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

时间：2023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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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本文共12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花袜子”提供。

篇1：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前不久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各方关注。《报告》由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精干力量，在国家和军队相关职能部门指导下完成，分6个部分约9.1万字，全景呈现、系统记录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总体情况，着重研究考察了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建设、军事需求牵引、军民协同创新、国有军工集团的军民融合及世界主要国家军民融合等领域和方面的新进展。

这既是全国唯一一部系统反映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情况的综合性、权威性、专业性、创新性年度报告，也是一本经典案例集萃的蓝皮书。解放军报记者就此走访《报告》起草人和有关专家，相信他们的见解能给大家带来诸多启发。

大规律的不懈探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军委战略规划办设立军民融合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部际协调组发挥作用越来越大……《报告》传递的各种宏观信息令人鼓舞：军民融合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正不断健全。

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探月工程向社会资本开放，国内首家军民融合发展协会成立……《报告》展示的业界鲜活动态更加催人奋进：军转民、民参军步伐正持续加快。

“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永光介绍，从“四个强化”明确要求，到“三大体系”改革创新;从“军转民”“民参军”热潮涌现，到各地融合基地、示范园区蓬勃兴起;从一份一份军地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到一波一波融合成果的展览……《报告》紧贴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脉搏，紧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严格秉持宏观、全面、简约、客观、动态、前瞻的研究和写作风格。

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布局。《报告》起草人本着“历史就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这一共识，常年不辞辛苦，点滴跟进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年度进程，系统总结梳理成功经验，审慎研判融合发展大势，他们都在为一个共同目标而不懈努力：科学揭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大规律。

追踪融合前沿

风口上的执著瞭望

河北出台专项规划，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海前瞻谋划，紧紧抓住“长江经济带”战略给国防领域带来的潜在机遇;北京海淀区积极探索，强力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园、军民融合产业园、信息安全产业园等“一体三园”为核心的军地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模式……《报告》对军民融合前沿的倾力关注和精准展示，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现状的一个“风向标”。

互联网时代，关于创业有句名言：只要选对了台风口，没有翅膀也能借力、借势飞起来。军民融合作为一特大台风口，提供了“势”与“力”。《报告》全面追踪军民融合前沿，就是在为军民双方寻找“隐形的翅膀”。站在风口上执著瞭望，过往司空见惯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并引发忧虑，进而提出有效对策。譬如，长期以来，国防科技工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基础研究经费占科研经费比例不足2%;军民科技资源共享不够，全国有近30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100家国防科技实验室尚未实现开放共享。

“坚持问题导向，目的之一就是少走弯路，不走错路。”《报告》编委会主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认为，正确出路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作用;注重融合共享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深化改革，提高军民协同创新能力。

洞察世界趋势

长短板的科学对比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加速推进，主要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先发优势，不断拓展军民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竭力挖掘和塑造军事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新增长点，世界军民融合发展正进入一个以“创新引领、多点突破、能力重塑”为鲜明特征的发展新阶段。

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报告》特辟“世界主要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新进展”专章，从深层动因、若干特点、深刻启示3个层面进行全方位透视，在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清我们自己的短板和优势，进而明确今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决不能仅限于资源上的优化和节约，更重要的是提升本民族的创新能力。

军民“融”则国强，“分”则国衰。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姜鲁鸣认为，当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更应该瞄准建设海洋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等目标精准发力，学会扬长避短，加快扬长补短，努力实现长期的国防安全。

助推融合实践

后发者的坚定跨越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自首次发布以来，每个年度报告都会以准确性、实用性和权威性引起军内外、国内外广泛关注。

与往年一样，《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6》在框架和内容设计上，继续坚持“六个注重”，有呈现有评述，详略得当，长短两宜：既注重从面上综合反映一年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情况，又注重从点上深入剖析军民融合的特色亮点;既注重揭示军民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又注重分析军民融合的运行机理;既注重对我国军民融合的全景呈现，又注重对世界军民融合的趋势洞察。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确存在不少差距。怎样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通览《报告》全文，这已经成为后发者的心声和目标：以融合的自信建立自信的融合，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防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认真搞好布局谋篇，同时又要善于深耕细作。

篇2：军民融合发展国民经济动员

摘要：军民融合发展是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的必由途径，实现军民融合，使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实现国家主席总同志提出的强国梦，强军梦的必然之路。

本文从强化融合发展的新理念，强化统筹协调的总体思路，强化领导管理体制，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配套的政策法规等六个方面来浅析军民融合发展下的国民经济动员，为建设国民经济动员提出理论借鉴。

篇3：军民融合发展国民经济动员

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兵相统一，是我党适应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新要求，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发展理念、统筹规划、领导机制、力量建设、基础设施和法规支持上全面做好各项工作。

一、强化融合发展的新理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单位或领导由于受惯性运转模式和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国防观念弱化，战备意识淡薄，对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到位，对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缺乏深入了解，对市场经济给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带来的影响研究得不够深透，把经济动员工作看成“额外负担”、“软指标”，还在延用计划经济时期和传统作战样式下“以量求胜’、“人海战术”等老旧办法开展经济动员工作，缺乏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一定要坚决反对和克服，牢牢树立军民融合发展的新理念。

要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大战略”观念，强化国防和经济建设“一盘棋”的思想，通盘筹划，顶层设计，推进军用与民用双向转化、国民经济动员和国家综合国力资源双向利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一体运作。

要树立全民参与的“大国防”观念，深化国民经济动员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共同责任的认识，坚持党委统揽、政府主抓、军地合力、全民参与。

要树立整体协调的“大融合”观念，处理好战争国民经济动员与非战争国民经济动员、军队动员与后备力量动员以及其他专业动员力量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种力量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优势互补。

二、强化统筹协调的总体思路

从近几年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看，任何闲置机构一旦要突然启动，在短时间内高效运转、发挥作用，其难度很大，组织指挥、人员调动、物资调配等，都需要一个彼此适应和相互磨合的过程。

如果再考虑到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下利益关系调整，就更会增加动员工作的经济成本和时效性，动员效率难以提升。

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贯彻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着眼长远、统筹规划、有序推进。

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要抓住时机，对贯彻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作出总体规划，明确各级各部门各行业贯彻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主要职责，为各级推动军民融合提供基本遵循和指导。

国家经济动员部门要把军民融合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的重要抓手，统筹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军民融合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为国民经济动员领域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明确指向和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重视起来，把国防动员建设真正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将军民融合作为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此引起各级各部门对统筹国防和经济建没的高度重视，增强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的自觉性。

三、强化领导管理体制

国家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必须要通过强有力的领导管理体制才能真正执行。

国防动员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地方层面，应继续完善“党委统管、政府主导、国动委协调、各方配合参与”的领导管理体制。

坚持和完善党管武装、党委议军、双向兼职、第一书记述职等制度，把国防动员建设列入各级地方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确保国防动员建设顺利进行、健康发展。

各级地方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国防动员工作，将国防动员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统一部署，将国防动员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逐年递增，将国防动员机构纳入政府机构改革范畴统一编制、配齐人员，将国防动员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评范围统一考核、奖优罚懒，确保各项动员工作落到实处。

通过调整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的职能，建立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由总参和国家国动委归口管理国防动员需求汇总、提报和落实的运行机制。

总参负责汇总军队各大系统、各大单位提出的国防动员需求，论证审核和综合后，适时提报国家国动委。

国家国动委根据总参提出的需求，在组织军地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论证评估后，纳入国家总体建设规划和专项规划，并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逐级分解、逐项抓好落实。

四、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从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实际情况看，这项工作涉及经济社会的多个行业和领域，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军地负责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人员多为兼职，且调整比较频繁，对政策法规、动员规律和组织协调不懂不会、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业人才。

要按照平时与战时结合、应急与应战一体的要求，统筹国防动员队伍与政府应急队伍的编成。

各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将国防动员队伍纳入政府应急力量体系，与各级国动委办事机构共同研究提出国防动员应急力量的组建规模、结构布局和有关要求。

政府新建的应急队伍尽可能依托国防动员专业队伍组建，做到一队多用、一专多能。

政府组建的道路通信抢修、核生化救援、卫生防疫、水文气象等与作战密切相关的应急队伍，应纳入国防动员力量体系，实现平战结合、平战两用。

要加强军地联训联演，各级应综合利用训练基地、培训中心和训练教学机构等资源，加强国防动员与应急管理人员的专业训练、协同训练和综合演练。

军事知识与技能训练由军事部门负责，专业知识与技能训练由专业技术部门负责。

联合演练由国动委和军事机关牵头，党政军警民各方力量参加，根据应急预案突出抓好反恐维稳、抢险救灾、重大事故灾难救援、重大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应对等科目的联合演练，不断提高军地联合协同行动的能力。

五、强化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建设是当前国防经济动员的根本，由于在较长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我国在国防经济动员硬件设施建设上存在很大缺口。

现阶段就是要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大好机遇，按照“经济与军事兼容、平时与战时衔接、军需与民用一体”的要求，在国家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强化军事功能、实现深度融合。

一是把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武器装备仓库、学生军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等，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能改建的不新建，能合建的不单建，做到一地多用、共同使用、发挥其最大功能。

二是结合各地城镇经济圈布局，推进人防工程建设，加强人防指挥、防空阵地、人员掩蔽、物资储备等工程建设，提高综合防护能力。

三是把交通战备设施融入铁路公路、港口码头、隧道涵洞、桥梁机场等项日建设中，完善有关配套设施，满足部队重大型军事装备装载机动通行的需要。

四是飞机、车辆、船舶等军民通用装备制造中应预留武器装备加装接口，计算机、通信网络、光电缆等信息技术产业，应为军事使用预留通道。

五是粮食、油料、建材及各种仓库等储备设施和医院、学校、影剧院等卫生文教设施建设应兼顾预设战场整体布局。

六是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应从立项、审批、设计到生产、施工、验收，都应听取军方意见，贯彻军事需求，实现军民融合。

六、强化配套的政策法规

近年来，国家虽然相继颁发了一些重要法规，但涉及具体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加强。

一些政府部门没有把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纳入主要议事日程，有的执法部门也没有把国民经济动员法制建设纳入职责范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国民经济动员方面的.法律宣传形式单、手段少、范围窄，缺乏普及性和实效性，远没有达到全民性和全社会性的目标要求。

因此，我们要贯彻依法治国要求，不断完善法规政策，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发展。

1、在政策层面

首先，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

政府需要进一步放宽国防市场准入，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军品生产和非关键性领域。

其次，要引导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军工企业，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企业，能够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生产相对封闭的格局。

最后，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通过国家标准化战略的实施，为“军民融合”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在法规层面

由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总部有关单位共同参加，研究制定和补充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

主要包括明确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具体内容和范围，相关部门的职责、权利、义务、工作规程和管理体制，对企业贯彻军事需求进行补偿的原则和机制，军民融合项自建设资金的来源与管理办法;在军民融合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竣工验收和稽查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从而使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 周涛：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 王加栋：航空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3] 姚广宁：国有军工企业军民融合研究[D].西北大学，.

[4] 黄花：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研究[D].中南大学，.

篇4：军民融合发展国民经济动员

【摘要】在军民融合理念下，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必须寻求合适的发展路径，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健全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扩大国民经济动员资源潜力;二是制定国民经济动员配套制度，规范国民经济动员主体行为;三是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构建基于高新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国家安全体系，促进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制度创新;技术融合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我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民经济动员贯彻军民融合理念，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但要谋划国民经济动员建设深度发展，实现工作转型，还必须把握好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国民经济动员配套制度和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等三个环节。

一、健全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扩大国民经济动员资源潜力

民营经济产权明晰，利益主体分明，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高度灵活的运营机制，与市场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是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提高国民经济动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越来越多地蕴藏在民营经济中，而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和能力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一个国民经济应变力，即关系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应急、应战、化解风险”的全方位应变力，是一种重大战略能力。

经过几十年发展，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已经具备了基础。

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明显提高，总量已占到GDP的50%以上。

1～4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5.1%，民间投资占57.7%。

与到平均值相比，政府投资占比下降了8.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加了22.5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末，我国民营科技企业超过16.2万家;当年技工贸总收入达到9.8万亿元，接近同期我国GDP24.6万亿的40%;长期职工人数达1588万人;研发投入2130亿元;上缴税金4870亿元，出口创汇2867亿美元。

技工贸总收入、研发投入、上缴税金和出口创汇都比上一年增长30%左右。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群体以灵活的民营机制、雄厚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一支有生力量。

为了推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大动员”国防经济潜力的形成，就必须形成规范的目标形成机制，畅通的信息传导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有效地约束机制。

相应的，就要采取培育民营经济作为军品市场主体、将军事需求融入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加强军民两用技术合作等措施。

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形势，在促进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相互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不够突出。

主要问题之一是市场竞争机制在经济动员活动中的作用发挥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市场的均衡。

在经济环境方面，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资源越来越丰富，国民经济动员的经济基础――市场机制能够使国民经济动员活动遵循价值规律要求，适应市场供求变化，降低动员成本，增加动员效益。

因此，必须根据供求变化，利用价格杠杆，发挥竞争博弈的作用。

目前，民营经济在军品市场和经济动员活动中没有取得完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存在市场准入机制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发布军品供求信息，对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进行积极引导。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配套的制度性规则，给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机会，把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的机制落到实处。

二、制定并落实国民经济动员配套制度，规范国民经济动员活动

国民经济动员作为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路径，需要法律制度进行保障。

考察现有的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建设，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从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关系来看，总体上存在不均衡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的基础法律――“国民经济动员法”。

虽然《国防动员法》已于207月1日起开始施行，但是，它不能取代“国民经济动员法”。

二是现有制度不完善、不配套，有些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宪法》、《国防法》和《国防动员法》都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法律依据，但是作为效力层次很高的根本法和基本法律，其内容主要是原则性、概括性或者框架型的制度规范，基本都缺乏可操作性，配套的法规制度还没有成型。

三是从立法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来看，立法效益较低。

要实现实行国民经济动员法治化，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到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均衡。

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力也无意改变制度均衡。

反之，当人们对现行制度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尚未改变的状态则为制度的非均衡。

非均衡的状态需要建立新的制度达到均衡。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也是一种商品，尽管造成制度不均衡的原因有多种，但它的供求同样需要达到均衡状态，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虽然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这种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的，现实中总是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但无论哪一个法律体系，都应该努力向“帕累托最优状态”靠近，以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

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动员法律供求市场的显著特点是法律总体上处于非均衡状态，表现在法律制度供给上的不足。

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动员立法及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规定以下基本问题：(1)国民经济动员主体及其职责、权力。

(2)国民经济动员对象及其义务和权益。

(3)国民经济动员的程序和原则。

(4)国民经济动员行为的法律责任。

国民经济动员法律规范之间应相互协调。

还应通过运行，保持国民经济动员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

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具体制度，保证国民经济动员法律条文的贯彻实施。

二是加强国民经济动员的执法工作。

《国防动员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内容。

在“国民经济动员法”尚未制定出来之前，《国防动员法》的有关规定就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直接依据。

保证《国防动员法》的实施，主要手段是加强执法工作，完善和强化执法机制。

负有国防动员职责的各级国家机关，都是《国防动员法》的执法机关。

在《国防动员法》的实施过程中，执法机关必须从国防建设的大局出发，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有序高效原则，克服地区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切实保证动员法在本地区、本部门的顺利施行。

三是落实对国民经济动员执法的检查监督。

按照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动员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可以采取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立法机关主要检查各级机关制定、发布的规定、决议是否与国家经济动员法律、法规相一致;执法机关主要检查经济动员法律、法规是否得到贯彻;广大群众主要是对违反经济动员法律、法规的现象进行反映、举报和揭发。

对贯彻执行经济动员法律、法规成绩突出的，国家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给经济动员工作造成较大损失的，国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促进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国民经济平战转换能力的关键问题。

“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依靠科技，注重融合”，即要做到充分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成果，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军民融合度，提高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能力。

由于应用领域和管理体制的因素影响，科学技术被分为“民用”和“军用”，这种分离现象导致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低下，并影响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从而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动员资源潜力和应变能力。

当今世界国防科技工业正由军备竞赛刺激的持续扩张向军民一体化发展转型。

为了促进我国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防现代化领域的市场，构建基于高新技术和新竞争力的国家安全体系，必须群策群力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能力。

对于军民科技创新体系的融合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把握思路：一是从军民科技资源配置角度，进一步推进国防科技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多层次的评价标准体系;完善招标制和国防合同管理制度;实行诸军兵种联合研制的科研管理体制;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及各项智力劳动成果;重塑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发挥民用科技优势，为国防科技发展服务。

二是建立军民科技创新的虚拟模式和柔性组织体系。

在军工企业改革中实施虚拟组织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来说，就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利用网络技术作为作为实现组织之间联系的手段，以项目为联系纽带，以技术合作为联盟的起点，以技术开发贯穿全过程，并以分享高新技术成果和效益作为联盟目的，强调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和知识、信息技术与资源共享。

建立军民技术联合研发的柔性组织体系，从实践形式上看，主要有虚拟企业和虚拟研究中心。

通过解决内部资源开发和外部资源整合、培养军民企业核心竞争力、健全军民企业间的信息网络、加强以动员项目工程为统一各方参与企业的管理手段、选择适当虚拟方向和对象等工作，建立动态灵活的虚拟组织体系，使企业能够用从容不迫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企业获得了经济效益，就能为动员能力转换创造条件。

三是构建区域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系统。

即通过创造良好环境、完善科技中介机构、建立区域性公共信息网络等手段，构建区域军民融合的联动体系。

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基金、联办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推进企业产权资本化、证券化，完善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等手段，加快构建区域军民融合科技资本市场。

通过科学筛选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建立区域军民融合产业园等手段培育配套企业，实现产业集聚。

区域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将大大促进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使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摆脱技术约束。

参考文献

[1]周建平.《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科学谋划“十二五”国民经济动员发展》.载《中国国防经济》2010(1)

[2]李刚.《初论国民经济应变力》.《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

[3]《我国民营经济总量占GDP50%以上》.《XX日报》.，7(8)

[4]束洪福.《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高峰论坛拉开帷幕》.载《科技日报》.2009，2(13)3

[5]周建平.《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科学谋划“十二五”国民经济动员发展》.载《中国国防经济》.2010(1)

[6]于川信，周建平.《军民融合式发展理论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3)

[7]胡青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企业导报.2009(10)

[8]徐勇.《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军民融合》.载《科技日报》.2009，1(15)9

[9]谭清美，王子龙.《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方式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3)

篇5：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

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下午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深厚土壤，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会上，厉延明、唐宏、李贤玉、冉崇伟、张育林、王波、华明、高尚国、戎贵卿等9位代表，主要就推动武器装备创新发展、提升新型作战力量创新能力、推进联合战役训练创新发展、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推进国防交通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围绕实现强军目标，统一思想，抓紧工作，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我军建设呈现崭新气象。

习近平强调，科技进步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军事发展走向。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越来越紧，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抓紧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

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一些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科技兴军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完全有条件把科技领域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要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推动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推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

习近平强调，推动科技兴军必须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加强同国家战略规划对接。党中央已经对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出战略决策，制定了一系列规划，为推动科技兴军提供了重要指导。我军要结合贯彻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找准目标、路径、重点和突破口，坚持实战牵引、体系论证，运用先进理念、方法、手段，发挥专家智库体系作用，提高战略筹划水平。

习近平指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主动发现、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强化军事需求牵引，最大限度实现民为军用，做好国防科技民用转化这篇大文章，发挥国防科技转化运用最大效益，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融合发展布局。

习近平强调，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入推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对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发挥国家教育资源优势和我军院校特色，健全军事人才依托培养体系，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要构建以联合作战院校为核心、以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以军民融合培养为补充的院校格局。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路要继续走下去，同时要坚持军队需求主导，聚焦紧缺专业、重点高校、优势学科，提高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要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不断壮大人才队伍。要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使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在中央层面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集中统一领导。要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构建系统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要弘扬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汇聚起科技兴军的强大力量。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方面要强化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支持。

会议结束时，习近平亲切接见来自基层部队的部分军队人大代表，了解他们学习工作情况，勉励他们立足本职岗位，结合工作实际，努力学习科技知识、提高科技运用能力和水平，为科技兴军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参加会议。

篇6：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报告

《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报告》27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共有2700多家各类主题公园，主题公园行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数据显示，仅有10%的主题公园能够实现盈利。

今年主题公园行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外有迪士尼布局上海，内有欢乐谷、方特、万达城等本土品牌加速区域发展。根据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有2700多家各类的主题公园。亚太地区游客量前20的主题公园中，中国就占据了13家。-间，国内预计还将增加64个主题公园，潜在入园人次预计达到1.66亿，总投资额达到238亿美元。

据北京商业研究院副院长李铎介绍，目前中国主题公园在布局方面正向“三个面和一条线”聚集：“‘三面’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一线’就是重庆、武汉这些长江沿线的城市，他们串起了中国的主题公园带。在我们国家东部应该是主题公园最繁荣的地方达到了58%，包括广东、山东、江苏是目前最活跃的地区。”

大型主题公园的崛起除了给区域吸引“人气”外，还形成了涵盖餐饮、商业等多业态的产业群。比如以迪士尼为例，主题公园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游乐场，而是一个集动漫、影视、服装等于一体的`产业链。而建立一条自己独特的产业链，由此所衍生出来的餐饮、商业、酒店以及其他消费领域的内容才是主题公园的价值所在。

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国产”主题公园能实现盈利的却很少。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内主题公园有70%处于亏损状态，20%收支平衡，仅有10%能够实现盈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国内大部分主题公园在设计、维护、运营等方面都不能满足现在百姓的休闲旅游需求，在文化创意上更是缺乏：“过去的主题公园，往往是以景物展示为主。到第二代产品，往往是一个游乐场的结合体，缺少一些有吸引力的主题，有吸引力的故事线、逻辑线把它串起来。不是简单的放一个恐龙的造型，放一个奥特曼的造型就是主题公园了，是让你过来以后，为了某一种情感和价值追求来到这里。园区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空间一样，我可以跟他进行有机的互动。”

据了解，目前国内不少主题公园的收入主要靠门票，这种盈利模式单一、生意链短的方式也难以支撑企业的运转，更不要说继续投入新的娱乐项目来吸引游客了。戴斌提醒，各地在审批主题公园项目时，还要防止借主题公园的名义为房地产服务的现象发生：“很多主题公园就变成了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开业的时候是个主题公园，结果很快发现主题公园经营不经营无所谓了。因为它通过周边的土地开发，已经把这个钱赚回来了。”

篇7：―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播理论、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网络传播与新媒介等几个方面。与以前的传播学研究相比，学者们在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同时，注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和以不同取向对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但是在传播批判研究、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和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

在对200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我们是以大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重要传播学著作和著名传播学术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适当关注这两年召开的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然后依据学术价值、创新程度和现实意义，对各位专家学者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客观评判，并描述和勾画出两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轨迹和生态状况。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传播研究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传播理论与媒介、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广告与公关、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得失，指出优劣，不论是对今后的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对当前或今后的传播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理论与媒介

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所以，在新世纪的头两年，学界对传播理论研究尤为关注。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媒介神话化：从〈泰坦尼克〉神话看传播致效》（曾庆香，1/2002/2）[1]、《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2002/1）、《文化帝国主义传播模式浅析》（戴铭，11/2002/4）、《潘多拉的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潘知常、林玮，1/2001/4）、《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杨伯溆、李凌凌，1/2001/1）、《大众媒体的经济分析》（李新立，12/2001/6）、《新闻传播媒体演进的文化思考》（钟瑛，13/ 2001/4）等论文。潘知常、林玮（1/2001/4）认为，对于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的讨论，应当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角度入手。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杨伯溆、李凌凌（1/2001/1）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媒体一直起着引导和制造消费需要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扩张，也是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为先导；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现代消费社会也就不会形成，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李新立（12/2001/6）的论文同样值得关注，文章指出，大众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经济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谁拥有媒体”的问题，而且，媒体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构成媒体所有权的关键所在。

在媒介理论研究方面，张咏华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分析之概括及特点》（7/2001/12）一文中对我国大陆学术界媒介理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大陆媒介理论中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动向，指出我国大陆的媒介理论研究应该通过不断积累向纵深挺进。尹鸿、周星、胡正荣、胡智锋、喻国明等学者在一组题为《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2/2002/1）的笔谈中，论及了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整合关系，以及传媒研究的方法论和着眼点问题。还有传播学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层次的对媒介的自身效果、媒介技术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人们的影响等等的研究上。

两年来关于媒介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张国良主编的《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张咏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卜卫的《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译著方面的成果要比专著丰富一些，主要有熊澄宇等译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张毓强等译的《西方传媒与战争》（[英]苏珊・L.卡拉瑟斯著，新华出版社2002 ），卢大川等译的《媒体等同》（[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这些著作在更宽广的视野上讨论新世纪的媒介问题，对推动传播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篇8：―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在经历了至相对的热门探索后，学术界开始静下心来，重整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角度。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4/2001/4）和《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5/2001/5）的两篇论文中，从媒介生态学的交叉层面，认为人类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构造正确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管理机制，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在《传媒经济理论比较研究》（2/2002/2）一文中，梁昊光认为媒介经济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且带有明显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他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媒介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问题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经济的源引、公共领域与媒介经济、两种经济理论。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国内媒介经济研究的空白。秦志希、葛丰在《论媒介市场细分化过程中若干关系的处理》（6/2002/2）中谈到媒介市场经济理论时认为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特定公众与不特定公众的关系、个性与共性、渗透与趋同。邵培仁主编的《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是在《媒介经营管理学》出版之后进行的新总结和新探索。该书系统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战略和媒介资源等许多重要问题，将媒介管理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力图反映当代媒介管理研究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中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的开拓具有创新意义。

篇9：―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WTO与中国传媒产业

加入WTO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全面碰撞。两年来，国内传播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思考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机遇和挑战；二是探索如何进行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

11月在长沙召开的“WTO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趋势”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学界对在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和思考、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主要的成果有：一是《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杨磊、孙业，7//8、9）。该文总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省级党报在报业市场中的走势、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拓展、队伍状况、组建报业集团、所属子报发展、管理体制等基本情况。二是《未来十年中国地市报走势展望》（童兵，8/2001/10）认为城镇趋势和城乡减差，给地市报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国加入WTO，地市报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地市报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发展新闻生产力。三是《解读当前我国传播业发展中的五大强势》（吕凯文，10//2）对传媒重组、传媒与资本嫁接、传媒同质化竞争、财经媒体崛起、传媒中介服务业等我国传播业发展强势进行了分析。四是《20中国传媒回眸与展望》（21/2002/1）。该文预测：在未来5至，我国大规模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和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另外，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还有：《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周伟，21/2002/5/21）、《中国传媒发展十大趋势》（上下）（陆小华，7/2001/11、12）、《集约与整合：WTO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前景》（徐浩然，22/2002/2）、《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以省级广电集团为例》（陆晔、夏宁，2/2002/2）、《境外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与促进》（师静，23/2002/2）、《西部媒体如何应对WTO》（康文华，6/2002/1）、《WTO环境下省级卫视台的品牌生存策略》（于丹，24/ 2002/1）、《强者更强，适者生存：论中国加入WTO后市（地）级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周毅，24/2002/2）、《中国传媒走势前瞻》（郭乐天，25/2002/2）、《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戴元光，3/2002/1）、《人际与大众融合：我国当代媒介传播的新态势》（朱春阳，10/2002/1）、《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发展状况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陈亦骏，26/2002/2）、《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金冠军等，3/2002/1）。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刘建明先生。他在《WTO架构下传媒入世的杜撰》（6/2002/2）中认为轻易谈媒介“入世”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建立在虚构事实的基础上是一种悲哀。关键是我国新闻传媒沉着应对意识形态冲击。这些论文很好地反映了两年来媒介的实践与研究者在WTO背景下对迅速开放的媒介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欢欣和挑战的忧思。

在WTO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文化是国内媒体的优势所在。2001、20，研究者对中国传媒文化也进行了较多的关注。首先是对当代媒介文化的基本特质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隋岩，27/ 2002/5）、《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黄会林，28/2002/7）。其次，更多的是对现有中国传媒文化存在失真和非道德现象的反思，提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这方面，重要的论文还有《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引导》（陈雅珍，1/2001/4）、《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曾庆瑞，2/2002/2）、《略论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鸿先生商榷》（曾庆瑞，2/2002/3）等。

在中资媒介整合紧锣密鼓、外资媒介进入得陇望蜀、建章改制呼声与日俱增、新闻竞争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成为2001、2002年另一个夺人注意力的研究焦点。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对传媒有重大的影响。《论我国报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双重属性》（刘洁、金秋，1/2001/2）指出：我们必须不断突破传统报业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行为运行机制，逐步将政府行为纳入到适应报业市场化变革，能充分发挥市场行为作用的轨道中去，使报业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我国传媒产业化进程也还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陆地发表了《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24/2002/1、2，上、下篇）论文，提出中国电视产业必要条件在于产业观念转换、企业身份转正和所有制结构转型，其充分条件是彻底实现中国电视产业的跨地域、跨级别、跨产业经营，反映了传媒产业化的急切呼声。当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传媒的双重性并探讨了在中国如何实现双重性的良性互动，寻找切合中国环境的媒体发展之路。刘宏的《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一书提出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传媒政治角色的双赢策略是中国传媒市场发展壮大的根本选择。在产业化研究上，最多的成果也是在我国“入世”背景下对现有的实践问题进行的探讨。如由喻国明主持的关于“WTO背景下中国媒介产业的机遇和挑战”项目包括三篇文章《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广电媒介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全面“入世”与国家电视文化产业安全》；《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邵培仁，29/ 2001/6）、《国际电影贸易格局与中国电影产业对策》（李怀亮，30/ 2002/5）。其中《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喻国明，31/ 2002/1）对WTO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做了较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在现阶段传媒产业的发展中，知道“在哪做”和知道“做什么”是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战略思考，并就什么样的媒体投资才识有效的这一我国媒体产业现实发展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李怀亮在《作为产业的电影》（43/2002/3）论文中，呼吁作为产业的中国电影，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壮大中国电影产业。另外，《我国报业产业化与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比较研究》（梁蓬飞，32/ 2002/6）、《中小型新闻媒介运营战略思考》（金长江，33/ 2002/8）也是值得关注的论著。

篇10：―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传播效果理论研究方面，议程设置理论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张洪忠的《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11/2001/10）、孙英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15/2002/2）和刘训成的《议程设置、舆论导向与新闻报道》（1/2002/2）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文章。特别是李本乾、张国良的论文《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关系的实证研究》（2/2002/4）与李本乾的专著《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理论造诣深厚，实证研究到位，解剖中国传播实践透彻，具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另外，陶鹤山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第三人效应理论”（《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9/2001/4）的介绍和评述，对解释我国目前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有着较好的启发意义。王华的《传播的培养理论与定型观念》、刘建明的《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也分别对培养理论和沉默螺旋理论进行了探讨。

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2001、2002年，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更深入地从“要不要本土化”向“如何更好地进行本土化”挺进。这一点在以下论文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陈韬文，3/2002/2）、《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田中阳，16/ 2002/2）、《传播学研究及其中国化》（李彬，17/ 2002/4/23）、《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郝雨，18/ 2001/8）。传播学本土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是有实绩的。一方面是本土化认识的统一。祝建华的观点较有普遍性：传播学“应该追求既要理论化、又要本土化。任何偏颇的做法，无论是盲目、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抑或狭隘、排他性地追求本土理论，均是不明智的。”（《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8期）。另一方面则反映在本土化成果方面。这主要包括陈水云的《“士”与战国时期的传播艺术》（19/2001/1）、张翅、闻娱的《春秋战国传播活动初探》（20/2002/2）、哈艳秋、鄢晨的《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9/2001/5）。特别是一些发掘和整理中国传播文化和传播学本土化丛书的出版，为此做出了贡献。一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其中，戴元光的《传播学卷》、何扬鸣、张健康的《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值得特别关注。二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华夏传播丛书”。其中，郑学檬的《传在史中》、黄鸣奋的《说服君主》、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在传播学本土化上，迈进了一大步。三是由党建出版社2002年出版，徐培汀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中国1来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总结和评析，堪称佳作。

可以相信，在中国传播学者的努力下，未来传播学研究不仅会在介绍、评析和应用、创新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而且象陈国明、李少南提出的“华人传播学系统”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2002/2）或“中国学派” （《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3/2002/2），终将在深入探讨和勤奋建设中，不断成熟、完善，走向世界。

篇11：―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虽然、我国的传媒产业化研究总共有200多篇论文、15部专著，但我国学术界还是面临这样的矛盾，即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我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研究的严重滞后以及与实践的脱节。我们发现在WTO背景下，对中国媒介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战略选择上，有关环境分析、战略评价和媒介控制的研究内容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媒介战略管理的研究。

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媒介集团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向。2001、20，媒介集团化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亮点之一。集团化运作与资本运营的天然联系，加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运营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

12月6日，中国最大的新闻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以整合城市若干核心报刊而成的湖南日报集团和杭州日报集团相继挂牌。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梁衡在会上指出：报业集团的成立是报纸驾驭市场规律的能力成熟的新表现；集团成立是为了增加产出、提高效益集团内部各成员间须以经济为纽带，而不可能以行政为纽带；新闻传媒集团有别于纯经济企业集团，集团内部必须实现政治经济互补。

随着媒体集团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学者专家开始从过去侧重报业集团研究转向运营模式、广播影视集团、跨媒介集团、跨地区集团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界认为，我国广电影视集团已初步形成了三种运营模式：一是集团与省广电局合署办公的湖南模式；二是集团与广电局分离，为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领导，接受市广电局行业管理的北京模式；三是集团为市委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由文化广播影视局实行行业管理的上海模式。在上海首届传媒高峰论坛上，许多学者呼吁中国媒介要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打破区域封锁和市场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大型集团跨地区经营，真正把媒介做大、做强。林如鹏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4/2002/4）一文提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是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战略选择；应该积极促进我国媒介产业的升级，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提供统一的平台。王学丰、来丰（《论跨媒体联合》，4/2002/1）则进一步提出在组建跨媒体集团的过程中应该积聚资本，组建大型传媒集团；发展独立的特色媒体；搞好业务整合，建立完善的流通机制和高效的管理机制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王慧（《广电集团区域化战略前瞻》，4/2002/4）提出，广电集团的区域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黄升民、丁俊杰的专著《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一方面以具体的案例揭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梳理出进行集团化的核心思路，是2001、2002年媒介集团化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通过种种可行战略构建强势媒介、强势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也是传媒集团化研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陈兵在《强势媒介品牌的构成因素和特征分析》（6/2002/3）一文中分析了强势媒介品牌的三个必备因素和六大特征。范以锦则在《凭借多品牌战略打造强势媒体集团》（8/2002/12）一文从多品牌战略的选择、实施和成效等三个层面研究了强化传媒集团综合竞争力。孙进在《强势媒体经营新思路》（34/ 2002/1）中认为，要建立强势媒介，需要组建跨媒体集团、组建传媒控股公司、组建媒体咨询公司，并对组建传媒控股公司提出了组建的方式和要点。傅丰敏在《试论报业核心能力的创建模式》（35/ 2001/12）一文中主张，从变革管理体制、科学设计组织结构，新闻创新管理、实施战略培训管理、新闻网站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等方面着手，创建报业核心能力的模式。

对于集团化研究，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现状与趋势的分析上，或是实践中难点的思考上，如《试我国报业集团的产生及发展趋势》（王薇，36/ 2002/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现状和发展战略》（朱虹，24/2002/6）、《我国传媒集团的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探析》（王彤，37/ 2002/2）、《新闻传媒业集团化改革的几个问题》（陈天彦，5/2002/1）等。胡正荣的《瓶颈与出路――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进程分析与对比研究》(34/2001/11)值得关注，该文从集团化进程的政策问题，集团化的驱动力、目的与手段，集团的组织结构、集团内部的资源配置，集团化进程与全球化等方面探讨我国媒介集团化的瓶颈所在及其对策。李岚在的《略论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评估体系的构建》(5/2002/1)提出资源整合指标和竞争力指标是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的禁区、盲区与误区》(24/2002/7)是这两年内发表的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过程中存在产权多元化和上市经营的禁区和盲区，对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构筑强势文化产业――关于电影集团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何雪峰，38/ 2001/4）、《机遇•挑战•竞争：关于组建电影集团与实行院线制的思考》（赵建中、唐明生，39/ 2001/6）等两篇关于电影集团化的文章也值得关注。

篇12：―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我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速度不断加快，日益成为媒介产业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资本运作扩张规模、整合资源，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媒介的资本运营在西方巨型媒介集团觊觎我国传媒市场、国内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上市融资、国有银行授信借贷支持、域外资本的投入已成为我国传媒业吸纳外来资本的主要途径。向梦龙在《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1/2001/2）一文中，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媒体的社会资本做出分析并探讨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传媒产业化及其资本运做模式分析》（汤懿芬等，40/2001/12）、《电视产业与资本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建新，10/2001/11）等文章对资本运营的现状、模式等进行探讨。针对当前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状况，由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2001)从总体上透视了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的现状、机遇和前景，提出了许多广为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如媒介资本的法治，媒介经营人才的呼唤等等。钱晓文在《外资传媒在华经营模式及其影响》（7/2001/8）一文中归纳了外资传媒在华经营的兼并收购式、投资控股式、参股式、品牌合作、节目交换、直接进入、外围渗透的七种模式以及外资传媒对国内传媒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魏永征则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1/2001/2）一文中，针对中国传媒业在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营困境，用翔实的资料数据探讨了业外资本流入传媒业的现象，分析并回答了这个现象的合法性问题与发展途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由此而来的“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作的主体与客体进行框定。因此，段永刚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资本运作》（1/2001/2）认为应当充分认识到此类“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营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框定。孙慧英《（传媒产业+资本市场）-风险=互动双赢》（6/2002/5、6）理性地分析了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存在障碍并提出了传媒与资本市场互动双赢的解决方案。

因为媒介的特殊属性，媒介资本运作在当前还具有较大的风险和障碍。《中国媒体产业投资风险研究》（郑广声、叶培伦，4/2002/2）对中国媒体产业投资中政策性风险、资金成本风险、市场与管理风险、全球经济周期风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国媒体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王雄，41/ 2002/2）、《资本经营：大众传媒的陷阱与对策》（阮志孝，3/2002/2）、《简析传媒的资本投资及其风险规避》（段晓燕，10/2002/1）、《电视产业市场的发展与投资环境》（方舟，27/2001/11）对中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障碍和风险进行了研究。

传媒业的改革已经为吸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准备，预期将会出现一个业外资本同众多传媒合作的热潮。我国可以研究国外资本运作经验，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广告与公共关系

2001年初，戴承良的连载论文《新广告运动论纲》（42/2001/1、2），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长久讨论。文章提出了新世纪广告人的使命：广告运动中顾客满意与终极关怀的融合、寻求顾客满意普遍适用性和普遍规范性的终极价值，寻求顾客合乎人性真善美的长远利益。戴承良认为，新广告的起点是20世纪广告历程的反思、奥格威模式的超越；新广告运动的宗旨是商业行为；广告再造的6项主张：界定企业目标；破解广告“灰箱”；发掘广告人文；整合网上网下；参与营销服务；重建生活方式。

广告学界也在重新思考上世纪末极为热门的“IMC（整合营销传播）”课题。舒咏平在《小众传播时代广告战略的选择》（2/2002/1）一文中，认为小众传播时代到来，正引发一场广告革命；整合营销传播在冲击广告界的同时，却隐含着取消广告本体的趋向；进行广告媒体的精细化组合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成为业界的必然选择。品牌经营是近些年广告界持久热门的话题。陈一撰文《超越品牌新概念》（42/2002/1）认为，21世纪的品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唤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对话。余明阳、舒咏平在文章《论“品牌传播”》（9/2002/3）中认为，品牌研究应定位于传播学，提出“品牌传播”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李长江等的论文《零售商私人品牌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13/2002/4），从理论上分析了私人品牌在提高顾客忠诚度方面的作用。曹韫建、顾新一的《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品牌忠诚者的产品差异模型》（19/2002/4）一文，分析了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忠诚者两类特殊消费群情况下的两阶段水平差异模型；讨论了在两阶段选址――定价博弈模型中纯战略均衡存在的条件。这些从宏观战略层面的把握与中观理论模型的建构，对中国广告和公关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史”的理论性探讨与规整，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两年，在“史”的总结与规整方面的代表作有：何佳讯、王智颖的《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42/2001/4）；阮卫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9/2001/6）；程士安的《难忘广告语DD重读20年流行广告语》（42/2002/10）；王彩云（台湾《动脑》杂志总编）的《谈近十年台湾广告文案的发展》（42/2002/10）；胡晓芸、李一峰等从2001年底起在《现代广告》连续发表论文十数篇，对国际广告品牌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战略做了系统的规整。

随着中国传媒组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媒的管理高层关注企业盈利，因而也开始更加细致地深入广告经营，对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的探讨便是一例：辜晓进发表了《美国报纸广告分类及运作》（7/2002/11）、《美国报纸广告的经营特色》（7/2002/12），提出中国报纸分类广告贫瘠的主要症结：品种开发得太少，信用体系未能建立；舒咏平发表《<广州日报>分类广告的核心产品策略》（4/2002/4）一文。

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心理学层面入手。王怀明、马谋超的《名人广告效果的制约因素研究述评》（42/2001/4），指出名人广告的效果受名人可信度的影响，名人可信度包括吸引力、专业性与可靠性3个要素，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

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于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从1997年开始有较多的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尽管网络产业在2000年走入寒冬，网络传播研究并没有冷却，而且不断将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和拓展得更加具体、宽广。

首先，籍由研究者的常用思路，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学术网站，来大体了解2001-2002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研究概况。

在学术刊物方面，我们将新闻与传播复印资料（季刊）、国际新闻界（双月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月刊）、现代传播（双月刊）、新闻大学（季刊）、当代传播（双月刊）列为取样刊物，我们认为取样刊物基本上能体现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从粗略的统计看，这七本刊物中2001-2002年发表的网络传播方向的论文有215篇之多，从发文的年度分布来看，2001与2002基本持平，从这个方向占刊物发文总量的比例看，居于首位。网络传播研究显然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业界仍未走出低迷期，研究者对于探讨传播技术新手段、新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等的研究仍然备受关注。

在学术会议方面，国内学界、业界对于网络媒体的研讨依旧热火朝天。近两来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各行业各领域的研讨会都会涉及到网络传播的主题，另外，还有大量专门讨论网络传播的学术会议。比较大的会议有，2001年3月的“中国网络媒体运营与发展高峰论坛”和首届“全国因特网与音视频广播（网上广播）发展研讨会”，4、5月份“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6月份“中国首届网络媒体论坛”，9月份“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 11月份“中国宽带流媒体技术与应用国际论坛”等，2002年度继续举办。各个研讨会、论坛对网络媒体的方方面面，从宏观研究到实务分析，从传播理论到对策建议，从国内案例到国外海外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会议情况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

在书籍方面，2001-2002年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此以前，成果形式基本以论文为主，经过近两三年的积累，2001年已经开始以专著形式出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标志着网络媒体的研究已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较有份量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11本），作为国内网络传播及网络媒体教材，这一书系标志着相关研究已开始进入成熟期。较有特色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文笔生动而论述深入见长的集束性成果，即江潜、叶琼丰、卢小雁、程洁、骆华等人撰写的《网络传播教学辅助丛书》（共7本）。此外还有匡文波的《网络媒体概论》和《网络传播学概论》，杜骏飞的《网络新闻学》，彭兰的《网络传播概论》，张海、滕谦编著的《网络传播概论》等，可谓成果累累。2002年内，有关网络媒体的研究著作出版势头不减。代表性的著作有：孟建主编的《E时代精神－网络媒体新论丛书》（共8本），屠忠俊、吴廷俊的《网络新闻传播导论》，程栋的《实用网络新闻学》，陈绚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陆群、张佳m的《新媒本革命－技术、资本与人重构传媒业》，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网络宣传部编辑的《媒介前线－网络和电视的亲密接触》。这些著作的内容既有理论规律摸索和归纳，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网络媒体研究“热”和出版“热”固然反映了学界以联网传播的高度关注，但应引起研究者和出版社注意的是，两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出现了内容雷同（甚至连书名都完全相同）的现象，如何避免重复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创新之处，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大型工具书出版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首次出版了《中国互联网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也出了创刊卷，全面记录和反映了各领域各行业网络应用的发展情况。

在学术网站方面，2001-2002的论文成果更显丰沛。以在传播研究领域较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传播专业学术网站和科研机构所设网站作为考察对象，粗略统计其在2001-2002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中华传媒网、新闻与传播研究、紫金网这个方向的发文量为498篇。这些专业网站在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扩大同行间交流、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网络传播研究成果的特征看，在研究主题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分析现有文献，这两年的研究主题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一是网络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探讨，二是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及影响方面的探讨，三是网络传播实务，四是网络传播产业的探讨。

在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探讨方面。继续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时的活跃状态，但从以往的冲动式认识回归理智和客观，刘仁圣《网络传播的负面性及其应对策略》（2/2001/2），戴黍《网络传播的特征、问题与对策》（32/2001/4）等对此作了反思，同时这方面的探讨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独特性，杜骏飞的《网络传播新闻学》中所提“泛传播观念”可以作为一种代表；网络媒体的说法也取代备受争议的第四媒体说被广为接受。

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有了面上较大的拓展和分支的细化，方汉奇的《FLG与互联网》（1/2002/3），彭兰的《网络中的人际传播》（1/2001/2），余红等的《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32/2001/3），孟伟的《网络传播中语言符号的变异》（4/2002/4），袁立痒的《论网络文学传播特性》（4/2002/4），罗以澄等的《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丁末、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32/2002/3），祝建华的《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00年京穗港比较研究》（4/2002/2）等分别从网络宣传、如网络人际、网络性别、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伦理、网络法规、网络扩散及影响等不同角度对网络传播在各个领域实现的功效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一主题具有极强的学术包容性，这类文章继续保持较大的百分比。

网络传播实务研究和网络传播产业研究则是这两年研究中较以往有较大进展的部分，由于网络传播的普及、视音频技术的更新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的日益重要，对于传播实务的研究占了较大的比例，尤其是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业务的探讨，更占比重。刘学的《中国网络媒体研究》（1/2002/1），彭兰《网络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报道－从Flash谈起》（1/2002/4），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2/2002/3），苏瑞《信息的重复和缺失－对人民网的稿源分析》（2/2002/6）等大量的文章都从大众传播业务的不同角度作微观分析，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

而相应于当前传媒产业研究热潮，和网络业烧钱后的困惑，网络传播产业研究也成为当前的热点之一，考虑其赢利模式、经营形态、战略选择等等成为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李希光《网络媒体出路在何方－复兴网络毁本的九种策略》（1/2001/3），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网站模式分析及构建》（2/2001/5），《中韩互联网发展比较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9/2001/5），中华传媒网的《网站媒体的蠃利模式》（6/2002/6）等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该类主题。

从研究方法看，除一般的描述和概括外，实证分析和批判分析都有使用，这两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关注网络传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1/2002/1）使用观察法和内容分析讨论了网上舆论传播的规律，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1/2002/3）使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既有传播突发事件迅速的优势又缺乏可信度的现状，彭兰《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9/2002/1）通过抽样和内容分析法描述了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现状，匡文波《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32/2002/2）通过数据分析对网络受众进行了描述，白冰、陈英《论网络媒介的受众调查方法》（2/2002/3）是概括了不同调查方法，陶然《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1/2002/1）以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了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远离简单统计层次，观点的碰撞仍然多于实证的检验。

网络传播研究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九十年代初，作为一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当互联网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仍然未能给足够的关注。直到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研究者开始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经过九十年代末的狂热稚嫩期，穿过2000年的网络业寒冬的考验，近两年来的研究情况表明，已经到了网络传播发展的积累充沛期。已有的这些成果对网络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此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将是网络传播作为独立体系脱颖而出的时期。互联网本身尚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网络媒体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会更上一层楼。由此将会延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比如手机传播、DV传播、流媒体等，而且目前已有论文出现，如李一峰的《手机传播：第六次传播革命的“导火线”》（3/2002/2），章曦元《DV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3/2002/2）等。至2001年7月，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多手机数量的国家。手机的功能已由最初单一的双向语音通信工具，变成了媒体信息的接收端和个人信息的发送端。在2002年年末爆发的网站短信大战和巨额利润，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光明前景，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

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健康发展态势。传播学者们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成果注意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不同层面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或褒或贬、言之有理的分析研究；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这些都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启迪和养料，也有利于指导现实的传播活动。

当然，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态势背后，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传播批判研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宽容度的加大，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进展。其次，传播的实证研究，应是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主流。不过，大陆传播学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看依然薄弱。陈昆玉、江宇的《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9/2002/4），用统计数据论证、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令人深思，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传播实证研究亟待获得政府、社会在课题经费、协助调研等方面的资助与支持，传播研究人员也要在实证研究素养上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共同努力中解决实证研究薄弱的局面。第三，传播理论中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亟需加强。正如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9/2002/2）中所指出：“一些较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符号学，我们在准确的理解上都缺乏成果，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如果这方面我们啃不下来，研究的学术层次总是有限的。”第四，公益传播研究、媒介信用研究、广告效果评估研究、节目欣赏指数研究等反映传播学科最新进展的课题，应该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五，追踪传播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新媒体(如流媒体、手机传播、DV传播等)、新科技（如虚拟人、虚拟现实）研究也亟需唤起传播学界关注。在当今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学术界对传播科技最新发展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第六，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可否上升到象各位海外传播学者所提出的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层面来构建和打造？这个问题若能引起更深层次的讨论，也许会给中国传播学本土地化研究开辟一个崭新天地。

2001-2002 Chinse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Summarize

Communication Study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bed the fruits of Chinese mainland communication study, and found that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WTO and Chinese media industry,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This paper includes that Chines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is becoming mature and facing the worl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W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management still stays on the choice of strategy and needs to be deepened;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is just and will go on rising; the study of advertisement public relation is pretty active but should be more critical and positiv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tudy is very likely to be separat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ctuality; Review; Summarize; 2001-2002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和统稿人邵培仁，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张翼、张健康、陈兵、李一峰、叶琼丰。

注释：

[1]1为《新闻与传播研究》，1/200/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以下2、3、4……所指期刊如下：

2为《现代传播》

3为《中国传媒报告》

4为《新闻大学》

5为《新闻界》

6为《当代传播》

7为《新闻记者》

8为《新闻战线》

9为《国际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