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年间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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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宋朝历史年间小故事

宋朝历史年间小故事篇二：宋仁宗身世之谜

宋仁宗(10—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10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在位四十一年。藏于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宋仁宗在位时，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于宋仁宗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七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随从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据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壮懿。蒙受了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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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宋朝历史年间小故事

宋朝历史年间小故事篇三：从“猪圈”爬出来的屠夫皇帝

他生于帝王之家，长得白白胖胖。即位前，他遭人猜忌，被脱光衣服关在“猪圈”里，扮的是猪相，吃的是猪食，任人羞辱，任人打骂，甚至几次险些被当做猪杀掉，是个可怜巴巴的落魄王爷;即位后，他猜忌别人，拿起手中的霍霍屠刀，利用手中的生杀大权，屠杀功臣，屠杀宗室，一脸的凶相，一身的血腥，是个地地道道的残暴皇帝。这位从“猪圈”里爬出来的屠夫皇帝，就是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第七任皇帝——宋明帝刘彧。

刘彧(439—472)，字休炳，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因为生母早死，刘彧从小由三哥刘骏的母亲抚养成人。元嘉二十五年(448)，刘彧被封为淮阳王，四年后改封湘东王。刘义隆死后，刘骏即位，是为宋孝武帝。刘骏和刘彧为一母所养，刘彧又非常敬重刘骏，遇事忍让，所以二人关系甚好。刘骏性情暴戾，诸弟多被他迫害致死，唯独刘彧能得到优待。大明八年(464)，刘骏病逝，长子刘子业即位，刘彧便开始了噩梦般的屈辱生活。

刘子业虽然年轻，但深通历史，颇有忧患意识，整日担心皇位被别人夺去。在他看来，几个年富力强的叔叔对自己构成的政治威胁最大。为了防止叔叔作乱，刘子业把他们调入京城，外出之时令其随从，回宫之后囚于殿内，在加强防范的同时，刘子业还对他们“殴捶凌曳，无复人理”(《宋书》)。在残存的六位叔叔当中，以十一叔刘彧、十二叔刘休仁、十三叔刘休祐年龄较长，历任地方刺史，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且拥有较强实力的军队，因此被刘子业视为心腹之患;而三王当中又以刘彧年长，自然成为刘子业实施迫害的重点目标。

为了打击和羞辱叔叔，一贯擅长恶搞的刘子业把“形体并肥壮”的三王“以竹笼盛而称之，以太宗(按：刘彧)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并且令其“录以自近，不离左右”。除了限制人身自由，刘子业还“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从生活饮食上加以迫害。由于刘彧长得白白胖胖，刘子业干脆“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猪圈”，动辄下令“裸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看到刘彧像猪一样在泥水里蠕动、吃东西，刘子业“用之为欢笑”(《宋书》)。

刘彧脾气温和，处事稳重，虽然对刘子业的行径愤怒到了极点，但仍装出一副恭顺、服从的样子来。刘彧越是这样，刘子业就越生气，对他就越不放心，几次暴露杀机以绝后患，均被拦下。有一次，刘彧不小心得罪了刘子业，刘子业便下令“即日屠猪”，将刘彧脱光衣服，绑起手脚，以木棍贯穿于两手两脚之间，几个人像抬猪一样抬到食堂，准备开膛破肚。情急之中，刘休仁突然想到刘子业有个妃子即将生子，便以“待皇太子生，杀猪取其肝肺”为由，强调“猪今日未应死”(《宋书》)，选个好日子再杀不迟。刘彧因此又躲过了一劫。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整日担惊受怕，让刘彧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迟早会死于刘子业之手，于是暗中密切注视外界动静，又派出阮佃夫、李道儿等心腹手下秘密行动，从刘子业的卫士中找到寿寂之、姜产之等不满者十一人，等待时机发动政变。当时，民间盛传“湘中出天子”(《宋书》)，而刘彧恰恰是湘东王，刘子业闻之后，决心杀掉刘彧，然后巡视湘州和荆州，彻底压下这一谣言，巩固皇位。与此同时，刘彧知道形势紧迫，也连忙指使手下密切关注刘子业的动向，以便随时动手。一场你死我活的叔侄之战迫在眉睫。

景和元年(465)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刘子业召集刘休仁、刘休祐等人前往竹林“射鬼”，唯独刘彧一个人被困在了秘书省。种种迹象表明，刘子业很快就要拿刘彧开刀。刘彧如坐针毡，不知所措，而外面的政变却相当顺利，“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殒废帝(按：刘子业)于后堂”，由于消息不通，刘彧对刘子业被杀一事全然不知。不一会儿，刘休仁闯进秘书省，拉起刘彧就往外跑。由于事起仓卒，刘彧没来得及穿鞋，光着脚丫，戴着乌帽，“升西堂，登御坐，召见诸大臣”(《宋书》)，改元泰始，接替刘子业，糊里糊涂地成为新一任皇帝。

从囚禁到自由，从猪王到皇帝，从地上到天上，刘彧哪里会想到，自己竟然能够从“猪圈”里艰难地爬出来，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一国之主。权力和地位，结束了刘彧的噩梦，同时也将他身边之人推进了噩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浅显的做人之道，可刘彧硬是把自己先前受到的羞辱和迫害，转手送给了他的后妃，他的功臣，他的同脉。即位前，他是弱势者，是受害者，面对的是屠夫和看客;即位后，他是强势者，是害人者，扮演的是看客和屠夫。因为受过凌辱，受过猜忌，受过惊吓，刘彧变得相当暴淫，相当敏感，相当血腥。

刘彧即位时，只有二十七岁。这个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正处于生理黄金时期。然而，刘彧身体过于肥胖，加上先前多次遭受惊吓，即位后虽然养尊处优，锦衣玉食，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甚至连夫妻生活都不能正常进行。即便这样，刘彧仍荒淫无度，甚至将“姑姊妹集聚，而裸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南史》)，变着花样提升宫廷娱乐，寻求感官刺激。在刘彧看来，连他都曾赤身裸体在猪圈内表演过节目，现在他观赏一部“裸戏”也不为过。让矜持的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重复自己当年被裸的不幸，刘彧此举比刘子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连头带尾，刘彧当了八年皇帝。八年中，刘彧先是与刘子勋叔侄相残，造成国家大乱，生灵涂炭;接着，又在招降问题上严重失策，致使城池陷落，版图缩减。可以说，刘彧为政期间，一无建树，二无作为。不过，刘彧在扮演屠夫的角色上，倒是一把好手，特别是当了几年皇帝之后，刘彧的身体越来越差，自知不能长寿，而他靠“借种”得来的太子刘昱尚处冲龄，一旦他死了，年幼的刘昱很可能被人取代。而且，这种猜忌随着病情加剧而越来越重，凡是对皇位有威胁的人均遭遇了刘彧的严厉镇压，宗室、功臣成批地死在了他的屠刀下。

刘彧残杀宗室，始于侄子刘子尚。刘彧掌权的次日，即赐死刘子尚。泰始二年(466)正月，侄子刘子勋在寻阳(今九江)称帝，与刘彧分庭抗礼。九月，刘彧平叛，将刘子勋枭首，接着又将刘子元、刘子绥、刘子顼赐死，不久又将刘子房、刘子仁、刘子真、刘子孟、刘子嗣、刘子产、刘子舆、刘子趋、刘子期、刘子悦赐死。如果算上刘子业，这群被刘彧杀死的侄子中，最大的只有十七岁，最小的不过三四岁。至此，宋孝武帝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全部被杀，无一幸免。如果说刘骏生儿子就像是雨后春笋，那么刘彧杀侄子就像是在割韭菜。

侄子辈的小王爷杀干净了，但兄弟辈的大王爷还在，而大王爷对皇位的威胁远比小王爷严重的多。随即，刘彧调整屠杀方向，把屠刀伸向了所剩为数不多的几个兄弟。泰始五年(469)，刘彧听到八哥刘炜被部下拥立的消息后，先下令免去刘炜的官爵，接着派人逼其自杀。泰始七年(471)，刘彧以打猎为名，派人将十三弟刘休祐打死，不久梦见十二弟刘休仁夺权，又将其毒死。众兄弟中，十九弟刘休若年龄最小，但刘彧听说刘休若有至贵之相，好言好语将其骗到京城后赐死。至此，刘彧的兄弟中，仅剩下一个平庸无能的十八弟刘休范了。

杀尽了侄子，送走了手足，刘彧的屠刀并没有归鞘，接着那些功臣宿将便遭了殃。寿寂之是帮助刘彧登上皇位的元勋，为人勇猛，杀人不眨眼，刘彧说什么也不敢把他留给儿子刘昱，一直想找茬除掉他。后来，寿寂之犯了个小错误，刘彧二话不说就把他贬谪到越州，刚走了一半路，就被刘彧安排的几个保镖送上了西天。寿寂之死后，一个曾在平定刘子勋战斗中立过大功的将领，时任淮陵太守、都督豫州各军事的将军吴喜预感到自身的危险，立刻要求辞去军职，改任中散大夫这样的闲职。可即便如此，吴喜还是没能逃过厄运，被刘彧鸩杀。

屠杀功臣，是为了防变。可刘彧杀人越多，思虑就越重，身体就越差。为了讨个吉利，刘彧将年号由泰始改为泰豫，可病情非但没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刘彧自知时日不多，又不放心年幼的太子，因此日夜不安，噩梦不断。一天，刘彧梦见有人向他告发：豫章太守刘愔要造反。醒来后，刘彧不分青红皂白，命人马上到豫章郡杀死刘愔。该杀的人，都杀的差不多了，刘彧最后将目光转向了王皇后的哥哥王景文。在刘彧看来，皇帝早殇——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擅政，是历朝历代的游戏规则。二月，刘彧派人将王景文毒死。

刘彧在位期间，凡是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凡是可能对幼子带来不利的宗室、大臣，均遭他毒手。到了晚年，刘彧因为疾病缠身特别迷信鬼神，说话和行文忌讳很多，“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斮刳断截者”(《宋书》)，一时间人人自危。泰豫元年(472)四月，一身血腥的刘彧病逝，享年三十四岁，庙号太宗。受刘彧影响，年仅十岁刘昱刚即位，就变成了一个以杀人为乐的魔鬼皇帝，致使朝政黑暗，群臣离心。由于刘彧肆意屠杀功臣，剪落皇枝，造成皇室统治力量衰弱，王朝基业很快土崩瓦解。七年后，刘宋王朝被萧道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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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宋朝历史小故事

赵昺的陵墓，被称为“宋少帝陵”，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村少帝路，就在赤湾公园和赤湾小学附近。这是广东省境内唯一的一座皇帝陵寝，也是深圳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军进攻崖山，宋元两军在广东新会的崖山海面决战，结果，张世杰所率宋军寡不敌众，大败于海上。3月19日，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于是身穿朝服，将8岁的小皇帝赵昺抱到船头，叩首再拜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言罢，背起小皇帝，跳入茫茫大海，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赵氏族谱·帝昺玉牒》载：“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有遗骸漂荡，上有群鸟遮居，窃以异之。设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山麓之阳。”而民间则传说，当时赤湾海滩漂来一具身着黄袍龙衣的童尸，而赤湾海边天后庙(即今天位于赤湾的天后博物馆)的一根栋梁却突然塌下，庙祝与乡绅父老急忙焚香问卜，得知童尸为少帝遗骸，塌下的栋梁是天后娘娘送少帝做棺材的材料，当地百姓于是礼葬赵昺于天后庙西边的小南山脚下。据说，19香港赵氏后裔才修建了少帝墓，1963年被赤湾驻军发现。1984年初，香港赵氏宗亲会和蛇口工业区旅游公司又捐资四十多万港元，对陵墓进行了修葺扩建。

宋少帝陵远没有一般的皇帝陵那么大气，整个陵园几乎一览无余。陵园北依小南山，南临伶仃洋。正中就是少帝墓，墓地中央竖立一块大石碑，墓碑的上方刻有祥龙两幅，中间刻有一太阳浮雕;墓碑正中镌刻“大宋祥庆少帝之陵”八个填金大字(据说，“祥庆”应为“祥兴”之误，但在粤语中，“庆”和“兴”读音相近);右左两行填金小字为：“本山坐于兼祭复卦四支”、“辛亥岁赵氏三派裔孙重修”，两旁有一金字对联：“黄裔于今延宋祀，赤湾长此巩皇陵”。碑后为坟堆，有两重弧形围墙，前段中间顶面塑祥云拱月，涂染朱红，后段顶面塑双龙拱日，下有一只凤鸟装饰。

墓的东侧，立有一块泉州白石碑，正面是《宋帝昺陵墓碑记》，记叙了宋少帝的生平、陆秀夫负帝殉海的经过以及陵墓的修建情况，碑文为篆体阴文，风格古拙，是着名书法家商承祚所写。石碑背面则刻有着名书法家秦萼生题笔的八个大字：“崖海潜龙，赤湾延帝”，字体苍劲。

陵墓西侧，是一座高约四米的陆秀夫负帝殉海石雕像，民族英雄陆秀夫背负幼主，视死如归，凛然正气，令人肃然。

或许，正是陆秀夫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的感召，不时还有世人前来拜祭。在少帝陵前，在陆秀夫像前，摆满了丰盛祭品，萦绕着袅袅香烟……

篇4：宋朝历史小故事

在广东省湛江市雷州湾的东南海域中，坐落着数十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中国第一大火山岛硇洲岛。

站在岸边堆积的熔岩乱石之上，雾霭茫茫，水天一线，惊涛如诉。随行的湛江文化研究专家、湛江市博物馆原馆长陈志坚介绍，相传当年流亡至此的南宋皇帝赵昰和抗元军民正是在这里愤慨山河沦陷，将岸边巨石怒击水中，代表与元朝抗争到底的决心。是为“以石击匈(元)”，“硇”字由此而生，硇洲岛也因而得名。

虽然南宋朝廷苟且偏安后在此最后灭亡，然而这段历史却是粤西沿海地区最为珍贵的文化财富之一。南宋年间，粤西沿海大都是荒远之地，正是因南宋流亡朝廷的一路南下，才为这些地区带来了中原、江南文化的火种，并对其后世文化的传承发展影响深远。硇洲岛，就是南宋朝廷这段流亡之旅的海上最南端根据地。在此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年仅11岁的皇帝赵昰驾崩，7岁的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继位;二、宋军于此驻扎不久即莫名掉头北返，走上了最终“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

在这个仅有5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与宋代相关的历史文化底蕴却是颇为厚重，宋皇城遗址、翔龙书院、宋皇井、宋皇碑、宋皇亭、宋皇村……这些沧桑斑驳的古迹隐藏在一片片茂密的火山岛原始植被深处，曲径通幽，充满了神秘色彩。不仅如此，“不拜皇帝拜忠臣”，岛上的庙宇除天后宫(妈祖庙)、关帝庙、宗族祠堂等在广东沿海常见类型之外，早年修筑的分别祭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宋末重臣的祠庙在这里分布众多，香火不断。岛上居民至今仍延续着将三位宋臣神像请回家中轮流供奉的虔诚风俗，每年庙会之际又送回庙中，岛上、岛外居民都会来此祭拜，以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

当代史学专家对硇洲岛的历史背景一直存在着一定争议。

从地图上看，宋廷流亡至硇洲，却又突然掉头北返，最终亡于崖山。行军路线逆流，且迎向元军追兵，似乎十分不合情理。然而在以硇洲岛津前天后宫理事会副会长窦广栋为代表的当地文化学者看来，这种疑虑似乎不应存在。在他和陈志坚老馆长的带领下，我们仔细考察了当年南宋朝廷驻扎过的遗迹。而对于学术界的争议，窦广栋等人有一个颇为大胆的猜想：或许历史上的崖山海战，根本不是亡宋之战，史料所记载的，只是后人以讹传讹。崖山海战的失利对宋军海上主力的打击虽是毁灭性的，但陆秀夫背负赵昺跳海记载中南宋灭亡的标志性事件可能并未在崖山发生。

“赵昺和陆秀夫可能是在硇洲岛跳海的!”窦广栋进一步陈述了他有如此猜想的论据：从海上逃亡路线分析，掉头北返的确不合情理。因此北返的应该是张世杰所率领的宋军精锐，企图开辟“第二战场”。崖山海战确实让宋军丧失了大部作战主力，但宋廷并非灭亡在崖山。在硇洲岛上，宋廷修建行宫、书院等遗址真实存在，若非宋廷想长期驻扎于此，绝不会贸然劳师动众大兴土木。年幼的赵昺当时可能与陆秀夫等其他大臣留驻在硇洲岛，苦等来张世杰崖山战败的消息后或于此地绝望跳海，或在随后继续流亡的途中最终葬身大海。

记载不详的历史的真相，或许永远会伴随着猜想、推敲和质疑。硇洲岛在宋元之交那段特殊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的细节究竟如何，还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

篇5：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

时宦者置狱治火事，得缝人火斗，已诬伏，下开封府使具狱。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图火所经处，且言：“后宮人多，所居隘，其锅醦近板壁，岁久燥而焚，此殆天灾，不可以罪人。”监察御史蒋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应变，今乃欲归咎宮人，且宮人付狱，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帝为宽其狱，卒无坐死者。——《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百一十一

公元1032年，即宋仁宗明道元年，北宋皇宫发生了一场大火。本来在这一天，刚刚修好了文德殿，当天夜晚却发生火灾，火势很猛，一路蔓延到崇德殿、长春殿、滋福殿、会庆殿、崇徽殿、天和殿、承明殿堂、延庆殿这八处宫殿，宫室基本被烧毁。当时已经就寝的宋仁宗和皇太后慌慌张张跑到御花园避火灾，“上与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火灾后，皇帝没了处所，只好移居到延福宫。

事后，为了追究失火责任，大内临时成立了火灾事故追查小组，查来查去，得出一个结论：是裁缝的熨斗失火所致。该裁缝不知道是不是屈打成招，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案件和嫌疑犯都下达到了开封府，等着判罪，开封府的权知府事程琳却执不同意见，出于科学负责的态度，他画了一张火灾路线图，分析说：“后宫人口密集，御厨里的锅碗瓢盆和灶都接近宫殿的木制建筑，时间久了，质地又干燥，很容易起火，这是天灾，不是人祸。”

除了科学的分析，监察御史蒋堂则从天意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场火灾没有明显的缘由，说不定是老天爷惩戒陛下呢。陛下您应该加强道德修养，以应付这场天变，而不是一味归咎于后宫的人。他们都是弱势群体，一旦投入监狱，吓得什么都会招供，如果你再进一步赐死，那简直是加重天谴。”

在两人的劝说下，宋仁宗宽大处理了此事，没有人因为火灾而处死。

篇6：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

说到南宋时期的北伐，我们往往会想起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自古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却并非如此。经过宋徽宗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以及宋金战争的动荡，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却丝毫未减。南宋为了应对战争，常备正规军平时大约保持在40万人，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在南宋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从军需供给还是人员补充上看，都是当时南宋民众的沉重负担。

再看税收，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万贯左右，其中1300万贯左右用于皇室开支，2400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而一旦战事爆发，军费会成倍激增。这多出来的费用，政府只会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转嫁给民间。于是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一倍左右。

可见，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而战端一开，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如姜夔在《扬州慢》中表述的那样——“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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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

中国市场曾经充斥了许多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比之前好了很多。古代的话会有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吗?答案很遗憾，是有的，而且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以宋朝为例来看看。

制假售假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淳朴，那时候也有很多奸商通过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利。

宋朝就已经有了这种恶风陋俗。奸商们为了多赚黑心钱，想尽各种办法坑害消费者，他们在肉里注水，在粮食里洒水，在盐里掺灰土，往鸡肚子里塞沙子，把鹅和羊的身体吹胀，把腐烂的蔬菜装扮出新鲜的样子，把伪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真是一点儿良心都不要了。

南宋大臣洪迈去金国出差，途经开封，在粮油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当时感觉很干燥，哪知没走到张家口就发霉了。众所周知，小麦吸水能力很强，100斤小麦中注入20斤水，摸起来还是非常干燥的，而且籽粒饱满，卖相极好。买家不知道真相，没有及时晒，水分出不来，小麦自然就发霉了。

宋朝奸商可以说俯拾皆是。宋人有首曲子：“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华亭就是现在的上海，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要价不高，一贯纸币能买三斤酒，其实光瓶子就重一斤，掺的水又有一斤，一贯纸币最后只能买到一斤假酒。

不过，那时技术手段落后，假酒只是掺水，对人体没什么危害。事实上，宋朝风气之坏和人心之恶并不亚于今天。

宋朝秀才每年都要祭几回文庙，祭祀完的猪肉，一般大伙分掉，可是到了盛夏，天气炎热，上午祭祀的猪肉，下午就臭了，谁都不愿意要。为了避免“浪费”，他们就把那些猪肉兑给肉贩子，肉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异味儿暂时没了，肉色还挺好看，可以一文不少地卖给不懂行的消费者。肉贩子奸恶倒不奇怪，满口圣贤大道理的秀才们竟然也把变质的猪肉转售他人，看来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并不管用。

不光秀才，有些农民也很过分。南宋战乱之时，死伤无数，江浙的农民用人的腐尸喂猪和养鱼。腐尸毒性极大，猪和鱼吃了尸体，毒素必然在它们体内残留。农民把这些猪和鱼卖掉，自己只吃正常喂养的，真是既自私又奸恶。

既然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峻，监管也就势在必行了。

当时，河南商丘有个皇家农场，出产的五谷、蔬菜和禽蛋也是专供皇室享用。此外，皇宫及附近还有“御苑”，里面也种菜种粮，可以供应御厨。所以宋朝皇帝吃的都是“特供”。

皇帝们还搞了一些严刑峻法，让御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儿的不敢马虎大意。严峻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菜不新鲜，或者择得不干净，相关伙计要判处一年劳改;要是御膳里出现了苍蝇或者老鼠屎等脏东西，相关御厨就得判两年劳改;万一让皇帝吃出了毛病，那御厨就得判死刑。

如何保障平民百姓的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出售腐烂变质的食物给他人，导致食物中毒或出现某种疾病的，劳改一年，同时赔偿医药费;如果导致死亡，处绞刑，家产一半充公，另一半赔偿给死者家属。北宋中后期，法律进一步规定，肉贩在猪牛羊肉里注水出售的，打六十大板，再犯则要判处一年劳改。

但奸商横行的普遍现象说明，法律条文并没有起太大作用。为了让自私商贩惮于继续作恶，唐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因果报应作品：卖注水肉的贩子来世投生为猪;卖变质面粉的商人来世投生为驴;某年某地晴天霹雳，八十个造假商贩同时被雷劈……

靠因果报应之说能否挽救古代的世道人心?可能会对一部分人起作用，但总体上来说恐怕不行。食品监管还得靠法律，而专制社会缺乏法治根基，所以真正有效的监管也就无从谈起了。

篇8：宋朝历史小故事

海上之盟是北宋、金国联合攻打辽国的盟约，双方商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辽亡后，宋将原给辽之岁币转纳于金国，金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归宋朝。

重和元年(11)，徽宗派武义大夫马政自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渡海，以买马为幌子，与金谈判攻辽。此后宋金使者频繁接触。宣和二年(11)，双方商定以下的内容：

宋金各自进军攻辽，其中金军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与中京大定府(今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天义镇大明乡)，宋军攻取辽的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于澶渊之盟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 金则答应将燕云十六州还络宋。 结果宋攻辽失败，而金军顺利攻下辽上京、辽中京及辽南京。金方事后指责宋未能兑现承诺“攻陷辽南京”，而拒绝还燕云。金宋双方经交涉后，北宋允以二十万两银、三十万匹绢给金，并纳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金才交还燕云六州(景、檀、易、涿、蓟、顺)及燕京。金军撤出城前还将燕京城内财物和人口搜刮一空，宋接收的只是一座“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宋改燕京为燕山府。

海上之盟签订后，金宋果然合力灭了辽国。但是辽国灭亡以后，宋朝便变相失去辽国作为它的屏障，以阻挡金兵南下。而此后金宋边境正式接壤，而金兵又果然于辽亡后南侵宋土。1126年北宋便在朝政败坏，国力和军力不振的情况下，遭强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带的领土，酿成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这个谈判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

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枢密院执政邓洵武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

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话来：“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

篇9：宋朝历史小故事

一天,宰相寇准微服出行视察民情。他着青衣,戴小帽,打扮成书生模样,在京都东京(河南开封市)私访。当他和一个老头子谈话时,老头子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表现出异乎异常的恭谦。

寇准感到奇怪,故意发问:“老先生,鄙人乃一介书生,请你随便些吧。”老头子笑着说:“相公莫非隐瞒自己身份?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啊!”寇准一听更加疑惑,“我和你老素不相识,怎么说我是朝廷命官呢?”老头子说:“相公,刚才你通过狭巷时侧身左顾右盼,生怕有东西碰着你的帽子。你要不是常戴长翅帽,哪会有这样的习惯动作?”

长翅帽的发明人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坐上龙椅后很不放心当年一起闯天下的同僚。尤其讨厌文武大臣在朝堂中交头接耳,评论朝政。一天,赵匡胤上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奏章时,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窃窃私语,很不礼貌。赵匡胤心里有点恼火,但不露声色。

退朝后,他想出个办法,传旨属官在幞头纱帽后面分别加上长翅。长翅用铁片、竹篾做骨架。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以后越来越长)。这种帽子除了朝堂和官场正式活动时须戴上,一般场合是不戴的。因为戴上它,在街上行走极不方便。官员只能面对面交谈,要并排坐着谈就困难了。

从此大臣上朝,也就很难排列在一起交头接耳,影响朝堂严肃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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