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基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的思考

时间:202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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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基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的思考,本文共5篇,我们一起来阅读吧!本文原稿由网友“巴日和公主”提供。

篇1: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基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的思考

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基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的思考

该文对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研究的地位和<文化构建>一书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对翻译的交际功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翻译的文化转向成为必然;文化转向下对译者策略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当下存在的相对的两方面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作 者:付玉群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54;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 英文刊名:NEW WEST 年,卷(期): “”(6) 分类号:H0 关键词:文化转向   文化构建   译者策略   本体论  

篇2: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中词语翻译的研究

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中词语翻译的研究

摘要: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到各方面问题。要译得恰到好处,译者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源语和目的语中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即文化语境,从而向译文读者传达清晰的文化信息。本文将从几个部分阐述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文学作品,语境,翻译

1 文学作品的特征

文学作品不同于政论文、科技文、应用文,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去表达一个现象,而是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情景,能使读者读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身临其境,是以作家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反映社会生活的。这样的特征决定了文学翻译不同于其它文体的翻译,它不仅要传达原作叙述的内容,而且还要着力传达原作的感情和意境,所以,了解语境、做好语境分析是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具难度的问题之一。一些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使译文难以完整地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甚至出现粗制滥造之作。所以,对语境的了解、把握程度有时是决定译文优劣成败的关键。

2 语境分析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语境分析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语境的了解、把握程度直接关系到译文的优劣。语境分析应从大处着眼,把握文学作品的整体框架和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小处着手,重点解决作品局部的'逻辑、语法和关键词语诸问题。只有在准确把握原文语境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才能够真实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进行文学翻译的二次刨作。

语境在交际活动中对意义的理解起着决定作用,在翻译过程中也是如此。语境不但对词义的取向起着决定作用,而且还影响到译文对原文风格和人物性格的再现。译者应根据原文风格和人物身份等因素构成的语境,充分理解原文并把握原文特点,以图准确再现原文风格。

社会文化语境指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知及社会心理等反映和决定某一语言系统的所有内容。“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则来自于文化语境”(胡壮麟)。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反映社会文化;语言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社会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不同语言文化在历史传统、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会使同一词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语义,引起的情感也往往因文化不同而各异。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时甚至引起误解。例如,英语单词individualism,有相当一部分英语学习者将之视为“个人主义”的最佳对等词汇,有很多译者在翻译“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主义”等类似汉语时,将其视为具有贬义的词项。这样的译文是西方读者难以接受和理解的。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普遍把individualism视为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当作是拼搏进取的同义词。在西方文化中,在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对人类自我价值的追求—直是西方人文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确切来说,individualism不应译为“个人主义”,而应译作“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是英美等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二百年来,西方诸国把尊重各人的权利、个人的价值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思想也深受其影响。因此,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和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是不能互译的。由此可以看出,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反映。因此,在具体的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仅翻译语言的表层信息,更要翻译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含义。

篇3:英汉语言文化思维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英汉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

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像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make water、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

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了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英汉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极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汉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了“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而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句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

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 will meet at the courtyard gate at 7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n order to visit our 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

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的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无论什么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交流的目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在中国与国际各领域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更好的发展,在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差异性的同时,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共生。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105-115。

[2]熊启煦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342-345。

[3]赵爱国 语言文化学论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8-41。

篇4:从研究范式看文化研究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影响

从研究范式看文化研究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影响

当代文化研究主要有两大研究范式,分别为活跃于欧洲的文化结构范式和主导美国的多元政治范式.前者把文化看成一种结构,强调应从互动的角度对结构的每个部分进行考察;后者则倾向于用政治术语来思考文化问题,且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当今文化翻译研究(或称文化学派)的理论深受这两大范式的引导:欧洲文化学派的'理论带有很明显的文化结构范式的痕迹,而北美文化学派的理论则深受多元政治范式的影响.

作 者:李德超 LI De-chao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刊 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年,卷(期):2005 28(5)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   研究范式  

篇5: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文化全球化视域下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文化全球化视域下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各方面从古到今的.人文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日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本文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评析,进而对处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进行了展望.

作 者:杨国强 Yang Guoqiang  作者单位:山东枣庄学院外国语系,山东・枣庄,277160 刊 名:鸡西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XI UNIVERSITY 年,卷(期):2008 8(2) 分类号:H059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翻译与研究   文化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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