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本文共5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飞地映画”提供。

篇1：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篇2：汪曾祺散文风格

汪曾祺散文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善于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见闻中撷取题材，把知识、趣味和思想寓于信笔所至的文字之中，并能做到亲切自然，舒展流畅，感情随笔流出，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透露出人生况味,有一种迷人的风采。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篇3：汪曾祺散文的写作选材

汪曾祺散文的写作选材

汪曾祺散文的写作选材

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形散神聚”，也就是说在组织材料的方面看似非常随便，但是这些材料却又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表达一个鲜明的中心。在实际的写作中，我们怎样才能让那些看似散的材料紧密地围绕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中心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散文的选材及材料使用的一些规律。

一、选材

1.确定中心。要说选材，首先得确定文章的中心。因为“材料”是文章的外衣，是载体，而“中心”才是文章的灵魂，是本质。只有先确定了文章要表什么情，达什么意，我们才能选择相关的材料。这就如同做衣服，只有先知道要做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才能选布料，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裁剪制作。

关于散文的中心，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郁达夫这里说的“个性”即散文的情和意，也就是散文要突出的中心。因为散文的种类很多，所以这个中心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确定不同的中心。例如，叙事性散文的中心一般是揭示人物的品质，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议论性散文以阐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为主，如鲁迅的《拿来主义》;写景散文以描绘景色的特点和自己的内心感受为主，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哲理性散文以谈自己从生活中获得的人生启迪为主，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2.放开思维。在这里，笔者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确定的那个中心是从哪里得来的?可能答案有多种，但是所有的答案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生活中受到了触动，想把要说的话表达出来。因此，让我们受触动的那则材料就是写作时的最好选择。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用一则材料还不能够说明问题，这时我们就要打开思维，从多个角度来寻找合适的材料。比如下面的这两个角度。

(1)发散。这就好比画圆，我们确定了圆心(文章的中心)，然后以表达中心为半径作图，那些能够顺着半径连成线的点就是我们需要的素材。例如丰子恺的《怀李叔同先生》一文中，作者就以李叔同先生的“认真”为圆心，以“表现认真”为半径，选择了“第一次上李先生的音乐课”“李叔同先生怎样教育不礼貌的学生”“立意要做一个翩翩公子”“立意要做一个留学生”“彻底的中国传统教师”“教我们写生”“他的学道、断食”“他学习佛教，遁入空门”“他问我怎样处理多余的纸张”等，这一系列的事件，就构成了一个个的点，紧紧地围绕在“认真”二字的周围，使李叔同先生“凡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品性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围绕我们确定的中心，多想一些和中心有关的人和事，哪怕是有一点点联系的，也要拿到手边，以使自己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2)逆向。当我们按照正常的思维去思考而寻找不到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中心的侧面或者反面来思考，通过对这些侧面的或者反面的材料的叙述和阐释，也可以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作者的中心论点是让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文化遗产，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说我们该怎样去“批判和继承”，而是以旧宅子为喻体，具有讽刺性地刻画了面对旧宅子不敢进去的“孱头”，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还有蹩进去xxxx的“废物”，这三种人都是“拿来主义者”的对立面。虽然作者没有解释拿来主义，但是通过反面的描述，我们已经十分清晰地知道什么是拿来主义了。

二、材料使用原则

1.裁剪得当。当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聚集在手边时，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来选择合适的材料表达中心。这就像我们画画，当我们确定了要画一幅秋景图时，我们该选择哪些景物来入画呢?笔者觉得这里有几个原则必须注意：第一所有的景色必须是秋景，否则它们就不符合季节的特点;第二是这些景色来自哪个地点，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你必须清楚;第三它们是什么颜色，符合不符合你画的那幅秋景图的主题。同样，一篇散文的材料也不能想到多少材料，就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材料都用在文中，而必须有所筛选，这个筛选的标准就是“符合主题”。比如巴金写《小狗包弟》一文时，他的手边一定有好多关于小狗包弟的故事，但是作者最后写入文中的却只有三件。其他材料为什么都没有放进去呢?因为把最突出的写出来了，其他的就可以舍弃，否则就会画蛇添足。

2.详略得当。当我们确定了那些和中心密切相关的材料后，我们还要根据材料间的“主次”关系，安排好材料的详略，否则文章的中心就不会鲜明、突出。

(1)“点”要详写，“面”要略写。“点”是指文章的重点，直接体现中心思想的内容;“面”是指渲染气氛，交代背景，起烘托作用的内容。例如，叙事性散文中，事情的发展过程是整个事情、整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具体体现中心思想，需要详写;而事情的开始阶段，往往只交代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基本内容，它们是“面”就应该略写。

(2)根据不同性质的文本确定详略。写人记事的散文，常有对景物的描绘，写人记事部分就详，写景部分则略写;以写景状物为主的散文，情景交融，但情是由于景和物而生发的，所以描写景物是基础，应详写，抒情部分是“点睛”之笔，应略写;以说理为主的散文，目的在阐明某种道理、宣扬某种主张，所以，议论部分应详写。

篇4：余光中的散文写作风格

余光中散文以其新奇而富有变化的语言，奇特而缤纷的意象，丰富而深刻的理趣，诗化的写作技巧，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幽默散文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幽默特色，在文坛独树一帜，推动了当代散文创作观念的革新和写作技巧的发展。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生于南京，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又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其创作量之多，名列台湾作家前茅；作品质量之优，亦为台湾文坛所共誉。著名文学家梁实秋曾评之曰：“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为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余光中散文可用“阳刚美”三个字概括。他的散文汪洋恣肆、雄健豪放，但又不乏柔丽。品读他的散文，那种荡漾在字里行间的机智微笑，随处可见。仔细分析起来，便可以看出幽默是余光中散文的主要特色之一。

一、幽默是一个属于喜剧范畴的美学概念。

“幽默”一词来源于拉丁文humour，在汉语中古已有之。“五四”以后，林语堂最先根据humour的英语译音，定为“幽默”，并于三十年代加以大力提倡，“幽默”才引起文坛的瞩目关注。目前，一般的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一种轻快，诙谐，而意味深长的特殊笔调，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通过“神形倒错”等方法来表现人们生活或思维中的矛盾，给人以美感享受；其表现效果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

在现代语义上，幽默和诙谐、滑稽、讽刺很相近，但又有层次上的区别。鲁迅对此就区别的很清楚。他认为幽默决不是一种“单单的玩笑”，如果把它看成“说笑话”、“讨便宜”，那是一种堕落。幽默也不是滑稽，二者“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可知滑稽在感情上的不足。幽默和讽刺紧密相连，但又有其独特本领。讽刺是对可笑性事物的一种否定性的审美评价、一种嘲笑，多用于批评否定。幽默除此之外，还可

用于赞成肯定。特别是讽刺味道较为辛辣，方式比较直接；幽默则较为温和，方式比较迂回。幽默和诙谐确为接近，但前者显得更为高雅些，后者有时不免沾上油气。总之，幽默和诙谐、滑稽、讽刺都有笑的效果，但幽默层次更高一些，更为机智、含蓄，分寸合度。所以，在艺术的世界里，一直把“幽默”推崇为较高的境界。

余光中先生自己也曾说，依他的理解，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正面的价值观，真正的幽默并不远离严肃。幽默是一个作家用一颗诚恳的心，比较敏感地观察事物，看出事物的荒谬性。余光中又说，幽默的界限是很难掌握的，太过活泼，就易流向油滑；太过严肃，就易流向刻毒。历史上的幽默大师，都不仅讽嘲他人，也要反讽自己，对自己的荒谬看不到的人，决不是幽默文学家。对于历史上的幽默大师，余光中认为古人以苏东坡为代表，现代文学家以林语堂、梁实秋、老舍为楷模。谈到外国文学的幽默，余光中极力推荐王尔德。综观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则是继承和发扬了林语堂、梁实秋一路幽默散文的传统，同时在语言、意象、技巧的运用上较之前人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二、余光中在语言的创新中创造幽默。

“余学”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梁说，“余光中”这三个字，代表的就是光彩夺目、光华四射的中文。余光中提出散文语言要有“弹性，密度，质料”的理论，“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拼拢，折来又叠去??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呼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而正是在这种散文语言的现代化中，余光中或是巧妙地、出人意料地推出新意，或是在开放与继承的矛盾过程中，打破习惯的成规，从而获得丰富的幽默感。读余光中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描景造像、写意抒情上运用的手法之多样和多变，而这些手法的千变万化，正是文章幽默感涌喷的无数泉眼。

（一）、新奇而机智的比喻太多，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一般说来，大部分比喻并不一定幽默，只有那些由超常态的联想和超常态的关系组合成、并置于一定语流和语境中的比喻，才具幽默。余光中散文中的比喻多出奇想，多处动态，多置超常态的语法结构中，所以令人莞尔。如把自己的书房比作“书城”，

于是书籍便成了书城中的固定“居民”，而各种零星刊物则成了书城中的“流动户口”（《书斋书灾》）；把名作家喻为空心的、纸糊的蹩脚狮子（《如何谋杀名作家》）；用“一串串彼此引爆了的地雷、水雷”来形容蛙鸣之响（《牛蛙记》）；用“鸡同鸭讲”来戏谑外江人于香港佬的交谈（《鸡同鸭讲》）；用“天蓝蓝、发蓝蓝、眼蓝蓝，记忆亦蓝蓝，乡愁亦复蓝蓝??且蓝发而死，连蓝遗嘱也来不及留下”（《呵咦西部》）来比喻天蓝海蓝，博喻兼通感，都令人忍俊不禁。文中那比喻之诙谐生动，让人不由得去佩服这位老先生的才智。

在余光中《论朱自清散文》一文中，余光中评价朱自清散文“朴素、忠厚、平淡，可以说是朱自清散文的本色，但是风华、幽默、腴厚的一面似乎并不平衡。朱文的风格，论腴厚也许有七八分，论风华不见得怎么突出，至于幽默、则更非他的特色。”余光中这一观点的依据就是以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春》为例，找出其中数十个比喻，然后总体评价是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余光中认为《春》的末段有这么一句，“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这句活的文字不但肤浅，浮泛，里面的明喻也不贴切。一般说来，小姑娘是朴素天真的，不宜状为“花枝招展”，还有朱自清把春雨比作牛毛、比作细针都不贴切。当然一部文学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我们对余光中给朱自清的评价也不是顶礼膜拜的，但是这其中可以看出，余光中的散文创作理念、审美观念之一，就是构成散文“幽默”的特质之一就是比喻，但是散文之中的明喻必须贴切、自然，隐喻必须曲折、含蓄。

（二）、突破传统的语言文字的限制。

我们知道不但中国古代语言有着自己的传统，当代欧化的语言也有着自己的规范。“五四”以后，中国语言口语化了，这是一大进步；然而几十年后又有了新的限制。所谓对“病句”的挑剔和修改正是这一要求的表现。文学语言要更真实更多姿多彩地反映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又必须要突破。这是一种新的矛盾。许多作家在这个矛盾前却步了，而余光中却大胆地向这个矛盾挑战。语法的森严壁垒被他打破，却又只破坏到原来人们还能理解的界限。如：

将大量非原来习惯的词语，异端想象，新奇形象引入。像“韵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诗的商标”（《新诗与传统》），“艺术的联合国，正如政治的联合国一样，是要先取得一个国籍，始能加入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目光尽处，落矶山

峰已把它重吨的沉雄和苍古羽化为两重的一盘奶油蛋糕，好像花猫一舔就可以舔掉一样。”（《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

改造古文句法。如“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利斯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猛虎与蔷薇》）这是对“微管仲，吾其批发左衽”的改造。“何必白吾白以及人之白，文吾文以及人之文”，这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改造。

俗俚语和口语的采用。如写美国西部荒凉又兼野气是“兼盲兼聋兼哑会装死”，“说它不毛，他突然就毛几丛给你看”。（《呵咦西部》）

对欧式句子，标点符号的突破。如写在洛杉矶见天上突然下雪：“降落在洛杉矶的蛋糕上那边教堂的钟楼上降落在人家的天线上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喊一声结果只喃喃说：冬啊冬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捧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

像以上所举的例子，不管其形式手法如何，都产生一种读者可以意会到的机智风趣。人们可以从“白吾白以及人之白”想到自己的年长及周围世界的逝去，却又感到一种听其自然的旷达。从描写西部句子的粗鲁想到当地情景的粗犷，又从中感到一种原始的活力，再领悟到作者故意粗野其语气为了与所写景色相般配的用意。从那130个字中只用一个冒号的长句里不仅体会到一种作者一种狂热而温柔的爱，又感受到作者在向欧式句法幽默的捣乱。上面这些例子给人言外形外感受到的深层含义，都是带着笑意的感悟，是对作者机敏的欣赏，因而它们带来的美感不仅仅是一般的新奇所能完全包括得了的。

（三）、极注重音乐性。

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字眼的铿锵，句子的对仗押韵等方面，如“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但余氏散文音乐性主要依靠叠字。而余氏的叠字使用技术，在散文界无出其右者，以《听听那冷雨》为例，除了大量引用AA、AAB、AABB的语言形式，更是创造性的使用ABABAB、AABBCC、AABBAA的形式。后三种“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清清爽爽新新”，“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但这一切还不．．．．．．．．．．．．

是最惊奇的，余氏叠字运用的登峰造极的该是AABBABB的形式，如“滔天的大雨滂沱下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一个形容词被用为拟声词，再转而以．．．．．．．

一种全新的组合排列出现，就象一串美妙的音符，给每一个读者以美的感受。叠字的大量使用，让人体会到遣词造句的机智，打破了文字原先那种拘谨严整的架势，幽默便由此自然泛出。

由此，我们便看到，在新语言的“形”与旧语言的“形”发生倒错、变形的时候，幽默感便产生了；在新语言的“形”与原意义的“神”基本和谐的统一起来的时候，幽默感进一步加强了。这便是余光中散文语言产生幽默的最大奥秘。

三、余光中在意象的大胆塑造中折射幽默。

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取材大都是日常生活现象，诸如书斋山居、植花养鸟、都市噪音、代步车辆，儿女朋友、故土云雨------纵身到时代的大波巨澜中击水的情况很少，因而在文学中折射的时代风云也不多。但就在这些平凡细小的个人生活里，常常幻化出比常人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意象来，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余光中那敏锐的目光和机智的头脑，也得益于他表现手法上的开放。

他曾不止一次说过：“现代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摄影等艺术，都应该促成散文作家观察事物的新感性。”（《分水岭上》）他主张大量输入新的艺术信息，将散文世界造成一个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这就使他的散文中充满了丰富的意象。而那些千姿百态的色、味、光的强烈感性组合，经常是由幽默点化出来的。像《催魂铃》中对电话铃的感受，从一开始意象便接连不断，真是五彩纷呈。那跳跃的意象时东时西，时古时今，都围绕着电话的罪状做文章，似厌似恼，若真若假，奇趣百出。大家都知道，电话的诞生缩短了空间和时间，为社会的现代化建立了奇功。现在作者却对它一贬再贬，而这些贬抑之词又并非是毫无一点道理的“反语”，这就给人提供了思索的机趣。也就是说，文章跳动闪烁的众多意象，都是由幽默激发出来的。《逍遥游》更是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打通，古今中外、宏观微观消界的立体图。各种奇妙的联想，当然是文章意象层出不穷的主要工具；而幽默也不甘示弱，成为刺激万千意象的重要手段。文章写到夜景，便奇想迭出，像“天河蜿蜒这敏感的神经，首尾相衔，传播高速而精制的触觉，南天穹的星阀热烈而显赫地张着光帜，一等星，二等星，三等星，争相炫耀它们的光谱”，“星系的神经系统上，挣扎着许多折翅的光源，如果你使劲拧天蝎的毒尾，所有的星子都会呼痛”。没有谐趣而轻松的机智，怎能产生如

篇5：浅谈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

摘要：读完余秋雨的几本文集后，对他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有点感想，同时也参阅了诸多的材料，主要先从总体上浅谈一下他散文写作风格，再从他表达的主题、语言的特色、表达的方式三点分述，继而对我们大学生的写作提供某方面的参考，不足之处，望请老师指正。

关键词： 写作主题 语言特色 表达方式 剧场效果 小说化特点 典雅 灵动 借鉴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著作，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太浮浅，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风格问题，于是还是想起了余秋雨，也参考了诸多对余秋雨写作风格的评论，也略加自己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在目前文坛泥沙俱下、日益堪忧的情况下，余秋雨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开辟了散文新文风。“余秋雨将中国传统文化意境与现代意识连接在一起，以逆向操作的方式异军突起，呈现给读者一种新的阅读文本，激发起他们新的审美趣味，”从总体来说，一方面气势磅礴，潇洒自然，一气呵成，让读者也随着他的情绪时而崇拜、向往自然，时而对历史深沉愤慨;另一方面，他一唱三叹，一步一回首，低沉的调子，悲怆的氛围，一次次让我们去思考历史、自然、人生。作为一个文化意识较强，颇具历史感的散文作家，尽管行走匆匆，却常能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从尘封的史料和那平淡无奇的山水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进而做到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哲理与形象相交融。

因此，在综述的前提下，我们现着重从他的写作主题，语言特色，以及表达方式等三个细节略谈一下。

(一)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 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叙事的小说化特点。

余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2〉 余散文中的剧场效果

余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余与其说成是散文大家，不如说成是一位辩思的哲人，正如一些评论者对他的评论：“系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对此，对于我们大学生写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性，也能够为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追求表达的主题上，是力求表达自己，还是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将其协调好，实乃智者所为。而我始终认为，能够表达自己真情，就是好的，不必太拘泥于章法，本身“文无定法”，但同时也渐渐发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能总沉浸在小我的忧伤温情的封闭世界中，我们还要时不时地抬抬头，仰望一下古今，仰望一下中外，这个时代缺少一份大气、恢弘，但我们的文章却不能圈囿如此，我们也须怀着一份博大的文化良知。

其次，对语言的考究上。余散文的语言非常考究，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刻意加工而成的文字，太过浮丽、花哨，掩不住某些内容的空洞，从《千年一叹》中可以看出，他的有些评论太过牵强，这也是《千年一叹》远不及《文化苦旅》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语言的考究选用上要注意的是避免内容的空洞，不能为语言而语言，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多大的生命力，也会被聪明的读者所唾弃。

最后，关于风格的创新问题。既然是风格了，干吗还去创新?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未必，风格是要创新的，需要变化的。尤其对于本身固有自由精神的散文体来说，太常规化的风格〈或说成是格式吧〉也会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套式，限制着自己的发展。细观余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所以风格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作品的生命力也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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