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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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一、适用范围

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

(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发回重审的;

(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

第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人民法院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

第三条 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起诉与答辩

第四条 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捺印。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

送达地址应当写明受送达人住所地的邮政编码和详细地址;受送达人是有固定职业的自然人的，其从业的场所可以视为送达地址。

第六条 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

第七条 双方当事人到庭后，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

第八条 人民法院按照原告提供的被告的送达地址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无法通知被告应诉的，应当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一)原告提供了被告准确的送达地址，但人民法院无法向被告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诉通知书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原告不能提供被告准确的送达地址，人民法院经查证后仍不能确定被告送达地址的，可以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第九条 被告到庭后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后果;经人民法院告知后被告仍然拒不提供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被告是自然人的，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

(二)被告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告知的内容记入笔录。

第十条 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上述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一条 受送达的自然人以及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七十九条的规定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被邀请的人不愿到场见证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到场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从业场所，即视为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三、审理前的准备

第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其提出申请的期限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十九条第一款、第 五十四条第一款的限制。

第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并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成立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并将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二)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双方当事人，并将上述内容记入笔录。

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十四条 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二)劳务合同纠纷;

(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五)合伙协议纠纷;

(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第十五条 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

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可以当庭告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领取民事调解书的具体日期，也可以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次日起十日内将民事调解书发送给当事人。

第十七条 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

四、开庭审理

第十八条 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作为按撤诉处理和缺席判决的根据。

第十九条 开庭前已经书面或者口头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当事人各方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审判人员除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外，可以不再告知当事人其他的诉讼权利义务。

第二十条 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审判人员应当对回避、自认、举证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指导当事人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

第二十一条 开庭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归纳出争议焦点，经当事人确认后，由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的，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辩论意见后迳行判决、裁定。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请求解决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未协商举证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经简便方式传唤到庭的，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要求当庭举证的，应予准许;当事人当庭举证有困难的，举证的期限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书记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对于下列事项，应当详细记载：

(一)审判人员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争议焦点的概括、证据的认定和裁判的宣告等重大事项;

(二)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撤诉、和解等重大事项;

(三)当事人当庭陈述的与其诉讼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庭审结束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对争议焦点和当事人各方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并就是否同意调解征询当事人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 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当在审限届满前及时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五、宣判与送达

第二十七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

第二十八条 当庭宣判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送达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因交通不便或者其他原因要求邮寄送达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的，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三十条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双方已经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材料缺席判决。

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判决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将裁判文书送达给未到庭的当事人。

第三十一条 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自定期宣判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在定期宣判的日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不影响该裁判上诉期间的计算。

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并在定期宣判前已经告知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将裁判文书送达给未到庭的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二)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三)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的;

(四)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五)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六、其他

第三十三条 本院已经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12月1日起施行。月1日以后受理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

篇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下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下）

四、关于开庭审理问题

开庭审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法庭调查、辩论、裁决都在该阶段作出。所以，必须调动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方面的积极性，才能保证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分清是非责任，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

（一）关于法官的告知义务和释明

当事人在法庭上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应当履行哪些诉讼义务，有的当事人并不知晓，须人民法院告知或释明，以让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当事人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更为周到的保护。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为缩短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若干规定》第19条、第20条对审判人员在开庭审理时应履行的告知义务作了必要的简化。通常情况下，在向原告送达受案通知书和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时，人民法院已用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将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了当事人；若当事人各方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律师是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业者，他们知晓诉讼权利义务，可代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此两种情形，便无重复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必要。但因申请回避权是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审判人员仍须再次告知。

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他们往往缺乏诉讼方面的.知识，在庭审中将处于弱势地位，双方就不能进行公平的对抗。所以，对影响当事人利益的回避、自认、举证责任等重大事项，审判人员应当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并给予适当的指导，使各方当事人都能够正常的进行诉讼活动。释明权依其性质具有双重属性，从权利角度看是国家授予法官的公权力，不能放弃；从义务角度看则是释明义务，对民事主体在参加诉讼时意志和人格的尊重，以及其在诉讼中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平等权等。所以，《若干规定》特别强调，对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的事项法官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否则即为程序违法。

（二）关于简化庭审方式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必须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分阶段按步骤进行，一个环节也不能少，以保证程序的公正严肃。简易程序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一个“简”字，若仍按普通程序按部就班的进行，那就不是简易程序了。当前，“简易程序普通审”的现象较为普遍，原因是审判人员为追求程序的完整性，或为了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检查，结果是背离了设立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立法目的。《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法庭调查和辩论不必受普通程序规定的顺序限制，根据案情可以灵活运用，《若干规定》第21条对此规定更为简便。在具体操作庭审时，双方当事人陈述后，即可由法官归纳、核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然后仅对争执的焦点，由双方举证、质证、辩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可融为一体。调查后进行辩论，辩论后又可恢复调查，大辩论套小辩论，边调查、边质证、边辩论，边筛选异同，边归纳认证。不局限于普通程序规定的顺序，这样可以大大地缩短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

（三）关于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期限，以保证其诉讼权利的实现。

一是当庭举证。《若干规定》第22条前句规定：“当事人双方同时到法庭请求解决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未协商举证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经简便方式传唤到庭的，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要求当庭举证的，应予准许。”《证据规定》第33条第2、3款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或由人民法院指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双方同时到法庭请求解决纠纷，没有协商举证期限，人民法院也未指定举证期限，并无举证期限可言，应视为当事人放弃了举证期限利益，当事人要求当庭举证的应当允许。这样可以缩短案件的审理期限，提高审判效率。

二是协商或指定举证期限。《若干规定》第22条后句规定：“当事人当庭举证有困难的，举证的期限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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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理的适用

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理的适用

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的总结。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以诉讼程序简单而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以后各个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不断发展和完善了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制度。民事诉讼法正是科学地总结了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并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基础上对简易……

现代社会普遍关注和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司法公正，最终落实到审判质量上。据统计，笔者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90%左右。可以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质量，左右着人民法院的整体质量，因此，对如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探讨，不无意义。

一、简易程序的重要意义

简易程序是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相对第一审普通程序而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有着以下重要意义：1、便于当事人诉讼。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许多地区交通不便，这些客观情况给人民群众进行诉讼造成一定困难。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有效地为当事人减轻诉讼往返之劳，节省人力、财力和时间，使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得到解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受到保护，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工作和生产的积性。2、便于人民法院办案。民事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简单民事案件。在近年来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与适用普通程序相比，简化了许多程序和手续。这就使一大批简单的民事案件得到了及时的处理，从而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使人民法院能够集中精力更好审理重大、复杂的民事案件，保证办案质量。3、有利于缓解审判力量与审判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及时化解纠纷，有效地防止矛盾的激化。4、有利于培养、锻炼和提高审判人员独立思考的决策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总之，正确把握简易程序，是最现成、最简便、最快捷、最直接的提高办案效率的方法之一。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包括两个方面：1、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包括基层人民法院临时派出的审判组织，也包括基层人民法院在区、乡、镇常设的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其审判活动以及所作出的判决、裁定与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及其作出的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效力。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仅限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如果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比较复杂，涉及人和事太多，人民法院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查明全部案件事实的，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受者，关系明确，不需要通过其他事实去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此也无异议或者重大分歧。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议无原则分歧，人民法院不需要做大量工作来澄清事实、消除分歧。上述三个条件，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个条件必顺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简单的民事案件。正确识别简单民事案件，是正确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正确适用简易程序的基础，如果将非简单的民事案件视为简单民事案件，就会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影响办案质量。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上三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已经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但已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理。上述是法律明文禁止、绝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此外，院长、庭长、审判员认为案件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复杂、争议较大、社会各界关注且又认识不一的案件，或由于立法滞后、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无法律规定的也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除以上情形外，都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三、简易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的特点，重在一个“简”字。但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要注意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起、应诉立案手续要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对适用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当事人的起诉方式，无论是口头起诉还是书面起诉，不能限制，也不能附加任何的条件，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当事人的起诉方式规定一般应是书面的，仅对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例外，允许口头起诉。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原告无论是口头起诉还是书面起诉，只要是原、被告同时到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并且是决定当即审理，只要被告不要求书面答辩，就无须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由审判人员在开庭前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由原、被告在庭审中直接口头控辩。这样可以减少法院转送起诉状副本（或口头起诉要点）、答辩状副本的时间。只有在原、被告不是同时到法庭解决纠纷，或者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在答辩期内解决纠纷的，才存在通知被告应诉并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如被告要求书面答辩或双方任何一方要求给时间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则应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予以准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是否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可因案而异，不搞一刀切。

传唤当事人的方式要简。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书面通知（包括一方当事人代通知回去转干部交另一方当事人）打电话或请基层干部、群众捎口信的方法传唤当事人、代理人、证人到庭。但遇到一方当事人拒绝到庭时，则必须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和有关送达的规定，用传票传唤，否则不能适用拘传、按撤诉处理和缺席判决。有的同志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不能采取缺席判决，理由是缺席判决规定在普通程序的`有关条款中。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从整部民事诉讼法序列上看，简易程序虽是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但并不是完整的第一审程序。它的规定简单、原则和很不完整。如对起诉的条件、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的某些方面、案件的中止终结判决和裁定等等都无具体规定。因此不能说明简易程序章节中没有特别的规定，则应本着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立法精神（即除了不受限制的条款外，就是要受普通程序的其他条款限制）受总则和普通程序中有关条款的约束。

庭审的方法要简。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必须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分阶段进行，从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到评议宣判，

一个环节也不能少，保证执法的公正严肃。那么，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可以随而便之任意操作呢？回答是否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原则上来说，也应在总体上按照普通程序的顺序进行。那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又如何简化庭审的方法呢？笔者认为，重点应当放在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精神上。笔者理解，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可以不受提前三日的限制，可以随时传唤。公开审理的，可以张贴公告，也可以不张贴公告，应视个案而定，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有的人认为公告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标志，不张贴公告就不公开开庭审理，这是对法律的误解。适用简程序审理的都是事实比较清楚、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经济案件，无须过多调查即可认定。在具体操作庭审时，双方当事陈述后，即可由审理员归纳、核对双方当事没有争议的事实，然后仅对争执的焦点，由双方举证、质证、辩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可融为一体。调查后进行辩论后又可恢复法庭调查，大辩论套小辩论，边调查、边质辩、边筛选异同，边归纳认证。不局限于普通程序规定的顺序。这样可以大大地缩短庭审时间，提高效率。

四、理顺关系、走出适用简易程序认识的误区

当前在适用简易程序的问题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要受两种倾向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现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太宽，影响了案件审判质量，认为应当加以限制；而一些人则认为审判方式改革，还应扩大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解决老百姓的告状难。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范围究竟是宽了窄了，笔者认为，只在理顺以下几个关系，就可以宽窄相宜。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案件质量和效率与适用简易程序的关系。笔者认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固然是人多智慧多，但并非必然导致案件质量高。而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虽有点势单力薄之嫌，但也不必然案件质量低。审判质量的高低，从内部因素来说，关键在于审判人员素质以及执法的监督体制是否健全。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与运用什么程序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具有排他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要有质量和效率的必然联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同样要有质量和效率。那种认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质量应该高，效率低点没关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效率应当高。质量低一点也可以的认为是错误的。无论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都应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保证质量，提高效率。而且，也只有保证了质量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

其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案件多、任务重、审判力量不足与适用简易程序的关系。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只能以案件难易情况作为客观标准，决不能因任务重、审判力量不足就无限制地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否则，欲速不达，损害执法的严肃性。

再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调解和判决与适用简易程序的关系，调解和判决是结案的一种方式，与适用什么程序没有因果关系。只要当事人自愿，适用普通程序依法调解，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也要依法调解，在调解不成立时，无论运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无例外地适用判决。那种把结案的方式与适用何种程序乱加联系，或者认为适用普通程序可以少做调解工作，适用简易程序应当多做调解工作同样都是错误的。

第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审判方式与适用简易程序的关系。

最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与运用简易程序的关系。审判委员会是我国人民法院特有的一种审判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都是事实清楚、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因此，一般来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应是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范围，审判委员会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讨论和解决有关审判工作的其他重大问题。

开扩思路、更新观念，理顺关系、走出误区，大胆、正确地适用简易程序，是深化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当前，应把推行独任审判法官资格、选用制和错案追究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贯穿到适用简易程序当中，明确各自权、责，使简易程序的适用更加规范、科学和高效。

篇4：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粗浅探讨

关于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粗浅探讨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诉讼程序方面的改革尤其关于适用简易程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想再次就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作一粗浅探讨。     一、简易程序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伴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在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许多法院在进行简易程序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简易程序的改革实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认识上也有误区。     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也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诉讼制度的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诉讼的增加，仅靠增加审判人员，显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而从程序上简化一些繁杂的手续是比较可行的。但是，各种诉讼程序的设置，其目的在于保障实体上的公正，简化诉讼手续与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如何使这一矛盾冲突降到最低点，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今后为了保证法官的素质，法院将减缓法官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些都要求法院的改革必须在提高效率上作努力。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订简易程序至今，已有将近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它尚属年轻，但它作为一种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日益受到推广和重视。在目前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树立司法的权威，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为广大民众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在适用简易程序办案的过程中，仍有不便操作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相矛盾的地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适用此规定解决当事人讼争，有时就一份调解笔录案件即办结，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中应当具备以下材料：（1）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笔录；（2）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笔录；（3）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4）必要的证据；（5）询问当事人笔录；（6）审理（包括调解）笔录；（7）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8）送达和宣判笔录；（9）执行情况；（10）诉讼费收据”。这似乎和普通程序要求一样，这种相矛盾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操作。为此，充分利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与积极探索立法的完善和改革问题，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简易程序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第一、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十分原则，各地法院对此认识不一，适用的不够充分。建议根据案件性质和诉讼标的，确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根据各省市不同情况规定各自标准，即低于多大的诉讼标的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并规定不得因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同时规定哪类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第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     1、虽然民事诉讼法允许以口头、电话、广播等形式来传唤当事人，但当事人拒不到庭，不得缺席判决或拘传。这样使当事人及审判人员对此种传唤方式不够重视，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案件及时审理。法律规定应有强制力，只要办案人员用上述方法传唤并对传唤时间、地点、内容、人员进行书面记载并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确已知道，就应赋予它具有传票传唤的同等效力。     2、15天答辩期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适用简易程序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如果给15天答辩期又觉得太长，这就使法官不得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使之放弃。这样，有时会使法官处境尴尬，有损法官形象。建议将简易程序明确规定是否给予答辩期，给多长时间由法官决定。      第三、正确把握简易程序的举证时限。     确立举证时限不仅在完善司法制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方面意义尤为重要。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中关于举证时限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该规定若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适用与简易程序的目的相悖。简易程序的案件性质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这类案件易于速审速结，也应速审速结，充分体现简易程序高效便捷的特点。若在简易程序案件中适用如此长的举证时限的规定显然与简易程序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不相符，也会造成当事人不积极提供证据，尽快解决讼争的局面，也会使有些当事人明明证据在手却不及时提交，恶意拖延诉讼，严重影响审理活动的高效进行。但若不适用该规定，又会造成有法不依，不严肃执法的局面，不利于体现执法效果。为此，建议将该规定修改为“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为七日内，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而定”，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二）简化诉讼程序     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速审、速结，尽量简化诉讼程序。这里仅就需要简化的几个主要方面略作阐述：     第一、就审期间的缩短。送达诉状与言词辩论期日之间，应有相当的时间，即所谓就审期间，以便被告准备辩论及到场应诉。在我国，法律对这段时间没有明确规定，为加快案件的审理，在送达当事人起诉状或言词起诉笔录时，应同时将言词辩论期日的通知书一并送达另一方当事人。除紧急情形和当事人合意要求进行审理外，就审期间至少应有五日，除特殊情况一般也不应超过10日。     第二、应以一次期日辩论终结为原则。除特殊情况外，通常应有一次期日辩论终结。为实现此目标，法院在言词辩论通知书中，应表明适用简易程序并要求当事人务于期日携带所有证物并偕同有关证人到场，以免因调查证据而拖延审理期限。     第三、依职权为受诉当事人辩论判决。受诉当事人一方不到庭者，法院得依职权与到庭的一方当事人辩论而作出判决。     第四、简化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制作。在叙事说理部分力求简明扼要，重点将判决书、调解书主文部分叙述准确、清楚、无误即可。要进一步简化，还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种类案件的特点，制定出格式化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样式，使用时根据不同情况填上相应的内容即可。     第五、为简易程序的顺利运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一，设立专人进行法律咨询，指导当事人诉讼。简易案件的当事人大多不委托律师，法院应设立专人对其进行指导，或让立案人员承担此项法律援助工作。其二，在立案庭设专门的值班法官和书记官，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的案件及时作出处理。双休日亦应安排值班人员继续值班，以实现简易程序“随到随办，随审随结”的立法宗旨。     （三）设立小额案件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是当前一些基层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中创立的一种新的诉讼程序，是法院专门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比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与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比较而言，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1、审理形式的非正式化。“小额诉讼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如在审理中可以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简单告知证人权利和义务，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及证据交换次数，且质证不受证据规则规定的顺序进行等。旨在通过灵活的方式迅速的解决纠纷。     2、职权裁量法理的适用。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酌情采取职权裁量法理即所谓非讼法理之一部分，以促进做成简速裁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而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由此可缩短诉讼周期，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3、支持当事人本人诉讼。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干脆禁止律师代理诉讼。由于审判多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或其他委托代理人的帮助也完全可以胜任。     4、注重调解。小额诉讼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理过程中可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也不使用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而是循循善诱、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建议。即使是美国的法官，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也往往一反其在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主动提问并提出和解方案。还有一些法院则专门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采取调解前置主义。     5、与其他诉讼程序的区别：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程序同为第一审程序。普通程序的`规定甚为周密。简易程序，其诉讼事件或较单纯或宜速结，除设有简略的特别规定外，仍适用普通程序的规定。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标的的金额甚小，程序更应简化。主要简化的地方是：（1）起诉方式的表格化；（2）开庭时间的放宽；（3）调查证据程序的省略，如我国台湾民诉法规定，小额程序，“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调查证据，而审酌一切情况，认定事实，为公平的裁判。一、经两造同意者；二、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当事人的请求显不相当者。”（4）判决书的简化，判决书原则上仅以记载主文即可，无须记载事实及理由，仅于例外必要时，记载其理由要点。     （四）其他审判程序中设立简易程序     我国其他审判程序中简易程序制度构建的设想：1、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初审案件，除重大复杂外，一律实行独任制。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适用合议制。实际上，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时至今日，合议庭空洞化的现象仍有增无减。有时为一件案件几个人忙于合议审理，浪费人力、财力，办案效率不高，如考虑到办案效率，一人主审，其他人参与合议，主审人容易先入为主，其他人仅是陪衬，案件裁判结果是主审人的意见，这样合议庭的存在显得空洞、形式，不如不要。从国外发达国家审判组织的情况看，英美法系国家审理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原则上实行的是独任制。而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不断地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我国完全没有必要搞这种形式主义的审判组织，而应当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2、扩大上诉审程序中书面审的适用范围。根据我国民诉法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原则上实行开庭审理，作为例外，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这种例外实际上就是“书面审”，我们应当改革并扩大这种“书面审”。所谓改革，是指删除调查、询问当事人的规定。所谓扩大，是指扩大书面审的适用范围。此外，可将书面审延伸到再审程序。究书面审的实质而言，适用的程序是一种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据此，笔者还设想，在适用上诉审程序时，第二审法院能否大胆改革，一审时适用简易程序的，二审也适用简易程序呢？     （五）简易程序不必有答辩期     不少人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答辩期届满开庭，否则程序违法。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这里的“当即审理”，显然是对15天答辩期届满方可开庭审判的否定。法律没有要求简易程序必须给答辩期限，仅是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作了比较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答辩期是为让当事人充分行使答辩权，所留给的庭前答辩准备工作的期限。普通程序中规定的答辩期为收到应诉通知后的15日内。而答辩权则是指法律赋予被告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几乎贯穿于诉讼的全部阶段，因此，简易程序没有规定答辩期，绝不是剥夺了当事人的答辩权。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立法本意，不在于要求给予答辩期，倒是在于原、被告双方均能到庭参加诉讼。为了能让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的条件容易实现，民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这里的“随时”进一步强调了简易程序的开庭不存在15天答辩期的问题，只要能通知到当事人到庭，不在乎采取何种通知方式，均可随时开庭。当然，也不受开庭3日前发布公告和传票传唤方式的限制。为什么简易程序不规定答辩期限呢？正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讼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从实事求是、方便当事人的角度上看，不必专设答辩期。如果审理中的确发现了其它因素，上述前提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民诉法又作出了可转入普通程序的规定，以确保被告诉讼权利的实现。综上，简易程序没有要求给予被告答辩期，符合简易条件而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均实际到庭参加诉讼，则可开庭审判，不受普通程序中15天答辩期的限制。我们应该准确理解把握立法精神，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依法审判，快审快结，提高审判效率。     （六）设简易法院或简易法庭专门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     日本注重简易程序在审理案件中的适用，设有专门的法院。我国的台湾在一个法院内部设普通法庭和简易法庭，普通法庭就是审理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简易法庭就是审理简易程序的案件，使简易程序的适用专业化，更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目前在我国也有不少法院尝试简易法庭的审判制度，均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可通过立法设简易法院或简易法庭。     三、简易程序改革应注意事项     在审判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不当扩大之势，表现为：有的法院因案多人少，客观上存在审判任务与审判力量不适应的矛盾，因而案件多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有的错误地把简易程序作为清理积案的一种方式；有的因认识不足而把简易程序的适用作为提高办案效率的途径；有的审判人员为图快捷、简便而任意适用简易程序。因此，审判实践中许多本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却错误地适用了简易程序，有的甚至将再审和重审案件也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简易程序的滥用，容易淡化人们的程序观念，不利于法定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贯彻，当事人诉讼权利被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发生。由于简易程序没有严格的诉讼阶段划分，个别审判人员几乎是凭感觉办案，审判行为无规则而言，也导致有的案件办案质量低劣，损害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因此，要求审判人员严格依法（这里的法既含实体法，又含程序法）办案，正确适用简易程序。     为改变简易程序不当扩大的倾向，一是必须加强对立案的管理，由立案庭受理案件后对起诉证据进行审查后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二是应将正确适用诉讼程序审理案件作为评判案件质量的标准写入质量评查制度；三是对应当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而采用简易审理的，应作为二审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决定再审的法定情形之一，对滥用简易程序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

篇5：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粗浅探讨

关于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粗浅探讨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诉讼程序方面的改革尤其关于适用简易程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想再次就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作一粗浅探讨。     一、简易程序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伴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在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许多法院在进行简易程序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简易程序的改革实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认识上也有误区。     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也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诉讼制度的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诉讼的增加，仅靠增加审判人员，显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而从程序上简化一些繁杂的手续是比较可行的。但是，各种诉讼程序的设置，其目的在于保障实体上的公正，简化诉讼手续与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如何使这一矛盾冲突降到最低点，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今后为了保证法官的素质，法院将减缓法官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些都要求法院的改革必须在提高效率上作努力。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订简易程序至今，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它尚属年轻，但它作为一种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日益受到推广和重视。在目前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树立司法的权威，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为广大民众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在适用简易程序办案的过程中，仍有不便操作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相矛盾的地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适用此规定解决当事人讼争，有时就一份调解笔录案件即办结，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中应当具备以下材料：（1）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笔录；（2）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笔录；（3）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4）必要的证据；（5）询问当事人笔录；（6）审理（包括调解）笔录；（7）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8）送达和宣判笔录；（9）执行情况；（10）诉讼费收据”。这似乎和普通程序要求一样，这种相矛盾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操作。为此，充分利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与积极探索立法的完善和改革问题，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简易程序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第一、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十分原则，各地法院对此认识不一，适用的不够充分。建议根据案件性质和诉讼标的，确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根据各省市不同情况规定各自标准，即低于多大的.诉讼标的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并规定不得因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同时规定哪类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第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     1、虽然民事诉讼法允许以口头、电话、广播等形式来传唤当事人，但当事人拒不到庭，不得缺席判决或拘传。这样使当事人及审判人员对此种传唤方式不够重视，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案件及时审理。法律规定应有强制力，只要办案人员用上述方法传唤并对传唤时间、地点、内容、人员进行书面记载并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确已知道，就应赋予它具有传票传唤的同等效力。     2、15天答辩期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适用简易程序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如果给15天答辩期又觉得太长，这就使法官不得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使之放弃。这样，有时会使法官处境尴尬，有损法官形象。建议将简易程序明确规定是否给予答辩期，给多长时间由法官决定。      第三、正确把握简易程序的举证时限。     确立举证时限不仅在完善司法制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方面意义尤为重要。20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中关于举证时限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该规定若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适用与简易程序的目的相悖。简易程序的案件性质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这类案件易于速审速结，也应速审速结，充分体现简易程序高效便捷的特点。若在简易程序案件中适用如此长的举证时限的规定显然与简易程序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不相符，也会造成当事人不积极提供证据，尽快解决讼争的局面，也会使有些当事人明明证据在手却不及时提交，恶意拖延诉讼，严重影响审理活动的高效进行。但若不适用该规定，又会造成有法不依，不严肃执法的局面，不利于体现执法效果。为此，建议将该规定修改为“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为七日内，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而定”，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二）简化诉讼程序     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速审、速结，尽量简化诉讼程序。这里仅就需要简化的几个主要方面略作阐述：     第一、就审期间的缩短。送达诉状与言词辩论期日之间，应有相当的时间，即所谓就审期间，以便被告准备辩论及到场应诉。在我国，法律对这段时间没有明确规定，为加快案件的审理，在送达当事人起诉状或言词起诉笔录时，应同时将言词辩论期日的通知书一并送达另一方当事人。除紧急情形和当事人合意要求进行审理外，就审期间至少应有五日，除特殊情况一般也不应超过10日。     第二、应以一次期日辩论终结为原则。除特殊情况外，通常应有一次期日辩论终结。为实现此目标，法院在言词辩论通知书中，应表明适用简易程序并要求当事人务于期日携带所有证物并偕同有关证人到场，以免因调查证据而拖延审理期限。     第三、依职权为受诉当事人辩论判决。受诉当事人一方不到庭者，法院得依职权与到庭的一方当事人辩论而作出判决。     第四、简化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制作。在叙事说理部分力求简明扼要，重点将判决书、调解书主文部分叙述准确、清楚、无误即可。要进一步简化，还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种类案件的特点，制定出格式化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样式，使用时根据不同情况填上相应的内容即可。     第五、为简易程序的顺利运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一，设立专人进行法律咨询，指导当事人诉讼。简易案件的当事人大多不委托律师，法院应设立专人对其进行指导，或让立案人员承担此项法律援助工作。其二，在立案庭设专门的值班法官和书记官，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的案件及时作出处理。双休日亦应安排值班人员继续值班，以实现简易程序“随到随办，随审随结”的立法宗旨。     （三）设立小额案件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是当前一些基层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中创立的一种新的诉讼程序，是法院专门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比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与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比较而言，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1、审理形式的非正式化。“小额诉讼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如在审理中可以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简单告知证人权利和义务，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及证据交换次数，且质证不受证据规则规定的顺序进行等。旨在通过灵活的方式迅速的解决纠纷。     2、职权裁量法理的适用。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酌情采取职权裁量法理即所谓非讼法理之一部分，以促进做成简速裁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而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由此可缩短诉讼周期，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3、支持当事人本人诉讼。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干脆禁止律师代理诉讼。由于审判多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或其他委托代理人的帮助也完全可以胜任。     4、注重调解。小额诉讼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理过程中可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也不使用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而是循循善诱、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建议。即使是美国的法官，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也往往一反其在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主动提问并提出和解方案。还有一些法院则专门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采取调解前置主义。     5、与其他诉讼程序的区别：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程序同为第一审程序。普通程序的规定甚为周密。简易程序，其诉讼事件或较单纯或宜速结，除设有简略的特别规定外，仍适用普通程序的规定。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标的的金额甚小，程序更应简化。主要简化的地方是：（1）起诉方式的表格化；（2）开庭时间的放宽；（3）调查证据程序的省略，如我国台湾民诉法规定，小额程序，“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调查证据，而审酌一切情况，认定事实，为公平的裁判。一、经两造同意者；二、调查证据所需时间

篇6：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专利纠纷案件：

1.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

2.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3.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4.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5.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6.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费纠纷案件;

7.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8.诉前申请停止侵权、财产保全案件;

9.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案件;

10.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案件;

11.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决定案件;

12.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定案件;

13.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案件;

14.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件;

15.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16.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第二条 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专利纠纷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撤销请求复审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条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维持驳回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复审决定，或者关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第六条 原告仅对侵权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未起诉销售者，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销售者是制造者分支机构，原告在销售地起诉侵权产品制造者制造、销售行为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七条 原告根据1993年1月1日以前提出的专利申请和根据该申请授予的方法发明专利权提起的侵权诉讼，参照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实体审理中依法适用方法发明专利权不延及产品的规定。

第八条 对申请日在10月1日前(不含该日)的实用新型专利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原告可以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对申请日在月1日以后的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原告可以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提交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原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诉讼或者判令原告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

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的被告请求中止诉讼的，应当在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无效的请求。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诉讼：

(一)原告出具的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事由的;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

(三)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届满后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中止诉讼，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中止诉讼的除外。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或者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中止诉讼，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责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或者采取其他制止侵权损害继续扩大的措施，并提供了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在裁定中止诉讼的同时一并作出有关裁定。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以及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

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过六个月，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计算。如果仍然需要对该专利权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另行送达继续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期限届满前未送达的，视为自动解除对该专利权的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出质的专利权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受保全措施的影响;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已经签订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已经进行保全的专利权，不得重复进行保全。

第十四条 年7月1日以前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涉及权利冲突的，应当保护在先依法享有权利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称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肖像权、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

第十七条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第十八条 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2001年7月1日以前的，适用修改前专利法的规定确定民事责任;发生在2001年7月1日以后的，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的规定确定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假冒他人专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确定其民事责任。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未给予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民事制裁，适用民事罚款数额可以参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条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第二十一条 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二条 权利人主张其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确定的赔偿数额之外另行计算。

第二十三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第二十四条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九条所称的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

第二十六条 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篇7：《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于7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2次会议通过，并于209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继1991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一次司法解释后对该法进行的第二次解释，进一步规范了人民法院对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对破产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意义深远。为方便各地人民法院理解和准确适用该司法解……

一、《若干规定》的起草背景

（一）我国企业的破产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于1986年，距今已有。在该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极少，企业破产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件新闻，对人们的认识观念有很强的冲击作用。比如当时全国首例破产案件沈阳爆破器材厂的破产几乎就是全国尽人皆知，被媒体广泛报道。一直到90年代，在引入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后，企业破产才正式成为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途径。从1989年到1993年的5年间，全国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1153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全面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大决策。在国家实施积极的“优化资本结构”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批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企业必然要退出市场，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规范，也会有一些国有企业不能继续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有一些企业因资源枯竭等客观因素必须关闭。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来清理债权债务，退出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人民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激增。从1994年到，全国法院共审理企业破产案件15479件，其中国有企业破产案件8578件。最近几年，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平均达6000件左右，有的年份已经突破10000件，其中也包括纳入国家计划调整部分的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们预计，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对企业兼并、破产核销规模的扩大，将有更多的企业需要退出市场，通过破产程序清理债权债务。据国家经贸委透露，我国在年因破产需要核销呆坏帐的规模是800亿，比5年前翻了一番。仅从数量上看，我国破产案件的数量并不算多。一些周边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泰国的破产案件数每年也达到上万件。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的自然人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不能通过破产程序还债，与我国不同，其他国家的破产案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人的破产，据统计，美国在2001年受理破产案件130万件，其中95%为自然人。而我国全部是法人企业破产，而且其中国有企业的数目占有很大比重。

（二）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作现状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涉及全面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和破产财产变现，合理分配破产财产，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安置职工等工作，具有当事人多、法律关系复杂、案件审理时间长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企业破产案件与一般经济纠纷案件的区别，审理难度大。当前，各地人民法院切实提高了对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依法审理好企业破产案件作为人民法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党的领导下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严格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较好地完成了破产案件的审理任务。人民法院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结构的优化，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遇到的问题主要是：

1.专业性的破产法官缺乏。我国目前在法院中设立专业破产审判庭的还不多，具有专业素质的破产案件审理法官还很少，基本上没有做到长期、有序地开展对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的培训，这在人的因素上制约了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质量。在国外，审理破产案件的基本上是专业法官，被称作破产法官，与审理普通民事诉讼的法官存在职业上的划分，这一点我国绝大多数法院还做不到。

2.职业性的清算人队伍没有建立。破产清算是一项职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负责清算的人员具备法律知识和清算知识，还应当有丰富的清算经验。在国外，清算人是和律师、会计师一样必须具备相关资格的人，可以从前两者中经考试产生，清算人具有职业精神，也按劳取酬，承担法律责任。法院负责审查申请人是否具备破产条件，进行裁决，清算工作由清算人完成。而我国的破产清算组是从各单位、部门中挑选出来，不是职业清算人，甚至不熟悉法律和清算知识，对清算后果也承担不了法律责任，破产清算工作基本上依靠法院来完成。这就需要法院在破产清算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很高。目前，有的法院在人力物力上满足这种需要还很困难。

3.社会负担重。国有企业破产和集体企业破产均涉及到职工安置问题，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必须配合政府安置好职工，维护职工生活稳定，维护社会稳定。这些工作仅从法院自身出发难以解决，需要与政府和社会相关方面协调解决。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除需要依据法律清算破产企业债权债务，还需要承担重要的社会义务，相当于审判工作向社会延伸，增加了法院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难度。

4.干扰因素多。企业破产可能诱发社会矛盾，对一些部门的社会压力增大，兼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依然存在，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受到的干扰比普通民事诉讼案件要大许多。近年来，已经出现了法院和法官因审理破产案件被追究责任的情形，其中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假破产，真逃债”，借破产甩包袱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破产案件到了人民法院，这种思想也就向法院蔓延。当前，人民法院的工作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协助，不可能孤立地办案，这也给地方保护主义渗透到人民法院提供了机会。稍有大意，法院、法官就会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违法裁判。

（三）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于1986年，由于时代的局限内容较少，原则性规定多。进入90年代破产案件数量增加后，为适应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一次司法解释。该解释为人民法院处理企业破产案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1991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践中出现了两套破产程序，即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前者适用于国有企业，后者适用于国有企业以外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企业。90年代后，面对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激增，企业破产法和1991年的司法解释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不少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破产案件审理的规范意见、指导意见，以指导本辖区内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这样一来，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现状就形成了“以法律为指导，以解释和意见为主导”的状况。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已经被政策、规章规定架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现状。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开始着手对我国破产法进行修改，吸收国外在破产重整方

面的先进经验，准备起草一部兼具破产程序和重整程序的新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参加新法的起草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破产法的出台时机至今尚未确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试图等待在新法诞生后，根据现实的需要再决定司法解释的内容，但鉴于新法出台时间上的不确定，迫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等待终于没有再持续下去。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新司法解释的发布，目前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现状可以描述为：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程序为依据，以国家相关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为主体，以各地符合法律的地方性法规和符合司法解释的地方法院指导性意见为补充的破产法律制度。

二、《若干规定》的起草过程、特点与意义

初，为配合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政策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与会各法院均提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的要求。此次会议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收集地方人民法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起草了《若干规定》，开始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意见。此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在京召开了由国家经贸委、人大财经委、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重庆、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13家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专家学者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参加的研讨会，对《若干规定》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论证，并根据提出的意见对规定内容进行了修改。通过广泛论证、充分调研，在征求了立法机关和相关国家机关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了现在这部司法解释。

《若干规定》的主要特点是：

（一）侧重程序解释

破产法主要是程序法，人民法院处理破产案件急需的是程序规范。因此，《若干规定》侧重对破产程序的解释，为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提供完整的审理程序。程序性的司法解释也是对人民法院工作的规范，因基本上不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在解释的技术上来说比实体法解释难度要小一些。因程序解释上所具有的便捷，在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规定的地方，在与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司法解释吸收了国际惯例中的一些有益做法，比如设立破产监管和破产善后管理制度，目的是完善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

（二）将破产程序的规范化和统一化相结合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法律在我国是分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适用企业破产法，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如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破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非法人实体则不允许破产，法律适用上不统一。并且，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破产还债程序内容都很单薄。这些因素都导致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难度加大，在法院中有“宁办十件案，不办破产案”之说。在制定《若干规定》时，我们采取了规范化与统一化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抓住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程序内容上基本一致的特点，注意对不同主体的破产案件审理程序与实体处理进行规范和统一。《若干规定》的出台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提供了统一、准确的法律依据。

（三）强化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与公正

破产程序是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程序，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一律平等，破产程序和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都必须公开、公平、公正。《若干规定》在制定上特别重视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性要求。从破产案件的受理到破产终结，按照《若干规定》的要求，人民法院的所有裁定都必须公开进行，所有涉及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裁定均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此外，《若干规定》还加强了对破产案件审理的审判监督。法律对破产案件的审判监督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发的司法解释仅允许当事人对破产案件审理中的驳回申请裁定提起上诉，审判监督力度不够。现在的《若干规定》在保留过去司法解释已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破产程序进行审判监督的内容，这将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处理企业破产案件，有利于排除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不适当的干扰，有利于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

（四）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破产清偿程序是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程序，程序设置必须能够充分满足债权人表达其真实意思的需要，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若干规定》在完善债权人大会制度，规定债权人对债权确认、财产分配的异议权等方面，均反映了破产程序的公平性需要。但提高破产清偿程序的效率也是不能忽视的，破产程序需要成本，不重视效率拖延破产程序就会导致破产费用增加，债权人受偿比例降低，最终还是损害了债权人的权利。《若干规定》也充分注意到提高破产清偿程序的'效率，比如赋予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执行权、对破产方案的裁决权等，目的都是尽可能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债权清偿率。

（五）注重与国际惯例相一致

破产法律制度在当今世界各国基本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在起草《若干规定》过程中也参考了联合国跨国破产示范法和统一破产法指南，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与国际惯例已经基本实现一致。这是我国法制发展的需要，也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司法解释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起到完善的作用，对未来我国破产法的修改积累了经验。

《若干规定》颁布的意义在于：

（一）规范了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若干规定》的目的在于规范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规范破产”的要求，在《若干规定》各个章节中都有具体体现。《若干规定》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程序为法律依据，将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程序进行了统一，对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基本做法进行了细化和规范，为人民法院提供了一套重要而完备的破产案件审理规程。《若干规定》的制定与颁布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为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进一步实现公正与效率提供了法律准备。

（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企业破产可能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而稳定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大局。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实现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求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人民法院处理企业破产案件必须尽可能降低破产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制定《若干规定》的指导思想。《若干规定》充分体现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要求企业在提出破产申请时必须提交企业职工安置预案，并从制度上对恶意破产进行了遏制。这些规定的内容都是为了降低和消解破产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大局。

（三）有利于提高清偿率

《若干规定》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在制度设置上充分考虑降低破产费用，加大破产财产的保护和追收力度，制定了破产财产追收的具体措施和变现措施。在破产财产的处理上强调评估，强调公开，强调以市场定价格，相当程度地实现了从制度上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的目的。提高债权清偿率是破产程序的目标之一，清债率对债权的保护力度而言是一个重要指标，也直接影响到对人民法院公正处理破产案件的评价。《若干规定》在制定的特点上就充分注

重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其发布实施，必将从制度上有利于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提高债权清偿率。

（四）完善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破产法》颁布于80年代，内容比较简单，也不可能反映国际上破产法律制度在当代的发展。《若干规定》以统一和规范破产程序为起草的指导思想，结合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积累的实际经验，其内容丰富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起到完善的作用。如前所述，《若干规定》也注意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在我国新的破产法出台之前，《若干规定》与《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一起构成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整体，成为破产法律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若干规定》的重要内容

（一）破产案件受理的要点

破产案件的慎重受理在《若干规定》中有具体体现，因为破产案件受理不当，会影响到企业和社会的各方面。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一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受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能否作破产申请人？《若干规定》在内容上并没有将这类企业排除在破产清算门外，是从以法律手段推广破产清算的基本思路出发的。破产清算是目前唯一有法律保障的清算程序，企业虽被认定为不具有法人资格，但通过破产清算清理债权债务，其结果是合法的，也是负责任和可靠的。比较企业不经清理就关门走人的做法，更加有利于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一思路也体现在《若干规定》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也允许其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以起到引导社会正确对待企业退出市场应当清理债权债务这一兼具法律和道德的问题。从这个思路出发，对于那些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的法人，如果清算中发现资不抵债或者不能清偿债务的，也允许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来进行清算。对于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内外贸企业、供销社等企业和特殊主体的破产，人民法院在受理上要特别慎重，法院应当熟悉国家的各项相关政策的规定，避免受理不当造成社会不稳定。

（二）防止恶意破产制度

借破产逃债的现象在破产案件审理中较常见，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该现象长期困扰着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为从制度角度制止这种现象，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若干规定》特别规定“债务人申请破产，人民法院发现债务人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债务人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的，裁定驳回破产申请。”这样规定是阻止债务人借破产程序免除剩余债务，从而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避免破产程序成为逃债的工具。并且《若干规定》还规定了配套程序，即“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发现企业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的，应将有关涉嫌犯罪的情况和材料，移送相关国家机关”，以进一步达到制止当事人通过破产进行逃债的目的。

国际上通认的恶意破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以恶意申请破产方式逃避债务，二是债权人以毁损债务人商誉为目的恶意提出破产申请。我国目前实践中也存在这两种恶意破产情形，第一种情形尤甚。比如先剥离有效资产，留下空壳企业申请破产；先转移、隐匿巨额财产或压价处分有效资产后申请破产等。《若干规定》第12条和第15条从人民法院严把破产案件受理关出发，规定了从程序上制止恶意破产的内容。表明司法对恶意破产的态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国家计划破产

试点城市试点范围内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的国有工业企业申请破产，必须纳入全国破产计划。纳入计划破产的，可以适用国务院特殊政策。特殊政策主要表现为可以用破产企业的财产安置职工，破产债权和别除权都不能优先于职工安置费。这与破产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若干规定》要不要反映政策的内容？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若干规定》是对法律的解释，解释的内容应当以法律为依据，不应包括政策。另外政策具有时效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调整，并且存在变通的地方，与破产法律和国际惯例有较大出入。而法律和司法解释必须要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适用，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因此，《若干规定》对国家计划破产未作专门规定，仅在最后规定“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可以适用国家有关企业破产的相关政策”。这样作一个交代，也是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计划破产案件时如何适用政策的要求。

（四）破产案件审理中的审判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对全国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进行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基本上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的审判监督程序，一是上诉审，针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和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申请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是申诉审，针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破产宣告裁定和依职权由人民法院裁定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三是审判监督的一般性条款，规定在司法解释第104条，具体内容是：“最高人民法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通知其纠正；不予纠正的，可以裁定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这个条款在内容上针对法院的所有裁定，所以称为审判监督的一般性条款。在破产法司法解释施行后，由于审判监督是一个新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由审判监督庭受理还是由民二庭受理的问题，按照申诉程序提起审判监督的裁定是否不停止裁定的执行问题，上级法院能否直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定内容问题等。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的受理庭室问题，最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室的协调，已经初步决定在受理破产案件的业务庭室对口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准备给各地发通知来加以统一。其他问题有待于全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审判调研，共同完善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

（五）监管组与善后管理人制度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破产管理人制度，从破产案件受理后到清算组成立之间，以及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企业的财产管理、诉讼活动等事宜均无专门组织负责，带来破产案件审理中的不便。从破产案件的审判实践来看，在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除随即进行破产宣告成立清算组的外，可以及时组织成立企业监管组。监管组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股东会议代表、企业原管理人员、主要债权银行、会计师组成，主要负责企业财产清点、保管、回收工作，企业职工安抚和企业保卫工作，企业债权清理工作等。《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除随即进行破产宣告成立清算组的外，可以及时组织成立企业监管组。”

在破产终结后，人民法院可以保留或部分保留清算组成员，由他们负责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企业的其他未了事宜。尤其是为破产企业回清在破产程序中未能收回的债权，以作二次分配。《若于规定》第97条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后仍有可以追收的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需要处理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保留清算组或者保留部分清算组成员。”

对监管组织和破产善后管理人的规定都是对破产法制度上薄弱之处的补充，符合国际惯例。

（六）破产中的担保问题

为其他企业提供保证的企业破产后，被保证的债权人能否以保证债权为由向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是破产实体法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企业会计科目中保证属于或有负债，不是真实负债，企业破产后，还要不要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承担保证责任的话，被保证人能否申报债权？《若干规定》采取承认的态度，即规定“债务人为保证人的，在破产宣告前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承担的保证责任”，属于破产债权，允许向人民法院申报，但规定的条件比较苛刻，规定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条件。实践中就会出现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前虽然已经起诉主债务人，但可能在保证人破产宣告时案件没有终审，拿不到“生效法律文书”，参加保证人财产分配的机会就可能为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合理地设想，虽然《若干规定》在文字上表述为“在破产宣告前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承担的保证责任”，但不能得出当然的结论，即除此之外一切保证债权都被免除。从司法实践出发，我们应当允许在司法解释确定的原则基础上规定一些例外，比如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诉讼已经在进行中的情况，或者保证人对债权人也享有保证债权的情况（即实践中所说的“互保”）。

四、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区分企业清算与破产清算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法人终止应当进行清算，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各类公司均负有在终止后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很多企业在终止后根本不进行清算，甚至拒绝清算。企业的开办人、股东不仅不承担清算义务，而且还抽逃企业财产，最恶劣的就是“厂消人散，关门走人”，令权利人“望门兴叹”。法人终止后的清算是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法人及其开办人、投资人信用、信誉的最后交待。因此，企业清算的规范程度成为一个人（开办企业的法人或者个人）、一个社会信用等级程度的标志。而规范企业清算法律的完善程度成为一个国家信用法制层次的标志，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由此，通过完善法律，严格执法，培养社会形成在法人清算方面的法意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对此，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负起责任来。

企业清算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清算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清算。由于后者开办人不享有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开办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前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清算。企业清算分为自愿清算和强制清算，前者指债务人自己进行或提出的清算，包括向法院提出的破产清算；后者指债权人提出以及被行政主管部门强行采取的清算。在这些清算中最重要的是破产清算，无论是债权人提出还是债务人提出，破产清算是受法院管制下的清算，具有免除债务的功能，对债务人来说可以摆脱债务压力，对债权人来说可以获得最为公平的清偿。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经营不理想时自愿进行的清算可以不通过法院，企业的股东（以下将企业开办人、投资人、股东等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统称为股东）自行清理企业财产和债权债务，清偿所有欠债后解散企业。然而这种自愿清算不具有免责功能，意味着股东必须清偿完毕所有的欠债（或与每个债权人和解，如通过债权打折进行和解）才能认为是清算结束。如果允许股东自行清算后不再清偿剩余债务，等于当事人自办破产，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因此，这种清算也被成为“自动偿债式清算”。如果企业自愿清算后不能偿债，则要转为破产清算，由企业作为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被行政主管部门强行采取的清算也属于“偿债式清算”，比如被政府关闭的企业或者被人民银行关闭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清算，企业股东必须偿还所有欠债（或与每个债权人和解）才能视为清算完毕，区别仅在于这种清算属于强制清算。自愿清算中债务人与所有债权人达成还债安排，比如通过债权打折的方法，清偿所有欠债的，也可以实现免除债务的实际结果，但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属于法定免债范畴。

通过以上分析，企业清算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要在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欠债时免除剩余债务，只有破产清算能够做到。这也是破产清算程序成为当今各国立法予以调整的重要清算程序的原因。

（二）破产法的重要地位与对专业破产法官的要求

破产法兼具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性，以程序法为主。从程序法角度看，破产法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从实体法角度看，破产法属于民法，尤其是民法中债法的特别法，在现代各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破产法均占据着重要的法律地位。现代破产法的重要地位是由破产法的功能和破产法在信用制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现代破产法的功能简单归纳可以表述为双重保护功能。第一是保护债权人，通过在司法控制下的破产清算，集中清理债务人的财产，集中清偿对债权人的欠债，真正实现债权的平等受偿；第二是保护债务人，通过破产冻结程序使债务人暂时免于追索，以利于有希望的债务人重整；通过破产分配程序和破产豁免制度使债务人免除剩余债务，以利于债务人开始新的生活，甚至“东山再起”。破产法在一个国家信用制度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简单表述为“信用的最后守护人”。现代社会中，自然人也好，法人也好，在从事商业活动时都应当遵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诚实信用，在结束商业活动时也是如此。如果自然人、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不遵守诚实信用的要求，那么在他们进入清算阶段就需要一部好的清算法律防止已经存在的欺诈行为逃脱法律制裁，防止已经发生的违背信用的交易实现债务豁免。破产法所调整的破产清算是清算程序中最为重要和完善的清算程序，破产法等同于一道信用的闸门，可以将一切不符合信用的行为拦在法律的堤坝内，尽可能减少不符合信用的行为对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破产法不能起到这个作用，甚至债务人可以通过破产法的免责制度逃债的话，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会损害社会的信用制度体系，致使社会信用程度降低。如果在国际上，一个国家没有一部好的破产法，则会被认为这个国家的信用法律制度不完善，影响到对这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影响到这个国家对外融资和引进外资，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不遗余力地在各国推广统一的现代破产法律制度，制定了跨国破产示范法和统一破产法指南。

一部好的破产法还需要好的法律适用者，这就对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国外有审理破产案件的破产法院，我们不一定要效仿，但我们应当有专业化的破产案件审理法官来处理破产案件，这是由破产法具有的重要性决定的，也是由破产案件审理的特点和对法官的特别要求决定的。从程序上来说，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持续的时间长，涉及对债务人所有债权债务的清理，涉及破产财产的变现和分配，权利义务的冲突均需要法院裁决；在法院审理工作之外，清算组和债权人会议的工作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法律规定，清算组和债权人会议的工作也在法院和法律的监督和引导下，法官要负起监督和引导责任来。破产程序归纳起来就是时间长，程序复杂，协调多。而从实体处理上来说，破产案件中的破产债权、破产财产的确认。别除权、取回权、抵消权、优先权的确认，债务人合同的解除，利息的计算，到期债权、附条件债权、或然债权的计算等各方面均属于比较复杂的实体问题，对法官的破产法知识尤其是民法知识提出很高的要求，审理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官不一定能够胜任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另外，破产案件的审理还涉及法律之外的诸如职工安置等工作，政策性强，不是所有的法官都能够了解和需要了解相关政策，这在一定

程度上对法官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目前有的地方人民法院已经设立了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从已有的法官队伍中产生了专业的破产案件审理法官，这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司法发展之要求的表现。在破产案件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破产法庭是一项积极的措施，虽然不能要求所有的地方都设立破产法庭，但人民法院对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还是应当做到专业化，将破产案件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分开，在法院内部应当做到固定专人审理，由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在法院内部统计上也应当有所区别。

（三）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与清算组履行清算职责之间的关系

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时间不长，一些法院对破产案件中哪些是需要自己处理的事项，哪些是需要清算组处理的事项存在模糊认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破产法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清算组的职责，对人民法院如何行使裁判权也作了细化。具体而言，企业破产后，清算组就是破产企业的代表，属于清产核资范围内的一切事项都需要清算组来处理，比如确认破产债权和破产财产、委托评估、拍卖、制定财产处理方案和分配方案等。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主要是维护破产程序的正当性和解决权利的纷争。破产程序从当事人申请到破产程序的终结始终是处于法院的控制之下，人民法院要维护程序的正当性，不能通过剥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进而剥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解决权利纷争主要针对清算组与相对人的纷争，清算组作为债务人代表确认破产债权、破产财产，承认别除权、取回权，委托评估拍卖，可能与债权人、第三人发生权利纷争，对此人民法院要通过审判活动进行处理，解决纷争。比如清算组否认相对人申报的债权，相对人有异议的，人民法院要行使裁判权进行裁决。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处理权利纷争必须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人民法院不能代替清算组委托评估、拍卖，直接确认破产债权和破产财产，否则既违反破产法，也不利于实现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

（四）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与其他部门履行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

破产案件审理工作社会性强，面临安置职工、组成清算组甚至呆坏帐核销、外国政府贷款偿还任务的落实等问题。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要注意区分什么属于法院行使裁判权的事项，什么属于其他部门应当处理的事项，不能越俎代庖。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主要是确保破产程序的正当性，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纷争，监督清算组依法行使清算职能，而安置职工等社会性问题按照破产法的规定由政府负责。法院要审查职工安置方案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以避免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不能代替政府制定安置方案。债权人呆坏帐的核销需要法院出裁定，这只是核销的手续问题，不能因为相关部门呆坏帐需要特别的手续，法院就出具手续而违反破产程序的正当性。比如为了呆坏帐核销的需要而加快破产程序的进程，在破产财产还没清查完毕就终结破产程序等。

篇8：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2002年1月15日《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和公布的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规定》不仅对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并且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运行和稳步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与读者作以下简要介绍。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

2002年11月8日召开了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给大会作的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报告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建设和发展的论断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是我国在新世纪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将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报告提出了“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整体方略。继续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提高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报告中有关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和技术等市场，健全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论断，突破了发展资本市场思想上的束缚，为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还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并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和“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为资本市场分配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保护资本市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前提。根据十六大报告所确立的发展方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证券市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一道，将获得空前发展和壮大的机遇。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12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规模发展到拥有上市公司1200余家，投资者开户数达6800万，总市值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和香港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在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已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带动了金融资产和中介服务等一批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目前仍属于新兴市场，正处于规范和转轨时期，在市场规范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应忽视的缺陷。其中应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并行存在缺一不可的侵权民事责任，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或者不全面，使得该项法律制度在证券市场长期缺失。侵权行为人只有刑事和行政责任承担的后果预期，而难以受到民事责任追究，也即投资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难以获得民事赔偿。近年来，随着行政主管机关加大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一批如亿安科技、东方电子、蓝田股份、通海高科、银广夏、ST郑百文等恶劣的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得以暴光。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侵犯了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将会极大地伤害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动摇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证券市场也加快了向成熟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步伐。中国证监会与有关部门最近出台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在我国证券投资的QFII制度、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以及加快发展和培育投资机构等一系列政策。证券市场的现实，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基本国情的侵权民事责任制度。《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人民法院介入证券市场，从程序上解决了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问题。如何规范这类案件的审理，统一司法尺度，在《证券法》和《公司法》目前难以修改之时，则急需通过司法解释对已有的法律规定加以细化并使其具有操作性。担负司法解释任务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从2002年初开始着手该司法解释的起草制定工作。经过理论上的学习和探索，考察了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和司法制度，多次召开了国内和国际研讨会进行研究论证，在广泛征求中央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各级法院意见的基础上，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了现在这部司法解释。

二、《规定》的调整和适用范围

无论证券市场发达成熟与否、法律制度完备与否，侵权行为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侵权法律制度最为完备、市场内在机制最为成熟的美国证券市场，也经常暴露出类似“安然事件”、“世通公司”等隐瞒亏空和虚报利润几十亿美元的重大丑闻。证券市场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完备，各种追究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齐全，才有可能使侵权行为受到相应制裁，被损害的投资人财产损失才有获得赔偿的机会。《规定》正是为调整证券市场侵权行为之一的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侵权民事法律关系而制定的。《规定》调整和适用的范围，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规定》调整的是在证券市场上发生的法律关系

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指有价证券发行与流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与管理方式的总称，包括证券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两大部分。发行市场又称一级市场，指证券发行人将其发行的证券出售给投资人的组织系统或场所。交易市场也称二级市场，是指证券发行成功，经主管机关批准后挂牌供投资人交易的组织系统或场所。除上述狭义的证券市场以外，广义上的证券市场还包括：目前存在的由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以及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类似于我国台湾的柜台交易中心，它的存在一是为不具备主板上市条件的公司提供融资和为投资人提供投资机会；二是根据交易规则，为从主板市场退市的上市公司给投资人提供股份转让场所。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是指将来可能设立的创业板市场，这与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和日本的贾斯达克市场类似，它们主要是为新设立的中小公司创业融资服务和资源配置，也是为投资人提供投资机会和场所。那么，在上述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其他非法市场，如私募和转让私募股份的市场，发生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关系，不属于本《规定》调整和适用范围。

第二、《规定》调整的是因虚假陈述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

根据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市场发生的各种侵权行为，统称证券市场欺诈行为。主要包括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四大类。由于证券法律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条款规定得相对较多和丰富些，而对其他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几乎没有涉及；虚假陈述行为必须通过某种载体反映和表现，而其他行为多是以行动所进行，故而虚假陈述远比其他行为容易认定和判断；虚假陈述行为危害的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和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信息披露制度；虚假陈述行为是证券市场各种违法行为的最基本形态，其他违法行为多半以它为依托而共同发生；现实中，虚假陈述行为也是证券市场发生最多

的侵权行为，也是截止目前受到行政查处最多的侵权行为。基于上述原因，人民法院选择了虚假陈述行为作为介入证券市场，建立和完善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突破口。对其他侵权行为，有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予规定。

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对虚假陈述行为分类方法较多，《规定》条文创造性的运用了两种。一是根据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将虚假陈述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四种。另一是根据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判断的影响，分为诱多虚假陈述和诱空虚假陈述两类。虚假陈述行为危害的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诚实信用基础、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同时也侵犯了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该侵权行为导致投资人发生损失，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追究民事责任，附设了条件，即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承担为前置程序。

第三、《规定》调整的是侵权民事赔偿法律关系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它通过对侵权行为的判断和否定，一方面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对受侵害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进行补救和赔偿；另一方面通过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为经济生活中民事主体提供了行为标准。《规定》属于侵权行为法范畴，调整的是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行为侵害了投资人财产权而发生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因财产权益被侵害而产生，包含了虚假陈述行为人、虚假陈述行为、被侵害了的而又为法律所保护的各种证券市场秩序和权益、被行为直接侵害了的投资人及其投资损失、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因果关系、虚假陈述行为人归责、赔偿范围和损失计算等等法律内容。这些内容在《规定》各部分得以规定和体现。证券市场不是因侵权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而是因合同和协议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则不属于《规定》调整范围。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分八个部分，即一般规定、受理与管辖、诉讼方式、虚假陈述的认定、归责与免责事由、共同侵权责任、损失认定、附则，共计37条。涉及了审理该类民事赔偿案件的所有程序和实体的内容。

（一）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

1、关于管辖问题。首先，《规定》表述方式有所改进。用两个条文篇幅对《通知》一个条文内容，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分别进行了规定。这样不仅条、项清晰，而且文字表述也不嫌累赘。其次，增加了追加被告的内容。由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往往是虚假陈述的始作俑者，如证据证明虚假陈述最初来自于它们，而原告只起诉承担连带责任的承销商等被告而没有起诉它们，当承销商等抗辩时则难以查清虚假陈述事实，判决后将还形成诉累。所以，当条件成就时，追加共同被告在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后，经当事人申请或者征得所有原告同意后，可以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追加后，应当将案件移送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再次，《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基于当事人诉权，对地域管辖作了例外规定，“当事人不申请或者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追加的，应当通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不得移送案件。”

2、关于诉讼方式问题。证券市场投资人如是因同一侵权行为而受到侵害，基于同一事实而共同产生民事赔偿请求，众多投资人完全可以同一种类标的进行共同诉讼。故《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54条，我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60、62条，以四个条文对如何共同诉讼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而不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样规定，是因为证券市场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受侵害的投资人过于庞大，且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往往不是单一的，投资人也不可能起诉完全相同的被告人；每个投资人受到侵害的情况和实际损失很难相同；还因为目前我国没有类似美国的中介机构对数以万计的投资人及其损失进行登记和计算，仅依靠人民法院完成公告、对权利人登记以及权利人选择加入诉讼和适用裁判等工作，是不现实的。故对证券市场人数众多的赔偿诉请，分离出若干个原告人数确定的以代表人方式进行的共同诉讼，是符合人民法院和证券市场现有条件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 该条内容虽然是民事诉讼的通行程序和方式，但《规定》突出和强调了通过诉讼调解和当事人和解解决讼争的目的。对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赔偿诉讼，不论设计何种诉讼方式、确定什么样的赔偿范围和标准，都是为找到一个合法合理的途径，以解决可能人数众多的纠纷。证券市场上发生的侵权赔偿之诉，即便在美国能够完整走完诉讼程序的也仅为诉讼总量的2-3%，而大量纠纷是以法庭调解或者以当事人和解的方式得到解决的。《通知》和《规定》的出台，虽然启动了投资人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但毕竟这类案件的诉讼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实体判决的预期效果难以确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着重鼓励当事人以和解方式息诉或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解决讼争，这对投资人和虚假陈述行为人都是有利的。

3、关于前置程序问题。前置程序设置的必要性，已经在2002年《人民司法》第2期“《通知》的理解与适用”文中作了充分论述。《规定》丰富和发展了《通知》关于前置程序的原则性规定。首先，增加了刑事处罚的前置程序。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并行不悖的（当然也包括民事责任承担），关键是要根据其行为违法性质和程度而确定。既然行政处罚已被确定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那么触犯刑律的虚假陈述，这种远比受到行政处罚严重得多的行为，如构成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虚假陈述行为，更应是民事责任的前置条件，其行为人应当附带承担民事责任。《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依据人民法院作出的认定有罪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次，对行政处罚主体作了扩大规定。对证券市场的行政监管，主要是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但对市场参与主体从行业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部门，还有财政部等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经授权的机构。故《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了，财政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均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再次，对前置程序不定状态作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应当裁定终结诉讼。

4、原告的确定及其举证责任。各国证券法律都对因虚假陈述行为遭受损失的投资人，规定了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我国《证券法》第63、161、202条，

通过对各类虚假陈述行为人规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形式，而赋予了被侵权的投资人享有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这样规定，确定了非常宽泛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请求权主体，即凡是认为自己投资并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的投资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因此，《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对诉请主体宽泛规定的方式，在第六条直接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是，并不是所有提起诉讼的投资人都能够获得赔偿，只有其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投资人，才享有胜诉权。

《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应当提交的证据，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如果投资人对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不能举证，则其可以提交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结果的公告。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是基于证券市场与银行一样实行了实名制，投资人必须证明是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而提起诉讼。此外，《证券法》第74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法人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买卖证券。”证券市场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侵权行为人，为了逃避监管和承担责任，往往以他人名义多头开户，数量可能成百上千，而且资金数量巨大。为将这些不法行为人排除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之外，也必须规定投资人提供自己真实身份的证明文件，而且规定了严格举证责任。提交交易凭证以及其他投资损失证据，是投资人用以证明自己在投资时发生了损失，且损失与虚假陈述具有因果关系。

5、被告的确定及其举证责任。《证券法》第63、161、202条，以义务性条款对发行人、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为证券发行和上市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规定了如发生虚假陈述行为，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第72条以禁止性条款，对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及有关人员；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国家工作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规定了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禁止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法律规定对可能成为被告的民事责任主体，规定得较为全面。《规定》在第七条不仅援用了这些法律规定内容，而且还将《证券法》和《暂行条例》遗漏了的民事责任主体证券上市推荐人和实际控制人，作为可成为该类案件的被告加以规定。上市推荐人可能成为被告的法律依据是：《证券法》第45条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股票上市交易申请时，应当提交法律意见书和证券公司的推荐书；《暂行条例》第3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应当向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送交证券交易所会员的推荐书。上市推荐人在《上市推荐书》中保证其所推荐上市的证券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上市推荐人大多数由主承销商兼任，但也有其他证券公司与主承销商共同担任的情况。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股份公司多数股权，或者通过一致行动达到控制股份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概念，相对发行人便是发起人；相对上市公司即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隐藏在发行人、上市公司幕后，很有可能操纵发行人或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也有可能其直接进行虚假陈述。《规定》将其列为案件可能的被告，具有极大的现实和积极的意义。

《规定》在“归责与免责事由”部分规定了，除了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以外，其他各类被告可以举证证明其无过错的证据而获得免责。所有被告根据第十九条规定，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以下事由：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则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告证明存在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等其他法定免责事由的，则被告也应免责。

（二）、关于实体方面的规定

1、关于时效的规定。《规定》承继了《通知》对这类案件的两年诉讼时效规定，第五条规定时效期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但是《规定》对时效的起算时间，规定为公布处罚之日和刑事裁判生效之日，这与《通知》规定的作出处罚之日不同。现实，公布之日滞后于作出处罚之日，短则一、二天，长可达几十天。只有公布，市场方可普遍知晓，投资人才能得知权益可能被侵害，故确定为公布之日更为科学和准确。公布行政处罚的媒体，应结合《规定》第二十条关于虚假陈述被揭露的媒体范围规定来确定。

2、关于虚假陈述的认定。《规定》“虚假陈述的认定”部分，对虚假陈述的概念和根据行为方式进行的四种分类作了界定。虽然，现阶段规定了前置程序，投资人必须依据处罚方能诉讼，似乎再对虚假陈述认定没有必要。但是从整个司法解释的立足和完整性考虑，从法官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虚假陈述行为认识考虑，作出界定有其必要性。虚假陈述导致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须是虚假陈述内容具有重大性，这是虚假陈述与其他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最为不同之处。由于存在前置程序，故对导致民事赔偿的意义相同的重大性，没有详细规定，《规定》只在第十七条作了概括性表述。虚假陈述存续和影响市场期间的几个重要时间概念，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及更正日，对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规定》在第二十条作了解释性规定。这几个日期的界定和明确，对区分各类投资人在赔偿案件中享有何种权益、确定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损失计算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因果关系确定的条文内容背后，隐含了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独创性的分类划分，即根据对市场影响、对投资人主观判断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将虚假陈述分为诱多和诱空的两类。这是《规定》条文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诱多和做多不同，前者属于虚假陈述，做多则指操纵股价。市场经常发生的虚假陈述几乎都是诱多性质，它指虚假陈述行为人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发布虚假的利多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空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等，使得投资人在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进行“投资”追涨的行为。同理，诱空不同于做空，诱空虚假陈述，则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发布虚假的消极利空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好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等，使得投资人在股价向下运行或处于相对低位时，因受其虚假陈述影响而卖出股票，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股价上涨而投资人遭受损失的行为。

3、归责与

免责事由。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分配，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对各方当事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现代各国法律对民事责任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兼用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规定》同样采用了上述归责原则，并且对各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归责，按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顺序，在第五部分作了规定。首先，对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归责。根据《证券法》第13条、第63条和《暂行条例》第16条、第17条的规定，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规定》采用上述法律规定，在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发起人和发行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发行人在交易市场又称上市公司，故将上市公司与发行人在该款同等列出。根据该款规定，除非这些被告举证证明投资人存在《规定》第十九条事由，或者投资人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等，不然他们应当对与其有因果关系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的归责。从《证券法》第63条对承销商、发行人和承销商负有责任的上述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容看，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未免要求太苛刻；从《证券法》第202条对专业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字面理解，似乎故意才导致责任的承担，又失之过轻。各国和地区的证券法对这些除发行人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归责，基本上都确定为过错推定责任。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规定，除发行人外的承销商、发行人的负责人等“如能证明已尽相当之注意，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免负赔偿责任”；专业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如能证明已经合理调查，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签证或意见为真实者，亦同”。因此，《规定》对这些虚假陈述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规定为过错推定责任。这些行为人如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投资人存在《规定》第十九条事由，或者投资人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等应予免责。再次，对《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以《证券法》第72条内容为基础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的归责，确立了过错责任。这些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投资人损失，同时仍需有前置程序。

4、关于共同侵权。《规定》第二十六至二十八条规定了共同侵权。发起人是基于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保证披露的信息真实而无虚假，因而与发行人处于责任连带地位，如发生虚假陈述应共同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和专业服务机构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前提是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在职责范围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如果其不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则视为共同侵权，而无须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有主观上的意志联络，其应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如参与虚假陈述、知道或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以及存在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5、因果关系的确定。我国证券法律没有对侵权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作出明文规定。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国内学者普遍采用了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该理论和原则是指，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因相信证券市场真实、证券价格是公正合理的而进行投资，因此其无须证明自己信赖了虚假陈述行为才作出的投资；只要证明其所投资证券的价格受到虚假陈述行为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定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规定》在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不仅吸收了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而且根据国情，丰富和发展了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因果关系的理论。《规定》是根据诱多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影响的模型，分析和确定了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在诱多虚假陈述行为模型下，实施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期间，买进又卖出的投资人所发生的损失与诱多虚假陈述不具有直接关联性的重大结论。《规定》没有根据诱空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人影响的行为模型，确定该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要将诱多和诱空虚假陈述两种影响方向完全相反的行为，一并在《规定》条文中确定与投资人的损失间因果关系和计算损失，是相当困难的。同时，目前证券市场上做空操纵行为较多，而诱空虚假陈述极为罕见，且未有一起受到行政处罚。今后如发生了诱空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诉讼，一方面法官可依据《规定》进行因果关系的认定，并可以据此调解或判决、当事人也可和解；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个案批复再行解释，确定其因果关系和损失计算等。

6、应当赔偿的损失范围。《规定》坚持从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出发，确立了民事赔偿的价值取向是：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通过依法追究虚假陈述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投资人的合理损失，从而预防和遏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在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规定了，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是所缴股款及其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投资人因虚假陈述实际发生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该两项资金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的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发行市场被虚假陈述的证券得以上市交易并且发行市场投资人持续持有该证券，其有权按交易市场赔偿范围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赔偿损失。

7、投资损失计算。计算投资人的损失，首先须确定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后股价回到摆脱虚假陈述影响的相对正常位置，所要经过的一段合理运行期间。确定合理期间的目的，是将虚假陈述影响股价的因素从其他引起股价波动的因素中分离出来，或曰虚假陈述行为人只对其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所发生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确定合理期间的基准日作了解释性规定，第二款确定了几种寻找合理期间的方法，这是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合理期间的确定考虑下面几点法律意义：第一，经过这段期间股份的交易，虚假陈述行为应当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逐步减小并至消失，股价可能逐渐恢复至未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状态。这也是证券市场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的具体运用；第二，经过这段期间交易，对于想实施减损的投资者提供了合理减损的机会。而对于明知存在虚假陈述仍进行投资的投资人，应认定其主观认为所支付的股价已经消化了虚假陈述的影响。当买卖双方行为通过交易量判断，达到一定标准时，则视被虚假陈述行为影响的股价回到了相对正常的位置。第三，合理期间确定得越短，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越不易消化，对投资人保护越不利；如确定得越长，则股价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机率越大，故而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民事责任追究易不公，故应相对合理。各国或地区对合理期间确定都没有明确的依据和理由，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确定合理期间为90天时并未给出理由，只是想借助虚假陈述更正或揭露后的“后续期间”

，来改变计算投资人损失缺乏确定性的现状，从而将可索赔的损失限定在虚假陈述而非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范围之内。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法》在第157-1条中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赔偿给定了合理期间，被告“应就消息未公开前其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该法在第20条、第32条对虚假陈述行为人规定了应负赔偿责任，但没有对投资人损失计算规定合理期间。我国证券法律对如何赔偿投资人损失的规定是空白的，更没有对合理期间的界定，司法解释又必须确定，与其参照国外人为划定的期间，不如考虑实际国情并结合证券市场运用的客观数据来确定合理期间。然后采用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针对投资人不同期间持有或卖出证券的情况，按照《规定》便可以计算出投资人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金额。

例如：某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买进某支股票10000股，其买进价格平均为12元，可以按照该投资人下列不同期间卖出不同数量股票的具体情况，计算出投资差额损失：

第一，10000股全部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10000=20000元。

第二，10000股全部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8）X10000=40000元。

第三，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卖出；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5000=10000元。

第四，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卖出；25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2500股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2500+（12-8）X2500=15000元。

第五，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卖出；5000股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8）X5000=20000元。

第六，5000股在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基准日及以前卖出，卖出的平均价格为10元；5000股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而揭露或更正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交易日收盘平均价格为8元，则该投资人的差额损失为（12-10）X5000+（12-8）X5000=30000元。

除了上述列举的六种标准情况以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投资人多次买进卖出、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投资人多次买进卖出，且两个期间买进卖出股票性质和数量难以区分时，投资人买进和卖出的平均价格如何确定进而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

第一，关于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多次买进卖出的情况，如何确定投资人平均买进价格。应当根据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投资人交易原始记录，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前以每次买进价格和数量计算出投资人买进股票总成本，减去投资人这期间所有已卖出股票收回资金的余额，除以投资人尚持有股票数量，则为该投资人的平均买进价格。

第二，关于揭露或更正日及以后至基准日及之前多次买进卖出的情况，如何确定投资人平均卖出价格。根据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证据，以对应揭露或更正日之前投资人所持数量，能够确定该部分股票卖出价格的，按实际卖出价计算出平均卖出价格。如不能区分卖出的是揭露或更正日之前还是之后买进的股票数量时，则可以根据 “先进先出法”这项会计成本核算方法，以最先卖出的股票数量依次累加对应至揭露或更正日之前投资人所持数量，并据此确定投资人平均卖出价格。其他卖出或仍持有的股票则视为被揭露或更正日及之后买进的股票，所发生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当然，所列举的损失计算只是一个相对标准的方法，而审判实践中的各种情况千变万化，这需要案件承办法官根据《规定》所确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力求赔偿金额的公正与合理。

四、《规定》的理论创新和意义

《规定》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某个领域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大规模团体诉讼的系统性司法解释。相对以往民事审判实践来说，《规定》拓展了崭新的审判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里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类似纠纷的解决，奠定了司法实践基础。

《规定》对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进程将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将与其他要素市场一起，获得空前发展和壮大的机遇。根据2002年10月底的统计数据，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4.3万亿元约占GDP 45％，流通市值1.4万亿元约占GDP 15％。即使保持该比例不变，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实现时，我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也将分别达到17万亿元以上和近6万亿元。况且，根据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市值与其GDP的比例均在一倍以上，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市值也平均占其GDP 67.3%的实际情况，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无论从上市公司的数量、质量和股票市值，还是从投资开户数量都将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在证券市场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依法规范和严格监管则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完善和健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是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建设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完备的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不仅可以使侵权行为人受到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制裁，而且通过追究侵权行为人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有效地规范市场参与人的行为，充分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运行，增强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它要求各类民事主体，必须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事市场行为。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这就决定了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抓紧完善各项市场法律制度，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在规范市场主体法律责任方面，侵权民事责任是不可缺少的，应当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存在。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立足于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审判实践需要，本着由点及面和逐步介入的原则，制定和公布了《规定》。这将为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起到积极作用；为规范证券市场投资融资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提供具体有效的司法依据。

《规定》对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有着重大贡献。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等各方面的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规定》是这些伟大思想和论断在司法制度上忠实和充分的实践。证券市场属于虚拟经济范

畴，与实体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它既为股份公司募集资本融资提供机会和场所，又为投资人根据股份公司资产净值和资产增值、预期赢利进行投资和适度投机提供机会和场所；同时它还具有投资人在交易市场的交易对象不确定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具有很大的难度。《规定》对现有的原则性的证券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填补了司法实践适用法律的空白。首先，它确立了现阶段民事赔偿价值取向，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证券市场现状出发，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通过依法追究虚假陈述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投资人的合理损失，从而预防和遏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其次，《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及其存续和影响市场期间的几个重要时间概念给予了认定和解释。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了科学分类，所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运用到了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的因果关系确定的条文中。再次，《规定》确定了计算损失的合理期间。这是《规定》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重大理论成果。第四，《规定》坚持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兼用其他归责原则，首次以司法解释清晰的条文对各虚假陈述行为人进行了具体和细化的归责。第五，《规定》还首次以司法解释对投资人应获赔偿的损失范围明文作了规定。并根据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不同、投资人不同时间卖出或持有证券的情况以及证券市场特殊情况，确定了损失的计算方法。这些针对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的创新理论和制度，必将为证券市场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奠定坚实而丰厚的基础。

《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必要的司法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对分配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创新，决定了证券市场的投资人所获得的交易价差、股息、利息等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必须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对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侵犯，都应当依法受到追究。我国证券市场6800余万投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人。这些自然人投资主体，大多数信息不通畅、投资操作手法落后，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他们将首先成为受害者。《规定》以保护广大投资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证券法律制度上的具体实践。只有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才能有资本市场的投资信心和投资主体。一个有着诚实信用、投资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证券市场，才会日益发展和壮大。这不仅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重要区别，而且是支撑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制建设目标实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其他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规范，今后涉及虚拟经济领域里因侵权和因合同产生的法律问题，将会层出不穷。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这些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多。人民法院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处理好这些领域里的各类纠纷，促进我国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 贾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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