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试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本文共11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与工作有所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不可结缘”提供。
篇1：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摘要本文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在今后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时,应该扩大离婚赔偿诉讼的主体范围,应该重新分配离婚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该完善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精神赔偿方面的规定,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离婚赔偿诉讼中受害一方的权利。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总体概述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
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呢?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该概念有不同的阐述和理解,并且因此直接对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在本文中,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婚姻配偶中的无过错的一方向对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负有过错责任的另一方追索民事赔偿的制度。对该定义要有正确的理解。在离婚损害赔偿中,享有追索赔偿权利的一方对导致婚姻破裂没有过错或者对导致婚姻破裂不负有主要责任。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履行离婚损害赔偿义务的一方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负有过错的一方或者对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负有主要的责任,这种责任足以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损害赔偿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必须遵守民法的规定,必须遵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脱离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离婚损害赔偿中享有的追索赔偿的权利包括丰富的内容,必须改变只是认为赔偿就是简单的对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的想法。离婚损害赔偿应该也包括对精神造成的损害进行的赔偿。这是婚姻法发展的重要的趋势。离婚损害赔偿中的履行义务的一方不能仅以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作为自己赔偿的范围。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发展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对离婚损害是没有赔偿的,随着婚姻制度的发展,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必须做出重大的修改。但是最初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赔偿的范围太过狭窄,对离婚损害中受害的一方的权利的保护并不是十分理想。婚姻法在不断的发展,离婚损害的赔偿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离婚赔偿案件中受害的一方的权利的保护在不断的加强。
二、离婚损害赔偿存在的重大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问题
离婚损害赔偿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必须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的主体以及离婚损害的履行义务的主体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对离婚损害赔偿中的受害的一方必须有足够的保护。我国已经有的法律法规对这方面的规定还有待完善。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应该有更多的主体可以代表离婚赔偿诉讼的受害的一方提出诉讼,这更能保护离婚赔偿诉讼中受到伤害的一方的权利。现在已经有的法律法规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履行义务的一方的规定太欠缺,应该扩大履行义务的一方的范围。
(二)离婚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责任问题
我国现在的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对保障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受害的一方的权利是非常不利的。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是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够完善的话,那么保护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的受害的`一方是非常困难的。应该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不断的完善。应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好的经验,这对完善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非常有利的。离婚损害赔偿证据的提取本来就非常困难,如果让受害人再承担过大的举证责任,这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是极其不利的。
(三)离婚损害赔偿所面临的范围问题
我国已有的法律法规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财产损失的规定跟多,不过关于精神方面的赔偿规定却非常的少。离婚损害赔偿不仅应该包括财产方面的损失,还要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失。如果不对精神方面的损害有相当多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中有过错的一方将可能推卸责任。现有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太狭小。
三、必须完善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一)必须扩大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主体的范围
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如果把能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主体限制在离婚赔偿中受害的一方,这不利于保护受害一方的权利,所以必须扩大离婚赔偿诉讼中能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主体的范围。除此以外,在离婚赔偿诉讼中,必须扩大负有赔偿责任的一方的范围,这样能更好的保护受害一方的权利。
(二)必须重新分配举证责任
现有的离婚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对保护受害一方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在以后的法律法规修改中,必须对举证责任重新进行分配,让受害的一方不至于承担太多的责任。应该对离婚关系破裂负有过错的一方添加举证责任。不能让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太少的举证责任。
(三)必须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精神损害方面的规定太少,这对保护离婚损害赔偿中受害的一方的权利是不利的。在今后应当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做出更多的规定。
参考文献:
[1]王歌雅.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政法论坛.(6).
[3]韩成军.关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若干思考.河南社会科学.(1).
[4]房绍坤.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篇2：试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试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论文摘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实行婚姻自由以及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依据。通过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特征、构成要件以及未来建议进行了分析，它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婚姻中无辜受害的弱者所给予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无不折射出法律和道德的深度追求。
[论文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当事人；合法权益；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的《婚姻法》在我国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是通过对夫妻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给予受害的无过错方必要的保护和赔偿。确立该制度的举措，不仅强化了婚姻法的精神，完善了我国婚姻制度的立法体例，而且也赋予了当事人明确的、可寻求救济的法律依据。
由于当时的立法技术水平有限和立法者一些观念的受制，该制度中有不少规定值得商榷，很多学者也密切关注该制度的适用，并且针对其完善和更科学化提出很多有益的见解。笔者也试图通过对该制度的价值阐述和理论探究，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期望对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做一份贡献。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述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通常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予以赔偿的法律制度。我国20《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特征
1.法定性
首先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是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只能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一方。此处“无过错”不能做扩大解释，应指权利主体无《婚姻法》第46条所列情形。再者可以请求赔偿的事由也是法定的，即事由只能是《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况。还有，权利主体只能向夫妻中的过错方请求赔偿，不能向过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请求。
2.救济性
救济功能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通过获得损害赔偿，使无过错方的实际财产损失可以得到填补，虽然人的精神伤害难以用财产补偿，但财产毕竟是有价值的，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受害的无过错方得到经济补偿和些许的精神安慰。被损害的利益因此得到救济和补偿，也减缓无过错方所受到的财产和精神伤害。
3.惩罚性和预防性
离婚损害赔偿具有惩罚违法行为的功能，而任何赔偿制度在惩罚的同时也会对其他婚姻当事人起到预防警醒的功能。“我国的离婚制度采取的是绝对的、积极的破裂主义。在该主义的影响之下，离婚原因已不再能制约当今社会婚姻当事人日益上涨的离婚意愿，致使离婚本身不再具有惩罚的功能。”但若不追究婚姻过错方的违法行为，则是对婚姻无过错受害方的极其不公也是对行为人的放纵，这就会背离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理念。
（三）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1.可以更好地约束夫妻双方的婚姻义务
公民有选择是否结婚的权利，但一旦缔结婚姻，就要求当事人负载着厚重的法律义务与责任。当夫妻一方违背这些法律义务，使婚姻关系破裂时，法律则要求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不仅维护婚姻义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还实现对无过错方的物质和精神损失的救济，体现婚姻法律规制的公平与正义。
2.可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夫妻义务，既伤害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又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秩序状态，致使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因此，要加强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法治建设，保护婚姻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引入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机制。
3.可以更公平的配置离婚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法律已明确分配好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若一方严重违反其应遵守的义务给无过错方造成伤害的，法官在依法分割财产和衡量子女抚养权时必然会依据照顾 “无过错方”的原则有一些倾斜。因此，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能更好地明晰离婚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完整，公平的保护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
（一）婚姻当事人一方有法定的过错违法行为
婚姻当事人一方实施了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违法行为中的一种或几种，致使其配偶的配偶身份权受损。除此以外的任何导致离婚的行为都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存在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指因配偶一方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方因此受到的损害后果。这是对实施行为危害性的要求。事实损害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财产损害。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使无过错的配偶现有的财产利益减少及为恢复损害而造成的财产利益损失等。
如拒不履行家庭义务，造成配偶一方现有财产利益或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减少，或者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无过错配偶身体上遭受伤害所付出的治疗费、就诊费等。二是精神损害。精神损害往往比财产损害来得严重，难以确定。精神损害是指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侵害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时给无过错方带来精神利益的损害和创伤，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实施的违法行为与离婚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过错方的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即只要确认行为人有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行为和无过错方因此行为而请求离婚的事实，就可确认构成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婚姻当事人的婚姻本来就由于其他的原因导致要离婚的，例如在离婚协议书拟定期间或者已经分居满两年后过错方发生如上情形，该制度就不适用。”
（四）婚姻当事人一方主观有过错而另一方无过错
过错的基本形式是故意和过失两种。有学者认为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即认为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意志必须是出于故意。毕竟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来说都有一定的时间持续性，过失在时间上就不符合这一个要求，所以主观意志无疑应该是故意的。
三、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立法对于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成立的十年来为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实际的应用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也在实际操作中逐渐体现出来。我们深知任何制度的完善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多样的，要寻找到一个最适合国情的.解决方式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因此笔者对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一点粗浅的建议，希望能对该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做一份贡献。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46条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都做了严格限制，只有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并且采用的是列举式立法，也就意味着除以上四种外，其他导致离婚的情形都不适用该制度。虽然采用列举式让法律适用起来比较的明了，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该法条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而且适用起来也缺乏灵活性。而这个问题也给该制度的实际应用带来了不少麻烦和限制了该制度价值的应有发挥。
现今我国社会变化很快的，很多社会新情况层出不穷，该制度狭窄的适用范围会致使制裁力度受到限制，并会使该制度在适用上受到挑战和阻碍。如果把这么多严重破坏婚姻的行为排除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外，就难以实现确立该制度的立法意图了。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举证困难问题
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由于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为了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伸张正义，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可减轻受害配偶一方的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者受害配偶提供线索，申请人民法院取证；还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降低对证据采纳的门槛。
（三）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离婚损害赔偿标准问题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就是赔偿的数额，而法定的四种情况中除了过错方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家庭成员给无过错方造成一定的身体伤害和物质伤害可以较为准确的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以外，像重婚、与他人同居给无过错方造成的物质损害的赔偿数额微乎其微。所以对无过错方而言，更重要的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建议精神赔偿数额的确定可以依据一定的判例，因为判例是已经被实践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当然确定数额的关键还是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应对法官的裁量权进行限制和约束，做到公正、公平审判，并有做到效的监督。
（四）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因果关系问题
司法解释规定《婚姻法》第46条的四种情况必须是造成离婚的直接原因才可以适用该制度。这就是说这四种情况不是直接导致离婚的原因也不适用该制度。
因此认为，法定的四种情况只要是离婚的原因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是直接原因，如果是间接原因，应该也适用该制度的。因为双方因其他原因离婚，但过错方实施法定的四种严重违法行为，对无过错方同样是造成了伤害，过错方也同样违反了婚姻的义务。是否可以使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四种违法行为是否为离婚的直接原因没有必然关联。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修订《婚姻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这是实行婚姻自由以及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让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新《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因过错方违反婚姻义务而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造成对无过错配偶一方精神伤害的，依法使其承担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制裁其侵权行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婚姻法的立法上是一个里程碑，它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婚姻中无辜受害的弱者所给予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无不折射出法律和道德的深度追求。相信随着更多的人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伦理的深入研究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会看到该制度必将愈加完善，必将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功能。
篇3：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探析论文
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探析论文
内容摘要：配偶权反映了婚姻关系的实质，是直接标志和象征婚姻关系的法律范畴，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以建立的法律基础。完善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必要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并对配偶权所派生身份权的范围、配偶权是绝对权且受民法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围绕配偶权拓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范围，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受到离婚过错损害的家庭成员可成为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二是侵害配偶权的第三者也应成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主体。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中对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作出划分是必要的，离婚本身应成为提起损害赔偿的情形，而离因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主要有：婚外性行为、危害家庭的不良行为、侵害配偶生育权、不承担家庭义务等侵权行为。从配偶权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一是双方结婚时间的长短，受害人对配偶或家庭的贡献；二是侵权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和具体情节；三是受害人非财产上损害的程度和后果，离婚后对受害人生活的影响；四是当地经济状况和赔偿义务人的经济能力。
主题词：配偶权 离因损害 离婚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下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解释(一)》）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确立了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现有法律规定不具体、赔偿范围狭窄等立法缺陷，使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不足，在这一制度确立之初，法律界就有争鸣。笔者试从《婚姻法》保护配偶权的本质出发，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赔偿义务主体、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
配偶权在我国是一项有争议的权利，理论界对配偶权是什么，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随着《婚姻法》和《解释(一)》的出台，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离婚案件中基于配偶权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越来越多。由此笔者认为，配偶权这种因男女合法结婚而形成的客观权利，与离婚精神损害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要完善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必须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
（一）、配偶权概念
配偶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1)。我国民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认为，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不得侵犯的义务(2)。也有人认为，配偶权是“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对妻以及妻对夫为配偶的一种身份权(3)”。目前，国内外对配偶权的概念虽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对配偶权法律属性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首先，配偶权的主体是法律认可的夫妻双方，范围有限并且双方平等享有；其次，配偶权的客体是配偶之间的基于夫妻关系形成的身份利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权、继承权以及离婚自由权；再次，配偶权作为一种平等的身份利益支配权，支配的是配偶的共同身份利益；最后，配偶权是绝对权，任何人侵害配偶权，都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二）、配偶权与离婚精神损害之间的关系
结合《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给离婚精神损害下个定义，即离婚精神损害是指合法夫妻因一方重大过错离婚时，无过错方因对方过错行为而受到的非财产上损害。这里，非财产上损害，指不表现为财产上损毁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害”(4)。这种非财产上损害其实质就是过错方的侵权行为对另一方配偶权的侵害，并因配偶权的侵害给无过错方造成了较严重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由此，笔者认为配偶权与离婚精神损害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为：
其一，法律上明确配偶权和完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两者目的相同。我国《婚姻法》确认了配偶、血亲、姻亲为亲属的三大种类，但对三种亲属关系权利、义务的规定却是零散和不完整的。配偶关系作为血亲和姻亲关系赖以发生的基础，配偶权理所当然的成为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权利得以产生的源权利
[1] [2] [3] [4] [5]
篇4：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探讨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探讨
生命、健康和自由等人身权于每个人都是最神圣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丧失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无法弥补的。现代法律理念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关注和保护。我国是个有重义轻利传统的国家，历来将精神与金钱分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规定以经济惩罚来补偿或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已成必然。然而，我国的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存在着较多缺陷。本文，笔者拟就此等问题略陈管见，就教于理论和实务界专家。……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有的教科书〈如全国法院业大的民法教程〉所下的定义是，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是侵权行为法所认可的，与财产损失、死亡、伤害和社会评价降低等相并列的，侵权行为作用于受害人的自然人的人身权所导致的精神方面的不利的反常状况。下此定义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精神损害是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之一种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范畴。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利益，而对人身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面予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可能使受害人产生精神损害。
2、精神损害：受害人的自身感觉和外在表现
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况，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自身感觉为哀伤、懊恼、悔恨、羞愧、愤怒、胆怯等。在外在表现方面，受害人会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这样的反常状况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不愿意发生和不愿意接受的。
3、精神损害在民法上的特定含义
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反常的精神状况，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法律对精神损害的界定通常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与他人侵权行为的关系；（2）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侵权行为的其他制度和民事责任方式的协调。
4、精神损害的主体限于自然人
精神现象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予以救济。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法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其精神利益。
二、对侵害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
我国的《民法通则》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对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的保护手段，从而确定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采用的是“非财产的侵害，于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以金钱赔偿之”的立法体例，所以必须严格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只对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侵害其他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则不得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首先，“人为万物之夷”，人类社会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延续和发展。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与健康是生存的第一要素，因此，生命健康权成了法律赋予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仅民事法律，而且刑事法律以及其他的部门法律都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但是，如果这种保护仅停留在生理层面上，则是不完整的，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既包括身体的存在与身体的健康，也包括精神的存在与精神的健康，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行为侵害了人的身体，也就不同程度地侵害了人的精神。现实生活中，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不仅会给受害人带来肉体痛苦，造成财产损失，而且给受害人或其亲属带来精神痛苦，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精神损害，特别是那些影响到一个人外观的伤残状态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案件，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远远超过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受到的损害。“有损害即有救济”这句英国的古老法谚，已成为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准则，法律不仅可以强制加害人承担实际的费用，还应该给予受害人以一定的精神抚慰，否则有违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的立法宗旨。另一方面，人格权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权利的延伸与体现，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生命个体的生存，从本质上来讲，两者具有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是同一内容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在这两种权利中，人的生命健康权是根本，是核心，人格权是其逻辑的发展与扩充，如果仅仅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认为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就会出现最基本的权利不能用金钱来赔偿而其延伸与体现的人格权却可以的怪异现象。
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害人格行为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按照精神损害的定义，一般将精神损害分为生理、心理（或感觉、感情）的痛苦造成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对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条是对涉及精神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格权所做的规定，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民法通则》否定对肉体、精神痛苦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而其实《民法通则》对此也并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相反，《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在于更全面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法条表明对权利主体因受到侵害而在财产权和人身权方面产生的一切损害，无论是财产损害还是非财产损害，加害人均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这里的“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财产赔偿的方式，还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其他非财产方式的民事责任。这种关于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效果等内容以及立法技术均符合现代民法有利于权利主体的权利保护的发展方向。而且，从《民法通则》的整体来看，对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给受害人或其亲属造成的肉体或精神
痛苦的损害请求赔偿权应包括在“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之内。从赔偿的项目来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等。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应当赔偿财产以外的损害，也没有在赔偿项目中规定抚慰金，但它并不是限定性规定，从其不完全列举方式中，也推断不出该法条有排除对因侵害公民人身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意图。有学者认为，该条中的“等费用”理应包括非财产损害的赔偿金在内，正如可以从第一百二十条“赔偿损失”推断出对侵害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一样。此外，《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损害国家、集体的财产或他人财产的，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笔者认为，该条的立法本意在“其他重大损失”中涵盖了对精神损失的赔偿。至于法律为什么不明确规定对侵犯生命健康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适用精神损害，是因为从立法学上来讲，非财产损害由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直观性和衡量标准的主观性，其设立和实施适合于采用法律作原则性规定由司法实务通过实践 积累加以确立的方式。那种否认侵害生命权等人身权利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其实是一叶障目的。
第三、审判实践的突破。尽管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实破，使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如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对伤残者和死亡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即安抚费，并限定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金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这是我国最早确认人身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司法文件，表明了我国的民事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态势。各地法院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身损害案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的原告某诉被告北京第二棉纺织厂职工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海淀区法院判决的原告某诉被告某气雾剂公司。某厨房设备厂卡式炉燃气罐爆炸损害赔偿案件以及福建省龙岩市法院判决的一起错将子宫当成阑尾割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三案都判决了巨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海淀 区法院并在其判决书中作了如下阐述，“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实际损失确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实际损失除物质方面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其通常表现为人格形象与人体特征形象的毁损所带来的不应有的内心卑屈和羞惭”，可视为人民法院几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总结，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三、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其缺陷
尽管有人认为，民法通则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条文除第一百二十条外，还包括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通常认为《民法通则》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渊源。该法不仅在第五条中确立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且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设一节规定公民（自然人）的人身权。其中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学理解释中多数人认为，“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就是指对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或金钱赔偿，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审判实践中，最早被确认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就是侵害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几种类型的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须的生活费用。”但这种观点只是近年来鉴于生命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日益受到重视，而由一部分学者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提出的新说，其意义在于，依据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公民（自然人）的四项具体人格权和法人的三项具体人格权，不包括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而依据第一百一十九条，则包括生命健康权。
受学理解释中多数说的影响，人民法院在涉及第一百二十条中规定的公民“四权”和法人“三权”的案件中，普遍支持了当事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对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则出现分歧：早期普遍不予支持，近年来则出现了有的地方法院支持，有的不予支持的适用法律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前面所述的原告某诉被告某气雾剂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责任人赔偿因卡式炉爆炸被毁容的少女精神损失赔偿金10万元人民币。该判决得到最高院的肯定。学术界普遍认为，生命健康权属于物质性人格权，是自然人的精神性人格权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故仅保护“四权”而不保护生命健康权，是所谓“生之不存，毛将焉附”，轻重倒置，显失公平。因此，应当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按照“举轻以重”的原则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或者依据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解释，即确认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时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多数涉及侵害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案件中，受害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未能获得法院支持，理由是于法无据。例如，北京效县一农妇因病就医，手术中医生因重大过失，将医用沙布留在其腹腔内长达8年，致该农妇家受巨大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尤其是其因腹中异物被怀疑为仲瘤，长期医治无效导致其丧失生活信心，多次服毒自杀，家庭因此发生婚变。直至真相大白，该农妇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法院以无法律依据而未予支持。
造成上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解释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实体法律渊源的理由并不充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该条规定将赔偿范围局限在公民的姓名权等“四权”，而将更重要的生命健康权排除在外，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和参照国外判例、学说，也无论是从“事理之当然”，都不能证明该种理论的合理性、合逻辑性。其二，不适当地把法人作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主体，把包含有人权内涵的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与主要是作为商法上具有商业标识性质的法人人格权同等对付，混为一谈。从比较法角度来看，民法上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法人人格权所受损害本质上是财产上的损害，如其商业信誉丧失本质上即表现为财产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相应地，其救济方法也只能是财产损害赔偿中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赔偿，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进行救济。
可以说，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探讨和重构的时候了。那么，如何来完善这一项重要的制度呢？
四、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构思
1、适用范围
首先，应当将精神损害从其他相关损害中剥离出来。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1）在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案件中，是不必然产生附带的财产损失，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附带有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受害人调查取证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参加诉讼的费用、接受心理咨询和医疗的费用等，这些都不属于精神损害而属于财产损失
。（2）致受害人死亡，将导致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但是建立死亡赔偿制度较之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公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致人死亡的赔偿不归入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目前死亡赔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对死者的近亲属予以救济。（3）对于伤害致使受害人残疾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予以赔偿主要不是因为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其谋生（挣钱）的能力丧失或降低，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赔偿属于物质性的。因此，残疾赔偿应当从精神损害中剥离出去。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范围。在剥离了上述损害赔偿之后，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以下类型的侵权案件：（1）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案件；（2）侵害姓名权、 肖像权的案件；（3）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4）以极端无私粗暴、野蛮态度对待消费者，都致使其精神受到损害的案件；（5）侵害原告重大精神利益的案件（如侵害死者遗体、坟墓、侵害死者名誉等）；（6）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需要指出的是，死亡赔偿虽然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如果加害人采用极其残酷的方式致人死亡，或者该死亡事实给死者近亲属带来超常痛苦的，死者近亲属在死亡赔偿之外，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伤害虽然未造成残疾，但受害人在受害时经受极大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或者受害人精神状况受到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受伤害者为未成年人，其所受身体伤害给其父母亲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该父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探讨
民法通则公布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之确定，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应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法定因素；A、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B、侵权人是否获利；C、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等具体情况；D、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E、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及影响。（2）酌定因素：A当事人主体的类别；B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谅解程度；C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D诉讼地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因素还是酌定因素，都仅仅是给审判实践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而已，而这些因素本身的抽象和模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法院判决的随意性和难以掌握的问题。而且有些因素，是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的，如加害人承担赔偿的能力，正如损害的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一样，赔偿的数额，也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至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更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或致使人格不平等事实。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之前，应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法律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即赔偿的数额要达到补偿与惩罚的双重效果，不同类型的案件要有所侧重。（2）侵权人的具体情况，包括加害人的主观方面（过错程度）和加害行为的客观方面（如行为的恶劣影响程度等）、受害人的受害程度。（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是否应该设定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的问题，我们常常见到某些西方国家判决精神损害的案件，有的高达数百万元及至上千万元，有的却是1美元，仿佛也“没准儿”。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对侵害人身权规定了赔礼道歉等人身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因此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如1元或者10元），是不适当的，这远远不能达到慰抚受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同时笔者也不赞成百万、数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当精神损害与死亡赔偿、残疾赔偿相剥离以后，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也违背了“赔偿不是中六合彩票”的侵权行为法格言。当然，法律未必要约定一个绝对的上限，这可以留给法官裁量。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我国，在立法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所必需的制度准备，也是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需要和手段。
篇5：浅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浅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目前，法学界、法律界对于在我国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也初步的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的主体以及赔偿标准等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对此，笔者拟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供探讨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首先应涵盖人身权的全部内容。
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因此，首先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人会担心扩大这一范围会导致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并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会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消极影响，取决于的它的适用是否慎重，而扩大适用范围，只是为了更加充分的保护人身权，两者并不矛盾。
其次，还应将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提高到立法的层次上。对于死者人格权的保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确认死者家属和近亲属享有诉讼权的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公开性较之法律都有许多不足，所以应从立法上加以确认。死者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是与死者的人身权该不该受到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权利，也无法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骗，利用死者肖像作商业广告，揭露死者生前隐私，毁损死者名誉的。诸如此类的行径不仅仅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给死者的近亲属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论是从保护死者及其近亲属利益的角度还是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都应对死者的人身权进行保护。既然对死者的人身权必须进行保护，那么就必然要对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认为，“死者近亲属得请求两种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代死者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权行为本身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1]
(二)、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主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我们这里讲的主体，是指权利主体，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已得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在此不再赘述，仅就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阐述。
1、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有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或法人，我国立法承认了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基于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
保护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定代表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寝食不安，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2、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的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
三、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
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
（一）、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2]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3]（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
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
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4]。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注释：
[1] 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第2期，第35页。
[2]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3] 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中国人民法院出版社，版，第317页。
[4] 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20第2期，第36页。
篇6：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一些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特别是自去年以来，从郑百文、猴王、亿安科技，到目前刚刚被揭露出来的银广夏事件，使社会各界对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也明确表示鼓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中小股东联合起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损害赔偿之诉。但到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证券法比较侧重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追究，忽视民事责任的承担。证券法中规定法律责任的第十一章共有三十六条，其中三十三条是证券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十八条论及刑事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只有两条。民事责任的缺位一望即知，法律责任制度严重失衡。因此，如何借他山之石，尽快建立我国的民事赔偿制度，实为当务之急。作者不揣陋见，愿求教于有识之士。
责任的性质
关于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性质，学说上有契约说、侵权行为说及独立类型说三种。但在行纪交易制度下，投资者并非买卖契约的当事人，所以，即使对投资者造成损害，他也只能以行纪契约向证券经纪商求偿，而不能直接向加害人请求。这样势必导致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在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投资者的意思表示经格式化的市场制度集中在交易所进行撮合，并通过行情揭示板传达。这样就使得对标的物的价值评价欠缺客观标准，再加上揭示板传送信息的迅速与普遍，欺诈及操纵等不法行为就会更容易进行，而投资者因行纪交易制度又丧失了买卖当事人的地位，所以，无论是在我国的证券法还是在民法通则中都找不到此种行为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因此，我们将此种损害赔偿的类型规定为侵权行为型，就可以将赔偿义务人的范围扩大到第三人，这对发挥民事赔偿的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大有裨益。
虽然将此种责任定为侵权责任类型，但为避免敲诈滥诉情形的发生，必须同时限定请求权人的范围，即规定请求权人应为善意的因该欺诈行为而实际买受或卖出有价证券者。之所以界定善意投资人与恶意投资人，是为了防止恶意投资人利用该制度获得补偿。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允许被告通过证明原告明知此为虚假事实但仍为证券交易来获得免责。
应以重要事实为必要
虚假披露或遗漏的必须是重要事实，这是诉讼成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国证券法第六十二条采列举式，指出法律认为属于重大事件的十种情况。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认定属于证券法所列举的情形，即符合此要件。
应有过错
虽然我国证券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使其免受虚伪不实陈述的损害。但如果仅强调行为的结果，不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话，就会极端到对完全无过失的行为也课予责任。所以，如果想要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话，首先必须证明其有欺诈或操纵的故意。
但考虑到在证券市场中，受害人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难以举证证明的实际情况，可以采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侵权行为人违反法律或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虚伪不实陈述，便可以推定其有过错，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至于重大过失是否符合这一过错标准，普通法的传统规则一贯就是：漠视真实的重大过失行为或事实上不可信的陈述，在欺诈行为中都可以构成过错。所以，我们在认定侵权行为人的过错时，应将重大过失行为包括在内。
应具有因果关系
欲成立证券欺诈的民事赔偿责任，就必须证明原告所受损害与被告不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红光实业”一案中，法院正是以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而裁定驳回起诉的，可见因果关系的确定成为证券赔偿案件的关键所在。
早期美国许多法院在处理证券欺诈案件的因果关系时，都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受害人必须证明其因信赖虚伪不实陈述而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定这一“交易的因果关系”（transaction causation）?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就不会有此项交易的完成，至少该交易只是可能发生；
[1] [2] [3]
篇7：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摘 要：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民事损害赔偿是其中主要的民事救济手段，文章研究了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范围、方式等问题及国外的立法实践，探讨完善并构筑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制度。关键词：环境损害 环境损害赔偿
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保护的法律制裁体系中包含有行政制裁手段、民事制裁手段和刑事制裁手段，三种制裁手段一起统一发挥着保护该法律制度的职能，其中赔偿损失是环境侵权里主要的民事救济方式。根据日本民法第722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在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通常是采取金钱赔偿的方法来进行。这种方式固然有其消极性，但当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造成了物质损失而不能恢复原状或者不能返还原物时，致害者可用自己的财产赔偿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和某些精神伤害；另一方面，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具有公共性和有用性，若采取排除侵害的民事救济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
一、环境损害的问题
环境侵权行为的成立并不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要件，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确定其事实上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1]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则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其必要条件，因为有损害就有赔偿，损害的发生是赔偿的前提。
环境损害的概念在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环境污染”，有的称为“社会损耗”；各国亦无统一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沿袭了“妨害行为”的概念，大陆法系的德国采用“干扰侵害”，法国则采用“近邻妨害”的概念。[2]但不可否认的是，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法律救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的行为或事件不会引起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损害这个概念比较合适，一般是指受害人因环境污染而受到的人身、财产等损害后果。根据不同标准，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等。
环境污染的直接损失是指受环境污染危害而导致法律所保护的现有财产的减少或者丧失的实际价值，即实际损失；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是由直接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也即在正常条件下可以得到，但因环境污染危害而未能得到的那部分合法收入，也称可得利益损失。如渔民养殖的鱼虾因污染导致的死亡，这属于直接损失，而由污染导致的鱼苗死亡不能获得成鱼的收入就属于间接损失。环境污染的物质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受环境污染危害所导致的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在民法中指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人格伤害，在环境法中则指因污染导致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3]
二、损害赔偿制度的地位
在民事制裁体系中，损害赔偿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法通则》134条规定了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损害赔偿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裁方式。侵权行为大都会造成损害，因而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的实用性最强用以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
第二，损害赔偿兼具恢复权利性和惩罚性的功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在于给受害人所受损害赔偿以保护个人的民事权利，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这是针对加害人而言的，这种惩罚性与行政和刑事制裁方式的惩罚性有不同但是相辅相成。损害赔偿可以使受害人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填补自己的利益损失，而行政方式如征收排污费或是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不能对受害者的损失完全补偿。因此，只有把几种手段结合起来，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受害人的损失必须由加害人赔偿。
三、损害赔偿的方式
（一）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赔偿
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如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主要是针对污染危害的直接致害人而言，并且往往是责任主体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种种局限，如救济的滞后性，诉讼时效的有限性等，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必要引入其他方式进行利益的填补。
（二）民事赔偿的利益填补方式
环境侵权的原因往往具有社会正当性、合法性、价值性、公益性，而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往往受害人众多，损失严重，这就不仅仅是个别侵权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的私益赔偿，而是具有了浓郁的社会化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能专注于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此外，在实践中，由于环境侵害范围广，赔偿金额高，加害人因支付高昂的赔偿费导致经营受损或受害人实际所得的赔偿金额少于实际损失的事例并不鲜见，有鉴于此，各国从兼顾公平效率原则出发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如资金保证制度，主要包括责任保险以及基金制度等。
1. 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4]这一制度反映了损失分摊的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当被保险人依法要向第三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到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通过该制度的运作，原本要由被保险人个人独自承担的赔偿责任经由保险公司的中介变为由全体投保人共同负担。
在环境侵权理论中广泛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不问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如何，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给付一定的财产以填补其所受的不利益，加害人也有义务履行这种给付。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相继出现和发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由此带来的公害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已经危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这种环境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但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此时若引入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一矛盾，将风险分散到每一个投保人。
责任保险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在责任保险中涉及三方面的法律关系，即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契约关系，投保人与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保险人与受害人的赔偿关系，从而将侵权责任引入合同关系，扩大了自身的范围。侵权责任正是在这种债责并存、债责交叉的情况下充分实现其功能从单纯的转移损失到多方的分散损失，这也是
侵权行为法的进步。[5]
国外的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根据《环境损害赔偿法》，为赔偿某些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保险政策（环境损害保险）。依本法或依本法发布的命令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审批的活动的人，应当按照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制定的价目表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金。该保险金应当按照有关历法年度缴纳。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了：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环境损害保险对《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的下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提供赔偿：1.依《损害赔偿法》有权获得赔偿但又不能得到赔偿或者受害人已丧失损害赔偿权的；2.难以确定伤害和损失责任人的。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的保险公司在70年代还有将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臭气、振动、辐射等环境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的条款，直到1977年以后才由外国的保险公司和法国的保险公司组成的保险联营以特别责任保险单承保的污染事故等，但其限制条件极为严格，而且保险公司对承保此类非突发性事故并不热心。因此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责任保险的对象较为有限，在环境保护水平不高的场合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6]
责任保险目前包括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个人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损害后果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具有必然发生的特点，一般被排斥在保险范围外，所以很多国家采取了强制的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应借鉴相似国情的亚洲国家的责任保险市场的开发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投保方式与范围、保险费率、污染损害赔偿的确定、承保机构的特别融资功能、保险公司的选定等方面，完善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走出一条新路来。这需要国家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引导和培植国民维护自己合法环境权益的索赔意识；在市场开发初期，政府应当对社会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所开展的新型险种以适当的保护期及一定的启动支持和行政引导，必要的经费等，来提高保险人开发新型险种的积极性。
2. 基金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7]一般来说，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以保护损害赔偿能迅速、确实、妥善的落实，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得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以日本最具代表性。1973年日本之《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就是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基础，以民事责任为依据设立的对远距离、长期、多重污染所致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填补机制。[8]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设立基金。
建立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国际基金的国际立法主要是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这是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中第一个完整的赔偿基金公约。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也规定所有经营危险物质的船舶或设施的所有人或营运人必须建立并保持包括保险、担保、担保债券、信用证或合格的自我保证在内的“财政担保措施”，其中即包括对自然资源所受损害（包括自然资源损失的评估费用）的赔偿。[9]
至于基金的发放问题，应该设立固定的公益性基金的机构，同时为提高利用率，可以在总的基金机构下，根据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设立分区机构。
此外，笔者认为生态建设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投资，也不能简单地依赖个别地方、个别组织的环保行动，而要积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应该采取市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发行环境债券或是环保彩票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积聚在一起投入到有益的环保事业中去。尤其是彩票市场，社会上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和足球彩票的发行推动了福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乐于投资于此，而有关部门也因此筹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若发行环保彩票，可以将筹集到的资金一部分以奖金形式返还给彩民，扣除发行费用，余下的作为环境保护资金，由专门的基金会管理使用，作为紧急状态下的财政援助以及防治污染研究的费用等，并可以作为基金的重要来源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充分全面的补救。这样一来，发行环保彩票无需国家投资，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还有利于可持续治理国家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还增强了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凝聚了环保力量，甚至对国家就业安置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国家赔偿
对于国家赔偿究竟是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问题，专家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国家赔偿应该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因为既然是“赔偿”，就是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若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就谈不上赔偿的问题，所以其基本性质还是民事赔偿，应当在民法典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并在环境法中有所体现。一方面，环境污染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环境的长久性污染，弱小的团体和个人难以承担诉讼；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也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致人损害以及司法行为致人损害。至于行政机关不作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现在的《国家赔偿法》和《民法通则》都没有规定这种不作为的侵权。有的专家主张现在不要规定。例如政府机关怠于行使权利，损失的是什么，怎样认定，都不好界定。主张规定这项侵权责任的专家认为，怠于行使职务而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也是侵权行为。对于环境侵权的国家赔偿，如行政机关改变或拆除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从而对相邻地造成侵害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那就要适用民法上的有关规定。法国行政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每年提供给付赔偿金以代替相当的损害赔偿，从而间接要求行政机关终止环境损害。此外，日本在《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对于因国有建筑物所造成的危害，国家应当承担无过失赔偿责任，都对国家的环境侵权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有所规定。
四、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
（一）在一般侵权行为的理论中，关于赔偿范围有三条原则：[10]
1.对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即赔偿责任范围的大小应以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正常情况下实际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例如海洋由于污染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疗养区失去了疗养价值，风景区失去观赏价值，文物古迹遭到污染等等。但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权利人可以主张权利以及谁有权主张此项权利没有标准和规定，因此这项权益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此项权利会越来越被人们注视。日本的审
判实践中，由于大气污染等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被害人提起的追究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中，一般是以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原告胜诉而结束，并在和解的基础上，被告对原告患者不仅要支付因公害而实际受到的损害赔偿金外还支付一定数量的恢复被破坏环境或被恶化环境得以再生的环境再生金额。[11]这种方法对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起到了物质保证的作用。
此外，尽管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不以行为违法为必要要件，但应该区分不法行为和法律所不禁止的行为，因为二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又不同的，因此若是不法行为当然要全部赔偿，而对于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应该限制赔偿。
2.对人身伤害赔偿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原则，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但是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人身伤害往往不仅仅带来财产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伤害。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实在是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在判例中承认了有关精神利益损失的赔偿，如在“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的判决指出，“个人的生命、身体、精神及有关生活上的利益，是个人人格利益的本质，统称为人格权。此人格权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对此侵害应认为有排除之权能。在本案中，使用机场所产生的飞机噪声对原告等全体显著发生精神上的痛苦，并妨害其生活，且一部分人已经发生身体损害，其他人也暴露在同样的危险中，故应认为原告等的人格权益已经遭受侵害。”于是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每月6000圆的抚慰金，直到实施禁止飞机于晚9时至翌日早7时起降的命令为止。法国规定的也较早，其民事法院历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除了人格权、财产权外，还包括诸如生活乐趣的剥夺等精神上的损害。
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该司法解释共计12条，分别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赔偿数额依据的因素等，并列举了九种人格权利在遭受非法侵害时可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保护受害人的人格权利和精神利益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结束了过去理论界的争执不休，它可以看作是我国法律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实践中也已经有一些案例据此判决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产生了对“精神”以及“精神损害”的理解上的差异，如何衡量什么样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损害的后果怎样才算是严重，这些都很难用一般的经济尺度来衡量。所谓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环境权益的损害。既然法律保护人们的环境权益，即人们享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受到损害，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亦应做出相应的补偿，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自由裁量。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还是要加一个“情节严重”。最好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当然赔偿的，侵害了这样的权利，就给予一定的赔偿，但是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很低，是象征性的赔偿；另一种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较多的赔偿。也就是分成两个级别，一般的精神损害，都赔，但是赔得很少；特殊的，要赔得很多。
3.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原则。在实践中由于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即排污单位往往是社会组织，有独立的财产和经费，所以一般不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但也有些企业造成的损害后果比较严重，全部赔偿的结果就会导致企业破产，所以在判决上应有所考虑。
另外，对于污染行为造成受害人健康的潜在危害，尚未造成财产损失的也应予适当赔偿，例如造成人体功能减退、早衰等。
（二）免责条件
环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是指环境法所规定的在因环境污染造成他人财产和人身损害时，可以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事由，又称抗辩事由。这种抗辩是针对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而由致害人一方当事人提出，其目的是抵消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最终使加害人不承担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环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有：
1 .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了判断不可抗力的原则标准，即“不可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来说，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此外如战争，社会**等社会现象也包括在内。由于不可抗力不受人的意志所支配，要人们对与其行为无关而无法控的事故的后果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完全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里也做了同样的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确定不可抗力免责时有两个标准：1）必须完全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致害人才可以免责，倘若夹杂了其他人为的因素便不能免除致害人的责任；2）必须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否则仍要对损害以及扩大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具备，行为人才可以免责。
2. 第三人过错，这是指由于排污人和受害人之外的人，因其故意或过失致使排污人排出的有毒物质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失，由该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排污人的责任则被免除。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第二款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第三款对此都有所规定。
3 .受害人自我致害，指受害人由于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使排污人排出的有毒物质给受害人自己造成损害，排污人免予承担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例如，有下游的农民把工厂的排污口挖开引污水浇灌自己的农田造成污染损害，这是受害人自身责任引起的损害，排污的工厂不承担该损害的赔偿责任。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民法理论上还有一种免责事由，即自甘冒险，指行为人（受害人）原可预见损害结果的发生，又自愿甘冒损害发生的危险而损害结果又恰恰发生。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的判例中，其基础法律关系是行为人和加害人有一种法律关系，同时该基础法律关系人必须遵守基础法律关系衍生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这一事由也应该引入环境侵权法的免责事由中。
（三）赔偿支付的顺序
传统的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具有优先性，即在传统的民事救济、国家赔偿救济、利益填补的赔偿救济三种救济手段并存的情况下，受害人应优先选择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因传统的民事救济方式具有独立性，其解决不因其他方式救济的启动而失效，并和其他救济方式相得益彰。国家赔偿救济由于限于职务责任，具有特定性，只有在符合条件时才能启动。而利益填补的赔偿救济，则应在受害人传统民事救济求偿不能或补偿不足且依国家赔偿又无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因为它只是对受害人在其他法律救济手段不能圆满维权这一前提下，对其权益作必
要的补偿，其作用是对现有普通民事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制度缺陷、空白地带等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
四 请求的方式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赔偿责任的追究有行政处理和诉讼解决两种方式。行政处理是指依照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纠纷进行调查和处理。与诉讼相比，行政处理具有省时便捷的优势。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由于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有利于诉讼的进行。在日本就出现了因同一原因而造成生命伤害或致人身体伤残的多数原告请求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在内的“抚慰金”为请求目标的请求形式，称为“包括请求”。同时，又以“包括请求”为基础，日本下级审判决承认了“一律请求”，即不考虑被害人的收入及死亡时间等因素，而承认一律请求同等数额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方式。以避免原告在集团诉讼后产生混乱，这种方式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不公平，即有的受害人损失大但获得的补偿少，而有的受害人损失小却得到了大于损失的赔偿。
除了集团诉讼外还有一种新的诉讼模式，即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官代表公益，行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国家的权力保障受害人的权利。3月正式生效的加拿大环境法便确立了私人损害借助环境民事诉讼、共有环境损害借助环境公益诉讼的双轨制，很好的解决了公益环境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尤其是公民公益诉讼环境诉讼可以有效的制约政府宥于局部经济利益持续不执行环境法的行为，以法院介入来推动环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是以现有的立法理论为基础，不免会有所局限。有鉴于此，国外立法例中的利益填补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都对我们的环境立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1]邱聪智 《公害法原理》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
[2]乔世明 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出版社 版。
[3]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版。
[4]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版。
[5]杨立新 著 《侵权特别法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王利明 杨立新 主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版。
[7]赵国青 主编《外国环境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
[8]韩德培 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
[9]王保树 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版。
[10]尹田 主编 《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1]王曦 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 19版。
注释：
[1]邱聪智 《公害法原理》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0―11页。
[2]乔世明 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33页。
[3]同注2。
[4]王保树 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版 第580页。
[5] 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225页。
[6] 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 第148页。
[7] 王曦 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 年版 第90页。
[8] 肖海军 著《环境侵权之公共赔偿救济制度的构建》 2001年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基地会议论文集。
[9] 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1页。
[10] 王利明 杨立新 主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版 第191页。
[11] ［日］淡路刚久 大气污染公害诉讼与停止行为论［J］ 法律时报 2001 3 .5。
篇8：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1987年1月1日起公布实施的《民法通则》，标志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正式建立。从此告别了无法可依或者依靠政策和司法解释作出判决的时代。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参差不齐。就赔偿范围，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存在诸多分歧，笔者试图就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瑕疵，作如下探讨，以求得同仁赐教一、现有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体系较为混乱。
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 ，主要是各种立法和司法解释。从表现形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民法通则》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这是人身损害赔偿的最主要的法律表现形式。二是其他单行法律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例如《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三是国家行政法规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现在的这个法律表现形式持续时间较长，内容较多，从“文革”前的司法解释到最新的司法解释，前后冲突较大，内容不够系统。
人身损害赔偿虽然是侵权行为法的一个具体制度，内容相对来说较为单纯，但是，从上述四种法律表现形式来看，表现形式繁杂，缺少统一、完整的体系，内容明显带有一种发展的痕迹，致使人们很难掌握人身损害赔偿的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
按照法律体系建设的一般要求，应当是基本法的内容统帅单行法和行政法规的内容，司法解释围绕基本法的原则规定和其它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进行解释。现在的实际情况却表现出如下特点：
（1） 基本法的内容粗疏，规定的内容滞后、缺项
《民法通则》是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法，但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一个条文，即第119条。在这个条文中，一是规定的内容较为简单，用这样简单的条文表达十分复杂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二是规定的赔偿项目缺项。在这个条文中，规定的赔偿项目仅仅为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只有5项。而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执行的赔偿项目高达十几项，尤其是关于造成人身损害的抚慰金死亡赔偿金则完全没有规定。这些规定的赔偿项目，都是最为原始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随着法制的不断深入，对人权的保护也不断完和各行其是之嫌。例如，在《产品质量法》中规定对死亡者的赔偿是赔偿抚恤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同样的赔偿项目却称为“死亡赔偿金”。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规定造成残疾的赔偿残疾赔偿金，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一规定仅仅体现在消费领域造成的人身损害，对于其他场合造成的人身损害是否可以适用，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的解释。
2、 司法解释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过于显赫。
司法解释是对法律适用的解释，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法律如何适用进行解说和释疑。但是，中国的司法解释大大超过了这一应有的范围，在很多方面具有了“造法”的功能。然而，中国的立法现状又不能没有庞大的司法解释作为立法的补充，假如说取消司法机关的这种“造法”的功能，我国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就会成为一个“空壳”。这种矛盾的现象确实反映了中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状况是：从形式上看，民事基本法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一个条文，在单行的立法中，一些单行法律仅仅规定几条赔偿的项目，有的法律虽然规定较为详细，但是适用范围有很大限制。这些条文加在一起，不过十几条。但是，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就有几十条。从实质内容上看，司法解释所做出的规定，很多是超出了〈〈民法通则〉〉的规定，甚至是超出了以后通过的单行法律规定的范围。按照现在的形式，在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如果仅仅按照基本法律的规定，就无法处理，只能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在习惯上，中国法院的判决一般不得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现在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果不引用司法解释就会使判决没有法律依据。这种现象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3、 律制度不完备，内容不完善。
目前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现状，一方面是国家的很多法律对人身损害赔偿做出规定，司法解释也做出更多的解释，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不是因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做出很多规定而使这一制度达到完备、完善、完美的程度，而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基本满足现实生活的急需，很多基本内容没有规定。
4、 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相互冲突，带来适用中的混乱。
四种不同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表现形式，内容不够协调，对同样的一种具体制度就有几种不同的规定和称谓；对一种具体的赔偿项目的计算。前后几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都不一样。主要的是：
（1） 造成死亡的抚慰金赔偿。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称为死亡补偿费，在〈〈产品质量法〉〉中称为赔偿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称为死亡赔偿金。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从总体上称之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对造成死亡的称为死亡赔偿金。司法解释没有纠正法律规定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死亡赔偿金就有这样三种不同的称谓，实际上一个“抚慰金”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包容。在具体的内容上也是如此，在规定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的法律中，就有不同的计算方法。这样就使同样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适用不同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就会有不同的赔偿数额，形成了不平等、不公正的法律适用结果。司法解释对此没有办法做出新规定，只能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样下去，不仅仅是对个体的人的不平等，而且还会损害国家立法和司法的统一，损害立法和司法的威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2） 赔偿残疾者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有不同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规定为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为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这些标准都各有差异，计算的结果都不统一，如何适用，就会造成不公平的嫌疑。
（3） 死者或残者死前或者伤前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标准准差别悬殊。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规定其数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则规定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按照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有的则拟规定不低于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市、县、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费，并且规定，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侵权人只赔偿受害人致残前或者生前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这些不同的标准执行起来差别是非常大的。
（4）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充分保护公民的人权不受侵害。结合人身损害赔偿
存在的问题和保护
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主要内容，对于完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1、尽快制定《中国民法典》和《侵权行为法》。目前，国家立法机关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并且拟议在制定民法典之前首先制定出《侵权行为法》。人身损害赔偿是侵权行为法的主要内容，在制定《侵权行为法》的时候，一定要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运用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做出完整、全面、完善的规定，并且最终收入到民法典中。
2、 侵权行为法》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内容应当统一、具体、可操作性强。首先，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内容必需统一，就是对各种单行法律中规定的侵权行为法规范不统一的问题统一协调起来，不再出现对一个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作出几种规定，使整个侵权行为法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成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其次，在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具体，使各项制度非常明确。当然，作为一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对具体的赔偿制度不能过于详细，但是要坚决地改变立法粗疏，只管大不管小，缺乏具体规定的习惯。《侵权行为法》急需规定的，就是人身损害赔偿应当确定哪些赔偿项目，这些赔偿项目采用何种赔偿计算标准。制定《侵权行为法》应当借鉴〈〈国家赔偿法〉〉的立法体例，对具体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作出规定，确定基本原则。再次，这样的规定一定要详细、有可操作性，便于在实践中掌握，法官容易执行，群众能够理解。有了这样的法律规定，就能够改变目前人身损害赔偿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3、在立法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实践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形成基本制度由立法规定，具体问题由司法解释处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国家的统一，法律的统一，司法的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国家公民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受到人身侵害的时候，人人都能够得到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司法解释的内容，不是基本制度的规定，而是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怎样实施和操作，使〈〈侵权行为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贯彻执行，真正发挥保护公民人生命健康权的作用和功能。
篇9：船舶油污基金呼之欲出--我国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制度
船舶油污基金呼之欲出--我国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石油进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船舶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使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作 者：王海潮 Wang Haichao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海事 英文刊名：CHINA MARITIME SAFETY 年，卷(期)： “”(1) 分类号： 关键词：篇10：浅析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浅析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广泛借鉴参考了世界各国已有的行政赔偿制度，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赔偿法理论的优秀成果。但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毕竟建立不久，立法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粗疏的情况，主要的一点就是略嫌简略，操作性差。下面笔者就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对此，有权机关应作明确解释。
二、关于职务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执行职务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笔者认为在今后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自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目的所为的行为以及执行职务时间或处所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职务行为的标准应采取客观标准。
三、关于受害人及行政主体共同作用形成损害，行政机关应否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致害赔偿责任问题，但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的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混合过错”情形处理。
四、关于返还财产应否包括孳息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此处“返还财产”是仅指原物，还是含孳息，从该条规定中无法判明其义。从原物与孳息的关系看，应包括孳息。具体作法可通过有权机关作扩大解释。
五、关于内部追偿问题。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8条）、《国家赔偿法》（第14条、第20条）、《行政复议法》（第44条）等都确认了国家赔偿后的追偿权，但是这些条文除了对行政追偿权的职权主体和条件作了几乎雷同和重复的原则性规定外，尚无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追偿权很难具体操作起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追偿权立法。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完善追偿权法律关系主体方面的规定、追偿权的期限、追偿金额的确立标准及有关程序问题。
六、关于行政赔偿范围问题。目前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对行政机关内部惩戒行为、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损害、间接损害及精神损害等问题皆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实际困难以及缺乏这方面的立法经验积累、力求稳健妥当所致，但随着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逐步实施，今后应逐步拓宽行政赔偿的范围，以适应国际行政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篇11：我国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论文
我国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论文
由于知识产权不仅本身有着丰富的经济价值，同时它还能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所以也导致其有着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危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知识产权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由知识产权所引发的司法纠纷也日趋严重。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现金赔付的方式进行保护活动的，其中赔付金额代表法律保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侵犯知识产权进行惩罚性的赔偿，可以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也是对侵权行为的有效遏制。
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概念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相较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的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它归类于损害性赔偿制度的范畴。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侧重点是对侵权者的惩罚。惩罚性赔偿衍生出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是经过法律许可、法院评审之后的合法程序和要求。在侵权赔偿金额超过实际损失的部分，是起到对受侵犯者的补偿和对侵权者的惩戒作用。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惩戒侵权者，限制和打击侵权活动而应运而生的赔付制度。从本质上说，知识产权的赔偿属于民事赔偿的范畴，正是由于它所关注的主要是恶意、故意侵权活动的有效遏制途径，使其更应具有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金额的情况。
惩罚性赔偿制度相较补偿性赔偿制度，它具有以下几个优势：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对侵权人的活动进行有效的惩戒，对侵权人的惩罚金额要从其所获取的经济效益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加以考虑；其次，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对侵权行为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有效地限制侵权行为的发生；最后，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具有鼓励知识产权市场的规范化的作用。
二、国外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态度
（一）美国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的现状
根据《专利法》第 284 条第 2款规定：不论是陪审团确定还是由法院估定，法院都可以将该赔偿金额增加到原估定或确定的数额的最多三倍。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三倍赔偿”.但是，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其具体的适用范围，因此在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惯例，即就是故意侵权行为是必要条件，同时为补充专利法中的不明条款，根据不同案例增加了不同的规则，如积极义务规则、不利推断规则等条款加以说明。
根据《版权法》第504条（c）款规定：（c）法定赔偿--就任何一部作品而言，无论侵权人系个人单独承担侵权责任还是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侵权人连带承担侵权责任，法定赔偿金为不低于 750美元或者不超过 30000 美元，以法院视正当而定。……版权法没有像《专利法》、《商标法》一样确立赔偿责任，而是规定了法定赔付的金额。这正是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法定赔付金额基础上的延伸和依据。
（二）英国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的现状
根据《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第97 条第 2款规定：法院可以通过考虑侵权的恶意程度以及被告侵权获得的利益等为依据判决附加性损害赔偿金。但是并没有对附加性损害赔偿金的赔偿额度和金额情况作出明文规定，也没用对基本性质做出界定，导致学界、司法界在认定和判定的时候争议不断，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授予法官认为合适、合理的“附加赔偿金”.由于英国政府无意在民事程序上扩展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和适用领域。
因此，很多国内外学者也认为，所谓的附加赔偿金也就是惩罚性赔偿。
三、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国内的企业、单位、个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越来越高。
但是，由于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重、现象泛滥。总体上侵权案件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数量呈几何式上升趋势。根据相关专业统计，2008 年，全国法院接收相关民事案件 24406 件，审结23518 件。到 2012 年，这个数字增长到相关民事案件 87419 件，审结 83850 件，同比增长 258.19%和 256.54%.从法院受理情况看，其中 70%以上为侵权纠纷案。
二是故意侵权问题严重。在商务部 2013 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2012年全年，全国过查办侵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3万多起，涉案金额超过 90 亿人民币，检察机关公共批捕相关案件超过8000 件。涉案人员超过 15000 人，审查起诉案件超过 16000 件。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但是故意侵权行为依旧是十分猖獗，形势依旧十分严峻。
三是部分产权人的权利意识不强，助长了侵权行为的发生。由于有时候相关产权负责人对相关权利的认识模糊和意识不强，导致不少涉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出现，这一问题同样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当前国内知识产权方面侵权现象泛滥，也就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的不足。因此，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四、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在我国当前的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针对知识产权故意侵犯的行为，法律判决的赔偿金数额总体偏低，所以导致侵权者有恃无恐、无所忌惮。这表明了我国在现行赔付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客观对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赔付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规定：专利期权可在 1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判决赔偿金，如隔世着作权侵权，只能判决 50 万以下的赔偿金，而商标侵权也由 50 万提成到300 万。其次，法官的自由裁决权过大，执法不明。由于适用的赔偿范围过大过杂，导致在赔付金额上出现偏低这一重要结果。
同时在同类案件、同一地区的执行标准也是差异过大，导致出现有可能的“执法不公”的局面。
由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赔付金额过低，使得侵权者违法的成本过低，对其的违法、侵权行为未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社会各界对完善和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领域的不足和局限与提高我国保护知识产权水平之间的需求，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惩罚制度的提出和完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总体上，“社会最大利益始终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必须也只能去解释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东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不能也离不开法律的制约和保护。法律也只是以保护大多人利益为基础的有所限制。因此，这就要求法律的建设和完善工作要符合自己本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因此，在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的赔偿制度时，惩戒、威慑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同时，通过鼓励人们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提高平民的维权意识，这样也能推动社会、科技的发展。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在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中将奖励作为重要指导思想
在设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时候，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关注惩戒违法者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对受害者的激励作用。推动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法治社会永恒的主题。面对诸多问题时，要求我们在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借鉴来自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立法产物。一方面通过加大赔付金额对不法者作出应有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完善私人追诉不法行为的奖励机制。根据数据，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产权拥有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是重要原因。没有产权拥有者的主动参与，“惩戒”的效果自然事倍功半。
“惩戒”的目的未能实现，这一机制也运行与产权拥有者是否主动维权关系重大。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可以作为未来知识产权维权方面的行为激励模式。所以，在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在关系时，分析产权拥有者的自身动力和原因，是认识和完善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
（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
一般的知识产权赔付数额确定需要 2 个步骤：1.确定补偿性赔付的基础金额；2.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和影响，合理确定惩罚性赔付金与补偿赔付金的比例。在补偿性赔偿金的确定上，一般为以下几种情况：1.产权拥有者受到的实际损失；2.侵权单位、个人因为侵权所获得的利润；3.知识产权的合理许可使用金额；4.在前三种都不符合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是否严重，给予相应的判定，即就是法定赔偿。因此在法定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界定上，要严格拒绝将两者混为一谈、相提并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定赔偿一定意义上就是特殊的惩罚性赔偿。
因此，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过程中，不能以法定赔偿金作为标准。
（三）对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护理限制
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与此同时必须严格限制惩治制度的适用范围，避免产生因为过度保护权利人而对社会公众和个人过度侵占。从惩戒赔付的数量来看，知识产权的赔付金额要起到惩戒、威慑、赔偿作用。数额过低，效果不明显，对侵权分子起不到惩戒威慑作用；数额过高，则很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不公平。因此，对赔偿数额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在借鉴英美等国家基础上，理应将两者的比例规定在三倍以下。同时也可以最高法院根据各地的经典案例，为各地区的相关判决提供借鉴，以最大程度上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
在推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中，虽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付政策的适用面上不断扩大，但是在其运用条款和限制上却是越来越谨慎、严格。同时各国之间的相关法律体系也是在不断健全的过程中，这也体现了各国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的认可。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的时候，要进行正确的分析，使其在经济基础、民事基础、伦理基础上做到有机统一。建设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障体系，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巩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姜增源。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研究。烟台大学。2012.
[2]赵鑫。知识产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专项研究。黑龙江大学。2012.
[3]苏醒。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研究。河南大学。2011.
[4]贺永胜。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北京化工大学。2013.
[5]陈年冰。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13.
[6]闫立娟。论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及其确立。南开大学。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