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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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作为新世纪的人民法官，应当把锲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作为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不仅是各级人民法院着重考虑的，也是每位法官应当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思想上必须对司法公正与效率引起高度重视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提出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追求。提高司法效率是适应新世纪形势发展的要求。维护司法公正，是每一位法官的神圣职责，它体现在每一位法官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之中，体现在每一次裁判之中，体现在每一项诉讼活动中。它要求人民法院始终把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全面发挥各项审判职能作用，在确保公正裁判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追求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每位法官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牢固树立公正意识、效率意识。要始终把政治合格放在首位，明确政治方向，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牢记服务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确保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每位法官都应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确保司法公正，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要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和“爱党、爱国、爱院、爱岗”为基本要求，在思想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增强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要以李增亮、陈印田、蒋庆等先进模范为榜样，想事业甘于奉献，为人民不计功利，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切实为群众做好排扰解纷工作。

二、必须努力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

法官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和诉讼效率。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审判工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类型案件，一个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是很难适应的，更别说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每位法官都应熟悉和掌握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要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认真钻研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提高业务素质，首先应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有系统的规划、完整的学习内容和明确的要求，通过培训，可以使某一方面的技能得到迅速提高，同时还可加强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其次，还可通过不断自学，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最新司法解释都必须通过自学来弄懂、弄通，并在审判实践中熟练运用。对一些常用的重要法律，通过自学，可以达到温故而知新。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自学来了解相关知识。再次，有意识、有选择地参加庭审观摩，也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法官作为一名旁听人员观摩庭审，不仅可以学习优秀法官的庭审技巧和对法律的运用，还可以从中发现不足，提出完善的方法，以提高自己的庭审能力。另外，多向有经验的老法官请教，平时注意积累、总结，也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三、要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

审判方式改革，要求办案活动必须依法公开、民主、透明，以公开促公正，从而改变过去诉权与审判权不分，由法官大包大揽为诉审分离，法官居中裁判；由先定后审转变为先审后定，从过去的“暗箱操作”、“不透明”，开庭走过场，走向“公开审理查真相，法官当众断是非”，从过去审的不判，判的不审，逐步转变为又审又判，尽最大可能体现司法公正。当前各类社会主体利益冲突日益增多，案件种类和数量每年都在剧增，法院面临的客观现状是案多人少，工作量很大。因此，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快速、高效、优质的办案要求是摆在法院面前的迫切课题，我们必须着眼于从改革审判方式上做文章，尽量减少诉讼中重复、繁琐的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重复、无效的劳动，以最短时间办出最优质的案件来。审判方式改革，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改革不仅体现在庭审方式上，而且从立案到最后的执行都应当进行改革。在立案上，要完善机制，实行立审分离。过去案件由各审判庭或法官自行立案、收费和审理，由此产生诸多弊端。如自办“关系案”、收受“无管辖案”、争揽“经济案”、推拖“棘手案”等，致使诉讼一开始就偏离公平、公正的轨道，极易造成审判秩序和收费管理的混乱。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实行统一立案、统一收费的制度，使立案的不审案，审案的不立案，保证了立案质量，避免了“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维护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同时加强收费统一管理后，避免了审判庭乱收费和收费管理混乱的状况，有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在庭审方式上，要强化开庭审理，建立规范庭审机制。确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开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上，探索最佳的科学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要坚持二个不能变：法律规定的制度、原则不能变，开庭的程序规程不能变。要着重改革的是过去存在的三个弱化现象：即改革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庭审功能弱化，审判机制弱化而导致的办案效率低、效果差的状况。大力推行开庭审理中的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完善举证制度。确立“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查证为辅”的'举证制度，是审判方式改革中提高庭审功能的首要环节。鉴于当事人举证的意识和能力的局限性，要明确告知各类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要点和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依法指导当事人举证。同时，要发挥律师的作用，提高举证质量。决定受理的案件要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接受委托的律师通知其到庭与法官交换意见，提出举证要求，便于及时为当事人举证。二是强化庭审功能，实行一步到庭和诉辩式开庭方式。实行“一步到庭”就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直接传唤当事人开庭审理，当庭调解，当庭判决。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编写好庭审提纲后直接开庭，在庭审中完成举证、质证、认证工作。一次开庭能够确认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可以当庭调解或判决，不能确认事实和证据的，可以告知当事人补充证据后再次开庭。实行诉辩式开庭方式就是变过去常用的纠问式为诉辩式。法官是庭审的主导者，同时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法官指导当事人在庭审中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保障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主要是“审”和“判”二个任务，审查、认定事实和证据，裁判当事人的是非责任。这样在法官主持下，由诉讼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有话讲在法庭，有理争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法律和道理讲在法庭，调解和裁判也在法庭。法官通过主持庭审，公开裁判，使胜诉者高高兴兴，败诉者无话可说，旁听者点头称是。而且将庭审过程全公开，不仅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而且还能达到宣传国家法律的效果，增强公民对国家法律制度的信赖和信心，使老百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认识法律、信服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三是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要向合议庭和独任庭放权，提高独任庭、合议庭的责任心，强化其职能。同时，要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谁办错案谁负责。在执行方面，要实行审执分立，理顺执行机制。执行工作的好坏影响整个审判工作的效果。因此，在观念上要纠正重审判轻执行的倾向，树立执行与审判并重的思想，建立起审判与执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要改进执行方式，坚持公正、文明执法，做到“三个结合”即集中执行与常规执行相结合、集体执行与独任执行相结合；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在执行中坚持以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为目的，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强制措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裁判。通过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做到快立案、快审案、快执行，最终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四、要健全制度，加强监督

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还必须健全各项制度，加强内外监督。法官手中握有神圣的审判权，但权力失去监督必须会导致腐败。党的十五大提出，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制度建设对提高队伍素质，防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公正司法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个别案件上不严格依法办案；有的受利益驱动，争管辖，抢案办，乱扣押、冻结，乱收费、乱拉赞助；一些案件长期积压，超审限；少数干警为了个人利益，以案谋私，办“关系案”、“人情案”，接受当事人的吃请或钱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虽然这些现象只是极少数，但它对法制建设的破坏极大，正如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论法律》一文中所讲：“我们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弄赃了水源。”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八次全会讲话中也深刻地指出：“史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为此，我们既要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又要全力开通外部监督渠道，但功夫要下在内部监督机制的自我完善上，要健立、健全严格的内部制约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制度建设上，主要应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改革法院人事制度，按照公开、择优、竞争的原则，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的要求规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完善审判监督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进一步依法规范审判组织之间，以及审判组织与院长、庭长之间的职责、权限，努力改进审判作风，提高办案效率。四是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对立案、庭审、执行等工作加以规范，确保诉讼活动的公开化和公正性。五是建立、健全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的自我约束机制，强化对审判权的制约，这对保证裁判的公正和法院队伍的廉洁具有积极的作用。六是严格规范审判人员与当事人、律师之间的关系，禁止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吃请，禁止向当事人乱收费、乱拉赞助，禁止私下或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禁止为当事人介绍律师和为律师介绍案件。七是推行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八是建立严格的诉讼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制度，落实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制订解决乱收费、乱拉赞助和办案“三同”等问题的办法。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制度，建立和健全法官礼品登记和收入申报制度等等。就外监督而言，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主动接受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制度。党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和政协委员的意见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各级法院应开门纳谏，主动上门征求党委、人大、政协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检查、评议法院工作，旁听案件的审理；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要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处理，并应及时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馈，绝不能敷衍塞责。二是要建立法官违法违纪的投诉制度。各级法院要设立法官违法违纪投诉中心，设立专门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投诉接待室。任何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可以对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电话、信函和当面投诉；投诉中心应在纪检、人大工作部门的监督下，定期将投诉情况公布，分别调查处理。我们提倡署名投诉，以便对违法违纪和品行不好的审判人员进行调查处理。人民法院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保护投诉人的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当然，任何机关、团体和公民都应当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从维护法律权威和正常的审判活动出发，以自负其责的精神进行投诉。三是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都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除允许公民自由旁听外，还可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实行现场直播，能增加透明度，使审判活动处于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直接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和廉洁自律。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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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思考

关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思考

一、司法公正与效率――司法工作的内在追求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是审判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我国司法机关把公正和效率这两个目标作为工作的重点，可以说是认识到了司法工作的内在要求，抓住了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我们曾经困惑，下一步司法改革该如何走。而公正和效率的提出，使司法改革的大目标得以确立。它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思路已经变得更为成熟，从过去单一性的追求，比如对于抗辩制和程序正义的简单摹仿，发展到更深层和更为全面的综合性思考；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势。此外，公正与效率目标的确立，不仅是一个口号和观念的提出，而是在认识到司法工作的性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本身的深层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司法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将迫使我们把司法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待，从而避免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零打碎敲状况。

二、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虽然公正和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标，但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可简单地视为一体。我认为：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效率是通过司法实现公正的最佳状态。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是司法的内在追求之一。如果失去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公正是第一位的.。当然，在司法效率普遍低下的时期和地区，效率作为第一位的追求，也是应该的。

公正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补充的密切关系是主导方面，也就是说，两者密不可分。我们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正义而不顾效率会真正实现法治；反过来，也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效率而不顾正义与否是正常状态。可见，没有效率的正义是延误或虚幻的正义，而没有正义的效率则是恣意的效率。

公正和效率这对“孪生子”也会产生争执。在建立这一矛盾最佳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设立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寻求两者的结合点，也要认识到，上述标准和结合点并非一种僵死不变的公式，而是一种辩证的、因时因事而异的、需要创造性的裁量权灵活处置的原则指引。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司法对于公正和效率的侧重也有不同。因此公正和效率说起来容易，真正从理论上论述清楚，从实践上建立各种保障制度，以求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长期任务。

三、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保障

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必须要有具体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在这一意义上，公正和效率可以成为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统领原则，可以用来检验各种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设立。只有在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公正和效率才能真正实现。

此外，运用制度和程序的人也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法官的素质已经在一定程序上得到了提高，但从新时期的要求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看，其素质水平仍然亟待提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亟需通过人员分类分层分责的方式得到改良。

除了法官的专业素质外，他们的道德素质也到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步。我认为：制定法官道德规范，健全法官道德监督机制和相应的惩戒制度，是当前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具体道德规范的时候，应当主要考虑法官职业的特性和基本要求，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具体规范。概括而言，法官的道德规范应当围绕以下原则考虑制定。（1）法官应当具有中立性、超然性和客观性。（2）法官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3）法官应有精英意识和对于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整体上的把握和洞察力。（4）法官应当具有超然性，也就是要甘于寂寞，不求声名，最好成为实施正义的“看不见的手”。（5）法官应当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在一定程度上，法律的权威是靠法官的信念和行为，甚至是自身为代价来实现的。（6）法官应具有高度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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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法官与司法公正-效率问题研究

[摘要]文章从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的现实表现、问题存在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对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和谐社会中法官与司法公正、效率问题,指出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司法公正及效

率提高关键在于法官,要求法官忠于实体公正,忠于程序公正,并树立司法效率意识,严格执行审限。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官;司法公正;司法效率

建设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社会公平正义(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而实现司法公正且有效率是达到社会公正的重要一环。故而,有必要全面探究法官与司法公正、效率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二是正义。所谓司法正义,即公平,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偏不倚,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正义,要求司法活动追求科学和真理,摒除邪恶与反动,实现文明。简而言之,就是司法活动过程中和结果中坚持公平与正义原则。前者体现为程序公正,后者体现为实体公正。效率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效率第一个层次是指时间和速度。即在单位时间内实现最大化的要求;效率第二个层次是指成本,即体现效益意义。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以最简单的程序最大化实现某一目标,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收获;效率第三个层次是指效果,即一定的行为事件或措施等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综合效果。?q?所谓司法效率是指,司法资源耗费最小化,达到最低诉讼成本;加速诉讼的进程,缓和诉讼拖延。

现今中国“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它的基本内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要实现这一主题,法官是关键,法官代表着国家行使审判权,如果法官的素质不高将难以实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正如西方法谚所言:“法官是法律的保管者,是活着的圣谕。”因此,法官判案是否公正、有效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的现实表现

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篇4：论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

论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了“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这一法治化的科学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这一主题高度概括了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法院职责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特征和目标要求，揭示了人民法院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法律和法治的内在要求。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公正与效率的理解和感受，以求教于各位学者和同仁。

一、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内涵界定

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罗马法学家凯尔斯就把法律定义为“公正的艺术”。但究竟什么是公正？人们对此都有不同的认识。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认为：“公正具有一张海神般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公正是一种观念形态，这些观念要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2因此，公正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但是，作为评价某种行为的标准，公正仍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具有强烈的历史发展沿续性，尤其在诉讼中，司法公正被看作是实现诉讼目的、合理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权益的一种重要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方面的含义。所谓实体公正，是指承认或维护他人合理需求的一种美德。它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认定罪名准确、罚当其罪；在民事诉讼中表现为明辨民事法律关系，合理解决争议；在行政诉讼中则体现为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简言之，就是要公正裁判。这是人类在诉讼活动中共同的追求。但由于诉讼是由已知推断未知的活动，这一追求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因为法官并不能完全重复或恢复案件发生时的状况，因此该判决仅是由法律授权终结诉讼的一种法律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实体公正。为了保证实体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程序公正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所谓程序公正是指规定国家司法权全部运行过程的理性形态。正如MD贝斯勒索说：“法律程序的诸多内容无助于判决之准确，但有助于解决纠纷”。3  按照其实质内容的要求，程序公正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要求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法官在诉讼中要处于中立的地位，并依据法律作出裁判，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预；二是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这里的平等意味着人格的平等、利益的均等和权利的对等，也就是西方法学家所说的诉讼双方“平等武装”。程序公正包含了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公正执行等内容，其与实体公正相比，具有可把握性和可操作性，并可避免人们为了追求实体正义而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从而有可能导致更多冤案、错案出现的混乱局面。程序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它表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程序除了具有保障实体公正和诉讼秩序等外在价值外，还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缘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理论界曾经形成不同的观点，最初是程序工具主义理论作为诉讼价值理论的主流学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观点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4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对司法和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后果是导致了“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滋生和蔓延。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诉讼法学界对传统的程序价值观开始进行反思，探讨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提出了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程序比实体更为重要，实体公正的实现，必须从程序着手，首先实现程序公正。5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第三种观点，认为“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诉讼法工具作用价值，这是诉讼法的首要价值。诉讼法还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的本身价值，即诉讼法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不取决于实体法实施的价值”，6并由此进而提出“应当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点”。7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目前在我国有着广泛影响。最近，有学者又提出了相对程序优先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问题上，理想的答案是二者并重，但当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首先确立程序优先的价值取向。8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内容决不仅仅只限于实体的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两者均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无孰轻孰重之分。程序公正由实体公正中独立出来，并以自己的可操作性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使得实体正义已失去了在诉讼活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司法公正的体现在于诉讼过程而非诉讼结果”的原因所在。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同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二是程序的公正性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的保障作用。长期以来，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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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

公正与效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所应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相伴相随的、两位一体的概念，司法公正本身就含有对司法效率的要求，没有司法效率，就谈不上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司法效率也无从说起。我们的司法改革，应当紧紧抓住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两个核心环节，找出两者的结合点，找出它们赖以实现的各种保障机制。

一、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理念保障

司法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司法观念的现代化。目前影响我国司法实现现代化的落后的司法观念，主要有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政治工具主义的司法观和程序工具主义的司法观。

法律虚无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不重视法律在司法程序中的支配作用，有法不依，以言废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宪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能不流于形式。比如说，人民法院受理某些类型的案件，一定要首先取得同级政府的同意，否则不予受理，这就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法律虚无主义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还缺乏一种法治国家所必需的“法律至上”的观念，还缺乏一种“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精神。其结果，司法机关必然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我们摒弃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实行司法法治主义。所谓司法法治主义，就是严格依法司法，要求司法机关处理任何案件都必须“一断于法”，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和方法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必须实现司法权的国家统一性。

政治工具主义是一种把司法当作实现一定政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的司法观。它有专政工具论和经济工具论两种表现形态。

专政工具论认为司法就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维护阶级统治和镇压敌对阶级或敌对分子的“刀把子”。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我们的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治民”心态和行为取向。比如说，长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司法人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司法程序的超职权化模式，刑、民诉讼程序的同构化，以及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等现象，都与司法的专政工具论有密切关系。

经济工具论认为司法应当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司法机关应当主动揽案，“送法下乡”，担当起企业、政府法律顾问的角色。这种司法观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司法工具主义的一种反映，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权的自身性质，背离了客观存在的司法规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地方保护主义就与这种司法观密切有关，地方政府以“司法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名，经常干预司法，也是受了这种司法观的影响。

无论是专政工具论还是经济工具论，它们都与我国目前提出的“依法治国”这个大目标相违背，也与我国司法机制的现代化变迁存在矛盾，因而应当摒弃，而代之以人权保障的新型司法观。

程序工具主义的实际表现是“重实体、轻程序”。这种观念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它认为，实体法是主法，程序法是助法，程序法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既然程序仅仅是一个工具或手段，那么，这个工具就成为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意之物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的诉讼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诉讼中违背程序法、规避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先定后审”这些现象，就是程序工具主义司法观的一种表现。

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显然不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法治现代化要求司法程序首先实现现代化，要求我们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承认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将实体与程序并重。我们要弘扬司法优越、程序本位或法律的正当程序的观念，以程序正义来阐释和论证实体正义。我们不能将法律仅仅看作是规则，而应当把实现规则的过程也看作法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法治不仅在于法律规则的建设，更重要的在于法律规则的实施，即司法的强化与进步。

二、司法独立的真正落实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体制保障

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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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的论文

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的论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及要素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的基本含义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中必须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最终达到实现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正义。坚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及实体的权利义务分配的公平、正义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以司法活动为载体，最为核心的就是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因此，本文着重从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出发，找出影响司法公正实现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办法。

（二）司法公正的要素

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构成司法公正的两大基本元素。

程序公正的实现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审判程序必须符合公开、科学、合法这三个基本要素。只有同时满足公开、科学、合法这三个基本要求，诉讼程序才称的上是公正的程序。二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必须在制度上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地位实现平等。三是独立、廉洁、效率。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预，独立地行使审判权，才能当事人真正和人民看到个案正义，体会司法公正。

实体公正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必须严格的适用实体法，裁判结果达到形式正义。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做到与法有据。二是客观正确地认定证据，努力还原案件事实。认定证据时要充分考虑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努力发现事实真相。三是裁判结果能够适当平衡各方权益。审判案件时还必须努力寻求个人权益与社会权益、集体权益与国家权益的平衡，寻求实现个案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

二、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

司法公正并不仅仅是法的司法追求，更是一种判断“良法之治”与“恶法之治”的价值标杆。司法公正的衡量标准认定的依据更因历史的传承、文化的交流、司法实践中的差异、法学学术流派的多元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划分出多种标准。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的探讨占据了主流。

（一）社会标准

社会标准指的是司法公正必须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符合法外秩序规则的价值判断标准，以社会的公正标准评价衡量司法公正。而这一切规则的践行是由社会公众来实现的，所以评价司法公正与否的标准最终落实在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是否合乎公正的判断上。这一标准侧重于从道德伦理、法外秩序以及公众自身的是非善恶观、公众理性评判的自觉等的层面上来评判司法活动。它具有以下特点：（1）不确定性，由于个体对具体个案的把握深入程度和分析问题侧重面不同，就会出现对此事公平与否的不同评判；（2）道德性，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治历史久远的国度里，人们对公正的认定大都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所以该标准就呈现了一定的道德性；（3）主观性，个体的价值取向当然的具有主观色彩。

（二）法律标准

评价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是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的程序与实体法律规定为评判标准的。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有如下特点：（1）确定性，法律的明确、具体，相对稳定就决定这一标准的`确定性；（2）技术性，这是法律规定本身技术性的反应；（3）客观性，法律规则和原则的客观性体现了这一标准的该特点。

（三）司法公正的唯一评价标准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法律标准是评价司法公正的唯一标准。理由：（1）法律标准更具有确定性，更能体现看得见的公平。（2）法律标准克服了社会标准则主观性。（3）法律标准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脱离主观性更能体现科学性。从理论上看社会标准的主观性、道德性强，对于一个案件，一个人有一个看法，很难形成比较系统、一致的看法，难以成为公正与否的评价标准。加之法律本身是民意的最高体现，以此作为判断司法活动是否实现公正既体现民意又具有科学性。综上所述，司法公正应当以法律标准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三、影响司法公正实现的因素

（一）司法制度的缺失

首先，司法独立没有完全实现。目前司法机关所有开支都仰仗地方财政的支持，经济上无法独立。此外，人员的调印⒈嘀凭由地方政府决定。审判委员会始终在案件审理中充当重要角色。

其次，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和讨论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法律事实随着律师素质的提高都能比较全面的呈现在法官面前，在适用法律上提出的意见法官往往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已经做出判断了。这就实际上架空了其作用。

（二）监督机制不健全

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监督的被动性以及社会监督途径的效力有效性。检察院可以发表监督意见，但是来源多限于当事人的反应，并不会主动审查案件是否会存在问题。所以监督的重任自然只能靠当事人自己。虽然可以向法院复议和要求检察监督但是与法官的专业判断相比，当事人的意见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采纳。

（三）司法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司法活动的质量。目前，在我国司法系统内部还有大部分的法官并非法律科班出身，未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一些法官的思想出现偏差也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一是唯法是从的思想。把法律视为金科玉律，机械地适用法律，。二是轻程序的思想。三是缺乏法律信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四、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有效途径

（一）完善司法制度

必须强调司法权力的独立。这就要求实现司法机关经济上的独立，法院有独立的司法财政体系，由中央财政拨款。法官的人事聘用也可以由法院内部根据本院对人才需求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杜绝人民陪审员的形式化，在实事认定上强调人民陪审员的作用，自法院调节阶段注意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人民陪审员只能是从人民陪审员名单里选择出来的，而不是由其他工作人员代替。

（二）落实司法监督制度

司法公正的实现，也需要良好的监督机制作为土壤。首先必须清楚认识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体制中的作用，正确的发挥其监督职能。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不应该是个案监督，而是总体监督。必须明确政党的领导绝不是具体指导个案，而是总原则和精神上的领导。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应该把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落到实处，对于案件都必须做到“有案必立”、“实质审查”及时处理。需要扩大监督途径，利用好网络这一平台发现线索，进行监督。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和舆论干预司法的界限。个案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但是作为个案正义的实现者必须秉持依据事实和法律判案，必要时顶住舆论压力，用真才实学和法律正义实现个案公正。

（三）加强司法工作队伍建设

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水平，必须作出以下方面的改进：

形成法官的培训机制和晋升机制。定期培训和交流学习对提升法官的素质大有益处。全国的法官素质总体来说参差不齐。实现偏远地区的法官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学习，而北京、上海等地的法官能够定期去国外考察进修，必然能够提高全国法院法官的素质。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逐步的实现。

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法官还必须逐步的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注重保护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严格遵循程序法的基本要求。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公正的对待双方当事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和对法律的信仰。

参考文献：

[1]高其才，肖建国，胡玉鸿.司法公正观念源流[M].北京.人民法院出社，.80-93.

[2]邓林.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D].重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5）：33.

[3]黄长木.论评价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与法律标准[D].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8）：41.

[4]周帼.论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之共生[J].求索，（9）：4.

[5]黄丽.论司法公正[J].西北大学学报，2011（1）：6.

篇7：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⑥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决非行政当局“运动式”的普法教育，而是公民发自肺腑地汲取法的养分，法治规制下的.政府则提供开展法律教育的平台，即做好服务工作)，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绝非贬抑，实在是现实如此！)。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说司法被真正‘归位’了。”⑦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称法学家和求法律家同等重要，均系专家，各有所长)，而不可“文人相轻”、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个性飞扬(在此作褒义使用，特指刚直不阿、有创造精神，不愿随波逐流敢于面对职业带来的寂寞与孤独，实践法治精神，追求法之公平正义的法官)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3、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⑧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4、改进审判指导方式。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发布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编纂案例(注意此“案例”非彼“判例”，判例更彰显法官的智慧，更耐人斟酌、考量)。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这种判断理应获得尊重，在有些地方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已公开合议庭少数人的意见，但仍觉不够，因为那些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庭务会、审判长会、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未亲历具体个案的庭审，还在对案件裁判结果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合议庭具体成员的意见也只记载在案卷副卷中，而该副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无权阅看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且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似乎这样规定对应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也反映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但从笔者十多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先天的不足性，因为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理论上笔者认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案件审判上应当是地位均衡的，不应存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上指手画脚的现象，上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也未必一定比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更疑难复杂，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下，案件的分配多少有些“利益驱动”的成分(经济纠纷案件尤烈)，故此，在当前上级人民法院在承办越来越多案件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无力履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了。笔者建议在将来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采取列举式具体规定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独任审判制，以符合审判实践规律，也有利于调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能动性，提升其业务技能，增强其审判权威，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10月第一版，第2页。

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 9月26日。

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1月4日，第3版。

④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第1期。

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10月25日第7版。

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页。

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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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高原

【关键词】新闻自由 藐视法庭 媒体审判 陪审

一、引论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新闻自由可能以及已经影响到司法公正时如何进行规范与处理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司法公正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简单化的话题，他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容也不是一篇短文就可以讲述清楚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指实体上的公正，更要求程序上的公正；不仅仅指事实上的公正，更要求法律上的公正。没有程序上的公正是很难得到实体上的公正，或者是在侵犯公民其他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得到的公正。我不赞同通过牺牲某一公民（或其他公民）的某一项基本权利来达到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上的公正是符合法治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加能够达到法律制度的目的或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实证依据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司法公正而言，他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关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许多国际条约中得到具体反映，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等等很多条约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

审判公开对于防止司法机关的专横甚至不公正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审判公开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项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公开，而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开，也就是说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宜旁听或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法庭外，其他人都可以进入审判法庭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呢？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既然公开审判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作为某一组织的代表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因为很多法律也没有禁止组织可以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去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因此，除法律规定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来旁听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在我看来，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法庭是否许可新闻媒体进入法庭旁听，而在于当新闻媒体在对案件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以下如未做特别说明时都特指刑事案件审判）进行报道或评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这不仅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与裁判，更是对法院审判权力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正当干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审判的现象出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对案件材料的掌握不太全面，或者是带有某种偏见甚至是不当目的，从而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倾向性意见或评论，甚至是强烈的批评，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全体民众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新闻媒体在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的错误报道（不论是事实性的报道还是新闻评论）误导了公众对案件审理的期待，甚至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念，或者是影响到法院的威信与法官的声誉时，对新闻媒体的适当限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宪法所赋予两大最基本的权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之间不会发生较多冲突，但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的出现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这两项最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探讨，来防范并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首先对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处理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二、美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3]其中对公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的保护就是新闻自由的来源和依据。当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可以接近法庭并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新闻媒体通过非同寻常的、过于详细、甚至是不妥当的报道（例如包括含有严重倾向性的报道、只对某一方的观点及证据进行报道，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进行强烈的、不合适或者不正确的批评，等等），可能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时，那么就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导致法院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从而严重影响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不仅是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问题，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应当得到公正的审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也做出了明确而肯定的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享受下列权利：由发生罪案之州或区域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的公开审判，……。”[4]该条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被告人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包括防止新闻媒体对案件的不适当报道从而影响到陪审团在审理案件时对案件的认识与看法，从而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法庭会不会适用藐视法庭的罪名来对新闻媒体介入刑事案件的审判进行控制或者制裁呢？从公开审判的法庭中获得的案件信息予以客观、真实及准确的报道当然不会存在藐视法庭的问题，而且从一些非政府渠道合法取得的公开信息也不受“司法限制言论令”的约束，不过新闻媒体并没有权利拒绝向法院或大陪审团披露这些信息的来源。[5]实践中，不论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还是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通过对新闻媒体处以藐视法庭罪来限制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相关信息的报道与评论也是较为少见的。所以也有人指出，“对于媒介向公众通告审判事宜的能力而言，事后刑事惩罚或许和事前约束或‘司法限制言论令’一样危险。”[6]

那么，法院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来事先对言论和出版进行限制或者禁止呢？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颁发“司法限制言论令”的方式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命令发出前必须要证实事先禁止命令的有效性，等等），否则可能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权利。在“内布拉斯加新闻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在发表陈述意见时表示：“我们必须检验在命令发出时，摆在法官面前的证据，以确定（a）审前新闻采访的性质的范围；（b）是否存在着其他的措施可以减轻不受限制的舆论的影响；以及（c）对言论自由进行事先禁止是否会有效地阻止损害的发生。”[7]而布伦南大法官、斯图尔特大法官和米歇尔大法官则表示：“对新闻界所发出的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都是违反宪法的。”布伦南大法官甚至提倡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根据第一修正案的规定，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本身就是无效的。”[8]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事先颁发禁止报道命令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既然美国最高法院是倾向于保护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那么如何来保护被告人能够得到法庭的公正审判呢？克拉克大法官就详细列举了九种替代的方法来解决新闻报道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这些方法分别是：“1、通过对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限制来控制新闻界在法庭上的行为；2、将证人与新闻界隔离；3、防止信息从当事人和警方泄露出去；4、警告记者注意他们的报道的潜在偏向性和准确性；5、控制，甚至是禁止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向新闻界发表庭外言论（未经法庭允许而发表的言论）；6、直到大家的好奇心减弱时才继续审理案件；7、将案件移送到新闻界的关注程度比较弱的地区审理；8、隔离陪审团，阻止他们与新闻界接触；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进行一次新的审理。”[9]当然，这些措施或方法现在看起来显然无法消除新闻报道对审判活动的影响，有些也没有必要了。

至于法庭是否准许电子传播方式报道法庭审判，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允许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进行照相、音频传送，也同意电台或有线电视采访，但也有少数州的法院并不允许这样做。对于联邦法院系统来说，尽管进行了一些试点，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对司法程序进行电子采访。

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时，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措施来保证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而并不是采取拒绝或禁止的方法让新闻媒体接近司法系统，以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审理，达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尽管美国法院也可以对新闻记者提起藐视法庭的指控（美国的藐视法庭分为刑事藐视和民事藐视），但并不常见。此外，虽然法庭也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不公开审理，但是由于违反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公众能否接近审判的权利，因此其适用的条件是极为严格的，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予以详细介绍。

三、英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在英国，对司法活动进行不适当的报道可能会产生两种形式的藐视法庭罪：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故意藐视法庭罪，[10]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依据为《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报道。而故意藐视法庭罪则适用于普通法领域。“禁止藐视法庭法规定，对相关诉讼带来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声明的公开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这被称为‘严格责任规则’。”[11] 有学者介绍，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也受到三个主要的限制，分别为： 1、“严格责任规则仅适用于针对公众的一般公开行为或针对一部分公众的公开行为。” 2、“对于严格责任的适用，相关评论所指向的诉讼程序必须是‘正在进行的’。” 3、“该规则仅仅适用于：能够产生实质性风险，从而使相关司法程序受到严重阻碍和损害的相关公开行为。这是一具有双重要求的测试，而且两个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12]为了适用严格责任规则，法院还制定了一些指南来指导对每个受到藐视法庭罪指控的案件进行分析和处理。同时，禁止藐视法庭法也针对严格责任规则规定了一些抗辩理由，例如无辜（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仍未能避免），对诉讼程序进行善意的、公平的、准确的现时报道，以及善意的附带性的讨论，等等，以保护新闻媒体自由报道的权利。在普通法中的藐视法庭罪中，检控方必须证明新闻报道行为对公正审判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而且还必须证明行为者对“阻碍或损害某一审判具有特定故意（这也是与严格责任规则下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区别之一）。”由于普通法中的藐视法庭罪并不要求进行相关指控时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例如审判前或审判后的某一阶段），因此既使尚未启动诉讼程序，新闻报道的某些行为仍然可能会构成藐视法庭罪。例如在司法程序进行前，新闻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前科进行详细报道，导致人们对犯罪嫌疑人产生有罪的结论或效果，等等。所以在英国，发表暗示某一犯罪嫌疑人有罪推定的报道是极其危险的。

既然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原则，那么法庭能否以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来避免新闻媒体介入呢？英国的一些制定法做出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例如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9・2条便做出如下规定：“（1）公开审理为审理的一般原则；（2）公开审理之要件，并不要求法院为便利社会公众旁听而进行特殊安排；（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审理程序或审理程序的一部分，可不公开审理进行――（a）公开审理将违背审理程序自身目标的；（b）审理程序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c）审理程序涉及保密信息（包括个人财务信息），公开审理将损害保密特权的；（d）为保护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之利益，有必要不公开审理的；（e）对无需送达通知书的申请举行审理程序，如公开审理将对被申请人显失公平的；（f）有关信托管理或因死者遗产管理所产生的无争议事项，或者（g）法院认为，为司法利益有必要不公开审理的。（4）法院如认为有必要不披露当事人或证人身份，为保护有关当事人或证人的利益的，则可责令不披露任何当事人或证人的身份。”[13]在刑事诉讼中，除具有非常说服力的理由外，一般都不得将公众排除在外进行不公开审理。但是，如果“关于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任何其他处于未决或迫近状态下的诉讼程序，当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相关司法程序造成损害的时候，法院可以命令，在其认为有必要的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14]而且，英国还对性犯罪中的被害人、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的报道采取了限制性规定，例如《1992年性犯罪（修正）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1）如果某人成为被指控的本法规定之罪的被害人，且以下做法很可能导致公众成员认出该人就是被指控之罪的被害人，那么，在该人有生之年，其姓名、住址以及其静态的影像不得：（a）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众可获得的书面出版物中；或者（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供收听收看的有关节目中播出。（2）如果某人被控犯有本法规定之罪，则任何可能导致公众成员认出某人是被指控犯罪之被害人（‘原告’）的资料，都不得在原告有生之年：（a）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众可获得的书面出版物中；或者（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供收听收看的有关节目中播出。”[15]《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第39条也对涉及到诉讼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一些特殊的保护。当然，英国还通过立法对其他情况下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特殊的保护，例如限制媒体对证人的有关报道从而对证人提供相当全面的保护。

对于媒体而言，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罪进行处罚时也会根据各种具体情节来进行加重或者是减轻处罚，例如是否具有藐视法庭罪前科、做出报道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所使用的犯罪的手段、是否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甚至是否向法庭做出道歉，等等，都可以作为加重或减轻处罚的理由。

四、借鉴和建议

英美两国都自称为极度尊重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不过当新闻报道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以及影响到法院的权威时，两国的做法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对新闻报道进行限制方面，美国一般极力反对事先限制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少见事后以藐视法庭罪对新闻媒体予以处罚，而是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来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但英国似乎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更加多一些，而且对新闻媒体以藐视法庭罪进行惩罚也较多一些。例如在事先限制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一度认为，事先限制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是违宪的，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但英国却制定了一些制定法来加强对新闻报道的限制和引导。

公正、客观地对司法程序进行报道不大可能会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一般也不会受到法院的禁止和制裁，但不当的报道无疑应当受到限制和禁止。其实，这二者之间矛盾的实质主要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与接受公正审判之间的矛盾，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正确把握的事情。此外，不当的新闻报道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现象，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绝对不允许的，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有许多人特别是新闻媒体从业者曾经错误地认为，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行使“舆论（新闻）监督权”，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赋予新闻媒体可以拥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监督可以分为有法律授权的监督和没有法律授权的监督）。而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审判制度和原则，除非有法定的理由外，不能允许法庭可以随意剥夺公民接近司法程序的权利，同时审判公开也是避免司法专横、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因此，我们也不能容忍法院随意将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新闻媒体对案件毫无顾忌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报道已经相当严重地影响并导致法院无法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审判，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也损害了我国基本的司法制度，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有些新闻媒体打着“为人民代言”的旗号来对案件进行报道、评论、批评甚至是责难，我不知道这些新闻媒体究竟代表着哪几个或者哪一些“人民”，而且如何来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而没有其他不当目的或者企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刑事犯罪案件而言，事后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无疑于证明此前所发生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目前也是无法能够得到完全证实的，所以也就当然会出现一个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事实的公正与法律的公正之间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宽恕甚至放纵一个犯罪嫌疑人，但绝不能冤枉一个事实上没有犯罪的人。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丧失法律对每一个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

英美两国的法院在防止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特有的陪审制度，因为如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时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员对证据和案件的看法，从而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实行陪审制度（尽管我国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与英美两国的陪审制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而主要是由法官来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理（包括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判决结果的做出，等等），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并不像英美两国那样强烈。但事实上，由于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一个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导致新闻媒体严重影响甚至控制案件审判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本无法让案件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活动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规定藐视法庭罪，也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使得法院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完全无法可依，从而导致某些案件几乎就是在新闻媒体的意见下进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对法院应有的尊敬。还有一些公安机关，在某一些案件侦破后就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展示某些证据，甚至还让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造成此人已经是犯罪无疑的现象，等等，使法院根本无法做出公正审判。[16]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法院以不适当的理由和方式拒绝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接近，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合法权利。

我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一些正确作法，建立和完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律制度，以预防和正确处理新闻媒体的藐视法庭行为，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至于能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内允许新闻报道可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质疑和批评，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合理的规范。同时，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法庭也不能随意拒绝新闻媒体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接近和报道，对于在法庭中公开的证据和材料也应当允许报道，而且法庭也不得随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以拒绝新闻媒体的接近，从而影响到公开审理这一基本审判制度。同时，新闻出版业协会也应当研究并制定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报道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则，以规范新闻界的报道行为。

由于目前我国一些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当影响促使我写成这篇短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法详细向大家介绍英美国家对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各自采取的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而且也无法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提出自己明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并非我的能力可以完成。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时的基本方法，似乎可以给我们有所借鉴。而且，鉴于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严重危害，使得这个问题应当刻不容缓地得到解决。否则，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以及司法机关应当得到的尊重都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力争使我国最终形成比较适当的、完善的相关制度或规则，以指导和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定稿于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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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3页至第4页。

[2] 同[1]引书，第12页。

[3] 由嵘等编《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6月第1版，第517页。

[4] 同[3]引书，第518页。

[5] 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月第1版，第456页。

[6] [美]T・巴顿・卡特等著《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第1版，第144页。

[7]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著《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67页。

[8]详见[7]引书，第369页。

[9] 详见[7]引书，第358页。我在此引用克拉克大法官如此多的具体论述，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美国的法官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的。

[10] [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4月第1版，第330页。

[11] 详见[10]引书，第331页。

[12] 详见[10]引书，第331页至第332页。

[13]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月第1版，第201页至第202页。

[14] 详见[10]引书，第353页。

[15] 谢望原等编译《英国刑事制定法精要（135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8月第1版，第227页至第228页。

[16] 本来我也收集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但由于害怕这些新闻媒体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但相信广大读者都能随时、随地、不需任何努力地从报纸上、期刊杂志上、网络新闻上等地方找到这样的很多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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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

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

司法效率低下似乎是伴随司法制度而生的一个顽疾。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将“法律之迁延”（law‘sdelay）称作人世间的几大苦难之一，他用“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经饿死”这样的谚语对司法拖延提出谴责。直到今天，司法系统不能对案件和纠纷作出及时的处理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包括拖延在内的司法效率低下乃是司法公正之大敌。案件与纠纷的公正处理离不开法官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采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记忆会模糊不清甚至颠鹿倒马。某些证据可能会完全灭失，从而使事实坠入永远无从查考的茫茫黑暗之中。拖延可能使某些案件的判决变得毫无意义，效率低下会令当事人的生活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在诉讼的战车上进退两难：退则代价已付，心有不甘；进则定案无期，代价尚不知要再付几多。迟到的判决会加剧执行的困难，胜诉方拿到的判决书更可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或司法“白条”。低效将削弱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他们只好知难而退，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因此，司法低效不仅仅是个纠纷与案件及时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

观察今天的司法体系及其运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损害司法效率的若干因素。首先是法官不独立。司法管理体制中根深蒂固的行政化模式将法官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服从的格局之中，对于自己所听审的案件，法官很少有排他性的决策权；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等都可以对法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这种无视法官独立地位的制度削弱了法官的荣誉和尊严-“既然迅速而公正地判决案件跟我个人的荣辱没多大关系，我何苦来？”更由于环节太多而使得司法的效率大大降低，仿佛关卡林立的道路难以畅通无阻。

通过损害独立进而降低效率的因素还可以在法院之外看到。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说，我们的司法决策还难以做到宪法所要求的“依法独立审判”，其他非司法或非法律因素常常影响甚至左右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如此，我们现行诉讼制度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也无从确立决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例如，“审判监督程序”，即在案件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当事人仍然可以提起申诉，要求法院对案件再审，再审当然又可以推翻从前法院作出的已生效判决。如果这样的再审要求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法院则更需认真对待。在审判监督程序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最终确定的判决。司法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无法做到“双赢”，必须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从人性的角度说，败诉方不可能喜欢相关判决。如果案件一经终审，便不可能改变，败诉的当事人也就不作推翻判决之想，而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审判监督程序开启了欲望之门，让败诉方不断地求助于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途径，以图推翻对自己不利的判决。于是，我们就看到，多少人终年路途奔走，权门呼号，多少资源耗费在这试图让每一个案件都达到完美结局的无尽追求之中。我们该记住西塞罗的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造成司法拖延尚有其他一些原因，看起来与制度缺陷无关。例如案件增长过快，而法官人手不足，导致积案过多。不过，即使这类现象，也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有关。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案件涌入法院？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以及随着法治化程度的深化使得法院的作用不断加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是，并不是一切问题都应该由法院来处理的。我们是否认真地研究过怎样的事务适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我们有无细致入微的标准对于所有的起诉加以甄别并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限制案件量极为重要，然而，我们却没有明确地加以确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条规定就值得商榷。如果是当事人自己自愿撤诉的，该案在法院中就应当一劳永逸地消失，否则，允许他就同一事由再起诉，那么他就可以再撤诉，再再

[1] [2]

篇10：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厘清的

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讲求用词严谨，要求前后的一致性。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现在，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开的是传播学界的研讨会，所以特别就传媒关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增多。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一边倒，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法庭还没有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辩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第二，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只宜评论已有的审判结果，而不是在未判决前对审判施加影响。

第三，媒介的评论文章，限于意见范畴，不能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不带有民意审判意味。

第四，要于与上级司法和纪检部门保持联系，以得到支持，这可以保障监督的分寸适当，以较高的职业化操作面对那些明显非职业化操作的司法行为。

三

现在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鉴于这方面的担心，出于平衡报道的考虑，要考虑以某种形式，有系统地报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说明什么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会公正，给媒介受众指出一条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于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与权威，加快法制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同时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现在传媒介入司法越位较多，除了传媒自身的原因外，也与司法体制上出现较多纰漏，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有关。重建司法救济手段在公众中的威信，会有助于减少传媒监督司法中较多的越位现象。

四

从长远考虑，这个问题仅凭介绍几个做得较好的舆论监督司法的媒介栏目是不够的，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权利与义务。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误，传媒应承担后果的责任。

二，明确舆论监督权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冲突与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考虑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诽谤、侮辱和有失公正与平衡的原则）、健全监督的外部环境等问题。

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可以像监督一般人一样，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职业行为中违法行为；同时应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司法外部的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还没有成形之前，法学界和新闻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要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争取形成较明确的法律框架，最后形成法律或法规。

总之，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作者：陈力丹（1951― ），江苏南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精神交往论》、《舆论学》、《世界新闻传播史》等8本书，已发表论文约300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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