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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于7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2次会议通过，并于209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继1991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一次司法解释后对该法进行的第二次解释，进一步规范了人民法院对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对破产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意义深远。为方便各地人民法院理解和准确适用该司法解……一、《若干规定》的起草背景
（一）我国企业的破产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于1986年，距今已有。在该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极少，企业破产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件新闻，对人们的认识观念有很强的冲击作用。比如当时全国首例破产案件沈阳爆破器材厂的破产几乎就是全国尽人皆知，被媒体广泛报道。一直到90年代，在引入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后，企业破产才正式成为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途径。从1989年到1993年的5年间，全国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1153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全面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大决策。在国家实施积极的“优化资本结构”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批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企业必然要退出市场，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规范，也会有一些国有企业不能继续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有一些企业因资源枯竭等客观因素必须关闭。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来清理债权债务，退出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人民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激增。从1994年到，全国法院共审理企业破产案件15479件，其中国有企业破产案件8578件。最近几年，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平均达6000件左右，有的年份已经突破10000件，其中也包括纳入国家计划调整部分的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们预计，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对企业兼并、破产核销规模的扩大，将有更多的企业需要退出市场，通过破产程序清理债权债务。据国家经贸委透露，我国在年因破产需要核销呆坏帐的规模是800亿，比5年前翻了一番。仅从数量上看，我国破产案件的数量并不算多。一些周边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泰国的破产案件数每年也达到上万件。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的自然人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不能通过破产程序还债，与我国不同，其他国家的破产案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人的破产，据统计，美国在受理破产案件130万件，其中95%为自然人。而我国全部是法人企业破产，而且其中国有企业的数目占有很大比重。
（二）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作现状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涉及全面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和破产财产变现，合理分配破产财产，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安置职工等工作，具有当事人多、法律关系复杂、案件审理时间长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企业破产案件与一般经济纠纷案件的区别，审理难度大。当前，各地人民法院切实提高了对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依法审理好企业破产案件作为人民法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党的领导下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严格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较好地完成了破产案件的审理任务。人民法院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结构的优化，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遇到的问题主要是：
1.专业性的破产法官缺乏。我国目前在法院中设立专业破产审判庭的还不多，具有专业素质的破产案件审理法官还很少，基本上没有做到长期、有序地开展对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的培训，这在人的因素上制约了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质量。在国外，审理破产案件的基本上是专业法官，被称作破产法官，与审理普通民事诉讼的法官存在职业上的划分，这一点我国绝大多数法院还做不到。
2.职业性的清算人队伍没有建立。破产清算是一项职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负责清算的人员具备法律知识和清算知识，还应当有丰富的清算经验。在国外，清算人是和律师、会计师一样必须具备相关资格的人，可以从前两者中经考试产生，清算人具有职业精神，也按劳取酬，承担法律责任。法院负责审查申请人是否具备破产条件，进行裁决，清算工作由清算人完成。而我国的破产清算组是从各单位、部门中挑选出来，不是职业清算人，甚至不熟悉法律和清算知识，对清算后果也承担不了法律责任，破产清算工作基本上依靠法院来完成。这就需要法院在破产清算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很高。目前，有的法院在人力物力上满足这种需要还很困难。
3.社会负担重。国有企业破产和集体企业破产均涉及到职工安置问题，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必须配合政府安置好职工，维护职工生活稳定，维护社会稳定。这些工作仅从法院自身出发难以解决，需要与政府和社会相关方面协调解决。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除需要依据法律清算破产企业债权债务，还需要承担重要的社会义务，相当于审判工作向社会延伸，增加了法院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难度。
4.干扰因素多。企业破产可能诱发社会矛盾，对一些部门的社会压力增大，兼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依然存在，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受到的干扰比普通民事诉讼案件要大许多。近年来，已经出现了法院和法官因审理破产案件被追究责任的情形，其中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假破产，真逃债”，借破产甩包袱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破产案件到了人民法院，这种思想也就向法院蔓延。当前，人民法院的工作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协助，不可能孤立地办案，这也给地方保护主义渗透到人民法院提供了机会。稍有大意，法院、法官就会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违法裁判。
（三）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于1986年，由于时代的局限内容较少，原则性规定多。进入90年代破产案件数量增加后，为适应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一次司法解释。该解释为人民法院处理企业破产案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1991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践中出现了两套破产程序，即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前者适用于国有企业，后者适用于国有企业以外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企业。90年代后，面对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激增，企业破产法和1991年的司法解释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不少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破产案件审理的规范意见、指导意见，以指导本辖区内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这样一来，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现状就形成了“以法律为指导，以解释和意见为主导”的状况。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已经被政策、规章规定架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现状。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开始着手对我国破产法进行修改，吸收国外在破产重整方
面的先进经验，准备起草一部兼具破产程序和重整程序的新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参加新法的起草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破产法的出台时机至今尚未确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试图等待在新法诞生后，根据现实的需要再决定司法解释的内容，但鉴于新法出台时间上的不确定，迫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等待终于没有再持续下去。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新司法解释的发布，目前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现状可以描述为：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程序为依据，以国家相关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为主体，以各地符合法律的地方性法规和符合司法解释的地方法院指导性意见为补充的破产法律制度。
二、《若干规定》的起草过程、特点与意义
初，为配合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政策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与会各法院均提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的要求。此次会议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收集地方人民法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起草了《若干规定》，开始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意见。此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在京召开了由国家经贸委、人大财经委、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重庆、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13家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专家学者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参加的研讨会，对《若干规定》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论证，并根据提出的意见对规定内容进行了修改。通过广泛论证、充分调研，在征求了立法机关和相关国家机关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了现在这部司法解释。
《若干规定》的主要特点是：
（一）侧重程序解释
破产法主要是程序法，人民法院处理破产案件急需的是程序规范。因此，《若干规定》侧重对破产程序的解释，为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提供完整的审理程序。程序性的司法解释也是对人民法院工作的规范，因基本上不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在解释的技术上来说比实体法解释难度要小一些。因程序解释上所具有的便捷，在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规定的地方，在与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司法解释吸收了国际惯例中的一些有益做法，比如设立破产监管和破产善后管理制度，目的是完善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
（二）将破产程序的规范化和统一化相结合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法律在我国是分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适用企业破产法，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如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破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非法人实体则不允许破产，法律适用上不统一。并且，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破产还债程序内容都很单薄。这些因素都导致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难度加大，在法院中有“宁办十件案，不办破产案”之说。在制定《若干规定》时，我们采取了规范化与统一化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抓住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程序内容上基本一致的特点，注意对不同主体的破产案件审理程序与实体处理进行规范和统一。《若干规定》的出台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提供了统一、准确的法律依据。
（三）强化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与公正
破产程序是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程序，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一律平等，破产程序和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都必须公开、公平、公正。《若干规定》在制定上特别重视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性要求。从破产案件的受理到破产终结，按照《若干规定》的要求，人民法院的所有裁定都必须公开进行，所有涉及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裁定均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此外，《若干规定》还加强了对破产案件审理的审判监督。法律对破产案件的审判监督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发的司法解释仅允许当事人对破产案件审理中的驳回申请裁定提起上诉，审判监督力度不够。现在的《若干规定》在保留过去司法解释已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破产程序进行审判监督的内容，这将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处理企业破产案件，有利于排除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不适当的干扰，有利于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
（四）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破产清偿程序是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程序，程序设置必须能够充分满足债权人表达其真实意思的需要，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若干规定》在完善债权人大会制度，规定债权人对债权确认、财产分配的异议权等方面，均反映了破产程序的公平性需要。但提高破产清偿程序的效率也是不能忽视的，破产程序需要成本，不重视效率拖延破产程序就会导致破产费用增加，债权人受偿比例降低，最终还是损害了债权人的权利。《若干规定》也充分注意到提高破产清偿程序的'效率，比如赋予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执行权、对破产方案的裁决权等，目的都是尽可能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债权清偿率。
（五）注重与国际惯例相一致
破产法律制度在当今世界各国基本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在起草《若干规定》过程中也参考了联合国跨国破产示范法和统一破产法指南，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与国际惯例已经基本实现一致。这是我国法制发展的需要，也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司法解释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起到完善的作用，对未来我国破产法的修改积累了经验。
《若干规定》颁布的意义在于：
（一）规范了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若干规定》的目的在于规范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规范破产”的要求，在《若干规定》各个章节中都有具体体现。《若干规定》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程序为法律依据，将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程序进行了统一，对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基本做法进行了细化和规范，为人民法院提供了一套重要而完备的破产案件审理规程。《若干规定》的制定与颁布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为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进一步实现公正与效率提供了法律准备。
（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企业破产可能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而稳定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大局。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实现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求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人民法院处理企业破产案件必须尽可能降低破产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制定《若干规定》的指导思想。《若干规定》充分体现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要求企业在提出破产申请时必须提交企业职工安置预案，并从制度上对恶意破产进行了遏制。这些规定的内容都是为了降低和消解破产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大局。
（三）有利于提高清偿率
《若干规定》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在制度设置上充分考虑降低破产费用，加大破产财产的保护和追收力度，制定了破产财产追收的具体措施和变现措施。在破产财产的处理上强调评估，强调公开，强调以市场定价格，相当程度地实现了从制度上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的目的。提高债权清偿率是破产程序的目标之一，清债率对债权的保护力度而言是一个重要指标，也直接影响到对人民法院公正处理破产案件的评价。《若干规定》在制定的特点上就充分注
重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其发布实施，必将从制度上有利于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提高债权清偿率。
（四）完善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破产法》颁布于80年代，内容比较简单，也不可能反映国际上破产法律制度在当代的发展。《若干规定》以统一和规范破产程序为起草的指导思想，结合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积累的实际经验，其内容丰富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起到完善的作用。如前所述，《若干规定》也注意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在我国新的破产法出台之前，《若干规定》与《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一起构成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整体，成为破产法律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若干规定》的重要内容
（一）破产案件受理的要点
破产案件的慎重受理在《若干规定》中有具体体现，因为破产案件受理不当，会影响到企业和社会的各方面。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一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受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能否作破产申请人？《若干规定》在内容上并没有将这类企业排除在破产清算门外，是从以法律手段推广破产清算的基本思路出发的。破产清算是目前唯一有法律保障的清算程序，企业虽被认定为不具有法人资格，但通过破产清算清理债权债务，其结果是合法的，也是负责任和可靠的。比较企业不经清理就关门走人的做法，更加有利于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一思路也体现在《若干规定》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也允许其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以起到引导社会正确对待企业退出市场应当清理债权债务这一兼具法律和道德的问题。从这个思路出发，对于那些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的法人，如果清算中发现资不抵债或者不能清偿债务的，也允许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来进行清算。对于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内外贸企业、供销社等企业和特殊主体的破产，人民法院在受理上要特别慎重，法院应当熟悉国家的各项相关政策的规定，避免受理不当造成社会不稳定。
（二）防止恶意破产制度
借破产逃债的现象在破产案件审理中较常见，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该现象长期困扰着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为从制度角度制止这种现象，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若干规定》特别规定“债务人申请破产，人民法院发现债务人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债务人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的，裁定驳回破产申请。”这样规定是阻止债务人借破产程序免除剩余债务，从而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避免破产程序成为逃债的工具。并且《若干规定》还规定了配套程序，即“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发现企业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的，应将有关涉嫌犯罪的情况和材料，移送相关国家机关”，以进一步达到制止当事人通过破产进行逃债的目的。
国际上通认的恶意破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以恶意申请破产方式逃避债务，二是债权人以毁损债务人商誉为目的恶意提出破产申请。我国目前实践中也存在这两种恶意破产情形，第一种情形尤甚。比如先剥离有效资产，留下空壳企业申请破产；先转移、隐匿巨额财产或压价处分有效资产后申请破产等。《若干规定》第12条和第15条从人民法院严把破产案件受理关出发，规定了从程序上制止恶意破产的内容。表明司法对恶意破产的态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国家计划破产
试点城市试点范围内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的国有工业企业申请破产，必须纳入全国破产计划。纳入计划破产的，可以适用国务院特殊政策。特殊政策主要表现为可以用破产企业的财产安置职工，破产债权和别除权都不能优先于职工安置费。这与破产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若干规定》要不要反映政策的内容？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若干规定》是对法律的解释，解释的内容应当以法律为依据，不应包括政策。另外政策具有时效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调整，并且存在变通的地方，与破产法律和国际惯例有较大出入。而法律和司法解释必须要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适用，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因此，《若干规定》对国家计划破产未作专门规定，仅在最后规定“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可以适用国家有关企业破产的相关政策”。这样作一个交代，也是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计划破产案件时如何适用政策的要求。
（四）破产案件审理中的审判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对全国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进行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基本上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的审判监督程序，一是上诉审，针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和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申请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是申诉审，针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破产宣告裁定和依职权由人民法院裁定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三是审判监督的一般性条款，规定在司法解释第104条，具体内容是：“最高人民法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通知其纠正；不予纠正的，可以裁定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这个条款在内容上针对法院的所有裁定，所以称为审判监督的一般性条款。在破产法司法解释施行后，由于审判监督是一个新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由审判监督庭受理还是由民二庭受理的问题，按照申诉程序提起审判监督的裁定是否不停止裁定的执行问题，上级法院能否直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定内容问题等。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的受理庭室问题，最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室的协调，已经初步决定在受理破产案件的业务庭室对口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准备给各地发通知来加以统一。其他问题有待于全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审判调研，共同完善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
（五）监管组与善后管理人制度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破产管理人制度，从破产案件受理后到清算组成立之间，以及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企业的财产管理、诉讼活动等事宜均无专门组织负责，带来破产案件审理中的不便。从破产案件的审判实践来看，在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除随即进行破产宣告成立清算组的外，可以及时组织成立企业监管组。监管组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股东会议代表、企业原管理人员、主要债权银行、会计师组成，主要负责企业财产清点、保管、回收工作，企业职工安抚和企业保卫工作，企业债权清理工作等。《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除随即进行破产宣告成立清算组的外，可以及时组织成立企业监管组。”
在破产终结后，人民法院可以保留或部分保留清算组成员，由他们负责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企业的其他未了事宜。尤其是为破产企业回清在破产程序中未能收回的债权，以作二次分配。《若于规定》第97条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后仍有可以追收的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需要处理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保留清算组或者保留部分清算组成员。”
对监管组织和破产善后管理人的规定都是对破产法制度上薄弱之处的补充，符合国际惯例。
（六）破产中的担保问题
为其他企业提供保证的企业破产后，被保证的债权人能否以保证债权为由向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是破产实体法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企业会计科目中保证属于或有负债，不是真实负债，企业破产后，还要不要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承担保证责任的话，被保证人能否申报债权？《若干规定》采取承认的态度，即规定“债务人为保证人的，在破产宣告前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承担的保证责任”，属于破产债权，允许向人民法院申报，但规定的条件比较苛刻，规定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条件。实践中就会出现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前虽然已经起诉主债务人，但可能在保证人破产宣告时案件没有终审，拿不到“生效法律文书”，参加保证人财产分配的机会就可能为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合理地设想，虽然《若干规定》在文字上表述为“在破产宣告前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承担的保证责任”，但不能得出当然的结论，即除此之外一切保证债权都被免除。从司法实践出发，我们应当允许在司法解释确定的原则基础上规定一些例外，比如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诉讼已经在进行中的情况，或者保证人对债权人也享有保证债权的情况（即实践中所说的“互保”）。
四、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区分企业清算与破产清算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法人终止应当进行清算，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各类公司均负有在终止后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很多企业在终止后根本不进行清算，甚至拒绝清算。企业的开办人、股东不仅不承担清算义务，而且还抽逃企业财产，最恶劣的就是“厂消人散，关门走人”，令权利人“望门兴叹”。法人终止后的清算是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法人及其开办人、投资人信用、信誉的最后交待。因此，企业清算的规范程度成为一个人（开办企业的法人或者个人）、一个社会信用等级程度的标志。而规范企业清算法律的完善程度成为一个国家信用法制层次的标志，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由此，通过完善法律，严格执法，培养社会形成在法人清算方面的法意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对此，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负起责任来。
企业清算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清算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清算。由于后者开办人不享有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开办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前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清算。企业清算分为自愿清算和强制清算，前者指债务人自己进行或提出的清算，包括向法院提出的破产清算；后者指债权人提出以及被行政主管部门强行采取的清算。在这些清算中最重要的是破产清算，无论是债权人提出还是债务人提出，破产清算是受法院管制下的清算，具有免除债务的功能，对债务人来说可以摆脱债务压力，对债权人来说可以获得最为公平的清偿。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经营不理想时自愿进行的清算可以不通过法院，企业的股东（以下将企业开办人、投资人、股东等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统称为股东）自行清理企业财产和债权债务，清偿所有欠债后解散企业。然而这种自愿清算不具有免责功能，意味着股东必须清偿完毕所有的欠债（或与每个债权人和解，如通过债权打折进行和解）才能认为是清算结束。如果允许股东自行清算后不再清偿剩余债务，等于当事人自办破产，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因此，这种清算也被成为“自动偿债式清算”。如果企业自愿清算后不能偿债，则要转为破产清算，由企业作为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被行政主管部门强行采取的清算也属于“偿债式清算”，比如被政府关闭的企业或者被人民银行关闭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清算，企业股东必须偿还所有欠债（或与每个债权人和解）才能视为清算完毕，区别仅在于这种清算属于强制清算。自愿清算中债务人与所有债权人达成还债安排，比如通过债权打折的方法，清偿所有欠债的，也可以实现免除债务的实际结果，但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属于法定免债范畴。
通过以上分析，企业清算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要在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欠债时免除剩余债务，只有破产清算能够做到。这也是破产清算程序成为当今各国立法予以调整的重要清算程序的原因。
（二）破产法的重要地位与对专业破产法官的要求
破产法兼具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性，以程序法为主。从程序法角度看，破产法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从实体法角度看，破产法属于民法，尤其是民法中债法的特别法，在现代各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破产法均占据着重要的法律地位。现代破产法的重要地位是由破产法的功能和破产法在信用制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现代破产法的功能简单归纳可以表述为双重保护功能。第一是保护债权人，通过在司法控制下的破产清算，集中清理债务人的财产，集中清偿对债权人的欠债，真正实现债权的平等受偿；第二是保护债务人，通过破产冻结程序使债务人暂时免于追索，以利于有希望的债务人重整；通过破产分配程序和破产豁免制度使债务人免除剩余债务，以利于债务人开始新的生活，甚至“东山再起”。破产法在一个国家信用制度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简单表述为“信用的最后守护人”。现代社会中，自然人也好，法人也好，在从事商业活动时都应当遵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诚实信用，在结束商业活动时也是如此。如果自然人、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不遵守诚实信用的要求，那么在他们进入清算阶段就需要一部好的清算法律防止已经存在的欺诈行为逃脱法律制裁，防止已经发生的违背信用的交易实现债务豁免。破产法所调整的破产清算是清算程序中最为重要和完善的清算程序，破产法等同于一道信用的闸门，可以将一切不符合信用的行为拦在法律的堤坝内，尽可能减少不符合信用的行为对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破产法不能起到这个作用，甚至债务人可以通过破产法的免责制度逃债的话，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会损害社会的信用制度体系，致使社会信用程度降低。如果在国际上，一个国家没有一部好的破产法，则会被认为这个国家的信用法律制度不完善，影响到对这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影响到这个国家对外融资和引进外资，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不遗余力地在各国推广统一的现代破产法律制度，制定了跨国破产示范法和统一破产法指南。
一部好的破产法还需要好的法律适用者，这就对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国外有审理破产案件的破产法院，我们不一定要效仿，但我们应当有专业化的破产案件审理法官来处理破产案件，这是由破产法具有的重要性决定的，也是由破产案件审理的特点和对法官的特别要求决定的。从程序上来说，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持续的时间长，涉及对债务人所有债权债务的清理，涉及破产财产的变现和分配，权利义务的冲突均需要法院裁决；在法院审理工作之外，清算组和债权人会议的工作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法律规定，清算组和债权人会议的工作也在法院和法律的监督和引导下，法官要负起监督和引导责任来。破产程序归纳起来就是时间长，程序复杂，协调多。而从实体处理上来说，破产案件中的破产债权、破产财产的确认。别除权、取回权、抵消权、优先权的确认，债务人合同的解除，利息的计算，到期债权、附条件债权、或然债权的计算等各方面均属于比较复杂的实体问题，对法官的破产法知识尤其是民法知识提出很高的要求，审理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官不一定能够胜任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另外，破产案件的审理还涉及法律之外的诸如职工安置等工作，政策性强，不是所有的法官都能够了解和需要了解相关政策，这在一定
程度上对法官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目前有的地方人民法院已经设立了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从已有的法官队伍中产生了专业的破产案件审理法官，这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司法发展之要求的表现。在破产案件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破产法庭是一项积极的措施，虽然不能要求所有的地方都设立破产法庭，但人民法院对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还是应当做到专业化，将破产案件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分开，在法院内部应当做到固定专人审理，由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在法院内部统计上也应当有所区别。
（三）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与清算组履行清算职责之间的关系
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时间不长，一些法院对破产案件中哪些是需要自己处理的事项，哪些是需要清算组处理的事项存在模糊认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破产法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清算组的职责，对人民法院如何行使裁判权也作了细化。具体而言，企业破产后，清算组就是破产企业的代表，属于清产核资范围内的一切事项都需要清算组来处理，比如确认破产债权和破产财产、委托评估、拍卖、制定财产处理方案和分配方案等。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主要是维护破产程序的正当性和解决权利的纷争。破产程序从当事人申请到破产程序的终结始终是处于法院的控制之下，人民法院要维护程序的正当性，不能通过剥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进而剥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解决权利纷争主要针对清算组与相对人的纷争，清算组作为债务人代表确认破产债权、破产财产，承认别除权、取回权，委托评估拍卖，可能与债权人、第三人发生权利纷争，对此人民法院要通过审判活动进行处理，解决纷争。比如清算组否认相对人申报的债权，相对人有异议的，人民法院要行使裁判权进行裁决。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处理权利纷争必须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人民法院不能代替清算组委托评估、拍卖，直接确认破产债权和破产财产，否则既违反破产法，也不利于实现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
（四）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与其他部门履行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
破产案件审理工作社会性强，面临安置职工、组成清算组甚至呆坏帐核销、外国政府贷款偿还任务的落实等问题。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要注意区分什么属于法院行使裁判权的事项，什么属于其他部门应当处理的事项，不能越俎代庖。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主要是确保破产程序的正当性，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纷争，监督清算组依法行使清算职能，而安置职工等社会性问题按照破产法的规定由政府负责。法院要审查职工安置方案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以避免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不能代替政府制定安置方案。债权人呆坏帐的核销需要法院出裁定，这只是核销的手续问题，不能因为相关部门呆坏帐需要特别的手续，法院就出具手续而违反破产程序的正当性。比如为了呆坏帐核销的需要而加快破产程序的进程，在破产财产还没清查完毕就终结破产程序等。
篇2：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
一、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辖
第一条企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务人住所地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债务人无办事机构的，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条基层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地区、地级市(含本级)以上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
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企业破产案件，或者将本院管辖的企业破产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及下级人民法院需要将自己管辖的企业破产案件交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因特殊情况需对个别企业破产案件的地域管辖作调整的，须经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二、关于破产申请与受理
第四条申请(被申请)破产的债务人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农村承包经营户不具备破产主体资格。
第五条国有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时，应当提交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其破产的文件;其他企业应当提供其开办人或者股东会议决定企业破产的文件。
第六条债务人申请破产，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破产申请;
(二)企业主体资格证明;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名单;
(四)企业职工情况和安置预案;
(五)企业亏损情况的书面说明，并附审计报告;
(六)企业至破产申请日的资产状况明细表，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企业投资情况等;
(七)企业在金融机构开设帐户的详细情况，包括开户审批材料、帐号、资金等;
(八)企业债权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务人名称、住所、债务数额、发生时间和催讨偿还情况;
(九)企业债务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权人名称、住所、债权数额、发生时间;
(十)企业涉及的担保情况;
(十一)企业已发生的诉讼情况;
(十二)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债权发生的事实与证据;
(二)债权性质、数额、有无担保，并附证据;
(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据。
第八条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债务人核对以下情况：
(一)债权的真实性;
(二)债权在债务人不能偿还的到期债务中所占的比例;
(三)债务人是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
第九条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告知债权人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破产申请不予受理。
第十条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破产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需要更正、补充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限期更正、补充。按期更正、补充材料的，人民法院自收到更正补充材料之日起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未按期更正、补充的，视为撤回申请。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应当制作案件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和债务人。通知书作出时间为破产案件受理时间。
第十一条在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前，破产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破产申请。
人民法院准许申请人撤回破产申请的，在撤回破产申请之前已经支出的费用由破产申请人承担。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有下列情况的，破产申请不予受理：
(一)债务人有隐匿、转移财产等行为，为了逃避债务而申请破产的;
(二)债权人借破产申请毁损债务人商业信誉，意图损害公平竞争的。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对破产申请不予受理的，应当作出裁定。
破产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发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或者有本规定第十二条所列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破产申请。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后，发现债务人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的，应当裁定驳回破产申请。
破产申请人对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并在十日内完成下列工作：
(一)将合议庭组成人员情况书面通知破产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并在法院公告栏张贴企业破产受理公告。公告内容应当写明：破产申请受理时间、债务人名称，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
(二)在债务人企业发布公告，要求保护好企业财产，不得擅自处理企业的帐册、文书、资料、印章，不得隐匿、私分、转让、出售企业财产;
(三)通知债务人立即停止清偿债务，非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支付任何费用;
(四)通知债务人的开户银行停止债务人的结算活动，并不得扣划债务人款项抵扣债务。但经人民法院依法许可的除外。
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企业破产案件后，应当通知债务人在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会计报表、债权债务清册、企业资产清册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资料。
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除应当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九条的规定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外，还应当于三十日内在国家、地方有影响的报纸上刊登公告，公告内容同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除可以随即进行破产宣告成立清算组的外，在企业原管理组织不能正常履行管理职责的情况下，可以成立企业监管组。企业监管组成员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股东会议代表、企业原管理人员、主要债权人中产生，也可以聘请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参加。企业监管组主要负责处理以下事务：
(一)清点、保管企业财产;
(二)核查企业债权;
(三)为企业利益而进行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四)支付人民法院许可的必要支出;
(五)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工作。
企业监管组向人民法院负责，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导、监督。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以债务人为原告的其他民事纠纷案件尚在一审程序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案件已进行到二审程序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以债务人为被告的其他债务纠纷案件，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已经审结但未执行完毕的，应当中止执行，由债权人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二)尚未审结且无其他被告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应当中止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在企业被宣告破产后，终结诉讼。
(三)尚未审结并有其他被告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应当中止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待破产程序终结后，恢复审理。
(四)债务人系从债务人的债务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三、关于债权申报
第二十一条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提交债权证明和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报人应当提交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和债权证明。
申报的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应当提交证明财产担保的证据。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在登记申报的债权时，应当记明债权人名称、住所、开户银行、申报债权数额、申报债权的证据、财产担保情况、申报时间、联系方式以及其他必要的情况。
已经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进行上述债权登记工作。
第二十三条连带债务人之一或者数人破产的，债权人可就全部债权向该债务人或者各债务人行使权利，申报债权。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其他连带债务人可就将来可能承担的债务申报债权。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虽未在法定期间申报债权，但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情形的，在破产财产分配前可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负责审查其申报的债权，并由人民法院审查确定。债权人会议对人民法院同意该债权人参加破产财产分配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四、关于破产和解与破产企业整顿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根据债权人、债务人具体情况向双方提出和解建议。
人民法院作出破产宣告裁定前，债权人会议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并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
人民法院作出破产宣告裁定后，债权人会议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并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由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破产宣告裁定，并公告中止破产程序。
第二十六条债务人不按和解协议规定的内容清偿全部债务的，相关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和解协议的，经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破产程序。和解协议系在破产宣告前达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恢复破产程序的同时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
第二十八条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如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系国有企业，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章的规定，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顿。整顿申请应当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前提出。
企业无上级主管部门的，企业股东会议可以通过决议并以股东会议名义申请对企业进行整顿。整顿工作由股东会议指定人员负责。
第二十九条企业整顿期间，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负责实施整顿方案的人员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和人民法院报告整顿情况、和解协议执行情况。
第三十条企业整顿期间，对于债务人财产的执行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五、关于破产宣告
第三十一条企业破产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
(一)债务的履行期限已届满;
(二)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
债务人停止清偿到期债务并呈连续状态，如无相反证据，可推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
(一)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且与债权人不能达成和解协议的;
(二)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和解协议的;
(三)债务人在整顿期间有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
(四)债务人在整顿期满后有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
宣告债务人破产应当公开进行。由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破产宣告时应当通知债务人到庭。
第三十三条债务人自破产宣告之日起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为债权人利益确有必要继续生产经营的，须经人民法院许可。
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后，应当通知债务人的开户银行，限定其银行帐户只能由清算组使用。人民法院通知开户银行时应当附破产宣告裁定书。
第三十五条人民法院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后应当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债务人亏损情况、资产负债状况、破产宣告时间、破产宣告理由和法律依据以及对债务人的财产、帐册、文书、资料和印章的保护等内容。
第三十六条破产宣告后，破产企业的财产在其他民事诉讼程序中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通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人民法院予以解除，并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办理移交手续。
第三十七条企业被宣告破产后，人民法院应当指定必要的留守人员。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财会、财产保管人员必须留守。
第三十八条破产宣告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破产宣告有异议的，可以在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三十日内作出裁定。
六、关于债权人会议
第三十九条债权人会议由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组成。
债权人会议主席由人民法院在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多名债权人会议主席，成立债权人会议主席委员会。
少数债权人拒绝参加债权人会议，不影响会议的召开。但债权人会议不得作出剥夺其对破产财产受偿的机会或者不利于其受偿的决议。
第四十条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应当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公告三个月期满后召开。除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破产程序提前终结外，不得以一般债权的清偿率为零为理由取消债权人会议。
第四十一条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并主持。人民法院除完成本规定第十七条确定的工作外，还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拟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议程;
(二)向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发出通知，要求其必须到会;
(三)向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开办人或者股东会议代表发出通知，要求其派员列席会议;
(四)通知破产清算组成员列席会议;
(五)通知审计、评估人员参加会议;
(六)需要提前准备的其他工作。
第四十二条债权人会议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宣布债权人会议职权和其他有关事项;
(二)宣布债权人资格审查结果;
(三)指定并宣布债权人会议主席;
(四)安排债务人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接受债权人询问;
(五)由清算组通报债务人的生产经营、财产、债务情况并作清算工作报告和提出财产处理方案及分配方案;
(六)讨论并审查债权的证明材料、债权的财产担保情况及数额、讨论通过和解协议、审阅清算组的清算报告、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方案与分配方案等。讨论内容应当记明笔录。债权人对人民法院或者清算组登记的债权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并作出裁定;
(七)根据讨论情况，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表决。
以上第(五)至(七)项议程内的工作在本次债权人会议上无法完成的，交由下次债权人会议继续进行。
第四十三条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后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第四十四条清算组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讨论未获通过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对前款裁定，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半数以上债权的债权人有异议的，可以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三十日内作出裁定。
第四十五条债权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并可以授权代理人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四十六条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又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会议主席应当在发出会议通知前三日报告人民法院，并由会议召集人在开会前十五日将会议时间、地点、内容、目的等事项通知债权人。
七、关于清算组
第四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
第四十八条清算组成员可以从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清算中介机构以及会计、律师中产生，也可以从政府财政、工商管理、计委、经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社会保险、土地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等部门中指定。人民银行分(支)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派人参加清算组。
第四十九条清算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聘请破产清算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担一定的破产清算工作。中介机构就清算工作向清算组负责。
第五十条清算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接管破产企业。向破产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及留守人员接收原登记造册的资产明细表、有形资产清册，接管所有财产、帐册、文书档案、印章、证照和有关资料。破产宣告前成立企业监管组的，由企业监管组和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向清算组进行移交;
(二)清理破产企业财产，编制财产明细表和资产负债表，编制债权债务清册，组织破产财产的评估、拍卖、变现;
(三)回收破产企业的财产，向破产企业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依法行使财产权利;
(四)管理、处分破产财产，决定是否履行合同和在清算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确认别除权、抵销权、取回权;
(五)进行破产财产的委托评估、拍卖及其他变现工作;
(六)依法提出并执行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
(七)提交清算报告;
(八)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和仲裁活动;
(九)办理企业注销登记等破产终结事宜;
(十)完成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一条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指导清算组的工作，明确清算组的职权与责任，帮助清算组拟订工作计划，听取清算组汇报工作。
清算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纠正。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不称职的清算组成员。
第五十二条清算组应当列席债权人会议，接受债权人会议的询问。债权人有权查阅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事项;清算组的决定违背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定。
第五十三条清算组对破产财产应当及时登记、清理、审计、评估、变价。必要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破产企业财产进行保全。
第五十四条清算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破产企业的财产。债务人的财产权利如不依法登记或者及时行使将丧失权利的，应当及时予以登记或者行使;对易损、易腐、跌价或者保管费用较高的财产应当及时变卖。
八、关于破产债权
第五十五条下列债权属于破产债权：
(一)破产宣告前发生的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二)破产宣告前发生的虽有财产担保但是债权人放弃优先受偿的债权;
(三)破产宣告前发生的虽有财产担保但是债权数额超过担保物价值部分的债权;
(四)票据出票人被宣告破产，付款人或者承兑人不知其事实而向持票人付款或者承兑所产生的债权;
(五)清算组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对债务人可以用货币计算的债权;
篇3：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1月15日《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和公布的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规定》不仅对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并且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运行和稳步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与读者作以下简要介绍。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
月8日召开了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给大会作的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报告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建设和发展的论断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是我国在新世纪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将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报告提出了“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整体方略。继续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提高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报告中有关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和技术等市场，健全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论断，突破了发展资本市场思想上的束缚，为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还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并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和“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为资本市场分配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保护资本市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前提。根据十六大报告所确立的发展方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证券市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一道，将获得空前发展和壮大的机遇。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规模发展到拥有上市公司1200余家，投资者开户数达6800万，总市值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和香港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在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已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带动了金融资产和中介服务等一批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目前仍属于新兴市场，正处于规范和转轨时期，在市场规范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应忽视的缺陷。其中应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并行存在缺一不可的侵权民事责任，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或者不全面，使得该项法律制度在证券市场长期缺失。侵权行为人只有刑事和行政责任承担的后果预期，而难以受到民事责任追究，也即投资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难以获得民事赔偿。近年来，随着行政主管机关加大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一批如亿安科技、东方电子、蓝田股份、通海高科、银广夏、ST郑百文等恶劣的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得以暴光。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侵犯了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将会极大地伤害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动摇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证券市场也加快了向成熟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步伐。中国证监会与有关部门最近出台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在我国证券投资的QFII制度、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以及加快发展和培育投资机构等一系列政策。证券市场的现实，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基本国情的侵权民事责任制度。《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人民法院介入证券市场，从程序上解决了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问题。如何规范这类案件的审理，统一司法尺度，在《证券法》和《公司法》目前难以修改之时，则急需通过司法解释对已有的法律规定加以细化并使其具有操作性。担负司法解释任务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从年初开始着手该司法解释的起草制定工作。经过理论上的学习和探索，考察了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和司法制度，多次召开了国内和国际研讨会进行研究论证，在广泛征求中央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各级法院意见的基础上，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了现在这部司法解释。
二、《规定》的调整和适用范围
无论证券市场发达成熟与否、法律制度完备与否，侵权行为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侵权法律制度最为完备、市场内在机制最为成熟的美国证券市场，也经常暴露出类似“安然事件”、“世通公司”等隐瞒亏空和虚报利润几十亿美元的重大丑闻。证券市场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完备，各种追究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齐全，才有可能使侵权行为受到相应制裁，被损害的投资人财产损失才有获得赔偿的机会。《规定》正是为调整证券市场侵权行为之一的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侵权民事法律关系而制定的。《规定》调整和适用的范围，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规定》调整的是在证券市场上发生的法律关系
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指有价证券发行与流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与管理方式的总称，包括证券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两大部分。发行市场又称一级市场，指证券发行人将其发行的证券出售给投资人的组织系统或场所。交易市场也称二级市场，是指证券发行成功，经主管机关批准后挂牌供投资人交易的组织系统或场所。除上述狭义的证券市场以外，广义上的证券市场还包括：目前存在的由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以及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类似于我国台湾的柜台交易中心，它的存在一是为不具备主板上市条件的公司提供融资和为投资人提供投资机会；二是根据交易规则，为从主板市场退市的上市公司给投资人提供股份转让场所。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是指将来可能设立的创业板市场，这与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和日本的贾斯达克市场类似，它们主要是为新设立的中小公司创业融资服务和资源配置，也是为投资人提供投资机会和场所。那么，在上述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其他非法市场，如私募和转让私募股份的市场，发生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关系，不属于本《规定》调整和适用范围。
第二、《规定》调整的是因虚假陈述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
根据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市场发生的各种侵权行为，统称证券市场欺诈行为。主要包括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四大类。由于证券法律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条款规定得相对较多和丰富些，而对其他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几乎没有涉及；虚假陈述行为必须通过某种载体反映和表现，而其他行为多是以行动所进行，故而虚假陈述远比其他行为容易认定和判断；虚假陈述行为危害的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和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信息披露制度；虚假陈述行为是证券市场各种违法行为的最基本形态，其他违法行为多半以它为依托而共同发生；现实中，虚假陈述行为也是证券市场发生最多
的侵权行为，也是截止目前受到行政查处最多的侵权行为。基于上述原因，人民法院选择了虚假陈述行为作为介入证券市场，建立和完善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突破口。对其他侵权行为，有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予规定。
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对虚假陈述行为分类方法较多，《规定》条文创造性的运用了两种。一是根据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将虚假陈述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四种。另一是根据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判断的影响，分为诱多虚假陈述和诱空虚假陈述两类。虚假陈述行为危害的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诚实信用基础、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同时也侵犯了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该侵权行为导致投资人发生损失，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追究民事责任，附设了条件，即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承担为前置程序。
第三、《规定》调整的是侵权民事赔偿法律关系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它通过对侵权行为的判断和否定，一方面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对受侵害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进行补救和赔偿；另一方面通过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为经济生活中民事主体提供了行为标准。《规定》属于侵权行为法范畴，调整的是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行为侵害了投资人财产权而发生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因财产权益被侵害而产生，包含了虚假陈述行为人、虚假陈述行为、被侵害了的而又为法律所保护的各种证券市场秩序和权益、被行为直接侵害了的投资人及其投资损失、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因果关系、虚假陈述行为人归责、赔偿范围和损失计算等等法律内容。这些内容在《规定》各部分得以规定和体现。证券市场不是因侵权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而是因合同和协议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则不属于《规定》调整范围。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分八个部分，即一般规定、受理与管辖、诉讼方式、虚假陈述的认定、归责与免责事由、共同侵权责任、损失认定、附则，共计37条。涉及了审理该类民事赔偿案件的所有程序和实体的内容。
（一）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
1、关于管辖问题。首先，《规定》表述方式有所改进。用两个条文篇幅对《通知》一个条文内容，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分别进行了规定。这样不仅条、项清晰，而且文字表述也不嫌累赘。其次，增加了追加被告的内容。由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往往是虚假陈述的始作俑者，如证据证明虚假陈述最初来自于它们，而原告只起诉承担连带责任的承销商等被告而没有起诉它们，当承销商等抗辩时则难以查清虚假陈述事实，判决后将还形成诉累。所以，当条件成就时，追加共同被告在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后，经当事人申请或者征得所有原告同意后，可以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追加后，应当将案件移送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再次，《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基于当事人诉权，对地域管辖作了例外规定，“当事人不申请或者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追加的，应当通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不得移送案件。”
2、关于诉讼方式问题。证券市场投资人如是因同一侵权行为而受到侵害，基于同一事实而共同产生民事赔偿请求，众多投资人完全可以同一种类标的进行共同诉讼。故《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54条，我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60、62条，以四个条文对如何共同诉讼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而不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样规定，是因为证券市场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受侵害的投资人过于庞大，且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往往不是单一的，投资人也不可能起诉完全相同的被告人；每个投资人受到侵害的情况和实际损失很难相同；还因为目前我国没有类似美国的中介机构对数以万计的投资人及其损失进行登记和计算，仅依靠人民法院完成公告、对权利人登记以及权利人选择加入诉讼和适用裁判等工作，是不现实的。故对证券市场人数众多的赔偿诉请，分离出若干个原告人数确定的以代表人方式进行的共同诉讼，是符合人民法院和证券市场现有条件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 该条内容虽然是民事诉讼的通行程序和方式，但《规定》突出和强调了通过诉讼调解和当事人和解解决讼争的目的。对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赔偿诉讼，不论设计何种诉讼方式、确定什么样的赔偿范围和标准，都是为找到一个合法合理的途径，以解决可能人数众多的纠纷。证券市场上发生的侵权赔偿之诉，即便在美国能够完整走完诉讼程序的也仅为诉讼总量的2-3%，而大量纠纷是以法庭调解或者以当事人和解的方式得到解决的。《通知》和《规定》的出台，虽然启动了投资人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但毕竟这类案件的诉讼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实体判决的预期效果难以确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着重鼓励当事人以和解方式息诉或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解决讼争，这对投资人和虚假陈述行为人都是有利的。
3、关于前置程序问题。前置程序设置的必要性，已经在2002年《人民司法》第2期“《通知》的理解与适用”文中作了充分论述。《规定》丰富和发展了《通知》关于前置程序的原则性规定。首先，增加了刑事处罚的前置程序。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并行不悖的（当然也包括民事责任承担），关键是要根据其行为违法性质和程度而确定。既然行政处罚已被确定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那么触犯刑律的虚假陈述，这种远比受到行政处罚严重得多的行为，如构成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虚假陈述行为，更应是民事责任的前置条件，其行为人应当附带承担民事责任。《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依据人民法院作出的认定有罪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次，对行政处罚主体作了扩大规定。对证券市场的行政监管，主要是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但对市场参与主体从行业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部门，还有财政部等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经授权的机构。故《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了，财政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均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再次，对前置程序不定状态作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应当裁定终结诉讼。
4、原告的确定及其举证责任。各国证券法律都对因虚假陈述行为遭受损失的投资人，规定了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我国《证券法》第63、161、202条，
通过对各类虚假陈述行为人规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形式，而赋予了被侵权的投资人享有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这样规定，确定了非常宽泛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请求权主体，即凡是认为自己投资并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的投资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因此，《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对诉请主体宽泛规定的方式，在第六条直接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是，并不是所有提起诉讼的投资人都能够获得赔偿，只有其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投资人，才享有胜诉权。
《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应当提交的证据，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如果投资人对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不能举证，则其可以提交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结果的公告。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是基于证券市场与银行一样实行了实名制，投资人必须证明是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而提起诉讼。此外，《证券法》第74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法人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买卖证券。”证券市场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侵权行为人，为了逃避监管和承担责任，往往以他人名义多头开户，数量可能成百上千，而且资金数量巨大。为将这些不法行为人排除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之外，也必须规定投资人提供自己真实身份的证明文件，而且规定了严格举证责任。提交交易凭证以及其他投资损失证据，是投资人用以证明自己在投资时发生了损失，且损失与虚假陈述具有因果关系。
5、被告的确定及其举证责任。《证券法》第63、161、202条，以义务性条款对发行人、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为证券发行和上市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规定了如发生虚假陈述行为，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第72条以禁止性条款，对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及有关人员；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国家工作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规定了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禁止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法律规定对可能成为被告的民事责任主体，规定得较为全面。《规定》在第七条不仅援用了这些法律规定内容，而且还将《证券法》和《暂行条例》遗漏了的民事责任主体证券上市推荐人和实际控制人，作为可成为该类案件的被告加以规定。上市推荐人可能成为被告的法律依据是：《证券法》第45条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股票上市交易申请时，应当提交法律意见书和证券公司的推荐书；《暂行条例》第3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应当向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送交证券交易所会员的推荐书。上市推荐人在《上市推荐书》中保证其所推荐上市的证券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上市推荐人大多数由主承销商兼任，但也有其他证券公司与主承销商共同担任的情况。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股份公司多数股权，或者通过一致行动达到控制股份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概念，相对发行人便是发起人；相对上市公司即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隐藏在发行人、上市公司幕后，很有可能操纵发行人或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也有可能其直接进行虚假陈述。《规定》将其列为案件可能的被告，具有极大的现实和积极的意义。
《规定》在“归责与免责事由”部分规定了，除了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以外，其他各类被告可以举证证明其无过错的证据而获得免责。所有被告根据第十九条规定，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以下事由：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则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告证明存在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等其他法定免责事由的，则被告也应免责。
（二）、关于实体方面的规定
1、关于时效的规定。《规定》承继了《通知》对这类案件的两年诉讼时效规定，第五条规定时效期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但是《规定》对时效的起算时间，规定为公布处罚之日和刑事裁判生效之日，这与《通知》规定的作出处罚之日不同。现实，公布之日滞后于作出处罚之日，短则一、二天，长可达几十天。只有公布，市场方可普遍知晓，投资人才能得知权益可能被侵害，故确定为公布之日更为科学和准确。公布行政处罚的媒体，应结合《规定》第二十条关于虚假陈述被揭露的媒体范围规定来确定。
2、关于虚假陈述的认定。《规定》“虚假陈述的认定”部分，对虚假陈述的概念和根据行为方式进行的四种分类作了界定。虽然，现阶段规定了前置程序，投资人必须依据处罚方能诉讼，似乎再对虚假陈述认定没有必要。但是从整个司法解释的立足和完整性考虑，从法官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虚假陈述行为认识考虑，作出界定有其必要性。虚假陈述导致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须是虚假陈述内容具有重大性，这是虚假陈述与其他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最为不同之处。由于存在前置程序，故对导致民事赔偿的意义相同的重大性，没有详细规定，《规定》只在第十七条作了概括性表述。虚假陈述存续和影响市场期间的几个重要时间概念，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及更正日，对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规定》在第二十条作了解释性规定。这几个日期的界定和明确，对区分各类投资人在赔偿案件中享有何种权益、确定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损失计算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因果关系确定的条文内容背后，隐含了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独创性的分类划分，即根据对市场影响、对投资人主观判断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将虚假陈述分为诱多和诱空的两类。这是《规定》条文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诱多和做多不同，前者属于虚假陈述，做多则指操纵股价。市场经常发生的虚假陈述几乎都是诱多性质，它指虚假陈述行为人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发布虚假的利多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空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等，使得投资人在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进行“投资”追涨的行为。同理，诱空不同于做空，诱空虚假陈述，则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发布虚假的消极利空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好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等，使得投资人在股价向下运行或处于相对低位时，因受其虚假陈述影响而卖出股票，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股价上涨而投资人遭受损失的行为。
3、归责与
免责事由。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分配，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对各方当事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现代各国法律对民事责任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兼用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规定》同样采用了上述归责原则，并且对各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归责，按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顺序，在第五部分作了规定。首先，对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归责。根据《证券法》第13条、第63条和《暂行条例》第16条、第17条的规定，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规定》采用上述法律规定，在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发起人和发行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发行人在交易市场又称上市公司，故将上市公司与发行人在该款同等列出。根据该款规定，除非这些被告举证证明投资人存在《规定》第十九条事由，或者投资人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等，不然他们应当对与其有因果关系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的归责。从《证券法》第63条对承销商、发行人和承销商负有责任的上述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容看，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未免要求太苛刻；从《证券法》第202条对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字面理解，似乎故意才导致责任的承担，又失之过轻。各国和地区的证券法对这些除发行人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归责，基本上都确定为过错推定责任。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规定，除发行人外的承销商、发行人的负责人等“如能证明已尽相当之注意，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免负赔偿责任”；专业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如能证明已经合理调查，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签证或意见为真实者，亦同”。因此，《规定》对这些虚假陈述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规定为过错推定责任。这些行为人如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投资人存在《规定》第十九条事由，或者投资人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等应予免责。再次，对《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以《证券法》第72条内容为基础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的归责，确立了过错责任。这些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投资人损失，同时仍需有前置程序。
4、关于共同侵权。《规定》第二十六至二十八条规定了共同侵权。发起人是基于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保证披露的信息真实而无虚假，因而与发行人处于责任连带地位，如发生虚假陈述应共同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和专业服务机构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前提是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在职责范围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如果其不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则视为共同侵权，而无须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有主观上的意志联络，其应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如参与虚假陈述、知道或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以及存在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5、因果关系的确定。我国证券法律没有对侵权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作出明文规定。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国内学者普遍采用了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该理论和原则是指，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因相信证券市场真实、证券价格是公正合理的而进行投资，因此其无须证明自己信赖了虚假陈述行为才作出的投资；只要证明其所投资证券的价格受到虚假陈述行为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定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规定》在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不仅吸收了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而且根据国情，丰富和发展了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因果关系的理论。《规定》是根据诱多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影响的模型，分析和确定了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在诱多虚假陈述行为模型下，实施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期间，买进又卖出的投资人所发生的损失与诱多虚假陈述不具有直接关联性的重大结论。《规定》没有根据诱空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影响的行为模型，确定该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要将诱多和诱空虚假陈述两种影响方向完全相反的行为，一并在《规定》条文中确定与投资人的损失间因果关系和计算损失，是相当困难的。同时，目前证券市场上做空操纵行为较多，而诱空虚假陈述极为罕见，且未有一起受到行政处罚。今后如发生了诱空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诉讼，一方面法官可依据《规定》进行因果关系的认定，并可以据此调解或判决、当事人也可和解；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个案批复再行解释，确定其因果关系和损失计算等。
6、应当赔偿的损失范围。《规定》坚持从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出发，确立了民事赔偿的价值取向是：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通过依法追究虚假陈述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投资人的合理损失，从而预防和遏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在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规定了，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是所缴股款及其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投资人因虚假陈述实际发生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该两项资金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的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发行市场被虚假陈述的证券得以上市交易并且发行市场投资人持续持有该证券，其有权按交易市场赔偿范围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赔偿损失。
7、投资损失计算。计算投资人的损失，首先须确定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后股价回到摆脱虚假陈述影响的相对正常位置，所要经过的一段合理运行期间。确定合理期间的目的，是将虚假陈述影响股价的因素从其他引起股价波动的因素中分离出来，或曰虚假陈述行为人只对其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所发生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确定合理期间的基准日作了解释性规定，第二款确定了几种寻找合理期间的方法，这是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合理期间的确定考虑下面几点法律意义：第一，经过这段期间股份的交易，虚假陈述行为应当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逐步减小并至消失，股价可能逐渐恢复至未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状态。这也是证券市场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的具体运用；第二，经过这段期间交易，对于想实施减损的投资者提供了合理减损的机会。而对于明知存在虚假陈述仍进行投资的投资人，应认定其主观认为所支付的股价已经消化了虚假陈述的影响。当买卖双方行为通过交易量判断，达到一定标准时，则视被虚假陈述行为影响的股价回到了相对正常的位置。第三，合理期间确定得越短，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越不易消化，对投资人保护越不利；如确定得越长，则股价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机率越大，故而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民事责任追究易不公，故应相对合理。各国或地区对合理期间确定都没有明确的依据和理由，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确定合理期间为90天时并未给出理由，只是想借助虚假陈述更正或揭露后的“后续期间”
，来改变计算投资人损失缺乏确定性的现状，从而将可索赔的损失限定在虚假陈述而非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范围之内。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法》在第157-1条中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赔偿给定了合理期间，被告“应就消息未公开前其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该法在第20条、第32条对虚假陈述行为人规定了应负赔偿责任，但没有对投资人损失计算规定合理期间。我国证券法律对如何赔偿投资人损失的规定是空白的，更没有对合理期间的界定，司法解释又必须确定，与其参照国外人为划定的期间，不如考虑实际国情并结合证券市场运用的客观数据来确定合理期间。然后采用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针对投资人不同期间持有或卖出证券的情况，按照《规定》便可以计算出投资人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金额。
例如：某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买进某支股票10000股，其买进价格平均为12元，可以按照该投资人下列不同期间卖出不同数量股票的具体情况，计算出投资差额损失：
第一，10000股全部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10000=0元。
第二，10000股全部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8）X10000=40000元。
第三，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卖出；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5000=10000元。
第四，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卖出；25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2500股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2500+（12-8）X2500=15000元。
第五，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卖出；5000股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8）X5000=20000元。
第六，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5000股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5000+（12-8）X5000=30000元。
除了上述列举的六种标准情况以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投资人多次买进卖出、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投资人多次买进卖出，且两个期间买进卖出股票性质和数量难以区分时，投资人买进和卖出的平均价格如何确定进而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
第一，关于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多次买进卖出的情况，如何确定投资人平均买进价格。应当根据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投资人交易原始记录，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以每次买进价格和数量计算出投资人买进股票总成本，减去投资人这期间所有已卖出股票收回资金的余额，除以投资人尚持有股票数量，则为该投资人的平均买进价格。
第二，关于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至基准日及之前多次买进卖出的情况，如何确定投资人平均卖出价格。根据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证据，以对应揭露或更正日之前投资人所持数量，能够确定该部分股票卖出价格的，按实际卖出价计算出平均卖出价格。如不能区分卖出的是揭露或更正日之前还是之后买进的股票数量时，则可以根据 “先进先出法”这项会计成本核算方法，以最先卖出的股票数量依次累加对应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投资人所持数量，并据此确定投资人平均卖出价格。其他卖出或仍持有的股票则视为被揭露或更正日及之后买进的股票，所发生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当然，所列举的损失计算只是一个相对标准的方法，而审判实践中的各种情况千变万化，这需要案件承办法官根据《规定》所确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力求赔偿金额的公正与合理。
四、《规定》的理论创新和意义
《规定》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某个领域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大规模团体诉讼的系统性司法解释。相对以往民事审判实践来说，《规定》拓展了崭新的审判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里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类似纠纷的解决，奠定了司法实践基础。
《规定》对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进程将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将与其他要素市场一起，获得空前发展和壮大的机遇。根据2002年10月底的统计数据，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4.3万亿元约占GDP 45％，流通市值1.4万亿元约占GDP 15％。即使保持该比例不变，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实现时，我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也将分别达到17万亿元以上和近6万亿元。况且，根据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市值与其GDP的比例均在一倍以上，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市值也平均占其GDP 67.3%的实际情况，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无论从上市公司的数量、质量和股票市值，还是从投资开户数量都将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在证券市场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依法规范和严格监管则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完善和健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是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建设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完备的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不仅可以使侵权行为人受到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制裁，而且通过追究侵权行为人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有效地规范市场参与人的行为，充分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运行，增强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它要求各类民事主体，必须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事市场行为。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这就决定了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抓紧完善各项市场法律制度，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在规范市场主体法律责任方面，侵权民事责任是不可缺少的，应当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存在。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立足于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审判实践需要，本着由点及面和逐步介入的原则，制定和公布了《规定》。这将为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起到积极作用；为规范证券市场投资融资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提供具体有效的司法依据。
《规定》对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有着重大贡献。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等各方面的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规定》是这些伟大思想和论断在司法制度上忠实和充分的实践。证券市场属于虚拟经济范
畴，与实体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它既为股份公司募集资本融资提供机会和场所，又为投资人根据股份公司资产净值和资产增值、预期赢利进行投资和适度投机提供机会和场所；同时它还具有投资人在交易市场的交易对象不确定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具有很大的难度。《规定》对现有的原则性的证券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填补了司法实践适用法律的空白。首先，它确立了现阶段民事赔偿价值取向，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出发，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通过依法追究虚假陈述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投资人的合理损失，从而预防和遏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其次，《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及其存续和影响市场期间的几个重要时间概念给予了认定和解释。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了科学分类，所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运用到了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的因果关系确定的条文中。再次，《规定》确定了计算损失的合理期间。这是《规定》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重大理论成果。第四，《规定》坚持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兼用其他归责原则，首次以司法解释清晰的条文对各虚假陈述行为人进行了具体和细化的归责。第五，《规定》还首次以司法解释对投资人应获赔偿的损失范围明文作了规定。并根据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不同、投资人不同时间卖出或持有证券的情况以及证券市场特殊情况，确定了损失的计算方法。这些针对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的创新理论和制度，必将为证券市场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奠定坚实而丰厚的基础。
《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必要的司法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对分配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创新，决定了证券市场的投资人所获得的交易价差、股息、利息等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必须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对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侵犯，都应当依法受到追究。我国证券市场6800余万投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人。这些自然人投资主体，大多数信息不通畅、投资操作手法落后，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他们将首先成为受害者。《规定》以保护广大投资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证券法律制度上的具体实践。只有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才能有资本市场的投资信心和投资主体。一个有着诚实信用、投资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证券市场，才会日益发展和壮大。这不仅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重要区别，而且是支撑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制建设目标实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其他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规范，今后涉及虚拟经济领域里因侵权和因合同产生的法律问题，将会层出不穷。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这些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多。人民法院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处理好这些领域里的各类纠纷，促进我国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 贾纬
篇4：最高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的理解
最高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的理解
刘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自209月14日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旨在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加大对下监督指导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对于该条规定，从文义上理解是如果用工争议的劳动者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则争议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笔者认为，从该条规定的表述看，如果争议的一方主体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争议双方形成的即是劳务关系。包括提前退休（因病提前退休或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亦是如此。但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谈到退休人员返聘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时，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杜万华指出，如果企业职工是按照法定退休年龄办理完退休手续又返聘的，与所在单位是劳务关系不再是劳动关系；如果企业职工是提前退休，为企业减员增效而“被退休”的、职工到新企业后与企业确定的是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职工是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后返聘的是劳务关系，职工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提前退休的是劳动关系。
篇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下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下）
四、关于开庭审理问题开庭审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法庭调查、辩论、裁决都在该阶段作出。所以，必须调动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方面的积极性，才能保证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分清是非责任，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
（一）关于法官的告知义务和释明
当事人在法庭上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应当履行哪些诉讼义务，有的当事人并不知晓，须人民法院告知或释明，以让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当事人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更为周到的保护。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为缩短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若干规定》第19条、第20条对审判人员在开庭审理时应履行的告知义务作了必要的简化。通常情况下，在向原告送达受案通知书和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时，人民法院已用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将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了当事人；若当事人各方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律师是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业者，他们知晓诉讼权利义务，可代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此两种情形，便无重复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必要。但因申请回避权是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审判人员仍须再次告知。
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他们往往缺乏诉讼方面的.知识，在庭审中将处于弱势地位，双方就不能进行公平的对抗。所以，对影响当事人利益的回避、自认、举证责任等重大事项，审判人员应当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并给予适当的指导，使各方当事人都能够正常的进行诉讼活动。释明权依其性质具有双重属性，从权利角度看是国家授予法官的公权力，不能放弃；从义务角度看则是释明义务，对民事主体在参加诉讼时意志和人格的尊重，以及其在诉讼中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平等权等。所以，《若干规定》特别强调，对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的事项法官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否则即为程序违法。
（二）关于简化庭审方式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必须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分阶段按步骤进行，一个环节也不能少，以保证程序的公正严肃。简易程序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一个“简”字，若仍按普通程序按部就班的进行，那就不是简易程序了。当前，“简易程序普通审”的现象较为普遍，原因是审判人员为追求程序的完整性，或为了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检查，结果是背离了设立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立法目的。《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法庭调查和辩论不必受普通程序规定的顺序限制，根据案情可以灵活运用，《若干规定》第21条对此规定更为简便。在具体操作庭审时，双方当事人陈述后，即可由法官归纳、核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然后仅对争执的焦点，由双方举证、质证、辩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可融为一体。调查后进行辩论，辩论后又可恢复调查，大辩论套小辩论，边调查、边质证、边辩论，边筛选异同，边归纳认证。不局限于普通程序规定的顺序，这样可以大大地缩短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
（三）关于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期限，以保证其诉讼权利的实现。
一是当庭举证。《若干规定》第22条前句规定：“当事人双方同时到法庭请求解决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未协商举证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经简便方式传唤到庭的，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要求当庭举证的，应予准许。”《证据规定》第33条第2、3款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或由人民法院指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双方同时到法庭请求解决纠纷，没有协商举证期限，人民法院也未指定举证期限，并无举证期限可言，应视为当事人放弃了举证期限利益，当事人要求当庭举证的应当允许。这样可以缩短案件的审理期限，提高审判效率。
二是协商或指定举证期限。《若干规定》第22条后句规定：“当事人当庭举证有困难的，举证的期限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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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破产案件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
破产案件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
当前，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法人申请破产还债案件不断增加。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矛盾多，易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正确理解与适用破产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审理破产案件，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破产案件中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作一些探讨。 别除权是指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在债务人破产过程中对特定担保财产享有的单独、优先受偿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破产法》）第32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也明确规定：“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此项权利在破产法理论上称之为别除权。它是由破产企业特定财产从破产财产中区别排除出来，授予债权人就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 从本质上讲，别除权源于破产宣告前债务人特定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权。在民事活动中，债主要是一种财产法律关系。要保证债务人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债务，就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担保债的履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可优先获得清偿。破产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债务人破产并不影响其在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效力。所以这种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同样应当优先受偿。 别除权与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其他权利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别除权是针对破产人的财产行使的权利。别除权是对破产人的财产中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财产行使权利。这与取回权是针对清算组管理下的非破产人财产行使的权利不同。别除权人对担保物优先受偿时，如有余额应由清算组按照破产法规定进行分配；如果担保物不足于清偿债务，未受偿部分转化为破产债权，可以依法申请参与分配破产财产。别除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时，可以作为一般债权人参与受偿。但在第三人为破产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时，因担保财产不属破产人所有，不构成别除权。反之，破产人为他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时，则构成别除权，但因其不是主债务人，在担保物价款不足于清偿担保债务时，余债不得作为破产债权向破产人要求清偿，只能向主债务人求偿，别除权人如放弃优先受偿权利，其债权也不得参与破产分配，因二人之间只有担保关系，无债务关系。 2、别除权是针对破产企业设立担保的特定财产行使的权利。《担保法》第28条规定：“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破产费用、无物权担保债权是针对破产人的破产财产行使权利，两者清偿财产的范围不同。别除权人只能针对破产人作为担保物的特定财产行使别除权，不能对破产人没有设定担保的一般财产行使。在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情况下，也不得从担保财产中拨付，别除权人的权利不受影响。只有在担保财产清偿担保债权后尚有余额的情况下，才能用于破产费用的拨付和破产债权的清偿。 3．别除权是一种优先受偿权。别除权不同于一般破产债权仅具有公平受偿的性质。别除权的优先，既不同于优先支付的破产费用，也不同于破产债权中清偿顺序的先后，别除权则是在破产财产之外的担保物上优先受偿，破产费用与破产债权都是在破产财产的范围内清偿。别除权的优先不受破产财产多少的影响，即使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破产程序终止，其债权也能得到实现。因为担保物不属于破产财产，不得用于同行使别除权无关的费用。别除权的优先受偿，只能经法定程序对担保物作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行使，而不能将担保物直接据为已有。 我国别除权是基于担保物权产生的，其优先受偿权源于物权的排他性。因此，别除权的产生依据应为民事法律中有关物权担保的规定，担保物权是别除权的基础权利。从有关国家的破产立法看，可以享有别除权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1．质权；2．抵押权；3．留置权；4．特别先取权等。担保法规定，担保分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五种形式。根据担保物权的有关理论，抵押、质押、留置三种物权担保形式在破产程序中均可产生别除权。 抵押权。《担保法》第33条规定：“抵押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对其财产的占有，将财产作为债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在债务人以其财产为自己或他人债务进行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就担保物享有别除权。但在破产人为他人债务抵押担保时，别除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产生破产债权，担保物不足清偿时，担保的破产人对不足部分没有清偿的义务。第三人以其财产为破产人抵押担保时，在破产程序中也不构成别除权。 质押权。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依照合同约定，将其动产（依照《破产法》第75条的规定包括一些权利）移交给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权人作为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在出质人破产时，对质押物依法享有别除权。 留置权。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偿还。 留置权人就留置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享有留置权的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享有别除权。留置权的范围仅限于依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可优先受偿的债权应限于合同约定的应付款项。值得注意的是，留置权是以实际占有而存在，并因此取得优先受偿权，如果债权人失去对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权消失，别除权也随之消灭。如果留置物被第三人非法占有，留置权人可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返还，占有恢复后，留置权并不消灭。 对别除权人是否需要申报债权意见不一，有的观点认为，行使别除权的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因此，别除权人行使别除权不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应当受破产程序的限制，无需申报债权，仅在担保物价款不足清偿其全部债权时，对不能清偿的部分应申报债权。另外，别除权人有无申报债权义务，往往与其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相互联系。在规定别除权人无须申报债权时，因其债权未经确认，如发生争议可通过债权确认诉讼程序解决。 《破产法》第9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根据这一规定，无论是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还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报。《破产法》规定别除权人应申报债权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对物权担保的法律规定尚不十分完善。破产企业管理比较混乱，担保材料遗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清算组对破产企业的担保情况掌握不全面。如果别除权人不申报债权，在其占有担保物的情况下（如质押、留置），权利不受实际影响，如果未占有担保物（如抵押），权利就可能受到影响，担保物可能被清算组误认是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因此，别除权人的债权经过申报与确认程序，有利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有关情况，减少争议，有利于维护担保物权人的合法利益，使破产案件得于顺利审理。 别除权是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在债务人破产时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虽然行使别除权与破产债权公平清偿互不影响，但是行使别除权不受破产程序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在行使别除权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别除权对债权人具有重要利益，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要准确认定物权担保的效力，防止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为制止债务人在破产前利用担保给个别债权人优惠清偿的行为，《破产法》第35条中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债务人对原无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无效，债权人不行使别除权。但是，在法定无效期间之前已以书面合同约定对债提供财产担保，只是延至无效期间内方实际履行的，仍然有效，但限于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提供担保，破产案件受理后尚未履行提供担保者不得再行提供。 2、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涉及抵押合同及担保债权的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认真审查合同的效力。对国有企业已经确定为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重要建筑物设立抵押而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依《担保法》第37条规定不得作抵押的财产设立抵押的以及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大部分财产抵押给一个债权人，从而丧失履行其他债务能力的，人民法院均应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3、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对担保物原来的占有状况不得改变，破产前由保债权人依法占有的担保物，破产企业及清算组不得要求收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46条中规定：破产企业的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交付财产，逾期未交付又未提出异议的，由清算组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的规定。不应被理解、适用于担保物的收回，否则便是对别除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在行使别除权行使过程中，不能直接将担保物抵偿债务，必须由清算组委托对担保物评估作价、拍卖、变卖，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实践中有的别除权人占有担保物，迟迟不行使受偿权利，以致影响到破产程序正常进行，清算组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收回担保物，也可以篇7：破产案件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
破产案件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
当前，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法人申请破产还债案件不断增加。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矛盾多，易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正确理解与适用破产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审理破产案件，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破产案件中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作一些探讨。 别除权是指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在债务人破产过程中对特定担保财产享有的单独、优先受偿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破产法》）第32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也明确规定：“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此项权利在破产法理论上称之为别除权。它是由破产企业特定财产从破产财产中区别排除出来，授予债权人就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 从本质上讲，别除权源于破产宣告前债务人特定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权。在民事活动中，债主要是一种财产法律关系。要保证债务人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债务，就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担保债的履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可优先获得清偿。破产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债务人破产并不影响其在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效力。所以这种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同样应当优先受偿。 别除权与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其他权利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别除权是针对破产人的财产行使的权利。别除权是对破产人的财产中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财产行使权利。这与取回权是针对清算组管理下的非破产人财产行使的权利不同。别除权人对担保物优先受偿时，如有余额应由清算组按照破产法规定进行分配；如果担保物不足于清偿债务，未受偿部分转化为破产债权，可以依法申请参与分配破产财产。别除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时，可以作为一般债权人参与受偿。但在第三人为破产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时，因担保财产不属破产人所有，不构成别除权。反之，破产人为他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时，则构成别除权，但因其不是主债务人，在担保物价款不足于清偿担保债务时，余债不得作为破产债权向破产人要求清偿，只能向主债务人求偿，别除权人如放弃优先受偿权利，其债权也不得参与破产分配，因二人之间只有担保关系，无债务关系。 2、别除权是针对破产企业设立担保的特定财产行使的权利。《担保法》第28条规定：“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破产费用、无物权担保债权是针对破产人的破产财产行使权利，两者清偿财产的范围不同。别除权人只能针对破产人作为担保物的特定财产行使别除权，不能对破产人没有设定担保的一般财产行使。在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情况下，也不得从担保财产中拨付，别除权人的权利不受影响。只有在担保财产清偿担保债权后尚有余额的情况下，才能用于破产费用的拨付和破产债权的清偿。 3．别除权是一种优先受偿权。别除权不同于一般破产债权仅具有公平受偿的性质。别除权的优先，既不同于优先支付的破产费用，也不同于破产债权中清偿顺序的先后，别除权则是在破产财产之外的担保物上优先受偿，破产费用与破产债权都是在破产财产的范围内清偿。别除权的优先不受破产财产多少的影响，即使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破产程序终止，其债权也能得到实现。因为担保物不属于破产财产，不得用于同行使别除权无关的费用。别除权的优先受偿，只能经法定程序对担保物作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行使，而不能将担保物直接据为已有。 我国别除权是基于担保物权产生的，其优先受偿权源于物权的排他性。因此，别除权的产生依据应为民事法律中有关物权担保的规定，担保物权是别除权的基础权利。从有关国家的破产立法看，可以享有别除权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1．质权；2．抵押权；3．留置权；4．特别先取权等。担保法规定，担保分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五种形式。根据担保物权的有关理论，抵押、质押、留置三种物权担保形式在破产程序中均可产生别除权。 抵押权。《担保法》第33条规定：“抵押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对其财产的占有，将财产作为债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在债务人以其财产为自己或他人债务进行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就担保物享有别除权。但在破产人为他人债务抵押担保时，别除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产生破产债权，担保物不足清偿时，担保的破产人对不足部分没有清偿的义务。第三人以其财产为破产人抵押担保时，在破产程序中也不构成别除权。 质押权。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依照合同约定，将其动产（依照《破产法》第75条的规定包括一些权利）移交给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权人作为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在出质人破产时，对质押物依法享有别除权。 留置权。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偿还。 留置权人就留置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享有留置权的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享有别除权。留置权的范围仅限于依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可优先受偿的债权应限于合同约定的应付款项。值得注意的是，留置权是以实际占有而存在，并因此取得优先受偿权，如果债权人失去对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权消失，别除权也随之消灭。如果留置物被第三人非法占有，留置权人可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返还，占有恢复后，留置权并不消灭。 对别除权人是否需要申报债权意见不一，有的观点认为，行使别除权的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因此，别除权人行使别除权不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应当受破产程序的限制，无需申报债权，仅在担保物价款不足清偿其全部债权时，对不能清偿的部分应申报债权。另外，别除权人有无申报债权义务，往往与其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相互联系。在规定别除权人无须申报债权时，因其债权未经确认，如发生争议可通过债权确认诉讼程序解决。 《破产法》第9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根据这一规定，无论是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还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报。《破产法》规定别除权人应申报债权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对物权担保的法律规定尚不十分完善。破产企业管理比较混乱，担保材料遗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清算组对破产企业的`担保情况掌握不全面。如果别除权人不申报债权，在其占有担保物的情况下（如质押、留置），权利不受实际影响，如果未占有担保物（如抵押），权利就可能受到影响，担保物可能被清算组误认是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因此，别除权人的债权经过申报与确认程序，有利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有关情况，减少争议，有利于维护担保物权人的合法利益，使破产案件得于顺利审理。 别除权是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在债务人破产时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虽然行使别除权与破产债权公平清偿互不影响，但是行使别除权不受破产程序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在行使别除权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别除权对债权人具有重要利益，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要准确认定物权担保的效力，防止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为制止债务人在破产前利用担保给个别债权人优惠清偿的行为，《破产法》第35条中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债务人对原无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无效，债权人不行使别除权。但是，在法定无效期间之前已以书面合同约定对债提供财产担保，只是延至无效期间内方实际履行的，仍然有效，但限于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提供担保，破产案件受理后尚未履行提供担保者不得再行提供。 2、根据最高法院19《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涉及抵押合同及担保债权的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认真审查合同的效力。对国有企业已经确定为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重要建筑物设立抵押而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依《担保法》第37条规定不得作抵押的财产设立抵押的以及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大部分财产抵押给一个债权人，从而丧失履行其他债务能力的，人民法院均应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3、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对担保物原来的占有状况不得改变，破产前由保债权人依法占有的担保物，破产企业及清算组不得要求收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46条中规定：破产企业的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交付财产，逾期未交付又未提出异议的，由清算组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的规定。不应被理解、适用于担保物的收回，否则便是对别除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在行使别除权行使过程中，不能直接将担保物抵偿债务，必须由清算组委托对担保物评估作价、拍卖、变卖，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实践中有的别除权人占有担保物，迟迟不行使受偿权利，以致影响到破产程序正常进行，清算组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收回担保物，也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担保物，清偿别除权。 4、在破产宣告前，别除权人应依原合同所订期限行使权利，不得提前要求受偿。在破产宣告后，依照《破产法》第31条的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均视为到期。因此，未到期的别除权可提前行使，但其利息应计算至破产宣告时为止，即应扣除未到期的利息。 5、别除权与特种债权。特种债权一般是指法律赋于某种债权比一般债权甚至比担保物权优先从债务人财产中获得清偿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特种债权，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年《关于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精神，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范围内的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以及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或者社会统筹不足的，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也应首先支付，不足部分依次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有抵押财产所得中支付。剩余部分才能依次行使别除权、清偿一般债权。
篇8：如何理解《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如何理解《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今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将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2002年1月15日《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和公布的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规定》共分八个部分，即一般规定、受理与管辖、诉讼方式、虚假陈述的认定、归责与免责事由、共同侵权责任、损失认定、附则，共计37条。涉及了审理该类民事赔偿案件的所有程序和实体的内容。（一）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
1.关于管辖问题。
首先，用两个条文对《通知》一个条文内容，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分别进行了规定。这样不仅条、项清晰，而且文字表述也不嫌累赘。其次，增加了追加被告的内容。由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往往是虚假陈述的始作俑者，如证据证明虚假陈述最初来自于他们，而原告只起诉承担连带责任的承销商等，当承销商等抗辩时则难以查清虚假陈述事实，判决后将形成诉累。所以，当条件成就时，追加共同被告在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后，经当事人申请或者征得所有原告同意后，可以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追加后，应当将案件移送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再次，《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基于当事人诉权，对地域管辖作了例外规定，“当事人不申请或者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追加的，应当通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不得移送案件。”
2.关于诉讼方式问题。
《规定》以四个条文对如何共同诉讼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至六十四条对人数众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证券市场投资人如是因同一侵权行为而受到侵害，基于同一事实而共同产生民事赔偿请求，众多投资人完全可以同一种类标的进行共同诉讼。故《规定》所规定的共同诉讼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而不是民事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样规定，是因为证券市场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受侵害的投资人过于庞大，且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往往不是单一的，投资人也不可能起诉完全相同的被告；每个投资人受到侵害的情况和实际损失很难相同；还因为目前我国没有类似美国的中介机构对数以万计的投资人及其损失进行登记和计算，仅依靠人民法院完成公告、对权利人登记以及权利人选择加入诉讼和适用裁判等工作，是不现实的。故对证券市场人数众多的赔偿诉请，分离出若干个原告人数确定的以代表人方式进行的共同诉讼，是符合人民法院和证券市场现有条件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该条内容虽然是民事诉讼的通行程序和方式，但《规定》突出和强调了通过诉讼调解和当事人和解解决讼争的目的。对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赔偿诉讼，不论设计何种诉讼方式、确定什么样的赔偿范围和标准，都是为找到一个合法合理的途径，以解决可能人数众多的纠纷。证券市场中发生的侵权赔偿之诉，即便在美国能够完整走完诉讼程序的也仅为诉讼总量的2－3％，而大量纠纷是以法庭调解或者以当事人和解的方式得到解决的。《通知》和《规定》的出台，虽然启动了投资人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但毕竟这类案件的诉讼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实体判决的预期效果难以确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着重鼓励当事人以和解方式息诉或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解决讼争，这对投资人和虚假陈述行为人都是有利的。
3.关于前置程序问题。
《规定》丰富和发展了《通知》关于前置程序的原则性规定。首先，增加了刑事处罚的前置程序。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并行不悖的（当然也包括民事责任承担），关键是要根据其行为违法性质和程度而确定。既然行政处罚已被确定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那么触犯刑律的虚假陈述，这种远比受到行政处罚严重得多的行为，如构成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虚假陈述行为，更应是民事责任的前置条件，其行为人应当附带承担民事责任。《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依据人民法院作出的认定有罪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次，对行政处罚主体作了扩大规定。对证券市场的行政监管，主要是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但对市场参与主体从行业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部门，还有财政部等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经授权的机构。故《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了，财政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均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再次，对前置程序不定状态作了规定。《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应当裁定终结诉讼。
4.原告的确定及其举证责任。
各国证券法律都对因虚假陈述行为遭受损失的投资人，规定了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我国证券法第六十三、一百六十一、二百零二条，通过对各类虚假陈述行为人规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形式，而赋予了被侵权的投资人享有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这样规定，确定了非常宽泛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请求权主体，即凡是认为自己投资并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的投资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因此，《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对诉请主体宽泛规定的方式，在第六条直接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是，并不是所有提起诉讼的投资人都能够获得赔偿，只有其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投资人，才享有胜诉权。
《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应当提交的证据，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是基于证券市场与银行一样实行了实名制，投资人必须证明是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而提起诉讼。此外，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法人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买卖证券。”证券市场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侵权行为人，为了逃避监管和承担责任，往往以他人名义多头开户，数量可能成百上千。为将这些不法行为人排除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之外，必须规定投资人提供自己真实身份的证明文件，而且规定了严格举证责任。提交交易凭证以及其他投资损失证据，是投资人用以证明自己在投资时发生了损失，且损失与虚假陈述具有因果关系。
5.被告的确定及其举证责任。
证券法以义务性条款对发行人、承销商
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为证券发行和上市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规定了如发生虚假陈述行为，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以禁止性条款，对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及有关人员；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国家工作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规定了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禁止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法律规定对可能成为被告的民事责任主体，规定得较为全面。《规定》在第七条不仅援用了这些法律规定内容，而且还将证券法和《暂行条例》遗漏了的民事责任主体证券上市推荐人和实际控制人，作为可成为该类案件的被告加以规定。上市推荐人可能成为被告的法律依据是：证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股票上市交易申请时，应当提交法律意见书和证券公司的推荐书；《暂行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应当向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送交证券交易所会员的推荐书。上市推荐人在《上市推荐书》中保证其所推荐上市的证券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上市推荐人大多数由主承销商兼任，但也有其他证券公司与主承销商共同担任的情况。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股份公司多数股权，或者通过一致行动达到控制股份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概念，相对发行人便是发起人；相对上市公司即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隐藏在发行人、上市公司幕后，很有可能操纵发行人或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也有可能其直接进行虚假陈述。《规定》将其列为案件可能的被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规定》在“归责与免责事由”部分规定了，除了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以外，其他各类被告均可以因举出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证据而获得免责。所有被告根据第十九条规定，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以下事由：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则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告证明存在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等其他法定免责事由的，则被告也应免责。
（二）关于实体方面的规定
1.关于时效的规定。
《规定》承继了《通知》对这类案件的两年诉讼时效规定，第五条规定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但是《规定》对时效的起算时间，规定为公布处罚之日和刑事裁判生效之日，这与《通知》规定的作出处罚之日不同。现实中，公布之日滞后于作出处罚之日，短则一、二天，长可达几十天。只有公布，市场方可普遍知晓，投资人才能得知权益可能被侵害，故确定为公布之日更为科学和准确。公布行政处罚的媒体，应结合《规定》第二十条关于虚假陈述被揭露的媒体范围规定来确定。
2.关于虚假陈述的认定。
《规定》“虚假陈述的认定”部分，对虚假陈述的概念和根据行为方式进行的四种分类作了界定。虽然，现阶段规定了前置程序，投资人必须依据处罚方能诉讼，似乎再对虚假陈述认定没有必要。但是从整个司法解释考虑，从法官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虚假陈述行为认识考虑，作出界定有其必要性。虚假陈述导致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须是虚假陈述内容具有重大性，这是虚假陈述与其他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最为不同之处。由于存在前置程序，故对导致民事赔偿的意义相同的重大性，没有详细规定，《规定》只在第十七条作了概括性表述。虚假陈述存续和影响市场期间的几个重要时间概念，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及更正日，对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规定》在第二十条作了解释性规定。这几个日期的界定和明确，对区分各类投资人在赔偿案件中享有何种权益、确定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都将发挥作用。
《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因果关系确定的条文内容背后，隐含了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独创性的分类划分，即根据对市场、对投资人主观判断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将虚假陈述分为诱多和诱空两类。这是《规定》条文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诱多和做多不同，前者属于虚假陈述，做多则指操纵股价。市场经常发生的虚假陈述几乎都是诱多性质，它指虚假陈述行为人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发布虚假的利多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空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等，使得投资人在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进行“投资”追涨的行为。同理诱空也不同于做空，诱空虚假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发布虚假的消极利空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好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等，使得投资人在股价向下运行或处于相对低位时，因受其虚假陈述影响而卖出股票，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股价上涨而投资人遭受损失的行为。
3.归责与免责事由。
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分配，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对各方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各国法律对民事责任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兼用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规定》同样采用了上述归责原则，并且对各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归责，按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顺序，在第五部分作了规定。首先，对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归责。证券法和《暂行条例》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规定》采用上述法律规定，在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发起人和发行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发行人在交易市场又称上市公司，故将上市公司与发行人在该款同等列出。根据该款规定，除非这些被告举证证明投资人存在《规定》第十九条事由，或者投资人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等，不然他们应当对与其有因果关系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的归责。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对承销商、发行人和承销商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容看，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未免要求太苛刻；从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对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字面看，似乎故意才导致责任的承担，又失之过轻。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除发行人外的承销商、发行人的负责人等“如能证明已尽相当之注意，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免负赔偿责任”；专业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如能证明已经合理调查，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签证或意见为真实者，亦同”。因此，《规定》对这些虚假陈述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规定为过错推定责任。这些行为人如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投资人存在《规定》第十九条事由，或者投资人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等应予免责。再次，对《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以证券法第七十二条内容为基础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的归责，确立了过错责任。这些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投资人损失，同时仍需有前置程序。
4.关于共同侵权。
《规定》第二十六至二十八条规定了共同侵权。发起人是基于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保证披露的信息真实而无虚假，因而与发行人处于责任连带地位，如发生虚假陈述应共同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和专业服务机构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前提是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在职责范围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如果其不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则视为共同侵权，而无须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有主观上的意志联络，其应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如参与虚假陈述、知道或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以及存在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5.因果关系的确定。
我国证券法律没有对侵权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作出明文规定。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国内学者普遍采用了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该理论和原则是指，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因相信证券市场是真实有效、证券价格是公正的'而进行投资，因此其无须证明自己信赖了虚假陈述行为才作出的投资；只要证明其所投资的证券价格受到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为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规定》在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不仅吸收了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而且根据国情，丰富和发展了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因果关系的理论。《规定》是根据诱多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影响的模型，分析和确定了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在诱多虚假陈述行为模型下，实施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期间，买进又卖出的投资人所发生的损失与诱多虚假陈述不具有直接关联性的结论。《规定》没有根据诱空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影响的行为模型，确定该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要将诱多和诱空虚假陈述两种影响方向完全相反的行为，一并在《规定》条文中确定与投资人的损失间因果关系和计算损失，是相当困难的。同时，目前证券市场上做空操纵行为较多，而诱空虚假陈述极为罕见，且未有一起受到行政处罚。今后市场如发生了诱空虚假陈述，一方面法官可依据《规定》进行因果关系的认定，并可以据此调解或判决、当事人也可和解；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也可通过对个案批复再行解释。
6.应当赔偿的损失范围。
《规定》坚持从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出发，确立了民事赔偿的价值取向是：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通过依法追究虚假陈述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投资人的合理损失，从而预防和遏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在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规定了，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是所缴股款及其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投资人因虚假陈述实际发生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该两项资金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的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发行市场虚假陈述的证券得以上市交易并且发行市场投资人持续持有该证券，其有权按交易市场赔偿范围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赔偿损失。
7.投资损失计算。
计算投资人的损失，首先须确定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后股价回到摆脱虚假陈述影响的相对正常位置，所要经过的一段合理运行期间。确定合理期间的目的，是将虚假陈述影响股价的因素从其他引起股价波动的因素中分离出来，或曰虚假陈述行为人只对其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所发生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确定合理期间的基准日作了解释性规定，第二款确定了几种寻找合理期间的方法，这是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合理期间的确定考虑下面几点法律意义：第一，经过这段期间股份的交易，虚假陈述行为应当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逐步减小并至消失，股价可能逐渐恢复至未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状态。这是证券市场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的具体运用；第二，经过这段期间交易，对于想实施减损的投资者提供了合理减损的机会。而对于明知存在虚假陈述仍进行投资的投资人，应认定其主观认为所支付的股价已经消化了虚假陈述的影响。当买卖双方行为通过交易量判断，达到一定标准时，则视被虚假陈述行为影响的股价回到了正常位置。第三，合理期间确定得越短，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越不易消化，对投资人保护越不利；如确定得越长，则股价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几率越大，故而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民事责任追究易不公，故应相对合理。各国对合理期间确定都没有明确的依据和理由，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确定合理期间为90天时并未给出理由，只是想借助虚假陈述更正或揭露后的“后续期间”来改变计算投资人损失缺乏确定性的现状，从而将可索赔的损失限定在虚假陈述而非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范围之内。我国证券法律对如何赔偿投资人损失的规定是空白的，更没有对合理期间的界定，司法解释又必须确定。与其参照国外人为划定的期间，不如考虑实际国情并结合一些客观数据确定合理期间。然后采用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针对投资人不同期间持有或卖出证券的情况，根据《规定》便可以计算出投资人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