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简介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张鸣简介，本文共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ZXC123456”提供。

篇1：张鸣简介

张鸣：贫富差距与上升管道

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眼下，社会上的戾气似乎越来越浓，仇富的情绪在蔓延。开宝马车的人，一不留神与人发生纠纷，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弄得不好，还会招来网上声讨，甚至追杀。有人说这是贫富差距加大的必然结果。因此，声讨民营资本家原罪者有之，主张杀富济贫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

当然，贫富差距的加大，特别是加大的幅度比较快的时候，的确会对社会产生冲击，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富，尤其暴富，往往都跟权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权力所致的“贵”和财产所致的“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果这些富且贵之人再富贵骄人，甚至为富不仁，那么，底层社会难免会要有压不住的火往上窜。

不过我不相信贫富差距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大得多，为什么人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仇富？就算宝马车在那里不算什么，但好像也没听说那里的穷人朝豪华游艇扔石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财产是一种境界。而承认贫富差距，维持上升管道的畅通，又是一个境界。两种境界都可以导致稳定，不过显然后者对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无论有多少议论追念中国曾经有过的平均的“好日子”，谁都知道，那种日子回不来了，已经走到今天的中国，只能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保持发展。承认了这个前提，那么，社会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最突出的，就是上升管道的畅通与否。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有人发家致富，对于其他人而言，可以激起嫉妒，也可以激起人们争相致富的斗志。这对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是好事。国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们致富渠道的畅通，保障人们改变地位身份的渠道畅通，不至于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使得上面的人垄断了所有的好事，下面的人无论如何挣扎，也上不去，永远沉沦。也就是说，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上升的管道，不见得直径很大，关键要通畅，不能有干扰。中国王朝政治的时代，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取士时宽时窄，明清两代，三年取士一次，录取进士不过三四百人，管道不可谓不窄，但由于国家刻意遏制科场舞弊，基本上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据吴晗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科举取士，还是以来自中下层的士人居多，贵胄子弟，从来无法垄断和控制科举。因此，这个制度，大体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稳定。

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最好能变成国家公务员；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富，打工，摆摊，开店，办中小企业，最终走上富裕之路。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

前者，由于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扩招，高校基本上难以维持既有水准，无法使学生获得谋生的技能和素质，加上公务员考试各自为政，标准不一，最后关头的面试又难以避免权力和人情的干扰，因此，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前所未有地增加;后者，找不到国家正式工作的学生，想要自主就业，依然困难重重，想从个体户做起，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在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个体户的数量，一直在逐年减少。至于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想从摆小摊做起，所遭遇到的困难，往往是不可克服的。

在美国，最诱人最持久的传说，是美国梦。说白了，就是穷小子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大人物的故事。这个梦，已经是种文化了，有这样文化的国度，无论存在多少问题，上升的管道应该是畅通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梦，不是梦见每人都能坐上抽水马桶(这是周谷城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梦)，也不是梦见自己娶了漂亮的媳妇(这是多数中国男人的梦)，而是梦见自己经过奋斗，终于有了美好富足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人们实现自己梦想的管道畅通无阻。

篇2：林鸣简介

凯里“规矩”

作者：林鸣

今夏，去贵州凯里看望上大学的女儿。凯里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40万人口，一座清清秀秀的小城。该州聚集着38个民族，个个能歌善舞。但吸引我的可不是民族特色，而是这座小城独特的街头景观:全城居民都走“斑马线”。

之前，朋友好心提醒，在凯里市过马路要“小心”。惭愧的是，在北京住久了，我已养成随便穿越马路的散漫习惯，钻空加塞儿，想打哪儿过就在哪儿过。在凯里可不行。过马路时，好几次拔腿就走，身旁女儿一喊，我才猛醒般地收住脚步。我注意到，路口执勤的交警很少，但过往行人却很自觉。不光本城居民严格遵守，连众多外地游客、提篮挑担的少数民族也都规规矩矩地走“斑马线”。在凯里的日子，我天天上街，总共看到三五位乱走者。而且，当他们斜穿马路时，人们都像瞧猴子一样瞧着他们。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行人乱穿马路，时下属于全国性难题。每年，因人车抢行造成的交通事故数量可观。没想到，这样一个顽疾，却被凯里“治愈”了。观光客喜欢“歌颂”的西方街头情景，在这个偏远小城得以再现。因而有人发出赞叹:凯里虽然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却在道路交通管理上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仅凭这一点，足以令国内诸多大城市汗颜。

是的，和北京、上海、贵阳相比，凯里是个小城市。小虽小，但人家却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当地朋友告诉我，假如有人违法过马路，将被罚款5元。显然，光靠这点儿罚款立不了规矩。之所以人人守法，盖因全城百姓铭记着一个著名案例:数年前，该市一位司法干部因违反交通法规，不走“斑马线”，而且拒不服从管理，被判刑坐了牢。这个案件教育了凯里人，他们仿佛一夜之间明白了:走不走“斑马线”，事关人身自由。一位家住贵阳的朋友说，乱穿马路，在贵阳敢，在凯里就不敢。这是为什么？这说明百姓畏法，而不畏说教；法规在于行，而不在于全。

数日后回到北京，再过马路时，哪怕身旁人乱跑乱钻，我也会稳住了神儿，老老实实地走人行横道。我知道，这是新学的“凯里规矩”在提醒我呢。

篇3：再说张鸣

再说张鸣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均遗憾多多。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透露“玩政治如下围棋”

最近热销的“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策划人是出版人尚红科。同样热销的《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张鸣著）和前几年畅销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著）也都是他策划出版的。尚红科对《历史的坏脾气》上市仅一个月的销量很满意：“已经卖出去3万多册！”

作者张鸣身在政治学专业教书，做的却是晚清史，教的是制度史。虽然他也有《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和《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这样的学术著作，和秦晖、茅海建、桑兵等主流历史学家也保持着良好私谊，但他更为广大读者熟悉和欢迎的，是他的历史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和最新的这本《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坏脾气》第一章“军阀有性格”中，张鸣很“八卦”地告诉笔者，段祺瑞公馆里当年养的最小清客是后来东渡日本学艺并横扫东瀛的吴清源。吴清源去日本就得到过段祺瑞的资助，嗜棋如命的段祺瑞“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这是该书的核心之一――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类似妙趣横生的历史掌故都被张鸣从故纸堆中一一翻捡出来并做出自己的阐释。他试图告诉读者“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着历史”。

张鸣随笔里最有趣的还是对历史中的权力女性的分析。由于他爱好戏剧，所以新书中的《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从京剧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做了新颖而别致的考察。张鸣认为，粗通文墨的慈禧太后掌权后学到的经史知识主要是从一些老儒那里学到的。在权力斗争中，慈禧太后甚至逼死光绪，居然在光绪生日前夕逼他陪自己看三国戏《连营寨》，“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由此，张鸣对“光绪之死”的历史公案给出了一个很独到的解读。

农村教育问题也是张鸣关注的重点之一，传统的私塾教育在他看来是成本极低的，而且特别有助于乡村子弟学习日常礼仪。这和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在刚闭幕的第二届北京论坛上提交的报告《科举废除在中国乡村的后果》形成交集。“废科举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成本。科举时代，乡民视自己的财力向私塾先生送一条干肉、一篮鸡蛋、几把青菜就可以充学费。至于教材，一本《四书合讲》和《诗韵》可以祖传使用。”

“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出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这就意味着，当我写这些散碎的小东西的时候，必须考虑专业人士的眼光。也就是说，可以让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但不能让他们说我胡说八道。”（张彦武）

张鸣看历史

王学泰

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就知道有位张鸣。他在该刊“春季号”发表了《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我很关注通俗文艺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该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引起我的注意。一看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当时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的博士生，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后起之秀。此后陆陆续续在报刊和网络上看到他写的文史随笔或杂谈，文字口语化，时有新见。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很细，行文也很缜密，我想，这一定是一位江南秀士。前几年有机会认识了张鸣，不想是位东北壮汉，顿时让我对“风格即人”这个老生常谈也有了几分怀疑。

张鸣专治近现代史，对于近百年来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生活变迁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写随笔不仅有搞历史的人求真的一面，也注重趣味。从他最近出的这本书名―――《历史的坏脾气》―――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个噱头，也体现了作者思考的深度。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由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构成的。中国古代是皇权专制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政治强大、社会弱小，而且其独特之处在于“家国同构”。上有皇帝专权，下有家长当家。皇帝仿佛是温情脉脉的大家长；宗族的家长关起门来俨然皇帝。由家族往上，州县、府道、省直至朝廷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自然增长虽然不能说对历史发展不起作用，但在许多历史变迁的紧要关头，这些经济运动会被“皇帝”的暴力打乱。因此，中国的“历史”往往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胡作非为的历史。这也是自秦始皇以来，社会发展总是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我们翻开浩繁的史籍看一看，国家的安危、民生的苦乐、世道的否泰还真视“皇帝”们脾气的好坏。汉唐之初“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是老百姓的造化，幸亏碰上了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这样“好脾气”的“英明皇帝”。如果碰上秦始皇、隋炀帝只好自认倒霉。五胡十六国时期，自称“大禹之后”，而又“性辩慧，美风仪”的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残忍异常，他令匠人造弓箭、铠甲。造成后，如果“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必斩铠匠”。设想一下碰上如此“坏脾气”的统治者，老百姓将何以自处？有的思想家会说何不造反？这与白痴晋惠帝听说老百姓饿饭就问人何不喝肉粥一样。造反也须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们只好干受。

所谓好坏脾气实际上也就是滥用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张鸣在书中感慨地说：“从理论上讲，秦汉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独主，是国家所有人惟一的君主。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限的，如果皇帝一意孤行的话（只要他不在乎丢掉祖宗的江山），其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换句话说皇帝权力如同配备着重火器的战车，没挡。检点二十四史，皇帝不太滥用权力者太少太少，而滥用权力者多多，难怪鲁迅说中国历史上每页都写着“吃人”。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强势政府比作《圣经》中海中怪兽“利维坦”，虽然它也可能为非作歹，但它应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位出生在英国克伦威尔时代的犹太人天生胆小，他写作《利维坦》一书，有企盼强势政府庇护民众之意。然而，他还是把政府权力的来源视为全体公民主权的让渡，因此这个“利维坦”不能随意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力；而中国皇帝号称天子，其权力来源――说抽象些是上天赐予，说具体点是祖宗传下来的，不对任何臣民负责。皇权可以囊括一切，从臣民的财产到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中国的“坏脾气”要是闹起来，比外国的“坏脾气”可怕得多。

本书封面上写着：“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我读了此书也有此感受。为什么？因为过去许多史家谈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贤化，谈及负面人物，往往妖魔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而张鸣从史实出发，对此有所突破。他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然后根据史实评论其功过是非。例如对于北洋军阀近七八十年来几乎无“恕词”，因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把他们视为绝对腐败的一群，一点好事没做过。如谈到“臭棋篓子”的段祺瑞，介绍了他当官不置私产，比较清廉的一面；说到吴佩孚也没忘了他“五不主义”（不进租界，不借外债等），而且着重谈了他对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援。阎锡山是独据一方最久的军阀，他在山西行政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确实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其他不管是“买个总统当当”的曹三爷（曹锟）、热衷审案的韩复榘和爱写诗的张宗昌，虽然还是写他们负面的东西，但都看着像活人了，并非军阀概念的化身。

对于被一些历史学家笼罩上光环的历史人物，作者也做了些还原工作。过去对秦始皇只能颂扬不能说批评话，近对康熙，有人直白要让他“再活五百年”，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他做皇帝一直做到22世纪。人们除了崇拜这位伟大政治家外，还把他吹捧成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称为后两家的主要依据就是他懂高等数学、会弹钢琴、懂乐理。作者引了在康熙身边工作了的意大利教士马国贤回忆录，说康熙对音乐一窍不通，对“数学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可是他的手一触钢琴，宫妃太监马上颂声顿起，这样久了，连康熙也认为自己的确是个伟大音乐家了。其实，作为高高在上、每日沉溺在一片歌颂中的皇帝，有时是昧于知己的，他常常要宣布真理，但实际是一些蠢话：有一年天旱，康熙看祈雨的奏章，感慨说，汉人没得吃，是因为吃得太多。“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领兵在外亦然。尔汉人若能如此，则一日之食，可足两日，奈何其不然也”。人们挨饿，白痴晋惠帝建议人们喝肉粥，虽然愚蠢，但却令人感到他还有点人心；而康熙指责没饭吃的人们，我们感受到什么呢？

读《历史的坏脾气》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其关键在于笔调轻松。但可能作者过多注重了随意，有些史实疏于核对。如P29讲到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说他是“最末一科状元”，不确。最末一科是刘春霖。又如P159谈到苏轼因诗下狱时言其“咏老松”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实际上这是一首咏桧树的诗。不过这些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的。

篇4：毕鸣歧简介

毕鸣歧

中国近代著名工商业家毕鸣歧 (1902～1971)，字凤岗，

19，入济南德育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礼和洋行、福茂洋行、张家口华德洋行和德孚洋行任翻译、文书、华人经理等职。

解放前，毕鸣歧就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做过对革命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他积极开展天津市进出口同业会的工作，为国家进出口业务的发展做出贡献。他先后创办多家工厂。

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率先捐献飞机1架，带头认购公债，并担任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赴朝慰问志愿军。1954年，毕鸣歧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参加公私合营。他热心创办、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

“文化大革命”中，毕鸣歧遭受残酷迫害，于1971年5月15日含冤逝世。1978年，中共天津市委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毕鸣歧故居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78号。毕鸣歧生前长期居住在这所西式老房内。

室内装饰讲究，木地板，三槽窗，卫生间和采暖设备俱全，沿用至今。该房现在仍由毕鸣歧亲属居住。

著名工商业家毕鸣歧 (1902～1971)字凤岗，利津县毕家嘴村人。1921年，入济南德育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沈阳礼和洋行、福茂洋行、张家口华德洋行和上海德孚洋行任翻译、文书、华人经理等职。建国后，任华生生贸易洋行、新民化工厂、建业砖瓦厂经理，曾被选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解放前，毕鸣歧就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做过对革命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他积极开展天津市进出口同业会的工作，为国家进出口业务的发展做出贡献。他先后创办新民化工厂、建业砖瓦厂、新大电锯厂、新城造纸厂等。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率先捐献飞机1架，带头认购公债，并担任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赴朝慰问志愿军。1954年，毕鸣歧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参加公私合营。他热心创办、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毕鸣歧遭受残酷迫害，于1971年5月15日含冤逝世。1978年，中共天津市委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毕鸣歧故居坐落在和平区常德道78号。毕鸣歧生前长期居住在这所西式平房内。该宅邸系他于1944年10月以水顺堂毕名义购自玉德堂苏的房产，转年赠与其子毕守藩所有。占地916.67平方米，建有琉缸砖大筒瓦尖顶西式平房13间，灰砖平顶房5间，设有卧室、会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锅炉房、杂房等。总建筑面积275平方米。室内装饰讲究，木地板，三槽窗，卫生和采暖设备俱全。该房现仍由毕鸣歧亲属居住。

篇5：张浚简介

张浚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宋朝名将。

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

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岁皇子赵敷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

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与张浚争夺陕西。

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万人马，调入关中。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6万、步军12万，号称40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六合战”，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

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10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1131）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存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1164）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1169）谥忠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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