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词汇语义的作用论文

时间：2022年12月11日

来源：菲迷

编辑：本站小编

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词汇语义的作用论文，本文共4篇，希望大家喜欢!本文原稿由网友“菲迷”提供。

篇1：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词汇语义的作用论文

摘要：摘要：该文以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依据，从概念隐喻的三个方面空间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对政治话语中的词汇进行语义建构，发现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中的普通词汇具有极大的解释力，并且能够揭示隐藏在词汇背后的文化特色和政治观念，从

关键词：政治理论

摘要：该文以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依据，从概念隐喻的三个方面——空间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对政治话语中的词汇进行语义建构，发现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中的普通词汇具有极大的解释力，并且能够揭示隐藏在词汇背后的文化特色和政治观念，从而可以证明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中的词汇具有极其普遍的建构作用。

关键词：政治话语；隐喻；概念隐喻；语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3-0239-02

传统隐喻学理论仅将隐喻看作一种修辞手段，并不认为隐喻是一种能够部分地建构我们的日常概念和反映我们的本义语言的有效工具。直到1936年理查德兹在其完成的《修辞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隐喻实质是“互动”的观点，在他看来语言实质上是隐喻的，这种隐喻无处不在，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所以人类对于世界的感受具有隐喻性质[1]239。理查德兹在隐喻和认知的联系上所做出的贡献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以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出版，把语言就是隐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以文学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1]71。莱考夫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并首次将概念隐喻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对美国当代政治中有关战争、恐怖主义和外交辞令中所涉及的隐喻现象做出解释，来帮助人们理解隐藏在政治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理，该文试图解释概念隐喻理论是如何在政治话语中对普通词汇进行语义建构的，从而揭示普通词汇在政治话语中所承载的特殊意识形态和文化内涵。

1概念隐喻和政治话语

1.1概念隐喻理论及其认知机制

隐喻（Metaphor）一词源于希腊语“metapherein”，“meta”意为“从一边到另一边”，“pherein”的意思是“传达、传递”，二者合一意指用一个事物的某些特征认识另一事物的语言过程。隐喻不是语言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层的认知机制，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隐喻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对不同的事物建立种种不同的联系，做出千变万化的解释[1]70。所以不难看出，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体现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上，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只有了解隐喻的认知机制，我们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正如，从“AisB”这种隐喻形式得来的“Argumentiswar”“Theoriesarebuildings”来看，单纯地按照语言的本义分析，争论与战争、理论与建筑都是毫无相似而言的。若非要按照本义语言来解释词汇意义，而不去探索主体和喻源之间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概念重合，其结果只能是断章取义，不得要领。以“AisB”这种类型的隐喻模式来探讨概念隐喻的运作机制，我们可以将A部分看作目标域（targetdomain），B部分看作始源域（sourcedomain）。一般来说，始源域是人们所熟知的、有形的具体概念，而目标域则是较为抽象的概念[3]。由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如图1所示。在A1（Life）isB1（Journey）这组隐喻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映射具有单向性，必须由“旅程”这个概念结构来构建和理解“人生”的概念结构，反之则不成立。正是由于人类对“旅程”有所经历和感受，才能选择“旅程”这个概念结构中部分凸显的特征映射到“人生”上，而非将始源域中所有概念全部映像到目标域中，否则谈论概念隐喻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可见，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还具有互动性。目标域的特征会决定始源域的哪些特征会被映射出来[5]464。同理，在A2（Argument）isB2（War）这组隐喻中，只是凸显“争论”如同“战争”一样激烈这层含义时，我们就不需要关注“战争”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和隐喻不一致的地方，即不需要过于关注两个事物的每一个方面的对应，否则我们很难从两个事物的某些特征形成概念隐喻[1]76。

1.2政治话语界定

莱考夫[6]认为，“政治就是语言，语言亦是政治”。虽然莱考夫道出了政治和语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他未曾对政治话语进性界定。马敏[2]认为，“政治语言是政治神话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材料，是在特定政治情境中所运用的语言”。而孙玉华、彭文钊、刘宏[4]则认为，“语言是政治活动的要素及政治交际的媒介，既介入政治交际中，影响政治交际进程，又是形成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世界观的决定方式。”因此政治话语被界定为“各种形式、各种语境下的辩论、发言、演讲、会谈、访谈、访问、谈判、标语、口号等政治话语，书面化之后即成为政治文本。”那么，对于政治话语深层含义的解释就不得不涉及政治语言的语义层面了。接下来该文以政治话语本文为基础，找出其中蕴含的隐喻表达式，对其中承载着概念隐喻功能的普通词汇进行语义构建。

1.3概念隐喻与政治话语的联系

孙玉华、彭文钊、刘宏[4]认为语言与政治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即语言与政治作为社会发展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要素，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另一个要素的相应变化，二者相辅相成。不容置疑的是任何语言都具有隐喻性，政治话语更是通过隐喻来构建其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概念隐喻的这种构建模式能够使得政治话语更加生动形象且深入民心，极大地满足了政治话语传播者想要通过政治语言来宣传其政治理念的愿望。所以说概念隐喻就是政治话语的基石，离开了隐喻的政治语言就成了无水之鱼。

篇2：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词汇语义的作用论文

L&J[7]（1980）将隐喻分为三大类：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本体隐喻，也主要意在帮助分析隐喻意义形成的过程和方式。王寅[5]408认为，“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将一个概念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使得语句具有隐喻性；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涉及表达两种不同事体的思想，它们的并置产生了矛盾，在互动的碰撞中获得统一，主体再结合其他因素便可获得隐喻义。”由此可见，我们更关心的是始源域的某些特征将如何转移到目标域上，同时还要关注目标域、始源域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的意义生成始于冲突又结于统一[5]406。

2.1空间隐喻对词汇语义的构建

空间隐喻又称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Metaphors），运用诸如上下、内外、前后、远近、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5]410。英语中的空间隐喻通常包含“up-down”“in-out”“on-off”“deep-shallow”“central-peripheral”“front-back”。由“up-down”这对相对空间域也会产生的一系列隐喻性表达，如“moreisup”和“lessisdown”“goodisup”和“badisdown”。1）我们希望文莱独立后，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2）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能保证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连续性，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继续蓬勃向前发展。3）上级/下级，上级主管部门例句中的'“向前发展”，其中“前”代表好的、积极的、先进的，由此可推出“向前发展”的隐喻意义即往好的结果发展。而“向后”中“后”就有不好的、消极的意思。“上级、下级”中的“上”建构的意义即好的、强的、有权力的，所以说“powerisup”“powerlessisdown”。

2.2本体隐喻对词汇语义的构建

本体性隐喻（OntologicalMetaphors），用关于物体事物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5]410。而其中又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本体隐喻是实体隐喻（EntityMetaphor）和容器隐喻（ContainerMetaphor）两种。1）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打牢根基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例句中“本”“根基”“植根”都涉及了“Acountryisaplant”。因为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犹如根与植物间的关系。只有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国家才能和平富强。同样由“根”概念化而来的“植根”“根基”等词汇的隐喻意义的构建也不难分析。“果实”“花朵”等普通词语也常常被用在政治话语中，其建构的话语意义是指目标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2.3结构隐喻对词汇语义的构建

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Metaphor）指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以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5]409。例如argumentiswar这一概念隐喻，argument这一概念用war来解释，把战争的部分特征映射到争论这一概念上，使得争论这一抽象概念更容易被大家理解。1）1949年，建立了各族人民幸福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2）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始源域中的“家庭”直接被映像到目标域“国家”中去，也就是说我们用“家庭”所具有的典型的性质特征来对“国家”的部分特征进行框定。“政府是父母”“公民是子女”“公民之间是同胞关系”“管理者是当家人”等以“国家是家庭”为隐喻框架引申得来。3）另一个是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上述例句中“同胞”映像出的关系是台湾、港澳以及海外的人民与内地人民之间兄弟姐妹的关系，同时也能反映出“国家是父母”和“人民是子女”这样的概念隐喻。4）祖国要统一，人民要团圆，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5）中国所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样在“国家是家庭”这样的结构隐喻中，我们可以将与一个国家相邻近的国家视为邻国，那么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的良好关系便可映射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了。

3结束语

该文对政治话语进行了界定，并以概念隐喻为基本理论框架对政治话语中普通词汇的意义进行构建，以具体实例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概念隐喻是如何完成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进一步证明了政治话语中普通词汇是具有广阔的政治意义的。这将为广大学习者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从而对政治话语有更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0-464.

[2]马敏.政治语言:作为话语霸权基础的结构——功能分析[J].中共浙江省党校学报,2004(4):34.

[3]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68.

[4]孙玉华,彭文钊,刘宏.语言的政治vs.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1):4.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LakoffG.TalkingPower:ThePoliticsofLanguageinOurLives[M].NewYork:BasicBooks,1990:13.

[7]LakoffG，JohnsonM.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

篇3：非汉语词汇对汉语的发展作用研究论文

摘要：从汉语发展的脉络过程来看, 非汉语词汇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仅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量, 也促使了词汇音节的发展, 同样对词语的功能性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是中国语言发展中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非汉语词汇; 少数民族语言; 性质; 文化交流; 汉语;

近年来, 语言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趋势, 其中一项就是由单一的语言研究转变为多方法多角度的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少数民族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来看, 大杂居小聚居是基本特征, 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 因而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研究古代汉语就必须要重视其中的非汉语词汇。

1 古代汉语中非汉语词汇的词源

1.1 上古时期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果追溯有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大约有四千年。如果要对语言文字出现的确切年代做一个界定,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尚无法定性。但从远古时期汉语的记载来看, 仍旧可以发现非汉语词汇的一些踪迹。汉族自古就与周边地区有着交流往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是专门负责接待外宾的官职, 《礼记》里也记载周代时期有专门记录不同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 上古时期的统治者们已经十分重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因而非汉语词汇很早就出现在汉语之中。例如“剑”这一词汇, 中原地区本没有这种武器, 而根据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 “剑”是西北地区的武器, 因而属于外来词汇的一种, 不是汉语中本来就有的词汇, 相关的记载在《史记》、《正义》等古籍中也能找到。除了这些词汇外, 上古时期汉语中的外来词汇有很多来自匈奴。汉代时期, 中原政权与匈奴之间交往密切, 既有战争, 也有文化往来, 最终匈奴一部分与汉族融合, 一部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不知踪迹。来自匈奴的非汉语词汇有很多, 例如“胡”字, 胡是匈奴人的自称, 意思大致和“人”差不多;“单于”则是匈奴王的称号, “阏氏”是匈奴的王后, 也是单于的正妻, 有时也写作“烟支”, 造成表述不同的原因尚未有定论。

1.2 中古时期

中古时期, 非汉语词汇受到佛教的影响比较大, 大多来自佛经翻译所带来的词语, 以及与古印度交往中所带来的外来词汇。在这一时期, 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大量增多, 涉及到的内容也更加多方面、多层次, 由此也可以说明民族之间的交往上升到多个角度, 不再是单一的表层文化, 更多的已经涉及到文化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佛教的.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佛教虽然不是本土宗教, 但佛教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在传入中国后, 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 成为世俗化宗教的典范。长久的发展, 佛教文化已经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以像佛教文化那样与中国社会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佛教文化博大精深, 涉及到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的内容, 而佛教用语同样引人瞩目, 对汉语语言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佛教传入的历史轨迹来看, 早在东汉时期佛教词语已经传入,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兴盛。佛教词汇传入中国主要有三个阶段, 一是东汉时期通过西域翻译佛教经典;二是从印度等地的僧人到中国来传教, 将佛教词汇传入;三是玄奘取经后的传入。从总体上看, 这一时期非汉语词汇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以及僧人们的传教有着密切联系, 佛经中的故事也丰富了汉语词汇、语言表述等方面的内容。常见的如“六度”、“三毒”、“刹那”等等, 这些都属于佛教词汇, 可以说古代汉语中的佛教词汇数不胜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 随着佛教与中国社会的不断融合, 很多佛教词汇也逐渐有了更多层含义, 不仅仅局限在宗教意义层面, 乃至后人把很多词汇都看做了常规的汉语词汇, 例如“世界”“境界”“烦恼”等等。从东汉开始, 中国对佛经的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才逐步消减下来, 从事佛经翻译的古代学者有很多, 如安世高、鸠摩罗什等等, 他们不仅为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更是对古代汉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有些易懂, 有些仍旧深奥, 其实在翻译之处, 佛经的翻译难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许多。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佛经中的很多词语、语句等都无法用汉语词汇来直接翻译, 只能通过音译转换成汉语, 如“般若”“菩提”等等。虽然这些词汇在通用汉语中一般很少使用, 但仍然可视为汉语语言中的重要成分。

其次, 中古时期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独有物品, 在战乱、民族融合之中, 这些物品逐步传入汉地, 也有了自己的汉语名称。例如“苏幕遮”, 这一词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词牌名, 殊不知其实苏幕遮最早由唐代传入中国, 是一种帽子饰物, 见于西域少数民族舞蹈时所佩戴。

1.3近古时期

近古时期,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少数民族掌握了统一政权, 或是统治一些地区, 因而这一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既有战争, 也有和谐交流的一面。契丹、女真、蒙古、满族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少数民族, 分别建立了辽、金、元、清。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 政治上的优势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原地区深入的传播开来, 少数民族词汇自然会融入到汉语语言之中。但是由于汉语语言的主导性, 不少少数民族都自觉的选择了汉化。很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更好的巩固政权, 不得不任用大量汉族官员, 并且主动地去学习汉语, 因而虽然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出现, 但最终仍然是汉语为主导, 少数民族则为汉语语言增添了更多的词汇容量。

契丹语, 契丹族建立了辽国政权, 契丹贵族崇尚汉族文化, 在学习汉族文化的同时, 也将一些契丹词语带入了汉语语言之中。例如“可汗”, 是契丹族的首领;“猛安”, 指的是契丹的部落。女真语, 女真与满族有着很深的联系, 学界不少人认为女真族是满族的源头之一。女真族政权全盛时期建立了金国政权, 但女真族的文化影响到汉族文化的并不多, 因而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不是很大。蒙语, 蒙古族是草原游牧部落, 是游牧文化的代表,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族部落, 建立了蒙古帝国。蒙语属于东胡后裔语言的分支, 到元朝政权正式建立后, 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维护政权, 不得不任命汉族官员、学习汉族文化, 很多蒙语词汇也随之融入到汉语之中。例如“那达慕”, 指的是蒙古族运动会, 十分盛大;“敖包”, 指的是路标, 也有借指山神居住的地方;“安答”, 意思是兄弟、朋友。这些词有些虽然并不经常使用, 但是也成为了汉语中的专有词汇, 是古代汉语中非汉语词汇的典型例子。满族, 满族建立了清朝政权, 虽然满语是满族的母语, 但是出于统治需要, 清朝统治者不得不使用汉语, 以至满语逐渐衰落, 到最后几乎湮没在历史之中。清王朝统治了近三百年时间, 但由于几乎没有使用过满语, 导致满语进入汉语的词汇并不是很多, 而随着清王朝灭亡后, 这些词语更是很难见到, 只有很少的专有词汇进入了汉语词库之中。例如“牛录”, 是一种军事组织的名称;“阿玛”, 是满语中父亲的意思;“额娘”, 满语中指母亲;“萨其马”, 一种糕点的名称。但这些词如今很少使用, 只是作为一些专有名词存在于汉语之中。

2 古代汉语中非汉语词汇中的文化融合

语言的交互影响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当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时, 往往会用自己的语言习惯来改变被吸收的语言习惯。古代中国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 汉语在吸收非汉语词汇的同时, 也在用汉语的习惯来改变这些少数民族词汇, 以此让非汉语词汇更好的融入到汉语语言之中, 使其成为汉语的一部分。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义、语法, 同样对语音乃至汉字的表述形式上都有影响。

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是文化融合的表现, 这种融合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方面, 民族交往是不同文化的交往, 不同的文化交往也是不同事物的碰撞过程, 古代汉语中的很多非汉语词汇实际上都是吸收了来自于少数民族的概念, 如“般若”“萨其马”等等。从语义的层面来说, 汉语中本来是没有这些词汇所相对应的事物的, 但是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 来自异域的事物出现后, 自然也就有了相对应的词汇产生, 这些词汇大多是直接音译, 加上汉语的语言习惯融合而形成的。

其次在形式上, 最直接的改变来自于语音的变化。来自少数民族的词语受到不同语系背景的影响, 很多词汇在发音上并不能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 因而古代汉语在吸收这些词汇时, 虽然很多是音译, 但并不是直接的音译, 而是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而进行深层次的改造。这种改造会使得非汉语词汇更好的与汉语语言融合, 汉语语音的一大特色是音调的变化, 而一些少数民族词汇在原有的发音中并没有鲜明的音调变化, 因而与汉语的融合首先就需要确定不同的声调, 再根据含义来确定相对应的字词, 以完成转化。

3 结语

语言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见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对于语言研究自然也应当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进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代表, 记录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是延续历史的桥梁。研究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对于整个汉语语言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这些词汇, 规范的使用词汇, 才能真正让汉语语言不断延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闫慧颖.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古代汉语教学[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 :98-99.

[2]王仲轲.古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的多视角研究综论[J].焦作大学学报, 2017 (2) :34-36.

[3]牟青.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 (2) :86-89.

[4]李春玲, 王静.古代汉语兼词之定位研究述略[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7 (6) :128-133.

[5]康振栋, 王健.古代汉语“可以”的历时演变略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 :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