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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诗经》的孝道精神
《诗经》的孝道精神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在伦理方面的教化力量不可忽视。
一、孝道精神在《诗经》中的体现
“孝”字在《诗经》中总共出现17次，分布在《天保》《卷阿》《六月》《楚茨》《洋水》《下武》《雍》《文王有声》《载见》《既醉》《闵予小子》和《閟宫》中。此外，依据《毛诗正义》的注解和各家对其主题的注释，还有《凯风》《鸨羽》《陟岵》《四牡》《小宛》《小弁》及《蓼莪》八篇反映孝道精神。上述所列都是直接反映孝道精神的诗篇，还有一些诗篇间接谈到孝道观念，分别是《采蘋》《采蘩》《南山》《斯干》和《桃夭》等。这些诗篇中的孝道精神大致可分为三类:侍奉赡养父母;男女及时婚配，传宗接代;祭祀祖先、继承祖业。
(一)奉养父母之孝
《孝经》中说，孝道最先是事亲，再次是事君，最后是立身。孝道观念，最初是用在对父母的赡养侍奉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孔子对孝的认识，这要求子女要近身侍奉赡养父母，承担起对父母尽孝的责任。此外，父母会担忧、牵挂远行的子女。因此，“父母在，不远游”是《诗经》中孝道精神的内涵之一，这种孝道精神在《诗经》中主要是通过反面批判和讽刺来展现子女无法奉养父母的悲痛。
《陟岵》和《鸨羽》都是孝子行役，不得养其父母的诗篇，从反面描写烘托出因自己常年在外服徭役，而无法奉养父母的悲痛之情，以及繁重的徭役使得父母没有粮食生存的悲哀，情感悲切，使人动容，可见战争对孝道精神的破坏和摧残是多么惨烈。
《四牡》也同样以因在外服役无法奉养父母为主题，诗篇以马在路上奔驰开头，眺望前方长远的路途，情不自禁想到遥远的家乡和亲人，“岂不怀归”写出了诗人怀念家乡的强烈情感，但王家的差事尚未完成，只能长期颠簸于征战途中，无法回归到日思夜想的家。最后三章写想起家中父母无人照顾，自己无法归去奉养父母，内心感到无比痛苦伤悲，只能把亲人的思念寄托于诗，以此表达自己无法奉养父母的悲痛。
由上可以看出，在繁重的徭役压力下，青壮年都去服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孝道精神得不到重视和发扬。诗人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反面抨击，从侧面强调了“孝”的重要性和对孝道精神的重视，同时也深刻展示了对父母尽孝的重要内涵和意义。
(二)传宗接代之孝
传宗接代是整个家族的大事，不履行这一义务将是最大的不孝。由此可以看到“孝”与生殖崇拜有密切的联系。将传宗接代作为一种美德善行，体现出一种德孝相统一的孝道观。
《毛诗序》解释《周南·螽斯》说:“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这首诗全篇用比，写出后妃不嫉妒众妾，并与其和谐相处，因此子孙众多，说明她是有德有福之人，其行为符合为家族开枝散叶、传宗接代的孝道规范。
《桃夭》一篇同样表现了后妃之德和孝道精神。《毛诗序》中说:“《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此诗以桃起兴，在仲春令会男女的习俗中，男女及时婚配，从而能生儿育女，为家族传宗接代延续血脉，这也可以说是孝道精神的一种体现。
朱熹《诗集传》云:“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孝子是一个家族的子嗣和后代，肩负着为家族延续血脉、绵延子孙的使命，使得家族子子孙孙绵延不断，使祖先基业能永久地继承下去。这里着重强调了子孙后代的繁衍，及后代血脉对家族繁荣兴盛的重要性，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对男性的重视和偏爱，这就对后世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祭祖承业之孝
中国的宗法社会尤为重视血缘宗族，对祖先有一种崇拜的情结，且通过祭祀来表达对祖先的崇拜和敬畏，祈求祖先庇佑家族。《礼记·中庸》记载:“……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父母逝去不是孝道的终点，继承和发展父母、先祖遗留的基业，完成父母、先祖遗留的事业，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孝。
《载见》是祭祀周武王的诗篇，以祭祀让祖先享用祭品，以此来表达对祖先的敬畏之情和孝道精神。“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享”在《释诂》中释为“孝也”，在《广雅》中释为“养也”。由此可将对祖先的祭祀看作是一种让祖先享用祭品的孝祀，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仰虔诚和孝道精神。
另外，继承祖业是孝道精神在《诗经》中的另一种表现。《下武》一篇就反映了这样的主题。这首诗全篇都在歌颂武王的武功和文德。诗中赞美了能继承先人的文德与武功的君王和王后，带领周王朝走向繁荣昌盛。追思先王的美德，表达自己对先祖的敬仰及将祖业发扬光大的决心。
祭祀祖先使人们有了一种心灵的慰藉和依靠，在他们看来，祖先是万能的，是有灵魂的，他们的孝敬和虔诚可以得到祖先宗族的庇佑。后代子孙对祖业的继承和发扬是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是宗法血缘关系下孝道精神的深刻体现。
二、《诗经》中孝道精神的特点
(一)孝，德之本也
德行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也是古代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五论之首，孝乃德之根本，也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诗经》中，最大的“孝道”就是继承祖业，对先祖的崇拜和虔诚是家族后代都必须要遵守的，把国家或家族发扬光大被看作是对先祖最好的告慰，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
朱熹对《卷阿》第五章解释说:“冯，谓可为依者。翼，谓可为辅者。孝，谓能事亲者。德，谓得于己者……”由此可以看出西周统治者对道德之重视。“孝道精神”是道德的'基础，紧紧抓住孝道精神就是抓住了社会道德体系的核心。
《淇奥》和《考槃》两篇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描述了两位德行不同的国君。《淇奥》篇以绿竹起兴，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赞美卫武公能听取别人的规谏，以至于可以治理好自己国家的高尚品德，他继承先祖的遗志，表现出对祖先虔诚的崇拜和孝道。《考槃》篇则是从反面讽刺了卫庄公忘记先公的伟业，不重用和听取贤臣的劝谏，昏庸无能，败落祖业，落下一个不孝的罪名。两位君王的德行很好地说明了孝道精神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家族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家国的兴亡。
(二)男女孝道责任的差异性
在《诗经》中，男子和女子在实行孝道上最大共同点是赡养侍奉父母，两者都有为父母尽孝的义务，但在尽孝的规定上又有所差别。首先，女子出嫁从夫，一定要同丈夫一起赡养侍奉公婆，否则就被视为不孝，而对男子则没有侍奉赡养岳丈的要求;其次，女子出嫁以后，其人身自由被束缚，不能经常回娘家，更不能陪伴侍奉在父母左右。《泉水》一篇主要写卫国女子远嫁他人，怀念父母亲人，即使父母终逝也不得归省，心中伤悲，难以排遣。由此可见，女子出嫁后尽孝的主要对象是公婆而不是父母。
男子和女子在祭祀祖先上也有不同的规定。男子作为家族的核心和支柱，祭祀祖先、继承祖业是其最大的责任和使命，而女子则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决定权和选择权，在祭祀祖先的问题上，也只有正妻有资格共同祭祀祖先，侍妾不允许参与祭祀活动。即使正妻有祭祀祖先的资格，但对其要求也非常严格，她们必须遵循法度，不嫉妒侍妾，持家有道，使得家庭和谐，最重要的是要承担起传宗接代的重任。由此可以看出，男子在祭祀祖先的孝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子则被各种规矩制约，只是成为了男子践行孝道的附庸。
三、结语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在伦理方面的教化力量不可忽视。通过侍奉父母、传宗接代、祭祖承业三大方面来阐释《诗经》中关于孝道的精神，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孝道观念和习俗，为后来孝道精神的发展和延续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对孝道精神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篇2：《诗经》中的孝道观念
《诗经》中的孝道观念
《诗经》中所描述的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孝道观念转型与定向的重要时期。
《诗经》是记录孝道观念的重要典籍，从中可以发现不少孝祖、祭祀等文献资料。然研究者多从卜辞、金文与典籍中追溯孝的源起，从儒家经典中明确儒家孝道，显有学者研究孝在这之间的嬗变。笔者拟以《诗经》中记载，试图对《诗经》中孝道观念的兴变作探讨，以揭示其在孝的整个演变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孝的源起综述
孝最早追溯于商代卜辞。但因西周前的史料甚少，资料有限且多以传说为主，考古发现的金文、铭文相关记载少而解读分歧多，固从第一手资料中尚难考定出孝道的起源。如李宝库在《一颗闪耀人伦之光的璀璨明珠》中认为“孝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康学伟在《先秦孝道研究》指出孝产生于原始社会衰亡期;章太炎以“《孝经》皆取夏法”为论据，认为孝起源于夏朝;杨荣国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以“殷王小己死了，他儿子武丁曾为他守丧三年”为证，确认商代存在孝道;王常坤在《先秦儒家孝道研究》中同样认为孝产生于殷商时代;肖群忠从政治上的传子制度和尊祖敬宗的祭礼过程两方面来论证孝起源于周代。上述观点论据多不充分，难圆其说，如郑慧生在《商代‘孝’道质疑》中以商代卜辞中未发现有武丁守丧的记载及守丧之制线索等对杨荣国的观点提出质疑。虽定论难下，说法不一，但纵观各家之言，具有信史依据的孝道观念在西周前出现并滥觞于西周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二、《诗经》中的孝道观念
殷商时期，孝即是祭拜祖先，天、上帝与祖先崇拜交织，追孝、享孝是其主要内容和形式。西周末，国家衰败，生活困厄，出现疑天、怨天的社会思潮，天和上帝遂与祖先分离。王慎行在侯外庐氏研究了《诗》、《书》以及金文中的“德”字后得出“德以对天，孝以对祖”的基础上，得出周人德孝并称，德孝的相对统一是周人孝道观的重要特征。固西周孝道观具有两重涵义，即对父母先祖的孝以及对天和上帝的孝。
《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克配上帝。”
《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周颂·清庙》：“秉文之德。对越在天。”
《周颂·时迈》：“昊天其子之，……我求懿德。”
《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周颂·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示我显德行。”
以上例中“德”换做“孝”诠释，并无不顺，且德皆是对于“天”而言，孝是德的最初概念，而德是孝的真谛。对西周诸王而言，尊崇天命，郊祀上帝，报答黄天上帝，对上天行孝即称“德”，这就是“敬天”、“敬德”。《诗经》中不乏对王者孝行的颂扬：
《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周颂·闵予小子》：“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以上分别是对文王继承先人遗志致孝思，武王永言孝思和成王永世尽孝的德行歌颂，西周将追继先祖遗志、完成父兄事业称为“追孝”，孝道观念遂在西周盛行。除君王外，另有赞美西周王室和贵族享孝先人，皆有孝子孝孙的：
《小雅·楚茨 》：“孝孙有庆，报以介福。……徂赉孝孙。苾芬孝祀。”
《大雅·既醉》：“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周颂·雍》：“假哉皇考，绥予孝子。”
《周颂· 载见》：“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
除此之外，从《诗经》中又可探知西周的孝增添了敬奉父母的.涵义，已由祭祖追孝向善事父母过渡。既表现出了对父母的服从和敬养，又有苦于兵役不能赡养父母的忧伤与哀痛。如下所列：
《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唐风·鸨羽》：”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父母何食?”
《小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小雅·斯干》：“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将仲子》中，虽有意仲子，却不敢同仲子相会，只是因为父母可畏。《蓼莪》是典型讴歌孝子的篇章，诗中写出儿辈由于兵役无法赡养、伺奉在世父母的悲叹，表现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而《斯干》又表明了周人已经对孝道观念有了深刻的认知，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简言之即是“父慈子孝”。
《大雅·卷阿》：”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小雅·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
综上所列，周人在孝的对象上进行了延伸，除了郊祀上帝，祭享先人，还包括奉养父母，宗庙、大宗、朋友、兄弟和神明，对象广泛。而从孝的基本内涵来看，孝已然由最初的敬天发展到敬人，由祭天拜祖到奉养父母，这为孝的转型与定向发展起了决定作用，是最终确定的传统儒家孝道观念的基石。
三、结语
西周后，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先秦诸子对此深刻反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孝已从西周初的“追孝”、“孝养”发展到孔子所谓的精神上的“孝敬”;从“孝友”发展为儒家的“孝悌”;从“孝死”进而发展为“孝生”。无论是从对象还是形式，或是内涵上来讲，《诗经》中所反映西周的孝道观念，是中国传统孝道观念最终确立的重要转型和定向时期，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
篇3：《诗经》的文化精神
《诗经》的文化精神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篇4：《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孝道
《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孝道
《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孝道是如何的呢?主要体现在哪里呢?下面来看看!
在中国，儒家学说只重生不重死，说死是绝对的，终极的，不能考虑，无法讨论。《论语》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未知生，焉知死”(《先进》)云云，认为生前的事未知的还太多，哪里管得死后之事;而死则由命运管着，由上天决定，人无法涉足，无力过问，暂且“守死善道”、“杀身成仁”吧!生命如果有不朽，那么就正是现世的功德名誉，当去为国家为君王多做贡献。另一方面，儒家又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就是说，连在世的长者都不能伺候好，去伺候死人(即祭祀先祖)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如何伺候长者呢?《论语·学而》说：“弟子，入则孝”;“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里仁》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还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谓喜，当然是为父母的高寿而高兴;所谓惧，则是因其离生命的'终结越发近了而担心。毕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看来，孔子的时代，包括整个周代，尊老致孝、尽人子之义的呼声是很高的，可以说超过了夏、商社会。(难怪孔子会在《论语·八佾》里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周”是指包括孝道在内的周礼。)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笔者认为，是有的。
第一，周朝是在殷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前者是一个崇鬼祀神、淫风盛行的王朝，结果鬼神没崇祀好，反倒亡了国，灭了宗庙，所以周人乃“敬鬼神而远之”，更重视对在世者人伦道德的说教，以进而有利于政治控制。这就是《礼记·大传》里所讲的：“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所以，如《诗经·周颂》之《雍》、《载芟》、《丝衣》，《诗经·鲁颂》之《泮水》、《閟宫》，《诗经·商颂》之《烈祖》，它们虽然多为祭祖颂祖之诗，实际却充溢着向在世的贤德老者敬老祝寿祈福尽孝之辞。如《閟宫》：
俾尔寿而富， 祝你长寿且富裕，
黄发台背。 发枯背驼有精神。
寿胥与试， 寿高言好是个宝，
俾尔昌而大， 国家受益得昌盛，
俾尔耆而艾， 人老须发却变青。
万有千岁， 活到千岁与万岁，
眉寿无有害。 健康长寿无病害。
应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首祝酒歌，最早的一篇祝寿辞。
第二，进入西周晚期，由于诸侯崛起，战乱频仍，已开始出现无视礼制的现象，《礼记·大传》里所说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矣”的血缘统治已经动摇，孝悌意识也随之受到冲击。这个情况，在《诗经·王风·葛藟》(《诗序》谓系“王族刺平王”之作)里有生动记载：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终远兄弟，谓他人父。
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
终远兄弟，谓他人母。
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
终远兄弟，谓他人昆。
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该篇大致是一个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老人的悲惨哭诉。诗的大意是讲，葛藤在河边长得很兴旺，可是我自己却相反：亲属们各顾各，儿女们也视我为路人。
《诗经·唐风·杕杜》也有类似的记载：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
独行踽踽，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叶菁菁?
独行睘睘，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是诗意思说，在战乱的烽火中，还有棠梨树坚守在路旁，而且枝叶茂盛兴旺。哪像我，有如飘泊的浮萍到处流浪。难道说途中没有其他人?唉，有是有的，可是都不是我的亲属。人人都顾着逃命，哪里会理会我这孤苦伶仃的人!
《诗序》说：“杕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亲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蓝菊荪说：“君”当作“民”才对，而“民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这正是战争的赐予。”(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大学》还说：“《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救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可惜，这些都是《礼记》作者们的理想乌托邦或者说是对尧舜之世的美好回忆吧(后人所谓周朝以孝道而行天下也不过是一种愿景罢了)!因为至少在《葛藟》、《杕杜》的时代，这种尊老致孝，兄弟和睦，甚至以别人的父母为父母，别人的子女为子女的情况是看不到的。岂止看不到，简直是“人情似纸张张薄”了!这就难怪孔子要在这纷纷扰扰的乱世里登高振臂，大叫“克己复礼为仁”;也难怪《诗经》之《大雅·下武》要反复高喊“永言孝思”，《小雅·杕杜》与《小雅·北山》要联袂痛呼“忧我父母”……更难怪《小雅·小弁》和《小雅·蓼莪》等要接连唱出诸如“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及“哀哀父母，生我劳瘁”那样令人撕肝裂肠、思绪难平的歌……
篇5：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注释：
1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3选自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
4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
5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5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版，第191页。
论文出处(作者):
古汉语异读字的成因及其分类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篇6：《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几乎每一种性质的.思想文化都有其相应的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彼此融合.文化思想的这种复杂关系决定了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认同也不可能单一化:在<诗经>的各类诗歌中,如果说祭宴饮诗属于礼乐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札乐文化的认同.
作 者：王静 王会荣 作者单位：王静(利油田,高培党校,山东,东营,257045)王会荣(利油田,胜中社区管理中心,山东,东营,257002)
刊 名：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ARTY SCHOOL OF SHENGLI OILFIELD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21 关键词：《诗经》 札乐文化 传统文化篇7：诗经中风雅的精神
诗经中风雅的精神
今天我要讲的是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可以用风雅精神来概括的。春秋时代是因为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53年，共317年的历史，简称春秋三百年，就是我们要讲的春秋时代。
春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激荡人心的三百年。有一个时代是春秋时代，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战场，或奔走于列国，他们可以敲击着古老的编钟而赋诗断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驾驶着战车而披坚执锐豪气凛然，由此开启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精神。
雅斯贝尔斯在其《智慧之路》一书中说：“发生于前800年至200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了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情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3年的春秋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里，是整个‘轴心时代’文化的`动人心魄的一幕。
对春秋时代的认识我们必须超越两个误区：第一，是在政治上仅仅把春秋当作一个乱世来描绘。孟子已把春秋时代描写成“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混乱局面。汉代的经学家们更认为这是一个“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经学的立场上春秋时代是不足取的，因为经学家们普遍怀念一个西周盛世，而这种思想的影响相当深远，连那些近现代史上激烈的经学反对者，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和经学家们水火不容，但一写到春秋其口吻又是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笔下春秋时代依然是周文疲敝、王纲失坠、礼崩乐坏、政治失序的一幅黑暗图画。其实，假如没有王纲解纽，假如春秋诸国依然小心翼翼地侍奉一个西周王朝，春秋时代怎么能有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况春秋诸邦脱离周代王权其实质并不是地方政权脱离中央政权，而是城邑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而恰恰是这种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也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邦文化。如果我们不是以经学的眼光看待春秋文化，这种变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机的时代。
人们习惯上把春秋当作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描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春秋一世固然有许多礼乐制度的僭越和破坏，但同时也是礼乐文明的坚持和创新。《左传》评论记载春秋时期评论得失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就是以“礼”为基本评价准则的。合乎礼乐，便是合乎道德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违反礼乐，便是背逆道德背逆历史发展的传统，这在春秋士人中是很流行的观念，《左传》“君子曰”的基本评判标准就是如此。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文化经典如《诗经》《易传》《春秋》《国语》《论语》《老子》《墨子》等也大都完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因此简单地把春秋时代描绘成礼崩乐坏是不对的，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时代，一方面是礼乐的被僭越被破坏，另一方面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被坚持被建设。僭越的是制度层面，建设的是精神层面的。随着王官解体，史官散在四方，宫廷雍容持重的西周文明风范也走出宫廷散入民间，经过新的城邦精神的洗礼与滋养，实现了一种文化的飞跃与哲学的转折，而生成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空灵优雅的新的文化精神。
另一个误区是人们习惯上把春秋战国联在一起表述，一些历史著作常常把春秋战国作为一种形态的文化进行研究。其实春秋自春秋，战国自战国，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一点顾炎武早就意识到了。他在《日知录?周末风俗》里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绝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春秋时代尚有礼乐文明的风流余绪，尊礼重信，重大义重然诺的君子人格屡屡见于史书。春秋虽已城邦自立，但对城邑联邦盟主的周王朝至少还有一丝名义上的礼貌；国际交往间还有大家相互遵守的公约，行人间往来赋诗，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有士大夫的文雅风采；春秋人对祖先对神灵，还心存几分虔敬。而降至战国，风气骤变，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急功近利的面貌，各诸侯国已完成了从城邦到军事帝国的转变，已彻底走出城邦文明的范畴，不再讲尊王，不再讲礼信，列国间不再讲赴告策书，其思想主流不再是老子的智者风范，不再是孔子的圣人气象，而只是法家的冷峻急切和纵横家的博辩辞章。以孔子和孟子论，孔子有一种从容祥和睿智通达的歌者风范，相比之下孟子多少有些急切多少有些面部表情紧张。
宋代理学家常常倡导“圣人气象”：“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如是，只是讲论文字。”（《二程集》）圣人气象的实质就是春秋气象，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春秋时代的背景理解孔子和他代表的文化风韵。“圣人气象”是在春秋时代的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尽管孔子本人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时时表现出一种悲怆和忧患，但离开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也无从理解孔子的文化精神。只有理解了春秋气象，才能理解从容恢弘的圣人气象，圣人气象是春秋气象的集中代表：自由而充实的思想流派，风雅而健朗的人格风范，鲜活而生动的艺术精神，使春秋时代成为滋养中华文化沃土的源头活水。司马迁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赞叹，体现着士大夫对圣人气象与春秋精神的怀想。因此解读春秋精神理解春秋风韵，是我们理解传统文化，获得民族自信力的一项重要课题。
篇8：孝道
《二十四孝图》图文并茂，非常感人。我发现，百事孝为先，小时候那些孝顺的人，长大都有了很大的成就。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怀橘遗亲”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三国时期的人物。他叫陆绩，在他六岁时，他随父亲陆康到九江看望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做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道：“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给她尝尝。”
看了这个故事后，我的感触越来越多。陆绩在吃橘子时能够想到母亲，说明他脑海中始终想着母亲，事事想着母亲，时时为母亲着想。这与当今出现的儿女与父母争夺房产，争得不可开交，有的还不认父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的眼中，孝敬父母就是不让父母担心，不惹父母生气，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现在的青少年迷上了上网，有一次我听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中学生由于沉迷于网络，有一次竟在网吧一直玩了70多个小时，最终导致猝死。如果该生时刻想念母亲，能够化解母亲对自己“唯恐迟迟归”的担忧，那绝不会猝死在网吧里，同学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呢?
我还看过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一个节目叫“迷途的羔羊”，有个高中生刘某，偷了家长的钱去上网，抢劫杀人，最后走上了不归路。其母亲管教时用棍子打，把棍子打断了，管教不谓不严，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我想这与该生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关，刘某所受的教育有缺失，缺失的正是“孝”的教育，试想一个受过“孝”的熏陶的人，有了“孝敬”意识，具有了“孝顺”思想的人，能不断化解母亲对自己的担忧的人，能不听家长的话吗?能去做违法犯罪的事吗?
当今的社会上，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为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希望家庭学校社会多进行“孝”的教育，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将彻底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从而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