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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论文

时间：2023年07月04日

来源：远古大葱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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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论文，本文共10篇，欢迎大家分享。本文原稿由网友“远古大葱化石”提供。

篇1：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论文

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论文

摘要：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体，诉讼请求，证明规则，诉讼时效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了起诉的条件，旨意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诉权理论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提出“多元诉权主体论”，其基本观点为：实体当事人并非民事诉权的唯一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民事诉权可以由实体

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享有。[1]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2]、《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3]以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2条：关于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特定案件中享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实际上也认可了在特殊案件中诉权可由其他主体所享有的事实。就环境侵害诉讼而言，一些国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如公民可以为了保护环境而向排污者提起诉讼而不要求该公民是环境的所有权人。中国的环境法，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都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这里所谓的控告，应当包括向环境行政机关控告和向人民法院起诉两个内容。

（二）团体诉讼的推广

鉴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4]等特点，及其因果关系证明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受害者个人在资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多数加害人、多数受害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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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

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

宋波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二）团体诉讼的推广

鉴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4]等特点，及其因果关系证明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受害者个人在资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多数加害人、多数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损害案件。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程序法上将团体诉讼制度纳入环境侵权救济法。一方面，个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因污染受到伤害或损害时，固然得依据具体情形，由受害人向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团体整体或团体中部分成员整体的利益，由团体代替受害的个别人或者多数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任何环保团体在其团体所保护的相关财产或精神受到侵害时，均可向民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至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则仅限于依据立法上的许可制度得到认可的团体方得提起，且受到刑事法院法官的严格解释与控制。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规定团体诉讼的情况，可否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环保团体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考虑引入环境团体起诉体制的同时，应该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体制，加强其在群体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害之群体诉讼的职权，参与群体诉讼，这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三）共同被告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就被告而言，与单一加害（如单独的某一工厂排放有害烟尘，致使附近农作物减产或绝收；河流上游仅有的一家工厂排放污水造成水污染，导致养渔场的鱼死亡）不同，现代污染往往是多个致害行为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在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区，因共同污染行为导致在诉讼中充当共同被告的例子并不鲜见，问题在于原告在起诉时如何确定共同被告。多数情况下，原告对共同被告的确定往往是以一定的地域范围为标准的。如欲针对机场对附近地区的噪声公害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就需要将所有航空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诸法院，至于说该所有航空公司是否都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原告在起诉时并不能确定，也的确存在举证上的困难。所以，针对该类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适当放宽认定被告的条件，即只要原告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该污染行为可能为这些被告共同为之，则可以将他们认定为共同被告，至于各被告是否是真正的.侵权者，是否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则是在庭审中所要证明的问题。

二、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请求

我国《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立法模式，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并把因侵权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称为“侵权的民事责任”[5]。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使用于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的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主要是用于环境破坏）、赔偿损失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显然，我国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方法多样，运用灵活，堪称独具一格。因此，环境侵害诉讼中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应当比一般侵权诉讼案件的请求范围要广。

（一）基于损害赔偿的请求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损害赔偿因实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目前仍存在着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在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才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而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所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权。依上述法律规定受害人则无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被法院依法驳回的案例。笔者认为，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唯有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才比较适宜。基于我国民法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尚无规定，笔者认为，既然用物质形式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抚慰金是可以的，那么以物质形式补偿受害者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当然也是合理的。在立法上对此已有所突破。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死亡，所应当支付的抚恤费即带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所以，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应当仅局限于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非财产利益的损失。

（二）主张环境权的诉讼请求

由于民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传统的、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物权和人身权，所以就环境保护而言，民法对环境的保护是间接的，“民法方法的保护法益并不是环境本身这一点则是民法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重大缺陷”[6]。因此，现在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环境法益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作为“公共财”的主体资格的研究，主张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从定量上确定环境自身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既然如此，当环境权受到侵害时（也许受害人并无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受害人能否以此为诉讼标的向法院主张权利，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新问题。在美国提起环境诉讼，法院并不坚持原告要具备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基本条件，只要原告能够提出某一行为将使其在美学性质上受到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以受理案件。[7]笔者认为，环境权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污染诉讼中的诉讼标的。这是因为，环境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以个人环境权为例，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这些权利内容是传统的财产权、生命健康权及其他经济性、社会性权利所包含不了的。所以，环境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主张排除妨碍的请求

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因污染或破坏而受到损害后，往往无法恢复，以金钱进行损害赔偿仅为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性措施，环境侵害的排除（包括对即将发生的环境侵权的防止和正在发生的继续性、反复性环境侵权的除去）才是积极、主动的根本因应之道。因此，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树立充分预防的思想，保证受害者提出排除妨碍的请求，既可以基于该行为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也可以基于该污染行为虽然尚未产生实际危害结果，但已对环境、人体健康及财产损失构成了威胁的事实，而请求法院判决加害人排除这一威胁。因而，在请求排除妨碍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妨碍事实是否已经导致了危害结果并不是构成该类诉讼的必备条件，只要妨碍事实已对受害人构成了实际威胁，受害人即有权提起排除妨碍的诉讼，法院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

三、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

在传统的民事责任中，过错责任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普遍归责原则，而其面对环境侵权则束手无策了。因为，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决定了其在主观状态上的认定是困难的。同时，就单个排污行为来说，在排放污染物达标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预见的义务显然行不通。然而，环境侵权危害面大，涉及人员众多，对社会的安定有着较大影响，要一味查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似乎是舍本逐末；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快消除危害、恢复环境功能才是环境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过失责任原则应运而生。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失都应当对已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消除了因无法判明主观状态导致的混乱，及时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各国环境法律广泛采用。为保障无过失责任的适用，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也呈现出相应特征。

（一）因果关系推定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被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种科学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尚无法科学的确定其因果关系。为此，国外学者先后创立了优势证据说、实施推定说、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仅证说。如优势证据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比另一方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即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因果关系便成立或不成立。事实推定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举证，无须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只要达到一定可能性程度即可。[8]我国法律中对因果关系推定尚无明确规定，但在环境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已有所应用。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传统的证据规则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显然如果在环境侵害诉讼中也实行这一举证原则，无疑会使受害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受害人（一般是原告）常常因其财力不济或学识不足等原因，收集涉及污染者（一般是被告）商业秘密或高度专业化技术等方面的证据十分困难，而认定环境污染所须具备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是受害人自身缺乏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者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定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诉讼时效

规定诉讼时效的意义在于稳定财产关系，以免其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加速资金流转，提高社会经济活力；有利于法院及时解决纠纷，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年代久远的纠纷难以解决。但如果时效规定的过短，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由于环境侵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内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起诉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侵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包括环境资源破坏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根据《民法通则》第141条的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2条将“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而不是二年或者一年。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侵害诉讼在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为此，我国应加强环境侵害诉讼理论与制度建构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环境侵害诉讼内在特征的程序机制，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篇3：环境的侵害诉讼特点研究论文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二）团体诉讼的推广

鉴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4]等特点，及其因果关系证明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受害者个人在资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多数加害人、多数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损害案件。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程序法上将团体诉讼制度纳入环境侵权救济法。一方面，个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因污染受到伤害或损害时，固然得依据具体情形，由受害人向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团体整体或团体中部分成员整体的利益，由团体代替受害的个别人或者多数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任何环保团体在其团体所保护的相关财产或精神受到侵害时，均可向民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至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则仅限于依据立法上的许可制度得到认可的团体方得提起，且受到刑事法院法官的严格解释与控制。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规定团体诉讼的情况，可否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环保团体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考虑引入环境团体起诉体制的同时，应该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体制，加强其在群体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害之群体诉讼的职权，参与群体诉讼，这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三）共同被告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就被告而言，与单一加害（如单独的某一工厂排放有害烟尘，致使附近农作物减产或绝收；河流上游仅有的一家工厂排放污水造成水污染，导致养渔场的鱼死亡）不同，现代污染往往是多个致害行为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在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区，因共同污染行为导致在诉讼中充当共同被告的例子并不鲜见，问题在于原告在起诉时如何确定共同被告。多数情况下，原告对共同被告的确定往往是以一定的地域范围为标准的。如欲针对机场对附近地区的噪声公害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就需要将所有航空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诸法院，至于说该所有航空公司是否都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原告在起诉时并不能确定，也的确存在举证上的困难。所以，针对该类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适当放宽认定被告的条件，即只要原告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该污染行为可能为这些被告共同为之，则可以将他们认定为共同被告，至于各被告是否是真正的侵权者，是否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则是在庭审中所要证明的问题。

二、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请求

（一）基于损害赔偿的请求

（二）主张环境权的诉讼请求

（三）主张排除妨碍的请求

三、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

（一）因果关系推定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被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种科学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尚无法科学的确定其因果关系。为此，国外学者先后创立了优势证据说、实施推定说、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仅证说。如优势证据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比另一方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即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因果关系便成立或不成立。事实推定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举证，无须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只要达到一定可能性程度即可。[8]我国法律中对因果关系推定尚无明确规定，但在环境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已有所应用。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传统的证据规则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显然如果在环境侵害诉讼中也实行这一举证原则，无疑会使受害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受害人（一般是原告）常常因其财力不济或学识不足等原因，收集涉及污染者（一般是被告）商业秘密或高度专业化技术等方面的证据十分困难，而认定环境污染所须具备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是受害人自身缺乏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者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定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诉讼时效

*宋波（1976－），男，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学理论研究。

篇4：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摘要：传统的诉权理论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呈现出极大的不足，而我国现行的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在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基础理论阐释和对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环境公益;法律制度;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大的公司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日益增加并不断得到公众的关注。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在三大诉讼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公益诉讼。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诉讼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特点：1、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特殊性。传统诉讼方式的提起者必须是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而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范围较广，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社会成员，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2、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民事主体，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当其行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行政机构无力或不能干预时，即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国家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构成了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不作为时，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

3、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与环境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环境私益诉讼是为了私人利益提起的诉讼，即某种损害环境的行为直接损害到私人利益时，受害人针对加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切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而是因为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或有遭受损害的威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4、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同时兼具补救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即可提起诉讼。这就改变了传统诉讼事后的被动性，可以将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扼杀于萌芽之中。另外，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以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

二、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状况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的涉及环境保护的联邦法律都通过“公民诉讼”条款明文规定公民的诉讼资格。《清洁空气法》首创了著名的 “公民诉讼条款”，以此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根据“公民诉讼”制度，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定或主管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的，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诉讼;以环保行政机关对非属其自由裁量范围的行为或义务的不作为为由，对疏于行使其法定职权的行政官员提起行政诉讼。美国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立法的规定，所以环境公益诉讼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意大利，团体诉讼最初仅适用于不正当竞争诉讼，后来被扩大到劳动诉讼中，最后又被扩大至环境法的范围。1986 年7月8日发布的第349号法令规定，如果行政行为的许可、拒绝或者不作为违反了对自然的'保护及对自然景观的维护，那么某些被认可的团体，即便其权利并未受到侵害，也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1]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对某些案件提起民事诉讼。英国在认识到传统法律不足以阻止环境侵害之后，也修改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认可对于公益妨害受害者本人或通过检察官都可提起诉讼。

以上对国外公益诉讼的情况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2、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3、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相继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和环境保护合议庭，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个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规定——《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引入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程序设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我国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还存在一系列障碍。主要包括：

(一)实体法上的缺陷

《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或集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涉及到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由于过于概括和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二)诉讼法上的缺陷

1、原告起诉条件的限定。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之一是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起诉应当符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侵犯或者与其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除了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

2、举证责任的限制。现行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应进一步明确。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违法者一般拥有着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原告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不易收集证据。

3、环境团体作用的限制。国外法律规定凡环保或其他团体或某一集团中的某成员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或生态破坏之害，该团体或集团及其中的其他人都具有了提起团体诉讼的资格，他们都可作为原告出庭。[2]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法律存在欠缺。这样，如果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时，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不敢起诉，而环境团体由于不具有原告资格又无法起诉，那么该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排除。[3]

4、诉讼费和律师费的减免缺乏规定。国务院发布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没有把公益性的诉讼案件明确纳入其中，这对大额索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和提高律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篇5：论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论文

关于论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论文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论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论文。”［1］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现代民事诉讼机制为目标的审判方式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在法官权力与当事人权利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对于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主体——法官来说，实现对自身角色的理性认识和准确定位，将对推进这场改革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其发展演变所带来的启示，从而论及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恰当处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二者的关系，并对诉讼进程中法官职权的具体体现——诉讼指挥权加以分析。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2］在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改革时，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加以研究并借鉴其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划分化为两大模式：一是当事人主义（又称为“对抗制”）模式；另一是职权主义模式。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其中德国

最为典型。这两大模式分野的焦点在于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特征是：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启动、推进、终结诉讼程序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提供证据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一般不介入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法律通常禁止法官主动收集证据或积极地谋求当事人和解，法官只能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作出裁判，并且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法庭辩论呈现出激烈的对抗色彩，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双方当事人的“竞技”或“决斗”。当事人要想在竞技中获胜，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发挥自己及律师的'智慧、能力、辩才，法学论文《论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论文》。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在诉讼中展开攻击和防御，同时也使陪审团和法官在双方当事人激烈的对抗中正确地采纳和运用证据，这些国家的法律通常设置了精细、严格、完整的程序制度（如交叉询问制) 和证据法规则。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般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尽管对于诉讼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等重大诉讼事项是由双方当事人起决定作用，但法官不是消极的裁判者，他们依法定职权控制着诉讼的进程。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可以通过了解案情，确定争议的焦点，积极主动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第二，在庭审中，法官有权掌握和控制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有权主动地向当事人、证人等发问，并适时地促成双方和解。诉讼结果并非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法律专业技能及辩才，法官在庭审中始终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第三，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有权收集、审查和评判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并非完全依赖双方当事人，这一点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诉讼进行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并且贯彻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又被称作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3］基于处分权主义，又产生了辩论主义。对辩论主义原则的理解，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诚如一位西方法学家所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共同流行的制度是处分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提出什么争端，举出什么证据和作出什么样的辩论，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 ［4］即使是法官职权较大的德国，由法官主导诉讼的进程，但其底线仍是当事人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

篇6：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一、将诉权扩大至公民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如以贵阳为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结合现在中国国情，一方面，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精简机构，人员本就受到控制，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应作为而不作为，不应作为而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政策支持

这要体现在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公益诉讼的提起，避免社会团体望诉讼费用心叹。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政策支持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一方面明确专项基金的用途、申请方式，另一方面明确违法使用专项基金的法律责任，使得专项基金用在刀刃上，真正促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改革与发展。

篇7：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

建立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特别需要正确引导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就是其中一项。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对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在普及相关环境知识的同时，使公众产生积极的环境主人翁意识，营造政府、企业、公众的良性互动氛围，对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分类存在的问题

当前学者在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构建和立法设计，而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环境社会治理的主体中谁具有起诉资格，对此问题的解决应当首先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科学分类。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分类多是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客体为考察重点，流于表层，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背后保护利益的系统考量。现有分类及其存在问题如下：

1.依据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分为环境公民诉讼及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

这种分类依据的是提起诉讼的主体，公民从环境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受侵害或者将要受到侵害的环境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称之为环境公民诉讼。与此相对应，国家机关依其法定职责，为维护环境公益而提起的诉讼称之为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

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公民诉讼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认同性，对于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的关注度(如饮用水、空气污染等)高于其他环境(某一原始森林)要素，导致环境公益诉讼过于集中于某些环境要素。同时自然人之间本身的差异，导致对某一环境损害的认识和反应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基于同一环境损害的重复起诉;(3)对于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肩负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的行政执法相比诉讼而言，更加直接、具有效率，如果不加限制地赋予行政机关诉权，是否间接提供主管机关怠于履行行政执法权的合理及合法借口;同时对行政机关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公民是否可以针对此种行为提起诉讼，诉讼性质如何界定，均存在需讨论之处。

2.依据环境公益诉讼被诉主体，分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环境公益行政诉讼

这种分类方法，是按照环境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所做的划分，区分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必须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同时，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并没有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因此公民只能在自身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与环境公益诉讼“公益”内涵相左。

本文认为，正确理解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是准确界定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的基础，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内涵的理论分析，厘清其保护的利益范围，抛出建立于其表征的一般认识，探寻更深层次应保护利益的类型化，从而得出更加科学分类体系。

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顾名思义为旨在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保护环境、保障人类有尊严生存条件的诉讼。正确理解何为环境公益诉讼，才能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合理分类。

(一)环境公益诉讼之“公益”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确定诉讼保护的利益的范围，何为“公益”，决定着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解。

公共利益，为一个集合概念，重点强调“公共”层面的意义，由于“公众”的众多性和非特定性，使其极易脱离个体，而被掌握权力者无限制地扩大利用，成为其侵犯个人利益的借口。基于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依存，其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应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但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观点也并不可取，首先个人利益并非能够做到完全一致而无冲突的集合在一起，其次利益表现方式各异，不同形式的利益如何叠加，相同形式的利益主体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将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总和。

公共利益应该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与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利益相区别，不是群体成员利益的概括总和，而是从群体出发群体的共同利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享有公共利益的主体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全体人民、特定区域内的全部人或多数人、特殊人群，不特定的多数人、不特定的个人。

(二)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界定

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带来公共利益。这种利益被称为环境公益，其主要是指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维系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产品和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的生态产品，按照性质可以分为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

(1)环境经济利益，主要指森林、矿产、水、土壤等自然资源，为人类的衣食住行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并可用于交换带来经济收益，在我国按照法律规定森林、矿产、水、土壤等这类资源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因而这些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2)环境生态利益，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是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相作用的三种基本形式，构成整体划一的生态系统。各种环境因素为我们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食物，森林将我们生活生产排放的有害气体吸收，同时储蓄水源，这些环境资源使人类和其他动植物能够繁衍生息。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化为环境容量产品(容纳、净化污染物)、人居支持产品(提供空气、美景)、生态调节支持产品(水土保持等)。环境所带来的这种公共利益由世界各地各民族人民无差别的享有，每个人在享受环境利益的同时不能排斥他人对于环境的占有与使用。环境提供的生态产品，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

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包括各种自然因素所带来作为人类生活与发展基础的利益，以及以环境要素损害为介质使多数人人身、财产利益受损而形成的环境众益。环境公益是关系到人类维系生命和世代传续的根本利益，在所有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地位，环境公益在时间维度上，不仅为当代人所需要，而且为后代人所需要，需要永久维护下去，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地域性，其利益主体和影响范围远远高于其他公共利益。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公益诉讼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进入20世纪，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人类整体所享有的良好环境生态品质，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的环境利益;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损害事实不仅可能由一般的民事主体引起，还有可能为行政机关公权力行为以及国家行为所致，因而环境公益诉讼中不仅有民事责任、还会产生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对于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所有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三、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化重构

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应当以环境所具有的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根据环境公益性质—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将环境公益诉讼分为环境自然资源公共利益诉讼及环境利益公益诉讼。

(一)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

自然资源属于环境的一部分，同环境具有耦合性。在法律文件对何为环境的概括性描述与列举中，大部分环境要素同时也被界定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提供者，同时兼具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不仅可以实现其作为“物”所带来的归于国家也就是全民所属的经济性公益，而且也会保障其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对人类整体带来的生态性公益。

按照我国《宪法》《物权法》规定，自然资源为全民共有即国家所有。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当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受到现实或潜在的损害，其经济性公益受破坏，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保护职能部门，有权依法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人(国家)的代表人身份而提起诉讼。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依据法律授权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针对污染破坏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影响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的公益诉讼。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针对的是经济性环境公益的保护，但也间接保障了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组成部分所发挥的生态性环境利益。

在我国，单位和个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确认、授权、转让、开发利用等方式取得自然资源的用益权，当出现损害这些已经取得使用权和取用权的自然资源的情形时，公民可以针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虽可间接促进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实质上维护的为财产私益，因而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

(二)环境利益公益诉讼

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重点保护的是属于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但是仍有许多环境要素，如阳光、风等，不能为人直接支配与控制。同时人居型环境公共利益也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这种环境公共利益兼具有物质、精神要求，既要能够维持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又要保障人能够自由舒适的生存的尊严。上述除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以外的阳光、风等环境要素及人居型环境公益所提供的环境公益由全体公民享有。

提起环境利益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主要界定为自然人、社会环保组织(NGO)。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相比，公众对于与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环境变化有着更为直观地感受。在新环保法中讲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仅限于环境保护组织，认为如果将公众也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将会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这种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将公众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其目的不在于必然会增加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就如同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样。将公众和社会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利益公益诉讼的主体，其目的在于通过诉讼主体资格的赋予，唤起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威慑从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主体，提醒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

环境利益公益诉讼，是指针对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影响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包括政府行为、计划以及政府及其管理机构在环境行政中违反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同时应该合理限定环境利益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

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可以扩大公民诉权的范围，允许一般公民针对危害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不限定一定要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实际受害人。但适格主体的扩张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若对起诉者资格不加以限制，反而影响环境保护行动的顺利开展，造成公共资源的另一种浪费。

四、结语

环境公益诉讼，以环境公共利益为基础，以维护公民良好的生存、生产、生活为目的，主要分为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和环境利益公益诉讼两类。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是为维护经济性环境公共利益，主要由政府、国家自然资源行政监督管理机关等提起;环境利益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生态性环境公共利益，由公民、环保组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等基于自身所拥有的享有良好环境利益或法定职责为依据提起。当存在自然资源遭受污染、破坏，而行政主管机关怠于履行行政监管职权或者其他有害公民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公民、环保组织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法定职责，但这种行政诉讼是否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

篇8：论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论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摘要：本文阐述了环境外交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分析了环境外交的概念和含义，概括了环境外交区别于其他外交活动的6个特点。作者认为，研究、掌握上述基本问题，对于建立环境外交学的科学体系，促进环境外交的发展，发展环境保护事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环境外交、发展过程、发展趋势、概念、特点

环境外交是当代一个新兴的、十分活跃而重要的外交领域。研究环境外交兴起的原因和发展趋势、环境外交的概念和特点等基本问题，对于建立环境外交学的科学体系、促进环境外交的发展、发展国际环境保护事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当代环境外交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一）环境外交的发展过程

环境外交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一个外交领域，在国际上叫响只有一、二十年的历史。环境外交作为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最年轻的领域，是在环境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环境保护发达到一定阶段才逐步兴起并专门化的。但是，有关环境、资源问题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则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期的这类外交活动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有关河流、湖泊、海洋、土地和生物资源的争端，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早期的国际资源条约；例如早在18，法国与日耳曼帝国曾围绕莱茵河开展外交活动，并以条约形式创立了莱因河委员会；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将这些外交活动叫做环境外交。

现代环境外交活动与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国际环境组织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际环境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离不开各国的环境外交活动，国际环境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既是环境外交活动的产物、也引起一系列环境外交活动，国际环境法则是各国环境外交活动的产物和行为准则。因此，要研究、掌握环境外交活动的发展历史，必须研究、掌握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国际环境组织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根据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国际环境组织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情况，可以把现代环境外交活动的发展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⒈ 从本世纪初至本世纪六十年代，是现代环境外交的自发阶段

早在19就召开了非洲动物保护的国际会议，19在格拉次举行了国际动物会议，19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自然保护会议。人们经常引用的保护环境方面的外交先例，是美国和加拿大（英属）围绕着签订《关于边界水域（及其引起的.问题的）条约》（19）所进行的双边外交活动，以及美、加于19为五大湖水体设立的一个共同的主管机关所开展的双边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围绕着海上油轮污染和自然保护进行过一些外交活动，例如：在1926年于华盛顿召开的有欧洲10国和加、美、日等国际联盟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上，美国曾提出禁止船舶排污草案并为会议通过；1940年，美洲国家组织缔结了《拉丁美洲关于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发展经济和争夺海洋资源和生物资源，各国有关环境外交活动逐步增多。1949年，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成立。1951年签订了《欧洲植物保护公约》。发生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国际性环境保护高潮，促使一些国家采取外交方式以应付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这种燃眉之急，新的环境国际组织纷纷成立并纷纷开会讨论环境问题，以1966年联合国大会讨论“人类环境问题”为代表的环境会议外交得以发展，以对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进行科学研究的环境专家外交逐步兴起。这期间，以签订《国际防止海洋油污公约》（1954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1958年）的会议，1959年10月至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南极会议，1968年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等国际环境会议为契机，引发并推动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海洋、空间和南极的环境外交活动。

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环境外交活动基本上处于自发阶段，发展过程比较缓慢，还谈不上对环境外交活动的有计划指导，更没有形成环境外交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这个阶段环境外交的重点是与传统外交问题有关的一些区域性、应急性环境问题；环境外交中的保护对象比较狭窄，主要是从本国利益出发或单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开展一些外交活动；参加环境外交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很少采取环境外交行为、重视环境外交工作。

⒉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至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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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论环境艺术设计及个性化论文

论环境艺术设计及个性化论文

一、环境艺术设计和个性化设计的内涵

（1）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环境艺术设计是对我们的生活环境进行整体设计的综合性艺术活动。环境艺术设计的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公共空间设计、景观设计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室内空间的设计。另外，环境艺术设计不仅强调环境与人类生活相互协调的关系，还特别注重各种各样的审美特征，并将外界的环境特色作为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中之重。

（2）个性化设计的内涵。我们所谓的个性就是个别性，是指某一种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质。个性化设计的内涵的核心内容就是“美”，但是又和普通的独树一帜有所区别。我们现在所说的个性化设计就是将设计的素材和当地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然后再采用一些艺术手法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创造出别出心裁却又能被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作品。但是我们在进行个性化设计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的追求标新立异，反而应该把外界环境和艺术作品的协调性作为个性设计的核心内容。

二、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个性化

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还能展现出一个设计者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而逐渐形成的设计风格。可是有时候由于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中采用的是隐喻性的表现手法，导致环境艺术设计者所设计出的艺术作品的个性化表现的并不是十分明显，所以需要我们经过细心观察和仔细琢磨才能发现其中别样的“美”。其实，只要我们常常带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会发现环境艺术设计的个性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我们将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是一种强调外界环境和人们生活之间的协调关系，讲究艺术与科学互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方式。环境艺术设计包括很多环节，有时甚至连一件艺术品的摆设都要经过仔细考虑。所以，每一位优秀的设计者在进行艺术设计的时候，都会把业主的设计想法加以润色，然后利用相关的方法进行艺术处理。另外，在这个极具个性的环境艺术当中，在进行个性化设计时，我们还应该坚持改善环境、尊重自然的设计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争取为绿色艺术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因为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拥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毫无节制的破坏，最终会造成我们的生活环境渐渐恶化，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地球的'毁灭。

（2）提高空间的使用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的环境艺术设计所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不仅注重环境质量，还在艺术和技巧等方面具有其独到之处。在当今社会中，在进行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的过程中，融入环保意识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环境艺术设计者在进行艺术设计时不仅要注意环境与艺术品的协调性，更应该尽力满足业主的实际需要。而环境的空间使用功能会因为不同业主的个人习惯和工作性质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即使是相同的空间，采用了不同的设计风格，空间的使用功能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们应该学会进行科学的空间规划，采用最有创意和实用价值的设计风格，在提高空间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展现出环境艺术设计的个性化。

（3）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化。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实际上是设计者对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事物的见解的最真实的反映，有些时候个性化设计是抽象的认知的过程，有时候又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掌握的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环境艺术设计者能够设计出极具个性的室内装修方案，绝对不是设计者浪漫主义的自我展示，反而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设计者极具新意的创新意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是设计者为了摆脱庸俗的设计想法，追求充满创意的设计的具体表现。对于众多环境艺术设计者来说，在数以万计的设计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取更大的空间而必须采用的一些艺术方法。而在城市和人们居住环境的设计和规划的过程中，设计者经常会注重城市的设计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中的文化形式的表现方式。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为了满足广大居民的需求，往往会在设计的过程中添加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设计元素，尽力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各个地区不同的民风民情和风俗习惯。另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促使设计者们不断创新，推动了环境艺术设计的个性化的形成和发展。

三、结束语

环境艺术并不仅仅像人们理解的那么单一，实际上环境艺术是指在一定的领域，利用各种各样的艺术和技术手段，帮助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增添一些艺术意境的艺术形式。而环境艺术设计是伴随着环境艺术的发展才刚刚兴起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环境艺术设计是协调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构建绿色生态环境的必备条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加强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环境艺术设计也在不断的摸索中发展着，渐渐地形成了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所谓的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就是利用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让设计出的艺术作品具有自己特色，不求标新立异但求别出心裁。环境艺术的个性化设计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协调人与空间环境还有利于实现城市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从而美化我们生活的空间环境，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篇10：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论文

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论文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

《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

《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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