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三闲集》杂文集:《吊与贺》，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kunshandaren”提供。
篇1：鲁迅《三闲集》杂文集:《吊与贺》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吊与贺》
吊与贺〔1〕
《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
吊丧文孔伯尼
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斯，素无余润，常经**。以久特闻，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坚壮，岂意中道而崩?“闲话”失慎，“随感”伤风欤?抑有他故耶?岂明〔2〕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3〕无从发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余愤;义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4〕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说歼绝。有关风化，良匪浅鲜!则《语丝》之停也，岂不懿欤?所惜者余孽未尽，祸根犹存，复萌故态，诚堪预防!
自宜除恶务尽，何容姑息养奸?兴仁义师，招抚并用;设文字狱，赏罚分明。打倒异端，惩办祸首;以安民心，而属众望。岂惟功垂不朽;易止德及黎庶?抑亦国旗为荣耶?效《狂飙》〔5〕之往例，草《语丝》之哀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废标点，已禁语体之秋，阳历晦日，杏坛上。
先前没有想到，这回却记得起来了。去年我在厦门岛上时，也有一个朋友剪寄我一片报章，是北京的《每日评论》，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阳历的日子被剪掉了。内容是这一篇：
挽狂飙燕生〔6〕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当这与“思想界的权威者”〔7〕正在宣战的时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结果，多心的人也许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这话当然不确”，“不过”自由批评家所走不到的光华书局，“思想界的权威”也许竟能走得到了，于是乎《狂飙》乃停，于是乎《狂飙》乃不得不停。
但当今之世，权威亦多矣，《狂飙》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欤?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8〕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们倒要向长虹道贺。
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9〕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书以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咄咄!
《语丝》本来并非选定了几个人，加以恭维或攻击或诅咒之后，便将作者和刊物的荣枯存灭，都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这回的禁终于燕京北寝的讣闻，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2〕岂明即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3〕叛徒首领指鲁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鲁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说鲁迅不配作“青年叛徒的首领”。
〔4〕“拥旗党”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五色，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
〔5〕《狂飙》文学周刊，狂飙社的高长虹等人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6〕燕生常燕生，山西榆次人，国家主义派分子。曾参加过狂飙社。
〔7〕“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后来有些人就引用这称号来讽刺鲁迅。
〔8〕长虹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曾经一度和鲁迅接近，不久即对鲁迅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
〔9〕非宗教大同盟指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先驱》半月刊上发表宣言、通电和章程，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会，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北京大学周作人、沈士远等五教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同盟”的意见，发表信教自由的宣言。
简介/三闲集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有过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成仿吾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该集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
19，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x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篇2：鲁迅《三闲集》杂文集序言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注解】
〔1〕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2〕“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4〕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5〕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66页注〔1〕。
〔6〕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66页注〔1〕。
〔7〕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反动派，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8〕“有闲即是有钱”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9〕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10〕《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11〕《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12〕“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13〕“杀，杀，杀”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14〕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15〕蒲力汗诺夫(CAD艶GHIJKL，1856—1918)通移樟泻号捣颍欢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艺术论》，参看《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及其注〔1〕。
〔16〕成仿吾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17〕锻炼周纳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18〕“刀笔”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作者在这里引用是给以反刺。
篇3：鲁迅《三闲集》杂文集:《通信》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通信》
通信(并Y来信)〔1〕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2〕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3〕，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4〕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N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5〕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6〕，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7〕，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篇4：鲁迅《三闲集》杂文集:《路》
又记起了Gogol〔2〕做的《巡按使》的故事：中国也译出过的。一个乡间忽然纷传皇帝使者要来私访了，官员们都很恐怖，在客栈里寻到一个疑似的人，便硬拉来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后，那人跑了，而听说使者真到了，全台演了一个哑口无言剧收场。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
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出路是有的。何以无呢?只因多鬼祟，他们将一切路都要糟蹋了。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声明了因为没法子，只好暂在炮屁股上挂一挂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序)
还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动笔了。
四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2〕Gogol果戈理(HABACK]KFW，1809—1852)，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即《巡按使》)等。
篇5：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扁》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2〕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四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随感录”栏。
〔2〕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
篇6：鲁迅《三闲集》杂文集:《路》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是中国的伟大思想家。读了他的杂文选后，我感触很深。
《世故三昧》里的《爬和撞》，我读了很多遍，它笔幽默，富有哲理性，是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里既说了爬，又说了比爬更高级的撞。其寓意是告诉我伯：在生活中，如果做某件事失败了，一定不要灰心丧气，可以再试着用别的方法去做，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直到成功为止。到那时，你就会为成功而感到自豪，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与努力都是值得的。
记得七岁那年暑假，因为我体弱多病，爸爸决定送我去游泳。可是我胆子小，不敢下水，教练就命令我：“下去，勇敢点!”就这样我扒着池边扑腾着，过了几天就能抱着游泳板在水里游了，可是好多天过去了，我始终不敢把游泳板丢下。这时教练看到胆子大的孩子都学会了，就趁我不注意一上抽走了游泳板，我立刻在水里拼命地划动起来，脑子里使劲地回想教练教过的动作，这样，我虽然游得很笨也喝过几口水，但我终于学会了游泳。
是的，人的一生总会碰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不屈不挠地前进，成功就会与我们相逢。
篇7：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扁》
这本《鲁迅的经典杂文集》是由<鲁迅>鲁迅先生所写。<鲁迅>鲁迅先生把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生用笔杆子当作利器，对敌人冷嘲热讽，用自己的举动告诉我们，对敌人必须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必须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出国留学之后，依然不忘为人民服务。1936年8月19日，一代大文豪鲁迅去世了。
《鲁迅的经典杂文集》分为《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己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等》《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在这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华盖集》中《忽然想到》，我读完了这篇《忽然想到》，我的感想是，当时社会中，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当日本的铁蹄践踏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时，中国有很多人非但没有觉醒。而且被欺负的人并不是打败践踏中国的人，而是欺负比他们更加弱小的'人。面对敌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狂喊”。大敌当前，没有一个人为中国人说几句话，这叫做同胞?我们面对不平的事情，就应当敢怒敢言，为我们争夺应有的权利。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真的十分悲哀。对于敌人的暴行，每一个人都是以缄默来回应这可恶的暴行。敢于怒，而不敢言，这就阐明了国人缺少勇气，当时还有人成为了日伪，真是可恶。懦弱到这种田地!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我们可以适当地妥协，但不能缺少勇气，不敢于敢怒敢言。
同胞的定义是什么?是同一个国家或民族。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应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啊!那我们就应当履行我们作为同胞的责任。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忘却当时中国国耻。所以，我们就更应当好好学习，努力读书，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在这本书之中，我最喜欢的文章还有《读书杂谈》。我以为鲁迅说的对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一个人变成了书橱之后，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又有什么用。所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知道，世界最古老的传布方式就是书，没有了书，人类的知识经验也就很难传布，由此可见，书很重要，但不能只看书，不思考。比方说，一本书上说，《水浒传》是偷窃之书，不能去看。难道说，正如它说，《水浒传》真是如此吗?
一个人脑袋中全是书中的思想，是没用的。要知道，古往今来，所有的东西都是人们在摸索和创新中发明的。书并没有教会他们怎样发明，怎样发明，那是需要自己思考的。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书橱并不会让你得到什么，我们应当活学活用，吸取百家之精华，并在实践中学习，这才是精确的。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一条真理，但是我们要学会思考，学会学以致用，在生活得以发扬。
在这本书中，我以为写得最好还有《上海的儿童》。书中告诉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孩子，不能怕孩子摔倒，也不能过于放任自流。这样做对孩子是没有利益。孩子不去自己尝试，怎能会体会到这样的乐趣呢?而且，不尝试就没有经验，那就没有成功。摔倒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应当怕孩子摔倒而不让孩子尝试。过于放任自流则会使孩子变得如小霸王一般，打不可骂不可。如此一来，到时候想管都管不了。作什么事情都要控制一个度，只有适当才干圆圆满满。
篇8：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某笔》
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该称什么笔呢，想了两天两夜，没有好结果。姑且称为“某笔”，以俟博雅君子教正。这回的“动机”比较地近于纯正，除希望“有目共赏”外，似乎并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发生了一种妄想。记得前清时，曾有一种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的，叫作《选报》〔2〕。现在如有好事之徒，也还可以办这一类的刊物。每省须有访员数人，专收该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不知CF男士〔3〕以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4〕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通讯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5〕，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6〕，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
〔2〕《选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杂志。
〔3〕CF男士指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当时北新书局主持人。该书局出版的非洲须莱纳尔(OliveSchreiner)所著《梦》的中译本，译者张近芬署名为CF女士。这里是对李小峰的戏称。
〔4〕太医院宫廷医疗机构。
〔5〕《古孝子传》清代茅泮林从类书中辑录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等已散佚的《孝子传》成书。这里引述的事，见该书《五郡孝子》篇。“三男”应是“五男”。
〔6〕孝廉方正汉代选拔官吏，有孝廉和贤良方正的科目，由地方向朝廷荐举“孝子”、“直言极谏者”，中选的授予官职。清代合孝廉和贤良方正为孝廉方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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