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东汉诗体的流变，本文共9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胡大叔”提供。
篇1：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汉代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简单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数来分别诗体的话，我国古代的主要诗体形式在此时都基本上具备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一节为《两京当诗体穷会之变》，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认为变化始于西京，完成于东京。四言诗作为《诗经》的嫡传，受经学影响，箴戒劝谏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汉有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东汉傅毅有《迪志诗》。虽然张衡《怨诗》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都有超迈前人之处，但是已无力挽救诗体的衰微。骚体诗本来自于楚歌，有很浓的歌体的特点，此时主要向两方面转变，一方面和辞赋发生融合，如梁鸿《适吴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直接写作《适吴赋》。另一方面进入堂庙，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典雅，脱离楚歌朴实自然的本色。五言诗在西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在民间流行，也有部分诗人用来进行艺术创新。而到东汉时代，则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七言诗是此时新兴的诗体，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五、七言诗起着主导作用。汉代，尤其东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讨论东汉诗体流变时，这两种诗体将作为研究的重点。一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谓：“《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沈德潜《说诗zuì＠①语》：“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五言诗是汉代最有成绩，且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体，正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文人五言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使一些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东汉五言诗，除作者情况相对明确及史书记载为歌谣谚语者外，我们习惯上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因为时代邈远，人世难详，故名为古诗。以《李陵录别诗》、《从军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另一类，它们或在魏晋六朝乐府中演奏而被记载，或标题见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或古书径称乐府者，统名之为乐府。其内容颇为总杂，内中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等成就最高。尽管这些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却因为在当时并未引起史家重视，从而造成“人代冥灭，清音独远”的遗憾局面，甚至连其创作时代也未能断定。
五言古诗，大都是文人创作，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钟嵘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钟嵘《诗品》中提到的数量为五十九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包括残诗残句共收录六十一篇。分别为：《文选》收《古诗十九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详述见后），《玉台新咏》中《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和《古绝句四首》，《古诗类苑》据《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辑录《古诗三首》（“橘柚垂嘉实”、“十五从军行”、“新树兰蕙葩”）和《古诗》（“步出城东门”），《华阳国志・巴志》中《咏谯君黄诗》、《刺巴郡郡守诗》、《思志诗》三首，《艺文类聚》中的“采葵莫伤根”及《太平御览》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残句八篇（其一为见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关于这些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同意其中有西汉之作。钟嵘虽也说：“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但在《诗品・上品》中把古诗放在李陵诗前，李陵是西汉武帝时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的原则，古诗中应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时。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及古诗“兰若生春阳”九首诗归于枚乘名下，当不误。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经学者考证用太初以前历法，亦属西汉之作。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刘勰确定为傅毅之辞，“去者日以疏”，钟嵘引旧说，疑此一类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二诗言及东都，四篇作品当肯定成于东汉。《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无确凿证据证明为西汉之作，权归于东汉。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录别诗》全为五言，包括《文选》收《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古诗苑》收《录别诗》七首、残句“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及苏武《别李陵》“童童孤生柳”一首、《艺文类聚》收苏武《答李陵诗》“双鸾俱北飞”一诗，又有“岩岩钟山首”、“远送新行客”，《古文苑》等书作孔融诗，前诗《文选》注引作李陵诗，《文镜秘府论》引文有“少卿以伤子为宗”语，和后诗内容相符，故逯氏收入李集。此外，逯氏又以为“红尘蔽天地”二句和《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引“许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徵”二句为同篇；《北堂书钞》“清凉伊夜没，微风动单帱”和《文选・陆机〈拟明月皎夜光〉》注引“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为同篇；《文选・〈三良诗〉》注引“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和《文选・〈王明君辞〉》注引“行行且子割，无令五内伤”为同篇。逯氏指出所谓苏诗实则出于李集，他说：
又检《隋志》，只称梁有李陵集二卷，不言有苏武集。而宋、齐人凡称举摹拟古人诗者，亦只有李陵而无苏武。据此，流传晋、齐李陵众作，至梁始析出苏诗，然仍附李陵集，昭明即据此选篇也，以出于李集，故《文选》苏武各诗他书尚有引作李陵诗者。要之，此二十一首诗，即出李陵众作也。
此说精辟。（注：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336页（中华书局）。逯氏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有《汉诗别录》一文，可参考。）关于从李陵集分出苏武诗始于梁代，也可以从钟嵘《诗品》看出一些迹象，钱钟书先生曾就《诗品》不录苏武诗提出质疑，说：“顾罗网古今‘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可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 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不啻举子下第，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试主选人本科闱墨也。”（注：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144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或许是钟嵘一方面遵循历史载记仅著李陵，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出现的意见而在《诗品序》中提到苏武诗，所以徘徊于两者之间。
刘勰《文心雕龙》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知道在刘勰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不过六朝时期的学者可以说还是坚信李陵有诗的，例如钟嵘就明白地把李陵诗放在古诗之后。近几十年，学术界也倾向于怀疑李陵诗歌时代的传统说法。我们认为宋颜延之《庭诰》所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从作品看，除《文选》所定三首为西汉李陵诗外，中间确实混入其他人的作品，如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始归，归时与李陵告别，地点当在塞外，而诗中“河梁”、“江汉”、“日南”等
语皆与史实不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说：“钦立曩写《汉诗别录》一文，曾就此组诗之题旨内容修辞等，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依据《古今同姓名录》，后汉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以少卿最为知名，故后人以此组诗附之耳。”逯先生的考证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将此组诗全部放在后汉末也难令人信服。不过，认为后汉亦有李陵其人的推测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今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②都夷白狼、pán＠③木、唐＠④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臣，且献诗三章。益州刺史梁国朱辅遣从事史李陵与郡掾田恭护送诣阙，并上乐诗。知东汉中期有名李陵者，不仅有诗歌创作经历，而且“有鸟西南飞”、“俯观江汉流”、“暮宿日南陵”、“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都与其身世相符。所以，我们怀疑这组诗中“烛烛晨明月”、“晨风鸣北林”当属东汉李陵，而因姓名相同误入西汉李陵集中，《艺文类聚》八十二载古诗“泛泛江汉萍，飘荡水无根”二句疑亦为集中作品。“有鸟西南飞”、“陟彼南山隅”句意颇同于屈原《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其余十七首虽不能定其作者，也当放在东汉。“钟子歌南音”中说，“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不类西汉李陵语，李陵兵败，一家族灭，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从《汉书・苏武传》中和苏武对话中表现得最明白，恐不会在朋友私下的赠诗中称当时为“清时”。相反，明帝永平正是东汉最兴盛的时代，不仅后代人这样看，当时人也这样看，班固《东都赋》中的颂辞就足以说明。“童童孤生柳”中有“依依恋明世”语，当作于东汉中期。（注：按此处的观点及材料均为赵师所提供。）
当代学者多以为古诗产生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执此主张者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从五言诗体的发展来考察，认为傅毅与班固同时，而“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只是完成了五言诗的体裁，与班固“伯仲之间”的傅毅当然不可能作出佳丽的古诗来。二是从作品内容来考察，认为这些作品表达知识分子失意沉沦之感，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前夕矛盾斗争的侧面。（注：说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及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
实际上，这两个理由的说服力都不足：第一，用个人的诗歌成就来类推整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在逻辑上本来就欠严密。况且班固所存几首佚诗，也颇有含蓄蕴藉之意。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所引：
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衿。
借以刺朝廷对亲贵宠幸之过。又《北堂书钞》卷百二十二所引“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所引“延陵轻宝剑”，虽为断句，寄情亦深，入之《古诗十九首》中，未见不及处。今所存班固诗皆咏史，而非无兴寄之作。事实上，五言诗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西汉时的“邪径败人田”等民间歌谣，虞姬的《和项王》，枚乘的九首诗作，戚夫人、李延年、班婕妤等人之作都表明早在西汉文帝武帝时代五言诗在民间、妇女中和个别不太受时俗观念束缚的文人中有相当发展。而东汉明帝时之李陵亦有一定数量的《别诗》，则五言诗之大量产生，不一定到东汉之末。第二，任何时代都有生活的成功者和失意者，“汉文有道恩犹薄”，知识分子的仕途失意沉沦落拓，固然多与政治黑暗相关，但也不能完全将其失志归结于此。此后，汉末的赵壹身处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有《秦客诗》和《鲁生歌》表现直士不遇之情，和《古诗十九首》比，就别是一种风味了。东汉李陵诗和《古诗十九首》写亲友离合，人生悲欢，并没有对社会的直接批评，语气含蓄委婉，温柔敦厚，也可以看出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人情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注：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和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文人五言诗新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都举出大量证据说明古诗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不始于汉末。赵敏俐书中又指出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仅代表个人创作，不能说明当时五言诗发展水平。）
东汉五言乐府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包括残句共收录四十一篇，它们是：《江南》、《鸡鸣》、《陌上桑》（“日出东南隅”）、《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豫章行》（“白杨初生时”）、《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斜狭行》、《陇西行》（“斜径过空庐”）、《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艳歌何尝行》（“飞来双黄鹄”）、《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白头吟》、《怨诗行》（“天道悠且长”）、《梁甫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枯鱼过河泣》、《离歌》（“晨行梓道中”），《文苑英华》所收《箜篌谣》（“结交在相知”）、《上留田行》，《选诗拾遗》所收《古八变歌》、《艳歌》（“今日乐上乐”），《文选・笙赋》注引《古咄jiè＠⑤行》（“枣下何攒攒”），《文选补遗》收《视刀环歌》（“常恨言语浅”），《匡谬正俗》引《古艳歌》（“兰草自生香”），《齐民要术》引fán＠⑥胜之书的《古歌》（“高田种小麦”）及各类书中残句十五种。见于《宋书・乐志》的《江南》、《鸡鸣》二诗据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考证为西汉作，证据可信，故从。（注：《江南》中西和北协韵。萧涤非曰：“当为世传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鸡鸣》有“后出郭门王”句，萧氏曰：“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白头吟》，《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诗自绝，相如乃止。但《诗比兴笺》说：“《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云《白头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御览》、《乐府诗集》同之，亦无文君作《白头吟》之说。自《西京杂记》伪书，始附会文君，然亦不著其辞，未尝以此诗当之，及宋黄鹤注杜诗，混合为一，后人相沿，遂为妒妇之始，全乖风人之旨。且两意决绝，沟水东西，文君之于长卿，何至是乎。”此说是也。《文心雕龙》、《诗品》论汉诗，皆不及卓文君，亦可补充此说。又《宋书》中《白头吟》文字与此有出入，是晋乐所奏曲，非原诗。则原诗或东汉之作。
《梁甫吟》在《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录作者名，《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称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故《艺文类聚》等书题诸葛亮作，而逯氏据李勉《琴说》及蔡邕《琴颂》认为《梁甫吟》不始于孔明，此诗之辞亦与孔明无关。不过，我们认为《梁甫吟》虽不始于诸葛，但此诗或为孔明所作，《三国志》称“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只是一般而言。管仲、晏子同为春秋时齐国贤臣，司马迁作《史记》，以管晏合传，诸葛此诗正是自比于晏子也。《古八变歌》逯氏以为可疑。《箜篌谣》、《视刀环歌》二诗时代也难确定。
《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一类故事诗的成诗都比较晚，大体在东汉中后期。它们应该是都市经济的产物。东汉的都市经济比西汉时更加发达，王符《潜夫论・浮侈》中叙说当时情况曰：“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勇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性的娱乐场所一定很多，古诗中就有“昔为倡家女
”的话。汉乐府五言诗有许多可能是倡家女的歌辞，这些作品的故事性较强，其中包含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如《陌上桑》中秦罗敷外出采桑，被使君看到，使君欲与共载，遭到罗敷拒绝，全诗充满喜剧色彩。《玉台新咏》所收《孔雀东南飞》前面有一段说明文字，一般看作诗序，其实是收录者据传说所加，为了说明背景。据这段文字说，该诗产生在建安末。但《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都引了三国时韦昭的一段话：“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遇大人益解，为大人乞骸。按大人宪王外祖母。故古诗曰：‘三日断五疋，大人故言迟。’是也。”刘跃进说：“建安二十五年，如果建安二十余年可称建安末的话，其时韦昭已经十余岁，这个时期产生的诗，无论如何难以称得上是‘古诗’。因此徐陵编《玉台新咏》所收之序说的汉末建安中云云就很值得引起怀疑。我们从韦昭的话来推断，这首诗至少产生在三国前百年上下，否则，韦昭是不会称之为‘古诗’的。从建安上推百年，正是班固生活的时代，因为班固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注：刘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载于《文学遗产》第2期。）这首诗写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刘焦二人本是恩爱夫妻，刘兰芝因不堪焦母驱使，被赶还家。临行前，夫妻二人商议永不分离。刘兰芝到家，被兄长所逼，答应改嫁府君，但在新婚之夜投水自尽，焦仲卿亦因此自缢。这样写大概是从吸引听众考虑的，《孔雀东南飞》末尾有“多谢后世人，诫之慎勿忘”的话也是唱给听众听的，其中焦仲卿对刘兰芝说“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用《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诗意，则作者的文化修养于此可见一斑。汉民歌中另有一篇《古艳歌》，其诗曰：
孔雀东飞，苦无寒衣。
为君作妻，心中恻悲。
夜夜织作，不得下机。
三日载疋，尚言吾迟。
故事简单，语言质朴，当是《孔雀东南飞》的民间状态。还有一篇《羽林郎》，故事内容和《陌上桑》相近，作者辛延年，正史没有记载，但明易山人编《记事珠》说，辛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姊妹皆故倡也。（注：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关于乐府诗“羽林郎”的讨论》中静渊的意见。）辛延年既是倡，那么，《羽林郎》诗就是他演唱出来的歌词了。乐府五言诗出于民间，但它们大多不属于普通人民的非自觉歌唱，而有较明确的商业目的。这些作品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像宋代的柳永、元代的关汉卿一样，他们没有地位，断绝了入仕的念头，只能靠卖文为生，但他们有才华，给诗歌史上贡献了众多不朽之作，这一类作品把五言诗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极限，而且产生出长篇五言诗，《孔雀东南飞》把叙事性抒情五言诗推向顶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把这类作品归入东汉文人乐府中，是有道理的。
逯书又有五言杂歌谣辞八首，这些作品多数见于史书，他们的时代最为肯定。这样古诗、乐府诗加杂歌谣辞，包括残句得作为东汉无名氏诗大约九十篇左右。逯书“鬼神”类中收《搜神记》中《崔少府女赠卢充诗》，为小说家言，不可信，故不取。
如果说，因为古诗产生得较早，很难在辞赋一统天下的环境中争得一席地位，那么，随着王朝的逐渐衰微和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五言诗便开始受到社会重视。东汉最早署名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羽林郎》一诗的作者辛延年、《董娇娆》一诗的作者宋子侯可能时代与之相近。接着是张衡的《同声歌》，然此前已有李陵之作起于明帝之时，显示了五言诗的成熟。桓帝以后，五言诗人开始增多，有郦炎（今存《见志诗》二首）、侯瑾（今存五言歌和《见志诗》的残句）、秦嘉（今存《赠妇诗》三首）、赵壹（今存《秦客诗》、《鲁生歌》）、蔡邕（今存《饮马长城窟行》、《翠鸟诗》）、蔡琰等人。这些作品或抒情或叙事，前者源于古诗，后者则和乐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曹操、孔融都有五言诗创作，特别是曹操，今存五言诗九首，《蒿里行》、《苦寒行》等以乐府旧题表现作者的情感，反映了当代广泛的社会内容。建安时代的五言诗就在此基础上把抒情与叙事两种形式融为一体。
二
七言体诗滥觞于西汉，刘熙载《艺概・诗概》曰：“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效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于柏梁体。”《东方朔别传》载，“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是柏梁体为武帝与群臣共作而成的，后人有疑其伪者，实不可从。（注：宋敏求《长安志》卷三“柏梁台”条文。逯钦立考证为《东方朔别传》佚文。见逯钦立《汉诗别录》。）今读该文，群臣各言其事，并无统一的主题，和以后的七言诗还是有较大距离的。西汉时七言韵语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是便于记诵的字书。我们认为这些文字都是七言诗的雏形，是一种民间俗文体。前后《汉书》有关七言的记载，东方朔、杜笃、崔琦、崔瑗、崔实等并有作品，然而完整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晋傅玄《拟张衡〈四愁诗〉》序称：“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七言是一种篇幅短小，语言浅俗的文体，和《凡将》、《急就》的性质相当。至于说《四愁诗》为七言类只是傅玄对《四愁诗》的看法，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七言。七言在当时也是和诗有区别的，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元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又《张衡传》载：“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都在诗外另立七言。同时西汉时期有一批杂言体乐歌，如《效祀歌》，其中含有七言诗句，但因为这些诗句只是整首诗的一部分，还不能算是七言诗。东汉时七言诗有长足发展，杜笃有《京师上巳篇》残句，李龙有《九曲歌》残句。《太平御览》五九八引戴良《失父零丁》共二十一句叙述戴良失父及良父模样，首尾一贯，中多比喻，是一篇完整的七言诗。东汉时的七言诗多数还属于民间制作，逯钦立编录的七言诗大多数是歌谣。另外镜铭、谶言、注文中也有用连续七言句者。（注：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王逸所作《楚辞》注往往用整齐有韵的句子而赘以一个‘也’字，如将‘也’字删去便成韵文。”并举《哀郢》、《怀沙》注为例。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新一版）。）还一些七字评语，一句中第四字和第七字押韵，既可作杂言亦可作七言看。只有很少收入乐府，这是因为政府机关的音乐还较少注意到这种文体。（注：乐府中有杂曲歌词《鸡鸣歌》，《乐府广题》引《晋太康地记》曰：“后汉固始、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关下歌之。”是先在民间，稍后方入乐府。）张衡《四愁诗》的.意义在于把楚骚的语言及表现方式融入民间形式，使七言诗抒情意味更浓，逐渐文人化，其诗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zhān＠⑦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道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以下还有三章，和第一章大同小异。其中第一句的句中有“兮”，第二句的句中有“倚”两个语气词，有人不同意把它作为七言诗形成的标志。“兮”在《九歌》各首中，每句的句中都有，位置也固定，并无意义（既无词汇意义，也无语法意义）。到《宋书・乐志》中录《楚辞钞》时，即
将大部分“兮”字删去，使原来的六言句（不计“兮”）变为两个三言句。但同时，也将其中的四个带有“兮”的六言句变为七言句，如“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作“云何容容而在下”，“东风飘兮神灵雨”变作“东风飘飘神灵雨”等。这就说明：“兮”虽无意义，但占有一字的音节位置。在《九歌》中一律都带“兮”，并一律在句中，故可以说它是没有任何意义，到《楚辞钞》中虽然将它删去，但其中一部分却变为七言句，说明这种带“兮”字的六言句是由六言向七言转变的台阶。而如果这种句式同七言句结合在一起，“七”占有一字位置的作用明确化，则这首诗应看作是早期阶段的七言诗无疑。《山鬼》等《九歌》中作品――《楚辞钞》――《四愁诗》，可以反映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完整的七言诗产生在《四愁诗》之后，或者说七言诗的形成只有这一条途径。但张衡的《四愁诗》是由《楚辞・九歌》体发展形成七言诗的化石。张衡诗的贡献在于他把《九歌》句型和当时的七言句型结合起来了，使七言诗歌化，创造出完整的抒情性极强的七言诗体，“兮”字在这里与以前的《九歌》、楚歌不同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完整并不是完美，张衡诗中用语气词补足音节正是在创造之初不可避免的缺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在诗体发展中的地位。张衡《思玄赋》后的系诗一首共十二句，倒是完整的七言之作。此外，马融《长笛赋》，王延寿《梦赋》均以七言诗句结尾，皆是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换韵，对后代曹丕、鲍照等的七言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东汉是中国诗体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四言诗、骚体诗逐渐衰退，五言诗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成为主要的抒情工具，取代了四言诗和骚体诗的地位，七言诗中优秀之作虽然不多，但也日趋成熟。这种变化使诗歌从反映生活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都跳出《诗经》、楚骚的窠臼，五言诗和七言诗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主流诗体。
［收稿日期］-06-1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加卒
＠②原字艹下加作
＠③原字般下加木
＠④原字艹下加取
＠⑤原字口加昔
＠⑥原字氵加（犯去犭）
＠⑦原字沾的繁体
篇2：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汉代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简单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数来分别诗体的话，我国古代的主要诗体形式在此时都基本上具备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一节为《两京当诗体穷会之变》，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认为变化始于西京，完成于东京。四言诗作为《诗经》的嫡传，受经学影响，箴戒劝谏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汉有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东汉傅毅有《迪志诗》。虽然张衡《怨诗》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都有超迈前人之处，但是已无力挽救诗体的衰微。骚体诗本来自于楚歌，有很浓的歌体的特点，此时主要向两方面转变，一方面和辞赋发生融合，如梁鸿《适吴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直接写作《适吴赋》。另一方面进入堂庙，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典雅，脱离楚歌朴实自然的本色。五言诗在西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在民间流行，也有部分诗人用来进行艺术创新。而到东汉时代，则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七言诗是此时新兴的诗体，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五、七言诗起着主导作用。汉代，尤其东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讨论东汉诗体流变时，这两种诗体将作为研究的重点。一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谓：“《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沈德潜《说诗zuì＠①语》：“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五言诗是汉代最有成绩，且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体，正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文人五言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使一些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东汉五言诗，除作者情况相对明确及史书记载为歌谣谚语者外，我们习惯上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因为时代邈远，人世难详，故名为古诗。以《李陵录别诗》、《从军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另一类，它们或在魏晋六朝乐府中演奏而被记载，或标题见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或古书径称乐府者，统名之为乐府。其内容颇为总杂，内中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等成就最高。尽管这些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却因为在当时并未引起史家重视，从而造成“人代冥灭，清音独远”的遗憾局面，甚至连其创作时代也未能断定。
五言古诗，大都是文人创作，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钟嵘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钟嵘《诗品》中提到的数量为五十九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包括残诗残句共收录六十一篇。分别为：《文选》收《古诗十九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详述见后），《玉台新咏》中《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和《古绝句四首》，《古诗类苑》据《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辑录《古诗三首》（“橘柚垂嘉实”、“十五从军行”、“新树兰蕙葩”）和《古诗》（“步出城东门”），《华阳国志・巴志》中《咏谯君黄诗》、《刺巴郡郡守诗》、《思志诗》三首，《艺文类聚》中的“采葵莫伤根”及《太平御览》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残句八篇（其一为见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关于这些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同意其中有西汉之作。钟嵘虽也说：“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但在《诗品・上品》中把古诗放在李陵诗前，李陵是西汉武帝时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的原则，古诗中应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时。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及古诗“兰若生春阳”九首诗归于枚乘名下，当不误。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经学者考证用太初以前历法，亦属西汉之作。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刘勰确定为傅毅之辞，“去者日以疏”，钟嵘引旧说，疑此一类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二诗言及东都，四篇作品当肯定成于东汉。《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无确凿证据证明为西汉之作，权归于东汉。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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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诚信流变及价值阐论
诚信流变及价值阐论
诚信之德,作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传统美德,被视为立人之道与立政之基,是维系社会秩序、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道德.诚信之德源远流长,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发人深省.
作 者：夏澍耘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刊 名：船山学刊 英文刊名：CHUANSHAN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B0 关键词：篇4：论布袋木偶戏艺术流派发展及流变
论布袋木偶戏艺术流派发展及流变
由于布袋木偶戏的传承地域较广，其称谓更是五花八门。例如：浙江湖州的“幔帐戏”，江苏扬州的“肩担戏”，江西的“被窝戏”，北京的“耍苟利子”或“喔丢丢”，河北南部的“是不闲”“单帐小戏”“独台戏”“嘟嘟戏”“扁担戏”，四川的“被单戏”，河南的“扁担偶”“扁担戏”“独角戏”或“筒子戏”，广东的“鬼仔戏”“单人帮”，湖南邵阳的鬼仔戏、布袋戏，等等。这些具有相同艺术形态但不同称谓的布袋木偶戏，均属于我国布袋木偶戏艺术重要的分支流派。
一、布袋木偶戏的历史渊源
布袋木偶戏是我国傀儡戏艺术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种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有关木偶戏（傀儡戏）方面的史料记载中，直接详解“布袋木偶（掌中傀儡）”的记载很少。
早在东晋王嘉所著《王子年拾遗记》中，却有类似布袋木偶戏艺术的记载，并且讲述的内容是西周时期周成王七年的故事。“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楼之国，其人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里。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虎，或口中吐人于掌中，备百兽之乐，旋转屈曲于指间。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H忽，炫于时，《乐府》皆传此位，代代不绝。故俗谓婆侯位，则扶楼之音讹替也。”
对于《王子年拾遗记》这段史料记载，乍一看，其描述之事神乎怪异，不像世间常事。并且，在该记载的前半段文字中也看不出与布袋傀儡有任何关系，仅能看出是在描述该艺术表演时的怪异情形。但是，当我们留意该段文字中的“于掌中”“备百兽之乐”“旋转屈曲于指间”和“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等关键字句时，即可发现此描述与布袋傀儡艺术表演形态的高度吻合。“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之意是说，这些小人有的只有几分高，有的只有几寸高。而当这一句与“于掌中”和“旋转屈曲于指间”联系起来理解以后，即可让人思考该段文字所记载是否就是周成王时期表演布袋傀儡艺术的情景。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乐府》皆传此位，代代不绝”之语句，看出周成王时期宫廷内对该艺术的重视和宫廷对傀儡戏的喜爱。
至于该段文字的内容是否为西周时期周成王七年时的真实故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子年拾遗记》的作者东晋时期的王嘉能够描述出此内容，可以说明他本人一定见过或听说过所描述的这种景象，最起码脑子里有这种表演景象的画面。不然，他是描绘不出此段内容的。当然，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东晋王嘉所记述的此种类似布袋木偶戏表演的景况已经在东晋时期存在。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对东晋时期王嘉著《王子年拾遗记》书中内容存有疑问，而否定布袋木偶戏在西周时期已经存在，但也可以断定东晋时期已经有类似于布袋木偶戏表演的艺术种类存在。
在记录唐代历史的文献中，也无法找到相关的信息，仅能从一幅创作于唐代的壁画中发现类似于布袋偶的身影。在我国敦煌莫高窟31窟中有一幅作于盛唐的壁画《弄雏》，该壁画内容是一个妇女以单手耍布偶来哄逗身边的孩子，从画中可套在手上的布偶之大小，及以指掌玩耍之情况来看，该壁画中耍布偶之形态与今日的布袋木偶戏中的布袋木偶相似。在傀儡戏盛行的唐代，妇女以布偶哄孩子玩耍之情形，应为常见之举，但这也让人思考唐代是否已经有布袋木偶戏存在等问题。毕竟，傀儡戏在隋唐时期也同样很受当朝皇上的喜爱，特别是唐玄宗最为突出。相关史料中也有关于唐玄宗喜欢傀儡戏的记载，《咏木老人》一诗即可说明唐玄宗对傀儡戏喜爱的程度。并且，唐玄宗很喜欢戏曲艺术，他还亲自创建“梨园”。在皇上喜爱傀儡戏的情况下，当时的傀儡戏定会迅速地发展和盛行。而在这样一个傀儡戏盛行的社会大环境中，此壁画的存在就不足为奇。那么，由壁画之内容联想到布袋木偶也是常理之事。
在宋代，已确有布袋傀儡戏的存在。业内专家认为，宋代已盛行布袋木偶，并认为布袋木偶戏已是宋代傀儡戏艺术的五个种类之一。但在翻阅和查找与傀儡戏相关的史料文献时，并没有发现提及“布袋木偶戏”“布袋戏”“布袋傀儡戏”“掌上傀儡戏”等言辞。但是，叶明生所著《福建傀儡戏史论》书中引用了南宋刘克庄所作的《己未元日》这首诗，诗词内容中却记载有布袋木偶戏。“久向优场脱戏衫，亦无布袋杖头担。化弥勒身千百亿，问绛人年七十三。诸老萧疏留后殿，高僧灭度少同参……”该诗的第一句就提到了布袋木偶戏，从诗词中可以看出宋代的布袋木偶戏挑着戏担子外出演出的情景，这已表明南宋时期布袋木偶戏已经存在。
二、布袋木偶戏的艺术形态特点
艺术形态是艺术自身所呈现出的具体的或抽象的形态。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会以其艺术自身的`某种抽象的或具体的形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像大自然界中的任何物体或物质一样，都会以其自身的形态存在于大自然中。布袋木偶戏作为民间戏曲艺术，其艺术形态也与其他艺术一样，也是由各种用以塑造该艺术的元素所共同呈现出的抽象的或具体的形态。
布袋木偶戏是一门集多种民间艺术为一身的民间小戏，其主要构成部分除木偶雕刻、舞台布置和表演外，更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其音乐组织。在布袋木偶戏艺术的表演活动进程中，音乐素材是贯穿布袋戏演出始终的。其中，乐器伴奏、唱腔音乐特点等，均以其自身的形态特点存在于布袋木偶戏的艺术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呈现布袋木偶戏艺术形态的元素除了舞台、木偶、乐器布置及表演之外，贯穿该艺术表演始终的唱腔音乐也是其艺术形态的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这些诸如舞台、木偶、乐器布置、表演和唱腔音乐等塑造布袋木偶戏艺术形象的元素，均以其自身的形态共同透射出布袋木偶戏整体的艺术形态。
关于布袋木偶戏整体的艺术形态，我??先借助史料记载中的相关描述进行了解一二。明崇祯《乌程县志》卷4《风俗》篇记载：“万历丙辰，忽创大会，至满街用幔帐，戏伎杂陈，喧阗竟日。”这是对浙江湖州一带布袋木偶戏（幔帐戏）的记述，此言辞既道出了浙江湖州一带布袋木偶戏大致的艺术形态DD围幔帐并在幔帐中演戏的艺术形态特点。
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记述：“苟利子即傀儡子，乃一人在布帷之中，头顶小台，演唱打虎跑马诸杂剧”。此记载语句不多，但已道出布袋戏在清代的燕京城里的艺术形态概貌。“乃一人在布帷之中”，体现出该艺术的表演只有一个艺人，并且也道出舞台的搭成是以布帷围起四周而成。特别是“头顶小台”之言辞，更能形象地表露出当时布袋木偶戏舞台之小，以及艺人身处帐幔之中表演的艺术形态。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围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运三寸傀儡，金鼓喧阗，词白则用叫颡子，均一人为之……”，这是李斗对我国清代布袋木偶戏原始艺术形态进行的描述。虽然此段描述的文字较少，且并未对其进行较深层面的详述，但已经能清晰地描述出我国布袋木偶戏所呈现出的艺术形态特征。
首先，“围布作房，支以一木”形象地描绘出布袋戏艺术舞台搭建及整体外观形态。从“围布作房”可知布袋木偶戏舞台的外部是由布围起来的，并且舞台像一座房子的形状。从“支以一木”可知当时布袋木偶戏的舞台是由一根“木棍”之类的东西支起来的（即把由布围成的房子形状的舞台用木棍支起来，来完成舞台搭建）。
其次，“以五指运三寸傀儡”描绘出布袋戏艺人的表演和傀儡（布袋木偶）的形态。这不仅道出了当时布袋木偶戏中所表演的“三寸傀儡”（布袋木偶）之形态，而且也说明了艺人操纵傀儡进行表演的方式DD将傀儡（布袋木偶）套在手的五指上，通过手指的运作来表演木偶，以达到让木偶演戏的目的。
最后，“金鼓喧阗，词白则用叫颡子，均一人为之”的描述，表达出当时布袋木偶戏的主要伴奏乐器有“金”（大锣、小锣、钹）、“鼓”、“叫颡子”等，有唱词和念白，且念白还可由“叫颡子”代替，整个演出只由一个艺人来表演。
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对布袋木偶戏的描述已经完整地描绘出我国布袋木偶戏艺术形态的全貌，即：由布围起的房子状的舞台，由“木棍”支起的、拆装方便的舞台搭建方式，三寸大小的布袋木偶，“金鼓”为主的打击乐伴奏，将木偶套在五指上的持偶方式，用叫颡子词白的表演方式，由一个艺人进行表演的表演形态。
三、地域流派的舞台形态发展
由于布袋木偶戏多传承于民间，其发展和传承也会更多地受到传承地本土文化艺术和民众审美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传承于不同地域的布袋木偶戏流派，均会在保留布袋木偶戏基本艺术形态的情况下，多多少少地融汇着传承地本土艺术文化特点。就布袋木偶戏外部形态而言，舞台形态的发展最为明显。
在当前的布袋木偶戏流派中，有多数流派的舞台形态仍然保持一致。但是，在舞台形态的细节方面仍然会有所区别。就湖南邵阳的“鬼仔戏”（布袋戏）而言，其特色之处在于舞台的帷幔和舞台牌匾上的雕刻。湖南邵阳布袋戏舞台的帷幔采用湖南邵阳产的印花蓝色布单，很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其舞台的牌匾上雕刻着“福、禄、寿”或“今古道全”等，在中央牌匾的两侧，分别有“出相”“入将”的雕刻。舞台顶棚是由浅色印花布搭成，舞台顶棚前沿挂着彩穗。河南太康“扁担偶”（独角戏）的舞台顶棚也是由花布搭起的，顶棚前沿下垂着彩穗，舞台两侧无雕刻，而是写着“乐乐能长寿，笑笑亦畅心”，舞台的帷幔同样采用蓝色布单。而浙江苍南单档布袋戏的舞台则比较讲究，其牌楼式舞台顶部，台口两侧的雕刻着对联式的红色柱子，台口两种的雕花隔断，以及深红色的绒布帷幔，使其舞台形态独具该流派的特色。虽然这些布袋木偶戏流派的舞台在外观上体现出其流派自身不同的特色，但他们却保留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围布作房”、“支以一木”的搭建特点和仅能容下一个艺人表演的舞台空间特点。
当然，也有一些布袋木偶戏流派的舞台进行了较大的发展，不仅舞台外观形态发生较大的改进，连舞台的空间也得以拓展，不再是原始舞台那种仅能容下一个艺人进行表演的空间，而是可以容下多个艺人同时进行表演。如泉州晋江布袋木偶戏，其舞台早期为牌楼式舞台，这种舞台的外形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堂，其构建是“先用十二根竹竿搭设一个‘四角棚’的台架，台架高约四尺，使舞台面（走马板）适为坐式演员的坐高。然后，对准中心位置，把整座牌楼依序固定搭设在台架上。”“大约在1954年，因改用立式表演，即演员站立，可以走动表演，……舞台形制也得改为立式的（演员没顶，举手表演）。……舞台的前区为表演区，后区可以置布景、道具，投影灯在天幕上映出云彩来。”这种立式的舞台较其他流派的舞台形态而言，发展步伐较快。不仅如此，泉州布袋戏也逐渐发展为戏班演职人员细致分工，一般情况下会有两位演员（一位正手，一位副手）和四位乐器伴奏人员，另有一人挑笼。这些发展变化是直接关系到该布袋木偶戏分支流派艺术形态的变化。
漳州布袋戏舞台形态发展，几乎与泉州晋江布袋戏舞台形态发展的步调一致。据《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相传布袋戏最初在泉州府属五县繁衍，后传入漳州一带。”因此，漳州布袋戏与泉州晋江布袋戏基本上是相继式地同步发展。况且，这两个流派又同处一省之内，在舞台形态上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
布袋木偶戏流派舞台形态方面的区别与发展，不仅体现着该流派地域性的艺术特点，同时也体现着我国布袋木偶戏艺术的发展与创新。
四、唱腔音乐的地域性流变
布袋木偶戏属于民间小戏，其传播和发展离不开民间的乡土文化和本地群众的支持。无论布袋木偶戏传播到哪里，都必须以满足当地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迎合当地群众的审美取向为发展宗旨。若该艺术不符合当地群众审美的需要，便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该艺术也就无法在当地生存和发展。因此，布袋木偶戏无论在哪个地区传承和发展，总会吸取和借鉴当地的本土艺术文化，在唱腔音乐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风格特征。
布袋木偶戏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由异地传播至某地，必须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才能在传播地扎根和发展。若想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该艺术必须要迎合当地群众的审美取向。而当地群众的审美取向，又与当地的本土?术文化息息相关。这就需要传承于该地的布袋木偶戏积极地吸收当地的艺术文化，并与之融合而发展成受该地民众喜欢的表演风格特点。这些传承和传播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布袋木偶戏艺术流派，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当地群众娱乐和审美习惯的变迁，必须及时发展艺术自身。不然，则会逐渐衰退和没落。
就布袋木偶戏唱腔音乐方面而言，不同流派受传承地本土艺术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这种影响不仅使传承于当地的布袋木偶戏艺术自身得以发展，而且还形成了显著的地域性表演风格特征。以传承于湖南邵阳的布袋木偶戏为例，其音乐和唱腔大量吸收和借鉴了地方剧种祁剧的唱腔曲调及当地民间音乐等艺术精华，从而形成了该艺术具有地域性艺术风格特点的音乐和唱腔，迎合了当地群众的审美趋向，而使该艺术在邵阳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传承了数百年。再如福建省的布袋木偶戏，在一个省内即存在着晋江布袋木偶戏和漳州布袋戏两个不同的流派，并被称为“南派”和“北派”。而漳州地处泉州的南面，却被称为“北派”。泉州地处漳州的北边，却被称之为“南派”。为什么会这样划分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是由于两个流派唱腔音乐特征方面存在差异的结果。就泉州布袋戏而言，它“以泉腔（南曲）演唱戏文，并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剧目方面大量吸收提线傀儡戏和梨园戏的传统剧目，音乐唱腔以闽南傀儡调为主，吸收了梨园戏和南音的部分曲牌”。因此，泉州的布袋戏被称为“南派”。而漳州布袋戏的“唱腔音乐，一般均随当地流行的戏曲剧种。清中叶布袋戏以汉剧为主，民国初改唱京剧，芗剧兴起以后多用芗剧演唱，但打击乐一直保持京剧风格”。因此，被称为“北派”。
当然，其他地区的布袋木偶戏分支流派，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如河南的布袋木偶戏在唱腔和音乐方面会受到河南地方戏剧的影响；四川的布袋木偶戏同样也会受到川剧唱腔及音乐的影响等等。由此可见，我国布袋木偶戏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域流派均能够融汇传承地本土的艺术文化，根据当地群众的??美取向，吸收并借鉴当地的音乐或戏剧曲调唱腔及民间艺术精华，形成本地域流派的表演风格特点。
综上所述，布袋木偶戏这种有着久远历史的民间小戏艺术，分布和传承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其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能够在保持布袋木偶戏基本艺术形态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传承地本土艺术文化，发展出能够迎合传承地大众审美取向的舞台及表演艺术形态，并形成各自的流派。由此可见，布袋木偶戏各地域流派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吸收和借鉴传承地本土艺术文化，呈现出具有地域性艺术风格特点这一现象，则为我国布袋木偶戏艺术在传承中发展艺术自身的不变规律。
篇5：论审美时尚的流变规律
论审美时尚的流变规律
审美时尚流变规律的'探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审美时尚形成演变的基本规律,该文在丰富的事实材料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作 者：郑惠生 Zheng Huisheng 作者单位：汕头教育学院中文系,广东,汕头,515041 刊 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N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3(1) 分类号：B834.4 关键词：审美时尚 传播 形成 变迁 基本规律篇6：论电视电影的艺术流变
论电视电影的艺术流变
数年以前，当我们刚刚听到“电视电影”(TV movie)这个陌生名词的时候，还把它完全当作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今天，当我们再度说起电视电影时，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它竟离我们这么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熟知了众多外国的电视电影作品，而且，还因为我们也有了国产的电视电影作品。伴随着艺术家们的辛勤探索，电视电影作为影视合流新型的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电视传媒和电影艺术整合发展的新亮点。一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电视传媒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受众被电视的魅力所吸引，电视成为当时公众最为时尚、最为普及的大众文化消费标志之一，在不断地改变着亿万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接受心理等。那些形式各异的电视播出台，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栏目和节目，深深滋养了美国电视传媒业的茁壮成长，也更加刺激和悬吊起美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亿万观众的欣赏期待。为了满足观众的热切期待，也为了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许多电视台除了制作大量日常适时新闻报道栏目、电视专题栏目外，把竞争和吸引观众的焦点聚集到利用电视播出电视剧和电影上来。然而，迅猛发展的电视业，大量空白的时间段，即便庞大的、年产数百部影片的好莱坞生产厂商也似乎难以满足其胃口。当然，好莱坞电影业出于同已显峥嵘的电视市场竞争的原因，在电视播出电影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致使观众在电视上收看到的电影，一般多是早已超过放映档期的`影片。此外，好莱坞电影由于制作成本颇高，致使其将收回成本、赚取利润的目标紧紧盯在影院票房上面，而对电视播出电影多带有抵制行为和轻视情绪。迫于无奈，美国一些电视台、电视制作机构便着手自己拍摄一些成本颇低、但又兼具电影故事片艺术特质的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于是，一种被称做“电视电影”的影视艺术形式就这样在电视与电影的“竞争夹缝”中应运而生了[1]。
事实证明，这种影视合流的艺术形式，后来竟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所看好。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电视网黄金时段的节目几乎全部是电视电影，观众平均一周能看到5部，每年可看到约200多部电视电影[1]。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视电影后，也迅速成为电视传媒业一个突出的新增长点，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电视电影作品[2]。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中的“正大剧场”，曾于90年代系统引进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美国电视电影作品，这对国人了解和接受电视电影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电视观众熟悉的《神探亨特》，其实也是一部电视电影系列片，主演“亨特”的美国演员福莱德・德雷尔(Fred Dryer)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90年代享誉国际影坛的法籍波兰电影艺术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也曾于1988年执导拍摄了轰动欧洲影视界的电视电影系列片《十诫》，他又根据其中的《第五诫》和《第六诫》改编成增长了的电影版《关于杀人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两部影片再度轰动了世界影坛，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此跻身于国际电影艺术大师之列。此外，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也十分重视电视电影的拍摄，他曾于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合作拍摄了反映二战题材的电视电影《兄弟乐队》，投资1亿2千万美元，此片被公认是当今世界最昂贵的电视电影。
二
中国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与美国当年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大致相近。自1995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电影频道开播，这一专业化电影频道迅速吸引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关注和期待的目光，并逐渐培育着观众在电视上收看电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已经显示，中国当代电影观众的主体已经在向家庭方面转移，中国观众观看电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经变成从电视里收看。调查还显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电影频道播映的收视率高达万人次，远远高于同等影片在电影院的观众上座人次。因此，电影频道此举，无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看方式和习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抑或是变革与创新。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全国能够收看到电影频道的观众约达4.3亿人，占全部电视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万人，晚间有4600万人收看电影频道。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收看电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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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
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
发布时间： -10-25 作者：姚定一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
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
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
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
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
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
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 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的，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
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
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
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
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
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
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
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
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
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
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
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
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
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
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
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
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
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
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
“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
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
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
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
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性进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决现象问题，至于在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超越现象去探索更深的条件和根本，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呢？康德认为理性本身没有赖以把握世界绝对总体的思维工具，只能借助知性的范畴去追求理念，认识“物自体”。但是，康德认为一但理性这样操作时，必然陷入“先验幻相”，产生二律背反，理性最终无法确证什么，无法认识世界的本体。“物自体”不可知是康德为理性设置的一道不可超越的屏障，在这道屏障前康德举起了理性批判的鞭子，指责它的不能和背叛：“理性在我们的求知欲最年重的一件事上不仅遗弃了我们，而且以假象迷惑了我们，终于欺骗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信任它！”（《西方哲学原著选》下卷，第242页）这样，康德在完全他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后，又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方式使理性重新陷入了困境。康德的理性怀疑论最终动摇了人类理性的至上性、绝对性，否证了理性的无条件的认识能力，为信仰和非理性主义洞开了哲学之门。
五、思辩理性――黑格尔的理性观
康德虽然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都面临绝境以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挽救了西方古典性主义的生命，但又以他理性的先验幻相使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遭致新的困厄。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举起了康德的旗帜，希图重新救活西方古典理性主义。这场批判运动最终延续到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大综合，产生了这种理性主义最后一种包罗万象的形态――思辨理性论。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批判理性之所以使理性重新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康德割裂的理性与现实的关系，使理性与现实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分裂之中。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和把握存在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和把握存在的本质，这就把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认识论和本体论对立起来，造成理性和现实的冲突，思维此岸不能达到自在之物的彼岸，自在之物对人说来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谜，不可知的黑洞。黑格尔认为，康德之所以产生这种哲学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最深刻的发掘人类思维功能的内在统一性，只留在思维的较低阶段――知性领域。没有上升到把握全部现实的思辨理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则力求在最深的层次上把握全部现实的内在统一性，他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府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小罗辑》，第43页）。为了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必须思辨地考察理性，康德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本质时产生矛盾，陷入二律背反，是理性自身具有的“先验幻相”，这说明世界的本质，一切事物的最高统一是不能被理性把握的，得出了不可知的结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则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时陷入矛盾正表明理性把握了世界的本质，“思辨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逻辑学》下卷，第7页）。因此只有思辨理性立足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才能使思维把握全部现实，从而克服康德哲学中“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黑格尔指出“康德只走到半路停住，因为他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抓本质，认识所不能达到的物自身。殊不知直接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只能是现象，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有以使然，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在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小逻辑》，第276页）。克服现象与本质的分裂，使它们在对立统一中得到理解是黑格尔批判康德的突破口，可以说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的所有形而上学命题时都发挥了深刻的思辨精神，阐明了他的辩证法。辩证法使黑格尔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思维的能动性和它内在的统一功能，这种统一功能所各种知识吸收入理性的形式之中，使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思辨理性体系。这个思辨理性体系以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轴心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达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同一。为了达到这种同一，黑格尔运用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哲学方法把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优秀成果全部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使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归结为纯粹思想，即? 澜缋硇缘穆呒?硕???澜缋?芬簿褪且徊坷硇缘睦?贰?/P>
但是，黑格尔这一切思维操作都是立足于唯心论的基础之上的，他在批判康德时一方面宏所了理性思维的辩证功能，另一方面又把理性思维的能力片面吹胀、膨涨，抬到包罗一切的绝对境地。
在他的思辨理性体系中，他企图把历史上一切哲学派别唯心主义化，化成完全脱离物质的观念。甚至有感性肉体的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也变成了纯粹精神的东西，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这种思辨理性体系虽然一方面宣称把全部现实包溶于自身之内，但在最终意义上却远离了现实，变成了一种空中楼阁，虚无飘渺的云烟。虽然黑格尔哲学完成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大综合，但由于它那不良人间烟火的醉熏熏的思辨又必然敲响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晚钟，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一般讲，哲学是由黑格尔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的哲学体系用是集以往的哲学全部发展之大成；另方面，因为他本人――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认识世界的途径”。
结束语
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最终完成了西方古典性主义的历史运演。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沿着两条道路继续发展：一条是以叔本华唯意论首先发难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非理性主义思潮抓住西方古典理性主义注意得不够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以及与此相关人的欲望、意志、情感等问题集中攻击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宣扬反理性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事物的无理性正是事物存在的条件。”非理性主义思潮反对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认为事物的规律性和真理是无法把握的，因为在尼采等人看来，人类唯一能把握的真理就是人类自身的错误。显然，非理性主义思潮具有反对社会进步和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只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才全面地批判继承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积极成果。把科学精神、辩证法思想和合理法观念、真善美的追求溶合在自身的体系之中。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科学继承西方古典性主义的理性精神，也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它现有的形态上已经不能适应当代飞速发展的要求，西方有些有远见的哲学家正在呼吁理性的重构，重构着的当代理性主义把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重视得不够的人非理性部分一种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也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因为人性中不仅是性部分，也有非理性的。但是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它对非理性的研究概括也必须合符理性自身发展的规律。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批判继承西方古典主义的优秀成果都有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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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
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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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当代译论流变的哲学溯源
当代译论流变的哲学溯源
二十世纪是哲学思潮波浪翻滚的世纪.其哲学波浪促成了文**流的'激变,且促成了翻译理论研究中几条新支流的涌现. 目前,这几条支流的声势日见浩大,扭转了主流的旧有航道.故本文拟对其哲学根源做粗浅的追根溯源的尝试,以期有助于吸收西方哲学思潮中的有益成分.
作 者：汤(竹君) TANG Jun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刊 名：外语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年，卷(期)：2005 “”(1) 分类号：H059 关键词：哲学思潮 翻译理论研究 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