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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确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把“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证券法》第1条亦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而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为其源泉之一。[2]罗伯特。S.洛佩斯曾言：“无限制的信用是商业革命的润滑剂”。[3]]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却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知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证券交易这一复杂的民事活动中，中小投资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且由于交易的特殊性与大众性，在发生侵权后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往往无从下手；责任分析所需的高技术成分，夹杂上风险的分析与推论，更使中小投资者难以按一般的民法原则来运作。因此法律给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他们在投资之前，就能预见到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其利益能受到的保护程度及利用这一制度来追偿损失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现象系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参与市场就会有安全感。[4]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向金融市场提供资金的所有者都必须对资金能否收回的前景进行评估，并相应要求足够高的回报，以抵补所面临的亏本风险。”[5]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6]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采取的却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7]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标。只有通过对受害者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的发展。[8]因此，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将资金用到实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让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遏制我国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重大违规事件，早期具有典型性的是1992年8月发生的深圳8.10事件和1995年2月23日的“327事件”。前者是因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而引发的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上海股市也狂跌不止。中国年轻的股市付出成长代价。[1]后者主角为有中国“证券之父”之称的管金生。它在国债期货收市前8分钟，为求生存，凭着“灵感”疯狂地创造出700万口价值1760亿元的空单将稳步上升的327国债从152元砸到147.50元，给遵守游戏规则的同场竞技的炒手们予沉重打击。[2]近几年，有关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诉讼案件亦是层出不穷：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渤海集团案、嘉宝实业案、ST同达案、红光实业案、银广夏案、ST九州案、三九医药案、ST天颐案等等，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由于法院没有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较少，“如果个别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3]证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中明确规定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行为者在受到相应的行政与刑事处罚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将依法院的有效判决或调解而回复到受有损害的投资者手中，那么，违法违规行为人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更大的不利益。这样对于那些潜在的、有条件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来说，他会在“为”与“不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进行相应的衡量，当发现“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利益失调的时候，我相信，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一定会大大降低，违法违规现象相应地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此之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资金数额，其在信息的了解和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中，往往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在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同时，可以使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自觉地履行相应义务，从而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的不断形成与完善。
（三）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使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律师，从而有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还有不少人认为，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4]其实我们不应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征求他人及国外的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各地法院在具体审案中去摸索、在审案中征求证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外加媒体的报道评论，那么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会让《证券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会在这一判例法的运作模式中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官和律师。这种在具体判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思考的特点也恰恰是在美国有许多高水平、受到社会普遍敬佩的法官的原因，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运作中法官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1]鉴于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给法官审理证券案件以指导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现阶段，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中均可归入侵权行为。通过受理和审判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此外，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仅可以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维护司法公正，进而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中国于11月13日加入WTO，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建立开放健全的证券市场，运用证券方式筹资更接近国际惯例。对境外投资者来说，证券投资方便，数量灵活，风险、投资成本相对较小，因而证券筹资对境外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即投资者不仅仅看中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利于其投资回报，还需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最佳保护。若无一套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和制度，国内经济形势再好，投资者也不敢涉足。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通过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补救，可以增强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头号大国，其中不少是通过证券市场筹集的，这是与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分不开的，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外国投资者重视投资法律环境，重视其投资安全系数，特别是重视其权益保护措施中有无其“利益无端受损后能否得到赔偿”这一事后保护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已不能再固步自封、盲目闭关，我们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金融证券化、证券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势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证券市场上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3]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证券交易国际化、证券发行国际化、证券制度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及资金国际化。[4]这一趋势有效地促进了证券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迫使各国政府打开门户，放松管制。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法规，多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5]为促进我国证券立法与国际接轨，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必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建立完善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三、证券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立法宗旨，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基本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规范核心。为贯彻上述宗旨与理念，证券法规定了一系列强行规范，要求证券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证券禁止行为是指证券法所禁止的，在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证券市场主体以欺诈方式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又可被称为证券欺诈。[1]由于证券禁止行为违背了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秩序的严重削弱，因而为各国证券立法所禁止。我国199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这里所提及的主要是证券交易中发生的一些欺诈行为，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发行中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具体概说如下：
（一）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及其民事责任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是指发行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致使投资者进行投资而遭受损失的行为。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此处的法律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法规主要是指《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
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证券法》第175条指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的“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性质上其实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即非指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是由于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3]建议在证券法以后的有关立法中应该赋予投资者以请求权，并明确规定有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具体的责任人员。
（二）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又称知情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已发行证券的公司的内部人员及其他市场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地位、职务之便利或控制关系，获取发行人尚未公开的但将对其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证券交易，从中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简言之，内幕交易即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以获利或减损的证券欺诈行为。[4]其构成要件为：
第一，行为主体――内幕人员。内幕人员是在发行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或因特殊身份而与发行公司存在有特殊联系的人，其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并将其分为如下五类：“（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秘书、打字员，以及其他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职员；（二）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因其业务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人员，包括证券监督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四）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新闻记者、报刊编辑、电台主持人以及编排印刷人员等；（五）其他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我国《证券法》第68条也规定：“下列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三）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六）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从我国上述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涵盖了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规定的“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部人员”，但却忽视了从上述两类主体处获取内幕信息的第三类人员，[1]而仅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涵盖，未免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第二，占有、利用内幕信息。作为一种责任条件，内幕人员必须占有并利用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一般是指未公开的、可能对证券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因此，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有二：一为未公开，二为价格敏感。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第二款列举了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一）证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订立重要合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着影响；（二）发行人的经营政策或者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三）发行人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四）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五）发行人未能归还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六）发行人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亏损；（七）发行人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八）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九）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十）发行人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十一）持有发行人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东，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以上的事实。（十二）发行人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计划；（十三）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十四）发行人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九）股票的二次发行；（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负有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二十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二十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禁止发行人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定；（二十四）发行人的收购或者兼并；（二十五）发行人的合并或者分立；（二十六）其他重大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69条和第62条列举了如下事项：（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十一）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十二）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三）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四）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十六）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十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关于内幕信息的范围二者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而《证券法》则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行为表现――证券交易。内幕人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的约束。客观行为的表现有两大类：一是内幕人员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主观方面――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对内幕信息的规制往往是以行为人明知此内幕信息应予以保密，但为了获利或避损目的，仍利用此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为要件。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行为人必须知悉所利用的内幕信息的内容；其二，行为人必须知道所利用的信息是尚未公开且价格敏感的重大信息；其三，行为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利获减少损失。[1]
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由于内幕交易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只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2]虽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太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就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而言，对于因内幕交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实施的民事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者，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的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提高至3倍。此外，美国、韩国等均对内幕交易规定了民事责任。[3]所以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出发，我国应在以后立法中对相关民事责任加以完善。
（三）操纵市场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操纵市场，即证券市场中的操纵行为，是指一个人或某一组织，有意识地利用资金、信息媒体等优势或行政权利或个人影响，背离自由竞争和供求关系而人为制造证券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诱使一般投资者作出错误的证券投资判断、盲目跟从参与买卖，企图获取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或虽未获利但因此使投资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操纵市场行为的表现形式较多，各国立法对它的划分也不尽相同。通观美国《证券交易法》、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25条及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的有关规定，有以下几种典型的表现形式：[1]
第一，虚买虚卖。又称虚售、洗售或冲洗买卖，是指以影响证券市场行情、制造证券虚假价格为目的，人为地制造证券市场虚假繁荣的假象，从事证券所有权非真实转移的证券交易行为。这是最古老的证券市场操纵形式，构成要件为：其一、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其二、客观上行为人达成交易，但证券未交割，财产所有权未转移。
第二，相对委托（MatchedOrders）。又称合谋、对敲，是指行为人意图影响证券市场行情，与他人通谋，双方分别扮演卖方和买方角色，各自按照约定的交易券种、价格、数量，向相同或不同的证券经纪商发出交易委托指令并达成交易的行为，即一方做出交易委托，另一方做出相反交易委托，依事先通谋的内容达成交易。其构成要件为：主观上，双方具有通谋的故意，具有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证券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目的；客观上，双方具有通谋行为和委托事实，通常而言，交易双方的委托在时间、价格、数量上虽不要求绝对一致，但要求具有相似性。[2]
第三，连续交易（ActualPurchases）。指意图抬高或者压低某种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连续交易有两种形式：一是连续以高价买进而抬高股价，二是连续以低价卖出而压低股价。连续交易最重要的特征是操纵行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持续性。
第四，散布谣言（Touting）。指意图影响证券价格，制造市场假象，恶意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谣言或不实材料，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是：主观上，行为人须有恶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市场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而仍然为之；客观上，行为人须有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谎言或不实资料的行为。
第五，联合操纵（PoolOperation）。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较强实力的人联合组成临时性组织，共同运用操纵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以谋取暴利的行为。它一般是在同一交易方向中统一步骤，不含合谋进行相对交易。具体形式有二：一是联合交易操纵（TradingPool）；二是期权联合操纵（OptionPool）。联合操纵的构成要件是：主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故意，即行为人须存在共同故意；客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行为，即行为人联合运用操纵手段操纵市场，至于联合操纵的结果如何则不予考虑，联合操纵实质上是一种通谋行为。
除上述几种操纵行为的基本形式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行为。我国国务院证券委1993年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5.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6.利用职务便得，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7.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5月29日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严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中规定如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以自己的不同帐户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价格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5.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6.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7.利用职务便利，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8.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利用媒介及其他传播手段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市场正常运行；9.上市公司买卖或与他人串通买卖本公司的股票；10.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该通知较为全面的规定了操纵市场的具体表现形式，且赋予了中国证监会较大的认定权。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71条则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1.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3.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4.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至于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证券法》中没有规定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1993年由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4条第1款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规定了单位和个人的操纵行为，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规定过于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很难在实践中有所作为。从比较法角度讲，各国普遍要求操纵市场行为人须对善意相对交易人的损失负赔偿之责。如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虚假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且美、日的证券法都规定，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道违法行为时起1年内，或自该行为发生时起3年内有效。[1]
（四）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责任
虚假陈述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市场主体及其所属人员，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不法行为。[2]它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欺诈行为。[3]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行为主体――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其中既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另外也包括了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上述《1-9规定》第7条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第二，主观方面――虚假陈述行为人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大多数行为人具有故意的主观动机，或是为了诱骗投资者，或是为了逃避监管，故意对公司及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有关重要事项作不实陈述，但也不排除行为人过失作虚假陈述的情况，虽然其主观恶意较轻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客观方面――行为人确实已有虚假陈述有关重要事项的行为。根据《1-9规定》第17条的有关规定，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59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72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确定。至于具体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虚假记载，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其二、误导性陈述，即虚假行为人在披露信息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其三、重大遗漏，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其四、不正当披露，即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第四，因果关系，即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1-9规定》从正反两方面认定，其第18条指出：“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第19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从上述对于因果关系的规定来看，其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投资人买入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而且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揭露日（或更正日）前买入并造成损失，人民法院即可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能够举出反证。
从上述第18条第2款和第19条第1款可知，只有当投资者在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与揭露或更正该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时间段内购入并持续持有与该陈述直接相关的证券，投资者的损失才有可能被认定与该虚假陈述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以下两种情形被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一）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之前，投资者卖出该证券的情形；（二）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投资者持续持有该证券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的情形。[1]此处的立法缺陷不无遗憾。
至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1-9规定》第21条至第25条作了明确规定，其第21条：“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22条：“实际控制人操纵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违反证券法律规定，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可以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第23条：“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其免责事由同前款规定。”第24条：“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25条：“本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违反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见，对于不同类型的被告，其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针对上市公司（或发行人）、证券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等不同对象，《1-9规定》对其归责与免责作出了不同规定。总的来说分为三种：[1]
第一种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侵权行为存在，被告即使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最为严格，适用于发起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因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行为中一般而言是行为的主要发起或炮制者，同时其行为在民事案件受理之前已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由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因此无须再给予其辩解的权利。
第二种是过错推定责任，即首先推定被告是有过错的，但如果被告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可予以免责，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相对较轻，适用于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的行为中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限于其所作出相应行为所依据的资料或者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也有受到欺诈或隐瞒的可能，从而造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其行为的性质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有可能不尽相同，因此，赋予上述主体有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种是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其举证责任落于原告。此种责任适用于上述两类主体以外的其他机构和个人。《规定》对于各种类型主体的归责与免责事由的区分，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即责任应与过错相一致。
（五）欺诈客户及其民事责任
欺诈客户是指行为人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利用其特殊地位，违背委托人、被代理人真实意思从事有损其利益的证券交易，以及诱导客户委托其代理进行证券买卖而从中渔利的不法行为。可见它并非证券市场上的一般欺诈行为，而有自身的特定含义。其构成要件包括：[2]
第一，行为主体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具体欺诈客户行为来看，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均可成为行为主体，《证券法》第73条更是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明确界定为“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的主体。
第二，欺诈行为的侵害客体是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委托其代理买卖证券的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行为人为牟取不当利益针对与其有委托关系的投资者实施欺诈，或是诱导投资者委托其代理证券交易，从中获利，因而，欺诈客户行为所侵害的并非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普遍利益。
第三，行为人有主观故意，且已实施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欺诈客户的行为人有诱骗客户买卖证券的主观故意，这是此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以此区别于证券市场上有损客户利益的其他不法行为。故意实施欺诈客户行为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投资者在券商的诱导下陷于错误认识，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投资决定；二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诱导行为有充分的利己性。此外，此行为也应已产生投资者损失之后果，如资金、交易费用的损失，以及盈利机会的丧失等。
第四，欺诈客户的客观表现。《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欺诈客户行为包括：（一）证券经营机构将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混合操作；（二）证券经营机构违背代理人的指令为其买卖证券；（三）证券经营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处理证券买卖委托；（四）证券经营机构不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代理人提供证券买卖书面确认文件；（五）证券登记、清算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机构业务规则的规定办理清算、交割、过户、登记手续；（六）证券登记、清算机构擅自将顾客委托保管的证券用作抵押；（七）证券经营机构以多获取佣金为目的，诱导顾客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或者在客户的帐户上翻炒证券；（八）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将证券出售给投资者时未向其提供招募说明书；（九）证券经营机构保证客户的交易收益或者允诺赔偿客户的投资损失；（十）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志，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四）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五）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六）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以上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可参照。
关于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受欺诈行为损害的客户以及受损的交易相对人均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在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时，以赔偿作为主要救济途径，一般不考虑恢复原状，即撤销欺诈所致的交易关系。[1]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
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我们必须通过司法实践逐步总结出一些方便投资者实现自己权益的制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通过立法加以确定。至于具体的实现机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和解先行
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和解对投资者而言，可减少诉讼成本且能早日获得利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减少诉累压力；对法院而言则可提高审判效率并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嘉宝案和红光案的和解结案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据统计，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在一年内结案的仅8％（通常被法院驳回），两年内驳回或和解的案件有26％，三年内结案的仅占所有案件的39％，其余的都在三年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投资者维权成本之高昂，为了减轻讼累，美国法官也尽量鼓励诉讼各方和解。从长远来看，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通过调解达成和解的途径很多，除诉讼内调解外，还有当事人自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内调解等方式，因此，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应建立立体的调解框架。[2]这些应该由法院及相关机构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1-9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这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亦反映了和解先行的趋势。
（二）完善现行诉讼机制
《1-9规定》第三章（第12条至第16条）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其只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简单重复，没有具体化的规定，更不用提有什么创新的举措。比如其第14条规定：“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当在开庭审理前确定。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每名诉讼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其共同诉讼仍然是人数确定的诉讼。
从理论上讲，证券纠纷的诉讼程序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证券纠纷中侵权的对象往往是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采取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将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应加强对这两种诉讼方式的研究和指导，并有必要正确认识集团诉讼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我国着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在一次论坛[3]中说过：“英美法比较灵活，……不仅更重视实用，亦重视商业里面的需要。应该说，只要有商业的需要，它们就会在制度上有所规定。在大陆法和英美法两个挑战面前，往往英美法有时能更好解决问题。”他还举例说：“就侵权行为法国民法典只规定了三条，德国民法典也只规定了十几条，而参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有九百多条，它们并没有按照严格的体系被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但是在符合生活需要或者说人的生活关系中的需要的基础上规定的，并不考虑它到底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比如说恶意诉讼，在大陆法系你能说它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吗？但在美国，法律上或判例中就有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吸收英美法系上的对我们来说行之有效的制度。”笔者认为，美国的集团诉讼正是这样一种我国在考虑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机制时应当充分吸收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从英美衡平法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诉讼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集团诉讼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丰富和发展。美国的集团诉讼是指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的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亦具有约束力。[1]美国1月6日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了集团诉讼的四项条件：（1）集团一方人数众多，以至于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该集团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3）代表当事人的请求或共同抗辩是在集团中有代表性的请求或抗辩；（4）代表人能公正和充分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2]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的集团诉讼相比，在以集团名义起诉的许可性和判决的扩展性上有相似之处，但仍然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权利人只有向人民法院进行登记后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否则，他必须重新提起诉讼。因此，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是人数确定的诉讼。而在美国，集团诉讼中权利人如果在法院公告期间内没有明确向法院申明退出该集团，那么就视为参加了该诉讼，不必另行起诉，其采用的默示承认原则。因此，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较我国的代表人诉讼要大。第二、判决扩张的方法不同。美国集团诉讼判决是直接将判决扩张适用于未明示把自己排除于集团之外的成员；而我国代表人诉讼判决则是对未登记的权利人间接有扩张力，即在权利人独立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裁定适用对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和裁定。第三、我国代表人诉讼是由其他当事人明确授权产生或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商定；而美国集团诉讼则是以默示方法消极认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3]
正是以上三方面的差别，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证券市场纠纷时存在以下缺陷：首先，由于权利人必须到法院进行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而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众多，让受害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在败诉的情况下，也要承担律师费用，使得许多中小投资者实际上不可能行使诉权。而集团诉讼中，集团成员人数不确定时，判决仍然对不确定的集团成员生效。如果集团一方获得胜诉判决只可能存在多余的利益无法分配的情况；如获败诉判决，集团一方的诉讼费用一般有律师承担。美国集团诉讼代理律师一般采胜诉取酬制度，如胜诉，律师可从赔偿中获得较高的酬金，如败诉，则由律师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就单个投资者来说，其因证券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很大，其本身诉讼动力已经很小，如果还给其诉讼增加障碍，就无法有效刺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其次，由于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一些权利人在没有及时进行登记而被排除在先前的代表人诉讼中，无法直接获得判决的适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再次提起诉讼。这样必然给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既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无法发挥代表人诉讼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第三，由于代表人产生方式的严格限制，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的可能性相对要小，更多的情形是受害人息事宁人。[1]正是鉴于这几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吸收集团诉讼中的合理因素，完善我国现行的证券诉讼机制。
五、结语
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定诉权，只要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个条件，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可以通过及时下达批复、颁布司法解释文件予以解决。即使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不能得到支持，也应通过审理作出结论。()而不应像实践中的有关案例，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上述对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鉴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发育状况及目前立法、司法的实践水平等，使本文对许多重大问题未能涉及，如对投资者遭受损失的事由――合理风险（如系统风险）与违法违规行为之关系――的分析、损害的具体计算方法等；对有些问题尚须进行深层研究，如各种证券禁止行为的归责原则、归责主体、因果关系的认定、诉讼时效，及证券赔偿的实现机制等。这些均有待笔者今后的不懈努力。
证券业属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在WTO有关的法律框架中服从于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是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规定，对金融服务业主要有五项基本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即逐步自由化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开放和平等竞争。[2]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是合法权益，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及确保公正、有效、透明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在不断完善司法实践、总结各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当然，除了完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下功夫外，我们还要在公民道德、公众平等意识等思想层面上下功夫，正如我们国家这几年来，不仅提倡“依法治国”，还提倡“以德治国”；也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外，也需要道德调节”。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逐步完善、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和生活土壤。[3]涓滴而泉涌，一步一脚印，我终相信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一定会日趋繁荣、不断完善。
篇2：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内容提要：20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股民的权利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司法保障，有鉴于此，笔者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1-9规定》 《证券法》 集团诉讼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20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19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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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及其形式初探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及其形式初探
内容摘要：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规范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机制已刻不容缓。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这两种民事赔偿制度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也是最后的救济手段。然而，它存在以下矛盾之处，即股民集团诉讼程序法上的可操作性和缺乏实用性的矛盾；股东代表诉讼普遍的实用性和缺乏操作程序的矛盾。因此，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整合和完善已是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所在。关键词：民事赔偿、集团诉讼、代表诉讼
一、 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及其诉讼形式
（一）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特点及其必要性
所谓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是指上市公司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后，依法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当投资者要求赔偿的请求以诉讼形式诉至人民法院时，则这种诉讼构成了证券市场特有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
证券市场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有其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第一，从投资者诉讼的愿望而言，它表现为一种给付之诉，即要求加害人对自己所受的损失给予一定金额的赔偿。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或经济行为，这是由投资者是通过证券市场而参与经济活动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二，主张损害赔偿权利的主体具有两重性，即既是形式权利人，又是实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主体既可以是为自己的利益（实质权利人）而起诉，也可以是为公司的利益（形式权利人）而起诉。第三，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赔偿金额巨大。
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既要建立一种民事赔偿的救济措施，又要建立对不法行为人的惩戒措施。前者通常表现为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后者则表现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我国利用行政和刑事执法手段维持证券市场秩序的.做法已有十数个年头，但这些执法手段只是部分地抑制了违规、违法和犯罪行为，而投资者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这种重行/刑轻民的现象已严重阻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大大伤害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现象显得极不正常。
民事诉讼赔偿制度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也是最后的救济手段。然而，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在实体法上的不完备和程序法上的可操作性差，已使所谓“司法救济手段”无法落到实处，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证券市场的执法者和司法机构则习惯于以“市场风险”和“投资者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作为稳定社会的有效手段，却偏废了对违法违规者的有力惩处制裁和包括民事救济手段等法律制度的立法和研究。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对有关民事诉讼赔偿制度进行修整和完善，通过法律赋予所有证券市场参与者以监督权、民事赔偿诉讼请求权等，并借鉴判例法国家的一些运用判例的合理做法，摒弃过度保守的观念和拘泥现行法律成规的做法，推进和创新投资者权益维护的法律制度，这在最终也将推进中国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证券市场中，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管、司法机关的刑事制裁和投资者的民事赔偿机制三者应当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一。
（二）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其不足
当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主张损害赔偿权利时，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些依据分别体现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
1.程序法上的规定
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在程序法上的操作制度主要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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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美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基本条款
美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基本条款
来源:上海证券报-01-25
1979年以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总体政策是将信息披露的范围限制为上市公司发生的客观事实。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看，与公司将来发展前景和规划有关的信息显然比单纯的历史数据更有意义。197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修改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鼓励上市公司披露一些“软”数据，包括财务数据预测、管理层对于未来经营方向和目标的讨论、关于经济整体走势对公司业务影响的讨论以及预测所依据的有关信息。
显然公司的预测和实际情况会不完全吻合。对此证券交易委员会采用了类似“避风港”（safeharbor）的条款，以使上市公司免除因业绩预测而可能导致的责任，但那些没有合理的预测基础或不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预测则除外。尽管如此，上市公司对于业绩预测仍是谨小慎微。此后不久，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每年必须制定一份有关“管理层对于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讨论与分析”的报告，要求管理层在报告中对于未来短期的经营业绩和可能影响公司业绩的相关因素做出一个坦诚的评价。
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当时有许多高科技公司加入了上市公司的行列。这些成长性行业的上市公司通常抱怨，当它们的证券出现大幅度的非预期波动时，针对它们的集团诉讼就会纷至沓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团诉讼危机”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最终导致了《证券私讼改革法案（1995）》（PSLRA）的诞生。《证券私讼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诉讼条款。每一个主要原告必须填写宣誓书和证明文件，表明他已经检查和审定过这些文件并且他没有在辩护律师的指导下购买证券或为了具有原告资格而购买证券。一般地说，担任主要原告的在过去5年中最多不能超过3次。对于主要原告可能得到的赔偿也有限制：对于任何赔偿，主要原告所得到的赔偿通常不能超过其股票所占的比例，但主要原告可以因额外的工作和努力得到一定补偿。
原有的让第一个填写起诉书的人充当主要原告的通行做法已不再提倡。在填写起诉书后的20天内，原告必须通告集团诉讼的每一个成员，表明其提出主要的诉讼之请求，并表示他们中的任何成员也可以担任主要原告。此外，法院被指示应基于谁有最大的财产利害关系的假定来选择主要原告。辩护律师由主要原告选择。拥有集团诉讼所涉及公司的证券的律师不得担任该案的辩护律师。
2、“避风港”条款。“避风港”条款有两方面的`保护。一方面，它免除上市公司因在业绩展望方面错误陈述或省略而应承担的责任，只要上市公司标明材料为预测性质，并且附上警示性声明，说明可能引起预测结果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受到“避风港”条款的保护，只要原告不能证明上市公司的预测报告是在明知材料虚假或误导的情况做出的。
3、调查条款。过高调查取证成本过去被看作是使被告公司接受庭外和解的重要原因,尽管原告可能并没有实质性或有意义的证据。因此，PSLRA强调：当法院还不能确定是否受理诉讼案件时，应延缓一切调查取证工作，但为了保护可能丢失的证据而进行的特定取证工作除外。同时，PSLRA规定被告故意销毁有关证据的行为为非法。如果出现尚不能确定上市公司的前瞻性信息是否受到“避风港”条款保护的情况，法院必须暂停调查取证工作，直到该公司有关“避风港”条款保护的问题澄清为止。
4、比例责任条款。绝大多数的集团诉讼涉及多个被告。过去的规定是各被告人不但对各自的债务负责而且还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每一个被发现对案件有责任的被告自动地对全部诉讼结果负责，尽管该被告的行为在导致损失方面可能只有很小的责任。美国国会认为，这种规定给证券集团诉讼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它鼓励原告出于“谁最有赔偿能力”原则而起诉尽可能多的被告，包括律师、注册会计师、券商以及董事会成员。其次，如果让一个只有1%责任的被告承担100%的赔偿显然不公平。第三，由于可以使得有赔偿能力的被告承担不成比例的赔偿责任，不重要或没有事实依据的集团诉讼的调解成为法院的主要工作。此外，无限连带责任使得一些原本愿意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社会人士不寒而栗。
PSLRA对传统的连带责任做出了较大的改变，它规定了故意违法行为和其它违法行为的界限。如果被告是故意违法，那么他将承担完全的连带责任；如果被告是属于其它违法行为，那么他只
承担比例责任。对于那些有其它违法行为的被告，其赔偿比例由陪审团依据被告的行为性质以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的相关关系决定。
5、和解条款。和解协议达成之前，必须以公告的形式将和解条款告知集团诉讼的每个成员。PSLRA还规定和解协议不能密封存档，除非有一方当事人能表明不密封将会导致直接而且重大的损害，包括名誉上的损害。
6、起诉条款。原告必须明确提出被告欺诈的直接相关事实。原告必须指出其认为有误导的报告的具体段落以及为什么这些段落是误导的。如果原告的控告是基于消息和看法，那么原告必须对其看法形成所依据的所有信息进行辩护。此外，原告还必须证明被告的误导确实导致了原告的损失，例如原告可以证明当他购买股票时，由于虚假陈述，该公司的股价被人为抬高。
7、损害计算条款。PSLRA规定损害的计算应为证券购买价格与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进行更正之后的90天期限内平均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如原告在这90天期限内买出了该公司证券，则按证券卖出的实际价格计算。平均交易价格被定义为该证券在这90天内的平均收盘价格。
8、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欺诈的审计披露条款。PSLRA规定注册会计师应检查上市公司是否有欺诈行为。注册会计师必须披露其设计的检查程序，这些程序被用来检查上市公司是否有对其财务数据具有直接影响的违法行为。此外，必须对上市公司与有重大关系的公司所进行的交易进行证实。最后，必须实施对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的程序。PSLRA还对发现上市公司有欺诈行为的注册会计师的信息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现或意识到上市公司有违法行为，必须将此情况向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报告，并保证上市公司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知道该情况的细节。如果该情况比较严重或公司管理层未能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注册会计师必须将其所作的结论
报告该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在接到有违法行为报告后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报告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时将报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抄送注册会计师。如果注册会计师未收到文件，他必须辞去审计工作或直接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告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明显失误。如果他辞去审计工作，他必须告知证券交易委员会并陈述其理由。
如果注册会计师因为某些原因未能遵从这些要求，他对证券诉讼不承担个人责任。但是如果注册会计师有意不遵从这些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可特别授权对注册会计师进行罚款处罚。
篇5：完善证券侵权民事司法制度
完善证券侵权民事司法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强调 完善证券侵权民事司法制度本报上海电（记者 华 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日前在“投资者保护国际研讨会”上指出，随着证券市场上各种侵权行为频繁出现和行政监管力度的加强，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司法制度迫在眉睫。
李国光说，修订后的刑法，针对证券期货犯罪的新动向，增加了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罪、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等罪名，为人民法院惩处证券市场上的刑事犯罪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刑法修订以来至底，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结46起涉及上述罪名的刑事犯罪案件。最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中科创业”股票价格操纵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将依法、及时地做出裁判，以遏制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证券市场法治秩序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截至20底各级法院还审结了47011件因合同产生的证券民事纠纷案件。
李国光指出，全面介入我国证券市场的'法治化管理，依法受理和审理各类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真正建立和完善证券民事侵权责任制度，是法院应当履行的职责。同时，要在证券业中建立相应的仲裁或调解机构，使大量的证券民事纠纷在诉讼前得以消化，及时有效地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证券时报2002.06.24)
篇6：充分利用民事诉讼法律机制建立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
充分利用民事诉讼法律机制建立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证券市场建立民事赔偿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8月下旬,本报与上海市法学会联合举办“投资者权益保护与民事赔偿法律制度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民事赔偿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里刊发本次会议综述,以飨读者。―――编者一、建立民事赔偿制度应克服的认识误区
其一,比较重视证券市场集资等经济功能,却忽视对弱势群体保护机制的健全与完善。许多人一直将上市公司作为集资甚至是“圈钱”的工具,并与某些不法中介机构相勾结牟取非法利益。从立法上看,这同长期的重公权轻私权、在追求市场快速发展时忽视投资者权益保护有关。
其二,比较重视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行政监管,却忽视民商法规则在证券市场运行中的应用和调节。表现为较重视证券制度的创新、实体规范和监管,却轻视证券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制度和责任追究程序的完善,在执法时只注重行政权力的介入,却忽视民商法规则的运用,这反而让违法违规行为有了可乘之机。
其三,比较重视对违法违规者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却忽视民事责任的承担。如美国证券监管部门侦查证券违法事件经常以允许私人因侵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形式展开,联邦执法由此得到加强,行政部门也节省了费用。在我国《证券法》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条文较为简略,“法律责任”章有36个条款,都涉及行政责任,其中涉及刑事责任有18条,而涉及民事责任只有3条,实体部分也只有几条。结果造成在执法时以行政制裁为主,以罚代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则以无法可依为由拒绝受理相关赔偿案件。因而,违法违规者便主要考虑如何规避行政制裁而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是否受损。
其四,比较重视公司、机构等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却忽视直接责任者个人承担责任。在《证券法》中涉及民事责任的,也以法人组织、机构为主承担民事赔偿,只有个别条款涉及直接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成一些大胆违法违规者的产生。
其五,比较重视民事责任中实体责任的承担,却忽视民事责任中程序责任的规定。投资者权益保护问题,首先是一个程序公正问题。由于在法律中缺少权益保护程序性条款,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投资者权益保护诉讼常常被拒之法院门外,比如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分配权、清算权等纠纷往往得不到司法救济,有的当事人不得不高举宪法关于保护财产所有权原则提起诉讼,少数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法官也依据宪法的原则作出判决,但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应将宪法原则直接具体化到诉讼案件中直接适用。二、民事赔偿制度若干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
（一）现阶段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主要方式
鉴于我国《证券法》主要将法律责任的重点放在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上,对民事赔偿的规定过于简略且可操作性差,在目前又不可能大规模修订《民法通则》、《公司法》、《证券法》的情况下,现阶段建立民事赔偿机制的主要方式宜为在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条件下,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证券法》司法解释,其解释效力将对证券市场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产生实质性影响。人民法院在审判个案时遇到的法律障碍,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批复的方式予以解决。
同时,启动民事赔偿制度个案审判使这一制度加以健全和完善,运用案例指导司法实践而形成司法原则,增强法律的适用性和前瞻性。凡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侵权赔偿之诉应先予受理,而《民法通则》的规定完全可以成为法律依据,而在《证券法》中亦有直接依据：返还请求权（第18条）；信息欺诈的赔偿责任（第63条）；由归入权产生的赔偿责任（第42条）。
（二）侵权行为的性质、责任承担与举证方式
传统民法理论将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因果联系、“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显然,若按一般侵权行为原理行权,由于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使中小股东绝对处于弱势地位,实现民事索赔将很困难。而在英美等国均将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定性为特殊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不一概实行过错责任,不要求对因果联系进行举证而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但赋予被告以免责抗辩权。
在《证券法》中,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大致分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等三类,侵权对象多为证券市场中不特定的投资者,被侵权者可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侵权人应承担责任必须具有主观故意,过失不应承担责任。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上市公司应承担无过错责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层管理人员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有关中介机构应承担过失责任。
在发生侵权行为时,投资者的损失可以推定为由被告的行为所造成,而不必要求被侵权者对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虽然如此,投资者还是必须根据近因原则明确向法院声明损害后果与其他可能的原因无关而只可能和被告侵权行为有关,如果被告能举出反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侵权者若反证证明被侵权者的损害的全部或部分不是侵权者的行为造成的或已过诉讼时效的话,其免责抗辩成立而可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种举证责任倒置。
（三）损失界定规则与损失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侵权案件无法像普通侵权案那样一一对应侵权人的获利与受害者的损失之间的关系,对此,美国法规定损失界定规则有二：其一,从原告的实际损失规则,即被告应对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这意味着被告的赔偿额可能高于违法所得额,赔偿具有惩罚性。其二,从被告的交易获利规则,即被告只以其在证券交易中所获取的非法利益为限赔偿原告的损失,而对超出部分不予赔偿。在我国目前宜采用实际损失规则。
内幕交易的损失计算方法可以考虑按合理时间计算法计算,在股东对内幕人员行使归入权时,可采用先入先出法计算差价、得出归入利益。操纵市场的损失计算宜从原告角度计算实际损失。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损失计算：对已发行未上市的证券,可要求按发行价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可要求就证券买卖差价及相关费用予以赔偿；在合理期间内连续买卖的,赔偿额中可扣减盈利部分,但必须界定终点。
（会议综述由上海市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根据与会者讲话或所提供的论文整理）
上海证券报
篇7：维权论坛:健全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要坚持全面性
维权论坛:健全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要坚持全面性
随着法院开始受理大庆联谊等证券民事赔偿案，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已经开始进入起步阶段了。这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造假者成本，规范市场大有裨益。
但由于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意味着只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而且牵涉上市公司、股东、券商和各类中介机构的权利、义务。这里，有律师提出对这一制度进行全面的讨论和阐述，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值得关注。―――编者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时间不长，专门法律还不多，作为全新领域的证券民事赔偿法律制度更是如此，因此要实际进入证券民事赔偿法律程序，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都应注意其中存在的几方面法律问题。
一、被告主体
在被告的主体资格上，究竟将作了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作为诉讼的被告，还是以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作为被告的主体，从《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稿）》和《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上，还有着法律的`不同理解。
对于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后一种观点更合理，能更好地体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管理精神，也能更好地与国际现行通行的做法相接轨。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投资者对自己所有的公司提出诉讼等于是自己向自己主张权利，是对自己拥有股权中所有权益的否定。
二、上市公司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法律地位
1、损害行为的真正实施者的确定问题
作了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是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损害行为的实施者？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就从表象来确定这种关系。因为上市公司需披露的各种信息，包括年报、中报或其他有关的报告，其来源一般有两个，一个是自身，另一个是他方。如果来自上市公司自身，其虚假性一旦被证实，那么上市公司难辞其咎；如果来自他方，就要根据不同情况仔细分析，判断上市公司采用该虚假信息是否是故意。如果有证据证明上市公司明知该信息是虚假信息而故意采用，目的是欺诈投资者，那么上市公司也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反，如果上市公司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条件下，被动地采用了虚假信息的，那么，其就不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或者在承担责任后，向虚假信息的提供者追偿责任。
2、虚假陈述的确定
作为上市公司，一旦被中小投资者起诉进入证券民事赔偿程序，也要清楚自己有哪些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在我国的证券法规对虚假陈述还没有详细的司法解释之时，上市公司在诉讼中对自己所作的陈述是何种性质，发布于何时，何种场合，受到何种影响的解释均要作出客观解释。
综上所述，我国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还需要深入地全面地展开研究，如果简单地将对上市公司作为民事被告作为取得股市投资损失赔偿的做法，导致诉讼的大量增加，诉权滥用，有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的波动，其他上市公司拖入被动，最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很难得到实际的保护。从公司治理和规范证券市场的宏观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王学杰 律师)
来源:上海证券报.2.5
篇8：民事送达程序改进与完善
民事送达程序改进与完善
[内容提要]：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影响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是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但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民事送达程序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虽然规定了几种送达方式，但不够详尽实用，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送达人与受送达人范围的确定以及各自权利义务的问题、立法对留置送达限制过多以及现有留置送达存在不规范做法的问题、对邮寄送达的法律规定缺乏实用性以及邮寄送达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等等。本文对上述问题的产生做了简单分析，并提出了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试图对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有所裨益。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起诉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代理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起诉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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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第一审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既不依附于，也不从属于普通程序或其他的诉讼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动因
（一）凸显简易程序特征的需要。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虽作了专章规定，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审判组织、审限均作了比普通程序简化的规定，这些简便、灵活、快捷的要求，在过滤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民事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办案均起到积极作用。但整章中只有5个条文，简易程序本身的特征不明显，在配套制度上与普通程序没有严格、明确的界限。如诉讼费收取标准，归档卷宗材料要求，审级救济机制，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完全相同，使得简易程序的优势没有凸显，不被重视和看好，最终导致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未能充分实现。
（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提出，法治建设被日益提上重要议程。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必然要求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要求一种更加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民事活动频繁，民事案件剧增，如果不能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一方面，必然导致诉讼拖延，造成大量积案；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法律权威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改革简易程序本身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需求，同时更是与国际上对诉讼效益和效率追求接轨的需要。
（三）规范审判方式的需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论著不断涌现。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节奏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2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海淀区法院还共同主办了中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讨会。为缓解诉讼案件猛增与审判人员不足的矛盾（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法官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各地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广东省高级法院还专门制发了《广东省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鲜明精辟，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执法标准，各地法院各出奇招，各自为政，造成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为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最高法院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为今年重点研究课题，并将择期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在这个时期，深入探讨简易程序改革和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价值及功能
对一项诉讼制度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首先必须认清其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理清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来说，民事简易程序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一）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两便原则包括便利人民群众参加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两个方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利用诉讼制度，请求法院审判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对诉讼制度进行创建和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真正实现司法救济的权利。而简易程序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使得司法救济途径从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走出来，让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资源，获取国家司法资源的帮助，从而保障公民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法院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每一项诉讼机制必须包含的原则和价值。以诉讼经济的原则要求，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要充分地体现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级层次的减少，以及相应诉讼费用和成本的降低。简易程序正是通过上述途径，使得原本稀缺的诉讼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潜能，最大程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扩大简易程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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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建立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一、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不健全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还存在着重效益、轻管理的现象，特别是中小企业，竞争压力大，实现经济效益任务重，部分企业并不重视内部控制建设。部分中小企业本来就是逐步成长发展而来，因此在管理中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部分企业管理者将内部控制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认为内部控制就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可以替代内部控制的职能。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特别是财会知识和内部控制相关知识不够，对内部控制不够重视和关注，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更无所谈起。
（二）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部分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还存在内部控制认识不足，知识不全面等现象，特别是管理人员内部控制意识不强，部分管理人员内部控制缺乏财会相关知识，内部控制知识不足，没有相关的内部控制实践经验还普遍存在。部分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虽然具备相关的内部控制专业知识，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工作和管理过程中，即使发现内部控制漏洞也不会主动改进，更有甚者利用相关漏洞进行牟利，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不完善
部分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企业除基本的管理制度如人事管理、财务核算办法等制度已建立完善外，还缺乏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和科学的业务流程。部分中小企业仅在企业成立之初制订了相关的零散制度，或者仅有业务操作流程，没有书面的管理制度。部分企业虽然制订了相关管理制度，但内部控制分布在相关的管理制度中，没有建成体系。部分企业虽然制订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实际业务和管理实际不适应，在实际生产经营中难以实施，部分中小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内部控制执行效果难以保证。
（四）评价监督机制缺失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监督机制对于保证内部控制效果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受成本、效益制约，在评价监督机制方面还不完善。部分中小企业没有对内部控制进行持续的监督，没有对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效果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考核，监督评价不力。部分中小企业在设置监督评价机构时，受成本限制，未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等专门机构，部分企业机构人员设置不科学合理，监督评价工作独立性不强。
二、加强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完善
（一）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环境
中小企业管理不完善的现状，使得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环境迫在眉睫。企业管理者应主动完善自身财会相关知识和内部控制相关理念，重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在企业内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促进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财务会计部门人员的专业素质。应通过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式，促进企业全体人员树立内部控制理念，使其认识到内部控制与每位员工息息相关，只有强化内部控制管理，各个岗位、各个环节均遵循内部控制制度，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才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设置组织机构和层级方面，中小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按照内部控制要求，根据不同的管理范围划分各个管理层次，设立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层级决策机制。
（二）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应强化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的内部控制知识和职业道德水平，提高综合素质。应帮助管理人员树立内部控制意识，加强内部控制专业知识和财务会计知识的培训，强化理论知识学习。应强化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内部控制知识水平。应帮助中小企业管理人员不断总结和学习内部控制实践经验，强化分析判断能力，提高中小企业管理者在建设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方面的能力。加强职业道德培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增加其工主动性，在工作中一旦发现内部控制漏洞，及时向上级报告，并结合工作和管理实际，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应不断健全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内部控制制度相关内容，应建立与企业业务和经济活动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强化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措施，确保内部控制执行效果。应建立各项岗位制度，明确岗位责任。中小企业由于人手较少，因此在岗位设置方面可以适当设置兼职。但是应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确保不相容职务的相互制约。应完善企业各项业务流程，对于各项业务关键点应加以重点控制，特别是容易发生风险或者一旦出现问题影响较大的内部控制关键点，应重点关注。应制订申请审批权限制度，明确规定与财务会计相关的授权范围限定，明确审批流程和责任，确保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均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应强化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建立预测和防范风险的机制体系，防范各类风险，采取有效措施将风险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建立评价监督机制
应加强中小企业对于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认识，强化中小企业内部评价监督机制，特别是强化内部审计等监督机制。建立内部审计制度，科学合理设置内部审计机构人员，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专门的内部审计人员，保证内部审计机构或人员的工作独立性，以确保中小企业内部监督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工作的事前和事中监督作用，使得内部审计工作成为企业日常性的工作，并贯穿企业各项经济业务始终。应强化各个部门的评价和考核机制，对于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和处理措施，确保内部控制制度随着企业发展不断更新完善，确保内部控制执行效果。
三、结论
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着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部分企业管理人员未树立内部控制意识、综合素质不高，企业未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内部控制制度评价和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效果受到影响。因此，中小企业应通过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式，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强化企业管理者内部控制意识，提高企业管理者综合素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强化事前和事中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评价监督机制，确保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效果，不断提升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效益，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篇11：改革与完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改革与完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修改的原则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修改应当坚持三个原则：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必须着眼于国际市场发展，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既要体现《证券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规范市场各方的行为、责任，依法办事，依法治市，又要赋予证监会一定的权限；在相关法律条款设计上，既要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现有的市场容量水平，又应具有前瞻性，为持续发展预留充足的空间和余地。
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修改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公开发行与私募等发行方式的界定问题。《证券法》第二章标题为“证券发行”，按照国际惯例，证券发行可分为私募和公募两种方式，但并未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纳入管辖范围，未对私募发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我们建议《证券法》的相关内容修改表述为：公开发行须遵循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披露信息的内容和方式发行，未经有权部门核准任何人不得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发行证券。对公开发行的证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明确予以区分，从而确认私募发行方式存在的合法性，并可授权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
（二）关于股票发行条件与审核标准问题。《公司法》第137条规定了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包括“公司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等4个条件，而有的条件又过于简单。出现了一方面是门槛高、另一方面是条件简单这样看似矛盾的局面，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是由于我国只有单一主板形式，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在主板上市，而企业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应考虑在我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发行上市的条件，应当根据不同的市场层次要求相应做出不同的规定，并割断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必然联系。
建议参照国际惯例，将发行审核委员会改为上市审核委员会，主要进行上市审核。在不损害投资者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由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决定是否一次通过或是需要企业补充材料还是举行听证会，为今后股票发行制度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创造法律条件。
另外，在发行审核中，对于再融资与IPO的审核应区别对待，IPO是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的关键一步应严把审核关，而对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则视情况适当放松。
（三）关于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的问题。本次《证券法》的修改应对证监会与发审委的权力和责任加以明确，并使发审委的`审核机制透明化，使其接受公众监督。建议对《证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对股票发行申请的审核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1、对不符合股票发行法定条件的发行申请，证监会有权直接作出不予核准或终止发行审核的决定。
2、将发审委制度作为听证会的一种形式，证监会认为有必要时举行；发行人和各中介机构均可参与，公开答辩，发审委员记名投票。
3、对完全符合法定条件且不会构成侵犯公众和投资者利益的，证监会可豁免发审委审核程序直接作出予以核准的决定。
4、证监会另行规定的其他形式。
（四）明确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确保上市公司质量。要规范证券发行市场的运行，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必须明确市场参与各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权利和责任。
目前证监会正在考虑引入公开发行和上市保荐人制度，明确规定了具有主承销商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股票发行上市的保荐责任。本次《证券法》的修改应为保荐人制度及其配套改革的推出提供立法依据，为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应的保荐职责提供法律保障。
（五）条款设计要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和余地。应充分考虑加入WTO后金融证券业的发展趋势，和与国际市场对接和竞争的要求，为今后的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包括前面提及的私募发行、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建立、向注册制的过渡等都应有相应的条文设计。建议授予证监会相应的权利，授权其可根据市场变化的相应情况，在符合公众利益和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制订相关条例和规则对公司法和证券法相应条款做出补充或调整，以满足市场发展的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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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它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的申诉，以及司法机关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在受理范围和处理上的分工。审判监督制度作为一种监督性和救济性的案件审理制度，对于修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有些审判监督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或不完整不合理，理论界对审判监督制度的争议颇多，实践上也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和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审判监督制度的纠错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及其弊病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即提起再审的途径）主要包括两种：
（一）司法机关的救济手段。《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这里仅就提起再审的主体设定为法院是否合理进行探讨。法院具有提起再审的主体资格明显干预了民法原理中公民的权利，不告不理是公民处分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虽然法院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错误判决，但如果当事人由于考虑外在的原因而放弃了再审请求权而法院非要干预，则法院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另外，由于并非是当事人的本意提起再审，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许多困难，当事人也可能产生抵触情绪不愿参加诉讼。还有许多案件事过境迁，根本都找不到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内部的案件抽查发现判决，裁定的错误而决定再审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绝大多数再审案件的发生情况是因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提起的，法院本身提起再审的情况实际上难以发生，因此，民事诉讼法将提起再审的主体设定为法院，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主要途径。因为当事人是与判决结果关系最密切的人，《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应符合以下条件：（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以上五条即包括程序上的再审事由，也包括实体上的再审事由，程序法的实施是实体法实施的有利保证，若审判过程中程序存在错误，则对实体法的.保护就会削弱，法院的裁判就可能出现错误。故程序上的错误应当是提起再审的根本理由。而实体上的错误则不能构成再审的根本理由，若因此提起再审程序的，还必须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实体证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提起再审，但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不断改革，许多学者对这种举证无期限的形式提出质疑。我国采取的是随时举证原则，这虽然可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客观，但同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影响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增加了诉讼成本，为一些当事人缠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针对此弊端，许多学者都提出举证时限制度，认为举证时限制度可以充分体现程序公正的价值，可以完善诉讼体系。此外，许多国家也未将新证据作为可提出申诉的理由。如日本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理由有10种：（1）做出判决的法院组成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时。（2）依据法律不得参与裁判的审判官参与裁判时。（3）法定代理权，诉讼代理权或对于代理人进行诉讼行为缺乏必要的授权时（4）参与裁判的审判官，犯有与案件有关职务上的罪行时。（5）依据他人有刑事上应出发的行为而自认或妨碍提出可以影响判决的攻击或防御方法时。（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证是出于伪造或变造时。（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或经宣誓的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时。（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或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根据其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时（9）对于影响判决的重要事项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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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绿色税收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与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越来越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环境保护措施比较分析、国外绿色税收立法实践、我国绿色税收立法现状评析和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设想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
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面对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我国污染总体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水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为4000亿元。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绿色税收的含义
《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绿色税收立足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仅要求事后的调节，更重要是利用税收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进行事前的引导和调控。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21。
2绿色税收在国外的实施
2.1国外绿色税收的特点
2.1.1以能源税为主体.税收种类呈多样化趋势发达国家的绿色税收大多以能源税收为主.且税种多样化。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废气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
2.1.2将税负逐步从对收入征税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以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通过进行税收整体结构的调整.将环境税税收重点从对收入征税逐步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即在劳务和自然资源及污染之间进行税收重新分配，将税收重点逐步从工资收入向对环境有副作用的消费和生产转化。
2.1.3税收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和配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国外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采用税收手段的同时，注意与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等市场方法相互配合，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作用。
2.2西方国家“绿色税收”的主要类型
第一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
第二种.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
第三种.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3建立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设想
3.1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从2001年起.我国开始陆续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共有4大类30余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税收政策.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这些年的执行情况看.现行税收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第二，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第三.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税收这方面的内容较少。
第四，收费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偏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收费标准不平衡。其次，征收依据落后，仍是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另外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席日
3.2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基本思路
3.2.1借鉴国际经验.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fq税种。即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具体的措施包括：
(1)开征空气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锅炉、工业窑炉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在生产活动中排放的烟尘和有害气体为课税对象.以排放烟尘、扬尘和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在计税方法上，以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根据烟排放量及有害气体的浓度设计累进税率.从量计征。有害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这两者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最主要因素.对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进行征税，可以减少燃料的使用。进而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国环境监测体系还不完善，单独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还不可行，因此现阶段只能开征空气污染税。
(2)开征水污染税。对于企业排放的废水，一般按废水排放量定额征收.但由于废水中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各异，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也有所不同，需要确定一个废水排放的“标准单位”.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按其浓度换算成标准单位计征。根据废水中各种污染物质的含量设计具有累进性的定额税率.使税负与废水污染物质的含量呈正相关变化。对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由于其排放量与用水量成正比.且不同居民排放生活废水中所含污染物质的成分及浓度通常差别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为计税依据.采用无差别的定额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