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钱学森之问”与高考录取

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名人故事：“钱学森之问”与高考录取，本文共5篇，方便大家学习。本文原稿由网友“汜木”提供。

篇1：名人故事：“钱学森之问”与高考录取

高考改革最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也想凑凑热闹，谈谈关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录取。

在谈高考录取之前，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钱学森之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老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培养出大师，而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们不妨仅从高考录取一个方面来做一个对比。

先看看民国时期几个比较典型的高考录取事例吧。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成绩仅为15分，英语、国文成绩却均为第一名，其中英文成绩为满分。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定，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但校长罗家伦亲自批阅了钱钟书的试卷后，认为钱钟书是个奇才，遂打破常规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后来果然成为饮誉学界的“文化昆仑”。

1930年，臧克家报考山东大学，数学成绩为零分，国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随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当时的录取老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青年臧克家的才气，素以阅卷严格著称的闻一多破例给了臧克家国文98分的好成绩，并破格录取了他，现代诗坛大师臧克家就这样戏剧般地诞生了。

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仅为4分，最后竟然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回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吧。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各省都会根据当年大学录取人数，划出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分数线极其严格，那怕是只差一分，招生办公室都不会给大学提供该生的学籍档案。而没有学籍档案，该生当然不能进入大学校门。这种严格的高考录取制度毫不留情地把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人情关系拒之门外，分数不够，考生父母权力再大、钱再多也无法敲开相应批次的大学校门;同样只能达到某一批次的分数线，考生父母那怕是农民，甚至讨饭吃的，同样可以进入相应批次的大学进行深造，从而充分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高考录取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必有弊，如果当年清华校长罗家伦、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同样严格按照高考录取标准来录取，钱钟书、臧克家等人无疑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中国历史上也因此必然少了一个著名作家，少了一个诗坛大师，少了一个国学大师。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把像钱钟书、臧克家、季羡林等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考生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高考录取工作既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注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全才，尤其是当他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时候，其他方面很可能糟糕得一塌糊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天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如何才能在保证高考录取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把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有可能真正成为大师的青年才俊吸收到高等院校里进行深造，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各个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这应该是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篇2：爱国名人故事--钱学森

爱国名人故事--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篇3：高考素材之名人故事

岳飞应募参军，因战功累累不断升职，宋高宗亲手写了“精忠岳飞”四个字，制成旗后赐给他。又召他到寝阁，对他说：“中兴的大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金人攻打拱州、亳州，刘锜向朝廷告急，宋高宗命令岳飞火速增援，并在赐给岳飞的亲笔信中说：“设施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遥度。”岳飞于是调兵遣将，分路出战，自己率领轻装骑兵驻扎在郾城，兵锋锐气十足。

但是，后来高宗和秦桧决定与金议和，向金称臣纳贡。就在岳飞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时候，高宗和秦桧却连发12道金字牌班师诏，命令岳飞退兵。后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死于临安**亭，时年仅39岁。

篇4：中国名人故事：钱学森的故事

【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考卷】

在交大的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试卷，做这份试卷的人就是钱学森。在这样一份普通的试卷之后，却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各门学科都得90多分以上。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对了所有的6道题，他的任课老师金老师很高兴，给了钱学森100分的满分成绩。但钱学森却发现自己答题时把一处符号“Ns”误写成“N”了。钱学森主动把这个小错误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把100分的试卷该为了96分。任课老师金老师一直保存着他的爱徒的试卷，即使在战乱的迁徙中也一直保存在行李箱中。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再次回到母校的时候，金老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试卷，赠与了母校。这份小小的试卷也反映了一位世界科学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学习、科研的一丝不苟、虚心诚实。

【二、克服重重阻碍艰难回国】

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三、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篇5： 《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读后感

《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读后感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辉煌，可他却要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遗憾就是到临终前也没能看到在创新能力上真正超越了他们这一代老科学家的年轻一代。他把这一切归责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出不了有创新思想的人才，真的只是大学的责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顾雪林先生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创新性思维需要研究性学习，而研究性学习应当从孩子开始抓起，从中小学开始抓起”；“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究竟缺乏什么呢？我认为，缺乏学生自主学习，缺乏师生互动，缺乏课堂讨论，缺乏让学生寻求答案的过程，总之一句话，缺乏研究性学习”；“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教育思维上”。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教育思维上，这是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

初进校园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真活泼。他们对一切都很好奇，都想去弄个明白。他们每一天都很快乐，为一点点小小的发现而快乐。然而，一年，甚至一个学期后，你很难每天都能从他们的脸上找到笑容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每天六七个“40分钟”他们都要规规矩矩地“端坐”、“恭听”，目光随着老师移动，脑子等着老师“灌注”，随之而来的还有做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书。讲课的老师不能说不辛勤，听课的学生不能说不刻苦，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失去童真，失去快乐，失去创新性思维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顾雪林先生所说的“研究性学习”和“赏识教育”我非常赞成。因此，在每天的教学工作，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所给是学生的所需，给学生充分思考、探索、交流、展示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的灵光在快乐中闪现，让在快乐中学习的孩子们得到更大、更多的收获。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要做的就是自始至终地相信他们，欣赏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及时地给予帮助。

会思考的孩子才会有创新，有快乐的孩子才会更愿意去思考。愿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改变自己的教育思维，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快乐学习”中完成知识的积累和灵感的创新，让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在我们的努力下不断地涌现，让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老科学家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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