对于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手段，不能仅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的 数据可信度如何，常常是值得推敲甚至怀疑的。工商管理学研究最精彩的环节根 本不在于采用了多少数学方法和工具，而是在于个性化研究对象问题的解决，思 路、过程机理等才永远是研究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使工商管理学研究 的问题不采用数学方法与工具，其实一样也不一定影响其结论的有效性，因为这 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最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千万不要认为经济学、社会学采用 了大量的数学研究方法，就以为MBA研究也一定要采用复杂的研究方法，这是 害人的。所以对于MBA的研究方法只要能解决具体的企业实际问题，提高企业 的竞争能力和业绩，采取任何一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法都是可行和有效的。

三、MBA研究方法的意义。

科学研究的作用在于应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而MBA毕业论文 研究方法的作用与意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看作一种训练，一种对学习者做学 问态度的训练。通过MBA论文设计中研究方法的学习，使每一个接受MBA教育 者明白做学问要保持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性。

第二，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构想出他人无法想象的假设，并进 行他人无法实行的实证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们所做研究的学术价值 和实践意义，从而达到MBA培养的人才水平和要求。

第三，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成功造就出一批具有注重企业实际 并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的“解决问题人才”,使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来指导企业的运行。

篇3：论文质化研究方法与特点论文

论文质化研究方法与特点论文

一、质化研究的定义

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也译为定性研究），是指通过发掘问题、理解事件现象、分析人类的行为与观点以及回答提问来获取敏锐的洞察力。质化研究是研究者用来定义问题或处理问题的途径。如果说量化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质化研究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

质化研究通过分析无序信息探寻某个主题的“为什么”,而不是“怎么办”,这些信息包括会谈记录脚本和录音、电子邮件、注释、反馈表、照片以及视频等。与量化研究不同，它并不仅仅依靠统计数据或数字来得出结论。它也有像“扎根理论”、“人种学”等正式的研究方法。

二、质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一）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在一群小规模、精心挑选的样本个体上的市场研究，该研究不要求具有统计意义，但是凭借研究者的经验、敏感以及有关的技术，能够有效地进行分析。主要方法有：小组座谈会（FocusGimip）、一对一深度访谈、观察法、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与反向头脑风暴法。

（二）研究特点

质化研究的特点是：

（1）可在短时间内搜集资料，有利于现存问题的分析。

（2）严格控制研究情境。

（3）以旁观者的角色了解研究对象。

三、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主要区别

其实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直都强调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互结合，因为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相互促进。比如，在物理学中，物理学家就十分重视观察到的物理现象，继而通过高度精确、量化的公式计算出各种物理现象变化规律，假若观察到的现象与规律不一致，则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在生物学中，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例，他在非量化的自然条件下观察物种间的差别，搜集到了丰富的生物材料，继而在实验室进行高度数量化的物种基因学研究，着成巨作《物种起源》。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就目前情况而言，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并不像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和谐相处，而是争论不休、相互攻击，掀起了轩然大波。

四、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在实践层面的整合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研究方式彼此对立，相互攻击。前者批评后者是实证主义的、决定论者和客观主义的，后者攻击前者的研究具有模糊性和主观性（Todd&Nerlich,2004）。这些对立，一方面体现出社会科学高度天注自身的研究方法，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问题上提供了一种前进的张力；另一方面，它们也使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支离破碎、获得的知识在彼此之间不可通约，进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或许我们应该转换视角，重新考察两者的关系。

在小样本的基础上得到的质化研究结论可以再放到大样本的量化研究中进行考察或检验。另外，量化研究结论可以给质化研究提供有关研究对象的一般结构和分布状况。以这些信息为基础，质化研究者可以更便利地选择典型事例，得到更具有代表性的结论。所以，超越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对立意味着在实践层面上将两者结合起来，互为利用、取长补短，坚持一种方法多元论的立场。“新倾向的倡导者主张‘混合的方法设计',它标志着社会研究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就是从实用的角度把量化方法和质化方法相互结合。

篇4：农村教育研究:意义、立场与方法之思论文

农村教育研究:意义、立场与方法之思论文

一、研究意义追问:“有用”还是“无用”

犹记2月至5月间，香港特区正处于“非典”的大恐慌之中。当其时，我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为期3个月的访问研究。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带领一群访问学者，照例前往市郊公园“行山”。爬山途中，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给访问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各位调查研究某一问题，一般都经历过很长的时间，其间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却并不比“当地人”高明多少。试问各位同仁，大家自觉学者进行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

现在，我己经不太记得，自己当时有没有回答上述问题;或者如果我曾经回答过的话，又是如何回应上述问题的了。如果只是从教科书上搬来现成的说法，诸如科学研究可以认知现象、解释问题或预测未来之类的搪塞一下，并非困难，但是，不能不说，从那时起，我就痛苦地感受到，熊景明女士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而又困难的问题。说其尖锐，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研究者，都会遇到他人质疑自己，并且也会经常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称其困难，则是因为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如果他不是一个过于僭妄的人，这一问题的确令人难以遽然作出十分肯定的答复。因于此，尽管以前我也经常自问此一问题，但自从熊景明女士提出上述问题后，它就像一丛蓬勃生发的带刺野草，迅速根深叶茂，再也无法从我内心深处拔除了。刚好凑巧的是，后来我在一本熊景明女士参与编写的有关农村题材的著作中，看到了她本人对此问题的一个间接回答。据那书中记载，一些受访的农村地方人士指出:虽然通过学者之口哪怕只是说出了跟本地人士完全一样的见解和主张，但却更容易引起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注意。而这种注意，就会促使一些棘手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快的解决。

当然，这种间接回答，显然难以把学者的专门研究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区分开来。不过，大多农村教育研究者都很清楚:农村教育研究往往就是对策研究，而这首先就要求应认知某一具体的农村教育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然后才可能提出可行的破解之道。一般说来，对于研究者而言，认知问题并非极端的困难，但提出真正可行的解决问题之道，却绝非易事。尤其是当研究者深入认识到产生诸多农村教育问题的体制和政策背景之后，就会愈发感到: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无论如何高明美妙，如果不能被整合进社会现实的利益和价值博弈结构中，最终都会成为‘水月镜花”。这样一来，学者们的专门研究除掉能够“唤醒’少数人了解相关的教育问题外，甚至还不如媒体对一些问题的披露性报道更能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果真如此，这就又回到了熊景明女士的上述问题上来:学者们的专门研究，究竟价值何在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和正在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人都难以回避的锥心之问。

二、研究立场反省:“客观”抑或“同情”

当前，农村教育研究中存在着的另一个重大困扰是，究竟应该从何种立场出发，观察和讨论农村教育的诸多问题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看，有些研究者是从一种“局外人”的立场上，

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另外，最近几年来，也逐渐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这突出地体现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在引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和“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后，所做出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之中。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

上述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当然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譬如，有人就曾明确指出：一些农村问题研究者总是预设了一种远比农村教育当事人更为高明的立场，总是以用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话语体系，先入为主地去框套和剪裁农村教育现实，然后得出自以为深刻的结论，提出自以为得计的对策和建议。其实，这些研究者并不见得比农村教育的“当局者”更能明白某些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也不一定能比当地人深刻和高明到哪里去。这些农村教育研究者，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农村教育的各方相关人士究竟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其实，他们也不在意农村教育的相关人士到底有哪些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兴趣之所在，仅仅是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果而己。这种研究的立场和思路，是完全“外在于”农村教育的真实场景的。针对上述问题，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应该说，上述批评及其主张，对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状况而言，是相当中肯和富有启发性的。

然而，也应看到，哪怕是一个从事纯粹“行动研究”的农村教育研究者，只要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单纯的“行动者”，他就不应该忘记自己承担的“研究”使命。因为，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罕中‘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另外，作为“旁观者”的研究人员，无论如何努力去“同情”地‘理解”那些“当局者”，也无法达到他们本人对自己的理解程度。这就表明，研究者根本就不应该把自己的使命仅仅定位在同情和理解当地人之上。而且，即使是从研究者的单纯认知使命出发，由于“客观地”认知与“同情地”认知所致之“知”有所不同，而欲致何种之“知”又与研究目的密切关联，这就要求，农村教育研究者在进入研究‘现场”之际，首先就应明确：自身的研究目的是认知和理解问题的现状阐释和建构新的价值与意义还是指导和改造农村教育实践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然后，再据此择定自己的研究立场更为恰当一些。从此出发，容易发现，笼统地以一种研究立场批评其他立场，根本不太可能具备太多的建设性意蕴。

三、研究方法整合:“客位”与“主位”交融

那么，在现实的农村教育研究中，有没有对上述“客观”与“同情”两种不同研究立场加以整合的可能性呢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当代人类学家、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所创立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方法论。或许他的观点，能够为我们确定恰当的农村教育研究立场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

马文°哈里斯认为:由于一般人们习惯于认定，客观就是“科学的”，主观就是“非科学的”，所以，运用“主观”和“客观”这对范畴讨论社会文化现象，经常会导出不恰当的结论甚至是引起人们观念上的混乱。为此，他主张，“应当解决两组不同的`区别:第一，思想事件与行为事件之间的区别;第二，主位事件与客位事件的区别”（马文。哈里斯著:《文化唯物主义》，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关于第一种区别，即要求研究人类生活时，应注意区分人类行为活动及其对环境的效果，又要注意人类头脑中感受到的所有思想和感觉;对于第二种区别，就是要求研究者应对事件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能够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加以考虑和认知，即从参与者本身的立场即“主位立场”以及旁观者的立场即“客位立场”加以衡量与考察。据此，马文。哈里斯提出了“主位文化”和“主位观点”以及“客位文化”和“客位观点”的概念与范畴。在他看来，主位文化的观点，是以事件参与者或文化负荷者的观念和范畴为依据，也即以当地提供消息的人所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的判断标准;相对而言，客位文化的观点，则代表着科学的判断，可经由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加以证实，或说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事件时所使用概念和范畴作为最终的判断依据。对于一项活动或事件，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即参与者和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前者称为“主位研究法”，后者称为“客位研究法”。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当地人认可为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检验客位研究法是否恰当，则只看它能否就社会文化异同的原因给出科学的理论阐释。这时研究者所使用的观念，就不再是当地人一定要认可的观点，也不一定能被当地人所理解了。研究的目的，即不是为了从主位观点转向客位观点，也不是从客位观点转到主位观点，而是尽可能描述两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并且，尽可能地用一种观点解释另一种观点。

上述理论视角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研究农村教育，同样有一个区分“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以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站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上，试图更贴近当地人的思想情感、以更接近当地人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待农村教育问题，从而获得对“主位文化”和“主位观点”的深刻认知，固然必要;然而，农村教育研究者的任务，肯定还不能就此止步！由于农村教育研究者具有“当局者”无法具备的系统知识和学术训练背景，从而使其有可能以超越‘当局者”的客位文化立场，去观察当地的农村教育状况，并获得当地人不可能获得的“客位文化观点”。农村教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整合两种不同的文化观点的基础上，对农村教育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与说明。至于农村教育问题能否有效地加以解决，则根本就不应列入农村教育研究者的“认知任务”之内，而必待农村教育“主持人”竞其功！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就不仅可从一个侧面确证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必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种能够融会‘客观立场”与“同情立场”的研究方法论，从而把农村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境界与高度。

篇5：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意义、问题与方法论文

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意义、问题与方法论文

一、研究意义

香港电影文学研究，既是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研究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香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还是香港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丰富香港电影研究、中国电影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香港电影文学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香港电影相伴而生，并伴随香港电影一起成长发展。研究香港电影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香港电影研究。一方面，香港电影文学研究可以弥补早期香港电影研究中胶片资料之不足。基于战乱和缺乏保存意识等原因，早期香港电影的胶片资料大多已经湮灭，今日可以看到的少之又少。

而为香港电影提供文学基础的香港电影文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早期香港电影研究中胶片资料匾乏的缺憾。借助电影文学作品，研究者能够大致了解影片的故事梗概、情节内容、人物性格，乃至一些具体的台词和关于镜头画面的运用提示。尽管最后拍摄出来的影片未必和电影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完全一致，但其基本面貌却可以由电影文学中窥得。另一方面，通过电影文学作品与影片的对比，可以深化对香港电影的认识和理解。不少香港电影在拍摄过程中，会对电影剧本做出一些改动。这些改动有时是出于文字和影像两种媒介之间差异方面的原因，有时则是出于商业资本要求上的原因，还可能是出于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通过对剧本和影片的比较，能够更好地认识两种表现媒介之间的异同，以及在微妙的改动中所传达出的政治、文化意味，从而把香港电影研究引向深入。

此外，通过对香港电影文学的研究，可以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创作中的剧本环节，弥补以往该方面认识的不足。而且在香港电影创作中，一些导演本身就是影片的编剧，通过对电影剧本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些导演的艺术风格。有一些香港电影剧作是由大陆、台湾的作家创作的，如影片《似水流年》的剧本作者孔良来自大陆，《滚滚红尘》的剧本作者三毛来自台湾。研究这些剧本的创作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两岸三地电影合作情形的视角。

研究这些剧作家及其创作情况，对丰富中国电影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如此，香港电影文学还反映出香港的地域文化、生存经验，及其与传统中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化层面关注和研究香港电影文学，不仅能更加深入地揭示香港电影文学的独特性，也可为当前的中国电影文学研究拓宽思路。

二、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但是，香港电影文学研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是否能够克服，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直接决定着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进度和质量。

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由于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又有其特殊创作手段，一方面它需要剧本作为文学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当剧本拍成影片以后，才算完成了最后的创作。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更关注作为最终完成品的影片，而忽略了对其文学基础—电影剧本的重视。加上电影发展之初并没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即使后来有了剧本，大多也没有发表或保存下来，这就给电影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香港电影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早期的香港电影文学创作，一般都是作为脚本供导演摄制影片使用，并不是供读者阅读，因此公开发表的就比较少，作者自己保存的也不多，制片单位也很少作为艺术档案资料保存下来。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许多早期的香港电影文学作品已很难搜寻，只有一少部分散见于报纸期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进行钩沉辑佚。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能找到原剧本的尽量用原剧本，不能找到原剧本的用记录整理本，如果连记录整理本也没有找到，则根据影片进行记录整理。既无剧本又无影片的，可根据现存文字资料和创作者的回忆，来了解故事梗概，以求最大限度地解决资料问题。

其次是版本取舍的问题。在香港电影中，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影片的剧本有好几个版本，如文学剧本、导演工作台本(分镜头剧本)、影片记录本，其中文学剧本还可能有原稿本和整理修改本。那么，到底以哪一个版本为准，才能够使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对于这一问题，不妨以最早的原稿本为主，还可以把原稿本与其他稿本进行比较。原稿本已经湮灭不存的，则以时间最早的版本为主。

再次，是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质量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香港电影基本以商业类型片为主，在生产流程、剧作形制上都很接近于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制作模式，比较注重影片的视觉画面呈现，相对忽略了电影剧本在文字表达和台词方面的要求。而且不少剧本构思有雷同化、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艺术原创性不足，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轻视香港电影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香港电影中也有不少优秀的文艺片，其文学剧本不乏可观之处。张爱玲、夏衍等著名作家介入香港电影剧本创作，也为提升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水平做出了贡献。

三、结语

香港电影文学与大陆电影文学和台湾电影文学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的整体，它既与大陆、台湾电影文学有着一定的联系，又有较大的区别。不仅如此，香港电影文学和香港电影关系密切，也与香港文学特别是香港话剧有内在关联。因此，在香港电影文学研究中，既要以大陆电影文学和台湾电影文学为参照系，也要以香港电影和香港文学为参照系，从而在宏阔的比较视野中揭示香港电影文学的独特性，确立香港电影文学的历史地位和特殊价值。

以上只是对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一些初步的和粗浅的思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这块引玉之砖，能为香港电影文学研究做出一些贡献，并引起学界对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重视。

篇6：企业行政管理特点与人员素质研究论文

企业行政管理特点与人员素质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竞争环境也日益复杂，行政管理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新时期、新环境中的企业行政管理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了新特点。行政管理仍然保持着繁琐性，但是在新时期对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素质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新环境；企业行政管理；特点；人员素质

企业行政管理不是单一的企业管理，也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它是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是企业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依靠的法律、原则、制度、方法对企业进行综合管理的总和。企业行政管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发展有重要的协调作用。行政管理工作具有深度与广度，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中重要的管理部门，行政工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运转，也直接关乎企业管理的水平。

一、新环境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

1、从属性。

企业的行政管理具有从属性，不具有独立性，行政管理工作不能与管理目标脱离，必须与其紧紧地依附在一起。管理目标是行政管理工作的标准，无论行政管理工作是有条不紊，还是混乱不堪，对企业而言外在的形式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行政管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通过行政管理工作，有没有挖掘工作人员的潜能，有么有充分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没有改善企业资源利用与流转的状况，达到开源节流的目标，能不能为企业高层的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支持，只有发挥了行政管理的实际作用，对企业而言它才有存在的价值，反之，它就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而言。行政管理就是对企业的人、财、物等各个环节进行服务的，它必须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使企业的资源实现最大的利用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并通过多种方式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潜能，从而为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还要尽己所能帮助企业制定科学的规制，并在日常的工作中切实控制办公用品的费用，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做出贡献，从而充分地发挥出行政管理的职能与作用。

2、实质性。

由于行政管理具有从属性，因此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它更注重的是实质性，它更加注重的是实际管理。企业行政管理的过程、制度以及方法的优化组合都是建立在企业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的，通过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从而加强企业的整体管理。

3、实效性。

企业行政管理依附于企业的管理目标，在企业盈利性的特性下决定了行政管理的实效性，虽然不是生产部门但是也担负着创造经济效益的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像生产部门一般直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经济效益，也很难用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但是行政管理的效益会从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经营效果和资源配置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不仅如此，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可以直接帮助企业节省办公用品的费用成本，因此，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很强的实效性。

4、灵活性。

灵活性是企业行政管理的显著特点，由于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很强的附属性，因此服务企业的各个方面就是行政管理的本质工作内容，在日常的经营与发展中，企业会在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基础上，组织具有企业文化特色的行政机构，灵活性是这个机构最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可大可小，而且相关的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多与少也是很灵活的，在这方面它与政府行政管理的僵化、死板的特点不同，行政管理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伸缩性很大，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5、人性化。

注重人性化管理是企业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尊重员工、解决员工的困难，采取措施帮助其解决困难，从而为员工的工作排除一切困扰，使其安心地为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尽心尽力。人性化是企业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而形成的特点，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最终目的还是为企业的发展做铺垫，为企业生产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从而促进企业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

二、新环境企业行政管理的人员素质

1、个人思想心理素质。

较强的思想和心理素质是一个身处新环境中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以及职业道德，并能够认同企业的文化，维护企业发展的利益的员工是企业很需要的。作为一名新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要有工作热情，要有集体荣誉感以及奉献精神，要有足够的耐心应对繁琐细致的行政管理工作，力求做好每一件事情。不仅如此，在工作中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利，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意识，通过实践发现有效的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企业的行政管理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面临的竞争与压力更大了，由于市场的多变，导致企业面临的环境也是多变而复杂的，这就要求新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很高的心理素质，以及承受、应变能力，从而保证自己能镇定地面对、解决突发情况，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善于发现企业发展中的风险；还要有强大的自制能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受外界的影响，也不将情绪带入到工作之中，保证自己的工作质量；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积极地维护企业的利益。

2、专业知识素质。

专业素质是行政管理人员最基本的素质，它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一个优秀的`员工不仅要有专业素质，还要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掌握企业各个运作和生产的环节，要有搜集、整理知识的能力，帮助企业正确地决策。时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学习能力在新时期是很重要的素质，行政管理人员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了解企业的技术，才能应对工作的需要。在新时期，世界之间的联系很紧密，掌握一定的外语知识在对外接待工作中也是很重要的。

3、能力素质。

作为一名企业行政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人际交往能力，从而协调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解决矛盾，从而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面对问题的时候要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通过对事情的演绎与推理，找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除了上述的素质要求之外，由于行政管理工作比较琐碎，因此对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身体素质也有很高的要求。

三、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素质的措施

1、制定培训计。

于行政管理工作人员有不同的素质，因此企业要根据不同员工的具体条件，不同的素质要求，制定灵活的培训计划，通过有针对性的计划，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其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比如说，对于经理类别的行政管理人员，为其制定的培训计划肯定要符合其发展管理需要的，企业可以安排他们到专业培训班接受培训，为其提供与其它企业的经理人的交流与沟通的途径，从而获得不一样的工作经验，促进企业的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另外，对于普通的行政人员，企业则可以安排企业内部的培训，或是网上培训，从而加强普通管理人员的教育，提高其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引进管理办法。

引进先进的管理办法，是提高企业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的有效措施，加强对人才的管理，并通过合理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此外，还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其更加注重自身的发展，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及时改进，从而在不断改进与学习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企业管理作出自己的贡献。

3、加强人员锻炼。

为了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锻炼是少不了的。企业在日常的经营中，可以组织行政管理部门的员工参与其它部门的会议，在例会中让管理人员对企业各个部门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了解部门的具体工作，为其制定计划和安排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在日常的工作中要锻炼管理人员的洞察力以及观察力，促进其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体验生产的各个环节，了解服务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四、结语在新时期，企业行政管理工作有了新特点，即从属性、实质性、实效性、灵活性、以及人性化，同时对企业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不仅要有较强的思想心理素质，还要有专业素质以及能力素质，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使其更好地应对复杂环境中企业的变化，因此企业要加强灵活性的培训，引进管理方法，加强人员管理，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促进企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奇玮。论新时期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与人员素质[J]。经营管理者，，17：41。

[2]任彦忠，徐佳玉。浅谈风电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提升[J]。风能，，01：64—67。

篇7：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研究论文

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研究论文

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很少有历史学家对历史编纂中所包含的史实产生过怀疑，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寻找真相”，正如历史学家艾尔顿所描述的:“在此，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历史的主题，亦即过去的事件，而不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证据，或历史学家的劳动产物沥史编纂学)。这个产物不管再怎么偏倚、怀有偏见、不完全和不成熟，它都体现了对事件的记述。这些事件的发生，完全独立于那些注视着它们的人··…过去··…凛然耸立在那里。’心虽然人文学科所具有的反思性让艾尔顿仍然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真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怀疑，②但是，在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学科化和规范化进程注定这种怀疑只允许被保留在一种适度的和暂时性的状态之中，它终究要被某种历史实在论所抛弃。在这一点上，艾尔顿最终与他所极力反对的持历史相对主义观点③的卡尔志同道合:在万史是什么》.书中，卡尔最后还是回归到对过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寻求上来，尽管这种回归是在通过与“未来’相联系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中被给出的。①

然而，这种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保持着良胜和健康发展的适度怀疑，却被“后现代”文化语境彻底瓦解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登。怀特把元史学建立在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叙事主义的历史诗学理论。这一观念直接造成了史学界的某种分化，耶尔恩。吕森将之称做“当前史学理论中的精神分裂症”—边是对于使历史学接近于文学的语言的、修辞的、叙事的程式，对此我们有着敏锐的意识和反思。一边是我们还有着—然而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这么着力强调—对于历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统计学，许许多多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辅助手段的认可。这两个方面之间没有枉何欣人信服的关联’。②在吕森看来，前者不再关心过去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叙事方法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赋予历史学家建构过去及其意义的权利;后者则依旧沿着科学逻辑和19世纪史学规范所指明的方向，继续探索某种历史真相以及用以研究它的那些方法与技巧。

尽管叙事主义的介入被某些对之持“理解’态度的史学理论学者看做一种“激活”而不是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实质一旦被接受下来，它对传统史学价值体系的消解力量却是巨大的。就海登。怀特而言，这一消解力直接体现在他对历史编纂话语形式主义的深邃反观和论证—《形式的内容》.书中。《形式的内容》是怀特继《元史学》《元史学肺目比，怀特思想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该书体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积极应对”。③在具体内容上，该书对人文学科话语形式进行了更为宽广的、本体论式的探究，其中涉及实践、语境、作者、读者等诸多领域的互动与关系，这些后结构主义话题远远超出了《元史学》中单就历史编纂的叙事结构与话语转义层次的论证。尽管有着某种变化，但纵观怀特的前后著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一贯思考和不断深化的主题，即关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更多地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获得其合法性的规训、法则及其不同的探询方式中找寻，而不是在依据这一规训所得出的结果沥史事实冲找寻。在此，被普遍认为是形式的东西，恰恰就是其内容本身。而所谓的“内容”，‘在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与其说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还不如说代表的是梦幻”。

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延伸而来的两大主题，即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对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中所表达出的历史观念进行评价与探讨。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作为过去的历史是否可以认知以及如何认知;第二，历史是否具有意义以及意义从何而来。在评介怀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之前，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我们可能已经熟知的“历史”的概念问题以及怀特本人对它们的看法。

一般认为，历史的存在以三种形态呈现出来。第一种是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亦即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总和。但是在怀特看来，“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反映，而不是被反映的事物”“这是因为，按照定义，一项事实只有不在被看做是现实感知的可能对象时，它才是过去的”。这就是历史作为某种知识对象的吊诡之处:当人们去认知它时，它已经不存在;当那些可以被经验确证的当下部分淇中一部分是作为眼前的生活事实，一部分是作为过去生活的.遗存物破认为显现给人们的时候，它还没有或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它自身沥史)了。这一点也许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引述的:利科认为关于‘时间的困惑经验”只能够通过历史、文学等符号性话语的方式“间接地论及”。这种形态的历史存在正是怀特在其史学理论中所要彻底消解的。第二种形态是历史作为某种文本的再现，主要指那些历史学叙事编纂的产物。这一类型的历史存在是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所要探讨的主题。在怀特看来，文本再现无疑是历史得以存在并能够被探讨的唯一方式。第三种形态是历史作为过去“遗留物”的当下存在，它“具体表现为文献和遗迹;作为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社会实践的要素，具体表现为习俗、观念、制度、信仰等等”。但是与其说它是可以被现成接受的“历史”不如说它是史料，用来提供给史学实践者一个通往过去的桥梁。这种形态，恰恰就是怀特用以指出能够把文学、神话与历史区分开来的唯一证据。亦即，历史是在“真实的”而非“虚构的”事件上建构起来的。

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关于历史这里提到的是作为第一种形态的历史，也可称之为过去提否可以被认知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普遍对怀特本人存在一个误解。由于怀特在关于“历史实在”的反思上诉诸叙事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他与不可知论及其传统联系起来。如荷兰历史哲学家F. R安克斯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肿评价的那样，怀特仍旧是“康德事业的组成部分”，①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怀特是把过去和“自在之物”一并归入了不可认知的领域。而历史学家基思。詹金斯在《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中也同样表述了怀特具有“吾人不能理解过去”的观点。②其实，在这一点上应该看到的是，怀特本人既没有否认有一个作为“真实”意义的过去存在着，也没有专门去谈及过去是否可知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自身除了只是那些作为叙事性再现的文本存在之外别无他物的话，那么重新遵循传统的史学认识论将显得毫无意义。不过怀特并没有像作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当代语言哲学那么极端。如果单纯从怀特思想的哲学基础出发看问题的话，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确实域一相情愿地才巴一个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消解掉了，但是，作为涉及历史领域的哲学理论自身，它还要被某种更为具体的和具有本学科性质的话题关注所限定。

那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过去以及过去如何显现自身。 在切三式的内容》第一章《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中，怀特指出:“如果仅是一个再现中的实在论问题，人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把年代纪和编年史形式看做是实在向知觉呈现自身方式方面的两个范式”(32页)。这两种记录过去的形式所展现的内容，似乎正是作者意图表达的某种“真实”即一幅“空白”、“匾乏”、“断裂”以及“混乱”的世界原始图景。这一认识无疑是怀特整个立论的基础，他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不断地揭示历史学实践是如何在叙事性“符号装置”的帮助下“通过把所指概念内容府系统地替换成作为指涉对象的超一推论(extra - d iscu rs ive)实体，从而产生出意义来”渝言叉并揭示“在审美外观下再现道德”的要求，是如何通过叙事行为为认识自身“预设了一个关于实在的观念”。由此可以看出，怀特倾向于世界吐去讲非是不可认知的，只是这些文体模式代纪、编年史吸其内容是在某种被通常看做“客观性假定缺乏”(犯页功状况中显示给我们的。正是由于没有能够满足叙事预先给予认知的这种判别客观性和实在性的标准，这两者阵代纪、编年史泡括它们的形式和内容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历史去提如何被认知的，怀特给出的答案与他就“历史是什么’所作的简短答复是一致的:“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与发现到的成分参半。心因此，历史知识作为历史学实践的结果与历史本身在怀特这里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过去’在历史编纂中得到了完美的、基本忠实的再现橡传统史学实践直观的那样海也不是说，历史仅仅是一个互为文本的事实橡分析历史哲学认为的那样);而是说，历史应该被表述为一个关于事件不断纳入到话语构建之中，形式事环断转化为内容沥史功方式和产物。

在《元史学》导论中，作者曾阐述了他的历史诗学理论中关于形成“历史事实”的四种比喻修辞模式稳喻、转喻、提喻、讽喻和三种解释模式(隋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方法运作。②在娜式的内容》中，以上观点被提升为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对传统历史编纂话语淑事)的两种认识:一方面，史学实践依赖于叙事符号系统，“把所指概念内容有系统地替换成作为指涉对象的超一推论疾体”偷言第2页);另一方面，叙事文本自身“唤起一种‘实质’，在记J忆而非梦幻或幻想的领域内起作用，并在‘实在’而非‘想象’的招牌下展开来”可见，叙事性符码首先为历史认知行为“预设了一个关于实在的观念”以便于划定人们在历史创作和阅读中把“真实’与“虚构’近乎本能区分开来的认知界限。

接着来看历史意义的问题。关于历史是否具有意义，怀特的答复是明确的，即单纯的过去淇形态存在于年代纪和史料记述在经验直观的显现中股有意义域者被称为无意义的意义叉它仅仅表现出某种缺失和断裂的一面，只有当过去被赋予一定认知形式，即历史叙事的时候，意义才得以显示并且能够转换。因此对怀特来说，历史意义与历史的产生具有同时性，它们无疑都来自对过往事件的叙事性编排和再现，文本的历史即是拥有意义的历史。 那么历史的意义如何产生呢?怀特认为，“叙述((narration溉是实现历史阐释的方式，也是表述对历史题材之成功理解的话语模式”。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不是被发现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叙事的历史就是意义生成的历史。“从这一模式提供的视角看，话语被看做是一种生产意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传递有关外部指涉物信息的工具”。然而，在解读怀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从深层方面来讲，历史文本产生不同意义的根源似乎并不直接源于话语转义的纯语言结构方面，而是来自怀特所另外论述的关于“解释模式”的部分。在这里，意识形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怀特的论述具有含混之处，它使我们隐约感到的是两种观念基础在同时、平行地起着作用:一方面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它强调的是叙事性语言结构在形成历史事实及其意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结构主义的语境分析，它则强调作者的意向性和道德抉择在构建事实意义中的作用。对上述情形基思。詹金斯也感到了同样的困惑，只不过他仅仅认为这是由于作者“表述次序可能有误”造成的。

然而，表述的含混在此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作者思路转向造成的特征，而不是某种笔误。这种思路变化，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是转向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积极应对”。于是我们在对怀特的总体阅读过程中才会出现以下印象:作者最终为上面两个观念基础赋予了层次性，他确实表达了“意识形态的模式预先决定了采用何种转义方法”的观点。②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在怀特的表述中，“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与作者意向和道德选择相一致的。

考察怀特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主要原因，似乎和以下情形有关:尽管他本人也提到“话语行为模式试图说明的正是这种话语的复杂的多层次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可以对其意义做多种阐释的能力”的话语或文本的事实。这样，对于形式的关注就必然要从单纯的话语转义理论视角转向对于某种语境的后结构主义解读视角上来。这一点也说明了，作者为什么在娜式的内容)}s}二章之后要与多位当代思想家进行对话，其目的就在于寻求文本沥史意义得以产生的背后的机制问题的答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娜式的内容嵘三章里，作者从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得知了历史学自身话语规范化和使过去去崇高化背后，有着对“实在性”意义的幻想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它具体表现在兰克关于历史学实践务必寻求“如实直书”的理想境界中。在第四章与第六章，怀特似乎看到乌托邦空想是如何转换为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并让历史和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现实意义。在第五章与福柯思想的对话中，作者大致认同了历史实践中，在不同学科话语背后起作用的幻觉机制，即“求真意志”。它不断将事件文本化、“问题化飞使其“转变成一种道德关怀和伦理控制的对象”进而产生意义。在第六章对利科叙事性形而上学理论的阐释中，怀特意识到人类对时间性经验及其困惑的释放，是如何通过借助某类“符号性话语”坟学、历史性叙事语言床实现其意义建构的。而在关于文本语境的最后一章中，怀特则指出如果从语境分析的角度出发，文本无论高尚或卑贱，“它们都同样充满意识形态成分” “通过它，并由于确立一种对世界的心理定向，各种不同的意义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心理定向中，某些符号系统被授予特权，成为辨识事物‘意义’的必要的、甚至自然的方法，而其他一些符号系统则被压制、忽视或隐藏在将一个世界呈现给意识的过程中”。

总括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理论，其所意图赋予生活世界的现实意义，正如他在书中第六章结尾时热切展望的那样:“历史学说是由自古希腊人开始的西方思想传统艰难培育出来的，它成为了人类将自身意识从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工具，难道这样一种历史学说不可能准备与在它帮助下得以实现的政治一起隐退吗?‘历史学’、政治和叙事的死亡难道不都可能是另一场伟大变革的各个方面吗?这场变革在范围和效果上都类似于标志着与古希腊人所开创的古风映裂的那场变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把人类从伪历史的存在状况中解放出来，进而开创一种真正历史的存在。问题可能不在于如何走进历史，而在于如何走出历史。

可见，后现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力图根除的并不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结构成分的历史叙事本身，而是要揭示并消解那些被标榜为科学的历史话语，以及隐藏于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力，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把历史意识放置在更为自由的语境下运作，让所谓的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在语言游戏的层面展开对话，以赋予每个人平等构建事实的权利。但是，谁都不难看出，历史诗学理论落入了和所有作为其观念基础与文化背景的后现代主义同样的反讽处境之中，虽然这种吊诡也许正是它们无所顾忌的精神象征，但毕竟虚无化了其自身拥有的所有现实意义，就像它虚无化了作为其根基的包含着某种传统的现实一样。

篇8：思想品德与大学德育方法研究论文

思想品德与大学德育方法研究论文

摘要：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是知、情、信、意、行各内在因素演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内外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正确理解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及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德育方法，有效提高外部因素对内在因素的影响力，是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强化系统性、强调综合性、突出针对性、增强融合性、注重全面性、重视开放性，是提升大学德育实效性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思想品德；大学；德育

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需要在深刻理解思想品德各要素的内涵和本质基础上，全面认识各要素在思想品德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掌握受教育者在心理年龄、发展水平、个体性格等方面特点的情况下，进行德育模式的合理采用和德育方法的正确选择，如此才能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大学阶段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基本成型，心智发展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而德育工作重在思想品德的发展而不是形成，此时德育方法的正确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一、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认知

（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在因素演化发展的过程

潘懋元先生认为，学生思想政治观点、道德品质的形成，可以抽象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即“知—情—信—意—行”。如果道德从认识产生情感，进而形成了信念，有坚强的意志，最后已经自觉地成为行为习惯，这个道德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完满的过程。知、情、信、意、行是紧密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上述道德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化了的过程，实际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它并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是不断认识、不断实践的反复过程，是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陈万柏、张耀灿认为，人的思想品德包含知、情、意、信、行几个因素，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转化过程，就是人们自身知、情、意、信、行诸因素辩证发展，从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过程，也是思想品德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到新质的矛盾运动过程[2]。综合以上观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是人在主体实践的过程中，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交互作用下，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内在因素演化发展、不断形成新的品质的过程，我们不妨称之为思想品德的迭代发展过程。迭代最初是源于数学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数学中的一种算法，是指将初始值经过相应公式进行计算后得到新的值，并通过相同方法对新的值进行计算，经过几次反复计算得到最终结果的一种方法，任何事物经过几次迭代之后都会蜕变成新的事物。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既有基础上，在外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按照一定的规律、规则进行迭代，不断达到新的水平、形成新的品质的过程。在思想品德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迭代过程中，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格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德育主体，知、情、意、信、行各因素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是不一样的。准确把握德育主体各因素的发展状况、地位作用及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与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是确定德育工作重心、选择德育方法的基础条件。

（二）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外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人的思想品德固然是内在因素运动、发展演化的结果，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形成发展过程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环境，社区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日常活动等生活要素，小到在学校、家庭等各类组织中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教师的引导、家长的教育、同学朋友的影响，广播电视等媒体的熏染以及网络的影响等，对个人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但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对客观外界因素不是采取消极、被动反映的方式，而是会主动选择、消化、吸收，外部因素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影响，需要通过内部因素的矛盾运动来得以实现。人的思想品德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内外因素互相作用、互相协调的结果。德育就是发挥外部因素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中的影响，通过教育者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规范学生知、情、信、意、行等内在因素的演化方向、促进内在因素的演化速度、提升演化水平，即把握思想品德迭代方向、提高迭代效率的过程。因此，如何充分尊重德育主客体的实际状态，深入分析受教育者内在因素的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德育方法，有效提高外部因素对内在因素的影响力，是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

二、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与德育方法的选择

在不同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阶段，需要结合学生德育发展的阶段特点、实际水平和客观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德育方法选择。

（一）道德认知与德育方法的选择

道德认知是当前学校德育工作最为重视，但也是理解偏差最大、教育效果最差的一个因素。对道德认知理解的偏差和教育方法选择的方向性错误，是影响当前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原因。对道德认知理解的偏差，首先是对道德认知中所指的“道德知识”的理解偏差。潘懋元先生认为，与智育教学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智育方面所说的知识，看重要求学生懂得“是什么”、“为什么”，即懂得“这个事物是什么”、“这个事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道德知识所要求的是学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能够有所认识、做出判断，是对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认识和评价，而不只是“是什么”、“为什么”那样的一种认识。而且，道德知识和道德观念是着重于对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对待这些关系的态度[3]。但在德育工作中，把对道德知识与对智育中知识的理解相混淆，按照智育中知识学习的方法进行教学的现象比比皆是，最突出的是在德育课堂上往往只强调对知识的灌输、记忆与复述，不重视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认识、判断能力的培养。教师把教材中的内容、甄别好的结论作为真理强加给学生要求接受，在低龄学生阶段，或许是必要和有效的，但到了高中、大学阶段，还不重视学生辨别能力的提升，通过唤醒学生主体意识、引导学生正确的判别方向、教会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那样的德育势必是不被学生所接受的。其次，是对道德认知中所指“认知”的理解偏差。一是把记忆当成认知，让学生把概念、原理、方法等道德书面知识机械地背下来，然后用考试的方式检验教学效果，似乎能够复述、默写出来，学生就懂了、会了，以后就能够按照着去做了，殊不知表面的知识记忆，并不是真正的认知，并没有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形成做好铺垫，更不能导致道德行为的自觉实施。二是把叙述当成认知，典型的现象就是学生犯错误时，在没有思想引导、是非辨别教育的情况下，就让学生纯粹地写书面检查，几百上千字，写的字数越多、叙述越深入透彻，就认为是认知越深刻，似乎学生写出来的就是真正认识到的、今后就能够做到的，殊不知这里有太多的口是心非，这样做反而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与伪善行为。三是认为认知是一蹴而就的，在教育过程中过度强调道德认知的重要作用，把德育的重点放在道德知识的学习上，通过灌输、记忆、解读、考试等手段，企图让学生一次性掌握道德理论、原则、规范，似乎学生只要道德认知到位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都会自然而然产生，似乎只有先掌握道德知识，才能够有道德情感、道德行为，没有认识到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迭代过程。根据以上的分析，道德认知环节选择德育方法时，就不能生搬硬套智育知识的教育教学方法，而是要以道德知识的内化感悟而不是机械地记忆复述为掌握目标，以道德的认知、判断能力培养为重点，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培育为关键，以道德行为的实际践行为归宿。西方的价值澄清理论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都认为德育过程是培养受教育者道德能力的过程，特别是在大学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独立思考能力、是非辨别能力和较强的自我意识，德育工作者在进行德育方法选择时，要以说服教育代替强行灌输，强调正面引导和对理性思维的培养，采用专题讲解、案例分析、讨论辩论、谈心谈话等形式，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详细的理论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在培养学生道德知识判断、辨别的能力的同时，使学生真心信服、自觉接受；要灵活使用情感教育法，通过真挚的情感、善意的言行，将道德知识与道德情感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深化对道德知识的理论认知，激发积极向上的动力；要灵活使用实践教育法，将道德知识与道德意志磨炼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在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中感动、感悟，提升道德品质。

（二）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与德育方法的选择

古人云，知易行难，道德认知转化为相应的道德行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的根本性问题。在知行转换的过程中，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既是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中道德知识的内化过程又是共振过程，发挥着动机激发、方向引导、行动催化、强度保持等作用。道德情感，就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爱憎、好恶、追求或舍弃、赞成或反对等这样一些态度；道德信念，是指某些思想政治和道德观念已经成为人们真心诚意的信心，成为人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道德意志，是把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转化为道德行为时自觉地克服各种困难的心理品质[4]。在西方的德育模式中，体谅模式是系统深刻探讨以道德情感为主线的学校德育理论，既提倡教师在教育中对学生要“多关心，少评价”，又强调道德教育应使学生学会体谅别人。人本主义道德理论强调的“完善人格”、“自我实现”、“激发动机”、“心理体验”等概念，对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的培养理念和德育方法的选择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在大学实际开展的德育工作中，对道德认知过度强调的同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处于自发、凭感觉的状态，班主任、辅导员只是下意识地根据工作经验与教师的职业本能地和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对于道德信念的教育则似乎仅是思想政治课专业教师的职责，而且主要是在课堂上从道德知识的层面进行灌输，缺乏有效的载体和方法；而对道德意志的砥练，更是处于无计划、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大学德育迫切需要系统性地设计、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情感培养、道德信念教育和道德意志磨炼，构建德育过程的动力机制。具体的德育方法可以选择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环境熏陶，通过催人奋进的大学校园、学生社区的物理环境布置，积极进取的优良校风班风的建设，民主、团结、和谐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室友关系的构建等，以德育情境的创设来感染、影响学生；二是艺术感化，有计划组织开展主题诗歌朗诵、电影欣赏以及正面典型榜样的塑造与激励等活动，从情感深处去激发学生的思想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三是意志磨炼，通过开展拓展训练、实施挫折教育、引导自省慎独，帮助学生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在吃苦拼搏中坚定意志、坚韧性格；四是心理辅导，用心理学的方法解决学生思想上的困惑、缓解心理压力、维护心理健康、促进品德发展。

（三）道德行为、道德习惯养成与德育方法的选择

一切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都是内在的，最终必须外化为道德行为。所谓道德行为，是指在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的支配之下所采取的行动。道德行为如果经过反复实践，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这就是道德习惯[5]。中国传统思想对道德教育的要求比较强调“知行合一”，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在西方德育模式中，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强调促进学生行为与道德判断的一致性，价值澄清模式鼓励学生按照一种价值观，以一种合理而一以贯之的方式待人处世，也都强调思想和行为相一致的德育理念。美国学者纽曼开发的道德教育社会行动模式，对学生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等实践活动来发展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做法，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道德行为不仅是思想品德的外显，而且对深化道德知识的理解、道德情感的激发、道德信念的坚定和道德意志的锤炼，也具有能动作用。因此，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不仅要重视思想的引导、情感的培育，还要重视行为管理和素质养成教育，将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强调实践教育法，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言行的纪律约束，对于不文明甚至违规违纪的言行举止，要显示德育刚性的一面，必须坚决、及时予以查处，开展批评教育乃至行政处罚，防止不良言行导致纪律的涣散和思想的松懈；二是注重细节的养成教育，督促、帮助学生培养主动问候、随手关灯关门、随手带离垃圾、集会提前等候、使用礼貌用语等良好行为习惯，做到了随时表扬，做不到及时批评，从小处着手随时随地开展品德教育；三是实践活动的组织开展，通过社会调研、参观走访、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等活动，指导学生在实践中去感受感悟助人为乐的幸福感，在服务社会中品味高尚品德带来的愉悦感，在辛勤付出中品味收获劳动成果的满足感，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思想品德修养，并在活动结束后及时开展体会总结、感悟分享，激活更多的正能量，引导更多学生的向善行为。

三、关于大学德育方法选择的建议

根据以上对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与德育方法选择的讨论，对大学德育工作提出以下建议，以提升德育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一）强化系统性，做好与基础教育的衔接，并为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是一个贯穿终生的过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社会要求。大学时代，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大部分学生关心关注的重点逐步从中学阶段的学习为主开始主动转向国家民族进步、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自己今后就业、择业相关的行业要求与企业需求等方面，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对于国际国内形势、政治环境、社会现象等也有了更多的主动思考、客观分析和理性判断。因此大学阶段的'德育工作，一方面，要做好与基础教育阶段德育工作的衔接，分析学生目前的德育总体水平，对应该具备但还比较薄弱的方面进行弥补性强化教育，进一步提升个人的思想素质和品德修养。在方法选择上要坚决摒弃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用偏而导致学生反感的德育方法，如纯理论灌输、机械式记忆和概念性笔试等，更多采用情感教育法、实践教育法、环境熏陶法、心理咨询法等多种形式的体验性教育方法，更多地重视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根据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和德育目标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选择德育内容。方法上要结合大学的环境氛围和大学生的思想特点，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强调学生的自我教育。在毕业前阶段，要加强敬业爱岗、遵章守纪、诚实守信等职业道德教育，为学生走向社会做好思想品德准备。

（二）强调综合性，提升思想品德各要素的发展效率

虽然本文分成三部分对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及德育方法选择开展讨论，但并不是认为知、情、信、意、行各因素在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中是相互割裂的。日常德育活动的策划设计、组织开展，要综合考虑知、情、信、意、行各要素的协同发展，通过组合多类型的德育方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提升思想品德发展的效率服务，并尽可能在一个阶段教育活动中就形成思想品德发展的闭环。特别是德育课程的教学整体设计和学校层面组织开展的集体性教育安排，不能成为零碎的、单项的、相互之间缺乏关联的一大堆活动的简单堆砌，而是要争取帮助学生实现从品德的认知深化、情感触动上升到意志磨炼、信念形成，并在日常行动做到自觉落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完成思想品德螺旋上升中的一次完整迭代过程。

（三）突出针对性，目标、内容及方法的选择因时因势而变

西方有各种德育模式，国内也有各种德育方法的总结，但每一种模式或方法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针对不同的德育对象或德育对象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的，既具有相应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也有局限性，因此在具体使用时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大学阶段，学生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已经获得了大部分的道德知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基本成型，因此对于道德认知的教育，应该是对已有道德认知的改进、完善，是改造而不是从零开始的构建，是促进内化而不是背诵记忆。所以在整体方案的设计上，要更重视情、信、意、行的因素，重心放在体会、感悟、实践、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分析网络世界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巨大影响，创新基于网络的德育工作方法，研究利用网路的积极因素为大学生德育工作服务的方案和措施。

（四）增强融合性，以大德育的视野深化德育内涵

学生思想品德的提升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专业学习和生活实践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德育工作的开展，一是要加强与专业教学的融合，以思想素质的提升促进专业能力的培养，以专业学习与职业实践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与鉴别判断能力，推进思想素质的内化与升华；二是要重视思想观念的引导、思维模式的转变、行为规范的教育与行为习惯的养成的融合，将德育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之中。

（五）注重全面性，保证教育的参与度和受益面

德育工作的全面性不仅指教育内容和德育过程的全面、系统，还应包括参与人员、规章制度、文化氛围等德育对象、主体、环境的全面性，需要构建“全员参与、全要素融合、全过程推进”的德育工作模式。尤其是全员参与，要强调教师、管理人员乃至后勤服务人员都负有明确的育人职责，都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对学生开展教育，特别是专业教师，不能认为自己仅仅需要开展专业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不能认为德育就是思想品德课教师和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同时，还要保证所有学生都成为德育主体，特别需要关注沉溺于游戏、经常违规违纪以及存在心理问题等情况的特殊人群，要对他们进行重点教育引导。

（六）重视开放性，引入社会教育资源，形成德育工作合力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德育工作要充分利用新思维、新技术、新工具，重视构建互联网+时代大学德育生态系统，整合学校、家庭、实习单位等各方教育资源和教育力量，形成德育工作合力。尤其是在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素质养成方面，更是要利用专业实习机会，有针对性地引入优秀的企业文化、典型的工作案例、感人的先进事迹等社会上具体生动的德育教育资源，邀请社会道德楷模、企业先进工作者、杰出校友代表等鲜活的榜样人物与学生进行座谈交流，让学生在特定的工作情境中接受熏陶、促进感化，提升教育实效。

作者:王祝华 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3][4][5]潘懋元.潘懋元文集：卷一高等教育学讲座［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4-285，285，290，291.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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