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本文共8篇，以供大家参考借鉴!本文原稿由网友“cbelic”提供。

篇1：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这段时间，我阅读的书有《菊与刀》、《黄河边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小说，我这次想讲一下《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黄河边的中国》是著名学者曹锦清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

《黄河边的中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作者深入的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九十年代的黄河边上的农村的真实情况。尽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村中的很多弊端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各个家族之间的争斗，农民对于村官的不满，村官腐败的盛行，农民缺乏医疗保障，计划生育屡禁不止等问题还是十分突出。农民在充分享受到新制度带给他们的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高昂的税收、不断上涨的教育和医疗费用等。就像曹教授说的，我们自以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活在传统的习惯行为里，活在各种各样的充满弊端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里，民主意识在农村是相当淡泊的。

还有让我很有感触的是作者的调研方法，他是调研是通过亲友的关系网从而进入农村进行几天的调查，和村民聊天，然后搜集、记录他觉得有用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一些人际关系及讲座、报告和乡县村各级官员谈话、了解情况等。我觉得这对学习社会学的我们相当有借鉴意义，我们现在在调研行动上面是比较苍白的，我们没有大的社会背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走进农村，走近农民，投入到对社会的调查中去，从而更好的认识到农村，认识这个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除此之外，我还想给大家分享本书中一些值得人深思的句子：

1.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

2.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社会共同体”：因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成员，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古代的贤哲们大概是看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故而从社会外去寻找道德的基础与标准。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聪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

3.与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与烈酒一样浓的人情。然而，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这是人类为了效率而建立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我突然理解了韦伯的心情。

总而言之，通过阅读这本《黄河边的中国》，使我对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农村社会状况多了些认识。同时作者在进行调查时的调研方法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篇2：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黄河边的中国》是曹锦清的实证考察著作，该文章中集中了作者在开封实地考察时的记录和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思考的和结论，该文章主要反映了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现代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和困境，其中显现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深思。

本文突出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农村早已建立却因习惯而被架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在本文中，百姓超生和政府滥收、数据造假之类的乱象似乎全都由来于此。信奉“山高皇帝远”的官员们仗着自己的权势为非作歹，村民的民主管理权力被相互勾结的官员们剥夺，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真正为民做主、为民发声的代理人，申诉无门。而且在这片充斥着强大习惯力量的穷乡僻壤上，村民也往往因为“小姓”的自卑和民主意识的缺失而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力。这两项因素共同造成了这种农村几乎与现代民主绝缘的情况。

篇3：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1995年，上海某大学的教授曹锦清做出到河南的农村进行调查的决定，并在河南的许多乡村、城镇、县市进行了调研。调研后整理出版了这么一本书。我大概花了近一个月的课余时间将这本厚厚的书看完，又沉淀了一个月，才打算写这么一篇读后感。向来不喜欢写读书感，虽然读完一本书后经常都会有些自己的感想。距离读完这么一本靠数据和事实充实起来的书有一个月之久，所有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数据、事件等等都已经很模糊，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在所有的细节都已经模糊的情况下更能让我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本书的内涵。

要问我说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内容，一句话，作者1995年在河南一些地方调研的记录。自己在支农的时候做过调研，也负责了支农活动的全程记录工作，因而在阅读过程中总会将书中叙述的调研过程和自己当时的经历结合起来，相互比较。当然，相对于一个学者的工作来说，我们做的很简单，很粗糙，得到的信息也很少。但是，也有相同之处。

作者调研是通过层层的关系网进入农村进行几天的蹲点调查，和村民聊天，然后搜集、记录他觉得有用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一些人际关系及讲座、报告和乡县村各级官员谈话、了解情况。在调研过程中，他发觉，1995年时候的中原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和古代，或者说封建社会的乡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主要反应在衣食住行上），但1995年时候的中原百姓还得缴纳很沉重的各种税，和村干部的关系还很紧张，思想意识一样闭塞落后，最讨厌的还是官吏的腐朽现象。于是有时候，作者有不知身处何时何地的茫然之感。

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一个个村庄就像某些官员的一个个封闭的领域，外人很难进入，更不用说获得一些事实。于是作者时不时会觉得在自己的祖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践活动很困难。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但又很无可奈何。于是像作者要做这样的调研，得通过层层的关系才能进入调研现场；而调研过程还得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某些人的利益。

我不是很清楚作者调研的目的，但是，在书中他屡次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批判了只埋头于书斋的研究、不去进行实际调研的一些学者的治学之法。而作者也意识到要进行这一类型的调研，在国内当时没有系统的理论可以指导，而直接套用外国的理论则有些牵强。理论的总结需要实践的支持，于是他得进行实践；但实践得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是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他只好在这种矛盾下进行实践，或许他心里暗暗觉得如果能够在实践之后总结出一套有用的理论将会是这一实践之后的最大收获吧。我觉得，其实在进行调研的时候，作者本着的是和我们在支农时候相似的一种理念，就是不是很清楚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觉得做了比不做好。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当地人民现在的生活状况也就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像作者这样的人就会想去看看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怎样；在母亲河哺育着的地区的人们过去怎样生活，现在又是怎样生活……他是写出了一本书，但是，书中只是记载了他的调研情况和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谁会去读这么一本书，这本书会不会对决策者的行为产生一些效果，他都不知道。只是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觉，他去调研，去记录，去思考，去反映。就像我们的支农活动。一直不甚清楚我们的意义，但是就是去体验，去实践，去发现，去关注。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来看，作者选择的时间，1995年，可以说是很特殊的时间。1995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更深入、更广泛变化的转折点。看的时候，我回忆起的是95年的春节，我们举家从广西搬回福建的老家；95年，我们还住在土坯瓦顶的房子里，一大家子在一起住；95年我们周末要到山上捡柴；95年，家门口的土路一到下雨天就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坎坷不平、泥泞不堪；95年，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工厂，没有路灯；95年，村里的小学和民房一样破旧，下雨天还会落雨；95年，镇上只有一个中学，17个村子的孩子到同一个地方上中学；95年，我们的同学基本上都不是独生子女……95年位于东南沿海的家乡，和中原大地上的很多村镇一样。但是，95、96、后，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就我的家乡而言，水泥路的铺设、路灯的添置、小洋房的雨后春笋搬拔地而起、小学中学的重建、各种私人办的工厂的兴起、烧柴改为烧煤……几年间，整个镇的面貌几乎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在读《黄河边的中国》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好奇的是，作者去过的地方，现在怎样了？变化是不是和我的家乡一样巨大？可以说，95年时候记载的情形对我们来说，已经几乎是上一辈的事情的感觉了，那样的生活，只存在于我们模糊的童年的记忆中及书页里。才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变迁让人瞠目结舌。但不知道那些95年仿佛还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中原大地上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多少的变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书中还记载了几个比较特别的村子的“发迹史”，包括南街村等“四朵金花”。这些村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靠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导人将整个村的人心团结起来，一起选择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发展经济，获得骄人的成绩，全村共享，令人艳羡。虽然它们的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是，村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领导人物的能力及出名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这样的村子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确实起来了，人们的生活确实比周围的村子的好许多，但是，它们的模式不可复制，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出色的领导人。而它们对它们领导人的高度依赖则会让人担心，一旦它们的领导人下台后，村子还能在原来的轨道上正常、健康、持续地发展吗？

作为支农队员，读这样的书初衷是为了提高自己对农村现状的了解，希望从中能找到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书中的资料可以说已经很陈旧了，离我们想了解的农村现状比较遥远；所能借鉴的，是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灵活的调研方法、调研时的认真细心，有所侧重及对调研结果的思考、总结。要想提高自己，光读这么一本书绝对不够，还得再读些相似题材的书，通过对比来提高自己。

篇4：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前段时间，自己在老师的推荐下，找来《黄河边的中国》，用了大约三个周的时间，读完了全书。读完之后，不禁感慨万千。

一开始，自己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翻开前页，发现了这样一段字：“此书甚好，后传诸君，万勿以其字数多而拒之。”看到这段评价的时候，我就隐隐地感到选择这本书是正确的。接下来，我去读的时候也就为其中的观点、内容、分析与思考，而深深叹服了。

《黄河边的中国》是在，由上海学者曹锦清经两入中原，借助其“亲友关系网络”，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120余天，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这本书主要是站在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立场，包括“从下往上看” ，“从内向外看”两个视角。何谓“内、外”“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黄河边的中国》主要涉及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一方面关注面非常广泛；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1995年前后的一些河南农村现状与问题。虽然1995年，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了。可是书里面的一些发现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反思，却对今天很有借鉴意义，发人深醒。

1、对于三套语言的问题。书中说，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

2、对于单产提高原因。作者讲，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近50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单位产量在50年内提高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单产的提高，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国家，能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3、内地医院差距。书中写道，原来各医院的收入，主要靠公费医疗这一大块，其次是附近农民的自费医疗。如今开封市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不少农民抬着病人来治病，一听如此高昂的医疗药物费，吓得又把病人抬了回去。近几年，前来医院治病的人锐减，各医院发生 “抢病人”的现象：凡介绍一个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医院给一定的回扣。

4、村干部素质下降。书中讲，村支书，直接面对数百农户，许多得罪村民的事要他去干。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因为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也可能在村选举中落选。如今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村里能干的人，自己外出去找各种赚钱的门路，他们根本不想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想干也干不成。乡政府为了推行各项农村工作，只能去找那些想干且有能力干的人来当村支书，当村长。在目前这个情势下，想谋求这一职位的人，往往有谋取求私利的动机，而能干者往往有大宗强族的支持。这样，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腐朽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当然已经宗族化、地痞化的村委，如今毕竟是极少数，但苗头已出现。”

其中，书中还涉及到一种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根本特点的理解。

5、小农经济的特点。作者总结为，一是各农户主要还是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依然占据很重的比例。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乡村，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虽然各农户在经营各自的狭小农场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事务非单家独户所能解决，这便是各农户都要维持与巩固一个亲友关系网络的原因。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与周围集市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与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由于农民交换经验规模过于狭小，能向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很小，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各分散经营、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 谈到一些关于时政与地域性问题上，作者的见解一针见血。

6、从表面上看，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是站在这一起跑点上同时起跑，其实不然。

东南沿海地区，至少从五口通商以来便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工商城市密集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乡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且工商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促使东南沿海的农业逐渐商品化了。计划经济的确定，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过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东南沿海乡村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压力也迫使沿海乡村的剩余劳力向工商业寻找出路。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便是证明。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东南沿海乡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乡镇企业，农业逐渐降为副业。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已占据了绝大部分轻纺日用产品的市场。

7、村支书的心里话。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做村支书的前二三年，最多吃点喝点，真的没有搞钱，这三四年搞一点。搞得太过分，村民意见闹大，到县里、市里去上访上告，这个小官便当不成了。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第一把手，全村的大小事情他一人说了算。要搞个二三万元钱，还是挺容易的。譬如，乡干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打井，集资十万，他从包工队中收5000元回扣，又有谁知道呢？在审批分配计划生育名额、划分宅基地时，收点礼，也是常事。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贪心不要太厉害，适可而止，每年弄个二三万元，确实不成问题。

在这本书中的等等篇章上，都有自己落在实际考察之上的见解。

通过阅读这本《黄河边的中国》我对转型过程中的红果社会有了一点了解。对农村社会状况多了些认识。作为新一代大学生要了解社会，了解环河边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繁重。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始于农村，始于公社集体耕作制的改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所以对农村社会实际状况与问题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黄河，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从古至今以其丰富的乳汁养育着中国华夏儿女，也因为她泛滥的河水给两岸的人民带来过无穷的灾难。《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通过对黄河边几个重要城市的观察，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令人反省。

篇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I读书笔记I读书心得I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曹锦清19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全书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作者所思考的问题、所提示的种种矛盾，均是中国农村在转型期内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均是高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各级地方政府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乡村社会事实的同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

篇6：经济人选择与《黄河边的中国》下

经济人选择与《黄河边的中国》（下）

六、土地承包制解析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现在已经表现了明显的弊端。土地承包制在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之后，已经走到尽头。从经济学原理看，小农生产是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下适合手工劳动和操作的生产形式。过去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小生产的适用性，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实行了农业大集体。但大集体不能激励农民努力劳动和工作，结果几亿农民搞饭吃却一直让全国人民饿肚子。还是邓小平主持土地承包经营之后重新恢复了农户小生产，充分发挥了个人积极性，才真正打了粮食翻身仗。 但小生产毕竟不是现代农业的方向，它无法实现专业化经营和规模经济效益。几年来许多地区说是农民继续增收，实际上都是在统计数字上做游戏。现在看来，指望小生产能够一直发展并提高农民收入，那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创造出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当然，我们不可能形成象美国家庭农场那样上千亩的经营规模，但象曹先生所说的那样，“ 北方农村形成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应当说还是可能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可惜曹先生在“农村现代化的出路”一节中说，他认为“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结论则是“现代化没有出路 ”。 应当承认，我们确实不好找到“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必须找到这样的“理论”，而是要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但在道路的探索上，曹先生大概陷入了迷惘之中，他似乎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集体生产有很多好处。例如他引用几名县乡干部的话说：

都说分田单干好，其实，这种说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应该说，集体化与分田单干各有利弊。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一级一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村委组织的健全与否，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村委组织乃是党和政府与千百万农户的直接接触点，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 一些县乡干部批评家庭承包制的弊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段话明显表现出认识问题的模糊和混乱：既然“全国上下都说集体化搞糟了，都说分田单干好”，为什么断言“这种说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呢？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站在基层政权（村委）或村干部的立场上说的，而没有站在普通农民的立场上。笔者在黄河北岸村庄接触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说大集体时代好的。当然，这些干部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总之不必用行政指令强求一律，让两种体制有个竞争、有个比较该多好。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就从开封数县情况来看，如按原来的道路走下来，小麦亩产普遍达到目前的水平（平均亩产600-700斤），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农村没有贫富分化，干部比较廉洁，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当时几个公社合用一个派出所，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党政机构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哪有现在这样庞大？！448 也许曹先生考察的村庄确实是一刀切实行了土地下放。笔者倒有一个继续试验集体化生产的生产队可以作为例证，它只坚持了一年不得不被迫解散，因为没有人愿意再为集体努力生产（也许从来就没有，只是以前暴露的不太明显而已）。生产队长本人和全队群众都说，迟下放土地一年，农户受了大损失笔者承认集体化时代有的村粮食单产确实已经不低，但单以粮食产量说明土地下放不具有优越性显然是勉强的，如果当时真有“下放土地的要求不迫切”，也不能说明下放土地不正确。当然，“那时农村没有贫富分化，干部比较廉洁，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当时几个公社合用一个派出所，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党政机构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倒是事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贫富分化、政府腐败、治安状况恶化、机构恶性膨胀等严重的社会现实，但我们要问，这些严重局面是土地承包经营造成的吗？ 曹教授引用驻马店地委党校一位教员的话，说是土地下放破坏了农村水利设施： “一概实行分田单干，流弊甚多。就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说吧，如今成了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最难解决的头痛问题。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驻马店地区利用公社体制调集成千上万名劳动力，奋战近，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县、遂平县、泌阳县、西平县、汝南县等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水稻亩产高达800斤至1000斤。所以，凡受此水利系统之益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75年，驻马店地区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毁了这一辛苦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1976年、1977年，再次兴起农业学大寨高潮，集中人力物力修复这一水利工程，但未能恢复原来状态。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这一自流灌溉系统屡修屡毁。这个“毁”，可不是毁于天灾，而是人祸，毁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见。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农户不断地与渠道争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进地退，春季是地进渠毁。一条河渠一处开决，即成废渠，何况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设，徒具形式，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为小麦、玉米产区。两熟 不及一熟”。 把土地下放后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土地承包，也是不得要领的。大集体时代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最大的弊端是没有进行经济核算。在土地承包给家庭经营以后，水利设施要继续维持和使用，就需要很好地平衡相关各方利益，这当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协调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正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不管你是不愿还是不会，总是没有能够平衡各方利益，造成水利设施破坏的情况，就不要怪“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可惜我们的许多干部甚至根本不知道需要利用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平衡各方利益，却只会埋怨土地承包造成了水利设施破坏的局面！ 1992年黄河北岸原阳县与武陟县因引黄灌溉渠挖淤问题发生的纠纷，也许可以很好地说明利益平衡的重要性。大跃进时代从沁河入黄不远处的黄河下游向北修建了一条灌溉渠，主要由原阳县几个乡引水灌溉农田，渠首占用了武陟县的耕地。由于每年挖淤采踏和占压武陟县的农田，给当地群众造成很大损失，于是在土地承包之后矛盾逐步激化，双方各聚集几百人争吵，差一点动武闹出群体打架事件。原阳人买通了《河南日报》的记者和领导，竟然在头版头条发布新闻，指责武陟县干部故意挑动并指挥群众阻挠原阳挖淤。好在当时在河南省任省长的程伟高先生把双方召集到郑州亲自处理，确认原阳是引黄灌溉的受益方而武陟是受损方，应当由受益方补偿受损方，要么就废止渠道各自种地。由于受益数额大大高于对受损方的补偿数额，所以受益方还是愿意拿出款项对受损方给予补偿的。省长当即决定由原阳县一次性拿出30万元的补偿费之后才开始挖淤，结果圆满解决了这场大型水利设施纠纷。 要解决驻马店地区水利设施出现的问题，当然要比程伟高先生所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但原理到处都是相同的。农民之所以要破坏水渠，是由于水渠对他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如果利用水渠灌溉的总收益小于上游群众所遭受的总损失，那就没有继续维护和利用的价值，任其荒废倒是一种有效率的选择；而如果总利益远远大于总损失（这一假设可能符合实际），那么让受益方拿出一部分补偿受损方甚或利益均摊都是可行的。只要能够合理平衡各方利益，水利设施就能够更好地发生作用。但如果由于相关政府（人员）不作为而听之任之，水利设施也就只好继续破废毁损了。总之，在笔者看来，农田水利设施的荒废并不是土地承包的`过错。问题并不在于承包经营，而在于政府没有做好协调工作。 土地下放以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定期按人口增减进行调整。在这一问题上，曹先生所引述的材料，给人的印象也是混乱的，使读者搞不清曹先生到底是主张经常进行调整，还是最好不要调整：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726 可笑！乡政府有什么必要“干预”土地的自发调整呢？如果土地调整中发生纠纷需要乡干部处理，乡干部只要用国家关于“承包期30年不变”的规定，支持不愿意调整的人即可；而如果农民真为调整土地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调整土地与乡政府又有何相干？ 不过，承包期30年不变确有许多不清楚之处，是否根据人口增减进行调整是关键。如果允许随时调整，那么30年不变的规定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不允许调整，那就给予明确规定，而不能象文件所说的那样含糊。现在农村的许多土地纠纷就是由调整和不调整的矛盾引起的。规定农村土地永远不再调整，可以省却许多矛盾和纠纷，也堵塞了继续争夺土地的渠道。说到底，土地在一种资源。既然新增人口能够无偿获得这一资源，人们为什么会不去争夺呢？ 七、干部腐败和政策折腾 曹先生对干部腐败根源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这些年来，河南各市、县，甚至乡镇都在搞城镇标准化建设，硬化县乡公路。前些年搞什么开发区，这对地方官员来说，实在是三全其美的事。一是给他们搞摊派集资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二是通过拆屋建房、修路收取大量回扣。三是借以显示自己的政绩。 政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可以说是干部向上爬升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为了要出政绩，官老爷想出了许多办法，害民工程就是这样屡禁不绝的。开发区和城镇标准化建设既然能够使官员一举三得，当然就成为官员的首要选择。那么，掌握干部提升大权的上级领导何以要看下级干部的“政绩”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乡领导的政绩之和就是县领导的政绩，县领导的政绩合起来就是市领导的政绩，市领导的政绩合起来就是省领导的政绩……从毛泽东以来的最高当政者都好大喜功，怎么能让下面的干部不努力创造政绩呢？ 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这是河南省某些官员的一个通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老毛病。1958年大跃进，河南省的牛皮吹得最大，结果遭受的祸害也最重。如今“大跨度，超常规”的口号，又不是哪个县委书记提出来的，而是省里提出来的。据说，这个口号是从张家港那里学来的。别人是沿海港口大城市，或许有条件“大跨度，超常规”，河南是内地省份，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刚过温饱，能稳步发展也算不错了。“大跨度，超常规”只能导致大起大落。还没有学会常规走路，就想到超常规；小步走路尚且困难，谈什么“大跨度”。上面定高指标，年产值多少，财政收入多少，引进资金多少，办乡镇企业多少，层层下压，层层加码。到时候完成不了任务，只能在数字统计上作文章，大量掺假，这个老毛病，一犯再犯，从来不吸取经验教训，这才是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老问题。 问题远不是一个河南省而是全国性的，所以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一直把发展经济作为大任务。因为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经济发展不好就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也就丧失了统治的正当性。所以自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共领导人，没有几个懂得治理农村最好的办法是只要不折腾农民，其实这几十年农民真是被折腾苦了。经济发展应当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政治领导人（号召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够办到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最好的途径是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在良好机制的激励下，普通百姓都知道努力增加财富，政府的职责只是为社会提供合理的游戏规则，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不是强迫人民接受你“发展”经济的馊主义。 可惜的是，中共从最高领导到基层的干部，都认为直接参与发展经济就是为人民作贡献，所以毛泽东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华国锋提出建设十来个大庆，邓小平提出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江泽民提出“伟大复兴”，结果是任何一任政治领导人都要提出全国的奋斗目标和口号（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政治口号的鼓动，人民就会泄了气，就不知道发展经济了），而学者门的职责则是论证该目标和口号的“科学性”，基层干部则是根据领导人提出的口号造计划、完任务，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政府“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应当说正是中国官员的理性选择！可惜很少有官员认识到，由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根本不可能有好结果。 曹先生也认识到，使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尤为重要。他说， “ 承不承认内地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性，承不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这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量力而行，做到耐心而循序渐进（P302）……近十几年，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P303） 。 其实根本问题并不是地方政府官员认识不到“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而是共产党治理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失误。只有放弃“发展经济”的错误目标和任务，才是人民的大幸！ 曹先生认识到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自然灾害”、“地方政府之害”、“价格波动之害”，真是说出了农民的心声。对自然灾害，要全力对付它而不能埋怨老天；对价格波动之害，也要力图认识其规律而不能埋怨市场。但对于地方政府之害，只能说是执政者对人民的人为折腾。难道我们就不能端正指导思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收回地方干部折腾农民的权力（其实谁也没有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或者从根本上切断地方官员折腾人民的激励机制吗？

篇7：中国童话黄蓓佳读后感

黄蓓佳老师坦言她写《中国童话》，是受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影响。卡尔维诺曾整理本国以各种语言流传的民间故事，写了部 《意大利童话》。把散乱的民间故事整理起来，无论是谁，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绝不缺乏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中国人从来都 不缺乏浪漫精神。散乱在民间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心口相传，可能会变形，但它们的生命力、它们的艺术魅力是经过数千年来丰富和见证的。敢问哪位国人没受过民 间神话传说的影响呢?但中国散乱的民间传说确实需要一个优秀的人来整理一下。

黄蓓佳老师希望给孩子们“一次华美的阅读享受”，希望以“饱满和浓烈的文字，引领他们走进民族的历史，走进人类在童真稚拙 的年代想象出来的天地，同时也领略到中国的汉文字之美。”通部书读下来，总体感觉基本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总还有个另外的感觉：不够简洁明快，有些情节过 于拖沓，有些故事枝蔓偏多，有些时候还有点前后矛盾。清代的戏剧家李渔在阐述他的戏剧创作理论时，曾着重提出要“立主脑”、“减头绪”，就是要突出主要故 事情节，减少枝蔓。特别是要把这些故事冠以“童话”之名介绍给少年儿童朋友，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儿童识字少，读书慢，要让他们一直以饱满的热情读那些可能 他们已经熟悉的故事，并不是文字美就可以做到的。

民间故事心口相传的特点，注定每个故事必然“版本”众多，故事情节雷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母题就是“大哥二哥心肠不 好，欺负小弟，小弟心肠好，最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有时大哥二哥和小弟又换成大姐二姐和小妹，或者是哥嫂一起欺负小弟。有时几个母题又揉和在一起。这 无疑加大了整理改编的力度。我想之所以会让我有“不够简洁明快”的感觉，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作者可能很想兼顾几种版本或几种情节，反而造成篇章的臃肿。 厚厚的一本书，原本可以放好多美丽的中国童话。

卡尔维诺很英明地注意了这一点，《意大利童话》我选了部分来读，很吸引人，简练，精彩。

篇8：中国童话黄蓓佳读后感

黄蓓佳，女，1955年6月27日生于江苏如皋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江苏省外事办公室干部，省作协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专业作家。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代表作品：《夜夜狂欢》《午夜鸡尾酒》《何处归程》《世纪恋情》及《含羞草》等。

成就荣誉

儿童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分别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冰心图书奖等奖项。

《心声》是当代女作家黄蓓佳的作品。小说写一位与凡卡有着相似命运的小男孩--李京京，希望在语文公开课上朗读课文《凡卡》，但遭到老师拒绝，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朗读了课文，并且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该故事揭示了社会生活和义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小说以其深沉的思想内涵，凄楚的人物形象，纤丽的情节叙述和令人伤感的语言表达，感染着读者，使人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一面，只在于它是否被他人注意。小说思想独特，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儿童文学集》 。

《心声》已被选入语文出版社七年级语文上册第15课，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上册第12课。

《作文上的红双圈》已被选为小学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综合性学习中的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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