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走向选择

时间：2023年12月23日

来源：da0929

编辑：本站小编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走向选择，本文共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本文原稿由网友“da0929”提供。

篇1：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走向选择

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走向选择

财政赤字在短期波动而在长期平衡首先是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除去战争因素赤字较高的年份往往都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年份，如美国20世纪以来出现过四次赤字比较严重的时期，赤字率超过了3%，究其原因都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而随后的赤字率下降甚至赤字减少出现赢余又都是经济状况转好、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期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最终消除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并转而出现赢余。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而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财政收支则又应是相对平衡或是基本平衡的。

除周期性因素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对财政的短期与长期平衡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应政府的支出强度与结构也有所区别。在某些阶段上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赤字会大一些，结果可能导致在某些阶段上财政的不平衡。但财政的短期不平衡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运用得当能够为财政实现长期平衡提供重要保证。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导致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赤字，但为其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反周期的赤字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一直被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加以普遍使用，但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兴起，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赤字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倾向，也不断有政界人士出面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从历史数据上看，美日欧等国的赤字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景气度。如最近布什政府在美国赤字率已经接近3%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高达674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各方普遍预计美国今后几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3%。

造成赤字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制度化为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波动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财政赤字随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理论界并不特别反对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们主要反对在自动稳定器之外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其次，反对财政政策的一些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财政政策无效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三，对赤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很多是出于选举政治中党派斗争的需要，而非完全从科学角度出发。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次总统选举中赤字问题都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武器，但以反赤字为旗帜上台的新总统又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甚至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以新政闻名的罗斯福总统就是以平稳预算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的，他的执政开创了美国和平时期长时间财政赤字的先例。1980年里根竞选时也承诺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他执政的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赤字率。

当然，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有效性不足甚至下降的问题。如财政政策的“时滞过长”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刺激措施出台时经济已经复苏的情况。导致财政政策“时滞过长”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多党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就预算问题争执不下，迟迟不能决策。美国从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开始直到今天的布什总统，每遇经济萧条或是衰退时，总统总是指责国会中的反对党拖延时间延误时机。对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指责是在萧条期或衰退期增大的财政支出在繁荣期也很难削减，结果导致了赤字滚雪球般的累积，这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执政党为了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票基，常常不顾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派福利，这是赤字变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如里根执政期间，他一方面通过减税取悦高收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而开罪中产阶级，结果必然是赤字爆炸般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赤字明显高于单独执政的国家，因为在多党联合政府里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照顾。显然，在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就不一定存在，财政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国发展阶段也是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日本早期财政政策明显有效，与当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关。在当时情形下，社会需求指向明确，政府公共投资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公共投资也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匹配较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相比之下，在发展后期，这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可应用的范围明显缩小，一般多集中在转移支付领域，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作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特别要从一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简单的财政规则既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又难以真正改善财政状况

为财政政策设立某种规则防止赤字无限度膨胀是必要的，但规则本身又不能损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经济形势的好转，西方国家赤字变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为总体财政赤字设置上限的简单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对限制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也不大。比较典型的如美国限制赤字增长的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1987年在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赤字应逐年减少，并在1993年彻底消除赤字。为此国会应每年制定赤字上限，超过上限就自动按比例消减除国防开支外的全部开支。这看起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法规，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认真执行。由于赤字上限预测得过于保守，国会经常被迫提高年度赤字上限，行政当局也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来使赤字合法，如出售政府资产、晚列支出早列收入、把一些项目移出预算等等。结果到按法案规定应是消除财政赤字的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由法案制定时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51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了3.9%。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通过财政重建法案，最终都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不了了之。

有些人认为，这些规则失效的原因是由于规则本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不够。《马约》标准的出台是试图通过国家条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规则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是目前《马约》标准明显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欧盟中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开指责《马约》的标准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公开指责该标准是“愚蠢的，跟所有死板硬性的决定一样”。最近欧盟内部又在酝酿修改规则，重新定义财政赤字概念，引入“结构性财政赤字”概念，把经济周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考虑在内。

这一修改会大大增加规则的灵活性，赤字率的透明度则会大大下降，标准的约束程度也会放松。

在一国内或一个区域内使用简单规则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在不同国家间使用同一个简单规则就更有问题了。就政府财政赤字这一概念而言，《马约》指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全部政府赤字，但由于各国预算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全部政府赤字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甚至国有企业的收支都是包括在全部政府收支中的。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潜在的收入与支出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顾各种区别而只统一用一个百分比来衡量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适当的。政府债务余额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有些国家政府债务余额仅指政府部门的债务，而有些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余额。况且政府债务余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指标，一般谈论政府债务余额都是指粗债务余额，没有扣除政府的金融债权，实际上扣除后的净债务余额更客观地反映了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1.30%，远远高于《马约》60%的标准，但日本的财政状况虽不能称好可也远未崩溃，日本政府仍有余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关键就在于日本的净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太大。

4、对不同性质赤字的影响应作区分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应简单地将《马约)标准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准则，而是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参照相应的国际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满足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且又是充分谨慎的财政政策规则。

1、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已经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机场、通讯等设施仍很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二是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体育娱乐等设施十分短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三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国土整治工作尚未完成，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出不利影响；四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设施与装备还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潜力。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公共投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或者是需要公共投资进行引领的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投资仍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经历，日本历史上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7%-8%，瑞典等国也达到4%，而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规模仅占GDP的2.6%，这还是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要把我国财政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到5%左右，建设资金首先考虑从经常性收入中支出，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通过发长期建设国债来筹措，每年发行建设国债的量由当年的财政状况决定，考虑到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建设国债最高不超过GDP的4%。在基础设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后，这一比例应逐步递减，以防止国民经济对公共投资的过度依赖。

2、财政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出来。我国目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近期可以考虑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每年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发行数量也要视当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而定，但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1%。社会保障基金正常运转后并能做到可持续性的收支平衡后，应停止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3、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对重点领域的支出应固定一个增长率，在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重点领域支出的增长时，应允许政府通过借贷或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保证支出，以起到财政支出以增量调整促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数量应严格限制在当年GDP的0.5%以内。当公共服务支出达到财政支出中适当的比例后，应不再允许以负债方式支付公共服务支出。

4、上述领域外的所有支出应严格遵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允许出现赤字

中国财政收支的黄金规则应是：赤字只能为公共投资、社会保障基金和重点公共服务领域融资，这几项赤字合计最高不应超过当年GDP的5.5%。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最低谷年份，财政赤字最高不能超过5.5%。这是一个既能够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又具有充分谨慎性的比例，美、日、法、意等国历史上都有过财政赤字达到6%左右，而后随着经济的好转又重新实现财政平衡的先例。

除黄金规则之外，还应设立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以避免债务余额在GDP中的比例失控。这一原则可以表述为当政府债务余额达到GDP的60%左右，应把债务余额增长率和债务利率之和控

制在GDP名义增长率之下，这样，债务余额在GDP中的比例就不会继续升高。

篇2：从国际经验看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文章分析借鉴欧美国家财政赤字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提出了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建议.

作者：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作者单位：刊名：计划与市场探索英文刊名：A JOURNAL ON PLANNING AND MARKET 年，卷(期)： “”(7) 分类号：F81 关键词：赤字政策国际经验政策选择

篇3：我国黄金储备政策的选择评析论文

我国黄金储备政策的选择评析论文

一、我国现阶段的黄金储备情况与发展趋势

1我国黄金储备现值

目前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各国公布的黄金储备中，只有6个国家超过1000吨，中国排名第五。本世纪以来，我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和，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自20以来，逐步通过国内杂金提纯以及国内市场交易等方式，增加了454吨。从03年以来我国的黄金储备的增加数额，大多是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匆忙购买的，由至今为止均未有黄金储备的持有量的变动，这足以可见中国的黄金储备缺乏前瞻规划与战略远见。

2我国高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及潜在风险

具IMF组织的估计，我国国际储备中美元储备高达70%以上；按这个比例计算，我国具体持有的美元储备在14000亿美元之间。如此高额的单一外汇储备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一旦美元大量贬值，我国势必面临国家资产缩水的危险。事实上，在我国不断增持美元为主的外汇吃呗的同时，美元自起相对人民币的不断缩水使得我国官方储备严重缩水，国家财产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增加黄金储备持有，势在必行。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黄金储备持有趋势

由黄金储备数量的变动趋势来看，发达国家拥有的黄金储备量在逐年减少，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所起伏，但是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个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两类国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基数以及黄金储备比重相差很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二者必然会有一个趋近的过程。另外由于发达国家税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偏重多持有外汇储备资产，通过在金融市场的相应运作谋取较高的收益率；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弱势地位，中央政府为规避风险，而选择具有较高安全性的黄金储备。另外发展中国家开始意识到黄金依然起到国际货币的作用，可以作为一国的财力后盾。而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外汇储备，也使得它们具有成为国际黄金市场的大买家的能力。

二、我国黄金储备规模的选择及相应政策

1增持黄金储备的必要性

国际储备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人民币币值是否稳定。黄金储备是某一货币从主权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物质基础，大量足额的黄金储备是简历信用货币在国际上自由兑换的前提。之所以美国被称作“美金”，正是有因为其庞大的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密不可分。而在中国，仅仅1000余吨的储备黄金明显满足不了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需求，黄金储备量不足导致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与支付能力的乏力。

增持黄金借以规避外汇（美元）风险。随着美元逐步失去信任的同时，黄金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走。近年里美国大举发行国债，毫无疑问将导致美元的持续性贬值，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应该增持黄金，以平衡外汇储备，力保外汇资产保值；同时也是对以美国为首采取负债策略的国家发出一个抗议的信号。

2影响央行调整黄金储备规模的'因素

黄金储备受供给因素的制约。目前，黄金供应被少数国家所垄断而且增长缓慢，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持黄金具有较大难度，发展中国家提高黄金储备规模的成本急剧上升，这也将导致增持黄金积极性受挫。

外汇储备管理模式与管理目标将决定黄金储备规模。一国中央银行出于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可能倾向于持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以便用于随时条款外汇市场，从而提高货币资产在外出储备中的比重。

从长期来看看，黄金虽然可以做到防范汇率风险，提高收益水平，但其风险也相对较高。近年来，黄金价格波动较为强烈，其风险水平强于其他投资渠道，因此各国在调整黄金储备规模时，必须结合本国国情，依据本国的风险容忍程度制定相应黄金储备规模。

3增加黄金储备的途径

鉴于我国黄金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差距较大，进一步扩大央行对黄金企业的直接收储力度势在必行。与发达国家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在金本位时期所积累的情况不同，我国的黄金储备是由中央银行以人民币向国内黄金矿山企业、居民收购形成的。基于此，央行应增加直接从生产渠道的购买规模；通过培育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在国内市场的黄金采购数量。在黄金现货市场上赢采取更多的黄金现货延期交易模式，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

在国际市场中选择合适的代理机构，寻求合适的时机，增加对现货黄金的购入以使国际储备的构成更加合理，或是待黄金价格上涨后再抛出获利。同时注意买入的时机并进行严格保密，合理规避短期大量增值的黄金而导致金价攀升的过高成本。另外，在国际市场中，可以利用外汇储备投资大型国际金矿公司的股票，加强与具有黄金资源的国家合作，获得对金矿公司的一部分控制权，从而间接拥有黄金资源。

4对当前黄金储备政策制定的建议

完善黄金市场，创新黄金业务品种，采取藏金于民的管理方式。打造专业的交易平台，加强黄金市场交易与各商业银行的合作，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窗口对黄金进行报价，扩大实物黄金和账户金等各种业务方位，这样可以增加黄金交易的影响力，使更多投资者加入到黄金投资行列中。另外可以仿照国际上成熟的黄金租赁模式，盘活黄金资产，增加黄金的流动性。

与实际相结合，坚持适度合理增持黄金储备策略。增持黄金势在必行，但考虑黄金国际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且金价处于历史高位，若短期内大量增持黄金，将剧烈促进金价上涨，从而导致持有黄金成本上升，另外增加黄金储备将导致外汇市场美元供给量增大，将引发美元的贬值，对于我国的外汇储备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缓慢适度，切勿在短期内进行大量的黄金买卖操作与外汇储备组合转换。

篇4：我国产业区域融合发展现状及政策走向论文

我国产业区域融合发展现状及政策走向论文

产业融合存在行政区划绩效考核的锁定,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长期以来,制造产业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和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使得产业融合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发展。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界限大大制约了产业融合的自然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普遍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尚不尽如人意。为此,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励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区域层面上的融合发展,以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发展现状。

从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整体现状来看,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现代生产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往往是产业融合发展较好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抢占到了改革开放的先机,一些具有良好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的地区率先发展,服务和制造产业集群迅速兴起,初步实现了产业间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等。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服务产业的发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虽然有部分地区依靠当地资源优势也出现了产业融合的趋势,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地区差异上来看,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最高,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差距较大,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得较为明显。

在我国区域内产业融合的地理分布上,越是接近区域现代服务业中心,制造业集群发展势头就越猛。上海作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其生产服务业越发展,周边地区制造业也越能受益。据计算,上海生产服务业每增长1%,苏、沪浙三省市工业增长0.918%。虽然中西部地区虽然也有制造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但从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从数量和区域分布来说,都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区域性现代服务中心的发展滞后,产业融合存在一定难度。

如果按照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分布情况来统计,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5.8∶12.1∶9.1,东部地区的集群数量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相对来说少得多,甚至整个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数量相加(约为557个),还没有浙江一个省的数量多(约为561个)。另有研究表明,1985年~年间,除了烟草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云南、四川和安徽集中外,其他27个制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向东部地区集中。

二、制约因素。

1.产业融合存在行政区划绩效考核的锁定,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

长期以来,制造产业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和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使得产业融合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发展。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界限大大制约了产业融合的自然发展,表现为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融合的形成过程中经常发挥着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跨境分离时,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势必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这大大阻碍了区域间专业分工的发展,使得产业发展经常出现只有“扎堆”而无“融合”的现象,企业难以通过产业融合走向高端道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模式容易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规模攀比,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缺乏对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整合,产业融合效应难以充分释放。如,我国的产业布局通常表现出“一镇一业”或“一县一业”的格局,且镇与镇或县与县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产业同构化的问题,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不例外,上海与江苏的同构率达90%,与浙江的同构率也达70%。产业结构的雷同经常会演变成引资大战,而引资大战反过来又使同构现象在更高层次上重演,结果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2.区域内产业发展存在明显两极分化态势,部分地区产业融合难度大。

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分布最多、最广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依靠的是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生产方式较粗放,产品的创新意识不够,且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因此,产业融合发展的`质量不够理想。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内部,一些显现出勃勃生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及创新型集群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同时,生产服务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情况也不理想,如研发、设计、营销以及金融等服务产业,仍只分布在京、沪、广、深等少数核心城市。这种产业集群类型的不协调造成了东部地区内经济发展潜力和优势的不均衡。

3.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流动不协调,不利于产业链的延伸。

东部地区在全国服务业中牢牢占据了领先和优势地位,要素的使用效率也要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吸引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资金等要素源源不断流入。这种要素流动所产生的巨大的集聚效应,将中西部地区限制在低端要素、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进一步加大了中西部区域产业融合的难度,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区域内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城市和乡村、城市内部城区和郊区的经济发展落差较大,使得区域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即吸纳和集聚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效应远胜过向周边地区扩散生产要素、带动促进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效应。因此,企业、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不断向区域中心城市聚集,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4.制造业与当地生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缺乏区域内产业融合的需求。

我国制造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多处于加工制造环节,缺乏在上游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市场营销环节(如品牌经营)的延伸。这些从事中低端环节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内部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员工工资,企业生产成本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供给进行控制,相对容易得到补充。因此,没有动力引进外部更廉价的、效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供给来源。

本土企业普遍缺乏对高端生产服务市场的需求,对区域内本地生产服务的需求就更为有限,不利于区域内生产服务业的聚集发展以及产业融合。同时,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产品设计、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营销网络规划等产前和产后服务都主要依赖于母国企业总部的规划,对国内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严重不足。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缺乏产业融合的动力。

5.城市化发展滞后,生产服务业难以形成有效的需求集聚效应。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服务业发展虽然已呈现一定的规模化和集群化趋势,但由于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服务业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较低等问题仍比较突出,许多城市的服务产业结构质量和经济增长方式与国外相比差距甚远。以上海为例,该市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东京的6.4%;最终消费占GDP比率,20韩国是70.9%,英国是85%,而上海20为48.3%,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从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来看,年上海为2.34%,发达国家研究和开发费用的投入一般占到GDP的3%左右;从万人大学生人数来看,2003年上海为282人,而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为520人,加拿大为580人,韩国为571人。可见,尽管我国某些城市的人均GDP达到工业化后期的产值,但实质上还没有达到与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才、资本和消费结构。

三、对策建议。

1.依据区域产业优势,构建层次分明的区域分工格局,加快产业探讨与研究在区域层面融合发展。

从区域发展层面来看,为了缩小商务成本的差异和产业发展的梯度,实现东西部地区间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必须做到空间集聚,合理布局。区域产业融合首先需要确定重点发展哪些目标产业,区域内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结构和规模是区域产业融合赖以发展的重要产业基础。东部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多年来积累的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将部分制造业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充分利用不同区域之间在商务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协同发展,降低整个产业链条的成本。其次,区域产业空间布局的重点是明确不同城市、区域和城乡产业发展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重点,统筹和促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之间形成层次有序、融合配套、分工错位、优势互补的格局。通过生产服务业分工的细化、产业链纵向与横向的扩展和延伸,将东部地区在弹性生产、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的经验和技能转移给中西部,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通过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打破制造产业低端化、同构化现象。

一方面,应当通过着手培育产业集群、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系统,使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研究开发、咨询到管理、后勤等方面得到一体化的服务,尤其是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业,为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必要的环境。在此基础上,逐步培育一批与跨国公司展开有效竞争与合作的区域性特色行业和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应大力培育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融合,以带动区域产业技术水平的升级。鼓励跨地区、跨国别的企业兼并活动,区内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和研发机构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加快对本区投资的机遇,积极主动地与跨国公司合作,充分吸取跨国公司在科技创新中的溢出效应,加快进入国际研究开发网络系统,融入到国际化研究开发的新环境中。

3.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当务之急是取消国内各地区间的市场壁垒,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即通过市场、产业、信息、交通和城乡一体化,形成统一和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一是通过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之间的财政支付能力差距,确保建立基础公共服务的全国最低标准,从而促进要素流动,形成统一和开放的国内大市场,为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是建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实现产业的梯次配置。

4.加强区域技术创新合作,通过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融合。

一是明确区域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要依赖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企业创新,而且形成了新的创新模式———集群式创新。

二是通过促进地区的创新资源共享和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培育区域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政府应采取有关措施促进相关行业基础研究与开发的合作,加速制造产业和服务产业融合的进程。

三是利用区域内核心城市已有的大量研发机构和人才优势,把核心城市培育成区域的创新策源地。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区域分工,使研发成果能在区域内商务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实现产业化,双方能够共享技术创新的效益,以提高培育创新活动的动力。

5.通过市场竞争,加快区域中心城市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要重点加快生产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地放宽市场准入,合理引进民资和外资参与服务企业改造,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行业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为主转变。

一是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供给主动引致需求,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部分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可以通过吸引国外高端生产服务业入驻,利用其示范效应、人才培养和流动等外溢效应,逐步提高我国生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产业层次。

二是区域中心城市还可以通过发展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的本土生产服务业,逐渐替代跨国公司承揽的高端服务业。通过国内生产服务企业从事国际代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并通过“干中学”效应逐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三是大力推进现代生产服务业跨越区域界限集聚式发展。要按照市场原则,鼓励优质生产服务企业以资产、资源、品牌和市场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生产服务业的集群化、大型化、组织化。四是政府主要应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财政支持等形式,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现代服务业实现区域性集聚

篇5：21世纪我国产业发展与政策选择

21世纪我国产业发展与政策选择

21世纪初我国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以数量扩张为主转为以素质提高为主的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由解决比例失调转为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压力.经济发展趋势对产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对此,应确定未来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方向,选择适宜的政策,以促进21世纪产业发展.

作者：谷永芬郭振 Gu Yong-fen Guo Zhen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76 刊名：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1 18(1) 分类号：F121.3 关键词：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发展趋势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