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

时间:2025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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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周易》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

《周易》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

《周易》作为一部阐述天地自然运行规律和社会人事生存发展变化之典籍,在中国哲学和美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书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不是探究某个具体的事与物,而是站在整个宇宙之大背景下来追寻万物的产生与运行规律。

(一)《周易》之“象”

?《周易》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具体的生物和自然现象开始的。《周易?系辞上》讲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易》将“八卦”作为构成宇宙世界最基本的实在之物。何为“八卦”?在《周易》看来,八卦分别代表着天地自然运行的八个基本要素或八种现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它是古人对于宇宙世界与万事万物长期观察而总结出的。同时,这八种现象具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现象或卦象因其属性不同其组合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等等,同时其各卦错综重叠之组合最终构成了宇宙世界错综复杂的运行图式,如《周易?系辞上传》中描述的“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正是八卦重叠组合所产生的效果,这些现象和规律也正是自然运行最基本的法则,其反映出《周易》最原始的自然宇宙观。

?另一方面,《周易》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并不仅仅机械地停留在客观的自然之物上,而是通过观物取象,由具体到抽象,最终概括出宇宙之道。在《周易?系辞上》中所讲到的“四象生八卦”可以看出,“象”首先是指具体之物象,是对天地万物的总体写照,和对“八卦”的总括,但这仅仅是“象”的第一层含义,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在《周易?系辞下传》中讲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说明“象”是深藏在八卦之中的,是八卦成列组合后所得,不是简单的自然客观之物,而是这些自然之物组合之后其内在属性的显现。因而它不是具体的,而是通过其具体抽象出来的。在《周易?系辞上传》中“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说明“象”有一定的概括性,是圣人对自然人事其内在特性的表现。“象”不仅是对自然之象等客观现象的描写和概括,更是通过其象来暗示和表现人事凶吉等社会现象,是圣人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把握中对于宇宙之真谛从而影响到对社会人事之道的领悟。因而“象”在《周易》中更多表现的是社会人事之属性,只是这些属性被隐藏在了各种具体的八卦图式之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周易》中的“象”代表着具体的八卦图式之象与抽象的社会人事之象两方面内容,而联接两者的正是“象”所具有的象征之意,在《周易?系辞上》中讲到:“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即用具体的图象象征了抽象的社会人事变化。此处的“象征”的功能正是使“象”由具体到抽象的中介,由“天地变化”到“圣人效之”、由“天垂象”即“见凶吉”,将人事社会的种种现象蕴藏在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中。

?《周易?系辞下》讲到:“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即“象”,“象”贯穿于整本《周易》之中,“象”的各种内在属性的阐释也正是《周易》整本书的思想精华。

?(二)《周易》之“阴阳”

?在《周易》思想中,“象”代表着其认识自然世界和社会人事的特定符号。这个特定符号从起产生来看,根据 《周易?系辞上》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代表具体图式的物象还是蕴含社会人事之理的象都是由“两仪”衍生而来的。“两仪”在《周易》中是指事物所具有的阴阳两方面属性,因而也可以理解为《周易》之象均具有“两仪”即阴阳两方面的`属性。纵观《周易》,阴阳的观念贯穿于整本书中,因为《周易?说挂》已经讲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在《周易》中组成其基本图式的卦象被对等地分为了一阴一阳相互对立的模式,以此而说明阴、阳是《周易》立卦的依据,也是其各卦象存在的内在属性。

?何为“阴阳”?“阴”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说文系传》指出“山北水南,日所不及也。”而“阳”则反之。因此“阴阳”的最初含义为朴素的自然观概念,指与阳光的朝向关系,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根据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阴与阳总是交替变换出现的,宇宙世界这个混沌的“太极”分裂出了阴阳“两仪”,或阴或阳,宇宙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具有阴或阳之属性。

?阴阳两性是如何存在于宇宙世界的?《周易?系辞上》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包含着天、地、人三重含义,《周易?系辞下》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也即在天、地、人三重道之中都存在着阴与阳之属性。

?天道与地道均是自然之道。《周易》认为,天道之日月风云雷雨与地道之山川草木虫鱼鸟兽都具有阴、阳之二性。正如《周易?系辞上》讲:“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在自然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首先其自身存在或阴或阳的属性,同时也能找到与其属性相反的另一物,两者共生共衍,共同构成宇宙世界的基本存在之物,并推进着宇宙世界发展变化。并且,《周易》进一步细化,根据《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论述,其将天道中的两属性定义为阴与阳,将地道中的两属性定义为柔与刚,虽然其针对的卦象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含义,都反映出事物存在相互对立的本质。

?不仅自然之道具有阴阳之属性,《周易》思想的独到之处更在于其看到了社会人事之道中所存在的阴阳之对立属性,《周易》将其概括为“仁”与“义”。如前面对“象”的理解可知,整个《周易》的思想,不单是描写天地等自然现象的运行规律,更是借自然来象征社会人事之凶吉,因而在社会人事之中,均存在着或“仁”或“义”之对立的属性。

篇2:《周易》中“时”的思想

《周易》中“时”的思想

“时”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在《易传》中多次出现,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文化内涵。

二千多年来,学界诸子奉《周易》为群经之首。北宋胡瑗评价《周易》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周易口义·系辞上》)。《周易》能得以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蕴含的“时”的思想,程颐曾说过“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 《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孔子继承了《周易》中“时”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儒家基本哲学思想。本文以乾卦为例浅析《易》中“时”的思想,兼谈孔子的继承,以益于对《易》和孔子思想研究。

“时”作为字只在《周易?归妹》九四爻中出现过,爻辞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这里“时”单纯表示“日期”的意思。“时”在《周易》以字的形式出现极少,它更多的以与“时”具有实际关联的思想内容形式出现。《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季节变化、时间流转的描述,如:“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自然界的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等。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这里主要强调“天文”二字,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云霞、星相、雨雪等自然现象的直观感受。他们从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

另一类“时”则是对社会活动的概括,如:“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等,这里强调的是社会活动的规律性,可以解释为时势、时务等。这种“时”是古人将从自然中得出的“时”的规律性运用于到社会中,所谓“与四时合其序”,以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来看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由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周易》讲“时”谈“变”,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遵循“变”,《周易》就是在对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乾卦》就很好的体现了古人将自然界中“时”的规律转换到人类社会中。

乾卦爻辞曰: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中的乾坤二卦表示了化生万物的阴阳二气,《子夏传》说:“龙所以象阳也。马融也说: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乾卦以龙喻阳气,六爻被别指代12个月。初九一阳乃为潜龙,上方五爻皆阴,表示农历十一、二月。阳主生,阴主杀,初九是一阳发之于地为阳气尽藏、隆冬肃杀之时。所以万物潜在地中以保全自身。九二初爻与一爻皆为阳,表示农历一、二月,阳气上浮,万物趁时,破土而出。九三、九四阳气更胜阳爻渐渐胜于阴爻,天气经历由春到夏,万物也到了生长期。到了九五五爻皆为阳,金秋之时,阳气最盛,是万物丰收之际。而到上九六爻皆阳,如朱熹所说:“阳极于上”,地面阳气尽失,进入深秋、初冬之际,万物开始衰败,潜藏自己以迎来新一轮的寒冬。乾卦描述了自然界中一年四季季节变换时,万物生长枯荣的状态,表明自然界中万物因时而生的规律。

将乾卦中这种对“时”的`认识放入到人类社会中,就是要人学习自然界中万物这种趁时应时,提醒人要审时度势,“时”可以说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情势,无论其所代表的是自然环境亦或是社会环境,人都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对于“时”,只能是一种“审”的态度,即对于客观环境要有理性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而且,人不仅要审当前之“时”,还要审将来之“时”,即通过当前之“时”来“度势”,“势”是“时”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审“时”的目的在于度“势”,人要趁时度势以成事,这种对“时”的思辨在也是孔子所赞同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要》篇中记载着孔子对《损》、《益》两篇的议论:“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其冬也吉。……”这里孔子同《周易》一样,将“时”的自然属性同人类社会相连,以自然规律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孔子曾以鸟喻人,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时”无论对于鸟或人来说都是无法选择的客观存在,对于这种“外于我”客观存在,人需要全面认识客观环境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是一个“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的时代,政治已经腐败到“吾已矣夫!”的程度,对于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他认为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要根据时势来抉择是否参与政治,进入一个危邦可能并不会救其民于水火,反而使自己无法保全。所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赞扬他的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孔子看重南容能依据外于自身的“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达到随机应变,随“时”俯仰。孔子的这种顺时、应时并不是对当时残酷现实社会的逃避,相反孔子“时”的思想反映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孟子在《万章·下》中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清”、“任”、“和”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品质,但孟子评价孔子为“集大成也者”,正是因为孔子身上所具有的“时”的品质。孔子清楚的知道自己身处乱世,他作为智人没有像其他智者一样隐居,反而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道授业,立志救民于水火,这表现出孔子对当时社会和人民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周易》中“时”的思想源于自然,应用于人类社会,其所提倡的对“时”的把握,其实是要求人把个体和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人要顺时、应时而行事。孔子继承了《周易》中这种对“时”的思辨,肯定人要因时度势,但孔子更看重“逆时”,即在乱世下仍要担负责任,为“治国、平天下”而奔走。孔子这种气节是千百年来儒家所践行的人格,也是中华民族血脉中所固有的人格。

篇3:《周易》中的设计思想

《周易》中的设计思想

《周易》不仅充满哲学思辨的思想著作,同时也包含着精深的设计思想。首先,试图阐明占卜本身的存在即是设计的存在。其次就《周易》有关设计的论断进行具体的论述。

如果说《周易》是我国第一部充满哲学思辨意味和人类存在经验总结的著作(《易传》为主要体现),那么它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博大精深设计与艺术思想的著作。《周易》作为六经之首,不仅其成书关键的卦象乃是中国古代设计的集中体现,同时书中有关造物、道器以及制器尚象等有关理念与思维都是关于设计的理论层面的哲学阐释,这对于中国传统设计影响深远,正如风水学与建筑设计关联一样,它同时也对中国当下设计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一、占卜作为设计的存在

“太卜掌三易之法”《周礼-春官-大卜》表明了“易”是周代的一种算卦占相的工具。“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试图通过阴阳艾符号对人类及其存在进行经验的总结和形而上的把握,这本身就是设计的最为本源性的表达。“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设计乃此在的规定,其最终旨归是为了人更加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周易》试图通过观察与体验来更好地把握人类乃以居住的生存世界,正是其作为设计存在的最好表征。

一方面,它对原始先人观察、体悟和把握世界的方法进行了经验性总结与描述。“古者包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渚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直观与体验的结果,这其中包含了对事物变化与运动的抽象把握。八卦的每一卦象都有特定的指涉,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其中尤以乾卦和坤卦则被认为是《易》之关键。因为乾坤是阴阳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代表着变化运动的人之生存世界。人通过占卦获得卦象及其衍变的直观,从而把握与经验人之存在。在这里,卦象的衍变与隐喻及其暗示都是在对原始先人所生存的生活世界展开审美观照与历史把握之后的本源性思考。

具体到器具的制造,《周易》也作了详尽的阐述。从生产工具到服饰设计、从交通工具到兵器生产、从建筑设计到视觉传达设计,《周易》既归纳出了设计者,同时也对设计的旨归、所凭借的原始质料都有简明扼要的总结。“包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乃是对于生产工具设计起源的表达;“垂衣裳而天下治……,”表明早在上古时代已经有了服饰的出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也暗示了交通工具的设计早已存在;“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雨,以待风雨……,”,则显现了原始建筑设计发展的流变……,尽管在《周易》里,所有的造物和设计都是圣人来完成的,但是对于远古时代的设计无论是从旨趣、质料、创意思维还是设计衍变都作了经验性阐释。

另一方面,无论是观物取象还是立象尽意,都包含着人的感性的参与,同时这种对于卦象的把握与体悟又是直观的,并没有手段与目的之分。另一方面,它首次把原始先人造物设计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更为本源地思考人如何更为本源性的存在,这着重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有关论断。道与器的关系表明作者不是仅仅在经验层面来考察人类有关造物的认识与体验,而是上升到人的存在与思想的高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周易作为设计存在的另外一个表征就是有关太极八卦图的出现及其理论阐释。如果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对太极图内在旨趣的存在层面的揭示的话,那么太极图像自身的形式乃是图形创意设计的典范。这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完美,而更在于它彰显了中国古代设计的由器(技)与道关系的总体表征。

在这里,我们悬置太极图与《周易》时间顺序上的优先性考察。无论是太极图先于《周易》存在,还是先有《周易》,后有太极图,都与我们对于太极图作为《周易》智慧的集中显现,以及太极图作为设计并无直接的关联。流传后世的太极图种类很多,天地自然河图、太极先天图、周氏太极图、来氏太极图、景岳太极图,左辅太极图以及循环太极图等。但无论哪种太极图其基本的形式都是由一个圆圈、一条曲线、两个圆点、两条黑白鱼图形等组成的阴阳鱼图案。人们通过太极图来推导和把握其所居住的生存世界表明了太极图首先是作为设计的存在。虽然太极图造型简洁,高度抽象,但其形式非常完满,符合形式美法则,不仅对称均衡,而且和谐富有节奏美和韵律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简洁抽象的图像乃是中国智慧的集中显现。它以均衡对称的图像方式,揭示了阴阳、和谐等中国传统思想,成为后世造物与设计的典范。

二、本性直观与形式的显现

《周易》与设计的内在关联不仅在于其本源性地对设计的旨趣作了规定,同时也有着设计形式层面的指涉。

而这种对于形式的显现与把握则是以一种本性直观的现象学的思考方式。现象学起源于胡塞尔,他力图克服传统形而上学,通过直观把握事物的本性。“我们在这里是在完全广义上运用直观这个表述,这个广义无非是指自身经验,具有自己看见的事物并且在这个自身的看的基础上注意到相似形,而后进行精神上的递推,在这种递推的过程中,共同之物、红、形状等等‘自身’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被直观地把握到。”在此,胡塞尔不再基于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的区分而运用直接展示与具体描述的方式来把握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的有关问题。而其学生海德格尔则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发展为存在论,通过把握此在的存在来把握存在,也即通过此在来通达存在,以此来追问存在的本源。

在思想运行的维度上,《周易》与现象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周易》把握世界基于经验与直观。无论是通过占卜及卦象来获得对于世界和存在的把握,还是作为《周易》思想集中体现的太极图的图形直观事物本性的思考都表明了古人通过直观把握自身存在命运的意象性思维。其次,不仅《周易》把握存在的方式是直观的,它对于先人的思维方式也进行了经验描述,它不是理性的,逻辑的归纳和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形象的思考方法,同时包含着对于事物本性的洞见。《周易》认为通过“象”的直观可洞察时局,万物之变化。因而,力图通过“象”直观来把握思想和人之存在。这种思维没有明显的主客之分,也没有在直观之后尚有一个理性 或者逻辑思辩的设定。一旦获得“象”便能经验到天地之道。“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彭富春认为,中国思维的特征,不是理性的和逻辑的思维,而是经验的思维。经验的思维又可具体化为自然性的思维和历史性的思维。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观形象思维正是这种自然性与历史性思维的表征,因为它意味着“人首先从自然中搜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于人。”在此,走向事情本身,便成了走向自然本身,因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事情便是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周易》与现象学在思想运行维度上的有着一致性与关联的话,那么《周易》对于形式的把握则是其直观思考方式的具体显现。无论是“观物取象”还是“制器尚象”都包含了对于事物形式的把握。古人体悟和通达存在的“卦象”,乃是对于自然的模拟的表号化或者抽象化。“鼎”卦的卦象是对现实中鼎的形象的抽象与符号化把握,而“坎”卦的卦象则是对于甲骨文之“水”的模拟。“象”都是基于图像思维和设计的观照,也即直观地、表现地把握物之存在,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而“观象”、“立意”、“赋形”的直观、表现的思考正是造物和设计活动不可缺少的步骤。

《周易》对于具体的形式美也有着本源性地观照。一方面如前所述,卦象在造型上具有强烈的形式感,极其符合形式美的特征。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首先都是一种抽象的图形创意,其次对称、和谐、均衡的形式美法则得到充分的表现,比如说“鼎”卦的卦象就取材于日常使用的器具,它是作为实用和礼器的鼎的具体形象的抽象与符号化表现。另一方面,《周易》也有着色彩和装饰方面的考虑。比如“革”卦、“贲”卦、“离”卦所谈论的都是关于设计装饰与色彩的把握。“革”卦讨论的是因人身份地位的差异性而进行选择性地服饰。“‘大人虎变’即《玉藻》之君车以虎皮为饰,‘君子豹变’即士大夫车以豹皮为饰,‘小人革面’乃是未命士者不得乘饰车。”这里《革》卦强调了装饰的差异性与特定的指称性。《贲》卦“白贲,无咎”表明了装饰上空白、自然与虚实的运用。装饰并不在于色彩的.艳丽,同样,空间的经营也不并在于布局的繁多,而是要恰到好处,自然而然。白贲,无色也,从有色达到无色,乃是设计最高境界的设定。这并非是不要装饰,而是强调装饰的有效性。

与《贲》卦体现了装饰上的素朴自然的重要性不同,《离》卦不仅与古代工艺美术有着本性的关联,同时也对装饰的地位给予了肯定。“离者丽也”,只有装饰的事物才是美的,宗白华不仅赋予“离”以丽的含义,而且还认为它是对于器物的艺术加工和装饰的把握。

三、道器关系的把握

《周易》作为设计的存在,乃是中国古代造物与设计思想的集中显现。道器关系的区分在此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的不可回避的主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周易》对于道的最为本源的规定。尽管《周易》没有阐释道和器如何具体关联,但是道器关系在此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思想的开端。

首先,在造物与设计的开端处,是没有道与器的区分的,至少道与器的关系没有形成主题。设计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它跟人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涉。于是,我们追问,人的第一件设计作品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一件作品标明了人的诞生――人基于造物与设计而与其它动物想区分。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第一块打制石器的诞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呢?而作为生存作为第一要旨的原始人来讲,器物或工具的制造则是为了满足其最为基本的生理和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此时,造物最为主要的追求乃是基于实用性和上手性的“形而下”工具的制造。造物的旨趣、精神的追求,艺术的意味乃至道的显现的形而上层面的事情尚没有展开。而当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时,人开始有意识地注重造物的技巧与规律的把握、造物思想的表达和艺术与审美的追求。于是,形而下的器的制造于超乎“形而下”的物质范围的“形而上”的道发生了关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是神秘的、抽象的、难以言说的,同时它又是自然的,给予人以最高规定,而“器”是则直观的、感性的、形象的,是人对造物与工具的具体把握,它与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形态紧密相关。“器”的制作受“道”的规范与制约,“道”则要通过“器”来传达与显现,“器”是“道”的载体与物质表现。于是,器以载道自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在造物与设计思想的主题。《周易》不仅明确地提出了通过直观达到对“象”的获取的“观物取象”,而且也指明了造物与设计的最为显明的旨归“立象以尽意”、“观象以制器”、“制器以尚象”。

“象”作为器以载道的中间环节,在传统造物思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象”通达道,乃是因为“道”只能通过天地万物的变化之象被人所感悟,人凭借于所感悟到的“象”在造物的活动中运用特定的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创造出可用之“器”。于是,“以‘象’为中介,通过人为事物的创造,把不可见的‘形而上’之‘道’转化成可见的‘形而下’之‘器’,同时又通过‘形而下”之‘器’传达出‘形而上’之‘道’,实现了两个世界的互动和‘双重转换’。”

不同于“文以载道”更多地强调装饰的重要性,“器以载道”注重实用性的把握。文,则是对器物的装饰与美化,是人对器物艺术与审美的追求,而文作为道的体现则是要符合道对于人的规定,在中国传统思想即天和自然的规定,于是有了天文与人文之区分。人文作为器物的装饰和美化乃是天文的具体显现。也即,器物应当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一方面,造物受人乃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造物与设计又引导着人的生活和思想。

无论是器具的造型、装饰还是其实用性的设计都与技术的应用分不开。技术在此表明为:设计如何凭借技术和特定的方法创造出既具有实用性,同时又反映一定的生活旨趣和信仰,体现天道和人文的器具。而设计满足人的实用与审美的旨归则是作为欲望的外在显现与表达。同时,器具的设计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材料及其特性的把握,运用一定的思维与创意方法,设计出不仅实用与审美统一,同时符合礼制的器具,也离不开道或智慧的指引。于是,造物乃是欲望、技术与智慧的游戏,而器具的生成,则是此种游戏的结果。在《周易》里,器具的设计者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器具的最终生成都是欲望、技术与智慧游戏的结果。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之所以观物取象、立象尽意,乃是为了得到智慧的指引,获得对于道的把握与体悟。而凭借工具对特定材料加工,造物的过程则是技术被应用和发生作用的过程。而“以教天下”、“以威天下”、“以待风雨”等圣人造物的旨归正是人作为存在者整体欲望的生成与表达。

与《考工记》侧重对于具体的造物规范、分工、材料及技术标准详加论述不同,《周易》则偏重于道与智慧对于造物和设计的引导。以至于设计中的欲望与技术的考虑在此隐而不显。但是这种对于道或智慧的重视,则为传统造物与设计作出了本源性的规定。设计必须体现道,符合道,有着智慧的参与,而不是对于物的一种强迫。于是,自然性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的最大特征,而在开端处最为显明。因为中国的道乃是天道和自然之道。在此,不再有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听从自然或道的召唤。因而,无论是石器时代设计的稚拙,青铜时代造物的笨重,还是铁器时代的刀剑的坚硬,瓷器时代的技艺的精巧,自然都是人的最大规定,器物只是人存在和体悟道的通道。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园林设计,还是建筑设计,都遵循自然和道对于设计的规定,而正是有了道的指引,中国传统设计才具有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与审美追求,寄予了人的理想情趣与诗意居住的可能。

以铜镜为例,铜镜作为实用器具已经成为历史。即使作为艺术作品,它也最终会走向死亡。但它作为有意义的存在者,作为设计文本却始终存在。它的设计也是欲望、技术(技艺)与智慧游戏的显现。技艺层面,它指涉铜镜的外在显现形态,如可被我们的感官所能直接经验到的铜镜的造型、纹饰、硬度和色泽等。欲望层面,它相关于铜镜遮蔽和敞开的关切于古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同时它又是一个古人进行情感宣泄,实现精神寄托,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场所,是被解放了的美好的自由世界。在智慧层面,基于天地人神的聚集,它是光与影、隐与显游戏的发生,是真理自行设入作品。真理乃道。古代铜镜设计正是道的显现与遮蔽。而这种在造物与设计中重视道的指引与显现在《周易》中就已经作了如前所述的本源性的规定。

但是,这样的一种传统造物与设计的思想与道路,因为欲望的过度放大和技术坐架的不断加强,而逐渐失去了智慧和道的指引,人不再通过设计来通达与体悟道,人也不再亲近自然。人与自然具有了明显的主客二分,自然成为人的征服对象。于是我们看到,传统的造物思想失落,人失去了诗意家园而无家可归。大量的被技术和欲望规定的设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向《周易》所倡导的造物与设计思想的回归,便成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篇4:《周易》中蕴含的艺术思想

《周易》中蕴含的艺术思想

《周易》是一部伟大的书,博大精深,神秘悠远,通常被称为易经或易学,诞生之后就逐步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

《汉书・儒林传》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华夏生生不息,易经代代相传,许多学者穷其一生专研易学,留下论著繁多。尽管原书主要是讲述利用已知占卜未知,其方式和原理几千年来争论不断,但不可否认易理对中华文明有着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意识形态无不有易经精髓的体现。那么《周易》到底是什么书,其中的中心思想和用途又是什么,正文将给予解答。而后本人会浅谈其在艺术领域的古今成就和蕴含易经思想的艺术品。通过文献资料,透析所谓“易”对国人艺术设计思维的综合影响。

一、阐述周易

(一)《周易》的起源

据传,《周易》的诞生地就是现在的世界遗产城市安阳市。至于具体如何诞生,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源头似乎已经神化色彩浓重。但易经应该是一部集体性著。《汉书・艺文志》日:“《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意思大致是其体例内容本身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而是由众多先贤慢慢充实发展而得。又《周易乾凿度》有云:“垂皇策者羲,益卦德者文,成名者孔也”。简而言之:上古时代,通天之黄河现神兽“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将其临摹下来,并仰观天文、俯查地理,而做“八卦”;中古时代,姬昌被纣囚禁于菱里,遂体察天道人伦之理,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即“文王拘而演《周易》”;下古时代,孔子喜“易”,感叹礼崩乐坏,故撰写《易传》十篇。

但后世对于重卦者身份疑义不断,怀疑古文为后世伪作的风气也一直盛行,到上世纪初,钱玄同、郭沫若、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皆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只每个时代仍有学者坚定《易传》为孔子一力完成。

而今,长沙马王堆墓穴发掘的“帛书”中,不少记载间接证明《易传》的作者至少相关作者大体是孔子,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玄学界盲目疑古的风气下,这不失为一戒。

(二)《周易》的本体内容

“八卦”这个词中国人都知道,但一般人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被影视小说用到泛滥的太极八卦图和社会上各类占卜风水之术,理解其含义的人必然更少。还有一些日常用语,我们常说谁谁阴阳怪气,哪位又变卦了,又或者扭转乾坤,否极泰来之类的口语和成语,但不一定人人都知道这些词汇都是直接来源于易经。那么《周易》到底是讲什么的。笔者才疏学浅,~开始接触易学便是看的今人译作,看毕仍然云里雾里一知半解,只能整合前人珠玉,做一个简略的了解。

“《周易》集中华阴阳文化之大成,它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由阴(一)阳(―)两爻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之中。”

《周易》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通常认为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

与计算机的0,1基本原理异曲同工,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就是俗称的八卦了,见上图中围绕圆形的八个图案。

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如果再考虑阴阳的状态,则阴阳概念又进一步划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情形,六十四别卦每一卦的每个位次上都可能有四种阴阳状态,于是全部易卦系统就共有4096种不同的卦。《周易》经部文字说明的内容就是对六十四卦系中部分易卦的象征意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事吉凶判定(称为占断)。秦汉以后的学者对易学挂系的运用和原理都存在错误或者说模糊的认识。许多不解之谜,连孔圣和朱熹都不敢妄下断言。

(三)对后世的影响

《周易》是直至今天还没有人真正通晓的上古典籍。但抵挡不住各个时代都有潜心专研周易,并得出自己理论,或者是根据周易所典,做出自己的成果的人。

《周易》最能体现中国古老深奥的文化。“在西方宗教看来,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造物主神的作用。而《周易》中没有造物主的概念‘生生之谓易’,它直截了当的指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本性,所以为周易,可以解释为普遍变化。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千姿百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易经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集哲学之中心,艺术之本源。《周易》描述的世界是灵动的,天、地、人高度融合,息息相关。儒道两家都受益于其理论内涵。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当然“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周易》对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影响亦是潜移默化的,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黄帝内经》,《天工开物》,《千金方》、《考工记》等等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可见中国古代学者对《周易》的尊崇。尽管易经的这种至高地位多少带有本位主义的民族情感,并且实际上的效果也不甚明确,但各家为此争鸣几千年不变。这种尊崇也延伸到民间,民俗里的喜丧嫁娶风水占卜几乎都是来源于《周易》。

另外,许多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也都曾经受到易经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的发明,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等等,据他们自己阐述,都有易经的影响。

二、周易对艺术世界的影响

(一)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

说到《周易》对艺术的贡献就不能不提太极图。太极图是以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太极图形象化地表达了它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理。这是古人在对圆形、对称形、图腾、阴阳概念等认识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图案。其形式是多么令人惊叹。尽管诞生的年代久远,但是现代人谁敢大胆的说自己可以超越它,比它进步呢。太极图正是完美的诠释了和谐,历经几千年,永不过时。

笔者认为,太极图显然不只是研究易学原理的重要图像。

它简直是宇宙的模型,艺术的永恒。流畅的相互关联的曲线,经典的黑白色块组合方式,再加上周围一圈极富规律的八卦排列,如此简洁却仿佛概括了天地的奥秘,难怪外国人也对其推崇备至。太极图形展现了一种互相转化,相对统一的形式美。它以后又发展出了中华民族图案所特有的“美”的结构。如“鸾风和鸣”、“龙凤呈祥”等都是这种以一上一下、一正一反的基础扭转成生动优美的吉祥图案,在民间广泛传播发展,喜爱度非常高,产生了许多极富民族特色的图案。

当然,即使离开太极图样式的古代艺术,从绘画,手工艺品倒建筑,城市规划,《周易》无不起着作用。“天人合一”是《周易》美学的传统根基。顺其自然是其灵魂。

(二)对古今艺术设计思想的渗透

《周易》的形式与内核都可用于设计。《周易》之于艺术,譬如中国水墨的写意和抒情,其中虽然或淡雅清幽或狂放洒脱或细腻明艳,细细品味却都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易学思想。还有中国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都曾经和正在陶醉着无数的世界人民。《周易》之于设计,譬如中国古代的浑天仪、司南、苏州园林还有中国古代的服装等等,这些历久弥新的中国特色设计经典,都曾经使世界历史为之倾倒。

浑天仪和司南可算作古代的手工艺设计精品,观其形态与作用,蕴含的易学思维不言自明。

而在建筑设计领域,周易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纵观中国传统建筑,灿烂辉煌,为何单单苏州园林被称为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宅院。而在许多庙宇宫殿、园林大宅的设计中多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做不到完全的“顺其自然”。“唯有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居住住宅,形成了根据不同地域气候和生活方式而异的多种住宅形式,它们朴素实用、灵活、适应性好。真正完全体现了周易美学“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苏州园林则是集大成者。这是因为苏州古时是江南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所以私家庭院园林、讲求幽静典雅,师法自然,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的生机与意趣。以“落水别墅”闻名于世的美国建筑师莱特就十分崇尚中国建筑思想。在他的作品中,西方历来强调的“天与人竞争相抗,人要战胜天”,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极力倡导物质文明和内在精神的统一。如此这般的民用建筑,难道不是将“形式追随功能”完美体现了么。

《周易》在现在的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一个方面――风水,也叫堪舆。风水源于易经,如今不只被东方广泛运用,甚至西方社会也广泛研究和依赖起风水来。中国从古至今的建筑和园林规划形式,风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三、展望未来让世人正确认识了解周易与艺术设计在现代融合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文化瑰宝。易学讲求“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无论在宏观世界宇宙奥妙,还是微观世界微粒夸克,抑或是人的精神灵魂,这些道理至今仍给我们启示。但目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还被许多人理解为迷信。不过这却并不影响我们设计者们运用易学的形式与内涵,制作出让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作品。

篇5:论《周易》中圣人崇拜思想及影响

论《周易》中圣人崇拜思想及影响

《周易》的'圣人崇拜思想,既有积极作用,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必须在新时代加以转换.

作 者:谭德贵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科院,哲学所,山东,济南,250002 刊 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 EDITION) 年,卷(期): 4(4) 分类号:B21 关键词:圣人崇拜   境界   圣人   负作用  

篇6:《周易》中“孚”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周易》中“孚”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孚”为《周易》经传常用语之一。它蕴涵着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古老的思想智慧。“有孚”在心往往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而且是吉祥的象征。

诚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优良传统思想。《周易》对诚信思想十分的崇尚,这主要是通过对“孚”的倡导体现出来的。《周易》认为:诚信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手段,是得到上天保佑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孚”字起源

《说文·爪部》云:“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据此,徐锴的《说文系传》言:“孚,信也,鸟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说文》段注引《通俗文》:“卵化日孚”,引《广雅》:“孚,生也,谓子出于卵也”,即鸟之卵期都有一定的时间,由此引申为守时、信。《尔雅·释诂第一》云:“允、孚、亶、展、谌、诚、亮、询,信也。”又释曰:“皆谓诚实不欺也。”古代先民在谈到人的诚实守信时联想到鸡等卵生动物,当是自然的。

二、“孚”与天

“孚”字第一次出现是在《需》卦的卦辞里,“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孔颖达的解释是:“‘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养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为体,唯有信也。”此处是把“孚”字理解为信的意思,而在接下来的《彖传》中,孔颖达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以九五居乎天子之位,又以阳居阳,正而得中,故能有信,光明亨通而贞吉也”。从《需》的卦象上来看,九五是阳爻,居于天位。因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首卦是乾卦,乾者象征天,九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上九爻则为“亢龙有悔”,故而九五爻是乾卦中最好的爻,乾卦又是六十四卦中最好的一卦,九五爻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最好的一爻了。在这个天子之位上,阳爻又在正位上,所以能有信存在,由此看来,信的存在的确是顺乎天意,是吉祥的象征。《尚书·高宗肜日》说:“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孔颖达正义曰:“天既信行赏罚之命,正其驭民之德,欲使有义者长,不义者短。”由此可见,这“孚”是来自天的,是与天相应的。商周之际,古人对天存有强烈的敬畏思想,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要想永远得到天的保佑、绵绵不断地生存下去,就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一书通过卦爻辞指导人们的行为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实现这个目的的最高境界就是使人的行为与自然社会保持和谐一致,而作为与天相应的“孚”,人们也应当认真对待,不仅要顺从天的“孚命”,也要以“孚”的精神敬奉天以及其它一切事物,“故‘孚’是包含天德与人德在内的天人合一之德”。

三、“有孚”与无“孚”

在通行本的《周易》中,“孚”字共出现42次。通观“孚”字所在的卦爻辞,不难得出:凡是“有孚”,其占断语都是吉的、有利的,最起码是无咎;反之,无“孚”或“孚”之施行受到阻碍,不能始终如一,预测后结局则厉、凶。

《比》卦初爻就开宗明义:“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孔颖达正义曰:“‘有孚比之无咎’者,处比之始,为比之首,若无诚信,祸莫大焉。必有诚信而相亲比,始终如一,为之诚信,乃得无咎。”再来看九五爻,亲比于九五,本有失位之咎,但能心怀诚信,所以能免于咎害;而九五也因广施孚信而获吉。相反的,《萃》卦初六爻为:“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意思是心怀嫌疑,则情意迷乱,奔驰而行,萃不以礼。到了九五爻,虽然最得盛位,但是“匪孚”,没有行其德,除非能修大德、行其正,则悔可消,所以《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而与之相反的《大有》卦六五爻曰:“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一个是“志未光”,一个是“信以发志”,看来只有由己诚信,才能发起其志。再如《兑》卦的九五爻:“孚于剥,有厉。”虽然九五处尊正之位,但“剥”之为义,小人道长,信于小人,是很危险的。再看《中孚》的九五爻:“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孔颖达疏曰:“‘位正当’者,以其正当尊位,故戒以系信,乃得无咎。若真以阳得正位,而无有系信,则招有咎之嫌也。”由此看来,“孚”在处理各种事情时是不可缺失的,“有孚”即能化解不利的因素,然而即使是处在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孚”,结果也可能闯祸或发生悔吝的情况。

当然,《周易》中“孚”大部分出现时都是吉利的意思。如《小蓄》卦九五爻:“有孚挛如,富以其邻。”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说:“挛,连也。”孔颖达也说“是有信而相牵挛也”,“心不专固。故能用富以与其邻。”这说的是只要内心有诚,不只是自己得到好处,而且会加惠于左右,使他们也都得到好处。《损》卦卦辞云:“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损》卦卦旨为减损,正当减损之时,仍然需要孚盈于心,不可有丝毫懈怠。有孚,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吉,利有所往,有所行动,用两簋饭就可以享祭诸神。二簋是非常菲薄的祭品,这么少量的祭品怎么能用于祭祀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呢?原因就在于“礼有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礼记·礼器》)。内心含孚,心诚志敬,故而仅两簋饭足以祭告神灵。

另外,在有些卦爻辞中作者还告诉人们如何做到“有孚”,如《观》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意思是祭祀前先洗手自洁,而不必奉献酒食以祭,要先对神灵有诚信和崇敬之情。又如《萃》卦六二爻:“孚乃利用禴”,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时之祭最薄者也。然而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祭于鬼神也。由此可见,“孚”的重要性超过了在古代社会为人们所重视的祭祀典礼,内心的虔诚往往比外在的物质性东西更为重要。再看《睽》九四爻辞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指处于乖背睽违的情形下,九四爻应与阳刚丈夫交相诚信,才能够遇到凶险而免于咎害。“明家内之道”的《家人》上九爻曰:“有孚,威如,终吉。”王弼注曰:“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家道可终,唯信与威。”在一卦终结处曰有孚威如,可见有孚是治理家庭内政的妙旨要道,王弼注深得其中三昧。仅有诚信不足以安家,还需要辅以威严,内孚外威缺一不可。四、“孚”与“诚”

子思《中庸》的.“诚”,是由《尚书》、《周易》的“孚”发展而来。“诚者,天之道也”,说的是“诚”和“孚”一样,得自于天。人从天获得“诚”以后,还可以“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显然是把“诚”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周易》只说了“孚”(诚)的重要性,“有孚”则吉利,“孚”能决定人事的一切,但没有明确地说它能化育万物。孟子的“诚”是子思的翻版,《尽心上》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说的是得“诚”于天而支配于心,于是万物就涵容于我心中了。万物涵容于我心,这种为“诚”铸造的“心”就可以控制一切,指挥一切,也就能产生万物。荀子的“诚”也是如此,他的“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说的是天用诚化生万物,也就是诚产生万物。由此可见,子思、孟子、荀子的“诚”是继承、发展《尚书》、《周易》的“孚”而来。

《周易》的“孚”思想,上承古老朴素的“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之“孚”义的认识,下启儒家所推崇的内涵日益丰富的“诚信”思想,具有独特的伦理学蕴涵,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认为“孚”、“诚”是由天地自然之性而内化为人类本然之性,这种思路,在儒家的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延续性的发挥。后世的儒者,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关于“诚信”的道德修养的诸多论说,也追溯到了天道的终极性源头。历代儒家的“诚信”论,就其思路而言,可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有孚”,往往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周易》的“孚”思想,经由儒家的倡导、发挥、完善,从而建立了以道德主体修养为核心的“诚信”伦理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上起了重要作用。传统道德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信”成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成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支柱之一。

五、总结

从《周易》所涉及的“孚”思想的特点、产生、施用、效果来看,基本的倾向是求诸内在品德之美善,依靠自主自律之精神的。在《周易》卦爻辞中,“有孚”的来源,是天地自然,是圣贤心地,是道德智慧。传统的“孚”思想、“诚信”之道,在更高的层面上,仍然具有人文关怀的重大启示意义,仍然是需要充分挖掘和善加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

篇7:《周易》中的科学思想

《周易》中的科学思想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

《周易》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智慧之源,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它传承几千年经久不衰。《周易》的历史几乎与中国文明史同久远,跨越过渔猎时代,畜牧时代与农耕时代,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它却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近年,随着易学热的升温,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兴起了易学科学热。关于易学与科学关系的会议连续召开,论文和专著更是数不胜数,文学界、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展开了科学易的研究。本文即从几个方面论述《周易》中所包含的科学思想,以揭开《周易》与科学关系的神秘面纱。

一、《周易》与科学的界定

《周易》一般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易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两部分。上经由乾至离等三十卦所组成,下经由咸至未济等三十四卦所组成。每卦由一个卦象、一句卦辞、六或七句爻辞所组成。《易传》则由十篇文章所组成,分别是《篆》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它们如同为易经加上了翅膀一样,故又称为十翼。这十篇文章从天文地理人事等方面,对易经科学的逻辑和唯物的观点的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解释和阐述。

与《周易》相比,“科学”更不易说清。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事实的发展不断丰富、充实其内容的。“科学”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西周从英文“science”翻译而来,中国则是康有为首次使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对“科学”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科学”的基本知识,包括科学的概念、定律、定理等。也就是对于客观现象的科学解释或说明,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二是指科学的理论,即关于理论的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说明的“概念框架”。这二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缺乏任何一方,都没有“科学”的存在,也不会产生“科学的”事实。

科学不是简单的累加已有的观察实例,而是要对这些实例进行理论总结。事实上,这种理解忽略了科学的发展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只是按照近代以来的科学史实进行规划,从而在界定“科学”时犯了“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否定了多元化的科学模式。定义“科学”要有历史意识,不能把西方近代科学看作科学的惟一标准。因此,在讨论《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时,有必要对“科学”一词加以区分,区分为古代科学和近现代科学。

二、《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千丝万缕

在中国古代,自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家的其他经典如《诗》、《书》、《礼》、《春秋》,都是围绕伦理教化而展开的,与科学很少涉及,但《周易》后来却同科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周易》作为哲学之书,它弥补了“性与天道”(即万物的本性与自然的道理)的不足,而“性与天道”则是古代科学与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二是《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它是依据卦爻象的变化来推算人的命运,其中包含有一些逻辑推演和理智分析的因素,并非依靠祈祷或单凭神灵的启示。这种特点就为《周易》同各门科学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科学同《周易》的结合主要是《周易》成书以后,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们在注释、发挥它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注释发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易学大致可分成两个派别,即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派主张取象,即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义理派则主张取义,即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含义,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他们都奉《周易》经传为神圣的经典,以其内容为“周孔之道”,认为《周易》本身有一个完整无缺的理论体系。

三、《周易》与近现代科学的幻影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文化高峰论坛”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使得《易经》背上了“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罪名。杨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它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并且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差异,这些特征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应该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代科学是科学实验和数学证明相结合,其中的科学试验属于技术操作层面,而数学证明则是原理阐述的部分,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强调技术操作和原理阐述的结合;而中国古代科学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创造,而不注重对事物内在规律的阐述。

(二)近代科学把宇宙整体划分为不同的界域,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息息相关的整体,研究对象是包括人这个主体在内的整个宇宙,不做界域的划分。

(三)近代科学强调理性思维,侧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形态结构、空间位置以及性质、能量等,其特点是非系统的、局部的、静态的;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是倚重直觉体悟,忽视对事物细节的研究,从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

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几乎与近代科学相反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限制了它向近代科学的转变。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特征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周易》的内核与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才会有论调说是《周易》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虽然这种观点不是完全正确,但也有一定道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形成或许有推动作用,但对近现代科学来说或许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周易热”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一支“科学易”的队伍。他们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来挖掘解释《周易》的科学思想。但是,在他们的许多评论和研究中,古老的《周易》几乎被描述成具备了同所有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周易》的“神奇性”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有人以为《周易》的阴阳符号具备“二进制”的功能,启发了十七世纪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原理;有人认为伏羲六十四卦图是“一张现代的遗传密码表”;但是这些研究显然已经走入了误区。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现代的易学研究者本身具备了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而古人却只能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因此,古人是不可能得出现代人那些“神奇”的结论的。但是,有些现代的易学研究者却不顾这个前提,他们把自己的具备的知识附会到《周易》身上,把自己的知识说成是《周易》上“古已有之”的知识。这实际上是在神化《周易》,对科学本身的发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四、结语

作为中国文化智慧的象征,《周易》的价值是不朽的。它的深邃的哲理和独特的思维视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而且也应该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思维和方法论的启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周易》与近现代科学中的任何精深理论都有关联,这实际上是神化了《周易》的作用。

因此,现代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应当是要实现《周易》价值的现代转换。但这种转换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牵强附会。只有这样,周易这一古老的中华智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篇8:《周易》的宇宙观与本体论及其影响-中国大传统根基之探寻

《周易》的宇宙观与本体论及其影响-中国大传统根基之探寻

本文详细探讨了<周易>中存在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思想,并与汉儒、宋儒、基督教文化作了比较,指出了它对儒字、道家思想的'影响,深刻揭示了中国大传统的源渊.

作 者:谭德贵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济南,250002 刊 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 分类号:B221 关键词:宇宙观   有情本体   循环   基督教   太极  

篇9:《周易》命名、演卦、成卦中的辩证思想

《周易》命名、演卦、成卦中的辩证思想

《周易》的“易”字亦有三层涵义,一是易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体现了形上之道、经验变化、客观规律相统一的辩证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当中,《周易》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周易》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由此建构起了中国人理解宇宙人生的基本框架,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医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周易》又被喻为“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周易》的辩证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这四种思想对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以对立统一、矛盾运动、量变引起质变的视角,将世界看作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开放系统。

然而,《周易》中的辩证思想又与西方辩证法有着显著区别。对于这一点,葛荣晋先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从语言表达、价值取向和矛盾解决方式等方面,可将欧美的辩证法概括为‘矛盾斗争辩证法’,而中国以《周易》为代表的辩证法,则可概括为‘矛盾和通辩证法’。”具体地说,“欧美的辩证法强调斗争性( 对立性) ,因而扩大矛盾的斗争性在运动发展中的作用;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式辩证法则注重‘和通’元素,强调矛盾同一性在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周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辩证思想与西方辩证法具有和而不同的独特关系,使它得以成为我们理解和会通包括唯物辩证法在内的西方辩证法,推进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文特就《周易》中的辩证思想,从命名、演卦、成卦三个方面出发,进行一番梳理。

一、《周易》命名中的辩证思想

《周易》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而《周易》命名中的辩证思想,可以从“周”“易”二字的内涵分别来进行考量。

《周易》的“周”字一般被认为具有三雍义,一是朝代名,二是地名,三是周遍无遗之意。唐代陆德明在《周易音义》中说道:“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 “周”义取“周普”的说法为历代易学家所认同,说明《周易》一书以描述事物的普遍规律作为其核心内容。郑玄在《易赞易论》说到:“《周易》者,言 《易》道周普,无所不包。” 《周易》对于普遍规律进行把握,世间万物皆被涵盖其中。换言之,在《周易》中,形上之普遍规律总是通过形下之万事万物得到显现,这是《周易》辩证思想最抽象、最广阔、最深邃的内涵。故《周易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知周乎万物” “周流六虚”。

《周易》的“易”字亦有三层涵义,一是易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 。这三层涵义,都集中体现了《周易》的辩证思想。

第一义“易”,描述了《周易》之道寂然无形、通变不拘的形上特征。《易纬乾凿度》曰:“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简言之,易道寂然无形、通变不拘,已然潜存着其化生万物的可能性。

第二义“变易”,是指《周易》之道始终展现为形下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易纬乾凿度》曰:“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 对此《周易系辞》亦有明确表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第三义“不易”,意谓形下事物以规定性成其为自身,则其变化发展呈现出规律性。《易纬乾凿度》曰:“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这主要是从天道和人事的基本规律的角度来说的。《周易系辞》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则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定性的角度来说的。

在上述三层含义当中,第一层含义“易简”,亦即形而上下辩证圆融的思想,统包“变易”“不易”之义,构成了《周易》哲学体系的枢机。

其辩证性,就表现在乾坤二卦的特质当中。《周易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 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简从。”按照传统易学的一般说法,乾、坤二卦分别象征阴阳、天地、动静,《周易》其余六十二卦皆由乾、坤二卦演变而来。因此,乾、坤是易道特质之首彰,万物由此发演流行。乾的特性是至动至变,坤的特性是至静至简。由动变而发用,由静简而持守。易道形而上下辩证圆融的思想由易与简得到了最为精确的说明,因此,汉儒郑玄《易赞易论》中直接将“易”的第一义表述为“易简”,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其圆融性就表现为生生不息的易道本身。宋代义理易学家程颐在《易传序》中开篇解“易”:“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在前半句中,他直接将易道理解为大化流行;从后半句则可见,此境乃是易与道通而为一之结果。程颐对此形而上下圆融之意颇为自得,他在《易传序》最后说道:“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认为把握了形上本体与形下功用统一的道理,就能够充分把握《周易》的哲学思想。

与“易简”一义的辩证维度相应,对于《周易》之“易”的含义还有“日月为易”的说法。《说文解字》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段玉裁注:“秘书,谓纬书。谓上从日,象阳;下从月象阴” 。东吴虞翻《易注》所引《参同契》亦有“字从日下月”之说 。意为《周易》的“易”字本身是象日月之形,暗指阴阳转变化生的辩证关系,它揭示了《周易》学说体系的基本特征。故《庄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阴阳”。

而与“易简”的圆融性相应,关于《周易》的“易”字,还可以参考《说文解字》解易部曰:“易,蜥易,i蜓,守宫也,象形” ,谓“易”乃象蜥蜴之形,有灵变不测之意。如前文所述,《易》道流行,始于乾、坤,准确地说是乾生坤成,而细思之,乾、坤交变始于乾卦之初九。乾卦初九卦辞曰:“潜龙勿用”,宋代易学家程颐注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 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人往往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其源头便可以追溯到“乾”卦卦辞。然而,龙毕竟只是传说中的神兽,谁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实中唯有蜥蜴在外形和行动特征方面与之类似。故解“易”为蜥蜴,突出强调了易道无形尽变的辩证圆融特性。

二、《周易》演卦当中的辩证思想

《周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指生生不息的天道本源,“两仪”是指最初有分的阴阳二气,“四象”是指阴阳进而交变所成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种事象,“八卦”是指二气再次交变所衍生出的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八个三爻卦。这八个三爻卦分别象征了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八种自然现象,又进而引申为健、静、止、悦、险、丽、动、顺八种基本特性。至此,易道经过三重演变,《周易》的辩证系统已经初步成形。相传,八个三爻卦为伏羲所演,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八种卦象远不足以概括世间纷繁复杂的事象,故文王又将八个三爻卦再变则衍生出六十四个六爻卦,逐步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体系。由于二者的递进、衍生关系,这八个三爻卦又被称为经卦,六十四个六爻卦则统称为别卦。《周易》的整个思想体系,上至天道规律,下至人事吉凶,都是以太极、阴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基础,经过多次变异推演建立起来的。

这在《周易》演卦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直观。《周易系辞》最早介绍了演卦的方法,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再闰,故再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说用双手将演卦用的五十根蓍草取出,并将一根拿出放回椟中,只用留下的四十九根蓍草来占卜。其中缘由,历来众说纷纭。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依用顾欢之说云:“立此五十数,以数神,神虽非数,因数而显。故虚其一数,以明不可言之意也。” 它体现了神与数,显与幽,虚与实,即形而上与形而下辩证圆融的关系。《周易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说的便是这个。

“分而为二以象两”,是将四十九根蓍草随手分成两部分,放在左右两边,象征阴阳,亦即天地两仪。这体现了对立面矛盾、斗争、变化从而生成万物的思想。

“挂一以象三”,是指两仪左边象征天,右边象征地,现在从左边的蓍草中拿出一根挂在右手小指间象征人。这样一来,天生、地载、人成,天、地、人三才就齐备了。故《周易系辞》在“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紧接着又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的本性源自天地,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拓展之、完善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自身和外物的改造和成就,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些都是对《周易》“继善成性”思想的发挥。传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道德学说和社会建构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将人与自然视为和谐整体的系统观以及人既源于自然又改造自然的辩证思想。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是将左右两边的蓍草分别以四为单位计数,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左边所剩余数在左手的三、四指之间,象征闰年,即所谓“归奇于以象闰”,将右边所剩余在左手的二、三指之间,亦象征闰年,即所谓“五岁再闰,故再而后挂”体现了《周易》认为阴阳天地人事的对立、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一思想。

经过以上四个步骤《易》卦第一次演变过程构成了,故曰:“四营而成易”。我们可以看到,《易》之“易”“不易”“易简”三层涵义已经包含其中。而后,将左手二三指、三四指、右手小指上的.蓍草放在一边,将已经四四数好的蓍草合在一起,再按照第一变一挂二的方式操作一次,此为第二变。又操作一次,此为第三变。这时,统计三变所得挂总数,以减四十九,又以四除之(因为揲蓍时是四四数之的),就知道运变之数。或为六、或为九、或为七、或为八。六为老阴,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这样一爻的阴阳性和它在一卦中的地位才确定下来。因此,三变才成一爻,六爻才成一卦,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十八变,大到成卦,小到一个步骤,皆体现了阴阳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相生相克、相推相荡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周易》成卦中的辩证思想

一卦卦爻的占筮过程,实际上反映了阴阳交变的成卦原理。将这一原理推扩到由诸卦共同构成的易学体系当中,就体现为乾、坤生成六十四卦的思想。

作为经卦的乾、坤的辩证运动生成其他六个经卦。《周易说卦》曰:“乾天也, 故称乎父。坤地也, 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 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 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良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意思是说,乾以一阳,化坤之初爻得震,故曰“长男”,化坤之中爻得坎,故曰“中男”,化坤之三爻得艮,故曰“少男”;坤以一阴,化乾之初爻得巽,故曰“长女”,化乾之中爻得离,故曰:“中女”,化乾之上爻得兑,故曰“少女”。可见,震、巽、坎、离、艮、兑六个经卦,是乾坤两经卦辩证作用的产物。因此,古人常称乾坤为父母,称其余六经卦为“六子”。

同时,由于乾卦象征阳,而坤卦象征阴,乾变和坤变所成三男三女,亦相应有阴阳性之区分。《周易系辞下》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以此标准,震、坎、艮为阳卦,巽、离、兑为阴卦,这与六子的男女特性也是刚好对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乾、坤之外,六子阴阳性的确定并不是阳爻多为阳卦,阴爻多为阴卦,而是刚好相反。从《周易说卦》和《周易系辞》所指出的六子生成和阴阳性与人事的关系来看,《周易》是从乾、坤阴阳性本身出发,经过乾坤交变,产生人事规律,来最终确定六子卦的阴阳性的。这就再次体现了“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即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二、变化的、有规律的辩证思想。

六十四别卦是由乾、坤交变所成八经卦相叠而成,因此,乾、坤两经卦是《周易》演而为六十四卦的总根源 。前引《周易系辞》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又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说的就是这个。汉儒荀爽注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又注曰:“毁乾坤之体,则无以见阴阳之交易也”,意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阳爻自乾而来,凡阴爻自坤而来,乾、坤相互对待,引发自乾而来的阳爻与自坤而来的阴爻相互往来,阳爻由乾卦体往至坤卦体,阴爻由坤卦体往至乾卦体,在乾坤卦体上阴阳爻往来推移,流转不息。

以《贲》卦为例。《贲》卦离下艮上,宋儒程颐注曰:“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 他否定了乾、坤相叠成《泰》,《泰》卦卦变而成《贲》的观点。他认为,《贲》之下离,本来是乾卦,其中爻为坤所变而成离,《贲》之上艮,本来是坤卦,其上爻为乾所变而成艮,离、艮相叠而来。因此,六十四卦的生成是易有乾、坤,化生六子,八卦相叠的结果。此又三变也,体现了事物对立、交互、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八经卦重而为六十四别卦的成卦理论,又被称为“两体说”,乾、坤之变已经通过其自身与六子卦寓于六十四卦当中。因此,六十四卦皆具二体之意,其基本内涵由此而来。首先,以八纯卦为例,程颐曰:“八纯卦皆有二体之义。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顺;震,威震相继;巽,上下顺随;坎,重险相习; 离,二明继照;艮,内外皆止;兑,彼己相说。” 进而,其余诸卦之特质,亦可以由此八纯卦来解释。

如以八纯卦之卦德释别卦。《需》卦坎上乾下,程颐曰:“以二体言之,乾之刚健上进,而遇险未能进也,故为需待之义。” 此以乾卦卦德“刚健”、坎卦卦德“险”来解释由乾、需相重所得之《需》卦。

又以八纯卦之卦象释别卦。卦兑上乾下,程颐注曰:“以二体言之,泽,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 兑卦象征“泽”,乾卦象征“天”,此以两卦之象来推测卦卦象。

又以八纯卦所代表之六子释别卦。《归妹》卦震上兑下,程颐注曰:“归妹者,女之归也。妹,少女之称。为卦,震上兑下,以少女从长男也。男动而女说,又以说而动,皆男说女,女从男之义。” 由于作为八经卦的震和兑代表长男、少女,又分别有动和悦的卦义,因此两者相叠所得《归妹》卦就以婚嫁为中心思想。

又以八纯卦之阴阳性释别卦。如《困》卦兑上坎下,程颐注曰:“兑以阴在上,坎以阳居下,与上六在二阳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阴之中,皆阴柔掩于阳刚,所以为困也。” 如前所述,兑卦一阴统两阳,为阴卦,坎卦一阳统两阴,为阳卦。兑上坎下,阴卦为阳卦所掩,卦中阴阳爻的位置亦有特点,皆有围困之意也。

四、小结

通过对《周易》命名、演卦、成卦的原理分析不难看出,辩证思想从简易、变易、不易等抽象理念开始,展现为三变成爻、六爻成卦的具体操作,并在乾坤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中得到落实,贯穿了《周易》体系建构的全过程。但《周易》辩证思想的功用至此尚未结束。《周易系辞》曰:“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也就是说,只有进一步将《周易》的辩证思想,在六十四卦卦爻的具体情势和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当中,灵活加以运用,《周易》的体系才算最终完成。在《周易》当中不难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六十四卦是由乾、坤交互八卦交叠而成,其基本特质是以八经卦的特性为基础引申出来的。但同时实际存在的普遍情况是,卦义与成卦之由出入很大或并不相同,爻义的变化就更多。这并不意味着《周易》的辩证思想不再适用于具体的卦、爻,恰恰是因为一卦之为一卦,一爻之为一爻,其内涵是在六十四卦前后关系的整体当中,在六爻阴阳动静位势的变化当中,甚至在具体的占筮与实践中确定的。由太极至于两仪,两仪至于四象,四象至于八经卦,八经卦至于六十四别卦,六十四别卦至于天下万事万物,所以能够有此推演、光大,“其道一也”,深植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性,世界的矛盾性,亦即易道的开放性之中。这是《周易》辩证法的精髓,也是我们学习和继承《周易》辩证法时尤其需要重视和揣摩的。

浅议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内涵

论实践关系中的物质本体论

实践本体论错在哪里

解放思想心得体会:在剖析思想中解放思想

新时期行政管理中的思想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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