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法律思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非典”的法律思考，本文共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baboo”提供。

篇1：“非典”的法律思考

“非典”的法律思考

李洪奇

时下，非典型性肺炎在我国一些地区肆虐流行，严重威胁着疫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领导，采取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外交、法律、行政、科研和医疗措施，团结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抗击“非典”，志在赢得这场历史性战役。

正当我们被医务人员的英雄故事所感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空前高涨的时候，依法防疫，理性反思，科学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立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在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做出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最高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了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一般公民在传染病防治中的职责权利，将传染病分类管理，列明甲、乙、丙三类共41种法定传染病，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疫情报告和公布、控制、监督以及法律责任做出了详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为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实施国境卫生检疫，保护人体健康，做出了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了医务工作者及时报告传染病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等卫生部部门规章对医院感染管理制度、隔离消毒制度和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本作者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非典”流行的人为因素及相应法律责任、阐释依法防疫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关键词：

非典型性肺炎（AP），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法律责任

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 AP），是一种由新病原体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统感染疾病，传染性很强，一些患者的免疫系统和肺组织遭到破坏，病情进展迅速，预后不良。引起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体通常有：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立克次体、腺病毒以及其他一些不明微生物。医学研究初步断定本次“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及其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非典”为“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我国卫生部已将“非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防治传染病的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此原则也在我国医药卫生立法中得到从分体现。然而，从11月广州出现首例“非典”病人以来，疫情却相继在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蔓延，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不足和弊端。

“非典”流行固然有比较复杂的医学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发展中的人为因素。

一， 医务工作人员

疫情暴发初期，一些“非典”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更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有关医务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顾分析相关资料，发现当时可能的原因有：1，诊治活动过于简单化，程序化，过多依赖物理检查和化验检查。2，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对非典型性肺炎缺乏认识。 3，缺乏必要的传染病防范意识和相关知识。4，对患者病情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或者玩忽职守。

凡此种种，反映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第一道防线的薄弱，也反映出医务人员普法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发现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现传染病疫情，不按照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师法》还规定，医师应当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法律规定了医务工作者的“报告”义务，奠定了传染病“逐级报告”制度的法律基础。但现实不能让人们相信疫情初期的医务人员履行了“报告”义务。

当然由于非典型肺炎当时还不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收集疫情、分析疫情，建立新的疫情报告方法和规范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不能构成有关责任人的免责事由。

二，医疗保健机构

医疗保健机构是患者获得治疗和康复的主要场所，是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前沿阵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同时要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的人员，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以及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等患者的特殊诊治和处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发生重大疾病流行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

然而不幸的是，问题恰恰处在医疗机构内部，一段时间内某些医院的急诊、门诊和病房成了交叉感染的重灾区，相当部分的“非典”患者是医院内感染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许多医务人员。截至到目前北京地区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高达17％。

三，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并有权检举、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治愈或者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如果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比照刑法第178条（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刑法）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些“非典”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由于各种原因或出于各种心态，无视国家法律规定，无视医务人员的劝阻和卫生行政人员的警告，隐匿躲藏，我行我素，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四，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各级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各级各类医疗保

健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在防治传染病工作中，法律赋予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核心领导地位，并对具体职能机构和管理体制作出明确要求。为保证政令畅通，有效防疫，《传染病防治法》特别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新《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人们曾经见到的是，“非典”疫情被掩盖和隐瞒，患者人数被虚报和漏报，最终导致疫情控制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

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尽快建立处理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本作者认为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确实非常重要和紧迫。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已经对这些机制的结构和功能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最为重要的是有关机构和人员是否能够理解法律，能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防疫、依法做好本职工作。

李洪奇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医学法律部主任

电话：010-88083116, 88083118

网址：www.lihongqi.com

篇2：“非典”及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思考论文

“非典”及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思考论文

在研究“非典”和后“非典”时期的法律问题时，笔者一直在考虑政府在抗击非典时期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即行政措施的法律依据。尽管大多社会公众对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解和服从，但笔者仍对抗击非典过后可能暴露的诸多涉行政法律问题深感忧虑，以防处置不当引发政府行政的诚信危机。下面采用综合宏观论述和具体问题的表现及对策的形式来探讨“非典”和后“非典”法律问题。

一、对该类紧急事件的基本立法问题

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省相应制定了的《河北省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办法》。这两个法的出台，最大的`贡献就是创设了行政紧急权制度，从而为抗非典时期的诸多行政措施寻求到了法律依据。行政紧急权力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运用的权力；不采取紧急措施，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其性质属于行政权的紧急扩张性质，即授权政府在紧急事态下可采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或违反某些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对其合宪性、正当性、必要性就应严格考察，并制定事后评估和追责机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非典时期采取的有些强制隔离措施已经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根据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对紧急行政权的制定应有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即应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然后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或由人大常委会对其授权予国务院。既已创设，就要研究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如何遵循比例性原则、合乎法定程序原则以及权益补救与救济原则等问题。总之要解决行政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强制治疗乃至强制解剖、强制火化等行政紧急措施存在诸多问题，就要着力分析其中的法律依据问题，防止对已有立法不知运用、不敢运用、不善于运用的情况。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关于隔离补偿制度

对于被隔离人员来说，是否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补偿制度？

隔离根据不同情况来划分其性质，但不能否认强制隔离所具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属性。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第 24条规定，只有对非典病人、疑似病人才能采取隔离治疗措施。而在这次抗非典实践中，有非常多的村委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对疫区回归人员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因此对于在没有法律赋予相关行政紧急权力的情况下，任意增加强制隔离人员的种类和范围因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如果确属造成损害的，应当建立行政补偿制度。可采用政府专项基金或政府投保的方式。

2.关于隔离的法律要件

对非典（SARS）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实行隔离（行政措施）或者强制隔离（行政强制）的法律要件与行政裁量的问题？

对这两类人员的隔离有着法律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关于行政裁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给予了授权。但是对其法律要件还不很明确。应当明确的有：非典病人的确诊标准（已颁布）；疑似病人的判断标准（已颁布）；密切接触者的判断标准（已颁布）；疫区的判定标准等。

在防非典实践中，存在着把强制隔离无限扩大化的倾向：阻断交通；禁止出差；从外地回来均须自我隔离（农村中甚至出现对外出返乡人员不区分情况，一律先强行隔离）；禁止外部人员进入办公大楼、居民区等。这些措施无疑使的人人自危，使人们产生了外地都是疫区、陌生人都是传染源的非正常心理，增加了人们的恐慌，这使得许多违法措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措施制定者及执行者“因无不同声音而貌似合法”。

在最近出现的因缺乏法律依据的收容导致湖南大学生被殴打致死，其最高的依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与立法法关于人身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规定相违背，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一次以行政法规的的形式来确定人身限制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部门无限扩大限制的范围、程度，变相剥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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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对非典所引发法律问题的思考

对非典所引发法律问题的思考

任怀宝

（武警指挥学院科研部，天津 300350）

与“非典”（SARS）进行的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是对民众和社会的一次劫难，也是对政府和法治的一次磨砺。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国家的每一项工作都应该依法实施。非典型肺炎防治中，必须体现依法治“疫”的思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法律方面所引发的一些现实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紧急强制行为

四月份以来，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医疗机构，为抗击非典实施了一系列紧急强制行为，包括预防性的、控制性的和治疗性的措施，如“隔离”等等。这些措施大多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无疑带有法律属性。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为预防、控制和医治传染病设定了许多强制措施，如隔离治疗；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和预防措施；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停工、停业、停课；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宣布疫区和疫区封锁等等。这些措施从性质上说都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的授权，医疗机构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事主体，它在传染病防治中恰恰是“授权行政主体”，它对SARS病人及疑似病人拥有行政管理权，特别是实施紧急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次，平等、有偿的民事关系还意味着，医院与病人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就是说，医生得治病，病人得付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关系。医院在防治传染病工作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绝对不是一个收费关系。为此，中央已经强调，任何医院都不得因患者没有能力交费而拒之。这就提醒我们需对医患关系有个新认识，它们之间绝不是一种纯民事关系。从行政法理上说，行政紧急强制与一般强制措施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包括适用的原则与程序等基本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并没有将二者区别开来，如何防止紧急强制权的滥用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且新近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规定了各地有关防治非典的强制措施，但地方政府在设定和规定行政紧急强制权方面有多大的权限，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另外，如果有人对这些强制措施不服，是否可以适用法律救济及适用什么法律救济呢？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有权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但对于非常时期中的行政紧急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是否应该与对于一般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有所不同？

二、关于政府法律责任

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政府及时果断地将“非典”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种类。这使“非典”从预防到疫情报告和发布、再到控制措施和监督落实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也使政府各部门和每个公民在防治“非典”中的职责、义务明确，从而为防治“非典”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据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防治传染病工作负有领导组织实施责任。如果遇到传染病暴发、流行，当地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政府可以决定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它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课等紧急措施。目前，政府各部门根据法律授权，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每日如实报告疫情；对于发现的非典病人，各环节“一律不得拒收”；铁道等运输部门以最快速度将非典药品运送到位；教育部门适时调整教学时间和教学安排；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在为旅客办理登车、船、飞机手续时，对发现的非典病人或疑似非典病人劝阻登乘；在机场，所有进出港旅客都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国际进出口港旅客还要接受体温检测，启动价格预警监测机制，加强市场价格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既充分体现出政府依法办事，把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又充分展示了法律在防治传染病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政府有责任建立应急事件处理的法律机制，以提高政府应急处置能力，尤其是对加大政府部门协调、组织机构落实、人财物调拨的力度等，要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有效处置“非典”，单靠某个部门或某个地区的努力和一些临时治理手段、控制措施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法律加以规范调整。

三、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在预防、控制“非典”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既有维护个人安全和健康的权利，也有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享有充分的救治权。公民的健康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在疫情发作时，每个公民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治是宪法基本原则的体现。公民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存安全，有权了解并知悉本地区的疫情状况，即享有知情权。但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隔离等措施，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积极履行配合防治的义务。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这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防疫过程中公民非常重要的义务和责任。在防疫过程中，对划定的.区域消毒、进行自我检疫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也是公民非常重要的一项义务。

四、关于信息公开

完善和强化疫情的登记、报告、通报制度，既是社会职责和行政责任，也是法律责任。公民有权利知道政府的公共卫生安全信息和疫情信息，知情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如果公众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整个社会处在信息极不对称的状态，人们的心态早晚会失衡，任何一个细小的事件都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还是欧洲大陆的二恶英，都是在媒体的广泛监督报道下，才没有造成公众的过分恐慌和疫情的蔓延流行。政府关于疫情等信息的及时有效公开，也是维护政府形象和提高社会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五、关于用重典防非典

疫情发作属于特殊时期，如果有扰乱抗击非典工作的不法行为，危害性比平常更大更恶劣，司法机关有权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如果有人趁机造谣生事，故意传播虚假的疫情信息，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经营者有违法行为的要受到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其营业执照。非典时期如果严重违反法律，或造成严重后果，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根据刑法修正案（三）的规定，编造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主要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扰乱市场秩序罪。如制造黑心口罩属于“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根据刑法第145条和第150条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情节特别恶劣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抗击非典时期制造或者销售黑心口罩毫无疑问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的严重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最高无期徒刑的严惩。再比如一些哄抬物价、谋取暴利等严重违法行为。根据刑法225

条与第231条的规定，经营者非法经营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三）渎职罪。主要是玩忽职守罪和失职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罪。《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8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按照修订后的刑法，当适用39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要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失职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罪，是指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第409 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刑法第330条规定，饮用水不符合标准、病源体污染物未进行消毒处理、传染病人和疑似病人从事禁止性工作引起传染病扩散、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等有关措施而引起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刑事犯罪，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非常时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造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立案查办。另外，对抱有各种非法目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借机闹事的犯罪行为，以及为牟取非法暴利，利用群众恐慌情绪，垄断货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及时做好批捕、起诉工作，坚决依法惩处。最高人民法院也要求进一步加强各项审判工作，重点打击利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实施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这对于运用司法手段保障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任怀宝，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现任武警指挥学院科研部讲师。

联系电话：022-60171413

E-mail: huaibaoren@eyou.com

篇4：对非典所引发法律问题的思考论文

对非典所引发法律问题的思考论文

与“非典”（SARS）进行的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是对民众和社会的一次劫难，也是对政府和法治的一次磨砺。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国家的每一项工作都应该依法实施。非典型肺炎防治中，必须体现依法治“疫”的思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法律方面所引发的一些现实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紧急强制行为

四月份以来，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医疗机构，为抗击非典实施了一系列紧急强制行为，包括预防性的、控制性的和治疗性的措施，如“隔离”等等。这些措施大多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无疑带有法律属性。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为预防、控制和医治传染病设定了许多强制措施，如隔离治疗；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和预防措施；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停工、停业、停课；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宣布疫区和疫区封锁等等。这些措施从性质上说都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的授权，医疗机构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事主体，它在传染病防治中恰恰是“授权行政主体”，它对SARS病人及疑似病人拥有行政管理权，特别是实施紧急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次，平等、有偿的民事关系还意味着，医院与病人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就是说，医生得治病，病人得付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关系。医院在防治传染病工作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绝对不是一个收费关系。为此，中央已经强调，任何医院都不得因患者没有能力交费而拒之。这就提醒我们需对医患关系有个新认识，它们之间绝不是一种纯民事关系。从行政法理上说，行政紧急强制与一般强制措施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包括适用的原则与程序等基本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并没有将二者区别开来，如何防止紧急强制权的滥用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且新近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规定了各地有关防治非典的强制措施，但地方政府在设定和规定行政紧急强制权方面有多大的权限，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另外，如果有人对这些强制措施不服，是否可以适用法律救济及适用什么法律救济呢？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有权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但对于非常时期中的行政紧急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是否应该与对于一般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有所不同？

二、关于政府法律责任

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政府及时果断地将“非典”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种类。这使“非典”从预防到疫情报告和发布、再到控制措施和监督落实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也使政府各部门和每个公民在防治“非典”中的职责、义务明确，从而为防治“非典”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据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防治传染病工作负有领导组织实施责任。如果遇到传染病暴发、流行，当地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政府可以决定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它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课等紧急措施。目前，政府各部门根据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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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非典”的思考作文

这一段时间，非典型性肺炎搞得沸沸扬扬的，防治“非典”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头等大事。

我看见电视里、网上新闻报道说，我们黄冈有一例“非典”，有两例“疑似非典”，我还听说，那一例“非典”患者就是我们学校一（8）班的同学的`爸爸，你说可怕不可怕？

刚开始我们大家都很害怕。针对这种情况，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好几张传单，上面写道：只要勤洗手、讲卫生，保持个人的良好习惯，打喷嚏、咳嗽和清洁鼻子后要洗手；不要共用毛巾；要经常通风换气，促进空气流通，勤打扫环境卫生，勤晒衣被；少去空气不流通、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减少公众聚会，并经常消毒，这样可以预防“非典”，还可以吃一些预防“非典”的药。现在我们学校采取了严格的消毒措施，那位一（8）班的同学也进行了隔离。我们不仅知道了预防的措施，也认识了“非典”的症状，只要早发现，“非典”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现在心里一点都不害怕了。

我在电视里看到许多医务人员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挺身而出，在第一线与病魔战斗着，他们自从成立专门治疗“非典”病房以后，就从来没有回过家，一直住在医院的宿舍里，是他们从死神手里抢来的一个个生命，是他们奋不顾身积极报名治病，他们还没来得及摘下口罩，让我们看清他们，他们已经又向着战场奋战去了！

我情不自尽地说了一句：“医务人员们可真伟大！我向你们致敬了！

篇6：说明文作文：“非典”的思考

说明文作文：关于“非典”的思考

这一段时间，“非典型肺炎”搞得沸沸扬扬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头等大事。

我看见电视里、网上新闻报道说，我们黄冈有一例“非典”，有两例“疑似非典”，我还听说，那一例“非典”患者就是我们学校一(8)班的同学的爸爸，你说可怕不可怕，我们大家刚开始很害怕。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好几张传单，上面写：“只要勤洗手、讲卫生，保持个人的良好习惯，打喷嚏、咳嗽和清洁鼻子后要洗手;不要共用毛巾;要经常通风换气，促进空气流通，勤打扫环境卫生，勤晒衣被;少去空气不流畅，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减少群众聚会，并经常进行消毒;这样可以预防“非典”，还可以吃一些预防“非典”的药。现在我们学校采取了消毒措施，那位一(8)班的同学也进行隔离，我们也知道了预防的措施，也认识了“非典”的症状，只要早发现，“非典”也是可治疗的'，我们心里就不害怕了。

我在电视里看到许多医务人员不顾自己的生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挺身而出，在第一线与病魔战斗着，他们自从成立专门治疗“非典”病房以后，就从来没有回过家，一直住在医院的宿舍里，是他们从死神手里抢来的一个个生命，是他们奋不顾身积极报名治病，他们还没来得及摘下口罩，让我们看清他们，他们已经又向着战场走去，奋战去了!

我情不自尽地说了一句：“医务人员们可真伟大!我向您们致敬了!”。

篇7：非典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非典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非典”不仅引发了人类对SARS病毒的医学思考,而且引发了人类对自身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伦理学思考.面临重大疫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在更高层次获得统一;职业道德要求无疑应该高标准并成为必须的选择;国难当头,追求经济利益必须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需要为重;自我保护要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环境道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

作 者：辛雅丽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社科部,陕西,西安,710061 刊 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3 3(4) 分类号：B822.1 关键词：SARS病毒   抗击“非典”   道德危机   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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