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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本土资源的探析的论文

时间：2023年08月19日

来源：Ghhhh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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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高校对本土资源的探析的论文，本文共8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文原稿由网友“Ghhhh”提供。

篇1：高校对本土资源的探析的论文

关于高校对本土资源的探析的论文

一、本土资源的内涵及其形式

1.地方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包括自然风景和城市景观两个大的方面。既包括地方的山川大河、花草树木、地质构造、天气情况等自然因素，也包括城市公共场所、道路建筑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我们生活、学习的最低层的、最为物质化的形式。

2.社会历史传统。

社会历史传统包括社会传统和历史传统两个方面。社会传统是指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历史传统则包括该地区的全部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因素构成我们生活、学习的第二个层次，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资源形式。

3.精神文化资源。

包括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精神文化。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包括当地一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思想，当代精神文化主要指城市的精神风貌、内在的精神品质等。这三种形式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比如一种资源，它既可以是自然景观，同时又传承了独特的社会历史的因素，这样的话，这种自然资源同时也就可以被看做一种精神文化资源了。就安庆市来说，它是禅宗的发源地，位于安庆市岳西县的司空山就是禅宗二祖、三祖参禅修行的地方，这个山作为自然景观，同时又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同时我们从中还可以提炼出精神层面的东西。

二、运用乡土资源开展哲学课堂教学的必要性

1.乡土资源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哲学课堂学习的兴趣。

哲学是对世界以及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的追问，哲学所探讨的内容即便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陌生的。如何让“玄之又玄”的.哲学理论变得易于接受，如何让那些震铄古今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对同学们来说显得有亲切感，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效哲学课堂来说都是必须要思考的。明就曾对他的学生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了，都怕得走了，如何讲得行。”（《传习录下》，《明全集》，第116页）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乡土资源，因为乡土资源是学生生活和学习于其中的东西，恰当地利用它，无疑会很快消除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隔阂心理。

2.本土资源是培养学生学哲学、用哲学的舞台。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并且必须要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深化。中国儒家思想也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通过“格物致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哲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性的课程，不单单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哲学课程也同样不应该是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理论思想的简单介绍，哲学应该成为学生自觉掌握的一门武器，可以用来对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在哲学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考察、社会调查和参观访问，让学生通过自主搜集、观察、分析乡土资源，从中自己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将所学哲学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

3.哲学课程可以借助本土资源实现学生情感和价值观层面的提升。

哲学在古希腊那里是“爱智慧”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化成对“真理”的热爱，最终形成西方对科学这样“客观知识”的热衷。其实，哲学不仅仅是追求所谓“客观知识”，哲学当中也包含了个体对生命存在的各种感悟以及人对世界的态度等内容。所以，哲学教学在传授“知识”之外，更应该借助哲学课堂提升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而本土资源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资养。比如，陈独秀是安庆近现代史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构思，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通过对他思想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在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同时，实现学生情感和价值观的提升，让他们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三、哲学课堂中运用本土资源的几种方式

1.运用本土资源，创设课堂情境。

哲学类课堂相对较为抽象和枯燥，情境教学法无疑能够有效变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有研究者指出情境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情感教学对学生情意态度的影响特点恰恰就在于充分发挥了教学内容本身的情感教育价值潜能。”孔子本人其实就是以为创设情境进行教学的“大师”，他会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带学生走到大自然中去，所谓“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冠者六七人，童子五六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便是孔子巧设情境，行不言之教，让学生在游学、嬉戏之中感受自然的生机和美感，进而体验儒家的“仁义”等核心价值。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效运用本土资源，对于课堂情境的创设无疑大有裨益。比如说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开始时先给同学们介绍桐城派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对本土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介绍，拉近学生和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的距离，让学生产生亲切感并进而关注课程内容。

2.用乡土资源，建立实习基地。

很多人把哲学仅仅视作一门纯理论、纯思辨的学问，所以容易忽视对此相关的课程的实习基地的建设。事实上，离开单调的大学讲堂，在选定好的、有针对性的实习基地中的实践教学更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哲学类课程内容的理解，促进其将理论运用到现实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学生情感、价值观的提升。首先，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实践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哲学基本思想概念的理解。比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中佛教相关内容时，就可以把学生带到司空山，让学生在那样一种幽僻纯美的自然当中感受佛教“即物离物”、“即相离相”的思想形态，进而理解这些佛教禅修者们脱离世俗、静修心性的追求。其次，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实践教学，促进学生情感、价值观的提升。比如，桐城有个有名的“六尺巷”，说的是清朝大学士张英的故事。“六尺巷”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和”的理念的生动体现。这样的本土资源是对中国古人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的生动体现，在这样的实践教学中，学生就更能够把握古人的思想和行为处事的方式，促进其情感和价值观的提升。

3.用本土资源，编著配套乡土读本。

教材是一种课程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就哲学类教材而言，其中介绍的哲学家大多是在哲学史中非常有名的人物，并且重点在思想和概念的分析上。因为前者，学生无法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了解这个思想的全貌；因为后者，学生便不能接触到哲学“言传身教”、“以心传心”等方面的特质，完成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所以，整合本土资源，编著本土特色的乡土读本，无疑是提高哲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有研究者认为乡土教材有“文化激活”的功能，“文化激活是文化内化及表达的前提，从而也是乡土教材文化功能机制的起动与感受装置”。

四、结语

本土资源是课程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教材资源的一个重要补充。就哲学类课程来说，本土资源的合理使用，除了能够促进学生对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的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学生自我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可以让哲学走近他们的心里，让枯燥的理论变成生活和工作的活泼泼的智慧之源。

篇2：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

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制度范式,即要注重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仍存在着被害人权利的众多缺失之处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具体应赋予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创造一个良好的范式，给予被害人有力法律救济，彰显法律之正义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矫正

The native resources foundation and rule of law

――On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pertaining

to correct Criminal victims’ rights imperfection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42)

Abstrac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although is clear and define the victims in the party concerned and give them a series of rights, but still exists a demand lawmaking of numerous imperfections of the victims’ rights take into perfect. We must construct or purchase a kind of system type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prop up , then make a point of solution of China own problems. The victims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laim national compensation in a specific way, the natural person can request for spirit indemnity, The victims can separate supplementary civil case in court in pertaining to crime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type of legal system, give the victims relief and show the justice value of the law.

Key words: the victim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mperfection rights; correct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它使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提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位，但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仍有多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安抚和平息被害人心理，衡平保护被害人权利，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我们也不能把外国

[1] [2] [3] [4]

篇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谓是近十年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著作。作为学术理论著作，它却一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不仅成为法学学子课外必读的著作，专家学者著述立作的参考，也被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大众读者竟相捧读。一本学术著作，尤其是法学著作，能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在中国知识界实属罕见。畅销书的流行，大多是因为媚俗，而它，却恰恰相反；深刻，促成了它在读者当中巨大的生命力，塑造了它在理论上持久的影响力，成就它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强劲的渗透力。变革中的社会终究逃脱不了文化多元所导到的种种不幸。中国法治进程例外。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源。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中国是没有文艺复兴的，理性渠道的诉求习惯在中国是极少的。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全书从变法模式的讨论提出问题----如何建设中国的法治，从而反思法律的功能，进而提出其意见。从《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和《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多元而导致的法律多元在现实中对法治进程的某种阻碍或不谐调。这种阻碍往往被人们谁为只有时间才可消除，而忽视其对这种阻力产生的原因---------其价值预设------西方法治文化优于中国本土文化。从而建立文化价值等级秩序，而这种预设不可避免地也把问题的解决可能性全交付于时间，而非人。苏力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赵晓力语）。从而推翻了前述之价值预设，从而提出其解决方案。在知识平面化的前提下提出两种知识的沟通“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希冀中国法学家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阻”。

篇4：充分利用高校体育教师资源论文

充分利用高校体育教师资源论文

摘要:高校体育教师在传授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指导运动队同时,应为普通学生、社区群众参加体育锻炼提供指导、组织并引导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带领他们逐步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起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体育教师资源体育指导员

80年代末,我国社区体育兴起,群众体育回归社区,这是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群众体育回归社会的变迁,必然带来社会内部结构的调整,社会体育指导员体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中,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科学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的社会职责是:指导社会体育活动者学习、掌握体育健身的知识、技能和方法;组织人们进行健身、娱乐、康复等活动;协助开展体质测定、监测、评价等活动;承担经营、管理及服务工作。

1 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全民健身运动的影响

近年来,群众体育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主要内容,以“我运动,我健康”为宗旨,紧扣“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健身水平”的目标,群众性体育活动蔚然成风,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人们的锻炼意识、健身条件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完善,健身项目越来越丰富多彩。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已从小康水平向富裕型过渡,双休日、节假期日使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人们对生活质量,对良好人文环境和居住环境的追求,对社区建设,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区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体育锻炼的指导者,在发展社区体育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在指导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推动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活动者的身心健康、丰富和活跃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培养和巩固社区感情,增强社区的凝聚力,稳定社区的生活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2 体育教师充当体育指导员的主要优势

高等院校作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具有人才、场地、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学校体育的优势,建设好高校这个文明社区,进而辐射其所在社区,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发展,真正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的通知》更好创建科学、文明、健康的活动场所。因为大学体育教师运动经历较长,技术水平较高;文化科学知识较丰富;接触的东西是比较前沿的,更新能力更强;其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力量。所以,体育教师加入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行列,必然增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2.1 利用体育教师专业优势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整体指导能力

2.1.1 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

经过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业等方面进行调查(以广西为例)1,调查表明: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结构调查结果显示,广西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48.5%,41~60岁的占39.1%,60岁以上的占12.4%。社会体育指导员以中青年为主。广西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文化程度调查显示,在我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当中,大学以上学历的仅占36.5%,中学学历的占52.0%,中学以下学历的占11.5%。表明了当前我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程度结构不甚合理,低学历层次的比重太大,总体文化程度偏低、技术等级偏低。从事体育工作5年以下的占74.4%,从事体育工作5-的占21.3%,10年以上的占4.3%。工作资历浅、工作年限较短,缺乏组织与管理。总之,目前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年龄偏高,工作年限短,经历不足,缺乏组织与管理能力。学历层次偏低,社会体育指导员针对性地提供体育保健和运动处方等方面的能力较差,真正能够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发挥作用的非常少。

2.1.2 我国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要求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它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理论与方法的体系。社会体育的发展,既需要对社会体育客观规律概括而成的科学理论,也离不开社会体育目标和任务实现的各种有效方法。所以,社会体育指导员必须掌握体育锻炼的理论与方法、体育比赛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体育比赛的原理、赛制、计划与编排、综合性运动会的组织以及比赛各环节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等、必须掌握的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为体育活动者进行科学的指导,让活动者得以进行科学的锻炼。

2.1.3 高校体育教师的独特优势

体育教育专业是以培养体育师资为主的教学机构,体育教师在这个教学机构中学习体育理论、教育学、心理学、学习各个体育项目等,努力成为优秀的体育教师。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基本上是体育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接受过正规的体育教育,而且在教学中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从理论上形成新的教法体系。因此,高等学校聚集了大量体育专业人才,其人才不论专业种类及理论知识、人文素质等方面都会起到组织、引导功能以解决社区无人组织,人们余暇时间无事可作的问题。如果体育教师加入到社会体育指导员行列中,这无疑弥补了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水平低下的不足,提高整体的指导能力。

2.2发挥体育教师的教育优势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保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应属当务之急。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具备了培训的能力和条件,且利用高校资源搞培训完全符合“社会体育社会办”的新思路。

2.2.1 加强大学生体育骨干的培养

高校体育教育作为学校体育的最后一站,作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衔接点,是极其重要的。在校期间,体育教师除了指导训练,更要深入到学生社团、协会,培养有体育专长的学生,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组织他们深入到其它专业,负责指导其它专业体育活动的开展,以便使他们在个人能力和指导技巧方面得到锻炼提高。在促进学校体育活动开展的同时,也为他们走向社会开拓就业道路。 2.2.2 加强大学生体育综合能力的培养

所谓体育综合能力,就是体育的理论知识、技能、智力、组织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运用能力。体育老师在教学改革过程除了注重对大学生自身锻炼方法和技术技能的培养外,更加强了体育理论知识和组织指导及管理能力的培养,而且,现今大学生具有较全面的基本知识,在体育教师的培养下基本能满足初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要求。高校体育教师如能对大学生加以培养,势必能够造就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不但能养成自我锻炼的习惯,而且还具备指导社会体育的能力。

2.3 运用体育教师的组织优势传播文化、引导健身意识

体育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掌握锻炼身体的技术、技能、理论知识,课外进入学生社团,组织学生进行体育活动,培养学生锻炼身体意识。随着学生走向社会进入社区,他们既成为体育的实践者也是体育的宣传员。通过对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教育,引导其对社区体育的重视,并通过他们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动员引导更多的群众投身社区体育活动中,使学校里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得到有效传播。文化知识的熏陶,可以刺激人的意识形态,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人的行为。学校内的“人文精神”在社区的广泛传播,将促进社区精神文明的发展。

社会体育指导员除了职业体育指导员之外,应该有更多的体育教师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仅要走出课堂,进入学生社团,还要走出校区,进入群众社区当中。高校体育人才济济,是社区体育开展活动、培训、辅导最为理想的依托。高校体育部门与当地社区管理部门相互联系,派出优秀教师担任体育指导员,帮助他们策划、组织各种俱乐部或活动中心,开展适合各种体育健身活动,并帮助培养社区体育骨干,使大多数人从盲目锻炼走向科学锻炼。

3 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们充分认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重要性。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重要性和对《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推进作用,巩固和提升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鼓励给社会体育指导员适当的报酬,提高其待遇。

(2)拓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渠道。充分调动体育教师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体育高等院校的师资优势,联合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尤其是培养在校体育专业学生,使其加入体育指导员的队伍中来,为我国群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3)发动教师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学生社团活动,把科学的锻炼方法、专业知识等各方面的技能理论传播给社区居民,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双休日组织健康、文明、小型多样的体育竞赛和交流、培训活动,积极引导更多的居民参加体育活动。

(4)利用高等院校人才、场地、教育的优势积极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培训辅导。高等体育教师应研究如何在完成教学、训练的同时,提高场地设施利用率。在完成对学校体育课程俱乐部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办各种培训中心、体育辅导站,引导社区体育向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并实行有偿服务、合理共享,使高校体育向社区体育延伸。

4 结论

由高等院校体育教师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行列,既有利于造就一支大规模的、高质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以适应全民健身事业的需要;又有利于高等院校充分发掘教育资源和体育资源的潜在优势,使之迅速转化为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实优势,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因此,充分利用高校体育教师资源,造就一支大规模和高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赵芳,温织琳,黄东等.广西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体育科技.(4).

[2]廖军.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株洲工学院学报.2005(6).

篇5：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开发利用论文

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开发利用论文

1.郑州市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开发的现状

1.1郑州市地区高校体育场馆资源现状与分析

对郑州市地区巧所本、专科高校体育场馆资源情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从场地建设标准看,各高校的的体育场数量明显多于体育馆;从各个校区的地理位置看,位于郑州市中心的高校拥有的体育场(馆)数量低于位于城郊高校的体育场(馆)数量;从学校的知名度看,本科院校的场馆数量明显多于专科院校。

1.2郑州市高校体育场馆开放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这巧所高校配置的体育场馆资源有72一%上能够保证各个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和课外体育活动的需求。不过在巧所高校校区中还有13.9的高校的体育场馆不能满足正常体育教学需求,有21.2%的高校不能满足体育训练的需求,以及48一%的高校不能满足课外体育活动的需求。从巧所高校所实施的体育场馆开放政策情况的分析来看,这些高校的体育场基本上是无偿的为在校学生及社会提供服务,而体育馆的开放情况则显示为在校学生的利用率很低,有偿开放服务也很低。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郑州市地区高校的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率低,发展潜力极大,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

2.郑州市地区高校体育场馆资开发利用所面临的困境

2.1对场馆资源开发利用在理解上存在误解

对郑州市高校的学生进行调查表明,由于受竞技体育的长期影响,争先进、争评比称号,建造了不适合本校利用的体育场馆,在日常维护上管理、资金、跟不上的情况下,就减少场馆的日常使用

2.2管理体系不完善对体育场馆开发利用的影响

郑州市当前高校体育馆的管理体系及管理方法不能使人满意。管理方法是实施管理活动的根据,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管理的效益及效率。各校制定的管理方法基本上都是各校自主制定的,缺少统一性和规范性,整体的管理处于低水平和低效率。

3.加速郑州市地区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开发利用方法

3.1转变认识,加强对高校体育场馆有偿服务的产业化认识

高校作为郑州市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建设,必然要为城市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而高校的体育场馆的有效利用和有偿服务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参与热轻及对体育场馆的需要与不发达的体育场馆数量的矛盾,在为学校创收的情况下不仅能提高高校体育场馆的维护,还能是场馆得到有效的.利用。

3.2各高校管理部门要做好协调工作

各高校的体育场馆管理部门要做好的协调工作,各高校体育场馆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和课外体育活动的需求,要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需求,充分利用空闲时段合理安排对外开放,使体育场馆得到有充分及有效的利用。

4.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与全国部分省市相比,郑州市地区高校体育场馆资源条件较差,有偿开放率还于较低水平。主要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一是郑州市高校体育场馆经营管理主要由体育部门负责,管理方式方法落后,管理人才匾乏。二是影响郑州市高校体育场馆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因素是观念落后,体制不健全;经营管理机制不科学等。三是郑州市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率低,场馆资源开发程度不足,形式单一。综上所述,目前国家及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大规模的建设体育场馆,现存的体育场馆不能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场馆需求,郑州高校体育场馆的资源与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希望通过对郑州市地区高校体育场馆资源现实状况、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郑州市地区体育场馆的开发利用方法的阐述,对提高产产业意识、合理利用体育场馆提供理论依据。

篇6：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然则史学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不断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而本土资源的匮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外国史(注：此处用“外国史”而不用通常所谓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虑。史学界对“世界史”这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欧美一些学者倡导全球史观，对全球范围内的长时段共同趋势进行梳理，以建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对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事进行重新编排，整合成一部线索分明、条理清晰的“全球通史”；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时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历史意义。国内有的学者将世界史视为一个特定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分散隔绝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只是少数学者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基础上构筑的一种历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而且，国内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国史，本质上仍是“外国史”。大学里多数学有专长的世界史教师，往往拥有十分具体的研究领域，故他们在研究的层面应属于“外国史”的范畴。此处所谓“外国史”，包含国别史、区域史和涉及外国的专门史。)作为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资源更加有限，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进展，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令中国学界重视的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学界侧目的程度。这个推论对于鼓舞外国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简单化。因为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有着许多差异和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学术积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读、理论框架、学科支撑、学术训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具有厚重坚实的本土资源作为依托。

欧美中国史研究受到整个史学发展的带动和支持，这是它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重要条件。欧洲的汉学(包括中国史研究)在17～18世纪即已发端，大致和欧洲现代学术起步同时，到20世纪前期即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诚然，欧洲汉学一直从中国学术中汲取养分，一些汉学大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承认，与中国学者接触，利用中国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学的发展甚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欧洲现代史学演进所创造的有利生长环境。自15、16世纪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国史学逐渐打破神学思想和传统编年纪事模式的束缚，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和方法。随着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

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

性的成长。

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国史，力图中西合璧而春水无痕，寓西方学理于传统形式之中，但他的探索显得极为艰难(注：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以陈之天赋、学养和见识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来自域外的理论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论又相对贫乏，史学创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可以从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选取合用的理论和概念，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济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呢?

本土资源严重匮乏，而外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又必须进行，除了依赖域外资源，自然别无他途。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外国史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进“西洋史学”。大学教材直接采用外国的版本，而出版物则多为国外论著的翻译或改编。这种情形在1949年以后又延续了近30年，只是翻译和编译的蓝本不再来自“西洋”，而是苏联和西方左派学术圈。外国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话语，均受到苏联史学和西方左派史学的影响。编译或改写苏联学者的论著，乃是这个时期常见的著述方式。据有的学者统计，在1840～1990年间出版的731种美国史中文书籍中，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仅有189种，占25.86%，其余74.14%为翻译作品；而且，其中字数在20万以上的图书仅有91种，占总数的12.45%[11](p.110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史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迅速进步的可喜势头，但就总体而论，吸收、综合、甚至改编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以填补国内空白，仍是常见的治学之道。“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中文宏观话语处理”[10]，应当说尚有可取之处，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将早已被驳倒的立论当作新的发明；或误读国外文献，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实；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盗”行径，瞒天过海地剽窃国外学者的论著。

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尚未摆脱上述窘困。外国的材料、外国学者的解释，再加上外国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史学成果呢?外国史的研究水平虽然在近年里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些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但整体水平与中国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更无影响可言。在外国史学者中，与中国史大家齐名的人物比较少见。雷海宗的声望，奠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他在战国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贡献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他一些颇受称道的外国史名家，声誉似乎仅限于域内。

三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吸收欧美中国史研究取得成绩的经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经过数百年、若干代学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国学者也必须平心静气，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一点一滴地逐渐增进学术的积累。调整选题策略、不断引进资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减少

重复和杜绝抄袭剽窃，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进和强化学术训练，特别是语言和方法的训练，改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这一点也有学者业已论及。相对而言，外国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资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资源不足，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赖外国资源，因而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有着于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养和现实关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

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 Tea Party”的含义及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明显脱节，要娴熟驾驭确有很大的难度；故专治外国史的人尤应用心于历史写作，“过文字关”应当是外国史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章学习，吸收中国历史写作的长处，通过熟读诸家之作而积累词汇、丰富句式和锤炼表达，进而增强对文理、文气的感悟与把握，应当成为外国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课。

总之，中国学者要切实了解欧美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恰当地为外国史研究定位和定向，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以期逐渐取得进展，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外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是可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09-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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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课堂教学论文：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

课堂教学论文：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

作者/王爱琴

课程资源是课堂不可缺少的、关系课堂教学成效的重要的学习材料。为实现更有成效的课堂教学，有不少教师尝试汲取本土课程资源作为课堂教学的学习材料。本土课程资源因地缘等原因，更易引起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兴趣，从而有利于开展有效教学。我以某教师应用南通本土资源为材料创设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教学设计为例，谈谈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的体会：

一、营造理论孕育的生活前提――在体验本土情境资源中开展有效教学

成功的课堂导入离不开贴近学生生活和时代的、贴合课题的、简洁而新颖的教学情境：新课教学内容的每个环节的知识点都需要由学生所熟悉的合适的生活情境孕育、生成出来。本土情境资源在促进有效教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地缘优势。

例如：南通某教师在设计“面对经济全球化”课堂导入时，播放南通进入桥港时代的简短视频，视频中气势恢宏的苏通大桥和洋口大港实现“港桥联动”，带来南通与世界的互动发展，将南通纳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从而引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让学生在体验家乡新变化的本土生活情境中导入新课，自然又巧妙，时兴而别致，很容易吸引学生对本土情境和教学内容的关注。该教师在新课教学的过程中，仍选用南通本土资源作为教学情境，从学生介绍南通的优势企业人手，引出南通的大型合资企业中远川崎造船厂，对照教材内容，以教学内容为理论主线，设计了系列南通川崎的本土情境以预设生成相应的教材内容：以川崎的历史预设生成跨国公司的含义、资本全球化；以川崎的销售预设生成贸易全球化；以川崎的产品预设生成生产的全球化；以川崎的微笑预设生成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以川崎的哭泣预设生成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以川崎的明天会更好预设生成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本土情境和预设生成的教材理论比照式设置让人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之感，如此奇巧的本土化的'预设生成犹如故事情节般的设置令学生主动关注和追随本土情境与课堂教学情节的发展，觉得趣味无穷。

整课围绕南通本土川崎造船厂的发展这根材料主线，追随教学内容主线，按教学内容的需要选取南通川崎的本土情境课程资源，以能准确、恰当、贴切地服务于教学内容为尺度进行剪裁，(教学论文 )并从多角度加以利用，有重点地加以渲染、突破，如此独具匠心的本土情境的选择与设计具有本土、恰当、时尚、精练、紧凑、别致等吸引学生眼球的特点和优势，为开展有效教学，提供了令学生感到熟悉而亲切有趣的理论孕育的生活前提，促使学生在本土情境资源的体验中，自然而然地从生活逻辑过渡到理论逻辑，在教学预设中顺利实现理论生成。

二、培养方法习得的思维模式――在思考本土课堂设问中开展有效教学

课堂设问是课堂的精髓，成功的课堂设问是通向有效课堂教学的桥梁和捷径。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参照本土资源，以本土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难题为依托，精心而又巧妙地创设出能生成相应教材理论的系列本土化的课堂设问，有利于激发学生关注地方发展的兴趣，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从本土资源的现象中归纳、抽象出教材理论，从而促使学生在本土化的课堂设问的训练平台上学会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秩序、学会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等思维模式。

例如，在“面向经济全球化”的课堂教学设计中，该教师创设了三组模块化的本土课堂设问构成整节课的框架式的设问体系以引导学生在分析本土问题的过程中习得一般思维方法：第一组课堂设问模块：①川崎所造之船的部件分布在世界各国生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哪方面的表现？②日本川崎公司投资南通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什么表现？③南通川崎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属于经济全球化的什么表现？（由这组问题分析，学会归纳出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的教材理论，学会分析与归纳的思维方法）。第二组课堂设问模块：①从川崎的微笑中你能体会到经济全球化的有哪些积极影响？②从川崎的哭泣中思考：在川崎的利润分配中，对中国为什么如此分配不公？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公的分配会导致什么消极影响？（由这组问题分析，归纳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教材理论，学会辨证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第三组课堂设问模块：学生参与网上跟帖讨论：川崎如何创造更美好的明天？①有同学发帖：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我们南通的川崎应退出经济全球化，走民族自主发展的未来之路。②也有同学发帖：参与经济全球化给南通川崎带来发展条件和机遇，南通川崎要依靠外国来创造自己的明天。（由这组问题分析，归纳出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

如此简洁而完整的问题框架体系，有效地避免了因课堂设问的随意性而致整个课堂充斥零散不堪的小问题，理论支离破碎、不成体系；课堂结构无层次、缺美感等弊端，从而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在分析、讨论、解决本土问题的过程学会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方式，学会在分析本土问题要点中整合、构建知识体系，形成知识体系化的意识。学会在教材理论综合体系的指导下去认识、分析某个本土问题；进而学会在对富有个性的具体的本土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综合出一般性的理论，又能综合运用所学的教材理论分析具体的本土问题。

三、促成情感体悟的反思升华――在探讨本土未来发展中开展有效教学。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是课堂有效教学的灵魂。传统的课堂总结往往只注重了知识的总结，却淡化能力和方法的提升，尤其忽视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反思升华，从而降低了整课教学效果。因而，广大教师越来越重视课堂总结中的情感体悟的反思升华，把它视为开展有效教学的画龙点睛之笔。

例如，该教师的课堂总结在回顾知识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再次创设了一个课堂教学的亮点，设计了一道综合本课内容的本土合作探究题：自年底，特别是以来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南通川崎没有置身于外，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双重不利影响。南通川崎公司的订单锐减，开工不足，员工一星期只有两到三天的上班时间，公司的业绩和利润大幅下滑，职工的收入减半，公司处在有史以来的低谷时期……探究问题：假如你是公司的管理者，你将如何带领南通中远川崎造船厂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走出困境呢？抛出探究题材料后，该教师引导学生围绕南通中远川崎造船厂的困境和难题展开合作讨论、探究，引导学生把思考的触角触及企业成功经营的三要素、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等知识点，在教师的点拨下学生把这些知识点按照该本土探究题的思维逻辑归纳综合成答案体系，掌握了探究的思路和方法；学生感悟出趋利避害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和经济安全意识，在为南通川崎献计献策的过程中倾注了对家乡的关注和热爱的深厚情感。

这样的课堂总结，在更高的平台上推出一个本土实际发展难题，在开放的视域中吸引学生回顾本课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综合《经济生活》各处相关知识的整合能力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能力；这样的课堂总结，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在关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更加关注中国、南通的发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经济安全意识、本土意识和关心、热爱家乡的情感。在体验、感知、探究、反思中升华关注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本土探究中总结、在反思升华中形成的正确态度、意识和情感最终铸成有效课堂教学的灵魂。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二中）

篇8：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幼儿学习空间论文

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幼儿学习空间论文

挖掘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地实施幼儿园教育，力求“低成本、高质量”的教学活动，是目前“新课程向多元化、本土化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更是促进孩子个性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从幼儿园实际出发、从孩子出发，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自然”资源、涉取适当的“节日”资源、引领孩子利用“自然情景”、丰富幼儿的“区域”资源、捕捉有益的“游戏”资源，依托主题活动，让本土资源与课程有机整合，能拓展孩子的学习空间，为孩子提供适宜的、多样化的活动平台，从而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有效学习和健康发展。

随着幼儿园新课改的不断推进，课程多元化、本土化发展已越来越明显，“日益重视园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了目前新课改的主要趋势。特别是新《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更为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新课程观，更注重幼儿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幼儿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注重幼儿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提高。而课程资源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幼儿终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教师不仅要使用教材，更需要广泛地生成更多创造性的教学资源，力求“低成本、高质量”的教学活动。

针对目前新课程实施现状分析，我们看到由于师资素质、办园条件等各种原因，各幼儿园在使用课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有些课程内容与幼儿园的实际（尤其是农村幼儿园）不相适应；经费紧缺、教学设备差，导致教师为幼儿提供的操作材料就相对较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幼儿园幼儿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日常的教学活动，教师说教、灌输现象严重，这样并不利于孩子的发展。教育家瑞吉欧就曾提出：教育应该开发和利用幼儿感兴趣的、想要研究的事物和问题，并将之扩展为幼儿的教育内容。《纲要》也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教育，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学习的空间和平台，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正好为弥补和缓解新课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提供了有效平台。丰富的本土资源正是幼儿园教育很好的补充材料。开发本土资源实施教育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园教育向生活回归，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丰富孩子们的经验；从而也拓展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使幼儿更加关心社会、了解家乡，并在了解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得以自然而然、轻松愉快地融入社会，从中体验并形成对家乡的良好情感。

我们的家乡地处长三角地区，蕴涵着许多丰富的民俗资源、旅游资源、地方资源、特产资源、人物资源。该如何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有利于幼儿园教育教学的`本土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呢？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一、选择贴近生活的“自然”资源，拓展主题教学内容

选择教学内容必须以幼儿生活实践为基础，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不例外，必须从孩子实际出发，以孩子为主体，让孩子获得发展为目标。作为教师应该在关注幼儿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从大自然、从家乡的乡土特色中，挑选一些课程资源，来拓展主题活动内容，充分体现本土资源利用的兴趣性和生活性。

在《秋天》这一主题活动中：教师结合建构式教材为大班的孩子在“秋天的果实”活动中加入家乡特色的果实――银杏、栝楼、板栗；在“树叶变变变”活动中，巧妙地插入美丽的银杏叶贴画、印画；在蔬菜造型中增加了家乡的雪藕。并专门设计了“农家乐”活动，让孩子在玩稻草、玩麦秆、玩泥巴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发展幼儿的创造力并提高幼儿对美的感受能力。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孩子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依托建构式主题活动教材，有机融入本土自然资源开发设计的，内容既是孩子们所熟悉的，又是孩子们身边就拥有的教学内容。因此，孩子们学起来就比较直接、具体、形象，易于理解和掌握。在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发展需要随时调整、生成主题内容。健康活动《推小车》，也是教师利用当地资源：竹子和生活废旧物品铁罐，充分运用家长资源，共同制作亲子“教玩具”――小推车，而生成的活动。由于孩子参与了、家长参与了，孩子的兴趣颇高，小推车的利用率也高，充分发展了孩子身体的协调能力。

二、涉取适当的“节日”资源，充实课程内容

通过“节日”让幼儿对本土文化进行了解，在学习中了解家乡的文化，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能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感。近年来，随着长兴的不断发展，梅花节、樱桃节、采桃节、杨梅节、茶文化节……一个个都纷呈亮相。在此期间，教师就可以有选择性、有针对性，以节日为载体，设计一些教学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有机调整、充实到课程中，让孩子在节日的氛围中感知、体验本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充分体验节日的热闹氛围，共同分享收获的快乐。如林城的梅花节、和平的采桃节等。当然，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遵循本土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和“教育性”原则，不能脱离幼儿实际发展水平、远离当地的地方特色，死板地照搬，而应该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挖掘有教育价值、有助于幼儿发展、有意义的节日活动。

三、引领孩子利用“自然情景”，拓宽幼儿活动空间

让教育回归真实的生活，让幼儿园回归大自然的环境，是《纲要》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符合新课程观提出的教师要倡导“低成本、高质量”的教育。活的教学不在于呆板的课堂教学几十分钟，而在于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大自然才是孩子们探索的宝库。例如：在认识“色彩斑斓”活动中，教师就打破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走出“课堂”，带孩子去广阔的大自然，开展教育活动，当孩子们一个个欢呼雀跃，兴奋地发现：“黄黄的油菜花开了！”“蚕豆花有三种颜色，白的、黑的紫的，真漂亮”、“马兰花，白白的”……在这样的感受的基础上，教师适宜抓住教育契机，丰富词汇，引导孩子说自己的发现，孩子就会觉的有趣、感兴趣；他们就象快乐的小天使，甚至有的孩子还会自发地把自己最喜欢的花画下来，尽管他们笔下的花千奇百怪，这才是他们真实情感的表达。

四、充实幼儿“学习”资源，丰富幼儿的区域活动

区角是集体活动、个体需要的有益补充；它与集体教学不同，区角活动中幼儿的选择性更大，幼儿的主动性更受尊重，区角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对幼儿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挖掘本土资源，丰富区角活动的操作材料，创设多样化有教育价值的区角，有助于孩子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身体、情感、认知及社会性等各方面的发展。

1.数学角：针对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逻辑性、概括性强的特点，利用数学角辅助幼儿学习数学，引导幼儿关注周围环境中的数、量、形、空间关系，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非常重要。

利用丰富的自然物与日常生活中的废旧物品能为幼儿操作学习制作并提供廉价的教具学具。利用实物玉米、大豆、花生，可让小班幼儿等按种类、大小、颜色分类、认识1和许多；让中班幼儿进行数数、一一对应、排序、分类练习；大班幼儿可进行数的组成、加减运算、群数的练习。利用大自然中的石子、果核、松球可让孩子们进行大小、颜色分类，利用废旧毛线进行自然测量，用火柴棒进行拼图……这样的游戏操作，幼儿既能通过观察、分析、比较逐渐对数学方面有所了解，同时又发展了幼儿思维的准确性、敏捷性、创造性。

2.美工角：小麦杆、狗尾草、树叶、果壳、石子、豆类等等在农村都是极易收集、获取的材料，通过观察，有意识引导幼儿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再加工、再创造，能使美工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高粱秆“眼镜”、地瓜叶柄“耳坠、手链”，麦秆“戒指”、“烟袋”，狗尾草编做的“小兔”，还有树叶、种子粘贴各种小动物等等，这一切无不蕴涵着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孩子们的一切绘画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废物中得到体现。

如何挖掘本土资源，丰富区角活动的材料，教师还需要做好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让幼儿学会共同选择收集材料。

对幼儿来说，收集废旧材料是一项有趣的工作，是幼儿自主自愿的工作，在收集的过程中既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也可以提高孩子参与操作的兴趣，从而发掘更多的可利用资源。

第二，充分发挥家长的力量。

通过群策群力、家园互动的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家长的收集热情，使获得的资源材料品种繁多，源源不断，充分体现资源利用的“低成本”性。

第三，注重材料的地筛选和分类。

充裕的材料，能够极大满足幼儿自由选择的需要，能够让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进行挑选、操作；但如何合理收集、存放材料至关重对孩子收集来的材料，教师可以按四大类进行归类：自然资源（如：蔬菜、豆类、谷类、瓜果、树木、花草、纸绳等）、生活资源（陶土、泥沙、砖块等）、废旧物品资源（易拉罐、雪碧可乐瓶、牛奶盒、鞋盒、饼干桶、废旧轮胎螺丝等）、边角料资源（泡沫板、纸板、毛线、碎布、纽扣、过时的装饰物等），尽可能使材料的取舍呈现“开放性”状态,以保证幼儿的操作活动顺利进行。

第四，教师必须坚持“同种材料多种玩法”的原则，使资源的利用在各个领域得到有效整合。如：大班幼儿用稻草扎出稻草人后，利用各种材料进行装饰，然后放到表演区用于稻偶表演。中班幼儿也可以去借用，激发孩子的参与热情；也可用稻草编辫子，可以拿到操场上玩“揪尾巴”游戏。让它们成了幼儿最喜欢的体育器具，激发了幼儿游戏的兴趣。

五、捕捉有益的“游戏”资源，拓展幼儿的游戏天地

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孩子们的主导活动。“挖掘本土资源、利用废旧材料，为每个孩子提供丰富的游戏活动材料、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能让教师再次拓展思路，改变原有的教育资源观，感受到其实真的很“富有”。用木料、沙泥、石头、轮胎等废旧资源自制一些玩沙池、滑梯、浪船、翘翘板、秋千、攀登架、梅花桩，能为幼儿开展体育游戏活动充实材料、丰富内容。带孩子们去田间走乡村里的沟、埂、溪都是孩子们有益的户外锻炼，用走田埂练平衡，其效果有时甚至会超过“独木桥”的功能。还有“踢踺子、跳房子、捉迷藏、丢手娟、切西瓜”等都是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户外游戏。当然，教师更不能忽视传统的民间游戏资源。如“炒黄豆”“挑花线”“抬轿子”“斗公鸡”等,不仅能丰富幼儿的自由活动和户外活动,更重要的是幼儿在游戏中互相交往,能培养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合作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忽视教育环境的价值，更要充分利用、充分挖掘本土资源，为孩子创设适宜学习环境，营造有效活动氛围。我们长兴，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竹节、麦秆、无纺布条、种子、玉米梗、西瓜籽、果壳，都是一些易取的资源，巧妙地将其用于教学环境创设，能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充分体验“创造美”的乐趣。利用竹节编制各种造型，挂在教室外的走廊能起到美化、装饰作用；利用麦秆、无纺布条、种子也可以精心制作一些手工艺作品；还可以运用玉米梗、西瓜籽、果壳粘贴小动物，用橘子皮做菊花，把各种蔬菜、水果进行造型，变成有趣的动物等，并将它们有效地与教学活动有机结合，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在教学实践中“选好”“用好”本土资源，充分挖掘本土资源蕴涵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杜绝“拿来主义” 思想，从幼儿园的实际出发，从孩子的兴趣入手，以“让孩子获得发展”为根本目的，充分依托主题活动，让本土资源与课程有机整合，为孩子的有效学习和健康发展提供适宜的、多样化的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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