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园区的政策思路探讨论文

时间：2025年06月05日

来源：半日仙

编辑：本站小编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工业园区的政策思路探讨论文，本文共3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本文原稿由网友“半日仙”提供。

篇1：工业园区的政策思路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本文针对这一现象，从产业组织、集聚两个角度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工业园区的外部经济，指出政府推进的园区建设的政策思路是为产业组织和集聚的演化创造条件，而不是复制工业园区。

关键词：工业园区产业组织外部规模经济

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各级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本文拟从理论上对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工业园区开发这一经济现象进行剖析。

产业组织和集聚的混合外部经济

大量中小企业不能通过内部生产规模扩张来提高产出效率，而是通过一种不同于大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形式，从外部共享的资源中获得降低成本的途径，这就是外部规模经济。现代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经济理论，分析特定空间的外部规模经济及其组织形式，对工业园区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cs of scale）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第一种方式是工业专门化经济（1ndustrial―specific economics），其经济效益得自于生产类似产品的不同工厂在同一区位上的空间集中。第二种方式不同类型的工业在一特定地方例如城市的空间集中，由于该地方或城市的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为生产的运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良好条件，生产的花费可以降低，经济效益因之提高。这种外部规模经济，也称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本文以经济学的概念，将不同类企业的集聚形成的空间经济视为区位优势，而将分工合作关系的企业集聚视为产业组织的外部规模经济，这些因素往往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

产业组织形式是一定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数量等条件下，企业之间在生产和销售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在“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的浙江模式中，大量的中小企业为专业市场提供商品，这是一种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外部经济的产业组织形式。专业市场是一个众多企业共享的销售渠道。通过专业市场推销产品的企业，可以共同分享专业市场商品流、信息流和物流巨大和辐射面广所形成的营销规模经济。专业市场带动农村工业发展的产业组织形式，不简简单单是教科书上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生产的合作共同体。产业组织上的变化引起了企业追求外部经济方式的变化，最终将导致企业区位布局从分散状态到集聚状态。

综上，在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中，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还取决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市场的规模、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就是由产业组织在空间集聚所谓的区位经济和产业组织的协调分工而形成的专业化经济，我们统称为外部规模经济。

企业集群是工业园区的雏形

当企业的内部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差异化加强，企业需要并且有能力建立独享的销售渠道，产业组织形式开始由专业市场主导转变为核心企业主导型。产业组织的核心依旧是销售渠道，无非是由共享的渠道转变为独享的渠道，这一变化打破了空间对产业组织的约束，企业跳出“村落式”专业化生产空间的束缚，核心企业从土地、资金、技术、设施等方面享受外部规模经济，而大量的小企业围绕独享的销售渠道选择交通条件较好、运输成本较低的区位。

区位优势是特定空间由于其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空间里的资源状况而对企业生产和销售能带来成本优势。核心企业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资本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土地的流动性。当核心企业要跳出“村落式”专业化生产空间，首选的就是区位因素，即某一个空间的劳动力、土地、交通、环境和资金等要素集聚的比较优势。因此，只有当形成一定区位优势条件下，企业才能向该空间流动，从而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组织。

从专业市场主导的外部经济转变为核心企业主导的外部经济，外部经济的来源有所扩大，相应的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能兼顾产业组织和区位优势这两种外部经济。下面，就从企业集群和工业园区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两种外部经济的有效结合。

企业集群这一种产业组织是一群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相互协作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形成的，这种聚集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外部经济性效果。该区域内的企业从事相同（竞争性）、相似和辅助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由于上下游企业间的转包合同（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横向合作），该区域内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紧密联系。企业之间在生产和经营上有相互联合的历史和背景。该区域内生产商与供应商，经销商和其他生产商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并完善成为企业网络。企业彼此在空间上的接近。由于许多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企业在该区域内的相对集中，经济活动因而高度密集。

以上特点反映了企业集群在产业组织方面的性质。如果企业集群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也不至于影响众多小企业生产和销售的成本。所以，专业市场主导下的“村落式”专业化生产，事实上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企业群落。本文在前一部分没有用企业群落的概念，是因为企业群落有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分界的标志是企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在这一部分，我们特指企业群落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组织，也有的研究称之为“中心卫星式”企业群，企业群的核心是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管理水平和研究开发实力的中心厂商，中心厂商从卫星企业得到稳定供应的零部件和其它配套服务，由中心厂商提升卫星企业产品的品质、降低其成本。该组织内部的小企业的分工与合作已经超出了空间的限制，因此既然核心企业的流动并不影响产业组织关系，核心企业可以选择区位的外部经济。大量核心企业向优势区位的流动，在空间运动上形成了“集聚”，核心企业通过集聚，使得企业群落的空间由一个村落、一个乡镇扩张到了一个县市、地区。

由于集群企业空间上接近，由企业在某一空间的集聚造成的经济活动的密度增加从而提高了所在区域外部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了成本。由于核心企业的流动和集聚能提高企业集群的联系度，相应的区位优势有效的结合了产业组织的外部规模经济。

工业区概念是企业群概念的自然延伸。广义的工业区可以被定义为：一群相互联系的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在的特定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由于工业化已趋成熟，企业间紧密联系，不断创新，整体经济效率很高。工业区内的企业有如下几点特征：企业间紧密联系，劳动力分工成熟，拥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竞争与合作并存。根据此定义和特征，工业区是由多个企业群落在特定空间自发集聚而形成的，因此，在这种工业区内，产业组织内的外部性和空间、区位的外部性是在企业群落自发扩展中得到了结合。

篇2：工业园区的政策思路探讨论文

打破市场机制失灵条件下自发的企业集群低水平演进，政府在建设和开发工业区、提高企业集群产业联系度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公共产品与外部经济

在产权制度和相应的市场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提供公共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很强，公共产品投资收益回收的长期性，时间越长，风险越大，所以超出了企业等市场主体投资意愿和能力。政府在某一个区位投资公共物品，尽管有外部性，但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操作回收一部分投资。园区的公共产品对进入园区的企业是免费或低价格享受的，这种做法在金融体制不够发达的区域是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替代，相当于通过政府向企业集资在特定区位集聚的兴建公共产品。而且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真正体现了工业园区内公共产品的价值，避免低效率的公共投资。

政府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公共产品投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形成区位优势，降低该区位的经济活动的成本。政府主导开发的工业园区是跳跃式企业集群的空间形式，弥补了企业集群在提供供给物品上的先天缺陷，因此，产业组织的范围找到了一个新的开放式的产业分布范围，工业园区结合了产业组织和区位这两种外部经济。

区位与产业组织有机结合的外部经济

一个区位能否形成企业的集聚，是企业效益最大化选择的结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各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市场主体、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利用优惠地价和优惠的基础设施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还通过税收优惠来间接增加企业利润。各地政府推出的优惠政策是决定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是，政府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如果要作为一种对任何企业普惠的政策，很有可能造成企业集聚行为与产业组织的割裂，也就是任何招商引资的优惠的效应仅仅反映到了进入工业园区的单个企业，而不是与企业相关的产业组织。招商引资政策提供的是直接的要素的优惠价格，如土地、税收、配套资金等的优惠，优势区位的企业在园区内部和外部并没有产品生产和销售在纵向和横向的分工与合作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工业园区的外部经济区位与产业组织割裂。

工业园区的产业组织基础是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推出优惠政策的预期是要在短期内形成企业在工业园区的集聚，长期的产业组织演变与短期的政策效应，本身有着不可调和之处，这一对悖论是工业园区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矛盾，无论用什么样的政策、何种开发手段，这两者的矛盾是永恒的，差别在于两者之间的权衡。

作为一个有限职能的地方政府，在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除了供应土地和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其它任何要素的供给都是和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相冲突。政府替代企业，在某些领域是有效的，但是工业园区完全由政府包干不一定就比企业行为更有效率。政府开发工业园区和招商引资的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是有效的。既然政府干预无法影响要素的供求价格，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低成本的另一个原因――要素的流动性，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

优惠政策旨在有助于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事实上等于促进了要素在该地区的集聚，这是一个长期和短期效果都一致的政策。成功的工业园区开发，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工业园区开发委员会，在硬件建设方面投资改善工业园区的内外部交通、通信等公共设施，进行土地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在管理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工业园区规划认证，制定工业园生产设施的建筑标准。有些地方政府对区域内的工业园区根据产业组织的特点进行产业功能的总体规划和分类，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给予产业政策的引导。这些政策同样给予了优惠，同时维持了区位与产业组织的联系，工业园区与外部联系的改善降低了要素流入工业园区的成本，工业园区企业与产业组织内企业的联系降低了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成本。

参考资料：

1。吴传均，刘建一，甘国辉。现代经济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2。何健。企业群理论的形成与演进。经济管理？新管理，。10

3。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篇3：强化我国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思路论文

强化我国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思路论文

内容提要：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维。为应对改革、转型、开放对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提出的挑战，作者提出了构建我国风险管理的三项对策，即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弱势群体临时保护机制和社会风险应急基金以及构建社会风险控制预警系统。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风险将日趋严峻、传统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新的理念和创新制度框架，以适应新形势变化的客观需要。

一、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及其重要决策意义

社会风险管理（Social Risk Management）是世界银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于1999年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社会风险防范与补偿的制度安排，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各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全面系统的社会风险分析基础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强调通过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处置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决策价值。

其一，社会风险管理强调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尤其强调系统思维、综合控制和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强调运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会风险的在险价值（VaR）测试、社会风险心理测试方法，并在社会风险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控制。在变化、动态的社会风险背景下，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和政策框架必然四处受阻，而系统、综合、整体协调与动态调整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框架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决策及政策效应。应当说，社会风险管理正是适应变化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变迁而提出的创新理念。

其二，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强化并发挥社会保障这一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运用市场保险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经济保障功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安排机制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惟有综合发挥社会保护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处置社会风险并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保护机制。

其三，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强调综合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风险控制工具、风险补偿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强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会风险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更为宽广，它拓展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险控制理念和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创新制度框架。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自身的.综合优势，无疑为在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保护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对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意义。

其四，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统处置社会风险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维。它强调运用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方法，探索社会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预警，风险补偿系统及其各系统的有机组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政策取向，强调层次结构、功能结构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控制、预警与补偿的结合，分析、决策与反馈机制的结合，寻求最佳的社会风险管理绩效。

在我国社会风险日渐凸显的背景下，强调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为重要的决策价值和现实意义：（1）运用创新思维对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为测度我国入世后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探索系统处置社会风险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2）将为我国入世后有效处置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保障系统的新途径。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其一，在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自身存在复杂性和脆弱性，这能否应对和有效处置入世后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及其社会保障改革进程的受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发的外部压力，无疑会加剧国企下岗职工分流与再就业的压力，对正在推进的下岗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的改革，产生严重的资金短缺矛盾。同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城镇所有劳动者，即便加速扩展步伐，在短期内也较难积累WTO压力下所需的巨额社会保障基金，并对制度稳定运行带来压力。显然，企业改革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随着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加，一方面失业保险金需求在短期内会增大，而下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则又会构成长期养老保险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缴费机制受阻，将减少社会保障的资金供给来源。尤其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隐性债务未能有效吸收的条件下，新增社会保险金的较大需求，亦会给制度运行带来潜在压力。在近几年内，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供求矛盾将显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目前的估计。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风险难以避免，弱势群体人数的增多，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行格局产生严重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TO的各项规则的实施，将程度不同地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发展。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是经济全球化演进中隐含的重要逻辑。在此意义上，入世可能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内，我国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将会更为突出，部分农民贫困问题将对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加入WTO将对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强化非常规的政策思路以缓解收人差距的继续扩大，强化临时性救助显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新旧模式

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潜在压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历程表明，社会保障改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社会保障的若干深层次矛盾正逐渐凸显，如隐性债务的吸收与消化，三条保障线与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等对近期和长期的社会稳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战，无疑会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发的新的社会风险，又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会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的近期与长期的严峻挑战不应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的各类显性社会风险外，由于经济保障、就业保障、企业单位保障逐渐缺位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长期积累的隐性社会风险及其严重性不应低估。这主要表现为下岗职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群体长期的心理压力及对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心理压抑。这形成不可低估的潜在社会风险，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导或疏导，在特定背景下将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基本经济保障和心理疏导并重，乃是社会风险策略框架关注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宣传舆论机构的正确导向和政府部门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将有助于缓解长期积累的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当代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被定义为违背社会文化规范的行为与不幸事故。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收入与分配的过分悬殊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潜在社会风险更趋严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尽快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用创新思维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如何应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呢？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用创新思维制定应对策略，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实施积极的、动态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

首先，在对WTO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充分估计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尽快构建我国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应对WTO的挑战，固然需要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但必须从战略高度上运用创新思维来构建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我国应对WTO挑战的社会风险补偿新机制。即在强化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拓展社会保障空间，强调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社会风险补偿机制，研究相应的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思路，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入世后对我国近期内的社会稳定所形成的严峻挑战。显然，如果对现有社会风险缺乏充分的估计、没有决策思路乃致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空间和保障力度可能会陷于未曾预料的困境。应强调发挥既有家庭保障、民间组织及个人防范与化解社会风险的作用，强调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及社区组织的社会风险管理责任，对有效控制WTO背景下的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

其次，强化社会救助，构建弱势群体的临时保护机制和社会风险应急基金。为缓解入世必然带来的部分职工下岗的风险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应当尽快建立社会风险应急基金，构建中央——省市——县的社会风险管理决策——控制——反馈系统，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应当切实重视构建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机制，强化社会救济基金的功能和构建社会风险应急基金。现有社会救助体系无论从制度安排、基金投入，还是从保障范围与力度上均远不能够满足日益增大的对社会救助和最低保障的需求。应当尽快构建以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补贴、收入政策调整及扶贫战略等在内的综合性社会风险管理政策思路，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有效保障。显然，如果没有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风险应急基金的强有力支撑，目前正在推行的若干改革措施都可能落空，而且会形成弱势群体的保障真空。因而，决策思路的尽快调整，将为我们有效控制加入WTO近期内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赢得主动。

第三，尽快构建社会风险控制的预警系统。随着WTO各项规则的逐步到位和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劣势的逐渐显露，潜在社会风险将逐渐显现。应当尽快根据我国国情，在对现有及未来几年我国下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总体趋势进行估计和预测，对现有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保障力度、资金供求等进行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社会风险控制的预警系统和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社会保障预警和应急基金，尤其需要强调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运用创新思维探索社会保障和社会风险管理决策思路，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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