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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时间：2022年12月17日

来源：考研人不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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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本文原稿由网友“考研人不熬夜”提供。

篇1：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研究宗教信仰的品位与格调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我国宗教的现状,认识我国宗教文化的社会与审美价值.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更重要、更带长远和根本意义的是要提高信教群众宗教信仰的`品位和格调,按照影响宗教信仰品位和格调的诸要素,提高信仰主体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科学文化教育素质、个人生活理想、追求、爱好素质和营造正常文明的宗教信仰氛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作出品位高、格调雅的反映人们宗教生活的精神文化产品,包括宣传无神论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者：李建生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刊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5(4) 分类号：B91 关键词：宗教信仰宗教文化品位格调

篇2：宗教文化与民俗论文

一、方言的产生与民俗的形成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并使用的。最初语言的出现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为统一行动发出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只在一个集团的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所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个地域所专有的，只反映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习俗、文化内涵。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某个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该地区的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语中，这也就是说，方言词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现象。例如，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岛地区称为“连襟”，而天津人叫“一担儿挑”。可见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传承、相沿而成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或约定俗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与惯例规矩，从而形了风格迥异又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社会各领域中不断传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民俗周圈与方言使用区域在地域上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两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说同一种方言话语的人，在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一致之处。我国自古就对民俗和方言的关系有所阐述，如《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中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正揭示了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说明民风民俗是否相同与方言话语是否相通是可以互为条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二、方言文化与民俗旅游的关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特定的方言词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地域与居民。由于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习惯的方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哪一种民俗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过该地区特有的方言词汇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民俗显露出来并且与方言一样，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从这一方面来说，方言可以称之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岁时年节、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民俗的传承与演绎，始终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民俗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流布产生了影响，反映并制约该地区各种民俗的形成和传承过程。语言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决定了语言与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建设的相互依赖性。方言土语正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会性、稳定性、传播性、变异性对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为载体，以民风民俗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都市的品格与象征并一起构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众多因素，一个地区的方言特色也就是当地民俗的演变、发展形式之一，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旅游业更具魅力与吸引力。方言作为载体与地域文化一起构成了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从最基础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对于真正把握各地区的旅游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结构，都有很大的帮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一种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它也必然活跃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内。可以说，通过对方言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民俗旅游的内涵与特色。

三、天津方言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天津有着丰富的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天津方言的历史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天津人操一口特殊韵味和语调的天津话，天津方言中有许多外地人很难理解也很难学会的词汇和语调。天津方言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特色，在语言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词汇方面，天津话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富有人情味，成为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天津自古是军事重地，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各地的移民拼凑而成的。军人粗犷的性格和移民火爆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明代“燕王扫北”之时，安徽一带有大批军人携带家眷来到天津守城戍边屯垦。这些军事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江淮方言便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著名语言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淮平原。到了清代，天津仍然是淮军的大本营，从而淮军将领占据了上层社会地位，其使用的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得以推广流通。天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凭借航运码头和皇城脚下的优越位置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特色。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人杂五方，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内涵深厚，呈现出以老城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军旅文化和以海河为中心的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风貌，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使天津的卫派文化独树一帜，得领风气之先。因为方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及历史变迁。天津方言中有三个字使用频率最高，最能反映卫派文化的性格，一个是“哏儿”，一个是“嘛”，一个是“了”(liǎo)。“哏儿”是天津人的语言优势，卫嘴子能说善讲，表达幽默，天津人的乐观是全国出了名的;一个是“嘛”，天津人好奇，参与意识强，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好打抱不平和见义勇为;再一个是“了”，天津人很务实，只要认准了就去“了”，了就是办，天津人很重情义二字，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脸要面。方言话语与地域文化可以突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化形象，从而使该地区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彰显着天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及地域文化互为载体对中外旅游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天津民俗以方言的形式世代相传，蕴含着这个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天津方言与丰富的天津地域文化在各个层面互相融合，构成了天津地域的特色旅游文化。例如，天津话中的“莲年有鱼”所突出的年俗文化;“枣栗子”所突出的婚俗文化;“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所突出的宗教文化。每到旧历新年天津的年味最浓，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极受人们欢迎。画面上的娃娃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因“莲”与“连”同音，“鱼”与“余”同音，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反映了津门的时事风俗。津门民间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向寝账内撒红枣、粟子和花生，这是利用“枣”谐“早”之意，“栗子”谐“立子”之意，而取‘早立子”的吉祥含意;用花生，谐“花着生孩子”的意思，表示子孙满堂，既生儿又生女。天津自古以“河海通津”而著称，当时人们为寻求神灵的保护，航海女神妈祖便应运而生。天津的天后宫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由于天津自设卫以来，作为河海要冲的交通地位始终没变，所以几百年来妈祖文化在天津传承不断，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自元代在海河三岔口西岸建起了天津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天妃灵慈宫(后称天后宫)之后，三岔河口地区便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至明永乐二年，在天后宫建成七十八年之后，天津才开始设卫筑城，由于天后宫建立的时间早于天津建城，从而留下了“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此后，海河沿岸天后宫一带，船只聚集，商业兴起，人民繁衍。不久以天后宫为中心，形成了天津城市最早的一条商业街——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堪称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天津民间视天后为万能之神，这种信仰对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许多颇具天津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拴娃娃的求子习俗、献船挂船的还愿习俗、出皇会的祭祀习俗等。天津方言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亮点。天津的方言和民俗文化引起了外国以及外地游客的极大兴趣，但目前没有作为品牌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但是让天津的地域方言文化促进民俗旅游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构建突出天津文化旅游特色的方言旅游区既有利于保护天津的传统民俗文化又可以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而使用天津方言进行民俗文化的导游讲解则可以充分展示天津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形成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个性特征，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方言和民俗文化对天津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方言的独特韵味构成了特殊的旅游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传承津味儿民俗文化旅游的独特性，与其他地区旅游文化错位发展，是促进天津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整体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篇3：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文化与建筑

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文化与建筑

建筑理论与设计翻圈豳毯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文化与建筑摘要：从历史上傣族的迁徙与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讲述西双版纳傣族宗教建筑的塔、缅寺的形制、特点与原由。关键词：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人们都熟知美丽的西双版纳，知道月光下的风尾竹，不过也仅此而已。最近，因为工作上水利工程地点多位于云贵高原的原因，对该地域有深入了解的机会，引发了对彩云之南：西双版纳傣家建筑的兴趣。时光，宗教祭祀活动频繁，有“ 七月一大赕，三月一小赕 ” 之说，再加上每年众多的节日如新年节，开门节、关门节等等，相应的宗教建筑、祭祀场所，歌舞文化都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在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傣族又受到了周边地区国家和地区，包括初步探讨之下，发现西双版纳傣族建筑竟是记录了古中原，百濮僚、金沙江流域、澜沧江流域、缅甸、印度等众多文化的混杂的历史。在这些混杂的文化共同作用影响下，再加上傣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创造出了今天独特的傣族宗教建筑。西双版纳土著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出现傣族特有的快乐宽容无忧无虑的性格，各民族对于傣家文化的影响似乎没有汉族对于外来文化痛苦的抉择和消化的过程，很多时候是快乐而无所谓的 “ 共生” 着。社会文化和自然条件是建筑活动赖以生存的土壤，纵观傣族历史，充满了颠沛流离的苦痛和离奇的际遇，正是这种独特的际遇造就了傣族的建筑文化。西双版纳傣族与当地的布朗族、佤族等土著民族不同，其民族源自中古时期的长江流域。在此一时期，汉族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而长江以南地区侧分布着大量的民族部落，因其族属众多，在汉族史中难以记载，故统称为百越、百濮等。其中百越在汉族力量南侵时，南移至粤闽等地，或形成一些小的民族地域。傣族的祖先作为百仆中僚族属则开始了其民族史上第一次迁移，由江西、湖南等地迁至四川成都平原及南充一带。其时间大约相当于公元四世纪时期。此一迁移使得僚族属由江河湖海的地域移至山川纵横的小川盆地，但其生活方式仍保留着长江流域民族的一些共性，如干阑式建筑、水稻农业、文身、钢鼓、原始鬼神崇拜。随着汉族势力的进一步扩充与巩固，僚族属被迫开始了其历史上第二次迁徙。由四川成都平原避祸至金沙江上游川、滇、傣家人有句话 “ 汉为父，缅为母 ” ，汉缅两族（国）是对傣族各方面影响最大的因素，汉族政权作为 “ 天朝” 对于傣族的政治结构、官吏制度等方面有一定影响；而缅甸则主要是从文字、宗教方面影响傣族。傣族移居西双版纳后文化生活上最大的事件就是小乘佛教的传人。随之带来的是傣族宗教文化、文字、社会道德等方面全面的进步。西双版纳傣族全民信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早期，在大乘佛教传入之前，我国北方，包括西域地区，均信奉小乘佛教。但与版纳不同，版纳所流传之小乘佛教是以印度南部巴利语系为基础的小乘上座部，巴利语在古印度属于较为低俗的语言，不象梵语一样高贵，因此也注定了小乘南传上座部的世俗性，佛教传人版纳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之间。佛教传人后即为版纳全民信奉，为拼写巴利语佛经，依据巴利语4 1 个字母再加上1 5 个辅音字母创立了傣文。其时间大约在明初。但实际现在版纳傣族所信奉的佛教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纯正的佛教。其经文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与佛教无关，而是大量记载了版纳傣家的道德文化观念和农耕科学知识。其原因来源于一个有趣的历史传说。在佛教传人之前，傣族受百越文化影响，信奉巫术、寨心崇拜、猪神崇拜和祭谷魂。傣族认为万物有灵，家有家神、寨有寨神、勐有勐神。为此有一套庞杂而有趣的祭祀仪式。在佛教初传人版纳时，僧侣四处宣传佛法，曾遭到传统势力的抵制。传说中谷魂奶奶慷语称雅奂毫）因不满僧侣对佛法至高无上的宣扬，一气之下离开傣家，结果三年内傣家谷物颗粒无收，僧侣饿得奄奄一息。此时谷魂奶奶回来说，大家各有专功，何苦贬低对方。僧侣们心悦诚服。双藏交界地区。此一迁徙在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可以找到踪迹。然而怒江、金沙江上游自然环境非常差，以水稻农业为主的傣族先居很难适应，加上连年战乱，水土流失严重，为了寻求更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全傣族部落在头人的带领下毅然南迁，在《巴塔麻嘎捧尚罗》的《迁徙篇》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 为躲避灾难，谋求生机，爬了十万座山，走了三千处平地，走出冷森林，走进热森林 ” 经过艰苦的迁徙和大量的人员牺牲，最终定居在澜沧江流域最为富饶美丽的西双版纳地区。进人一个稳定发展经济和独特民族文化的时期。到十世纪前后形成了大傣（旱傣）、山傣（水傣）两大聚居区，即两大部落联盟。本文中重点探讨的是最能代表傣族文化特征的西双版纳傣族，及这种文化中所形成的宗教建筑。方谈定，在佛经中加入谷魂奶奶一章，并且加入大量记载傣家优良传统的`章书。从此西双版纳连年丰收，人民富足，这就是现在版纳傣族佛经中 “ 雅奂毫” 一在南宋末年，云南全境受大理段氏所建立的大理国控制，其上仍听命于中原朝廷，其文化制度基本照搬中原型制。大理国南境与东南亚丰岛接壤，民族战争较多，大理国傣族将领叭真受命进驻西双版纳地区，内平叛乱，外御强敌。战胜勐泐各地，建立景金殿国，并在此时出现了第一部西双版纳傣族的编年史《泐史》。这部用傣文编写的史籍记载了自1 1 8 0 年傣族第一代召片领叭真及其后各代召片领的史绩。也记载了傣族自此八百年在农村氏族公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领主制度领导下的无战乱、无自然灾害、无残酷阶级压迫的、衣食充足的幸福快乐的生活。章及其它大量傣族文化知识记录的来源。于是佛和神就在傣家人的宗教中的佛教也加入大量的世俗内容，加之傣族男孩出家不离家和傣家人快乐的天快乐地共处着。环境是很大的决定因素。西双版纳林木茂密，万物蓬勃。版纳性，版纳地区的佛教发展得开朗而且生机勃勃，可能更接近于佛祖拈花微笑的本意，而不象藏传佛教变得沉郁阴森。傣家人是共生的高手，他们可以把猪放进笼子，牛拴在床下，父母兄嫂共居一室，青芒果里加上盐巴辣子。同样他在景龙金殿国建立后，傣族的民族文化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一方面，傣族作为百濮族系的一部分，承继了长江流域古民族所共有的传统文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如巫师文化，多神教、万物有灵等自然崇拜；另一方面又有傣族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如重视人世上的幸福生活，不祭祖，有名无姓。其中们可以让召片领管理政务，阿章管佛教，避曼管寨心，波摩管祭神，大家糊里糊涂，其乐也融融，几百年了，就这么过的。所以傣族，尤其是西双版纳傣族的文化构成相当复杂，既有古百越文化的遗存，又有汉族文化的影响和印度佛教文化的熏陶，这一切在傣家人的生活中与建筑中尤其是宗教建筑中均有明显的体现。从上面叙述中，可以推测出傣族宗教建筑中各种文化影响的痕迹就是并存。由于手中资料有限，只能对傣族宗教建筑作一初步的探讨，但从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出各种文化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建筑，而不是一个建筑师所设计出的建筑。首先是塔，这是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最重要的特征建筑。塔内大多安置佛的遗物或佛迹的标志，在小乘教中是至高无上的。版纳有大量单独建筑的佛塔，如景洪周边的七座宝塔，建于山林中人迹罕至之处，周边均是茂密的森林。其中六座均安放与佛祖有关的遗物，只有一座安放的是一代召片领宠妃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傣族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认识。如前所述，傣族历史上历经迁徙之后，对于稳定的生活十分重视，在三江上游生存时期又饱受自然环境恶劣的摧残，进入西双版纳这一人间天堂后，傣家人痛定思痛，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十分严格，用现在的话讲是走上了一条 “ 可持续发展之路 ” 。这种对于环境的重视深入人心，体现在傣家对于自然的认识，他们将自然界的事物按重要程度排列，第一位的就是“ 林” ，依次是水、山、地、人。对于山林、水源的保护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类的一切活动均不得破坏山林、水源。这样一来，傣家人的生产、生活和自然达到高度和谐的良性循环，数百年来物产丰饶，安宁幸福。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傣家人衣食足而礼义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优裕，人民拥有非常之多的闲暇的遗物，不知为何，也许是一时高兴。这些塔平时无人管理，只有过宗教节日时，就是傣家所谓 “ 过赕” 时，才会有附近寨子的人来供奉，一般是供奉蜡条，糯来饭团等等。塔的型制受东南亚佛塔影响较大，多为单层砖（下转第8 6 页） ‘7 5‘

篇4：文化全球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心理学思考

文化全球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心理学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而这一现象却导致了宗教信仰多元化.这主要是由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信仰自身的独立性和本土性以及文化是大众共享而信仰是个体选择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

作者：樊召锋杨玲康淑霞 Fan Zhaofeng Yang Ling Kang Shuxia 作者单位：樊召锋,杨玲,Fan Zhaofeng,Yang Ling(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甘肃,兰州,730070)

康淑霞,Kang Shuxia(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刊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6(6)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宗教信仰多元化心理学思考

篇5：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以人的意志（或由人以神的名义）为核心而形成的使物质和精神相互协调的生存方式体系。每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发达与不发达，都以其独特性丰富着人类文明。由于时空的差异，根据历史和地域诸多因素。人类文明被大致区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两者之外更具局部特色的区域文明。时至今日，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大冲突、大混战、大交流，除去个别地区，完全纯粹的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都已不复存在，然而，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并末因此而消失，随着东方民族经济地位的崛起和不断上升，向西方文明一边倒的状况正在转变，对东方文明之价值的重新审视，成为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时，许多睿智之士认真思索的重大课题。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都是宗教文化。其重要性的程度在于，足以依据它来判断是文明，还是野蛮。一个民族或其起源时的部族、部落，当他们已经具备共同信奉的宗教时，哪怕仅仅是原始宗教，这个民族部族或部落，就已经脱离了野蛮，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举起了文明的火矩。这种判定文明的依据，不以此宗教为高，也不以彼宗教为低，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依照这个标准，东方民族不仅具备自己的宗教形态、自己的文明体系，而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本文中所说的东方宗教文化，特指在东北亚地区，在中、韩、日三国具有广泛深入影响的儒释道三教文化。

殖民时代的思辩方式，曾经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文明为基准，判定哪个民族是文明的，哪个民族是野蛮的，成为一个了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理由。所谓“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经令人发指地摧残过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东方文化，在他们所谓“野蛮”的东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们自己才真是野蛮。他们曾经企图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把自己的文明属性特征――基督教加强给全部东方民族。历史证明，这种虚妄的企图最终也未能彻底实现。

尽管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优势地位仍是明显的。当然，这种优势已经不完全属于基督教，而是属于连基督教也要背离的所谓“现代文明”。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特指不仅背离传统，甚至背离人性，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种“文明”以现代媒体为依托，正挟持着无数年轻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扑向21世纪。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20世纪是“除魅”（解咒）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人类的启蒙导师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们希望籍此而唤醒人类，让人权胜过神权，从而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一个缺乏神圣感的时代终于降临了。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认为“人皆可为舜尧”、“满衔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设教”被斥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讽鄙视。在以佛神圣为一端，以痞子无赖为另一端的精神架构中，处于中间地带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无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成为一种不绝于耳的哀叹。

应该说，任何一种正当的信仰，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土壤植被。邪门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当的信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恶席卷大地，恰恰因为正当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坏。

21世纪初，应该是知识分子对20世纪深刻反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

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

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

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

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使每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从感性到理性都发生转变。

如何使儒佛禅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教化作用，重新成为三国加深交往、共同发展的牢固纽带。

东亚的儒佛禅思想虽源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始终处于为中国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几代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儒佛禅只有浅薄混乱的认识。相比之下，韩国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没有失去社会精神支柱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以汉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中国虚下心来再学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毕竟在中国，且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复兴，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邻”，中、韩、日三国在文化交流中会推

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如何弘扬儒释道文化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明对接，取长补短，共创人类新文明。

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过程，恐怕还需要几百年、上千年。佛教与中、韩、日三国，儒教与韩、日两国，都创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终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这也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仅仅西风东渐是不够的，东风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将禅向欧美传播的经验，是东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要西方以谦虚的态度聆呼东方的声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东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质虽柔，柔可克刚。三国的经济背景虽有不同，但是三国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确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东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将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视的态势，而最终将造福于全人类。

篇6：略论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

略论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

宗教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并渗透到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领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宗教文化所起的作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所以，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开发宗教文化资源,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一、宗教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特色的、有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极具旅游价值，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开拓新的旅游市场，吸引游客，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各种宗教信徒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以朝圣、做弥撤和烧香拜佛、考察研究为主要内容，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会转化为旅游动机，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宗教圣地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伊斯兰教克尔白圣殿）、耶路撒冷（基督教耶稣圣墓教堂、伊斯兰教阿克萨清真寺、犹太教所罗门圣殴）、伯利恒（犹太教古以色列大卫王的故乡、传说中耶稣降生之所）、意大利罗马、梵蒂冈（世界天主教的中心）都成了国际旅游业发达的地方。

中国宗教种类齐全，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更有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如明教、白莲教等。仅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各种宗教名胜古迹就有150多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共有3000多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吸引了海内外信徒、专家学者和一般游客。佛教文化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佛教教规、礼仪和宗派，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寺院、石窟和佛塔，其数量之多、艺术之精、历史之久是中外驰名的。1987年国务院公布的汉族地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就有142座。丰富的佛教文化具有同一性中的差异性、特殊性：如同是佛寺，五台山的宏伟建筑与九华山的民舍构造就各具一格；同为雕塑，山西云冈的石雕和天水麦积山的泥雕、泥塑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技巧。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则会发现佛教的三大建筑都会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派和不同的地区而显示出不同的风采。

再以被奉为道教崇拜的神--妈祖为例，每逢妈祖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湄洲祖庙内外人山人海，香火鼎盛，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以台湾最为突出，总要抬着妈祖像回来探亲、进香还愿。

当然，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宗教派别的差异，全世界的宗教信徒都有自己向往的圣地，在宣传招徕过程中，应当有针对性，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根据宗教文化的特点，丰富旅游商品，增收创汇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如出售各种宗教纪念品，佛教的木鱼、进香袋、数珠、雕像，提供斋饭；道教的“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画幅、介绍宗教名胜古迹的书籍。以佛教胜地普陀山为例，其针对游客的类型、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出售各种各样反映普陀山风貌的图像和以观音菩萨为主的佛像，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利用宗教节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一些宗教节日，由于符合人们心理要求，不仅是信徒的节日，也成了民间流行的节日。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等流行全球，傣族的浴佛节（泼水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其新奇感和神秘感颇具魅力。

宗教音乐艺术以其深邃淡泊的旋律、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人们，特别是佛教音乐、基督教的圣歌圣乐都深受信徒的欣赏，成为举行宗教仪式和欢庆宗教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

宗教文化也可以通过间接的形式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传说非常生动，被搬上了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并广为传播。如《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唐僧取经的故事和一些风景名胜如火焰山等，《八仙过海》中的道教名山、故事都随着电视、小说的传播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激起一些潜在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电影《少林寺》的上映，使其成为广大武术爱好者和旅游者必到的地方。

宗教文化对旅游饭店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显示出准备投资的饭店以某一国家或某一宗教信仰者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时，那么投资的饭店必须有相适应的设施及膳食供应，绝对不能对客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匀惯有所违反和触犯。所以，在一些有宗教名胜古迹的地区应投资建造符合宗教规定的饭店或房间。如果在清真寺附近投资建饭店接待伊斯兰教信徒，而饭店没有专门供应牛羊肉的膳食设施，也会引起客人的不满。总之，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游客，应提供相应的接待服务。如对穆斯林来说就不能提供由猪肉制作的菜肴；对佛教信徒就应设斋饭；逢“佛成道节”应提供腊人粥；基督教圣诞节时应制作圣诞树，举办圣诞晚会，分送圣诞贸卡等小礼物等等。

宗教文化不仅对硬件--饭店设施有影响,而且对软件--管理与服务也有要求。在承担接待宗教信徒任务的饭店中，员工应具备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这样管理者才能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客人采取、制定正确的接待方案；服务员才能对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导游也才能为客人作更好的导游讲解。

二、旅游业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发展旅游业，就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其中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过去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敦煌莫高窟等都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云南的筇竹寺、承德的外八庙、北京的潭柘寺等也修缮一新；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重现昔日的风采。由于党和人民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濒临消失或年久失修的宗教文物古迹得以保护和修复，重新发挥了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寺庙宫观，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捐赠钱款，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大声喧哗，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

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如峨嵋山金顶，198l年旺季时游客蜂涌而上，一些年轻人竞劈床板，扯草垫来烤火；食堂的饭碗也被搞得一个不剩，三天之内，仅金顶一处就造成直接损失一万元。游客造成的火灾使峨嵋金顶被焚于一炬。再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也由于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而引起大量剥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宗教名胜古迹已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条例，如在宗教旅游区范围内禁止乱扔乱涂乱刻行为；禁止游客烧烤、野炊、砍伐树木；禁止燃放爆竹、烟花；禁止对各种宗教雕塑、壁画摄影；限制游客人数等等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总之，不能“保”了旅游，而“丢”了宗教文化遗产。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明代外国传教土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有的更组成了宗教文化考察团，而国际上还有专事宗教旅游的旅行社。1991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再者，旅游活动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宗教节日、仪式、用品、教规、音乐和饮食逐渐地传播开来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当然，旅游活动的发展对宗教文化也有一些冲击，如一些宗教独有的教规、仪式等慢馒地失去了神秘感和特性，有的甚至变成一种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

三、旅游业与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我们知道，宗教名胜古迹的开发具有保护传插宗教文化和发展旅游业双重意义，对此应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真执行，严格区分正当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非法宗教活动的性质，不能让非法宗教活动在宗教名胜古迹区内得以进行。

再者，宗教文物古迹的修复与重建，应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坚持“修旧如新”，切忌“整旧如新”。人工建造的风景,也应与周围的宗教文物古迹相协调。如杭州韬光寺一带的茂林修竹，构成了一种幽雅超然的意境；西湖的保铛塔姿态秀美，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风格雄伟，两者分别与湖、江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观相辉映。如果当初建造时地点互换，就难以形成今日两地的美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在开发宗教文物古迹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宗教名山胜地随意架设缆车，匆匆上下，既无法领略攀登的特有感受，削弱了旅游的吸引力，又破坏了山岳的“神气”。总之，一是要注意保护宗教文物古迹原有的价值、意境和特点；二是要有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两者不可偏废。

其三、宗教文化遗产的开发，不仅抢救继承人类的传统文化，而且开辟了人文旅游景观，应该注意的是：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维修如不与旅游活动的开发相结合，最终只能是“保”了宗教文物，“丢”了旅游，宗教文化、“国之瑰宝”也无法为国家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挥应有的作用，宗教文化本身也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中外成功的实践经验证明：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和传播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宗教文化遗产这一宝贵的资源。如西藏拉萨和青海西宁的佛教寺院其规模之大、价值之高是少有的，然而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气候、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使得游客无法大量出入，难以领略藏传佛教独有的风采；再如泉州这座“世界宗教博物馆”，其宗教种类齐全是国内罕见的。佛教影响力最大，有“泉南佛国”之称；保存着全国最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清净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摩尼教遗址--草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此外还有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珍贵文物，这些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使得泉州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十多年来泉州开发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业并使之成为本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既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也引起了不少宗教信徒、专家学者的兴趣，从而促进了泉州与外界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研究。如近年来先后举办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在泉州的宗教史迹考察活动、中国泉州南少林武术节和泉州南少林学术研讨会、伊斯兰教文化与泉州学术研讨会等等，不仅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研究，而且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总而言之，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篇7：宗教信仰对俄罗斯艺术与文化的影响的论文

宗教对俄罗斯文学创造方面的影响

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罗斯所信仰的东正教来源于古拜占庭帝国，在俄罗斯文化中，宗教既是信仰又是世界观，是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俄罗斯人对宗教的信仰，先知的预感，心境的启迪，使命感都体现着对宗教的信仰。以东正教为核心的宗教，深深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学创作。宗教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圣经”，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重要精神氛围，也是文学艺术创造作的题材来源。了解反映宗教意识的作品，也许是深入了解俄罗斯人、理解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罗斯基（1439-1515）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4页）而著名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与其说是独立的论著，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页）。直到16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长期以来，俄罗斯教育中心的内容都是宗教。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集》等）学会读和写的。直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才有所改变。因而使得俄罗斯喜多著名文学巨匠也深受宗教影响，如果戈理，索罗维耶夫等，他们宗教特征都深刻的反应在其作品中，成为影响俄罗斯人灵魂的著作。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罪与罚》中塑造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作家对俄罗斯现实的宗教神秘主义认识和理想。而果戈理曾受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曾到耶路撒冷作了一次朝拜，足见宗教对俄罗斯人深远影响。

篇8：宗教信仰对俄罗斯艺术与文化的影响的论文

俄罗斯人对宗教的狂热甚至可以延伸到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当中，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是伟大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古朴风格，同时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势力的影响下，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浓厚性质。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明单位，其中俄罗斯文化被称为“俄罗斯东正教”，这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烈影响。俄罗斯建筑是俄罗斯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中的主流建筑———宗教建筑，即“教堂”的主要艺术取向，力图体现建筑艺术所受宗教的影响之深刻。以教堂建筑为重点和中心的莫斯科新克里姆林宫的建设，标志着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俄罗斯建筑》第二章）。18世纪中叶，莫斯科的建筑师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巴洛克建筑风格。这是在俄罗斯的宗教艺术范围内形成的一种风格。这个时期的建筑物当属以巴洛克风格建成的宫殿和教堂。俄罗斯的教堂建筑风格被称作斯拉夫式教堂艺术风格，以与拜占庭式教堂艺术风格相区分。它是拜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包括了的三个时期不同风格的教堂艺术，即古罗斯、俄罗斯和当代俄罗斯特点的教堂艺术。俄罗斯各地耸立的教堂似乎在诉说着昔日宗教势力强大而无所不能的辉煌时代，有记载的古罗斯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有400多座，它们都是古罗斯教堂艺术成就的结晶。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教堂则可数以万计，它们也都是俄罗斯艺术家和匠师们的精心创作。正是宗教的发展推动了艺术载体与现实需要的教堂建筑的不断创新与超越(《俄罗斯艺术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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