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诗经》特色和影响，本文共8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本文原稿由网友“蓝公子”提供。
篇1：《诗经》特色和影响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篇2：《诗经》特色和影响是什么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通常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篇3：《诗经》特色和影响是什么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通常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基本信息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价值影响
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诗经价值
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氏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氏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宝贵的民俗材料。
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5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步元诗经八卷（宋）朱熹集传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于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日本当代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诗经嫏嬛体注大全八卷·清嘉庆己卯年刊本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16世纪，通过来华的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19世纪初叶起，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全译本，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关于是散译还是韵译，曾形成韵律派和散译派之争。韦理的译本可作为西译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译成优美的抒情诗，为了体现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乱原来的体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内容分类，附录又将《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代表与欧洲诗歌比较研究。高本汉的译本可作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语言学家，在训诂、方言、古韵、古文献考证诸方面都倾注功力。这两部译著在西方产生几十年的影响。
北美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译本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年）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1954年），海陶玮（J·R·Hightower）的全译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的全译本。庞德的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他向美国读者特别推崇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
沙俄时期原已有15种《诗经》译本（选译和全译），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也都有《诗经》译本。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迅速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巴次大陆都正在传播《诗经》。越南社会科学院列《诗经》越文全译为国家项目，蒙古文全译也即将完成。《诗经》正以几十种语文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是世界汉学的热点。
历史评价
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荀子：“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司马迁：“《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董仲舒：“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何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胡适：“《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鲁迅：“（《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比奥（M·EdouardBiot）：“（《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
费德林：“《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篇4：诗经的影响
影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1.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2.《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3.《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4.《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篇5：《诗经》爱情观研究及文学影响
爱情作为人类的美好情感之一，是文学作品中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从古至今，无数的文学作品歌之咏之。《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反映爱情的诗歌就占有很大的比重。可谓是文学作品中表现爱情的滥觞之作。通过对《诗经》中爱情诗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观。
爱情观就是人们对待爱情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对于《诗经》中的爱情观，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是理想爱情的标准，二是面对爱情受挫时的态度，三是择偶标准。进而分析《诗经》时代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和看法。在此基础上再简要分析产生这种爱情观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诗经》中的爱情观剖析
1、理想爱情的标准
1.1自由大胆、热烈率真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一种对自由恋爱情的追求，大胆、热烈、率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够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尤其是对女性，没有后来封建社会时期的种种严格的束缚。《郑风·野有蔓草》就讲述了一个邂逅的爱情故事，“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在仲春之时，主人公邂逅了一名眉清目秀的女子，二者情投意合，一见钟情，最后“与子偕臧”。《周礼·地官·媒氏》中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郑风·溱洧》则更是详细的描绘了阳春时节青年男女相会踏青的场面，这在当时是一种风俗，表明是允许自由恋爱的。
《召南·摽有梅》中则更是塑造了一个内心火热，期盼爱情的女子形象。“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追求我的小伙子，趁着这美好的时光，快与我相会”，十分强烈的表达了女性在内心深处对情感寄托的欲求。这是何等的大胆与热烈，甚至在今天，也并非所有的女性都能够这样热烈，率真的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
《郑风·褰裳》则向我们表现了一位怀着炽热感情的、大胆向意中人表白的豪放女性。“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直白坦率，热情奔放，把女性面对不解风情的意中人的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
1.2忠贞专一、生死相守
《诗经》中的爱情不仅仅追求自由恋爱，更强调爱情的忠贞专一、生死相守。这是《诗经》时代人们爱情观的一大特点。
《郑风·出其东门》表现了一位忠贞专一的男子。“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虽然“有女如云”但是“匪我思存”，只是因为自己只是专注于缟衣的意中人，表现了其对自己爱人忠贞不渝的真情，这在古代实属不易。
《邶风·击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的誓言流传千古。《王风·大车》中“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誓言，令人感怀。由此可见，《诗经》向我们传达了对待爱情忠贞的态度，用情专一的精神，这是从古至今，在婚姻爱情中，人们所一直尊奉的准则。
1.3纯朴真挚、平等和谐
《诗经》中的爱情也是纯朴真挚的，很少带有功利色彩，基本都是是来自于人本身的真性情的流露，因而所追求的爱情也是平等而和谐的。
《卫风·木瓜》描述了一对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互赠礼物的场面。“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送我“木瓜”“木桃”、“木李”我将以“ 琼琚”、“琼瑶”、“琼玖”作为回报，而这“匪报也”，而是“永以为好也！”只是为了表达我对你的重视。虽然男女所送之物的实物价值有差别，但实际上在情感上是平等的，都是表达爱意的寄托，双方情投意合，这是多么纯朴真挚的情感！
《陈风·东门之枌》中同样也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约会之后互赠礼物的场景。“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谷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在小伙子看来，姑娘像荆葵花一样美丽；在姑娘心目中，小伙子是她的希望和理想，送给他一束花椒以表达感情。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赠送给意中人简简单单的花椒来表达情感，其实这正是当时朴素和谐的爱情观的一种表达，不重物质，重精神的观念。
《郑风·女曰鸡鸣》描绘了清晨夫妻二人的一个简单对话，寥寥数语就将家庭的温馨，浓浓的爱意表现的十分贴切，给人一种幸福之感。“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在清晨，妻子说鸡叫了，该起床了，丈夫说天色还早，妻子又说，“你快起床看看天色，启明星都亮了，”之后，丈夫起床，出门打猎，猎得野鸭和大雁，共享佳肴饮美酒，弹琴鼓瑟，互赠佩饰，和谐美好。这种纯朴真挚的爱情，在什么时代都令人羡慕。
2、对待爱情受挫的态度
爱情就像麻辣烫，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有理想的的爱情，必然有爱而不得的情况，就包括相思单恋、礼教父母的约束，和亲人远征的闺怨，乃至婚姻破裂。
2.1相思单恋之苦——执着追求
表达相思、倾诉单恋之苦，历来就是爱情诗的一大主题。《诗经》中表现相思之苦的诗歌却有一个特点——虽是相思不得，却不言弃，永远执着追求。这也是《诗经》爱情观的一个特点。
《周南·汉广》是典型的表现一个人单恋的诗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一唱三叹，往复回环，深深的表达了男主人公对“游女”的可望不可即的相思之苦，表达出了一种纯洁的、真挚的爱恋。
《秦风·蒹葭》就属于一首表达男主人公对心仪女子的相思与追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不论道路“且长”、“且跻”还是“且右”，我都将去追求。这就表现出男主人公对自己心上人的一种执着追求与热烈情感。
2.2礼教、父母的约束——有所顾忌和勇于突破
在《诗经》的时代，周公之礼初具。男女交往在周代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随着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男权强化，男女之防就逐渐变得严格了。父母媒妁之言虽然不像后来由儒家不断强化了的礼制那样严格，但是对于当时的婚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方面。这在《诗经》的爱情诗中也有反映。
《郑风·将仲子》就反映了一个女子因为害怕父母、兄长、邻人的闲话而不敢与心上人交往的心理。“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正表现的是女主人公迫于舆论的压力而所造成的两难境地，一种矛盾而又畏惧的心理。
《鄘风·柏舟》却表现了另外一种情况——面对世俗的压力，为了爱情，勇于抗诉。“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只因为女主人公的母亲不了解女儿的心意，阻碍了女儿和其心上人的结合，女主人公没有放弃与软弱，而是发出了“之死矢靡慝”的誓言和“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抗诉。
2.3亲人远征的闺怨——愁绪与温情
《诗经》时代，战争频繁，征人远役，音讯难通，而战争又会破坏很多东西，给人带来紧张与不安，在家的妻子就难免会有闺怨，思念远方的亲人，这是时代的产物，一直在整个古代社会，闺怨诗始终是爱情诗中的一大主流。
《王风·君子于役》就是一首描写妻子思念远征丈夫的诗歌。“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到了傍晚，家禽家畜都回家了，而丈夫却没有回来，进而联想到丈夫在外地的冷暖饥渴。情感真挚自然，流露出一种温情和思念。
《卫风·伯兮》表现了一位因思念愁绪满怀的女子形象。“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心上人不在身边，连梳妆都觉得没有意思，以至于后来因思念而头疼心痛。内心充满了对心上人的思念，幽怨柔婉。
2.4婚姻失败（弃妇诗）——女子的控诉与无助
古代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负心，二三其德也是常有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情形，《诗经》中所表现的，对女子来说有无助与控诉，也有对男子负心的谴责和声讨。
《卫风·氓》就全面的叙诉了一对男女有相恋结婚到男子负心，抛弃女子的全过程。女子并没有什么过错，“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是男子负心，女子对此表示了控诉，也对女性提出了劝诫，“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最终，“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毅然地离开了背信弃义的负心人。这表现出了《诗经》时代，面对婚姻失败，妇女的一种反抗精神。
《郑风·遵大路》则形象的表现了弃妇的无助。“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这是一位痴情女子再为挽救自己的婚姻爱情作最后的努力。在一条大路上，女子拉着男子的衣袖，哭泣着不要被抛弃，这是多么的无助！这同时也表明女子对男的的深情。
《诗经》中的弃妇诗有很多，包括《邶风·谷风》、《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等。这些诗一方面反映了女子的无助，另一方面也对无情无意的负心汉做出了批判。这也从反面说明，《诗经》时代，对待爱情的专一原则是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与认可的。
3、择偶标准
择偶标准是爱情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分析《诗经》中择偶标准对于全面了解《诗经》中的爱情观也是十分必要的。
3.1男性的择偶标准
《诗经》中所反映出来的男性的择偶标准首先就是貌美温柔，其次也看中良好的品行修养。这可以从下面的诗句中看出。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白芽纯束，有女如玉。”（《召南·野有死鹿》）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郑风·有女同车》）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发现，在男性的眼中，最关注的是“手”、“肤”、“领”、“齿”等容貌的美好。此外，再还注意到了“淑”“德音”等性格与品质。
3.2女性的择偶标准
《诗经》中女性的择偶标准和男性是有所不同的，女性虽然看中男性外在的威武雄壮，但是更关注的的是品性、学识和作为。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锨兮，赫兮喧兮。”（《卫风·淇奥》）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卫风·伯兮》）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衿》）
上面这些诗句中并没有太多对男性外表的描写，而主要是“切磋琢磨”“为王前驱”和“青青子衿”等表现人的学识、品性的文字。这就可以看说女性的择偶标准不仅仅是威武雄壮，更关注的是人的学识与作为。
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概括出《诗经》中所反映出的爱情观。在《诗经》时代，人们推崇自由恋爱，认为爱情是一种热烈率真，纯朴真挚的`情感，同时也强调要对爱情忠贞专一，生死相守。当面对爱情的挫折时，也要执着追求，勇于突破。在选择意中人时，男性多看重容貌，同时也注意温柔的性格和美好的品性，女性则在关注男性外表的同时，更加看重其学识与作为。
二、《诗经》中爱情观产生的原因
爱情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对于《诗经》爱情观产生的原因分析也主要基于以上几个因素。
《诗经》收录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这个时期，礼教初设，但当时的礼教主要是对上层王公贵族的约束，而对普通民众并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并且，虽有礼教，却古风犹存，即原来原始社会群婚制、偶婚制在进入周代的一夫一妻制时，前两者在风俗中仍有所遗留，像上巳节，“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一方面是民俗遗留，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出于人口增长的目的所鼓励的。因而才有了《诗经》时代人们对爱情的大胆与热烈追求。
另外，“在早期社会中, 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本身不了解, 加上生活环境的艰苦, 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很简单, 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处于相对单纯、质朴的阶段。”“由于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诗经》时代仍处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 人们的思维仍带有初民式的纯朴简单”①, 因而人们对于爱情的表达也显得纯朴、自然、真挚，是一种人性之中真性情的流露。
《诗经》所记载的时期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农耕文明逐步向前发展，随着男子在生产活动中的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高，因而男权也逐步加强。女性由于丧失经济地位，因而也逐步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沦为男性的附庸，另外加上完全从男权角度提出的礼教对女性的约束，因此《诗经》中当女性遭到玩弄、抛弃时，发出了强烈的抗诉。同时，这也说明对爱情忠贞不二是当时公认的道德品质之一。
三、《诗经》中爱情观的影响
《诗经》中的爱情诗作为我国古代爱情诗的滥觞之作，其所表现出来的爱情观不论是对社会风俗还是对文学的影响，无疑都是影响巨大的。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言，《诗经》中所提出的对爱情的忠贞不二，生死相守，和勇于反抗礼教、勇于突破限制的观念以及择偶标准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元素影响巨大。像汉魏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无题诗、李清照的部分词作，乃至后来的《西厢记》、“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作品无不受其影响。甚至对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意义。
此外《诗经》中的爱情观，直率坦诚，活泼健康，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为后世一代一代的青年男女做出了榜样与标杆，甚至对于今日急功近利的青年男女，更是一种教导和感怀。仅从爱情观这一点来看《诗经》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六经之首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刘东岳，苏国伟：《论<诗经>爱情诗表现方式的特征》，载《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第6期第84页。
篇6：《诗经.郑风》的情诗特色浅析
《诗经.郑风》的情诗特色浅析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十五国风内容丰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从数量上看，《郑风》以二十一篇居国风之首， 朱熹《诗集传》考订其为情诗的有16首，占其诗歌76%，这在国风中是极其罕见的。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它告诉我们，诗是人情感的外化，在心里是“志”，发出来成为优美的言语就是“诗”。春秋时期，社会风云变幻，政治兴衰更替频繁、战争劳役繁苛、生老病死、聚散无常……有多少国家大事值得关注，有多少情感值得唱叹，反映在郑风中却多为男女情思的讴歌，这反映出郑人对自我的关注，对个人情感的关注，他们大胆吟唱对异性的爱慕、思念、追求，风情婉娈，情思炽烈，与其他国风中情歌的温柔敦厚不同，难怪道学家朱熹斥为“淫诗”或“淫奔之诗”。剥去道学家加在郑风情诗上的道德伪善外衣，我们领略到的是两千多年前郑人对情爱的大胆追求与赞颂。
一.郑风情诗的类型
郑风共21首，朱熹考订其为情诗的有16首，其实《叔于田》、《大叔于田》如果不拘泥于史实，未尝不可以看做是女子对仰慕者的赞歌，如此说来，郑风90%都属于情诗，它们细腻地展示了郑地青年男女丰富的爱情婚姻生活。
(一)反映爱情的诗篇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郑风的爱情诗篇表现了男女相恋的各种情态。
1.对异性的爱慕之情：
对《叔于田》、《大叔于田》，高亨在《诗经今注》中秉承毛传的观点，认为这两篇诗都是拥戴者对共叔段的赞美之词，朱熹认为“叔,庄公弟共叔段也。”又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这是朱熹的超越毛传、郑笺的地方。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就谈到“叔乃男子之字,周人尚叔”。称青年男子为叔，这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郑风就有此类，《兮》中“兮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丰》诗中有“衣锦衣，裳锦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叔都是泛指青年男子。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女子对她心仪的男子吟唱的爱慕之歌，不是吗?“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不是没有其他人，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叔于田》和《大叔于田》都是女子赞美英俊威武的猎手，《叔于田》反复诉说他美且仁、美且武的品格;《大叔于田》是《叔于田》内容的具体化，采用赋得手法，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男子在田猎中超群的勇敢和过人的本领。并告诫和叮嘱猎手“将叔无纽，戒其伤女”，这是一个爱慕勇士的女子的关心和体贴。
《有女同车》是男子用木槿花的美丽，佩玉的纯洁，玉声的优美，盛赞同车女子的美貌与美德，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比喻贴切生动。
2.青年男女的相会：
《山有扶苏》是男女幽会时相互戏谑之语，“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颇似女子与恋人的对话，语言活泼，性格泼辣。
《野有蔓草》是男子在野外邂逅“清扬婉兮”的女子，发出了“与子偕臧”的呼唤，表现出内心的无限喜悦。
《风雨》描绘女子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的夜晚，与情人久别重逢的喜悦。
《溱洧》是三月三日上巳节，女子热忱地邀请男子前往水边秉兰游乐，并互赠芍药。
《褰裳》女子鼓励恋人涉过溱河与自己相会，并戏谑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表现出少有的大胆和自信。
《出其东门》是一个男子发表爱的宣言，虽然有如云的美女，他却只爱心中的那个人。
3.恋人的相思之苦：
《子衿》是女子对那有着青色衣领的书生的思念，在城阙苦苦地张望，既有“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埋怨，又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悠长慨叹。
《狡童》是恋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女子寝食难安。
《东门之》是女子思念情人，希望他来家里看望她，发出“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的幽怨之辞。
4.想爱而不能的苦恼：
《将仲子》畏惧父母兄弟及邻居之言，姑娘请求情人别来她家与她约会。
《遵大路》女子拉男子的衣袖，拉他的手，苦苦恳求他不要忘记旧情，不要厌弃自己。
《丰》女子后悔没与情人同行，盼他来驾车同去。
(二)反映婚姻生活的诗篇
郑风中反映婚姻生活的诗有两首，《女曰鸡鸣》和《扬之水》。前者通过士与女的对话，展现这对夫妇和谐的家庭生活和诚笃而热烈的感情;后者是妻子劝解丈夫不要听信离间之言。
由此可以知道，郑风中的情诗，以表现男女恋情为主，并且以女子的歌唱为主，显得自由大胆，热情奔放，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郑皆为女惑男之语。”
这是和郑国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分不开的。
郑国处洛、济、黄(河)、颍四水之间,都城有溱、洧环绕,西有高山之险,北有黄河之阻和莆田之泽,东南相对宽阔,自然地理环境非常优越。郑国西靠东周国都雒邑(即今河南洛阳)，南与楚接，东邻宋、陈，东北与鲁、齐相望，北部及西北部是卫国和晋国，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国城门以郑国最多,如渠门、纯门、时门、闺门、仓门、皇门等，城门之多反映了郑国都城四通八达的交通。发达的交通不但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而且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从桓公东迁，到武公建都新郑，郑国处于上升时期，并且成为第一个春秋霸主，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富庶。郑地为殷商旧地，受殷商文化浸染较深，又处在周代礼崩乐坏之际，故其地域性文化得以凸现，形成与周礼相异的生活情调，两性的交往都比较自由，风气开放，所受限制很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郑风多为青年男女情爱之歌，充满了欢乐，令人风神摇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二.郑风情诗的独特魅力
(一)人物形象健康自然
在郑风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他们性格各异，遭际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男女都展现出健康、自然的特点。女人眼里的男子或是威武有力的田猎高手，或是温雅有礼的邦之俊杰;男人眼里的女子或颜如舜华，或缟衣綦巾。
特别是诗中众多的女子形象，她们容貌俊美，心灵聪慧，本性纯朴，感情真挚。有“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的孟姜，有“清扬婉兮”如露珠般的美人，有“悠悠我思”的热恋女子，有“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的矜持女子，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泼辣女子，有为了爱人“不能餐”“不能息”的多情女子，有“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的幽默女子，有“秉兰”“赠芍”的浪漫女子，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娴雅女子，有“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的善歌女子，有“无我丑兮”的敦厚女子，有“畏人之多言”的理智女子。她们美丽直率，健康活泼，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也只有溱洧穿流的这片自然富足的土地，可以养育出如此众多的健康自然的形象。
(二)情感表达大胆奔放
美丽的山水滋养人的生命，陶冶人的性情。溱洧河边的女子，性格直率，泼辣大胆，又不失温柔敦厚。她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有着鲜明的自主意识。《溱洧》中，女子大方地邀约喜欢的男子去河边游乐，男子回答“已经去过了”。这里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真的已经去过了，一是委婉地拒绝邀请。女子依然热情地邀请“再去看看嘛”，然后秉兰而游，互赠芍药。
《褰裳》中的女子要爱她的男子涉河来见他，还大胆泼辣地威胁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甚至讥笑他“狂童之狂也且”。《山有扶苏》中女子戏谑“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有人认为“且”是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认为“且”字当为“粗”字的`省借，是“拙钝”的意思。李敖在他的《且且且且且》中说“‘且’字就是指男性生殖器的古字”。如果这样说来，倒很有民歌的粗犷，她们很具大胆泼辣之风了。
《诗经》中不乏《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中被弃女子的哀伤记录，《郑风》中也有女子被无情抛弃。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是一些女子无法改变的宿命。不同的是，她不是默默地忍受和无尽的哀叹，而是通过她的行动：拉住男子的袖口和手，恳求他“不要讨厌我，不要嫌弃我”。她渴望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也许最终无法改变被弃的命运，但我们感受到了她为幸福而做的努力，这是和《氓》、《谷风》中的女子不同的。
(三)诗歌形式灵活多变
《诗经》以整齐的四言为主，但《郑风》形式灵活多变，多言混用，形式参差错落，尤其大量使用对话体，使诗歌风神摇曳，多姿多彩。
如《缁衣》杂用了一言、五言、六言，《叔于田》、《大叔于田》、《溱洧》则使用了三言和四言，《女曰鸡鸣》、《丰》运用了四言和五言，《遵大路》使用了四言和六言，《兮》运用了一言、三言、四言，《扬之水》则使用了三言、四言和五言。在《诗经》中这样大量地长短句交错搭配，使诗的节奏趋向繁复多变，既增加了语言的感情色彩，又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同时诗中大量使用人物对话形式，如《溱洧》、《女曰鸡鸣》、《褰裳》、《山有扶苏》、《遵大路》、《兮》、《将仲子》，使诗歌活泼生动，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
《山有扶苏》、《褰裳》中用语大胆奔放，女子与情人的戏谑之语，在戏谑调笑中使诗的情调表现出一种幽默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喜剧形态。
《郑风》因它独特的魅力，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而被道学家贴上“淫诗”的标签。在新的时代，拂去蒙着它的蛛网尘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两千多年前溱洧河边多情儿女对炽烈情感的热情歌唱。
篇7：《诗经.郑风》的情诗特色
《诗经.郑风》的情诗特色
《诗经・郑风》以情诗为主，本文对《郑风》的情诗进行了分类分析，挖掘其原因，并从人物形象健康自然、情感表达大胆奔放、诗歌形式灵活多变三方面探讨郑风不同于其他国风的特色。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十五国风内容丰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从数量上看，《郑风》以二十一篇居国风之首， 朱熹《诗集传》考订其为情诗的有16首，占其诗歌76%，这在国风中是极其罕见的。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它告诉我们，诗是人情感的外化，在心里是“志”，发出来成为优美的言语就是“诗”。春秋时期，社会风云变幻，政治兴衰更替频繁、战争劳役繁苛、生老病死、聚散无常……有多少国家大事值得关注，有多少情感值得唱叹，反映在郑风中却多为男女情思的讴歌，这反映出郑人对自我的关注，对个人情感的关注，他们大胆吟唱对异性的爱慕、思念、追求，风情婉娈，情思炽烈，与其他国风中情歌的温柔敦厚不同，难怪道学家朱熹斥为“淫诗”或“淫奔之诗”。剥去道学家加在郑风情诗上的道德伪善外衣，我们领略到的是两千多年前郑人对情爱的大胆追求与赞颂。
一.郑风情诗的类型
郑风共21首，朱熹考订其为情诗的有16首，其实《叔于田》、《大叔于田》如果不拘泥于史实，未尝不可以看做是女子对仰慕者的赞歌，如此说来，郑风90%都属于情诗，它们细腻地展示了郑地青年男女丰富的爱情婚姻生活。
(一)反映爱情的诗篇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郑风的爱情诗篇表现了男女相恋的各种情态。
1.对异性的爱慕之情：
对《叔于田》、《大叔于田》，高亨在《诗经今注》中秉承毛传的观点，认为这两篇诗都是拥戴者对共叔段的赞美之词，朱熹认为“叔,庄公弟共叔段也。”又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这是朱熹的超越毛传、郑笺的地方。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就谈到“叔乃男子之字,周人尚叔”。称青年男子为叔，这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郑风就有此类，《兮》中“兮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丰》诗中有“衣锦衣，裳锦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叔都是泛指青年男子。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女子对她心仪的男子吟唱的爱慕之歌，不是吗?“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不是没有其他人，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叔于田》和《大叔于田》都是女子赞美英俊威武的猎手，《叔于田》反复诉说他美且仁、美且武的品格;《大叔于田》是《叔于田》内容的具体化，采用赋得手法，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男子在田猎中超群的勇敢和过人的本领。并告诫和叮嘱猎手“将叔无纽，戒其伤女”，这是一个爱慕勇士的女子的关心和体贴。
《有女同车》是男子用木槿花的美丽，佩玉的纯洁，玉声的优美，盛赞同车女子的美貌与美德，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比喻贴切生动。
2.青年男女的相会：
《山有扶苏》是男女幽会时相互戏谑之语，“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颇似女子与恋人的对话，语言活泼，性格泼辣。
《野有蔓草》是男子在野外邂逅“清扬婉兮”的女子，发出了“与子偕臧”的呼唤，表现出内心的无限喜悦。
《风雨》描绘女子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的夜晚，与情人久别重逢的喜悦。
《溱洧》是三月三日上巳节，女子热忱地邀请男子前往水边秉兰游乐，并互赠芍药。
《褰裳》女子鼓励恋人涉过溱河与自己相会，并戏谑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表现出少有的大胆和自信。
《出其东门》是一个男子发表爱的宣言，虽然有如云的美女，他却只爱心中的那个人。
3.恋人的相思之苦：
《子衿》是女子对那有着青色衣领的书生的思念，在城阙苦苦地张望，既有“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埋怨，又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悠长慨叹。
《狡童》是恋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女子寝食难安。
《东门之》是女子思念情人，希望他来家里看望她，发出“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的幽怨之辞。
4.想爱而不能的苦恼：
《将仲子》畏惧父母兄弟及邻居之言，姑娘请求情人别来她家与她约会。
《遵大路》女子拉男子的衣袖，拉他的手，苦苦恳求他不要忘记旧情，不要厌弃自己。
《丰》女子后悔没与情人同行，盼他来驾车同去。
(二)反映婚姻生活的诗篇
郑风中反映婚姻生活的诗有两首，《女曰鸡鸣》和《扬之水》。前者通过士与女的对话，展现这对夫妇和谐的家庭生活和诚笃而热烈的感情;后者是妻子劝解丈夫不要听信离间之言。
由此可以知道，郑风中的情诗，以表现男女恋情为主，并且以女子的歌唱为主，显得自由大胆，热情奔放，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郑皆为女惑男之语。”
这是和郑国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分不开的。
郑国处洛、济、黄(河)、颍四水之间,都城有溱、洧环绕,西有高山之险,北有黄河之阻和莆田之泽,东南相对宽阔,自然地理环境非常优越。郑国西靠东周国都雒邑(即今河南洛阳)，南与楚接，东邻宋、陈，东北与鲁、齐相望，北部及西北部是卫国和晋国，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国城门以郑国最多,如渠门、纯门、时门、闺门、仓门、皇门等，城门之多反映了郑国都城四通八达的交通。发达的交通不但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而且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从桓公东迁，到武公建都新郑，郑国处于上升时期，并且成为第一个春秋霸主，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富庶。郑地为殷商旧地，受殷商文化浸染较深，又处在周代礼崩乐坏之际，故其地域性文化得以凸现，形成与周礼相异的生活情调，两性的交往都比较自由，风气开放，所受限制很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郑风多为青年男女情爱之歌，充满了欢乐，令人风神摇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二.郑风情诗的独特魅力
(一)人物形象健康自然
在郑风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他们性格各异，遭际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男女都展现出健康、自然的特点。女人眼里的男子或是威武有力的田猎高手，或是温雅有礼的邦之俊杰;男人眼里的女子或颜如舜华，或缟衣綦巾。
特别是诗中众多的女子形象，她们容貌俊美，心灵聪慧，本性纯朴，感情真挚。有“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的孟姜，有“清扬婉兮”如露珠般的美人，有“悠悠我思”的热恋女子，有“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的矜持女子，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泼辣女子，有为了爱人“不能餐”“不能息”的多情女子，有“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的幽默女子，有“秉兰”“赠芍”的浪漫女子，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娴雅女子，有“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的善歌女子，有“无我丑兮”的敦厚女子，有“畏人之多言”的理智女子。她们美丽直率，健康活泼，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也只有溱洧穿流的这片自然富足的土地，可以养育出如此众多的健康自然的形象。
(二)情感表达大胆奔放
美丽的山水滋养人的生命，陶冶人的性情。溱洧河边的女子，性格直率，泼辣大胆，又不失温柔敦厚。她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有着鲜明的自主意识。《溱洧》中，女子大方地邀约喜欢的男子去河边游乐，男子回答“已经去过了”。这里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真的已经去过了，一是委婉地拒绝邀请。女子依然热情地邀请“再去看看嘛”，然后秉兰而游，互赠芍药。
《褰裳》中的女子要爱她的男子涉河来见他，还大胆泼辣地威胁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甚至讥笑他“狂童之狂也且”。《山有扶苏》中女子戏谑“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有人认为“且”是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认为“且”字当为“粗”字的省借，是“拙钝”的意思。李敖在他的《且且且且且》中说“‘且’字就是指男性生殖器的古字”。如果这样说来，倒很有民歌的粗犷，她们很具大胆泼辣之风了。
《诗经》中不乏《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中被弃女子的哀伤记录，《郑风》中也有女子被无情抛弃。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是一些女子无法改变的宿命。不同的是，她不是默默地忍受和无尽的哀叹，而是通过她的行动：拉住男子的袖口和手，恳求他“不要讨厌我，不要嫌弃我”。她渴望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也许最终无法改变被弃的命运，但我们感受到了她为幸福而做的努力，这是和《氓》、《谷风》中的女子不同的。
(三)诗歌形式灵活多变
《诗经》以整齐的四言为主，但《郑风》形式灵活多变，多言混用，形式参差错落，尤其大量使用对话体，使诗歌风神摇曳，多姿多彩。
如《缁衣》杂用了一言、五言、六言，《叔于田》、《大叔于田》、《溱洧》则使用了三言和四言，《女曰鸡鸣》、《丰》运用了四言和五言，《遵大路》使用了四言和六言，《兮》运用了一言、三言、四言，《扬之水》则使用了三言、四言和五言。在《诗经》中这样大量地长短句交错搭配，使诗的节奏趋向繁复多变，既增加了语言的感情色彩，又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同时诗中大量使用人物对话形式，如《溱洧》、《女曰鸡鸣》、《褰裳》、《山有扶苏》、《遵大路》、《兮》、《将仲子》，使诗歌活泼生动，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
《山有扶苏》、《褰裳》中用语大胆奔放，女子与情人的戏谑之语，在戏谑调笑中使诗的情调表现出一种幽默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喜剧形态。
《郑风》因它独特的魅力，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而被道学家贴上“淫诗”的标签。在新的时代，拂去蒙着它的蛛网尘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两千多年前溱洧河边多情儿女对炽烈情感的热情歌唱。
篇8：《采薇》的边塞诗特色及影响
《采薇》的边塞诗特色及影响
边塞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类型之一，其源头可追溯到《诗经》。
说到边塞诗，大家自然会想到唐代，想到高适、岑参。其实唐代只是中国边塞诗发展的高峰时期，唐代边塞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充分吸收继承前代边塞诗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关于边塞诗的源头有众多说法，这里我采取学界较为统一的《诗经》说，希望能够在分析边塞诗特征的基础上，对其源头进行一次探析，重点分析一下《采薇》所体现出的边塞诗特色及对我国后代边塞诗的影响。
一、简述边塞诗的特征
关于边塞诗的源头学界有这么几种说法：(1)先秦是边塞诗的萌芽时期，《诗经》中的一些战争诗就是代表作。(2)到汉代形成大一统王朝，边塞明确之后才形成边塞诗，认为第一首边塞诗当是细君公主的《黄鹄歌》。(3)源于神话传说中的《穆天子传》，认为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对话堪称边塞诗之源。毋庸置疑，这些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具体如何判定，我们需从边塞诗的概念出发去探究核对。
对于边塞诗的概念，应从它的内容方面界定。一般说来，凡是反映和描写边塞战争、边地风光、民俗风情、诗人游边、送人出塞以及由边塞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等内容的诗歌，都可以视为边塞诗。但由于我国历史悠久，不同时代疆界不同，边防要塞也就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只有明确的边塞一词产生以后才有真正的边塞诗。但众所周知，中国古汉语的特点之一就是单音词居多。我们现在通常所说“边塞”的连用，根据记载得到了汉代《汉书・晁错传》中的“守边防塞”，而在这以前，都是以“边”或“塞”或“鄙”、“封”的单字出现，但这“边”毫无疑问就是指国的四周与邻国接壤的地区，“塞”指边地中显要的地方，所谓边防要塞的概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边塞概念基本相同，所以我认为对边塞诗的界定主要看其所描写的风物、战争是否为边塞地区，而不同的边塞地区的界定得具体分析，就拿战争诗来说，得是对外的战争而不能是内部平定叛乱的战争;就闺怨诗来说，必须是由边塞行役而引发的征夫的哀思，思妇的幽怨，而非普通的游子思妇的浅歌低吟，显然后者不能算作边塞诗，所以关键点就在于是否是有关边塞，在我看来，有相对稳定的国家政权机构，有一定疆域，对内对外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有明确边防态度的独立国家政权，它的对外战争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为内容的诗作都可算作边塞诗。对边塞诗内容的研究，前辈早有丰富的论证，在这里，我仅列举以下主要观点：(1)歌颂将士或诗人出塞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精神，《诗经》中的《六月》。(2)反映旷日持久的边塞战争给戍卒带来的痛苦，揭露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士兵和家庭带来的不幸灾难。如《诗经》中《君子于役》。(3)描写边地奇异风光，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名篇。《诗序》说：“《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遣戍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而《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周时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猃狁、西戎、荆蛮、淮蛮、徐戎等部落，常常侵犯周朝边界，为此周朝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无论是何种说法都可说明《采薇》是周时对西北猃狁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现在我们就通过回归原文来分析一下在《采薇》中体现的主题多样性。
二、《采薇》的多样主题
《采薇》全篇共6节，这6小节可分为两部分，也可分为三个部分，在这里我觉得按三部分划分更易于理解。其中第1―3节是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薇菜起兴向读者展示一群长期在外征战的戍卒在艰辛的战斗生活中对家乡无尽的思念。前三章通过叙写薇菜的变化“作止”“柔止”“刚止”来暗喻时间的变化，由出芽、柔嫩到坚硬表面上是戍卒采薇菜充饥反映戍卒生活的艰辛，而其实内含时光流逝，不得归乡的痛苦。紧接着的“心亦忧止”即是最好的明证，并且还是“我戍未定，靡使归聘”连一封家书都无法书写，痛苦哀怨之情溢于言表。戍卒长期戍守在外无法回家的思乡之情笼罩全篇，但他们将这一切都归咎于“猃狁之故”，并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有所懈怠。只因“王事靡”而“不遑启处”，这就说明戍卒拥有强烈的正义之心，保家卫国的爱国之心。并且这一点只在第二部分4―5节中回忆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印证，如果说第一部分流露出的是伤感痛苦的哀怨之情，那么到了第二部分完全被高昂的爱国热情所替代。首先“彼尔维何?维棠之华”开头以棠棣之华起兴，暗示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将士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接着描写军队装备精良、军容整饬。通过“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描写军队战车战马的壮观。在如此壮观盛大的军车的指挥带领下戍卒奋勇争先。“岂敢定局?一月三捷”写出了战事的频繁，战争的壮烈以及取得胜利的喜悦。紧接着又描写战争指挥者华丽的装备“四牡”“四牡翼翼”“象弭鱼服”等。“岂不日戒，猃狁空棘”写出由于战事紧急戍卒不敢懈怠，体现出的是舍身忘我的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其基调是高昂热烈的。第三部分为第6节，其中有最为大家熟悉，历来被人称道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原始》也说：“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伤时事，别有深情，不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不然凯旋，生还，乐矣，何哀之有邪?”被认为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以乐景写哀情，以哀景写乐情的诗歌美学境界。如“昔”字领起对过往的回忆，而“杨柳依依”描写出柳丝在风中飘舞的动感，写出了当时春光的明媚，也点明了离别的时间。“往矣”则说明了离别的在即，风景如此美好面临的却是离家别亲，怎能不让人更加伤怀。一片好景本该共同赏玩而此时却离别在即，悲伤之情更深一层。更妙的在下一句“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今”一方面对照了上文的“昔”字，现在我打了胜仗归来，却不再是当时的春光明媚“杨柳依依”，而是“雨雪霏霏”，本该喜悦的回归之情似乎也被这漫天飘舞的雪花所掩盖，也蒙上一层伤感之情，更因长期在外戍边打仗，物是人非，令人不忍猝读。一起奋战的同伴已埋骨他乡，自己独自生还，已有一丝的哀愁，更因遥想家中久别的妻子儿女，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思索感慨万千。而这一切的所思所感都是在归乡途中，且还面临着“载渴载饥”的困境，本来就会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恐惧，更何况现在是如此的狼狈不堪，怎能不感慨“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综上所述，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戍卒采集薇草充饥说明生活的艰辛;战事频繁，戍卒思归之情以及抗击外侮的决心等，第一部分是哀怨艰辛的悲歌，第二部分就是热烈激昂的战歌，第三部分则是深沉回忆的哀歌，是一首由多种乐器配合演奏的交响曲。
通常人们喜欢把《采薇》当做《诗经》中厌战诗的代表作，或者说较多的是谈论它的厌战主旨，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说它厌战主要是建立在对戍边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浓郁的思乡之情的探讨之上的。这种厌战的根源可以从中华民族或者是周人的心理去挖掘，周时中原地区是农耕区，普遍的都存有安土重迁、渴望和平稳定的心理意识，所以自然就会厌弃战争。周人虽然厌战，但并不畏惧战争。所以在猃狁南下入侵时，周人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积极加入战斗，并把自己“靡室靡家”的苦难归咎于猃狁，得出“猃狁之故”，这就足以说明《采薇》作为边塞诗体所现出的边塞诗的主题―爱国主义，所以说爱国主义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土壤中，是华夏民族弘扬其雄强气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生存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前面已经提到过有人将《采薇》定义为厌战，我认为它有一定的正确性。首先周人厌战，但并不惧怕战争这是肯定的，但如果长期在外征战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就跟周人的伦理意识和安土重迁观念相违背。再者，他们对家园故土的深切怀念与眷恋是造成这首诗整体上有一层伤感情绪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在《采薇》中将士还面临其他的困难，如军备供应不足而不得不采野草充饥，战事紧急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威胁，更加深了诗中的悲伤之情。尤其是最后一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千古绝唱。在今昔的景物对比中主人公的感情也通过这“雨雪霏霏”而自然流露，“杨柳依依”的喜悦之感被离别悲伤之感替代。“雨雪霏霏”的悲凄之情更夹杂着战胜回归的喜悦之情，使欢娱之情更加深沉以至全给人一种悲慨苍凉之感，所以说《采薇》定义为厌战诗不无道理，把感伤主义作为它的情感内蕴，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三、《采薇》对后代边塞诗的影响
首先，在主题上看，《采薇》主题的.多样性就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如它表现戍卒生活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念就开启了后代描写边地生活艰辛和戍卒思乡的诗歌的先河，如汉代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主要描写修筑长城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不幸，无疑是对《采薇》中戍卒艰辛生活的反映，那种不幸和痛苦的延续。到了中唐，盛唐气象开始消退，诗中描写戍卒生活艰辛和悲伤情感的诗作增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益的边塞诗。
其次，从表现方法上看，《诗经》中的边塞诗多以叙事为主，主体感情通过具体的叙述和特定场景的描绘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在《采薇》中，戍卒生活的艰辛和浓郁的思乡之情就是通过戍卒采集薇菜这一特定场景和薇菜这一特定植物的生长变化而表现出来的。这一手法为后来许多诗歌所继承，如李益的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典型地将戍卒的思乡之情通过对边塞夜晚景色的描写以及听到芦管之声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一章的以乐景写哀情，以哀景写乐情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更为深远，如梁代萧子显的《燕歌行》就是受《采薇》最后一章的影响。
再次，《采薇》主题的多样性从整体上看对后代边塞诗也是影响深远。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就是典型代表，既有将士战斗的激烈，又有军中苦乐不均以及征人思妇的相思，更有对戍守的将军的辛辣讽刺。
《诗经》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光辉起点，不管是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还有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诗歌作品的巨大成就，而《采薇》作为《诗经》中边塞诗的杰出代表，其主题的多样性，艺术手法上的独特性和精神内蕴一直得到后世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