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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汉语语体的互动关系

时间：2023年05月19日

来源：国家反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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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现代汉语语体的互动关系，本文共7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国家反诈中心”提供。

篇1：论现代汉语语体的互动关系

论现代汉语语体的互动关系

本文在阐明现代汉语语体的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各种语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各种语体并不是隔绝的.,而是互动的,可以互相“交错”和“交融”;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有些言语作品本身即具有多种功能.

作者：邓骏捷 DENG Jun-jie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中国,澳门,999078 刊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4(3) 分类号：H109.4 关键词：现代汉语语体互动关系

篇2：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

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

外来词是现代汉语词汇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拟就汉语外来词的内涵,新形势下外来词的特征,汉语的规范问题进行了探讨.管中窥豹,旨在找出汉语外来词中存在的.问题,探究汉语中外来词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则,见证社会变革、科技发展给语言带来的深刻变化

作者：侯杰作者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刊名：大众文艺英文刊名：AR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MASSES 年，卷(期)：2008 “”(6) 分类号：H1 关键词：现代汉语外来词内涵新特征规范

篇3：论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类型

论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类型

外来词的吸收引进是各种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汉语也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汉民族吸收的外来词有几种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音译型、音译+表类属词型、半音译半意译型、借形词、字母词等几种.

作者：田娟 TIAN Juan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刊名：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INSTITUTE 年，卷(期)： 17(1) 分类号：H109 关键词：现代汉语外来词类型

篇4：论跨国公司与集群区域的互动关系

论跨国公司与集群区域的互动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与集群现象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球，与之相伴的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在货物及劳务贸易，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基础上，不同国家市场和生产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动态过程”，也即通过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中的广泛流动，以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最佳配制的过程。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迅速增长，全球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加剧，国际分工形式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转变。这种趋势主要以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产消费的全球化等为基本内容，在地理空间上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打破了地方市场的分割，促进了区域间经济文化生活的融合，大大加速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任何区域或地方经济的发展都或多或少的与全球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公司的经营方式。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网络从世界各地筹措资本，购买商品，获取信息和技术，因而从原理上认为，更开放的全球市场似乎正在抵消地区之间的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快捷的交通、通讯降低了竞争中的区位作用，因为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可以通过全球市场和公司网络从遥远的地方有效的获取任何所需的东西，企业所处的区位从本质上而言已不能作为竞争优势的来源。然而如果说区位优势已不再重要，为什么在现实经济中，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往往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硅谷的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好莱坞的娱乐影视业，意大利北部的制鞋产业，我国温州地区的服装、打火机等加工产业等等都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色，和所处的区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明显富于地方色彩的“集群”现象与全球化趋势表面上看去似乎截然相反，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消除区域和地方特色发展的意义，反而加强了其发展的重要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中的区位悖论呢？其实不然。集群区在提升地方生产效率，孕育新企业的产生，促成区域创新网络方面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正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网络的有益补充。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集群区域既是独具特色的本地化系统，更是不断发展的动态化系统和开放性系统。一方面不同的集群区域将融入到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当中，如高新技术产品，零配件制造，鞋类，服装的企业群聚区域在全球的生产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外来的知识和信息成为集群区本地知识创新和学习的重要源泉，而外部的交流是获取外来知识的必要途径。因而尽管不同的集群区虽明显带有地方化的烙印，但仍是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全球经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与集群现象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彼此依赖，相互促进。

二、跨国公司成为连接经济全球化与集群区域的纽带

1.跨国公司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调整着自身的经营模式，跨越国界，走向全球化经营。反过来，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和支柱力量，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国和各种区域市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速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兼并与战略联盟；分包，许可证生产，合资等多种经营方式以及全球性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单纯的直接投资的概念。在现实生活当中，跨国公司的产品无孔不入，跨国公司的广告标识无所不在。有学者认为，一个无国界的国际竞争时代就要到来，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则是由全球性的企业――跨国公司以及他们的网络来主导。

2.在集群现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作为企业群聚区域的重要参与者，跨国公司逐渐浮出水面。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地区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差异以及便利的交通等造成的成本优势的基础之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而对地方集群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歇尔提出的产业区的概念。马歇尔研究了欧洲一些地区的企业集群现象，并认为地方化的优势在于这些地区大量的中小企业彼此间发展了高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高度灵活、专业化的生产协作网络，促进了知识、信息的频繁交流，这种集聚产生的外部性使其具有极强的内部发展动力，依靠不断的创新能力保持了地方产业的竞争优势。因而这种分析对区域发展的认识超越了过去停留在优越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条件的局限上，奠定了当代经济学者所谓的空间集聚报酬递增的基础。产业区位研究近年来的关注焦点转向了集群区域中社会经济网络的分析，其中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核心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以及企业组织的形成和演化，网络在制度经济学中是介于市场和企业内部等级管理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的组织形式，它比市场稳定，比等级组织灵活。网络中企业间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它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力。认识到在等级形式和纯市场形式之外，还存在网络形式，这本身也是产业组织理论上的一场革命。然而制度经济学中的网络概念局限在企业间的贸易关系上，现实的社会网络关系要复杂和广泛得多，基于本地化的行为主体之间的非贸易相互依赖性在地方企业集群和演变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新经济社会学超越了单纯的市场交易，认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强调非正式交流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促进作用，用“根植性”的概念来描述非经济因素的社会影响，并高度评价了社会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当代集群中的区域创新网络更是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的全球性流动使集群区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地方化的区域创新为了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挑战，必须保持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因此必须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集群的区域化发展。而跨国公司也间接或直接的参与到集群的地方经济系统中，跨国公司不仅将某些业务外包给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区的加工企业，而且还将某些部门如R&D研发部门，制造部门直接设在了相关的集群区内部，成为集群区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跨国公司不仅参与了集群区域的创新网络，而且通过自身的全球网络组织为集群区域与外界的联系架起了一座桥梁，成为链接经济全球化与集群区域的纽带。

三、跨国公司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推动作用

1.跨国公司促进了某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推行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采用更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将触角深入到各个不同的区域当中，它们在当地投资同时，也吸引了自身的供应商从外部迁入在当地扎根为营，并促成了当地小企业的产生，这种遍地开花的小企业彼此分工协作，很容易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日本丰田产业区原来是一个老的军事要镇，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丰田公司的许多工厂及协作厂商布局在此，该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丰田公司的许多主要供货厂商将总部设在丰田城内，区内大小协作厂商数量达到1000多家。这种空间集

聚的形成使厂商之间供货频繁，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有利于彼此之间交换信息和知识，也使丰田公司能充分利用供货商的技术创新能力，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生产，提高了整个生产系统的柔性。在我国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和新区，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当地集群现象的形成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在人才，供应商，合作伙伴等方面推行的本地化战略促成了当地特色文化的形成，大量的专业化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形成了一种弹性生产模式，甚至根据客户的要求设计改进产品，不断创新，孕育出未来常新的勃勃生机。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还将某些部门如R&D研发部门，制造部门直接设在了已经形成的集群区内部，成为集群区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促进了集群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集群区，不少跨国公司都将自己的R&D研发总部迁入，使得硅谷集群区域的产业呈多样化发展，不断循环更新。与此同时，当某些地区不断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时，随着大量跨国公司在空间上，地理位置上的集聚，这些地区也不断孕育出供应商，服务机构，相关支持性产业的中小企业诞生，这为当地企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很多招商引资的工业园区，外向型加工园区大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其周边地区产生了大大小小的为之服务的支持性企业，形成了当地集群区域的雏形。跨国公司为地方经济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员工提供较全面的培训，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促进了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使母国（地区）与之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相继前来投资办厂，以维持原有的生产联系。同时，与当地跨国公司生产配套的东莞本地企业相继产生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东莞地方生产网络的形成。这种地方生产网络彼此信任，相互分工协作，大大降低运输费用，节约生产时间，减少库存，实现及时生产，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此外，网络为企业提供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有效的促进了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创新，从而增强了区域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当然，跨国公司对促进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作用也不应盲目扩大。从跨国公司因为当地区位优势（如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优惠政策）的进入到集聚效应的启动和生成还需要真正培育出地方密集的合作网络，根植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弹性生产的地域系统。之所以称我国很多招商引资的工业园区，外向型加工地域只具备产业集群的雏形正是因为形成产业集聚的社会软环境，具有地方根植性的创新化网络还远远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本地化企业参与程度较低，跨国公司投资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地方的创新能力不足，外部经济性还没有激发出来。正因为如此，跨国公司对我国许多外向型工业区还没有形成“扎根”性的需求，不会使核心技术在本地被模仿和迅速扩散，而这些工业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还停留在原有的区位优势上，跨国公司有可能再次发生区位转移，使我国开发区发生“空洞化”的现象。因此只有充分利用了跨国公司对地区产业集群的推动作用，真正形成了地区的创新网络，跨国公司才会安心扎营，并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加入其中，形成良性循环。这对我国许多工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吸引外资的投资战略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是理论与实践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2.跨国公司是产业集群成为开放系统的重要载体。在强调集群的网络效应和地方“根植性”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集群区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作为国际分工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集群区域必然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如果集群区是封闭的系统，纵使其曾经有过短暂的繁荣，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也将因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而走向衰落。因此，集群区只有成为动态、开放的系统才能保持其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而在产业集群与外界的联系更新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学者马库森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经济增长明显较高的集群区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四种典型的产业区类型（如下图）：(1)马歇尔式工业区；(2)轮轴式产业区，其地域结构围绕一种或几种工业的一个或多个主要企业，(3)卫星平台式产业区，主要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组成，这些子公司可能由高科技，也可能由低成本的制造和加工机构组成；(4)国家力量依赖型的产业区。马库森认为在美国，轮轴式和卫星平台式产业区比其他两种更为重要。从下图马库森对当前存在的产业集群分类中，我们不难发现，跨国公司在产业集群中的足迹无所不在。在下图第一种产业区马歇尔式产业区中，集群区内虽然主要由当地的小企业网络组成，跨国公司没有直接进入当地的生产系统，但是这些产业区所服务的“客商”却大多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将其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这些集群区的企业，由当地的企业为之贴牌生产，而跨国公司也及时地将外界的市场信息传递给地区的生产系统，将集群区纳入全球的生产网络。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迁通过跨国公司的需求信息反馈到地方的生产网络，并促进了集群区内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我国浙江大唐袜业产业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地的企业集群将低成本、高效率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有机的结合起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国际市场。在下图第二种轮轴式产业区和第三种卫星平台式产业区中，跨国公司对集群区成为开放系统的作用更为突出。跨国公司直接参与到当地的生产系统，并促进了产业区的形成。跨国公司能够提供“胶”，使地方的小企业难以离开，并鼓励它们留在本地发展，同时吸引新的企业进入那里。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建立的机构，是跨国公司全球组织的一部分，它与公司内其他机构保持着联系，尤其是与公司总部、研究与开发机构(R&D)以及相关的生产机构紧密相连，通过这种联系，跨国公司内部和彼此之间的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的穿梭流动将集群区与外部环境和全球经济紧密相连。而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生产网络是存在等级差异的，这也客观上造就了不同集群区域所处的地位不同，全球分工不同，一些集群区域成为某个产业的创新高科技中心，集聚了大量的相关技术的研发机构和企业，而另外一些集群成为中低档服装、鞋类、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等加工制造区域。此外，跨国公司全球性的知识学习使知识交流不再局限在某个区域，跨国公司组织中企业家，经理人和技术专家的内向和外向流动成为传递知识和创新的载体，外来知识和信息成为集群区内知识创新和学习的重要源泉。以我国台湾地区新竹科学工业园为例，其IC产业集群从跨国界的联系中受益匪浅，许多曾经就职于美国硅谷跨国公司中的华人归国创业将新知识和新技术引入园区，促进了台湾地区IC产业的不断升级。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的纽带作用使得集群区成为了动态开放的系统，焕发出常新的生命力，有如浩瀚八百里、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洞庭湖，其水肥地沃的独特地理环境正是因为有了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作为纽带使之与外界太平洋相连，从而形成了开放的生态循环系统，不断新陈代谢，保持了其地方独具的勃勃生机。

附图

马库森的产业区分类

四、集群区域对跨国公司全球化竞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某些集群区域成为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孵化器。当集群区内的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形成紧密相连的区域创新网络时，外部经济性和规模递增效应使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迅速的提高。在马歇尔式产业区中，这些企业群体原来大多将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正是

跨国经营中最初级的运营方式，但随着当地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地位的攀升，当地企业群体中个别企业有可能脱颖而出，规模不断壮大，成为产业集群中的主导企业，并开始跨越国界，走向国际经营，成为跨国公司。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集群区如绍兴、永康、大唐、柳市等等，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特色加工产业区，是围绕服装、鞋袜、低压电器、纽扣之类产品加工、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生产区域，并将大量产品出口到国外，这种集群效应所迸发出来的生产力使当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不断提高，并促成了一些企业不断壮大规模，从国际贸易走向国际经营，逐步形成了自己控制的跨国生产与营销网络，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浙江万向集团便是典型的一例。在我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区，当地的许多IT小企业群体从为美国IBM、苹果、康柏（现被惠普兼并）等跨国公司做OEM起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本地化的网络，并出现了宏基、华硕、大众等世界级的电脑跨国公司，直接参与国际经营。又如美国的硅谷不仅成为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的诞生地，而且还造就了像惠普、网景、雅虎、英特尔等几十个这样成功的跨国公司。这些由当地企业脱胎换骨形成的跨国公司反过来将促进集群区与外界的联系，加速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发展。然而，集群区孵化出的跨国公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生产网络，对集群区发展的影响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尽管像浙江地方产业群所孕育出的自发性跨国经营的实际行为及状况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但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价值已明显的凸现出来。

2.集群区成为当代跨国公司重要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集群区所形成的地方化弹性生产系统或区域创新网络成为了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必争的重镇要地，这些地方“根植性”的特色网络使跨国公司除了选择利用或直接参与已别无他途。在硅谷，许多国际上知名的跨国公司如IBM等，纷纷在此将工程、资金、智力资本投入到区内或支持本地供应商活动，或将总部迁于此，或将研究与开发中心迁入，因为只有参与到本地的创新网络当中，才能获得集群效应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与硅谷有些类似的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企业集群也吸引了许多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微软、英特尔、IBM、摩托罗拉、朗讯以及许多著名的信息技术跨国公司，而且跨国公司在这些区域的投资也日益增加。对于形成弹性生产系统的制造加工企业集群，跨国公司或者将某些业务外包给当地贴牌生产，或者直接将加工制造部门迁入。集群区内分工协作，信息交流，不断创新的区域生产效率成为当代跨国公司从外部获取并加以吸收为己所用的重要竞争优势源泉。而跨国公司从这种集群区内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更不易被其他公司模仿或移植，因为这种竞争优势根植于集群区域内，存在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其他跨国公司要想获得这种优势必须将这种集群区的生产链纳入自身的全球经营网络中，而且这是唯一的选择。“全球化竞争区域化，区域化竞争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竞争的时代特征。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邓宁曾提出过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区位化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此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所具有的生产要素禀赋，存在的贸易壁垒，相对资源成本、市场规模及政府政策等。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出的由集群区所形成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竞争优势与该区位优势并不相同。集群区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来自地方化弹性生产系统或区域化创新网络，它的形成的确与其初始的区位优势有着一定的联系，但随着集群效应的产生，它又远远超过了区位优势的涵义，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前文所述，我国许多产业开发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大多停留在区位优势的基础之上，即利用当地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或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优惠政策。这一些固然重要，但随着开发区数量增加，彼此之间政策上的相互竞争，地价和劳动力成本又逐年上升，这一些都使得区位化的优势逐渐消失，已有的跨国公司及有可能转移投资。因此，要使跨国公司在此安心扎营并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必须将已有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发展成为集群优势，这种“根植性”的地方网络将成为跨国公司战略争夺的竞争优势来源。这反过来会使开发区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3.集群效应加速了跨国公司经营优势的变迁。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发展过程要求跨国公司打破狭隘的地方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资源，分配资源，组织经济活动，通过全球性系统决策的方法，把不同的子公司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规模经济和多元化经营的优势，构造全球经营网络来打造世界级的航空母舰。然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国际分工在广度与深度上迅速发展，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社会需求多样化，消费结构复杂化，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这使得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更需要地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跨国公司面对的产品需求越来越具有批量少，种类多，当地化色彩浓厚的特点。这种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伴而生的“区域化特色”对跨国公司提出了从大规模的流水生产线到弹性生产系统的要求。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集群现象凸现的今天，区位性专有知识对于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效率和当地的反映能力至关重要，但是由于语言，尤其是文化距离的存在，使得这类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实际运作并嵌入到当地的网络中才能充分加以吸收和利用，这使得跨国公司需要超越传统的基于命令链的科层结构，建立网络性的组织，从而为其主动灵活地获取当地知识提供组织上的支持。国外学者布肯歇等对来自3个不同国家的229个位于不同集群区域的子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位于优势集群区域中的子公司更具有独立性，更扎根于当地土壤和环境，更加国际化。因此，现有研究表明集群效应的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的变迁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与集群现象并存的今天，当代跨国公司的行为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如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模式的调整，全球化布局中区位选择的重新安排，战略联盟（规模扩大）与外包（规模缩小）行为的并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进一步的展望与思考

集群现象成为当代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集群区域与20世纪初存在的传统的地方集群有了深刻的变化和发展，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地理的研究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实证分析中，也有不少学者从产业的视角，从国家竞争的角度出发展开了论证，然而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集群区域更是动态和开放的系统，跨国公司作为链接经济全球化与集群区域的纽带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反过来，集群区域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竞争优势的变迁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跨国公司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国内外这方面的论述还很少，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严峻的挑战。

篇5：论汉语教学中的语体习得

论汉语教学中的语体习得

目前,国内关于语体习得的研究不多.不论是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对本国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对语体习得都重视不够.本文力主在汉语教学中加强语体习得,重点讨论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的语体习得与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的语体习得的差异性.

作者：于灵子 Yu Lin-zi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10 刊名：社会科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TIST 年，卷(期)： “”(5) 分类号：H19 关键词：语体习得.第一语言语体习得第二语言语体习得语体能力

篇6：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1 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 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 The econom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Zhu Kai Gou 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 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

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

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 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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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95.

[7] 史培军，王静爱，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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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4～27.

[10]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

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15]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4):437～470.

[16] 韩茂莉.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19(3):324～331.

篇7：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1 引言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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