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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自由观念

时间：2022年12月11日

来源：白居易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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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自由观念，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本文原稿由网友“白居易”提供。

篇1：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自由观念

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自由观念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分析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自由观念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勾勒出这个历史进程背后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的.出发点是常识自由观念,中介是理性自由观念,归宿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本体论自由观念.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各种自由观念都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自由概念.

作者：黄济鳌作者单位：广东财经职业学院,社科部,广东,广州,510420 刊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3(4) 分类号：B504 关键词：自由必然性意志自由常识自由理性自由本体自由

篇2：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只是关注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维度。一般来说，研究者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虽不乏深刻性，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政治现实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基于此，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篇3：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由霍布斯、洛克开启，延伸至卢梭、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到黑格尔、马克思这里遇到反拨。契约论旨在实现以个人为最终目的而以普遍立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契约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所承诺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约论模型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使现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内涵。

近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英法政治哲学中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意义，同时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而提出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篇4：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就近代社会是经济型社会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近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上承霍布斯、洛克的问题，下启黑格尔、马克思的探索，是近代政治哲学谱系的极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思想渊源中的关键部分。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经济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终结了政治观念论的传统，为现代政治哲学设置了全新的格局。此后康德与黑格尔在哲学高度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既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超越，也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政治哲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角度，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目的是探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要义则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挑明了自由市场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在近现代，政治哲学讨论的正义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正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式理解”。康德给自由概念以最高的表达，并在其中注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因素;黑格尔则以更全面具体的方式，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综合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思辨结构中，表达了现代性问题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问题直接承接着康德和黑格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的理论工作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这一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为现代政治奠定合理的基础，解决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即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康德先是以无与伦比的道德激情高扬最纯粹的普遍性理想，并将其上升到先验问题界面，贬抑“特殊性原则”，然后又在法国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渐领悟到“特殊性原则”的不可回避。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作了进一步揭示，提出只有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贯彻普遍性理想，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的自由”。马克思则提出了否定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全新政治目标，以此彻底解构和超越了主导整个现代的“特殊性原则”;同时，通过强调“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而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议题推向顶点。

康德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在于，康德最早把握到了人类建立知识和社会规则的主体性原则，这为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主张“全体自由的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则把康德的“绝对善良意志”落实为一种绝对善良的制度。

黑格尔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一，黑格尔把亚当·斯密的劳动抽象置入逻辑学的概念框架，揭示了著名的“劳动的辩证法”论题。黑格尔的这一劳动论题对马克思解说劳动的本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另外，黑格尔也开始注意到劳动的某些异化现象，这为后来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准备了思想素材。第二，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论题对马克思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两个观点：一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意味着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二是“贫困是由针对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的不法所导致的”——这揭示出普遍贫困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黑格尔这两个观点触及现代性批判中最尖锐最激进的一个主题，它们将黑格尔与卢梭、蒲鲁东和马克思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话语。马克思革命性的新创见是：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即无产阶级的权利)问题，现代人的自由必须从普遍人权扩展到穷人的财产权。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阶级政治建立在财产权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实现了自卢梭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而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则可以看作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先声。

黑格尔通过他的概念哲学(逻辑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先验本质对于文明世界的创造关系，从而启发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构建。正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获得“改变世界”即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的哲学立场。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又是从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开始的。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尚未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对话，但他已经注意到黑格尔哲学的唯灵论性质造成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上的封闭性和实践上的专制倾向。马克思中后期的作品延续了这一批判思路，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人道理想和正义理想充满了虚幻色彩，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仍然是对这一理想的合理化辩护;只有从现实的资本支配关系和阶级冲突出发，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变革动力。马克思由此超越了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等级和分工的理解，最终在个人全面发展、自由活动以及共同控制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图景。

高一政治难点解析

高一经济常识在讲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时，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在讲产业和劳动者时，又说“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善于联想的同学会问：国民经济怎么有两个主导?其实这两个“主导”是从不同角度讲的，有区别，也有联系。

区别：

1.二者分析的角度和参照系不同。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是从所有制结构角度讲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又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

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所有这些类型的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从产业结构角度讲的，相对于农业和第三产业而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2.主导作用的具体内容不同。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主导”是指起导向作用，指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第二，国有经济要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引导和影响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壮大。因此，讲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主要表现在它

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和推动力。可见，它侧重于生产力方面。

联系：

1.在现代化建设中二者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得怎样，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决定着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

2.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通过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发挥出来，因此，工业主导作用发挥得好，有助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工业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国有大中型企业表现出来的，因此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得好也有利于工业主导作用的发挥。

篇5：论西方近代哲学之不确定性论文

论西方近代哲学之不确定性论文

为颠覆性地击败中世纪以来的教会权威，以树立起“人的理性”的丰碑，获取关于自然之确定性、真理性知识是近代科学和哲论文联盟学所追求的共同目标[1]。因此，“确定性”是近代科学和哲学的重要特色，学术界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解读更多地从这个角度做出。但是，在解构主义盛行的今天，“不确定性”的研究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是耳熟能详的话题，其理论特点在于对“确定性”的解构。它以虚无主义的姿态否定一切终极永恒的东西，却又不再设立一个新的希望。这是“不确定”的极端化发展。所以“解构”还不如“回归”。在“回归”之途中，人们同时又注意到神是人的看护者，人在感恩中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我们似乎多的是关于经验合理性和理性普遍性的知识，但是背后隐现的是一颗依旧不安的心。因此，“回归”不仅仅是对“确定性”的解读，也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虽然学者很少把它与西方近代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本文认为“不确定性”早隐含于其中。

一

“不确定性”一方面包括人对自身位置、地位、价值等的不确定，即在时空的坐标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属性的参数，同时又处在确定的价值以外，因为价值对于人来说只是一个单向度的参数；另一方面也包括自然界（世界）向我们显现的“不确定性”，“在经典物理学中，科学是从信仰开始的——或者人们应该说是从幻想开始的——这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描述世界，或者至少能够描述世界的某些部分，而丝毫不用牵涉到我们自己”[2]。我们无法看到宇宙的全部，就好像我们无法认清自己一样。

本文的“不确定性”是指近现代以来科学意义的“不确定性”，即人解释世界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科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才有人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上“确定性”的追寻。

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长达近3之久的科学革命是本文所考察的“不确定性”的时代，其中的重点是17世纪。柯瓦雷认为这场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变化，而所有的变化归结为宇宙的崩坏与空间的几何化。前者指，世界作为一个有限的，井然有序的整体的概念——在此世界中，空间结构蕴含着一套完美与价值的等级序列——被替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甚至是无限的宇宙概念，此宇宙不再由自然的从属关系所联结，它之所以是统一的只是因为它的终极组分和基本定律的统一；后者指亚里士多德式的空间概念——分立的，以潜在形式存在着的位置序列——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概念所取代，欧氏空间是指本质上具有无限性和均匀性的广延，它被视为与世界的真实空间是同一的。

柯瓦雷说：“17世纪曾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天才的世纪，……在我看来群星中有两颗是最耀眼的：一个是笛卡儿，他奠定了近代科学的理想——或是梦想？——即把科学还原为几何学的梦想；另一个是牛顿，他使物理学完全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3]63鉴于此，本文以牛顿和笛卡儿的描述和解释为切入点来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不确定性”问题。

首先来看牛顿对上帝的态度。事实上，17世纪英国的思想家们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问题，自然哲学是否负有探求终极因之任务的问题，以及理性在信仰领域中能起多大作用等问题上，给出过多种解决方案并有过激烈的论争。牛顿所在的思想家群落有着一个共同的意愿，这就是重建真正合乎《圣经》精神的人类知识体系。牛顿是运用数学于自然哲学研究的大师，但是他运用数学于自然哲学的方式却与开普勒有着质的区别。开普勒相信上帝是一位数学家，他运用数的法则创造世界；而牛顿则拒绝从这种数学实在论的角度理解世界的本质，从根本上讲，他拒绝从唯理智论角度理解上帝（唯理智论神学将上帝理智置于其意志之上，因此上帝受制于他自己所设置的规律）。牛顿认为上帝意志是第一位的，绝对自由的，是世界的根源，意志绝对自由并对被造物拥有绝对主宰权力。对于他们来说，人不能问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不能问上帝能做什么（上帝无所不能），而只能问上帝已经做了些什么。通过阅读《圣经》和“自然”这两部上帝之作，人可以了解上帝做了些什么，而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其意志的表现。人通过了解上帝做了些什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上帝的某些既定意志，了解上帝的存在和作用，但却不能借此认识上帝的本质。至于上帝意志则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完全自由的。他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他关于自然的意志就是自然之规律。所以袁江洋说牛顿是“自然哲学家——牧师”[4]。在这里，牛顿的态度似乎和宗教宽容一致，但至于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这与他纯粹的信仰有关。而信仰本身即是对于人自身位置和价值不确定的深深忧虑并做出解决的尝试。另外牛顿后期对“宇宙第一推动者”的执著追求，也是科学上过度的“确定性”所致。

牛顿说：我不杜撰假说，而非“我不构造假说”[5]。首先这显示出牛顿对假说的态度。对笛卡儿旋涡的拒斥即很好地说明了他对无“理由”假说的厌恶。牛顿总是从经验出发，对现象作出“拯救性”的规律解释，在这里牛顿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经验的普遍化的规律，借助的是数学等理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对于“确定性”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但是假说即是“不确定性”的体现，世界从来是它向我们所显现的世界，至于它事实上是如此或存在与否已经被科学的起点——信仰——所排除。的确，宇宙被牛顿所解释，但毕竟它起于牛顿的一个“假说”——数学的纯粹化和自然的可被显现性和可理解性。

在“引力”上牛顿被误会最多，以至于第一篇关于在法国面世的《原理》的评论把该书作为“力学”的价值夸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又十分严厉地谴责它的“物理学”：“牛顿先生的著作是一部力学，其完美程度达到了我们可能想象的极限……其中大部分是随意假定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它们仅能作为纯力学论述的基础。……但这个假定是任意的，因为它还未被证明，所以一切基于它的证明都只能算做力学”[3]。

“引力”是什么？牛顿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也没必要，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假设”。其实上述的批评还是概念的实在论在作怪，概念的实在论要求概念和实体的相符性。“引力”的提出就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知道有一种力在起作用，那么至于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应该是随之关心的问题，但牛顿没有解释。

再来看牛顿对数学痴迷的重视。他对自然和宇宙数学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主义，试图在宇宙学问题和几何学成就之间确立起内在的联系，而这缘起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在世界的本原上悖论性的结果（重点是柏拉图主义和亚理士多德主义对此的回答）。对于柏拉图来说，形式，在其严格的意义上，是超验而不是体现于事物之中的。但是如果自然界只是形式世界的模仿，那么形式怎么作为自然界的特点而源起呢？亚理士多德试图从如下问题的角度来回答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留下的问题：怎么必须既存在上帝又存在纯粹形式的知性世界？在亚理士多德看来，形式并不引起或产生变化，而只是调节已经在别处被引起的变化。亚理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是自我运动的。按照这个思想，我们不可能合法地设定一个在自然之外的有效原因来说明在它之中发生的变化。为此，亚理士多德同意柏拉图的看法，时间必定是随自然同时存在的，因为要不然我们必须假设，在自然之外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原因，以便使时间本身存在。但是不同于柏拉图，通过引入一个目的论的论证，亚理士多德把上帝重新引入宇宙学中来。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所有过程涉及到在潜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区分：事物有一种潜势要使它自己踏上现实之路，好像它自己有一个既定的目的要实现似的。通过设想所有事物有其自然的目的，亚理士多德把终极原因的概念与有效原因的概念统一起来：通过在恰当的客体中激起以物体的形式进行自我实现的潜力，一个终极因不仅引导而且也唤醒它所控制的力量。亚理士多德的世界图景是这样的：事物按照它们被赋予的目的努力实现它们的尚未存在的形式。在这一点上牛顿也没有作出自己的回答，但他已经抛弃了“目的论”。抛弃了“目的论”，所谓牛顿物理学“综合”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为问题本身即是不确定的。

二

这里有一个问题：上述在目的论意义上的重新解释是否合理，是否必要？

笛卡儿是个不一样的人，他似乎还沉醉在“哲学是科学女皇”的时代。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他的“科学”。虽然，笛卡儿和牛顿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似乎是相反的，笛卡儿对“新科学”的理解也不同于牛顿，但是“不确定性”的主线是一样的。

看起来好像牛顿体系的胜利是建立在对笛卡儿体系的抛弃基础上，但是笛卡儿对牛顿的启示是无庸置疑的，包括“运动”是“状态”观念的重新确立；惯性定律的模糊表述（虽然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等。牛顿写道：“……由于在这些定义中，我已假定除物体之外还有空间，并且运动是相对于空间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对于临近物体的位置而被定义的……现在我将尝试着推翻他的结构，免得这被当作为了反对笛卡儿的学说而被有意假设出来的。”[3]

所有这些“虚构”中最糟糕的之一就是“运动”的相对性观点。这是因为笛卡儿的“科学”和“哲学”是一体的，对他做纯粹科学的讨论似乎是枉然的。这还表现在他的一些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广延与物质同一，拒绝虚空和空间的独立实在性，对思维和广延两种实体的截然划分及世界只是“无定限”而非“无限”的奇特断言等，这些都是牛顿所重点考察的自然（世界）的对象，即自然哲学的对象。

事实上，笛卡尔对于确定性的探求有着现实的目的：要寻求来解决经验科学中的问题，要在一个怀疑论畅通无阻的世界里寻求某些真正确定的东西，以便占有自然界。他说：“如同我们明确了解各行各业的手艺一样，而且通过把这种知识应用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就会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6]这样的确定性只能用他的新科学——理性主义哲学来寻求。

哥白尼的科学革命为宇宙作为一部世界机器的近代概念奠定了基础，而在伽利略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伽利略完成了对于哥白尼理论的实验确认，把它从纯粹数学的先验王国转变为物理存在的王国。但是他对于普遍化原则和方法犹豫不决，或许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软肋”。笛卡儿做到了，他清晰性地看到了新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的哲学含义。在这一点上，笛卡儿比牛顿更出色。笛卡尔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中看到了理性的模型，深信人们能够通过数学发现宇宙的`秘密。因此，对于他来说，空间或广延变成了宇宙中的根本实在，运动变成了所有变化的源泉，数学变成了在宇宙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唯一关系。最终，笛卡尔达到了这一思想：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按照纯粹力学词项来说明。这个笛卡尔纲领意味着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被抛弃。但由笛卡尔在哲学认识论中导致的这个变化走得更深，因为它意味着传统世界观的整个本体论结构几乎都被无情地抛弃。亚理士多德的具有确定本质的质体被笛卡尔的只是在空间上延展的质料所取代。结果，在笛卡尔物理学中，没有真正的个别质体，只有一种普遍的同质的物质；对于物质的表征也不参考其假设的“真实本质”，只有抽象的广延和可分性的几何概念。当然，仍然有一个笛卡尔称为“最初原因”的东西，即上帝，他创造了一个具有确定运动量的在空间上延展的宇宙。但是笛卡尔为上帝保留的地盘非常有限（和牛顿的上帝不一样）。一旦已经强调制约着这个宇宙的根本定律是不变的和连贯的，强调通过诉诸这些定律，我们能够推出在宇宙中运作的所有必然联系的整个结构，这个宇宙看起来只是受野蛮的必然规律制约着。这样一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人的存在和意义制造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为康德所注意，他将这种哲学称为“独断论”，但康德的哲学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个困境。从来没有理由假设上帝的观念能被轻而易举地从这个新的世界体系中打发掉。这不只是因为这个观念本身对于诞生新科学的这个文化传统是根深蒂固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新科学所揭示出来的这个宇宙的秩序、和谐，以及它对于人类的可理解性，暗示了对于上帝的一种解释：由上帝——本体论意义上的或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东西——来结束“不确定性”。虽然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对上帝在宇宙中根本作用的见解并不一致，但他们都不否认宇宙中最终的活动源泉是上帝。

从近代哲学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二元论”不仅制造了知性的难题，而且也形成了价值上的困境。其不确定性“表现为教化宗教再也释放不出一体化的力量，来对传统宗教的一体化力量加以革新”[7]。现代哲学一次次宣告近代哲学“确定性”的终结，但终结并不是“意义”的终结。从科学和实证主义角度而言，描述并解释经验事实就是意义，那么“意义”就是可操作化，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后果——人的价值单向度化和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

最后，我将对科学的“不确定”问题从人的存在意义上做出力所能及的回答。在我看来，存在的本体，抛弃了古希腊的“实体”，却归于海德格尔意义的“存在”。就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对于实体的抛弃是有道理的，即对实体作“本原”意义的追求，不管是物质的抑或是精神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其实对于“实在”的追求是徒然的，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实在是什么，甚至连“实在”本身也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即世界就只是它向我们所显现的样子而已。当科学不再是严格的“确定性”的时候，对于“特定语境下的确定性”或“可能性趋势”的追求或许将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及他对科学的态度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把“存在”作为一定意义本原的“逻辑常项”，即和引力的运用一样。当世界在我们面前，我们论文联盟在世界面前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不确定时，我们要的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最终归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者寻求解构。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解构了知识论的“确定性”，也消解了人的存在意义。因此，“解构”不如“回归”。在“回归”之途中，哈贝马斯的思想给予我们更多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一方面赞同这些激进地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另一方面认为启蒙运动的缺陷只有靠更进一步的启蒙来改善。哈贝马斯怀着重构和回归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选择一条可能真正引领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前辈与同代哲学家错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着近代哲学“确定性”的解读，也有着“不确定性”的追问。

篇6：休谟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

休谟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

解析了近代唯理主义堕陷为极权主义的.逻辑过程，阐述了休谟认识论与因果哲学背后的自由主义内涵，以及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与休谟哲学的直接渊源关系。

作者：李铁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刊名：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0(3) 分类号：B561.291 关键词：休谟认识论因果哲学自由主义

篇7：试谈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试谈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论文关键词：机械论;目的论;哲学思维方式

论文摘要：16—18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和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而经典物理学又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代表。经典物理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物理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因而为物理学所信奉的机械论思维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学科，包括生物学，甚至哲学。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从研究静态事物的科学转移到研究自然界的动态过程，机械物理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学科的诞生证明了自然界本身的合目的性，它具有多层次的、能动的辩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哲学界也以独特的思辨方式对自然科学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综合和思维方式的提炼。

一、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方法论原则排除了物质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由自然原因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使是持有神论观点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因素来探讨自然。根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涉及神的目的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休谟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强烈反对以终极因为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非法的类比。依据经验，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休谟认为，在经验的限度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道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动物看作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体组织足以说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霍尔巴赫也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的自然因果决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还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破除了因为神学的异化导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

近代机械论与目的论发展到近代德国哲学那里走向了调和，这种调和是将机械论纳入到目的论，而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是目的论对机械论的扬弃，这个方向恰恰正是辩证法的方向，它首先是由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来的。

文德尔班认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衡。”的确，作为近代经验论哲学与唯理论哲学的.后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融合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建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调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对立，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色彩、哲学意味最浓的理论。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声称单子是隐德莱希(ente]echy意为圆满的实现、生命的原理)。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和谐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决定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序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通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莱布尼兹认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由此可见，他反对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作为整体的自然则需要一个较高的理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回避上帝：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参看FrankThilly的Ahistoryofphilosophy的莱布尼兹的部分。HebryHoltandCompa—ny，October，1926.).

如前所述，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倾向。然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所坚持的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目的论，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机械性与目的性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才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质性阐明，目的论深化为内在的目的论。

三、康德的内在目的论

对康德而言，如果我们采取“反思的判断力”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设想万物不可能由盲目的偶然性产生，并假设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理性(上帝)，他具有直观的知性，能够根据机械规律解释一切，但我们却做不到。(在这种眼光看来，我们必须假定上帝那里，一切才都是必然被决定的。在上帝眼中，没有偶然。)在机械论自然观占主流的情形下，康德提出了目的论自然观。但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绝不是一回事。在康德看来，目的性的概念表示一种原因的主体与其结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的话，目的性概念就超越于人类的理解之上，变得神秘而遥不可及。康德对于带有物活论倾向和有神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批判表明把目的性的概念直接运用来规定有机的自然世界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自然的目的性只是合乎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主观“反思判断力”而已。

一名机械主义者不可能询问事物是为了什么但如果我们是以目的性的方式来思考，那么不去思考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康德自然目的论观点是否与牛顿力学所代表的机械性思维方式相违背呢?为此，在自然统一性问题上康德提出了有关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命题：

“命题：物质的东西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单纯机械规律而可能的。反命题：它们的有些产生按照单纯机械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篇8：试谈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论文关键词：机械论；目的论；哲学思维方式

一、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方法论原则排除了物质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由自然原因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使是持有神论观点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因素来探讨自然。根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涉及神的目的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休谟作为__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强烈反对以终极因为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非法的类比。依据经验，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休谟认为，在经验的限度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道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动物看作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体组织足以说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霍尔巴赫也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的自然因果决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还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破除了因为神学的异化导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

文德尔班认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衡。”的确，作为近代经验论哲学与唯理论哲学的后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融合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建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调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对立，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色彩、哲学意味最浓的理论。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声称单子是隐德莱希(ente]echy意为圆满的实现、生命的原理)。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和谐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决定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序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通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莱布尼兹认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由此可见，他反对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作为整体的自然则需要一个较高的理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回避上帝：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参看FrankThilly的Ahistoryofphilosophy的莱布尼兹的部分。HebryHoltandCompa—ny，October，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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