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本文共11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小龙萌”提供。

篇1：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一、叙事语言

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祁茂顺》) “瑞云越长越好看了。”(《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如《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这里虽然没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芦花才吐新穗，让读者联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刚刚开展。其次，这段话中表示颜色的词：“紫灰色、银光、通红、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时候，如“长脚蚊子、水蜘蛛”，被惊起的青桩扑鲁鲁鲁飞远了，通过自然的突变，我们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引起的波澜，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庙的主持，特别是世俗的眼光。这段景物描写实际上是作者赞同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充满生气地发展、开花、结果。

我们看到汪曾祺的语言在字里行间留下空白，由读者去联想、替换、加入解释、完成意义。如：“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么样了呢?” (《鸡鸭名家》)“团长觉得怪委屈。”(《故里三陈》)“你怎么了。”(《瑞云》)“今年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老鲁》)

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有些语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鸡毛》)“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一种庸俗的处世哲学，写小说就必须这样。李笠翁云，作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说得二三分，都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汪曾祺的小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二、回忆的视角

海德格尔说：“回忆就是告别尘嚣，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所以，汪曾祺的小说多是以回忆的视角抒写传统的价值，比如他复出的第一篇重要作品《受戒》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故事，以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来抒写普通人的人生欢乐，以“远视”回忆的方式来观照世界，抒写自己少年时代的人事和风俗习惯，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在处于中心的城市里失落，因此他将“回忆”的焦点放置于民间。作者曾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汪的启蒙老师就是《徒》里清绝一时的人物高北溟，他教汪曾祺读归有光和“五四”作家的作品，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亲切而凄婉，和汪曾祺气质酷似，他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从《徒》里面的句子直接可见汪曾祺回忆的内容：“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歌，但很贴切，朴朴实实，平平常常，和学校很相称。一个在寺庙的`废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学，又能写出多少诗情画意呢?人们有时想起，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冬青树，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课下课的钟声，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

从生活心理和情感归宿层面上看，汪曾祺把小说视为回忆并不令人费解。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求到足以使自己感到满足的情感空间时，寻找其他精神寄托也便成为必然。经历了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并深陷其中，遭遇了几番沉浮的汪曾祺，对严酷而无可改变的现实，唯一的出路是“逃”，“逃”向何处呢?他的气质及经验和文化情结为他指明了方向，即“逃”向魂牵梦绕，曾给了他太多温情与关爱的“故乡”，逃向原来未被“社会化”时代的回忆中，以上例举的《徒》就是明证。

古往今来，因对现实的不满而选择逃避的人物有很多：有的选择虚空的想象世界，如屈原、李白;有的遁入山林与自然为伍，如王维、孟浩然;有的逃离本行，选择与政治无任何瓜葛的行业，如沈从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体的路径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立场和操守的坚立态度。

而汪曾祺则不同，他的个性、气质和经历以及在情感方面对故乡充满了温馨气氛的市井生活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使他在失望于现实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投身到记忆中的故乡怀抱，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故乡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也太美了。

三、叙述方式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有三个基本的可能，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环境就是环绕着人物一切外部境况的总和，汪曾祺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既是风景画，又是风情画、风俗画。

他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描写，比如：《冬》“冬天的荒野一片白，就只有一个字：雪。要那样才叫雪，什么都没有，都不重要。只有雪，天白亮白亮的，雪花绵绵的往下飘……”《翠子》“夜，刚才还藏在墙面的青苔深处，这时偷偷地溜出来，占据了空空的庭院，天上黑漆漆的，星星一个一个地挂起来……”《鸡毛》中关于西南联大校院的描写，《戴东匠》那间小店所处的方位，及其左邻右舍的描写，《职业》关于文林街从早到晚各种吆喝声的描写;尤其是《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及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四连接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他总是通过风土人情(环境)，尤其是通过人物的谋生方式(劳动)表现存在的空间，给人物展示广阔的生活天地，从而使人物左右逢源，处处触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实性。内陆的人物总是融汇在作品中，诸多风俗画所集成的背景氛围之中洋溢着浓郁的乡俗风情和民间信息。

《受戒》中写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环境，充满诗意的美：“房檐下一边种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这清新自然的景物和真正普遍意义的民间有很远的距离，构成了世外桃源般生活居所的象征。

汪曾祺小说中的环境描写随处可见。特别是自然环境描写，简直就是陶渊明《桃花源》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多了一些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已，可以说是汪曾祺心灵中的一片净土。

读汪曾祺的作品，就像走进一片清凉的绿荫，品尝一杯淡淡的菊花茶，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令人口齿难韵，难以释怀;读他的作品，让我感受最深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热爱生活，在任何逆境中也不丧失对生活抒情意味的情趣;二是要在事业、职业，日常劳作中追求一种人生境界。

篇2：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三篇

《求雨》

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积蓄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人们戴着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

但是偶尔也有那样的年月，雨季来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这样。因为通常不缺雨水，这里的农民都不预备龙骨水车。他们用一个戽斗，扯动着两边的绳子，从小河里把浑浊的泥浆一点一点地浇进育苗的秧田里。但是这一点点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苗已经长得过长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里却是干干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晒得结了一层薄壳，裂成一道一道细缝。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儿也抬头望天。望儿看看爸爸和妈妈，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他低头看地，他看见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狮爬过的痕迹。望儿想了一个主意：求雨。望儿昨天看见邻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过：我们也求雨。

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就出发了。

一共十几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一个才六岁。这是一个枯瘦、褴褛、有些污脏的，然而却是神圣的队伍。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敲着不成节拍的、单调的小锣小鼓：冬冬当，冬冬当……他们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锣的望儿把锣槌一举，他们就唱起来：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调子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按照昆明话把字音拉长了念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凄苦的，虔诚的。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书。他们有人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有个玉皇大帝，还有个龙王，龙王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连玉皇大帝和龙王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天，天是无常的。它有时对人很好，有时却是无情的，它的心很狠。他们要用他们的声音感动天，让它下雨。

(这地方求雨和别处大不一样，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儿他们能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大概大人们以为天也会疼惜孩子，会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软。)

他们戴着柳条圈，敲着小锣小鼓，歌唱着，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过路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看着这支幼小的、褴褛的队伍。他们的眼睛也是蓝的。

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他们从大西门，一直走过华山西路、金碧路，又从城东的公路上走回来。

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

半夜里，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接着，他听见屋瓦上噼噼啪啪的声音。过了一会，他才意识过来：下雨了!他大声喊起来：“爸!妈!下雨啦!”

他爸他妈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

“下雨了!”

“下雨了!”

妈妈把油灯点起来，一屋子都是灯光。灯光映在妈妈的眼睛里。妈妈的眼睛好黑，好亮。爸爸烧了一杆叶子烟，叶子烟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脸上，也映在他的眼睛里。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到处都是人。

望儿相信，这雨是他们求下来的。

《迷路》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篇3：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

《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以外部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然后通过人物的内心来表现人情美。曾祺一方面热情赞颂了真正的情爱、自由的个性，同时极力唱赞朴素的人情、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把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把冲突变得和缓，造成感情的隐含性、内敛性，达到一种“虚美”的艺术境界。他描写的“人情美”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单在古朴的乡村，有时甚至是放在压抑人性的背景体现人性美、本色美。 作者塑造众多鲜明生动、形神活现的人物形象，都 是以浓烈的氛围、凝炼的语言来表现的。这些语言不仅赋于人物色彩，还赋于人物动感，使人感觉得到人物形象的质朴美丽，是非常逼真而又非常优美的。比如《大淖记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十一子被打得昏死过去，巧云喂他尿碱汤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个细节很感人，生动有力地表现出巧云对十一子赤诚真挚、相濡以沫的情爱，虽无什么细致的文字，却已写出了巧云内心丰富的情感。人物形象的美也还体现在人物之间的语言上，汪曾祺小说中对话不多，语言总是力求自然、平常，于平常中求韵味。看《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一起划船回家在芦花荡里的对话，《大淖记事》里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一起对话，都是简短得不能再简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却真正闻其声如见其人，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平淡、感人。小英子言语有任性、天真，明海则是憨厚、温顺。十一子和巧云尽显一往情深。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很好把握住了这一点。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篇4：小说的叙事特点和方式

小说叙述方式

1、小说的'叙述方式很灵活，有正叙，倒叙，穿插，意识流等。

2、叙述的角度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1）即以第一人称方式记叙，有身临其境之感，令人感到亲切，感情真挚。

（2）他叙方式。即以第三人称方式记叙，令人感觉客观，夹叙夹议体裁不受拘束。特别是穿插历史过往的故事。

（3）交互方式。即客观叙述为主，其间某一段故事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整体运用更灵活。

篇5：小说叙事特点答题技巧和

一.叙事技巧答题小结

常见设问方式:

1.小说在叙事谋篇方面很有特点，请简要说明。

2.作品是怎样叙述……故事的?

高考题型示例：

1.小说在叙事谋篇方面很有特点，请简要说明。

答：运用插叙手法，插入主人公读书、讨薪等内容，交代事件的起因、人物的遭际(使情节的发生发展更合理)。现实与回忆交织，把主人公在泳池里真实的感受与对故乡、大海、社区图书馆的回忆巧妙融合(巧妙推进故事情节，有利于展现人物心理，突出人物形象)。时空集中，故事发生在“泳池”这一地点，“他”准备轻生到被工友救起这一时间段(情节紧凑)。前后照应，如开头结尾都有对浅水区孩子们的描述，之前只能听见他们的说笑，后来看到了他们“明亮的面孔”。

2.本文在叙述故事时有哪些特点，这样写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答：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故事，这样写更能全面细致的描述人物的形象，展开故事情节。以赵仲的雅盗为线索，叙事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设置了许多悬念，整个小说一波三折，情节起伏，悬念迭起。结尾赵仲的逃脱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多用对话形式，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写能够使叙述的情节更加集中。

3.作品是怎样叙述路遗的故事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答：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可以灵活自由地呈现小说情节。以“路遗”为线索叙述故事，使故事条理清晰，结构更加严谨。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故事，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4.作品是怎样叙述渡夫的故事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答：以“我”的视角来叙事，使事件显得真实可信;以“钱”为话题，引入渡夫的故事，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多用对话形式，以渡夫之口自述他的经历，使叙事更加集中;情景描写与渡夫讲述相结合，赋予渡夫的故事哀而不伤的诗意美。

答题常见几个方面总结。

1.叙述方式：顺序，倒叙，插叙，补叙，平叙

2.叙述人称及视角：

第一人称(给人真实感，令人信服，便于直抒胸臆)

第二人称(便于交流感情，给人以亲切感，便于强烈呼告。)

第三人称：(视野开阔，不受时空限制，灵活自由，便于客观描述。)

视角：全知全能视角、有限视角

3.情节安排(构思)技巧：线索、悬念、伏笔、照应、铺垫、抑扬、对比、衬托、突转、以……话题引入。

4.叙述安排上的技巧：对话、心理、回忆、叙述与写景结合、回忆与现实交织、时空集中，采用寓言的形式。

二.情节题答题模板

常见设问方式

(1)请围绕主人公---梳理文章的基本情节。

(2)请用简明的语言梳理这篇小说的脉络。

(3)用一句话或简明的语句概括故事情节。

(4)文中共写了哪几件事?请依次加以概括。

(5)概括小说的部分内容(包括指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部分中的某一方面)。

(6)小说情节一波三折，请概括出情节发展的跌宕之处。

解答情节梳理型题目的一般步骤：

在作品中，情节的安排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并不一定按照现实生活中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来写，有时可省略某一部分，有时可颠倒或交错。因此梳理情节时必须要清楚小说情节的叙述顺序。

第一步，根据小说特点，选定概括方法

(一)结构概括法

(1)先给文章各段落标上序号，

(2)明确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进而梳理概括情节。如《枪口下的人格》一文就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梳理。

(二)场面概括法

小说中的场面就是不同时间下人物活动的场所。一般一个场面可以梳理为一个情节。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就可按照林冲活动的地点概括情节：酒店遇故交、市场买刀寻敌、看管草料场、风雪夜山神庙复仇。

(三)线索概括法

线索是贯串整个作品情节发展的脉络，它可以是某人、某物、某种情感、某个事件，还可以是时间、空间。线索有单线和双线两种。双线一般分明线、暗线两种。如：小说《项链》中的线索是项链，女主人公“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还债务→发现项链是赝品”，都与“项链”有关。

第二步：灵活运用答题模板

(一)完整叙述的参考模板

按照“何时何地何人做何事”的格式加以概括，应有的要素不能缺失。“何事”一环中有时要包括“原因、经过、结果”。

(二)从主人公的角度叙述的参考模板

故事较复杂、涉及到的人物较多时，要避免前后情节的相互交错。注意把握住事件涉及的对象，从同一角度概括，做到前后贯通。常用模式：某人做某事。

三.小说的叙事特点是什么

小说叙事是一个小说用于表现内容的一种形式，对于小说叙事来说，往往一个完整的叙事大纲更加的能够构思出好的小说来，叙事就是对于故事的讲述，往往一个波澜壮阔、有条有理、人物鲜明的小说的可读性更强，更加的能够把人带入到小说的环境中去，把人们吸引过来。

现在生活中娱乐方式的多种多样，让人们的选择余地特别的多，无论是日常游戏、读书、学习等，都是人们喜欢的娱乐方式，而小说也是当下比较容易消磨时间的一种娱乐方式，往往好多工作者再回到家中都喜欢看看小说。

小说的叙事特点是虚构性和故事性，对于小说叙事来说往往都是一个完整鲜明的故事，人们在读整篇小说时不会发生混乱，能够跟随故事的情节一环扣一环的发展下去，能够带入到故事情节中去，可以与小说的主人公产生深刻的共鸣。

篇6：汪曾祺作品特点

汪曾祺作品特点

1、浅谈汪曾祺散文的特点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2、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见《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养几盆悬崖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篇7：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受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受戒》一篇和沈从文的《边城》，都是饱含诗情的小说，歌颂了人性之美。秋水般的文字，纤尘不然的意境，汪曾祺的《受戒》一篇与沈从文一脉相承。都是让人感动的名篇。

小说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聪明漂亮的主人公明海在家叫小明子，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出和尚。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因为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不仅出家的目的是世俗的，寺庙里的生活方式也如此，充满了尘世的气氛。荸荠庵的小和尚过着很清闲的日子，连早课、晚课也不做，只是敲几声磐，然后挑水、喂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尚中，大概只有一个老和尚最守规矩，他是吃斋的，但过年时也破戒。明子的舅舅仁山是“当家的”，掌管寺庙里里外外的.俗务。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夫妻俩在庙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小日子。三师父精明能干，风流倜傥，能玩牌，会“飞铙”，还长于唱山歌小调。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也举行宗教仪式，可那欢快的场面更像是人生的舞蹈。有时，“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小英子一家4口人，尽管性格不同，但都禀承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小英子热情泼辣，心灵手巧，热爱劳动。她和常往她家跑的明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海会画花，小英子就把它们绣出来。他们共同劳动，一起薅草，车水，“扌歪”荸荠随着岁月流逝，春去秋来，他们的心田里渐渐长出了爱情的苗子。《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

作品中两个部分的内容是相通的，具体的联结就是明海的行动;不仅如此，两个部分还互相印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有着一种内在的欢乐，浸润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世主义精神，令人想起《诗经》和古代乐府中那些欢快的民歌。这是一首人生的赞歌，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篇8：汪曾祺小说《日规》

汪曾祺小说《日规》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北院是理学院区。一个狭长的大院，四面有夯土版筑的围墙。当中是一片长方形的空场。南北各有一溜房屋，土墙，铁皮房顶，是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房前有一条土路，路边种着一排不高的尤加利树。一览无余，安静而不免枯燥。这里不像新校舍一样有大图书馆、大食堂、学生宿舍。教室里没有风度不同的教授讲授各种引人入胜的课程，墙上，也没有五花八门互相论战的壁报，也没有寻找失物或出让衣物的启事。没有操场，没有球赛。因此，除了理学院的学生，文法学院的学生很少在北院停留。不过他们每天要经过北院。由正门进，出东面的侧门，上一个斜坡，进城墙缺口。或到“昆中”、“南院”听课，或到文林街坐茶馆，到市里闲逛，看电影……理学院的学生读书多是比较扎实的，不像文法学院的学生放浪不羁，多少带点才子气。记定理、抄公式、画细胞，都要很专心。因此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时都不大声讲话，而且走得很快，免得打扰人家。但是他们在走尽南边的土路，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是美国种。别处没有见过。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什么颜色的都有。白的、粉的、桃红的、大红的、浅黄的、淡绿的、蓝的、紫得像是黑色的。开得那样旺盛，那样水灵!可是，许看不许摸!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

高教授是个出名的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人。他当了多年系主任，教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他的为人就像分子式一样，丝毫通融不得。学生考试，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哪怕是考了59分，照样得重新补修他教的那门课程。而且常常会像训小学生一样，把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骂得面红耳赤。这人整天没有什么笑容，老是板着脸。化学系的学生都有点怕他，背地里叫他高阎王。他除了科学，没有任何娱乐嗜好。不抽烟。不喝酒。教授们有时凑在一起打打小麻将，打打桥牌，他绝不参加。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可是他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

这还是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爱好。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化学。每年暑假，都到一家专门培植剑兰的花农的园圃里去做工，挣取一学年的生活费用，因此精通剑兰的种植技术。回国时带回了一些花种，每年还种一些。在北京时就种。学校迁到昆明，他又带了一些花种到昆明来，接着种。没想到昆明的气候土壤对剑兰特别相宜，花开得像美国那家花农的园圃里的一般大。逐年发展，越种越多，长了那样大一片!

可是没有谁会向他要一穗花，因为都知道高阎王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

昆明近日楼有个花市。近日楼外边，有一个水泥砌的圆池子。池子里没有水，是干的。卖花的就带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池子里，把各种鲜花摊放在池沿上卖。晚香玉、缅桂花、康乃馨，也有剑兰。池沿上摆得满满的，色彩缤纷，老远地就闻到了花香。昆明的中产之家，有买花插瓶的习惯。主妇上街买菜，菜篮里常常一头放着鱼肉蔬菜，一头斜放着一束鲜花。花菜一篮，使人感到一片盎然的生意。高教授有一天走过近日楼，看看花市，忽然心中一动。

于是他每天一清早，就从家里走到北院，走进花圃，选择几十穗半开的各色剑兰，剪下来，交给他的夫人，拿到近日楼去卖。他的剑兰花大，颜色好，价钱也不太贵，很快就卖掉了。高太太就喜吟吟地走向菜市场。来时一篮花，归时一篮菜。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的饭桌上常见荤腥。星期六还能炖一只母鸡。云南的玉溪鸡非常肥嫩，肉细而汤清。高太太把刚到昆明时买下的，已经弃置墙角多年的汽锅也洗出来了。剑兰是多年生草本，全年开花;昆明的气候又是四季如春，不缺雨水，于是高教授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他的两个在读中学的儿女也有了比较整齐的鞋袜。

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您不知道，一位国际知名的化学专家，同时又是对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广博知识的才华横溢而性格(在有些人看来)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双“空前绝后”的布鞋——脚趾和脚跟部位都磨通了。中文系主任，当代散文大师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粗毛氆氆一口钟穿在身上御寒，样子有一点像传奇影片里的侠客，只是身材略嫌矮小。原来抽笳立克、35牌香烟的教授多改成抽烟斗，抽本地出的鹿头牌的极其辛辣的烟丝。他们的3B烟斗的接口处多是破裂的、缠着白线。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为家累过重，无暇治学，只能到中学去兼课。有个治古文字的学者在南纸站挂笔单为人治印。有的教授开书法展览会卖钱。教授夫人也多想法挣钱，贴补家用。有的制作童装，代织毛衣毛裤，有几位哈佛和耶鲁毕业的教授夫人，集资制作西点，在街头设摊出售。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大家对这一片剑兰增加了一层新的看法，更加不敢碰这些花了。走过时只是远远地看看，不敢走近，更不敢停留。有的女同学想多看两眼，另一个就会说：“快走，快走!高阎王在办公室里坐着呢!”没有谁会想起干这种恶作剧的事，半夜里去偷掐高教授的一穗花。真要是有人掐一穗，第二天早晨，高教授立刻就会发现。这花圃里有多少穗花，他都是有数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

联大学生的家大都在沦陷区。自从日本人占了越南，滇越铁路断了，昆明和平津沪杭不通邮汇，这些大学生就断绝了经济来源。教育部每月给大学生发一点生活费，叫做“贷金”。“贷金”名义上是“贷”给学生的，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归还的。这实际上是救济金，不知是哪位聪明的官员想出了这样一个新颖别致的名目，大概是觉得救济金听起来有伤大学生的尊严。“贷金”数目很少，每月十四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这十四元一直未动。这点“贷金”只够交伙食费，所以联大大部分学生都在外面找一个职业。半工半读，对付着过日子。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在中学兼课，有的当家庭教师。昆明有个冠生园，是卖广东饭菜点心的。这个冠生园不知道为什么要办一个职工夜校，而且办了几年，联大不少同学都去教过那些广东名厨和糕点师傅。有的到西药房或拍卖行去当会计。上午听课，下午坐在柜台里算帐，见熟同学走过，就起身招呼谈话。有的租一间门面，修理钟表。有一位坐在邮局门前为人写家信。昆明有一个古老的习惯，每到正午时要放一炮，叫做“放午炮”。据说每天放这一炮的，也是联大的一位贵同学!这大概是哪位富于想象力的联大同学造出来的谣言。不过联大学生遍布昆明的各行各业，什么都干，却是事实。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联大学生兼差的收入，差不多全是吃掉了。大学生的胃口都极好：都很馋。照一个出生在南洋的女同学的说法，这些人的胃口都“像刀子一样”，见什么都想吃。也难怪这些大学生那么馋，因为大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坏了!早晨是稀饭，一碟炒蚕豆或豆腐乳。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干饭，米极糙，颜色紫红，中杂不少沙粒石子和耗子屎，装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盛饭的杓子也是木制的。因此饭粒入口，总带着很重的松木和杨木的气味。四个菜，分装在浅浅的酱色的大碗里。经常吃的是煮芸豆;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原料做成的`紫灰色像是鼻涕一样的东西，叫做“魔芋豆腐”。难得有一碗炒猪血(昆明叫“旺子”)，几片炒回锅肉(半生不熟，极多猪毛)。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怎么能满足大学生们的刀子一样的食欲呢?二十多岁的人，单靠一点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是活不成的，他们要高蛋白，还要适量的动物脂肪!于是联大附近的小饭馆无不生意兴隆。新校舍的围墙外面出现了很多小食摊。这些食摊上的食品真是南北并陈，风味各别。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鸡蛋饼：鸡蛋和面，入盐，加大量葱花，于平底锅上煎熟。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饼在锅里煎得嗞嗞地响，实在是很大的诱惑。煎得之后，两面焦黄，径可一尺，卷而食之，极可解馋。有一家做一种饼，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不过就是加了一点白糖的发面饼，但是是用松毛(马尾松的松叶)烤熟的，带一点清香，故有特点。联大的女学生最爱吃这种饼。昆明人把女大学生叫做“摩登”，于是这种饼就被叫成“摩登”耙耙。这些“摩登”们常把一个耙耙切开，中夹叉烧肉四两，一边走，一边吃，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文雅。有一位贵州人每天挑一副担子来卖馄饨面。他卖馄饨是一边包一边下的。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一小疙瘩一小疙瘩拨到汤里下面。有人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这位贵州老乡毫不犹豫地答曰：“桃花面!”……

蔡德惠偶尔也被人拉到米线铺里去吃一碗闷鸡米线，但这样的时候很少。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芸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这样。

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较干净整齐的。

联大的学生都有点像是阴沟里的鹅——顾嘴不顾身。女同学一般都还注意外表。男同学里西服革履，每天把裤子脱下来压在枕头下以保持裤线的，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数男大学生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裤子破了，找一根白线，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蔡德惠可不是这样。

蔡德惠四五年来没有添置过什么衣服，——除了鞋袜。他的衣服都还是来报考联大时从家里带来的。不过他穿得很仔细。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换洗得很勤。联大新校舍有一个文嫂，专给大学生洗衣服。蔡德惠从来没有麻烦过她。不但是衣服，他连被窝都是自己折洗，自己做。这在男同学里是很少有的。因此，后来一些同学在回忆起蔡德惠时，首先总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一口很大的井边洗衣裳，见熟同学走过，就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他还会做针线活，会裁会剪。一件衬衫的肩头穿破了，他能拆下来，把下摆移到肩头，倒个个儿，缝好了依然是一件完整的衬衫，还能再穿几年。这样的活计，大概多数女同学也干不了。

也许是性格所决定，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篇9：汪曾祺小说《尾巴》

人事顾问老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工厂里本来没有“人事顾问”这种奇怪的职务，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多年人事工作，肚子里有一部活档案;近二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时常闹一点腰酸腿疼，血压偏高，就自己要求当了顾问，所顾的也还多半是人事方面的问题，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顾问。这本是个外号，但是听起来倒像是个正式职称似的。有关人事工作的'会议，只要他能来，他是都来的。来了，有时也发言，有时不发言。他的发言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他看的杂书很多，爱讲故事。在很严肃的会上有时也讲故事。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之一。

厂里准备把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程师，领导层意见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已经开了多次会，定不下来。赞成的意见不必说了，反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他家庭出身不好，是资本家;

二、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个堂兄还在台湾;

三、反右时有右派言论;

四、群众关系不太好，说话有时很尖刻……

其中反对最力的是一个姓董的人事科长，此人爱激动，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每次都是满脸通红地说：“知识分子!哼!知识分子!”翻来复去，只是这一句话。

人事顾问听了几次会，没有表态。党委书记说：“老黄，你也说两句!”老黄慢条斯理地说：

“我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人，叫做艾子。艾子有一回坐船，船停在江边。半夜里，艾子听见江底下一片哭声。仔细一听，是一群水族在哭。艾子问：‘你们哭什么?’水族们说：‘龙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我们都是有尾巴的，所以在这里哭。’艾子听了，深表同情。艾子看看，有一只蛤蟆也在哭，艾子很奇怪，问这蛤蟆：‘你哭什么呢?你又没有尾巴!’蛤蟆说：‘我怕龙王要追查起我当蝌蝌时候的事儿呀!’”

篇10：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平凡的人物，从中又折射出不平凡。作者以朴实清新的笔触写那些平凡实在的人，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生，写他们的死，写他们的所想，写他们的所做，写他们的欢乐，写他们的悲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作者都写，天大的事儿，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詹大胖子，连老大，八千岁，高阎王，王四海，陈四，陈小手……嫁娶，生孩子，卖椒盐饼子西洋糕，卖米，唱戏，求雨，买奖券，卖艺……作者写了许多“小人物”，写了许多仿佛并“不值一提”、“微乎其微”的“小事儿”，但从中却透露出生活的酸甜苦辣，人世的悲欢离合。作者正是以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去阐释生活，阐释人生。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这就是。

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说，我就被吸引住了，深深地。我只感觉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无穷的生活的乐趣。我为小说中的人物而哭而笑，而喜而悲。平凡的百姓永远是生活的主题，平凡的百姓永远是历史的主题。

我很欣赏作者在《小说三篇》之一《卖蚯蚓的人》中所说的几句话：“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想了解、欣赏，并对他们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正如此说，作者在他的每篇小说中几乎不作议论，只是很自然地展示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的原型，让读者去感受那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美。

生活中处处都有美，我想这正是源于它的琐细，它的亲昵，它的真实。

篇11：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出版作品集30多部，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作品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汪曾祺文集》(5卷)于1993年出版，《汪曾祺全集》(8卷)于1998年出版。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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