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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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①宁夏江 魏中林②(韶关学院文学院 广东 韶关 51;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内容提要:郑珍是清道、咸年间著名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大量征引经学、史学、小学、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体现出与诗人之诗迥然不同的学理之美。回避或忽略最能体现郑珍学人之诗特征的学问诗,就很难对他的诗歌做出全面允当的评价。

关键词:郑珍;学人之诗;专门之学;学理之美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01-85-88

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清代道、咸年间著名学者。少时受业于舅父黎恂,颇受沙滩黎氏家族文化浸染。

及长,深受时任贵州学政程恩泽的赏识,并从程恩泽问学。与莫友芝同时崛起于贵州学界,并称西南两大儒。

郑珍生平学术以精深见长,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云:“郑珍著述虽不甚多而甚精。”黎庶昌对郑珍的学术做了比较全面的勾勒:“盖经莫难于《仪礼》,婚丧尤人道之至重,则为《仪礼私笺》;古制莫晦于《考工》,则为《轮舆私笺》、《凫氏图说》;小学莫尊于《说文》,以段玉裁、严可均二家之说綦备,则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

奇字莫详于郭忠恕《汗简》,而谬俗实多,则为《汗简笺证》;汉学莫盛于康成,则为《郑学录》。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惑。”(《郑征君墓表》)(1)1472他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成就,尤受到学术界推重。

郑珍“学擅专门,诗本余事,然心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间也”。(2)10他自认为“由来研经徒,吟咏非所暇”(后集卷5《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诗草〉题赠》)③,“作诗诚余事”(前集卷7《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然他学问富赡而溢为诗,其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陈衍的《近代诗钞》、钱仲联的《论同光体》都以郑珍的诗歌来标举晚清学人之诗。

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

很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常以专门之学入诗,而不是以莩读闵⒌闹识、典故为能事。当学人进行诗歌创作时,一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诗歌意境的构造中,因而学人之诗可以看作是“学之别体”。④郑珍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体现出他深厚的学术功底。

(一)化经学章句入诗

郑珍的诗歌没有专门的篇章阐述经学的要义,然而经学章句的引用在郑珍的诗歌中如天女散花,随处可见,顺手拈来,随意驱遣,毫不费力。他力图将经学思想与吟咏的事理打通,经学字句已成为他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一般莩毒学章句迥乎不同,非经学大师无以至此。

郑珍长于礼学研究,他引“三《礼》”入诗比起其他诗人尤多。如在《郴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前集卷1)一首诗中引用“三《礼》”就有四次。“蜿垣出户阈”出自《礼记・曲礼》上“不践阈”;“可怜倮虫长”出自《大戴礼・曾天子圆》“倮虫之精者曰圣人”;“圣王除物,赤c有专职”、“更以蜃灰水,洒彼屋与隙”都出自《周礼・秋官・赤c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虫”。郑珍对其它经学典籍的引用也十分普遍。《芝女周岁》(前集卷1):“所幸越七日,先生尔如达”,直接化用《诗・大雅・生民》中的“先生如达”。

《晦雨》(前集卷2):“肯怨行多露,度阡还破庐”,“多露”源自《诗・召南・行露》“畏行多露”。《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宵洞》(前集卷1):“钟鼓干羽帔,又杵臼磨}”,句意及文辞化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舞干羽于两阶”,《易・系辞》中的“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二)以奇字异文入诗郑珍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很深,他不无自负地说道:“我为许君学,实自程夫子……从此问铉锴,稍稍究《滂喜》,相见越七年,刮目视大弟。为点《新附考》,诩过非石氏。”(后集卷2《王个峰言某友家有〈说文〉……》)他的咏物诗中许多内容直接来自于文字训诂典籍,如《瘿木诗》(后集卷4)就征引了《尔雅》、《说文解字》、《广雅》、《释文》等文字学经典。郑珍“通古经训诂”还表现在“奇字异文,一入其诗,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陈田《黔诗纪略后编》)(1)1486,如“EB见巨口,俯瞟焉退。定魂下穴,I半明晦。一声啸呼,响砰磅yL”(前集卷1《正月陪黎雪樵舅游碧宵洞》)。诗中的一些僻字,有时不得不自注其意,如《浯溪游》(前集卷1):“当日能昏荒昏荒死阿广婪,乃见天王下殿走”,自注曰:“昏荒即昏,次山创此字谥隋炀帝”,“炀帝小字‘阿广婪’”。

(三)以考据入诗

郑珍诗歌多金石、名物考证之作,体现出他学问的博大精深。他对金石颇有嗜好,“少年嗜古心胆雄,余力颇喜欧赵风”(前集卷9《检藏碑本……》),金石考据是其诗歌中的重要内容。如《腊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据拓本和典籍论证《汉夜郎碑》、《姜维碑》和《江州邑长卢丰碑》其实就是同一碑,详尽分析了一碑三名的原因。《寄仲渔大定,属访〈济火碑〉》讲述济火碑概况,指出碑上内容足可以补《三国志》的厥漏,兼及述了黔地其它两处石刻《卢丰碑》和红崖石刻的金石价值。《玉蜀黍歌》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物名考据诗,作者考证了多种古籍,证明“玉黍乃是古来之木禾”。《文待诏凤砚并序》为遵义太守平翰考证了他所得明代文征明凤兮砚辗转流传的历史,以及文征明另两只“流晖”砚和“高斋”砚现今归落之处。《题唐鄂生藏东坡马卷真迹》考论了《东坡书马券》的价值、券之由来以及黄庭坚跋缺失的原因。

(四)以史学入诗

郑珍许多诗篇反映出他广博的史学知识,如《题〈北海亭图〉》(前集卷8)概述了晚明鹿善继等忠义之士参与魏党的斗争以及抗击清兵的历史,并纠正了北海亭之掌故传记中的错误。郑珍还善于通过史实而推衍出史论,如《书子何藏明周东村竹林七贤图》(《前集》卷8)联系历史上诸多人物指出像王戎等虽有美名却品行恶劣的大有人在。一些诗篇反映出他深邃的史家眼光,如《竹王墓》(后集卷4)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批驳了史籍关于竹王离奇传说的记载,“初时天启一州主,必有奇雄传似续。世久莫复识根原,遂缘竹姓谓天育。人非血气焉从生,盘瓠虽奇种犹畜”,指出虽《史记》和《汉书》亦难免此病,“常志传讹范沿谬,故是迁固为实录”。

(五)诗“学”广博

《题莫L亭藏文衡山西湖图》(前集卷2)可作绘画史与绘画思想史看。《与赵仲渔婿论书》(前集卷5)则可作书法史和书法思想史看。《携诸生游卧龙冈,饮抱膝亭》(前集卷7)叙述了古州城(今贵州榕江县)的名胜古迹,水文地理、历史文化,显示了他对黔地地理方志了如指掌;《浯溪游》显示了他对湖南祁阳一带的地理方志非常的熟稔。《玉孙种痘》(后集卷4)先叙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宋闻人规《痘诊论》、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等古籍对痘症的记载,再考叙了“食母秽说”、“时疾说”、“淫火说”、“孕期同房说”等痘疹病因,可做古医文看。《郴之虫次程春海先生韵》可作古代关于蚊虫的类书看。

二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郑珍的学人之诗就多体现出学理之美。

(一)作诗如治学,显示了学人的谨严与精审由于学人之诗是由学人这种理性的主体所产生的,他们在诗歌创作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其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郑珍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就保持着谨严不苟的学人本色。所吟咏的如是实物,他会尽量深入其地进行考察;如是典籍记载,会查遍可得的图籍资料,力求元元本本,殚见洽闻。诗歌“用事精切,不可移易”(白敦仁语,见《巢经巢诗钞笺注前言》),务求典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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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王维诗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融合

论王维诗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融合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了“诗佛”之称誉的诗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昧，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因此，按照禅宗“顿悟成佛”、“彻悟即佛”的说法，称王维为“诗中之佛”当是不过分的。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传高足弟子，北宗禅七祖普寂。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这位道光禅师也是一位北宗中人。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据《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记载：“于时王侍御（指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乃为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寇太守云：此二大德（指神会与北宗禅僧惠澄）见解并不同。王侍御问和尚，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要先修定以后，定后发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2]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竟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作为宗教实践、宗教体验而言，王维的“以寂为乐”、“知悟胜事”，是与禅观修习法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佛学即包括戒、定、慧三学，修持者必须三学齐修，缺一不可。其中定学一门，多强调止观双修，即在修定之时，必须辅之以观想，方可达到目的。早期传入中国的安世高禅学倡导的多半是小乘禅观，主要在于观空、观苦、观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具体有修“不净观”、“数息观”等法门，如不净观想象众生身体各处的秽污不洁；数息观则闭目凝神，端坐不动，心如止水，默数自己的呼吸出入；还有修“四念处”禅观的，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些禅观，由于有导致修行者悲观厌世，停息一切心识活动的倾向，所以被大乘禅学斥之为“沉空守寂”，非是至道。与小乘禅学不同，大乘禅观强调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真空妙有，实为不二。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中国佛学主要是沿着印度大乘一派发展的，所以在禅观方面也不主张一心唯作苦空观想，而是真有两边，双遮双照。如天台宗提出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三论宗提出的“八不中道”“二谛圆? 凇保??谔岢?摹岸慧等学”?加星康黛?鄄荒芡牙胧老啵?荒芡牙胧导噬?畋旧淼囊馑肌M跷?魑?晃或?戏罘鹫撸?灾泄?鹧в绕涫庆?谀媳倍?诘撵?ǎ?坏?泻苌畹牧旎幔??乙灿腥险娴募?小K?缒暧氡弊陟?薪隙嗟慕哟ィ?阅切?跋芯泳蛔??乇竟樾摹保净觉《楞伽师资记》卷一）的?ê苁乔阈模?谖?弊陟?笫?痪踝?吹摹洞筇拼蟀补?鹿蚀蟮戮痪跏λ??分谢故⒃蘧痪醢簿幼??艽锏健懊突Ⅲ伦悖?旧哐?澹?缴裣坠??炫?⑴??6?绨玻??尴簿濉钡木辰纭R院螅??哟サ侥献陟??阅侵终婵彰钣辛讲幌喾粒?暗K?巢瘢??敲畹馈钡撵?ǜ??宸?H缬伤??吹摹读?婺莒?Ρ??肪退档溃骸拔抻锌缮幔?谴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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