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北齐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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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新时期北齐文学研究综述

新时期北齐文学研究综述

摘要：隋唐以来，由于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收到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齐根本就没有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齐文学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北齐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同时，北齐文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篇2：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综述的论文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第三种方法是打通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学者有广博的知识，不仅仅是从单一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联系古今中外来研究学问。在国内，较早地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王国维和鲁迅，虽然他们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他们为以后的学者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典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正做到打通古今中外的学者有陈寅恪、钱钟书、吴宓、季羡林、刘晓峰、叶舒宪等。以陈寅恪先生为例，他对于古典文学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此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这种精密考证的方法，成就超过了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回顾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历程，我们看到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新世纪的方法论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使古典文学方法论研究向科学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

篇3：新时期水利建设的综述论文

新时期水利建设的综述论文

电灌站及河灌区日益老化毁损河灌区现在只剩下有限几个国营站还基本保持完好,但利用率只有一半左右。主要原因是电灌站建成后,移交给乡镇、村使用后无专人、专职管理、收取的水费、管理费只能付一些工时费,无更多资金对机器设备进行更新、维修再加上农村,偷窃电力设备的状况时有发生,造成生产成本过高,从而使用率不高,时间一长,电灌站就接近报废。河灌区控制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0%。

井灌设施疏于管理,部分已经毁坏泗县地下水蕴藏丰富,具有水质良好、水量充沛的特点。适于农业灌溉,管井深度20~25米,每小时流量可以达到60m3。井灌设施方便一家一户管理。但是由于责权不清部分被人为破环,有的被填入孤石,泥土。老井由于淤积严重出水量不足。现在的井灌区占到全县耕地面积70%左右。

面上排水系统被严重破坏由于近年群众大量修建房屋,村镇疏于规划,造成无序乱建,中小沟有的被填平,有的即使放入涵管直径很小,满足不了汛期排水流量。汛期内涝无法排出,造成无谓的损失。

节水灌溉有所发展泗县节水灌溉发展较晚,主要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早期工程由于设计管理方面的原因,几近报废。近年修建的灌区在良好运行。、

水土保持工作滞后泗县水保工程发展较晚,发展面积较小,主要针对部分山丘区,近期治理的工程只有老濉河进行了草皮护坡,面积在0.6km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改变“重建轻管”现象,加大水利工程的管理力度,在充分研究本地区本行业特点的`情况下,逐步改革现行的水利设施管理体制,使之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把责、权、利结合起来。按照水系实施分级管理,调动群管组织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把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方法落到实处。强化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加大技术管理力度,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使管理工作法制化、制度化、科学化。加强和完善管理工作目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执行工作,积极探索水利工程管理新方法。强化水费征收力度,研究供水的价值规律,探索水费征收科学方法,使水利事业的投入与产出早日步入按成本核算的良性循环轨道。

加强水利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加强水库、河道、堤防的管理,消除工程隐患。做好各类水利设施的日常检查观测和养护维修,使工程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随时掌握水情、雨情、旱情和工程动态,及时科学地进行防洪、排涝和灌溉用水制度,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

继续推进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根据泗县实际,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对现有采取拍卖、租赁、承包等方式,对新建工程的投资可采取个人、集体、股份制等方式,谁投资谁拥有。

促进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的转变由工程水利转向资源水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工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水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缺水问题不仅影响农业的发展,也日益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的水利管理模式还阻碍着水利自身的持续发展,必须改革传统的水利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加强全县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做好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对泗县水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合理配置,以缓解我县水资源供需矛盾。建立依法治水管水,政事企分开的水利一体化管理模式。行政职能行使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业职能行使规划、开发、生产、经营,企业作为经济实体,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对农田水利的支持抓住被列为国家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的机遇,国家将对我县加大水利投资,每年可以达到一亿元以上,我县要积极申报项目,严格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严格水行政执法针对非法取土,破坏大堤,乱占河道,阻碍排水的行为要严厉查处。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水法宣传,增强全民对水资源的忧患意识,达到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形成全社会关心水利,爱护水利的良好局面。

篇4：新时期李白生平研究综述

新时期李白生平研究综述

一、出生地问题

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文叙述李白

出生都在“逃归于蜀”、“潜逃广汉”之后，所以历代都认为李白生于蜀中。但李白在

肃宗至德二年写的《为宋中臣自荐表》中却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

”至德二年57岁，其生年应当是武后长安元年，至神龙初迁蜀时李白已5岁， 显然不可

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编《李太白年谱》时发现了这个矛盾，提出疑问：“神龙改元，

李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亦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展开过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

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

进入80年代，学界展开了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将各家所持的论点按地域划分，

可分为以下四种。

首先是蜀中说。《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 期发表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

，文章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出生于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王少志《李白的.故乡――江油》

（《新疆日报》1982年5月8日）、蒋志《李白生于江油补正》（《古典文学论丛》1982

年第10期）均认为李白生于蜀中。蒋志的《再谈李白生于四川江油》（《宁夏教育学院

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亦认为对蜀中说不能轻易否定。 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

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也持蜀中说。他后来又写了《“神龙年

号为神功之讹”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一文，认为即使像“神功”这样

只存在了三个月的年号也可以称“初”和“始”，李白生于蜀地确定无疑。

其次是条支说。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 期

）和康怀远《对〈李白出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 期

）认为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代，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在

唐代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第三是焉耆碎叶说。李从军《李白出生地考异》（《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

年版）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思腾湖畔的焉耆自治县和库车一带

。王耀华《关于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也认为李白的

故乡应是安西的焉耆碎叶。

四是长安说。刘开扬《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认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 因官寓家”的“咸秦”指长安，由此

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进入90年代，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仍在继续，且探讨的角度有所拓展。周勋初《

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父子三代

的名字全都暗示了李白一家来自西域，并寓其本姓“李”；又从李白为死去的朋友吴指

南实行“剔骨葬法”（又称二次检骨葬）一事出发，认为这与他接受突厥文化或蛮族文

化的影响有关。王伯奇《李白的籍贯探讨》（《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从籍贯的概

念入手进行讨论，结论是只有山东才是李白的籍贯。

综合以上众说可知，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蜀中说”与“西域说”两

种观点上。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不外乎以下几种：李白《上安州裴长

史书》，李白《与韩荆州书》，李阳冰《草堂集序》，魏万《李翰林集序》，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墓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刘煦《旧

唐书・文苑传》（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虽然基本材料相同，结论却差异甚

大。为此，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四川师院学报》第4期）

一文从李白生平史料的存世状况出发， 认为基本材料的诸多不实之处动摇了它们的权威

性，因此，在未发现新见史料的前提下不宜急于创立新说，立足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重

新检讨和反思才是谨慎和理智的做法。

二、家世问题

第一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敝后。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

报》1979年第4期）、耿元

[1] [2] [3]

篇5：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

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

从先秦时期文献典籍产生之日起,文献的整理、分类、典藏和利用也随之而产生,传统文献学的.一些内容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但真正由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抽象概括而上升到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因此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近30年来,中国文献学及其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 者：蒋宗福 JIANG Zong-fu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刊 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5(4) 分类号：G09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文献学   发展   成果  

篇6：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

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

摘要： 6月2-5日, 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及国内5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130多人出席. 作者： 张海榕 Author：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期 刊： 外国文学研究   SCIPKUCSSCI Journal：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年，卷(期)： 2006, 28(4) 分类号： 机标分类号： H31 G51 机标关键词： 英语国家    文学研究    文化视角    学术研讨    南京大学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学者    美国    国内 基金项目： 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期刊论文]  外国文学研究 --2006, 28(4)张海榕 206月2-5日, 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及国内5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130多人出席.

篇7：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大讨论活动综述

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大讨论活动综述

我们党工委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准备工作阶段调研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状况时，开展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大讨论活动。机关党总支根据上级部署进行了周密布置、精心组织，切实把讨论活动作为先教活动学习动员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次大讨论活动紧紧围绕“党在我心中”、“执政为人民”、“三服务”等主题，认真查找在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与保持先进性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要求和标准，目的使广大党员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明确新时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强化党员意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开创社区各项工作新局面。

12月下旬，机关党总支组织所属三个支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学习区委一届五次全会精神、学习杜家毫书记11月24日在新区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月上、中旬，机关三个支部分别就 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及不合格党员具体表现举行 讨论会。通过讨论活动，充分听取党员意见，集思广益，提出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标准和具体要求，并列举出不合格党员的主要表现。同时，全体党员结合各自部门、各个岗位特点和自身实际谈学习体会、谈努力方向，为“先教”活动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综合大家讨论的意见，机关党总支归纳、总结出关于党员先进性标准及不合格党员具体表现。关于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先进性首先必须体现在认真学习、身体力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其次共产党员必须立足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全面体现 “ 三个代表 ” 要求，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

具体地说，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政治水平。机关工作人员应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要有较深的理解。既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又要有较强的政治识别能力，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识别真伪，分辨是非，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政策水平，能认真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结合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去正确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二是要有较好的'思想作风和服务意识。政府机关党员要成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要始终保持先进性。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做到理论学习好，才能作到政治上的坚定；用党性原则和党的组织纪律来规范约束，加强培训和考核。克服主观主义，转变思想作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团结、讲贡献 .三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三个代表”的集中体现，也是对党员的最根本的要求。同时，我们要加强对新形势下机关工作规律性的探索，加强工作的主动性、超前性、创新性。四是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兢业精神。要勤奋学习、钻研业务，终于职守，无私奉献，努力使自己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专家。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明确工作流程和办事程序，减少和杜绝管理工作中人为的中间环节和扯皮推诿现象，努力依法按章办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要立足岗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自觉地做好社区管理工作。

在讨论中，大家还谈到了不合格党员具体表现，凡不符合以上党员先进性标准的，不按时交纳党费、不按时参加 “ 三会一课 ” 、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不能同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思想行动不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能团结同志，其言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损害党的形象，对组织上的教育和帮助置之不理、不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党员都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全体共产党员着重要在四个方面发挥好表率作用：一是要在掌握科学理论、勤奋学习上作表率。广大党员和干部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带头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武装自己。特别是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同时还要认真学习本职工作所必须的知识，学习反映社会与时代进步的现代经济、科技、法律等知识和业务能力。通过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展思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更好的适应金杨现代化、生态型文明社区建设的需要。二是要在增强为民意识、实践党的宗旨上作表率。广大党员和干部一定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心系群众，勇挑重担；坚持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塑造共产党员的先进形象；从我做起，从工作每一件具体事情做起，扎扎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真正当好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带头人，当好为民造福、为民解难的贴心人，体现新时期新阶段共产党人的崭新风采。三是要在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上作表率。广大党员和干部要始终站在党和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始终着眼于稳定全市大局来干事情，精诚团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把智慧凝聚到开拓创新上来，把行动统一到共谋发展的步调上来，努力在全社区形成和衷共济干事业、凝心聚力谋发展的生动局面。四是要在提高道德修养、塑造高尚人格上作表率。新时期、新阶段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还表现在道德品质上作表率。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按照 “ 三个代表 ” 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不忘以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要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要做到廉洁奉公，堂堂正正。在加快金杨现代化、生态型文明社区建设进程中，有所建树、有所成就，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篇8：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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