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张旭法律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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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张旭法律论文网

西南民族大学 03级法学系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春秋决狱

自人类出现了审判活动，证据自然就在其中得到应用，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对证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讲究证据的证明能力与证明力。而证据分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由于物证本身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所以物证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故人们对它有更大的信任，在当代审判活动中也越来越注重对它的应用。正如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赫伯特・卖克唐奈所言：“物证不怕恫吓。物证不会遗忘。物证不会像人那样受外界影响而情绪激动，物证总是耐心地等待着真正的识货的人士去发现和提取，然后再接受内行人的检验与诉断，这就是物证的性格。……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

但是实物证据是不会说话的，其中的内涵必须要通过人们自己去发掘。在人类早期，各个地域都出现过神判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物证技术不够发达，导致审判者只好借助神灵的名义，听从“神的指示”，来证明其审判的公正。

笔者参考了诸多学者有关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论文，以及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书籍，现对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作如下阐述：

一， 萌芽阶段：西周

当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出现后，法律也随之产生。《左传》有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条”，多为处理具体案件的判决，此为刑法的雏形。但此时并未出现 具体的审判方式，也未有对证据的证明力与证明标准之类的规定。故物证技术在此时并为出现。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1)《汤刑》以《禹刑》为蓝本，删并修改而成。在案件审理上较夏朝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专司审判的官吏。商统治者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具神权法的特征，审判官遇到难以解决的案件往往会借助神的力量。由于史料的欠缺，尚不能推断是否已经出现物证技术。

法律的产生，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使原先独揽专断的审理狱讼方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因此迫切需要以某种能揭露案件事实真相的司法制度取代那种一官阶、宗法等级为特征的司法体系。这在周王朝有了明显的变化。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2) 《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周初“先君周公制礼。”(3) 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故司寇吕侯奉穆王之命，制定《吕刑》（又《甫刑》），三者构成了周的主要法律。西周统治者在思想上确立了“以德配天”的观点和“敬天保民”的统治政策。鉴于夏和商灭亡的教训，在刑法方面，周统治者又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意应用。《周礼》中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4）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5）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在司法机关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诸侯间的争讼，都由他裁决。“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6）周王之下，设有专理刑狱的司寇，不但听讼断狱，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设士师、士分别负责处理司法工作。各诸侯国的司法机关、制度同于朝廷，不过规模较小。诉讼程序上，民间的狱讼、轻微的案件口头向地方主管官吏陈诉等方面都是一样的。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7）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有关财产的买卖行为出现了。从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动产的买卖交换行为发展到土地、奴隶等不动产的买卖交换行为。同时借贷、租赁为主要形式的民事关系也普遍产生。为规范此类民事行为，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于民间习俗，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8） “凡以财狱者，正之以傅别，约（质）剂”。（9）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10）“听称责以傅别”。（11）

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成文法的公布：子铲铸刑书，商鞅变法，李悝著《法经》；新兴地主阶级立法都使得该时期的法进入了封建制法。此阶段出现的儒法之争，最终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社会的科学技术有了发展。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视法治的时期，对证据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另一

方面，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还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此为当代法治国家的规定，办案人员及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律禁止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言词证据。在秦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据秦简《讯狱》记载，办案人员审讯当事人时，先让原告、被告各方都把话讲完，作为供词，然后认真分析供词，找出矛盾与漏洞，逐条追问，令受审者自己作出解释，直到受审者无言以对、真相毕露时为止。在诉讼当事人“各展其辞”和办案人员追问受审者的过程中，切忌每当发现疑点就立即追问，以防干扰他们的诉述。还规定只有在受审者已经理屈词穷而仍然狡辩抵赖和出尔反尔时，才允许笞掠，并把笞掠的原因和情况记录下来以备查考\"笞掠，就是刑讯逼供。可见，秦国虽然视刑讯逼供为合法，但严格限制其适用，与封建时代动辄拷问的情况是显然不同的。尽管它与当代严禁刑讯逼供以保障当事人沉默权的制度大相径庭，但事实上，它已蕴含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始思想。（18）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12）“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1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1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15）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16）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17）

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汉朝

汉朝统治者屏弃了秦朝的法家思想，高祖采取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社会状况改善许多，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武帝实现“大一统”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固自汉朝武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了独霸中国思想舞台的局面。儒家思想主张也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司法领域之中，极大地影响了汉代的司法原则与司法制度，其中以“春秋决狱”、“录囚”制度等最为突出，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而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为“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指的是，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制度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案件根据的司法活动，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具体标准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9）古书记载：汉代上洛有盗墓者，虽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恶”，诏“论笞三百，不齿终身”。（20）

在刑讯上，仍以口供为要，但较秦朝相比，对囚犯可以罚立考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怨伤之”。（21）“《史记・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朝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君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狱不件一人。’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不堪痛楚，死者太半……掠考五毒，肌肉消烂’‘体生虫蛆’。其它如烧斧挟腋、大针刺指，以土窒口等苦不堪言的非法刑讯，多有记载。” （22）由此可见“论心定罪”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W”“_”（欧伤为W，欧人成创为_）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W者，与_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W_’。”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23）

2、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统治者为在对峙与兼并中求生存和发展，总结前人兴亡教训，在政治上多所改

易。表现在法律方面，则是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如魏明帝太和三年（224）改“平望观”为“听讼观”，史载“没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南朝宋武帝也常“折疑狱”，“录囚徒”，仅永初二年（421）即有五次之多。北周武帝常“听讼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24）《梁律》首次规定了测罚之制：凡在押人犯，不招供者均施以“测罚”之刑。具体做法是“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止”。《陈律》在此基础上创立“测立”之制，对证据确凿而不招供的囚犯，戴刑具，鞭二十笞三十后，站在高一尺，上尖圆，仅容两足的土堆上。……（25）此间，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也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

浙江省的句章县有一人家发生了火灾，丈夫被烧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句章县的县令张举看了死者的尸体，特别是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口腔，见里面干干净净，便断定是妻子谋杀丈夫。那妇人不服，说是房子偶然失火以致丈夫被烧死。旁人也觉得她是无辜的。县令张举把众人请来，当场做了一个“烧猪验尸”的表演。令人把一头猪杀死，把另一头活猪用绳子捆好四脚。然后把两头猪扔进柴堆，点燃木柴。等大火熄灭后，张举请众人察看两头猪，只见那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那被烧死的猪张着嘴巴口中有许多灰炭。县令张举对那妇女说：“凡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势必在火中挣扎，口中要吸进许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净，说明他是先被杀死，然后房屋才着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断定，你的丈夫是被谋杀而死。”那妇人听了，脸色发白，双腿发抖，不得不招出了谋杀丈夫的罪行……。（26）

此外，还有李惠（雍州刺史）用拷打羊皮寻找少量盐粒的方法，断清负盐者与负柴者有关羊皮的争讼。而且也出现了对字迹进行检验鉴定及对弹丸的检验。如《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魏的国渊出任魏郡太守期间，有人投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曹操十分恼火，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匿名信中有好几处引用后汉张衡的作品《二京赋》之内容。国渊请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对外宣露其内容，向郡属功曹（官吏）发现指示，说：“魏郡是个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学识渊博的人却很少。我命令学派聪明颖悟的年轻人，派他们求师就学。”功曹选出三个年轻人，在选立前，国渊对他们说：“要学习未知的东西，《二京赋》是一部具有广博知识的书，世人却把它忽略了，能教此书的老师很少，可寻找能读此书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读此书的人，便向他学习。因而请他代写了书信，经与诽谤信中的笔迹进行比对，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将其逮捕 审问，立即招认。（27）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权的长子孙登，有一次外出，突然有铁丸从他身旁飞过于是命左右随从搜查。见附近有个人手持弹弓，身带铁丸，便认定是他射的。此人不承认，随从们要动手打人他，孙登不许，叫人把方才射来的铁丸找来，将它和这个人身上带的铁丸对比一番，结果不一样，就把他放了。（28）虽然这种比对的方法很原始，但它是有文字记载应用比对弹丸判明真伪，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也可以说是枪弹检验的发端。（29）

3、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的法律制度的鼎盛时期，其间“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思想已经深入统治者制定的各个法律之中，而且儒家思想也更深入社会。司法改革使得司法机构得以完善：以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关、御史台主监察，都官省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地方的司法机构也进一步得到完善。隋朝规定了严格的拷讯程序：司法机关受理诉讼案件后，可以对当事人实施拷讯。为防止审讯官滥用拷讯，并防止在重刑之下冤案的发生，开皇中期定刑：“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死刑复奏也得到更加明确的规定：死刑案件经审理、判决后，须经大理寺复核，并由皇帝批准，方可执行。（30）

我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典《唐律疏议》中的《断狱律》包括了对于监狱管理、拷讯囚犯、审判原则、法官责任以及刑罚执行等方面的规定。（31）唐朝在拷讯的方式、次数、适用对象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死刑复核制规定得更加严格，出现了特别的“覆奏”程序――“五覆奏”、“三覆奏”――报经皇帝奏告。而且，唐朝对于审判官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官应正确理解法律条文，切实掌握案情事实，以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如果因审判官的错误，导致对人犯定罪、量刑的不准确，无论是因故意、还是因过失，均由审判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性，唐朝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唐律中称之为“换推”制。凡是主审官与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均属换推范围。（32）

隋唐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大有提高，经济发达，各种民事刑事纠纷也随之增加，审判活动中物证技术的反复运用，司法工作人员也在不断探求更新、更准确的物证技术。同时科学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人们的认知水平也得以提高，对案件越来越讲究公正，要求证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我国古代物证技术在这个时期内得以完善，为宋朝出现的鼎盛阶段打下基础。

在《唐律》及其《疏议》中，吸收了秦汉以来物证技术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物证技术。其突出表现，为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唐律》规定，在人命和伤害案件中，检验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尸体、伤者以及诈病者，即相当于现今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验。同时，对伤害案件中“伤”的标准作了明确的界定：即“见血为伤”；以及各种伤害的分类：手足伤、他物伤与刃伤，并根据伤害程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如对损伤他人的眼睛的行为，凡“眇一目”的，处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则要处以“徒三年”。眇是“亏损其明而狱见物”；瞎则是“目丧明全不见物”。两者损伤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轻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伤势，都必须通过司法鉴定。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入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朝代的法律所继承。（33）

除了人命及伤害案件外，对于其他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唐朝人张的《朝野佥载》中有记载：唐武则天垂拱年间，湖州佐史江琛为陷害刺史裴光，将裴光所写的文章中的字割下来，拼凑成文，伪造了一封写给徐敬业的谋反信，并向朝廷告发。武则天派御史前去审问，裴光说：“字是我写的，但话却不是我说的。”前后换了三个御使，都不能定案。武则天又派一个名叫张金楚的官员负责调查此案。张金楚仔细查看信件，结果发现信上的字都是粘贴而成的，平铺在桌上是看不出来的。于是他便将衙门的官员召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将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结果一个个字都散开了。案情也因此大白。（34）

唐朝时，司法

鉴定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法医检验外，检验对象已经扩至毒物、手掌纹等。人们已经掌握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了毒物检验法，如卵白验毒法、银叉验毒法等。1959年新疆米兰古城出土的画有指纹横折间距的唐代贞观年（公元627年）制成的遗言文书，（35）唐朝的文献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如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马灵芝急需银两，向报国寺建英和尚借钱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随时可将本息收回；如马灵芝不能归还，建英和尚可将马灵芝的全部财产取走；恐无凭证，立捺印。（摘自德国著名指纹学博士罗伯特・海因得尔1927年出版的《指纹鉴定》）这些例子都表明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广泛应用手掌纹来辨别真伪了。（36）

此阶段是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鉴定技术相继在此阶段的到应用，并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各种技术更进一步地发展了。

四， 鼎盛阶段：宋

我国物证技术在宋朝达到了鼎盛，特别是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检验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基于对前朝的各个案件的总结，吸收了原有的物证技术，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原有的物证技术更进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宋朝社会本身的特点，更适合在司法审判活动中运用物证技术，物证技术在此间达到鼎盛的阶段。

当时社会关系已经相当复杂，各个领域的纠纷已经很频繁，故当时的人们对证据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之要求自然也随之增加。宋朝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民商立法的内容较唐朝更加丰富，并且出现了版权保护，同时士大夫以积极淑世的态度广泛参加与法律活动。在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宋代编篡法典的活动空前活跃，规模也十分壮观。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官府设有专门的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37）以唐制为基础，两宋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实施、验尸文件等均有所规定，并不断修改补充，使宋朝的检验制度日臻完善。宋朝法律明确规定除病死等一些死因明确者可在有关人员保证无他故、官司审察明白的前提下免除尸检外，均要经历初检、复检的程序。又唐宋时期对检验失误有严格的处罚规定，司法检验的水平得以不断提高。（38）

宋人学贵创新、崇尚独立思考、提倡批判实用的士风熏陶下，大批从事司法实践的士大夫，认真总结前人的办案经验，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提倡在现场勘验中判别证据的真伪及物证的收集，证人的采访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大量的法医学著作。如宋代赵逸斋著〈平冤录〉、郑克的《折狱龟鉴》、宋慈的《洗冤集录》、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海盐县令王与引著的二元〈无冤录〉等相继问世。（39）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的进士郑克（字克明，开封人）著有《折狱龟鉴》，又名《决狱龟鉴》。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狱集》的基础上编篡而成的，共20卷，分释冤、辩巫、鞠情、议罪、宥过、惩恶、察奸、核奸、掷奸、察慝、证慝、钩慝、察盗、迹盗、谲盗、察贼、迹贼 、谲贼、严明、矜谨。收集自先秦至北宋政和年间有关平反冤狱、决摘奸慝的案例故事276条，395则。并以按语的形式对其中大部分案例故事进行了分析和考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狱讼案例选编。（40）

《折狱龟鉴》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例，系统地总结了宋朝刑事案例中物证理论：第一，实物证据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犯罪所遣返的客体；第二，物证的收集都是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第三，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同时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证物以验证口供的虚实，尤其是在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41）

郑克提出了“重证据，轻口供”的现代刑事诉讼理论，这是对自秦以来一直注重口供的诉讼理论的挑战。在总结了前人的办案经验后，提出“情迹论”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问案的方法的。所谓“情迹论”，情指案情真相，迹指痕迹、物证、与伤疤，即阐述其关于案情与求迹的理论。他强调物证在破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反对片面重视物证，主张情与迹应当兼采，互相参考。他的“情迹论”是我国古代刑事侦查、司法裁判，已经法医学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在指导刑事技术与司法实践上曾经起了重大的作用。郑克在“情迹论”中，仔细研究了“以五声听狱讼”之法，认为问案时要注意分析事务的情理。如在《钩慝篇》中指出：“察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盖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伪之人莫能欺也。”此外，他还主张在问案中可以使用诈术，布设圈套，使被告人就范，一如现代的诱惑侦查。（42）

继郑克之后，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中国第一位大法医学家――宋慈，他的著作《洗冤集录》，通称《洗冤录》，不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它自南宋以来，成为历代官府尸伤检验的蓝本，曾定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检验的准则。该书在总结前人办案经验的基础上，把实践中获取的药理、人体解剖、外科、骨科、检验等多方面的知识汇集成册，基本上包括了现代法医学在尸体外表检验方面的大部分内容。受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总体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尚不具备尸体解剖、病理分析、毒物化学性质测定等现代法医检验所含的内容。故从总体上可认为《洗冤集录》教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体外表检验、分析了检验所得与死因的关系。（43）

宋慈，字惠父，南宋建阳（今属福建）人。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等职。嘉熙六年（1239）升任提点广东刑狱，以后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佑年间，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这一期间，宋慈在处理狱讼中，特别重视现场勘验。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这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洗冤集录》内容自“条令”起，至“验状说”终，共5卷，53条。从目录来看，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代关于检验尸伤的法令；验尸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锐器损伤；交通事故损伤；高温致死；中毒；病死和急死；尸体发掘等等。

《洗冤集录》是集宋慈以前外表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开篇即提出不能轻信口供，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对疑难案件尤“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他还提出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尸格必须由其亲自填写的尸体检验原则。

《洗冤集录》虽成书早在1247年，但其中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是很多的。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1、对一些主要的尸体现象，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洗冤集录》中称：“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两臂上、两腿后、两腿肚子上下有微赤色。验是本人

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微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这里所称“血坠”，即是现代法医学中的“尸斑”。本书还明确提出了动物对尸体的破坏及其与生前伤的鉴别方法：“凡人死后被虫、鼠伤，即皮破无血，破处周围有虫鼠啮痕，纵迹有皮肉不齐去处。若狗咬，则痕迹粗大”。2、提出了自缢、勒死、溺死、外物压塞口鼻死四种机械性窒息。《洗冤集录》关于缢死征象的论述指出：自缢伤痕“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用细紧麻绳、草索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还指出：“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口吻、两颊及胸前有吐涎沫”。关于勒死，书中指出它与缢死不同之处在于项下绳索交过，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在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且有系不尽垂头处。对于溺死的征象，书中强调为：“腹肚胀，拍着响”，“手脚爪缝有沙泥”，“口鼻内有水沫”等。3、对机械性损伤的论述。本书依照唐宋法典的规定，将机械性操作明确区分为“手足他物伤”与“刃伤”两大类。他物就是今天所说的钝器。书中所述的他物手足伤多指皮下出血而言。书中详细论述了皮下出血的形状、大小与凶器性状的关系以及根据损伤位置判断凶手与被害者的位置关系等。对于刃伤的特点，书中描述为：“尖刃斧痕，上阔长，内必狭；大刀痕，浅必狭，深必阔；刀伤处，其痕两头尖小。”“枪刺痕，浅则狭，深必透？（枪杆），其痕带圆。或只用竹枪尖、竹担干着要害处，疮口多不整齐。”对于刃伤的生前死后鉴别，书中也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如生前刃伤，其痕肉阔，花文交出；若肉痕齐截，只是死后假作刃伤痕。如生前刃伤，即有血汁，及所伤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若死后用刀刃割伤处，肉色即干白，更无血花也（原注：盖人死后，血脉不行，色白也）。活人被刃杀伤死者，其被刃处皮肉紧缩，有血荫四畔。若被支解者，筋骨皮肉粘稠，受刃处皮缩骨露。死人被割截尸首，皮肉如旧，血不灌荫，被割处皮不紧缩，刃尽处无血流，其色白；纵痕下有血，洗检挤捺，肉内无清血出，即非生前被刃。更有截下头者，活时斩下，筋缩入；死后截下，项长，并不伸缩。”此外，本书还对中暑死、冻死、汤泼死与烧死等高低温所致的死亡征象作了描述，对现场尸体检查的注意事项作了系统的归纳。但是，由于时代备件的限制，《洗冤集录》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死伤征象虽已认识，但不能正确说明原因。如对脑震荡、脑溢血等急死，以及由于钝器击打造成尸表完整，而内脏器官破裂而死亡的原因未能认识。关于血迹、精斑、毛发、毒物的化验对尸体检验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无认识。（44）

继宋慈之后，南宋时期《检验格目》、《正背人形图》的推行，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一件创举，它不仅是检验制度科学化，而且还使检验程序得到公众的监督，加强了检验制度的公正化。虽然，当时很多物证技术并未像现代的物证技术那么完备，但有些各案已经运用，如明代张景的《补疑狱集》载，宋提举杨公验一肋下致命伤痕，“长一寸二人，中有白路”，认定为杖伤之痕，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竹打中空”，即圆形棍棒作用于身体软组织，可形成两条平行的皮下出血带，中间皮肤苍白。现代法医学称之为“二重条痕”。又如宋朝桂万荣《棠阴比事》记载“李公验举”一案，说的是二人争斗，甲强乙弱，但身上均有伤痕。李公以手捏过之后，断定乙为真伤，而甲则是用某种树叶着色伪造的棒伤。其根据是“欧伤者血聚而硬，伪则不硬”。这是活体检验造作伤的一个著名案例，“血聚而硬”是对皮下出血的正确描述；伪者没有皮下出血，故只是颜色相似而已。（45）

宋朝除了法医检验制度发达，在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物证等方面的司法鉴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折狱龟鉴》中就有关于此方面的案例：如程琳担任开封知府时。皇宫内发生火灾。经调查，发现现场有裁缝用的熨斗，负责调查的宦官便认定火灾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将裁缝交开封府审讯结案。但程琳认为此案疑点甚多。经过仔细的勘察，发现后宫烧饭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变得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灾。另有：钱冶为潮州海阳县令时，州中有大姓家中起火，经调查，发现火源来自邻居某家，便将其逮捕审讯。某家喊冤不服。太守便将此案交钱冶审理。钱冶发现作为引起火灾的一只木头床脚可能是大姓的仇家之物，便带人去仇家，将床脚进行比对。在事实面前，仇家供认了纵火并栽赃以逃避罪责的犯罪事实。

此外，由于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方面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因此，对契约等各种书证的鉴定，便成为正确处理纠纷的重要保证。在这方面，宋朝亦积累了不少经验：如章频担任彭州九龙知县时，眉州大姓孙延世伪造地契，霸占他人田地。这场纠纷一直得不到解决。转运使便将此案交章频审理。章频对地契仔细鉴定，发现地契上的墨迹是浮在印迹之上的，是先盗用了印，然后再写字的，从而认定地契是伪造的。又有江某任陵州仁寿知县时，有洪某伪造地契，侵吞邻居田产，他用茶汁染了纸，看上去好像是年代十分久远的样子。江某对洪某说：如果是年代久远的纸张，里面应该是白色的，如今地契表里一色，显然是伪造的，洪某只得供认。（46）

宋朝是中国物证技术的鼎盛时期，各种技术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模式，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已形成较为统一的规模。宋朝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朝代，在对外交流上也是最频繁的时期，这便使宋朝的物证技术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物证技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种有关物证技术的书籍得以广泛流传。

五， 衰弱阶段：元――清末

元朝统治者在法律体系上基本沿用了宋朝的制度，但由于带进了少数民族的相对野蛮的法律习惯，对原本比较近代化的法律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法律观念上也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这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宋朝的基础之上，元朝在物证技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元朝在法医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与编撰的《无冤录》。此书继承了《洗冤集录》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法医学理论，并纠正了《洗冤集录》中的一些错误。此外，元大德年间还颁布了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检尸式》，具体规定了对悬缢、水中、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现场检验程序和方法，可见在这一时期，检验制度已基本上规范化、法制化了。（47）

明朝，由于朱元璋采用了“乱世用重典”的思想，重刑主义得以广泛应用。在司法制度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审判制度的变化，明朝因袭汉朝的五听审判方式，注重将犯罪心理学的一些观点运用到审判实践中，以期求得案件真情。同时，为慎重人命，统治者对涉及死刑的重犯、要犯，又规定了死刑复核等一整套制度，出现了三法司会审制、“园审”制度、“朝审”制度等。

明清时期，物证技术上主要继承了宋元的成就，在其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在明清时期相继出现了大量的法医学著作，如《洗冤录及洗冤录补》、《洗冤集说》、《律例馆校正洗冤录》、《洗冤录详义》等。在法律制度上，有关检验的程序、内容也更加完备、具体，这在《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

首先，负责

检验的官吏，在京城，初检由五城兵马司负责，覆检由京城知县负责；在外地，初检由州县正官（即知州、知县）负责，覆检由府推官负责。而具体的检验工作则仵作来进行。

其次，关于检验的程序：于未检之先，即详细询问尸亲、证人、凶手等；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验、报告；对要害和致命之处要仔细查看，验明创口大小，是何凶器所伤，并与在常众人质对明白；对于因时间长久而发生的尸体变色，也要仔细查验，不得由仵作混报。

再次，关于检验的责任：负责检验的官吏因失职而导致检验不实等情形发生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如果是因收受贿赂而故意检验不实的，则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情节严重的，以受财枉法从重论处。

为了防止受贿舞弊现象的发生，负责检验的官员只许随带仵作一人，刑节一人，皂隶二人。一切夫马饭食也必须自行携带，不许向地方或当事人索取分文。违者依律议处。（48）

表面上看这些规定都是体现了慎罚的思想，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要求更高，更讲究以物证来说明问题，物证技术也理所当然会得到发展。但事实上，明朝出现了一些非法之刑，如廷杖制度、厂卫制度。厂卫制度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成为统治者的秘密司法审判机关，但它严重干涉了司法独立，很大程度上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司法审判制度。而廷杖制度：由皇帝下达命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行，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此种滥用非法之刑的行为得以制度化，对明朝的法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一定程度上是对成文法的否定，法律难以得到实施。纵使其法律对物证的规定再完善，对物证的要求再高，在物证技术上的研究再多，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清朝也强调以严刑峻法加强专制主义，严惩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钳制思想文化，大兴文字狱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加之闭关锁国的政策，自然科学在此阶段也停滞不前，物证技术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甚至在该时期，由于物证技术不能得以运用，故实践中的经验也不能得以继承，很大程度上都已衰退。加之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不断加强专制，官吏的腐败，法律的实施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法律规定都早已名存实亡。物证技术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

六、结语

综观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其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足。物证技术作为一门科学技术，要结合物理 、化学、生物、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在对物证的发现、提取、检验和鉴定中加以运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证据、线索，更真实地再现案件经过。但古代自然科学的落后，物证技术自然不可能发达，往往先在个案中尝试性地加以运用。由于中国古代医学发达，在司法审判中结合医学知识产生了古代法医学，形成了以法医鉴定为主要的物证技术。

二、各个朝代的法治思想对物证技术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自汉朝时，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礼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影响着其法治思想，“春秋决狱”、“论心定罪”使的司法审判强调人的主观善恶 ，也使得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工作一直注重口供 ，往往轻视物证。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物证技术的落后，不能得到足够的证据，只好通过向犯罪嫌疑人刑讯的方式得到证据。反过来，这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过分重视口供，自然就不能使人们对物证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使的物证技术的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三、各个朝代对口供的态度对物证技术的发展起了直接作用。由于自然科学的落后，审判者更注重言词证据，加以心理学的常识，产生了“五听”原则，注重嫌疑人的心理变化。从汉以来一直重口供轻物证，直到宋朝郑克才提出“重物证轻口供”的观念。至此，物证技术在宋朝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但明清时期，审判者又忽视物证，更加注重口供，加以诸如腐败、贪污等因素的影响，物证技术最终没落。

四、审判人员、检验人员责任的刑事法律化也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早在西周就有“五过”制度，“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49）该制度在各朝代得以沿用。秦朝时期，又出现了对检验人员责任的规定，并在唐朝出现了以刑法制裁那些违反检验制度的检验人员。以后历代都在唐朝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在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至今某些技术、理念对当代的物证技术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沿用至今。古代物证技术依然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2）《左传・昭公六年》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9 P.23、27

（3）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30

（4）参见 《中国法制史》李玉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7 P.184

（5）参见 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6）《礼记・王制》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3

（7）参见 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8月第10卷第4期

（8）《周公・秋官・质人》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0

（9）《周公・秋官・士师》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0

（10）《周公・秋官・朝士》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1

（11）《周公・秋官・小宰》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1

（12）《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4页 转引自 闵银龙 王立民 《论中国古代法医学的领先地位》

（13）《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 转引自 闵银龙 王立民 《论中国古代法医学的领先地位》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4页 转引自 闵银龙 王立民 《论中国古代法医学的领先地位》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P268 转引自 殷啸虎 《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运用以及制度化的发展》

（16）参见 王传道 《我国的物证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17）《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页 转引自 闵银龙 王立民 《论中国古代法医学的领先地位》

（18）《楚秦刑事诉讼证据比较研究》

刘玉堂 贾济东

（19）《盐铁论・刑德》 转引自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4

（20）《太平御览》 引《汉赵记》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转引自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5

（21） 《晋书・刑法志》转引自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1

（22）《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1――132

（23）沈大路 《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8月第10卷第4期

（24）《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63

（25）《太平御览》 卷六三九 引《后周书》 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4

（26）参见中国古代的法医 www.cnread.net/cnread1/xdwx/y/yeyonglie/byzt/001.htm

（27）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8月第10卷第4期

（28）桂万荣编著 《棠阴比事选》，群众出版社，P59 转引自：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9）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30）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80

（31）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93

（32）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55――257

（33）（34）殷啸虎 《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运用以及制度化的发展》

（35）《略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 李冰 刊于《郑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9月 第18卷 第3期

（36）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37）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23620&flag=1

（38）参见 廖育群 《宋慈与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评说》刊于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374――380

（39）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61――266

（40）、（41）、（42）参见 常永平 《〈折狱龟鉴〉与古代司法鉴定》刊于《中国司法鉴定》 .05.12

（43）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67 及 廖育群 〈宋慈与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评说〉刊于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374――380

（44）法医鼻祖宋慈与《洗冤集录》 www.sciencehuman.com/history/history2005/history200507h.htm

（45）参见 廖育群 《宋慈与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评说》刊于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374――380

（46）、（47）、（48）殷啸虎 《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运用以及制度化的发展》

（49）《尚书・吕刑》 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5

篇2：论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

法律自然主义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典型表征是：把“天”或“天道”当成立法的根据，此谓“则天立法”；把四季变化和自然灾异当成执行刑罚的前提，此谓“顺天行罚”。

法律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后经汉代儒家的努力，它又被转化为一种制度形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在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着法律自然主义这一文化现象，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就是证明。自然法学所谓“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一种道德化了的自然法则。

本文的研究，是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布迪和莫里斯《中国帝国的法律》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

一、帛书中的法律自然主义理论

在中国，法律自然主义观念并非自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于马王堆汉墓）始，但《黄帝四经》可说是迄今所知最早比较系统论述该问题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增载梁惠王“黄帝刑德，可以百胜”之语，说明黄帝之学注重探讨刑德问题。作为黄帝之学的代表作，帛书《黄帝四经》确实是以刑德问题为其理论核心的，并且把刑德与阴阳结合起来，以阴阳作为刑德的自然根据。《黄帝四经》认为，阴阳是由“道”派生的，“道”既是万物的本源，同时又是宇宙的普遍规律。

在《黄帝四经》（含《经法》、《十六经》、《称》、《道原》）中，宇宙论（自然论）与政治法律思想有密切关系，宇宙论实际上为其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自然的根据。《称》中所言“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即以阴阳（自然法则）来揭示、辨明其理论大义。《黄帝四经》还以阴阳论作为其刑德思想的`自然根据。《十六经。姓争》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天”是指天道（自然法则）而言，天道包括阴阳两个方面，是阴阳运行的规律。照《十六经》的作者看来，阳为德，阴为刑，德刑乃治理国家的根本，须配合适当，若适用不当，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十六经》还把“德”称为“天德”，把“刑”称为“天刑”，无非是为了抬高德与刑的地位，使之神圣化永恒化。

《十六经。观》又说：“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这同样是强调了刑德之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根据春夏、秋冬的先后顺序提出了“先德后刑”的观点，认为这是合乎天道的。《观》的作者还指出，为政者若不按“先德后刑”的顺序去治国，则是逆天道而动，就会给自身和国家招致灾祸。他说：“其时赢而事绌，阴节复次，地尤复收。正名修刑，执（蛰）虫不出。雪霜复清，孟谷乃萧（肃），此（灾）□生，如此者举事将不成。其时绌而事赢，阳节复次，地尤不收。正名施（弛）刑，执（蛰）虫发声，草苴复荣。已阳而有（又）阳，重时而无光，如此者举事将不行。”大意是说，在春夏万物生长之时，行秋冬严急之政即动用刑罚，就会使秋冬再现，地气收缩。若春夏行刑，则会出现蛰虫不出、霜雪寒冷、植物枯萎等反常现象，灾祸就发生了。反之，如果在秋冬万物肃杀之时却行春夏之德政，就会使春夏再现，地气不收。若秋冬不用刑罚，则会出现蛰虫发声、枯草复荣等反常现象。可见，统治者必须按照春夏秋冬的先后顺序治理国家，先德后刑，决不可先刑后德，若先刑后德，必然带来灾祸。这种思想与《管子。四时》所反映的思想颇为一致，请比照观看：“是故阴阳者天地之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四时则福，生诡则生祸。”“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两相比较，何其相似。这说明，把阴阳四时与刑德问题结合起来的理论，在战国时期已相当流行了。正是这种理论，对汉代的董仲舒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并把它改铸为“大德小刑”、“前德后刑”的德主刑辅论。

让我们打开《春秋繁露》，摘引几段相关材料，以供参照。《阳尊阴卑》：“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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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法律信仰的培养/张旭科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

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

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 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版，第191页。

③ 同①，第8页。

④参见杨解君：《立法的膨胀》，载于《法学》第2期，第43页。

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344页。

①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325页。

②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264页。

③「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页。

④同上，第43页。

①《论语・子路》

② 彭真著：《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③「英」培根著：《论司法》，《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篇4：论物证鉴定结论与专家证人证言的区别/刘红娟法律论文网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03级6班）

刘红娟

摘 要： 现代的诉讼制度在强调证据的客观属性方面并没有忽略人在诉讼运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现代专家作证制度将专家证据纳入诉讼证据范畴，正式肯定人对客观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并充分发挥、掌握科学、技术或专业知识的人在司法认知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而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式，提供的是法院所缺乏的专门性知识，就这一点而言，意味着鉴定结论常常具有决定或左右整个诉讼、审判结果的影响力。下面我们就鉴定结论与专家证人详细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鉴定结论 鉴定人 专家证人 专家证据 专家辅助人

一、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不同规定

由于法律渊源及法律传统不同，所以各国诉讼证据的具体规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关于鉴定人及鉴定结论这一诉讼证据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不完全一致。英镁法系国家把鉴定人作为证人，称专家证人，把鉴定意见称为专家证言，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中就不存在本文所提及的问题。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证据规则中则区别证人与鉴定人。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的证明方式有证言、实物证据及审判上知悉的事，没有单独的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规定，因为鉴定人包括在证人范围之内，是诉讼程序中的证人。在美国，证人是指那些经过宣誓对案件有关事实作证的人，在人有两种：一种是非专家证人（LAWWITNESS），指由于其了解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而作证的人，与我国民诉法中规定的证人是一类的，“这种证人所了解的知识仅仅是根据其感觉器官而得到的记忆”，“这种证言叫做感知证言（PEICIPIENTTESTIMONY），另一种是专家证人（EXPERTWINTNESS），是指那些用专门知识对争议事实作出判断的人，这种证人就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鉴定人，他们是基于其专门知识提出意见，这种证言叫做意见证言（OPINIOTESTIMONY）。这种专家证人及其所作证明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专家证人一般由当事人聘请，法院不会依职权指定。但是，由于这一原因不能保证专家证人是否站在公正的立场向法官提供公正的专家意见，所以美国1975年美国联邦法院制定的《美国联邦诉讼规则》作了改革性的规定，专家证人除当事人向法院提供外，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指定独立的鉴定人。这种变革，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无法保障专家证人公正性的偏差。就法院指定这一点来看，美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制度相似，然而这样的鉴定仍然是证人，仍然被作为证人接受反询问。第二，由于其证人的身份，所以美国证据规则规定对鉴定人完全同证人一样可以询问或由对方当事人反询问（CROSSEXAMINATION）。第三，由于专家证人主要是受当事人聘请的，对专家证人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又分别进行询问与反询问，因此诉讼中经常出现“鉴定大战”的情况。这种“鉴定大战”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下是不会出现的。有于美国民事证据规则规定，鉴定人属于证人范畴，所以在美国这种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本文所探讨的鉴定结论与专家证人的矛盾问题。

英国民事诉讼上的证据方式有证人证言、书证和实物证据三种，其证据方式也就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的种类。英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鉴定人也是证人。鉴定人与普通证人不同，称为专业人员证人（EXPERTWINESS），也译为专家证人，其鉴定意见，即我国民诉法上规定的鉴定结论，被称为证人证言。这种专家证人由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而不是由法院来指定，这种专家证人依然接受询问与反询问。该专家证人是否允许被使用（有时法院认为有关争执点勿需专家证人证明），是否有资格提供专家意见，专家意见是否被采纳，都由法院来决定。所有这些规定都与美国诉讼证据规则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英国没有法院指定鉴定人的规定。

与英国、美国不同，德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单独的证据法。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方式有5种，即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鉴定、书证及勘验。鉴定被单独列为一种证据方式，这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不同之处。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鉴定人不是证人，但关于人证的规定适用于鉴定。第二，鉴定由当事人提出申请，鉴定人由受诉法院选定；鉴定人也可以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而由当事人选定。第三，鉴定人一方被视为法官的助手执行准司法职务、，而适用回避的规定；另一方被视为一种证明方式，因此在决定书是否别采纳则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法院认为鉴定不能令人满意时，可以命令原鉴定人或命令另一鉴定人为新的鉴定。第四，鉴定人可以根据法院的命令参与勘验，在勘验过程中，鉴定人又是以勘验人的身份进行勘验的。

在我国的传统诉讼理论中认为鉴定人是指那些“受聘请或指派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提供鉴定意见的人”1。其受聘请或指派是指受人民法院聘请或指派。鉴定人受委托就案件争执事项用鉴别判断的方法作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案件专门性问题所作出的书面结论” 2，而且这种：“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对专门问题交由鉴定部门而得到的书面结论”。这种认识要求鉴定人必须是在诉讼中由人民法院指派或聘请的，鉴定结论必须是在诉讼中经法院委托制作的。但是，实际中确有部分这类案件的当事人为向法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的合理性，以及其对案情陈述的真实性，自行申请鉴定机构作了鉴定，在诉讼中提交法院 。法院对这种鉴定结论采取两种方式处理：一是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法院认可作为法定证据，视作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使用；二是 被对方当事人否定，法院不认可其作为鉴定结论。这种鉴定结论我们可暂且称其为自行鉴定。这种自行鉴定究竟是鉴定结论，还是证人证言，关于这个问题用通行的诉讼证据理论来衡量，既不属于鉴定结论，又不属于证人证言。通常理论认为，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交由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就案件争执问题所作的鉴定判断的书面结论。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证人是指那些因了解案件情况，被人民法院传唤作证的人，鉴定结论与证人证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规定，而自行鉴定结论不是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它是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自行鉴定结论与证人并不相同，该鉴定人并不了解案件事实的人。在我国没有专家证人这一制度。

从上述几个国家的规定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传统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鉴定人只是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证人而已，鉴定人作为专家证人由当事人向法院提供，即使为公平起见美国联邦诉讼规则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鉴定人，但这种被称为专家证人的鉴定人身份仍然是证人，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其实行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中比较注重加强法院职权的作用，鉴定人是作为一种不同证人的独立的证据方式，常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指定，与我国诉讼规定基本

相同。

二、鉴定结论与专家证人的形式、内容的比较

鉴定结论，亦称鉴定人意见，在证据法上是一种证据种类，是指在诉讼前或诉讼中，鉴定人根据法定职能，经当事人的申请以及法院的指定，运用专业知识、经验、技能、工艺以及各种科学仪器、设备、技术和手段对专门性事项或者问题所作鉴定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一旦用于诉讼，就成为诉讼上的证据。 鉴定结论作为法定的诉讼证据之一，其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要求鉴定人不仅叙述根据案件材料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且还必须在分析研究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提出鉴别和判断的结论。第二，对这种专门性问题所作出的鉴定和判断，只限于就应查明的案件事实本身，而不是直接涉及对案件的有关法律问题作出的评价。对法律问题的评价，应由法官去解决，而不属于鉴定结论的范围。鉴定结论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不可少的一种证据。同时，由于鉴定结论是应用专门知识所作出的鉴定和判断，具有专门性、科学性，有着特殊的证明力，往往成为查看和鉴别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如对书证或物证的真伪，有时需要通过鉴定结论加以鉴定，对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也常常需要结合鉴定结论来分析、研究、判断。因此，鉴定结论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证人（EXPERT WINTESS）原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专家证人，系为法院诉讼程序之目的指定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专家。专家证人的法律定位为证人，其权利义务应同于证人。因此专家证人与证人一样，不应享有任何特权和优待。但作为专家证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应当而且必须高于普通人证人。具体而盐，作为专家证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专家证人，必须具有与参加诉讼的案件所涉及的某一特定领域或某一特定行业内的专家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技能、经验。（二 ）、作为专家证人的证言所表达的意见、推论或结论，是依靠专门性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作出的，而不是依靠一般人所具有的常识。三、作为专家证人，必须对自己依据案件事实、证据所提出的意见、推论或结论作出合理的肯定程度的证明。专家证人在出庭对案件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时，不得使用猜测性或者模棱两可的语言。

（一）：在形式上的区别

鉴定结论须采取书面报告形式，鉴定结论尾部须有专家证人的声明，包括专家证人理解其对法院之职责，以及他已经遵守了该职责。上述声明以及事实声明皆属强制性内容，载于鉴定结论尾部，声明措词不得修改。

德国法院要求鉴定人提交鉴定结论。法院收到鉴定结论后，送交当事人。当事人可对鉴定结论提出书面意见，鉴定人须答复。法院亦可依职权要求鉴定人阐明观点。如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持有异议的，法院可举行审理程序，异议当事人的律师可对鉴定人进行质证和质询。如法院不满意鉴定结论的，可指令其他鉴定人提出鉴定结论，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法院指定其他鉴定人。若专家系真正的专家，则能够使提交的专家证据采取易理解的形式。故南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规则》要求专家提供的鉴定结论，包括专家资格的全部细节，清楚地表达意见所依赖的事实假定，明确区分根据事实假定作出的意见。

专家证人的书面性专家证据一般采取书面形式，仅在合理的需要时方得使用言词专家证据。证据规则第35.5条规定，专家证据须以书面报告形式提交，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如果当事人采取快捷审理制形式提起诉讼，则法院将不传唤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为司法利益的除外。向专家证人提问一般也采取书面形式。问答程序旨在促进鉴定结论送达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规则第35.6条和指南第17条专门规定了对专家就鉴定结论的书面提问。当事人收到他方的鉴定结论时，如希望提出书面问题的，可直接向他方当事人指示的专家或单一的共同专家提出。除当事人同意或法院另有指令之外，提问只限一次，且只为澄清鉴定结论的目的提出。专家有责任对问题提出适当答复，否则法院有权对当事人进行制裁，如当事人不依赖于该专家证人提供的证据；或者该当事人不得向其他方当事人收取应支付给专家证人的费用，以体现专家职责的重要性。专家一般的职责，包括对法院的优先职责，适用于专家的`答复。专家提问的问题构成鉴定结论的组成部分，因而也为事实声明所涵盖。

（二）在内容上的区别

规则第35.10条、第35章诉讼指引第1.2条、指南第15条以及《专家证人议定书》等规则，详细列明了鉴定结论的内容，（1）鉴定结论系向法院陈述，而非向当事人陈述。（2）鉴定结论须详细列明专家证人的资格，以及制作鉴定结论所依据的任何文献或则其他资料。（3）鉴定结论须说明所进行的有关测试、试验及操作人员，以及这些测试或实验是否在该专家证人的监控下进行的，并载明进行上述任何测试或试验人员的资格。（4）如鉴定结论涉及的有关事项存在不同的观点，则应概述各种观点，阐明本专家主张，并为自己的观点阐明理由。（5）鉴定结论事实声明确认。所述事实诚实的信念、包含虚假陈述的书证，经核实之法律后果。对专家证据的限制和管理除上述列举之外，法院享有一般性的管理权。

专家证人，系为法院诉讼程序之目的指定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专家。它与鉴定结论内容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专家证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在传统的对抗制度诉讼模式下，专家证人和律师一样，是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武器，根据当事人指示就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并服务于委托人。尽管所提供所谓“科学”证据，但事实上专家意见一般皆对委托人有利。在对抗模式下，专家证人由一方当事人指示并承担费用，经常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倾向性地提供支持一方当事人的证词。改革后的英国民事诉讼，将专家证人的职责定位为对法院拥有优先职责，即专家证人应立足于客观事实，运用科学知识，为法院发展客观事实、进行公正裁判服务，专家证人的一般职责为：不管诉讼胜败，提供独立的意见；仅就对当事人争议至关重要事项以及就其专业领域内的事项，提供意见；发表建议时须考虑当时的全部重要事实；专家对重要事项的意见如有改变 ，应立即告知指示方当事人。（2）专家证人的适格性。关于专家证人的选择应考虑如下事项：1，专家是否具有案件所要求的专业知识；2是否知悉专家的一般职责；3是否有充分的时间；4建议分别指定专家还是共同指定专家；5如共同指定的，各指示方的基本情况；6要求专家鉴定事项的描述；专家证人系为法院诉讼程序之目的指定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专家 ，故当事人的技术顾问或者所谓的“室内”专家提供的证据，只能作为普通证人证言，当然其中涉及技术问题，但证言的可采性有法院确定，证明力有法院裁量。在英国证据法中，专家分为专家证人与顾问专家，后者指当事人为提供和准备证据以外其他目的指定的专家，而不论当事人今后是否指示其提供或准备证据。但当事人今后拟根据法院命令补偿顾问专家费用的，则顾问专家有关行为适用专家证人规则。（3）运用上的限制：专家证据的合理性与许可性。合理运用专家证据，规则第35.1条规定，限制运用专家证据，专家证据仅适用于解决诉讼程序问题合理必要之情形。诉讼基本目标和想适应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争议的任何阶段，皆有义务限制专家的指定如下需要专业知识的事项：1界定并就当事人之间的系争点达成一致；2 协助评价案件的是非曲直；3帮助明确评估争议金额4 明确案件可能尽

早和解和公平救济的基础；专家证据的许可性规则规定，未经法院许可任何当事人不得传唤专家证人作证，也不得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对控制当事人运用专家证据，拥有“固有的”或“默示”权力，且在特定情形下，法院可运用固有权力独立取得专家证据。但后来接受法律委员会意见，最新改革建议为，专家的传唤通常由当事人确定，但法院在特殊情形下可予以限制，包括限制任何专业领域专家证人的人数（4）效力上的限制：专家意见并非绝对，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而没有接受专家证据的义务，法院没有义务遵循专家意见，法院可具体解释拒绝专家意见之理由，以及支持法院作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如采纳专家证据，使得法官就能够某一技术问题作出富有学识的裁决，则法官不能对所审理的专家证据发表非专家意见。但如果法官审理的其他证据表明应反驳回专家证据的，或者法官对专家证据不予采信，或者因任何原因使法官不能建立内心确信的，则法官没有接受证据之义务，即便是专家证据，对法官不具有约束力。（5）专家证人的有限性。英国法院在小额索赔诉讼中基本上不使用专家证据。使用快捷审理制的案件，当事人最多只能传唤二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即双方当事人就任何需鉴定的领域提供一名专家，以及整个案件不超过二个专家提供证据。但书面的鉴定结论的提供，数量并无限定。单一的共同专家：专家证人的统一性认为，专家证据与证据开示一样，是产生过分诉讼费用的主要因素。故专家证据提出了激烈批评：专家证人依附于指示方当事人，表现为提交支持单方当事人的报告，在专家会议和交叉询问中拒绝让步。（6）引导当事人的专家接近客观事实：专家证人的合作性。在任何阶段，法院皆可指令专家证人的讨论。

三 鉴定结论与专家证人在举证责任、采信问题的比较

（―）鉴定结论的举证问题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承担的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及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风险负担。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当事人可以就自己的诉讼主张申请鉴定人作出结论。可见，我国法律对于鉴定结论这一证据形式，既属于当事人举证范畴，也属于法院的查明责任范围。司法鉴定经常性做法是：双方当事人均可以向法院提供鉴定结论，当双方鉴定结论有冲突或一方对另一方提供的鉴定结论有异议时，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则可以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或者法庭依职权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并以该鉴定结论作为裁判的依据。

（二）鉴定结论的采信问题

由于我国的鉴定主体是多重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科学依据的衡量标准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即对于同一案件，诉讼双方当事人可以各自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并对自己方有利的鉴定结论向法庭举证，而不同的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互相矛盾，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司法实践中对这些鉴定结论的审查与采纳也缺乏规范，最终使法官无从裁判，严重影响了司法活动的严肃性。

鉴定结论作为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之一，与其他证据形式在法庭上也具有对抗性，任何一种鉴定结论都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证、辩论后，有法官认定采信哪一种结论。

（三）专家证言的采信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在案件受理之后向人民法院提出聘请专家证人出庭的申请，以便人民法院进行资格审查。当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后，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将其聘请的专家证人出具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人民法院，以便人民法院能在开庭审理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专家证人书面意见却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

如前所述，专家证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就是证人，因此，专家证人出具的意见书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同普通证人的证言一样，必须经过庭审质证后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在审判实践中，对专家证人证言是否采信应注意以下几点：（1）

专家证人应当接受当事人质询。如果应当出庭的专家证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理由而不出庭，而对方当事人及其聘请的律师、专家证人就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持有异议的，则专家证人提出的意见不能为人民法院所采信。如果该专家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质询，对方当事人对该专家证人就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明确表示认可或者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应当记录在卷，并可视为已经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该专家证人的意见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对专家证人证言的质证是庭审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因为它关系到法庭对专家证言如何采信的问题。对出庭的专家证人的质询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如果案件中只有一方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的，则由该方当事人就其所要证明的事实向专家进行询问，由专家证人就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向法庭展示：然后由对方当事人对出庭的专家证人进行询问，审判人员也可以对出庭的专家证人进行询问。如果案件的各方当事人均聘请了专家证人的，对出庭的专家证人的质询，审判人员也可以对出庭的专家证人质询。对专家证人的质询，旨在考察专家证人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的可靠度及可信度。必要时，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聘请的专家证人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质证。（3）对证人证言的采信。法庭对专家证言是否采信，不在于该专家在其所在领域内的权威性和知名度，而是取决于专家证言的真实性、科学性程度。从证据的效力而言，专家证言并没有优于其它证据的必然效力。当然，审判人员也应该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对专家证人的证言作出是否采信的判断。因此，在专家证言之间以及专家证言与鉴定结论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法院采信的标准仍采取应取决于专家证言、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真实程度。这是人民法院应采取的态度，也是保证案件公正、合理审判的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很多专门技术和技术手段的运用已不是具有法律素养的法官经验可以掌握并运用自如。因此，专家证据纳入证据应用体系，以其专业性为基本特征，通过程序和制度的设计，尽量发挥其在复杂的、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的独特作用，使现代司法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而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式，提供的正是法院所缺乏的专门性知识。人民法院适度地引进“专家证人制度”的一些做法，对现行的鉴定人制度起拾遗补阙的作用，以进一步提高法院对诉讼中技术专门性问题的认知和判断，从根本上维护当事人合法的程序和实体权利。

1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

2白绿铉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初论》，经济日报出版社。

3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第80条以及新南威尔士州《证据法》第80条规定，不得仅因为意见证据有关系事实或系争焦点、或者常识问题而予以采纳。

4澳大利亚《家事法院规则》

5南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规则》

6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对抗制背景论文之6《专家证人》

7毕玉谦主编《民事证据立法基本问题之管见》

8

熊先觉著《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

篇5：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指导思想上维护封建三纲、更多的条文由礼而来、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礼教“义理”等使礼与律融为一体。

隋朝尽管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隋文帝“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立法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开皇律》，却充分体现了儒家法律观。

作为中国封建法典楷模的唐律,则更是依礼制律，礼法合一的集大成者。

唐朝统治者在修订法律时，始终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原则，认为“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服刑以为助”，“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就其内容来看，一切皆“准乎礼”。

可以说，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

唐律的“礼法合一”是两汉以来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的必定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自从隋唐时代起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之后，中国社会的各项制度和中国人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今天的我们不但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也要摒弃那些封建糟粕，使得我们今天的法律制度更加的完善。

(一)法律儒家化的积极影响?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反而会了十分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

从秦汉至明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

这种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存在不得不归结为作为宗教精神般的儒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土壤之中。

中国法律儒家化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的确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建立并巩固封建秩序、推动封建社会的满荣做出过重要贡献。

中国法律儒家化正是基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而产生的。

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统治者对帝国的统治方式日趋完善。

所以，至唐代法律儒家化完成时，中国得以诚如完备的封建法制成为盛极一时的大帝国。

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二)法律儒家化的消极影响?从长远看，中国法律儒家化并不能保持封建社会的长久不衰，因为它本身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隐蔽性的严重理由也在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不可收拾。

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历史规律使然，使法律儒家化的成果不可避开的走向反面，加之其行为之过火，造成了中国近代法治和政治发展的部分阻力。

首先，法律儒家化使审理案件、定罪量刑不可避开的走向了主观化。

这样的定罪量刑显失公正客观但无疑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产生巨大影响。

而“原心定罪”从道德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儒法结合重在礼法合一。

长期地坚定地实行礼治，纳礼入律、深刻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三纲五常、家族等级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

造成了中国特有的“讲礼有余、然理性不足”的人格特点。

而这“讲礼不讲理”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民智难开。

第三，法律儒家化建立了合理的封建法律秩序。

这秩序稳定而具有威权，然致命性在于它显失公平。

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同罪异罚”的原则;到处可以看到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制度。

尊卑贵贱等级森严是特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可产生贪腐。

而今日中国若要富强，则必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摆脱人治思想和封建特性的束缚，主张“天下为公”、维护民主共和实行依法治国，国家方可振兴自强。

参考文献：

[1] 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月第1版。

[2]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5月第1版。

篇6：论法官阅历/杜海军法律论文网

论法官阅历/杜海军法律论文网

论法官阅历

杜海军

社会阅历，是指一个人对社会、对事件的经历及理解程度。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一些事情，每天都会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思考，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则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这时，我们的阅历则日趋丰富。阅历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它能帮助人们妥善解决生活及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能够前瞻性地预测事件的发展，帮助人们正确决策。阅历之于法官，尤显重要。我下面从两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阅历是案件质量精益求精的保障。

案件质量，我们法官们每天都谈论，提高案件质量也并非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会将法官的法学知识、社会阅历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平衡能力相提并论。法官的法学知识，是法官办理案件高质量解决纠纷的前提和关键。没有较为浓厚的法学知识或者法学理论不全面，就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追究某一条文的字面意思，而忽略其立法背影和立法用意，不能综合理解并运用法律。

但是，有了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就能做一名称职的法官吗？当然不是。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从律师当中选任法官，并且将从事律师职业相当的年限作为前提。这样的规定，当然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议题，涉及了法官的社会阅历及解决纠纷的能力。

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采取的是自动升任的办法，只要你考取了司法资格，就会从书记员升为助审员，然后再到审判员（当然这需要报批，报批仅仅是形式而已），也就是说，在我国要想成为一名法官，只要考取了司法资格就成为现实。这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原先则并无考取司法资格的限制，而是论资排辈，我就是论资排辈而当上审判员的。这一改革意义重大，杜绝了法盲法官的产生。但这一改革需进一步深化，逐渐与西方国家法官制度接轨，应当进一步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当然以阅历作为重要一环。

阅历有时是很难考量，现在唯一比较直观的考量标准是年限，通常理解，年限越长，阅历越深。但这又不是唯一标准，善于思考并加以调研则是阅历丰富的又一重要条件。就拿我们法官来说，我们是办案，当然，在办案过程中会用心思考，并且对这一案件涉及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加以拓展，也就是法眼看案件，这样，当然是经历的案件越多阅历则愈加丰富。但是，也有些法官办案就案论案，不能用法学知识来分析、探讨案件中出现的问题，只会拿着书本中的条文去框，其结果，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办案机器而已，这样的话，即使干一辈子法官，只能说他经历的案件多，若说阅历丰富则实在太牵强。

法官办案，光有法学知识，没有深厚的阅历和解决纠纷的能力，处理好每一起案件只能是空穴来风。处理案件的过程，是司法的过程，但并非单纯运用法律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是没有明文规定的。这时法官就要在自己的法学理论指导下，分析情况，比对事件、案例，提出自己解决纠纷的方案或者判决，这一过程，就是法官阅历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如果法官阅历很浅，就不能进行对比分析，就不能预测判决以后将要产生的后果，就不会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可能会使很简单的案件复杂化。

二、社会阅历是法官调解得到突破的关键。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调解，调解的益处我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东营市二级法院非常注重法院调解工作，并且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在立案庭实行庭前调解。那么如何提高调解率，使调解工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取得新突破呢？阅历同样至关重要。我们每天处理的案件，很多都是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的甚至是极其相似的案件，我们就套用一种模式去调解吗？这是行不通的。即使案件相同，当事人也不尽相同，性格脾气甚至迥异，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调解，可能使一些能够调解的'案件最终因方法简单而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在调解时，法官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做工作，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做这种工作时，法官的阅历是相当重要的，法官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分析案件的成因，预测案件的走向，对症下药，妥善的提出解决纠纷的合理建议，以使案件及时合理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凭借自己的阅历有针对性采取措施会使纠纷及时解决，如果法官没有相当的社会阅历或者办经验，就不会提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提出的方案有时只是理想化的方案，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当然能达成调解只能是一句空话。

综上，法官的阅历对法官办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使我们选任的法官具有相当的阅历呢？我认为应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建立法官选任制度，逐步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律师中选任法官。现在有些省市已经开始试行这一制度，我们山东省也将从年始从律师中选任法官。在实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要尽量将一些考取了司法资格的有审判经验的法官充实审判前线。其二、建立专业化法官队伍，防止办案法官与非办案人员交流过于频繁。现在许多法院，不从事办案的人员也大多具有法官资格，因此，办案法官与非办案法官之间频繁交流在现实社会中非常普遍。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充分汲取办案经验，丰富办案阅历，保持法官队伍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 垦利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篇7：公证法律救济论/冯兴吾法律论文网

公证法律救济论/冯兴吾法律论文网

公 证 法 律 救 济 论

冯兴吾 刘文辉 包宁平

内容摘要：在公证程序中，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公证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损害，有损害就应当有救济。本文分析了公证法律救济的特征，研究了公证法律救济的各种方式，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公证法律救济的建议。

关键词：公证 法律 救济

救济在经济领域，就是指帮助，使脱离困难或危险的意思。在法学领域，就是指某种权利受到或可能受到某种行为侵害时，如何纠正、矫正或者补救的问题。公证法律救济，是指公证机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其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公证行为侵害时，依法请求有关机关采取措施纠正、矫正或改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活动。

一、公证法律救济的特征

从性质上分析，公证法律救济是一种权利，一种补救的方式或途径，同时，也是国家为及时、公正维护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

㈠权利性

公证法律救济是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所应当享有的一种权利，即当公证机构的公证行为侵害了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时，所享有的请求有关机关采取纠正、补救和保护措施的权利。

㈡事后性

事后性是指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只能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行使，而不能主动、积极地行使这一权利，这是由救济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㈢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公证法律救济的程序的启动必须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这些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公证机构，客体是为具体的公证行为所侵害的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㈣从属性

从权利产生的先后顺序和所处的地位分析，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前的权利为原权利，处于主权利的地位，其受到侵害时，救济权利随之产生，从某种意义上分析，这里的公证法律救济权则处于后位的，是从权利，具有从属性。

公证法律救济虽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公证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公证法律救济是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一项权利。如果公证法律救济权被剥夺，也就意味着将有可能丧失其应有的原权利，因为没有救济则没有权利；②公证法律救济是权利主体的主权利能够实现的必要保障。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只有通过公证法律救济的方法，其主权利才能恢复，其损失才能挽回。否则，即使法律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规定的再细致、再完善，如果主体不能享有平等而公正的公证法律救济权利，不能平等的参与公证法律救济程序，那么，实体权利也就难以维护。

二、公证法律救济的方法

㈠撤销公证书

1、撤销公证书的主体

⑴公证处

⑵公证处的本级或上级司法行政机关

2、撤销公证书的提起

⑴公证机构

⑵司法行政本级或上级司法行政机关

⑶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

3、撤销公证书的标准

⑴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

⑵公证文书确有错误或不当

⑶违反公证程序

4、撤销公证书的决定

⑴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的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的，应当责成公证机构撤销，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⑵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公证文书的，公证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撤销或不予撤销的决定。

㈡申诉

1、申诉的主体

⑴申请人

⑵利害关系人

⑶当事人

2、申诉的范围

⑴出具的公证书

《公证程序规则》第55条中规定，当事人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可以提出申诉；《安徽省公证条例》第40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提出申诉。

⑵不予受理的决定

⑶拒绝公证的决定

⑷撤销公证书的决定

⑸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决定

3、申诉的对象

公证处的本级司法行政机关。

4、申诉的期限

《安徽省公证条例》第40条规定，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向主管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公证程序规则》第5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接到公证书或者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该公证处的本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与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自知道之日起60日内向公证处的本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但提出申请的期限不得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大部分公证人员则认为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但本文认为，这里的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公证程序规则》第55条之所以明确规定“自知道之日”，是因为还有“应当知道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这里的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年。

5、申诉的决定

⑴决定维护

公证书正确的，维持原公证书

⑵决定补正

公证书内容正确，仅表述不当，应当责令原公证处收回公证书更正后重新发给当事人，不能收回的，由公证处另行制发补充性的公证书。

⑶决定部分撤销证书

公证书内容部分不真实或违反法律的，可以责令原公证处撤销对不真实或违法部分的证明。

⑷决定撤销公证书

公证书内容不真实或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的，撤销公证书。

违反公证程序的，责令公证处补充必要的手续，无法补充或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撤销公证书。

㈢行政复议

1、行政复议机关

《公证程序规则》第58条第2款规定：“申诉人、公证当事人或者其他当事人对前款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县级以上各级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管辖。

由于长安公证处的设立，必然出现司法部作出的处理决定。因此，根据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定》第8条第3款的规定，对司法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司法部管辖。申请人对司法部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2、行政复议参加人

⑴申请人

申请人是依据法律规定申请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资格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转移：有权申请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申请复议；有权申请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复议。

⑵被申请人

作出引起争议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⑶第三人

同申请复议的具体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复议机关批准，可以作为第三人。法律设置第三人制度的目的，是使同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法律争议得到统一解决，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得到法律救济。

3、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根据《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定》第5条第7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撤销、变更或者维持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4、行政复议的决定

⑴维持的决定

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⑵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⑶撤销、变更和确认违法和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

行政复议机关经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休行政行为的审查，认为该行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作出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行为违法的决定，必要时，可以附带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②适用依据错误的；③违反法定程序的；④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⑤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⑷行政赔偿的决定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如认为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予赔偿的，应在作出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决定时，同时作出责成被申请人依法给予申请人赔偿的决定。

⑸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决定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对该抽象行政行为有权处理的，经对该行为的审查，应当在30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其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交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有权处理的机关应当在60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当在30日内依法处理；其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应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㈣行政诉讼

1、行政诉讼原告、被告

⑴原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⑵被告

行政诉讼被告是指原告指控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定》第9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应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经复议而起诉的案件，被告的确认分四种情况：①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②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就是被告；③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④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2、行政诉讼的管辖

⑴级别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司法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案件；以及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司法行政诉讼案件。

⑵地域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行政诉讼审理依据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例如，《安徽省公证条例》于11月18日经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1月1日起在安徽省施行。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例如，人民法院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的行政诉讼案件，还要分别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证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公证条例》为依据。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发布的规章。例如，我省的淮南市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规章。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的、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裁决。

4、行政诉讼的判决

⑴维持判决

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判决维持。

⑵撤销判决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全部撤销或部分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①主要证据不足；②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③违反法定程序的；④超越职权的；⑤滥用职权的。

⑶履行判决

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㈤行政赔偿

1、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⑴损害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造成的――主体要件；

⑵国家负责赔偿的损害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造成的――行为要件；

⑶损害必须是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必须是现实已经产生或必然产生的，是

直接的，不是间接的――损害结果要件；

⑷赔偿是法律规定的――法律要件。

2、行政赔偿的范围

我国《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公证法律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应属“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负赔偿责任：①行政机关实施的与行使行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②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3、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是指依法履行赔偿义务、接受赔偿请求、支付赔偿费用，参加赔偿诉讼程序的行政机关。经过复议的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是，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就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4、行政赔偿程序

⑴单独提起

受害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应当先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在受理受害人的请求后两个月内不予赔偿或者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请求人应当在赔偿义务机关处理期限届满后的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⑵一并提起或附带提起

请求人在提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行政机关向请求人支付赔偿费用或履行赔偿义务后，有权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㈥公证责任保险赔偿

1、保险赔偿范围

⑴人民法院确定或经保险人同意由公证处与公证责任索赔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因公证责任引起的赔偿金额。

⑵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

⑶其他诉讼费用。如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调查费用。

⑷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应由保险人承担的费用。

2、确定赔偿额的机构

由人民法院以判决书或调解书的方式确定。采用调解书方式时，赔偿数额要事先征得保险人同意。

3、确定保险额的方式

由被保险人与公证责任索赔人以非诉讼调解协议方式确定的赔偿数额。该调解方案中有关赔偿数额的内容必须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当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就调解方案中赔偿数额意见不一致时，保险人具有决定权。

4、赔偿限额

赔偿限额指保险人对最高赔偿数额的限制。每张保单全年累计最高赔偿限额为保单项下所交基本保费的20倍。单项个案赔偿限额（不包括诉讼费用）为该件公证收费额的1000倍，对于计件收费的公证业务，赔偿限额为该件公证收费额的1200倍。

㈦公证费退还

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被依法撤销的，应当将收取的公证费退还申请人。但由于申请人的过错造成公证文书被撤销的除外。《公证程序规则》第61条规定：“因公证处的过错撤销公证书的，所收的公证费应全部退还当事人；因当事人的过错而撤销公证书的，所收的公证费不予退还；因公证处和当事人双方过错而撤销公证书的，所收的公证费酌情退还。”

三、公证法律救济的完善

㈠公证法律救济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全面

全面是完善我国公证法律救济的首位要素，进入公证法律救济的权利范围应当尽可能广泛，应使当事人拥有的各种权利都有救济之途径。

我国《行政复议法》虽然在复议的范围较《行政复议条例》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与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行政复议范围仍然较小。《公证程序规则》也只规定了当事人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或者作出不予受理、拒绝公证、撤销公证书、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本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但对于“泄露当事人隐私的、未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公证费或者巧立名目滥收公证费的，其他侵害或妨碍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的行为”则没有规定可以申诉。不难看出，我国的公证法律救济范围远未达到“全面”，扩大公证法律救济范围是大势所趋。

从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救济程序比较完善的国家发展来看，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都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应结合国情，逐步扩大法律救济范围。当然“全面”只是一个相对的界定，而无绝对的标准，同时，权利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处于不断发展更新之中，因而行政复议的范围也会不断发展。

㈡公证法律救济的程序―效率

效率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而言极其重要，对于权利受到侵害的寻求公证法律救济的当事人来说，效率意味着用最少的时间、精力、经济投入获得最大的修复。

当前，我国公证法律救济程序中救济成本高、效率低。即使最后达到了当事人所期望的结果，但由于当事人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时间、经济。因此，成本与收益也不会维持在公平的水平上。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建立新的行政法院体制，实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合二为一的新的行政审判制度，提高法律救济效力，降低行政成本。但本文认为较可行的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造和完善：①对经过行政复议，并经一审、二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避免诉程过多；②行政复议应有“从快”例外的规定。目前的审理期限只有例外情况下延长，而无“从快”的例外规定，应在当事人有充分证据必须从快法律救济时，经其申请可启动“加快”程序。

㈢公证法律救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协调

协调是公证法律救济的关键，主要指公证法律救济各环节如何统一、有序地衔接，使各项具体制度稳健、和谐地运行，从而提高公证法律救济的效率。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条和第6条规定，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主体资格仅限于行政相对人，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与之基本一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这种资格认定上的差异，导致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按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无法提起复议，而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应当通过修改、解释等方法予以消除。

㈣公证法律救济最终结果―公正

公正性作为公证法律救济的最高追求，在公证法律救济中显得更为重要，司法被公认为是解决包括公证法律救济的最有效、最公正的手段，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序的重要尺度。但是，对司法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司法部管辖。申请人对司法部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如果选择行政裁决，则不得再提起诉讼。这种将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必然影响到公证法律救济的程序公正性，因为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同样应接受司法监督和检验。因此，我国应逐步废除行政复议终局的规定，使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都能接受司法审查。

㈤公证职业化建设―规范

⑴开展诚信为民教育，规范公证法律服务秩序

在公证队伍中深入开展政治思想信念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使公证处内部管理和公证员执业活动得到规范。不断提高公证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努力建设一支“坚定信念、精通业务、维护公正、恪守诚信”的公证队伍。

⑵完善公证员执业准入制度

要完善公证员考试、考核、任命制度，吸收一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和其他高素质的人才从事公证执业，要完善公证机构用人机制，储备一批公证后备人才。

⑶加强对公证执业人员的培训

要提高公证人员的理论素养、法律专业知识和公证岗位技能，优化公证队伍的知识结构，为公证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⑷完善公证执业奖惩制度

要认真落实《公证员执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公证员惩戒规则》，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违背职业道德的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要加大处罚力度。

㈥质量监控体系―有效

质量控制是公证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公证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要制定统一公证质量标准，加大公证业务的技术含量，为质量控制提供可操作性依据；要将质量控制的关口前移，规范公证文书流转秩序，明确质量责任；要优化监控方式，逐步实行自检、互检、抽检的质量控制体系。

安徽省宣城市公证处

电话：0563－3021349

邮编：24

电子信箱：notary1964@ hotmail. com

主要参考资料：

⑴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版。

⑵宫晓冰：《中国公证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 第5期。

⑶夏呤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第6期。

篇8：论录像证据/杜百轩法律论文网

论录像证据/杜百轩法律论文网

论录像证据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03级2班 杜百轩）

内容摘要： 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录像证据是视听资料中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录像证据 保存管理 采纳规则

在我国,视听资料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使用的,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将视听资料纳入书证之列的分类法相比可谓独树一帜。从外部表象来看,视听资料兼有物证和书证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其他证据种类无与能及的特性。物证是凭物的外部特征证明案件,而录像证据是以声音、图像等再现案件的发生过程,它不仅可以记录物证的外部特征而且更能再现该物证运动的过程。书证虽是以载体上的文字、符号、图案说明案件,但是以静态的方式说明案件,而录像证据则是以“流动”的声音和画面反映案件的情况,是以动态方式呈现案件的发生过程。由此,可以说,视听资料是集书证、物证之优点于一体的独立证据形式，而录像证据是视听资料的重要内容。

一． 录像证据特征

与其他录像证据相比，录像证据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首先, 准确、客观。录像证据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与设备记载的案件的原始材料, 或使用高精技术设备提供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相比, 在记录、储存和反映案件情况的过程中, 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失真的可能性较小, 一旦形成, 比较准确、客观。

其次, 形象、直观。录像证据不仅以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证明案件情况, 而且以原声原貌再现一定的法律行为或案件事实, 望之有形, 闻之有声, 给人们直感的、生动的感受。这显然有利于司法人员准确认定案情。

再次, 动态、连续。录像证据能够动态地连续性地反映案件情况, 较之其他物证、书证、痕迹等以静态的方式反映案件情况的证据来说, 更有利于司法人员全面分析认定案情。

最后, 伪造方便, 真假难辨。录像证据与其他证据种类相比, 具有其优点, 但也存在着弱点, 即伪造方便。如录像带容易被冲洗、消除、剪辑; 录制、储存录像证据的设备装置出现技术故障或问题等, 都可能造成资料的虚假。并且录像被伪造后, 仅凭人的感官往往难以发现, 必须借助科技手段去检测。因此, 在运用时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 录像证据的获得途径

录像证据的形成,从时间上看,有的可能是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同时制作的,有的可能是案发后,侦查人员提取或制作的; 有的可能是某个单位、当事人送交或提供给侦查机关的。

其形成的主要途径:1. 举报人(单位或当事人) 制作的,主动送交司法机关的 2. 侦查人员勘察现场、搜查、扣押犯罪分子自行制作的;3. 侦查人员在侦查犯罪的同时制作的;4. 案发后,侦查人员制作的再生证据,如销赃、窝赃、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录像;5. 侦查人员提取的有关单位监控设备制作的; 6. 侦查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的;7. 司法机关制作的反映勘察现场、搜查、传讯、询问等工作过程的录像，等等。

三、录像证据的保存管理

录像证据形象、直观、具体，但又是稍纵即逝，不便保存。录像证据管理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对录像制作、复制中可能出现的故障能及时排除，如果管理不当，就会出现故障，甚至损坏或报废。

四、录像证据的采纳规则

录像证据其自身包含着易被篡改、伪造等缺陷,瑕疵录像证据一旦被法官误断为真实而予以采信,将出现不公正甚至错误的判决。因此,对录像证据的采信必须持谨慎态度,应综合、全面地对其“三性”进行审查。

1. 严格审查录像证据的来源。

在证据的采信过程中,对录像证据来源的审查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查明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排除臆造出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有客观的制作主体存在;第二,确定证据来源的真实可靠性,根据录像证据的形成时间、地点、制作人等情况,明确录像证据所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可靠,有无伪造和篡改的可能。在审查录像证据来源之际,首先要弄清楚其制作主体,因为不同的制作主体其制作的目的和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要弄清录像证据的形成时间。以诉讼为时界,一般而言,诉讼前形成的录像证据的可信度要高于诉讼后所形成的。因为,在当事人间未发生纠纷前所录制的录像证据,其目的是起预防或证明之功效。而诉讼之后所形成的录像证据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诉讼战争”的胜利。因此,诉讼后形成的录像证据中诱导性内容或断章取义的情况较多。因而,弄清录像证据的形成时间对其判断、采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审查录像证据的形成地点。

根据公众场合无隐私的原则,一般而言,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录其在公众场合的言行,所形成的录像证据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而在私人场所如在他人家中私录的录像证据的证据能力远不及在公众场所所形成的。因此,录像证据的形成地也是判断录像证据是否可以采信的重要因素之一。

3. 审查录像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其虚假的可能性比合法收集的证据要大得多。因此,在审查判断视听证据时,要弄清证据资料是以何种手段、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是否违背了法定的程序、是否采用了法律明确禁止的手段、方法等,这在判断录像证据是否拥有证据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向法庭提交的录像证据是明显采用不正当手段或通过约束证人精神、人身自由等侵害其人格权方法而获得的话,其行为本身就系违法,否定其证据能力是无可非议的。

4. 审查录像证据与事实的联系―――关联性之审查。

基于证据“三性”之一的关联性的要求,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查明录像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和行为同案件有无关联,如审查录像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同相关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是否吻合,有无矛盾之处。对于与本案其他证据有不一致或载体内容前后自相矛盾的录像证据,应严格审查。只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或逻辑上是相关的事实才有可能转化为证据。

5. 审查录像证据的内容―――客观性之审查。

由于录像证据生来就具有易被伪造和易被篡改的缺陷,在对录像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之后,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即客观性的审查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根据《证据规则》第22 条之规定，录音、录相等录像证据应提交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调查人员在审查录像证据内容是否真实之际,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或专家的力量,查明该资料的载体是否有被裁剪、拼凑、篡改等情形,一旦发现录像证据的载体有被裁剪、篡改的,应当即取消其证据资格。

6. 通过证据展示制度及庭审质证审查判断录像证据

随着庭审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当事人主义模式已逐渐取代了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法庭

尽快发现真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包括录像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材料通过在法庭上的展示和原、被告双方的口枪舌战,录像证据的形成地点、背景、方法等便清楚地展现在法官的面前,和其他证据所构成的一个证据链条便可以查明录像证据的真实性,据此探求出事实真相。

五、录像证据的运用

运用录像证据能给犯罪嫌疑人强大的威慑力和情感效力。录像证据以原声、原貌来再现一定的案件事实，使证据变成闻之有声、望之有形、查之有据的东西，给人以感性的认识。录像能再现当事人的语调、表情、动作、周围的环境背景等。这样一来，一方面，办案人员可以借助这生动、形象、直观的感性认识，对案件作出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自己所亲身经理或熟悉的人或事，能对犯罪嫌疑人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可见，录像证据所具有的这种以原声原貌再现案情，让人直观地作出判断的证明效力，是其他证据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运用录像证据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如银行营业场所所设置的电视监控装置摄取的犯罪分子抢劫银行的现场录像资料，通过映示，就能直观地证明放生了抢劫犯罪事实，指明抢劫犯罪嫌疑人的容貌特征，各犯罪嫌疑人在抢劫过程中具体实施的行为。这些案件事实如果运用其他种类的证据证明，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调查、收集多种类型、相当数量的证据材料，而且需要一个复杂的证明过程。

运用录像证据突破案情，扩大线索。录像证据具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性和信息传递的物质客观性，同时又比其他传统证据提供的信息量丰富。因此，其证明力往往比其他传统证据强。如录像带上我们可以看出参与人的多少、参与程度等等

运用录像证据认定案件关键情节，准确定性。就某一个具体证据来讲，通常其证明程度和证明的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度，录像证据也不例外。但不容忽视的是，有的录像证据能够反映决定案情的关键事实，以达到准确性，这种对案情有独立证明作用，不以来于其他证据来证明案情是有录像证据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审讯过程中，将讯问活动的全过程摄录下来，可防止嫌疑人翻供和供经验交流和事后检查。我国许多公安机关的讯问室已装备了这些设备，将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讯问过程摄录下来，这样可保留较长时间，既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又可作为成功的办案经验进行交流。另外还可全面准确地收集讯问中所有的信息和情况，弥补讯问笔录择要而记，忽略细节，遗漏某些重要情节和线索的缺陷。

参考文献：

[1]郭美松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现代法学》01期

[2]张月满 吕翠娟 《浅谈视听资料的运用》，《山东法学》第4期

[3]张永明 《论视听资料证据》，《政法论丛》第3期

[4]毕惜茜 姚健 《论视听资料在侦察讯问中的运用》，《公安大学学报》 19第4期

篇9：论行政司法行为/文正邦法律论文网

论行政司法行为/文正邦法律论文网

论行政司法行为

2000年11月5日 10:42 济南,政法论丛 发表时间：199701

一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

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三）行政调解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说服教育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形式，在新时期已成为行政指导方法的一种，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和宽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行政调解也应当同其他行政司法行为一样具有其相应法律效力，否则它同民间调解就无实质区别，也无任何权威，就很难充分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和功能。为此，我们认为，行政调解协议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一方当事人不按约履行，另一方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只不过在执行调解协议之前，必须由法院重新审理，如法院认为调解协议合法，才判令执行。

（四）深入探究行政司法行为，还必然涉及到正确认识和把握行政司法法律关系的特征。行政司法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属于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它是指在行政司法活动中，行政司法机关与其他参加人之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发生的各种关系，其实质就是行政司法机关在依法裁处各类纠纷过程中与有关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司法法律关系的主体不限于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专门机构），它还包括发生并要求解决争议或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公民、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等）；而且行政司法法律关系还不同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同管理相对人之间地位具有不对等性，行政行为具有单方面性，其法律关系具有强制性等。在行政司法活动中，行政机关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充当裁判者来解决相对人双方之间的纷争，因此作为行政司法机关，就必须充分注意和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以及回避等重要司法原则，以体现其公正性，从而既保证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又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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