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及前景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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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及前景经济学论文

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及前景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增长，增长前景

关于经济增长概念的界定，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从总量的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全球或某一国家、地区产出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某一阶段的持续增长，即实际总产出的增长;另一种则将其定义为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站在经济增长度量的角度。两种观点都有其适用的场合，因此，不论用总量还是人均产量来衡量都是有意义的。“新”增长理论等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均对增长的动力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科技进步、人力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制度创新等条件，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资本和劳动投入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直接源泉，其他任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最终都要作用并体现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上。我国的资本要素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为稀缺，其投入所产生的边际贡献率也较高，即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产生的边际报酬会相应较多。因而，由储蓄和投资所产生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虽然相对于资本投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要低一些，但是劳动投入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地位仍不能被动摇。

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改革，由中央集中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调整了经济激励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成为主导生产要素和商品间流动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配置要以市场为导向，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结构效应，导致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原来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成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另一方面，经济制度变革主要体现在所有制的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关注对产权的约束和保护，在产权范围内自主经营和生产。此外，所有制改革还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经营者为求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不断探寻能加速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和改善业绩的优秀管理手段，进而在整体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在于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自身的效率得到最大化发挥，进而加速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的产业构成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占11.3%、48.6%和40.1%，跟以前相比，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下降，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增速大幅上升。

城市一体化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因而城市化进程不但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城镇扩容吸引大量企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且大量的土地资源提供了劳动力的住所，使各种要素的作用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第二，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新增的城市人口拉动了内需，对工业和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二者的快速发展。第三，城市化进程转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理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动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

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惑，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都陷入了经济下滑的困境，就业率降低，失业率明显升高。

这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的出口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但只要国家注意做好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不断拓宽拉动国内需求的渠道，尽管会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仍然不会减缓，同时还会呈现出很好的增长势头。

在未来的10-中，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制约的主要因素是供给方，而不是需求方。其中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迎来了城镇化发展阶段，同时工业化又成为我国城镇建设的主要目标。从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来分析，该时期正是投资活动最繁荣的阶段，投资活动的旺盛也必然会极大拉动国内的需求，进而达到带动经济的'目的。第二，国内外研究表明，我国正向新的消费增长周期迈进，此时，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着换代和升级，整个消费市场正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农村市场，并且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村居民的消费，如家电下乡政策等。此外，乡镇企业的不断涌现和农村生产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同样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第三，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城乡差距显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很显著。特别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还相对落后，这些都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预计我国的经济会沿着理性的、稳定的轨迹前进。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及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将会在科技资本投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最终使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建议

首先，加大物质资本投入。我国的国内储蓄极为充足，但我国的物质资本供给仍然缺乏，原因在于国内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效率不高。物质资本供给的缺乏极大限制了经济增长的水平，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性措施来促进意愿投资的高效率增长。一方面，可以鼓励进口非替代性的投资品，鼓励高效率的意愿投资，从而有效避免“储蓄―投资”的负缺口的出现;另一方面，注意非意愿存货和意愿存货同时发展，减少存货增加在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据的高比重。

此外，政府还应该完善其投资体制，不断提高其投资效率;还应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来吸引企业，尤其为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创造机会。

其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我国的经济改革仍未有突破性进展，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的存在。要破除“体制性障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应消除政府对信贷和土地等稀缺和重要资源的控制权;其次，在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中，不能再单一以GDP的增长速度为考察指标;

再次，改革现有的财税体系，改变财税体系以生产型增值税增长为主的收入与支出模式，强调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最后，调控要素、尤其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避免因价格扭曲而造成的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第三，合理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升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主要由市场的内在力量推动，不能一蹴而就。对于政府来说，第一，要认清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在不断改进环境保护标准的同时，对产业政策进行合理调整，对高能源消耗、产出量低和高污染的行业在地区内扩张进行严格的限制;第二，要明确不同的地区条件不同，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经验来衡量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劣，而应该根据自身优势，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结构;

第三，要重视创新的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创新基金，吸引高技术高水平人才加入地区建设。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提高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进而使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得到增加，最终达到产业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四，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发展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漫长的过程，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政府将城市化作为发展战略纳入工作体系，强调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积极推进城市化的持续和稳定发展。第二，优化现阶段的城市规模结构，提高在城市总量中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比重，同时支持适合需要的小城镇的发展。第三，完善城市的发展体系，以城市群为发展契机，强化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第四，努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最后，通过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完善就业措施、扩大社会保障面等举措，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争取最终达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相持平。

篇2：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一、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

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篇3：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摘要：本文根据1981～我国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运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贸易条件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进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一个贸易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然而在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情况下，我国的贸易条件却呈现恶化趋势。那么，经济增长是否会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呢?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

1有关贸易条件的文献回顾

Sawada曾经针对非洲、亚洲、欧洲、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等115个国家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1950～1988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存在“出口贫困化增长”，进行了一次以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其中3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了“出口贫困化增长”状态,其国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状态。李志弘()、林丽()、黄满盈()对近十多年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各类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我国的贸易条件在近年来不断恶化，但恶化的程度非常有限，没有对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严重影响，也就是说，我国并未出现“出口贫困增长”的现象。李平和辛佳()通过1983~的数据，根据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所得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姚旦杰(2008)运用1980～20的数据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协整分析，研充表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流入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汇率变动能够改善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使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就给本文留下了写作空间。因此，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

2实证分析

2.1数据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本文根据我国1981～20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和GDP指数对我国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其计算方法为：NBTT=Px/Pm，其中Px和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即随着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我们用GDP代表实际GDP指数，它是采用名义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换算而成。数据来源为历年统计年鉴和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实证研究所用的计量经济模型为

2.2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

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可能会产生谬误回归的问题。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GDP和NBTT的原始序列的ADF值都大于5%的临界值，说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者都为非平稳序列，因此，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必须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对GDP和NBTT的1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两者的1阶差分形式都为平稳序列，即两者都为1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2.3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Engle&Granger，1987)。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

如表2所示，迹统计量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都接近于0，拒绝了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认为GDP和NBTT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的均衡关系。用这两组数据进行的分析将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直接估计模型有：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由于GDP的参数估计值为负值，表明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存在逆向变动关系。

3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和GDP指数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贸易条件与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GDP的变动贸易条件的变动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GDP的增长对贸易条件会产生负面印象。然而，这种影响并不大，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与西方学者得出的大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西方学者看来，对诸如我国一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增长和贸易条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计量经济模型的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的贸易条件以一种相反的方向在变动。即GDP每增长一个单位，贸易条件将平均下降0.05个单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同时贸易条件并非一定会出现恶化的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结论仍然是成立的。虽然，近年来，很多学者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但这并非经济增长带来的恶果。这是跟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高度相关的。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其产业升级的速度落于全世界产业升级的速度，同时也落后于其自身的`经济增长，这才使贸易条件恶化。

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且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无论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到国家，我国都更有可能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下面的几种情况很容易使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所以，应该特别关注这些现象。

(1)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投入。在我国，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现过，即使在目前，它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国目前尚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使劳动力成本极低，这样一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由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入而产生的。这种由廉价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使我国出现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的时候就会产生“不行的经济增长”。

(2)我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都比较低端，产品附加值很低，因此，被替代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就相对较低，然而，我国进口的附加值较高产品的需求弹性却较高，这就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3)国内出口产业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强。类似的现象曾经在我国出现过。主要表现为：我国产业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发生改善，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各出口产业的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的彩电市场在国内市场饱和之时纷纷开辟国外市场，结果，多个彩电出口厂商在同一个国家进行激烈的“价格战”，形成恶性竞争。

(4)我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到我国，自由贸易逐渐开展，这样一来，一国很可能会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产业安排。如此，就很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使我国产业一直处于低端位置，而贸易条件则不断恶化。

(5)在知识经济和技术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还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将体现在经济增长中，其产品往往对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更少，产品往往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加之，次贷危机后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经济的增长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恶化了发展中贸易条件。

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商品贸易条件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说明我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处的位置是越来越不利的。随着我国逐渐融入WTO，自由贸易的不断开展，采用隐形关税壁垒来改善贸易条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国贸易条件将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手段，以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为了使我国的贸易条件得以根本改善，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下几点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一般来说，一个国际的贸易结构取决于其产业结构。当前，我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如果继续依赖于低端产品实现经济增长，终将难以为继。目前需要做的是，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这就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避免外贸企业恶性竞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外贸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而外贸企业获得了自主权后往往出现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相互大打价格战，促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因此，在给予外贸企业更大经营权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实现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通过大型外贸集团的建设来避免重复建设、抑制过度竞争。

最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其必要条件是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我国的法制必须跟上。同时，还需要不断取消不合理的关税减免政策。对政策产业公平的、无歧视的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尤其应该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国内外企业，要公平对待，改善之前歧视民营企业，优待外资企业的做法。完善反倾销、反补贴立法，以保护我国的产业利益。

参考文献

[1]孙伟忠.价格贸易条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2]姚旦杰.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4).

[3]张建华,刘庆玉.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6).

[4]李平,辛佳.中国贸易条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7).

[5]刘慷.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与影响因素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

[6]李志弘.贸易条件研究[D].厦门大学,2002.

[7]黄满盈.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8]赵勇.对中国贸易条件状况的分析[J].当代经济,2004(7).

[9]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0]赖景生,陈跃雪.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篇4：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以及计算机的全面普及，移动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信息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已经逐渐步入了“信息即财富”的信息化社会。信息资源取代了传统的经济产业中物质资源的地位，给受缚于传统经济观念的企业和工业化国家注入了活力，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阐述了信息通信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

关键词：信息通信技术；经济增长；效应

传统的经济产业往往都是建立在物质资源的消耗至上，而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信息化时代，以高知识含量为特点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给受缚于传统经济观念的企业注入了活力，悄然改变了世界的经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产业技术需求、劳动方式等应声而变，成为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息通信技术从制造、运营到信息服务，与经济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正在引领着世界经济高速飞升，成为了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1信息通信技术简介

信息通信技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增长速度惊人，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态势。当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较多，劳动力和成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潜力的主要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对于经济增长手段开发所发挥的作用开始研究。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数据显示，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信息通信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因素而非计算机。信息通信行业本身作为我国经济的一个增长点，还带来了资本运转的变化。尤其是在我国经济体系中，20xx年通信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将达342亿元，所占比例较大，规模将达207亿元，对经济的效应比较明显。移动互联网覆盖了大分部城市和地区，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这也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产品投入增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出现使得互联网进入崭新的时代，除了直接的创造出经济利润之外，对经济发展的渗透效应表现的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当前信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在劳动者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科研能力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专家还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组成要素进行分析，在我国经济取得可喜成绩的背后是诸多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也为提高生产效率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信息通信技术提高劳动者资本

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投入，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源的高效产出受到数量和质量双方面的制约，高素质人才将为社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实际生活中，足够数量的高新技术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文化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对信息、知识的获取能力，立足于劳动者对信息片段的采集，所以信息可以视为知识的载体。信息通信技术使得信息的供给量和传输速率不断增强，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客观上为劳动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提高了劳动者信息获取的效率。原始的知识传输量小且出错率高，知识的汲取受到了经济状况、地域交通等多方面限制，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在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之后，知识逃离了原始载体的桎梏，人们获取知识的内容和途径极大的得到了拓展和丰富，通过数字化的传输技术，突破了对传统的纸质媒介信息知识获取途径的束缚，大量、准确地得以传递。同时，缩短了劳动者对客体的认知和熟练程度，实现知识共享，有利于扩大共享者双方的知识量，使得劳动力要素以最快、最精准的速度融入到生产过程中。而现在网络数据库已经实现全球共享，无论是对科学研究还是劳动生产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可以真正做到足不出户，缩短了劳动者对客体的认知和熟练程度。信息知识获取的高效便利，使得社会整体信息生产和传播速度加快，优化着劳动者整体的知识结构，日益扩充着劳动者的知识储备。只有劳动者不断更新升级知识储备，不断的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3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交易效率

电子商务及各类线上交易平台在信息通信技术下正在实现高速的发展，作为信息化时代最具代表的新兴交易方式，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且偏爱。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电子商务提供技术保障及信息发布、信息处理的方式，极大提高了买卖效率。

3.1保证了买卖双方的收益

对比起电视广告，网络宣传支出成本低，广告效应好，被越来越多的商家采用。网店从根本上免除了高额的店铺租金，在寸土寸金的今天使得经营成本大大降低。同时，避免了中间转卖过程，减少了由于多层转卖导致的成本虚高；而对于消费者来说，网店线上商品的价格常低于实际店铺的相同商品，既保证了卖家的收益又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买卖成交的效率。

3.2交易快捷方便

世界各地的商品通过电子商务，在网上交易平台上简单几步，顾客所购买的商品就会送到家中。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解决了顾客没有时间去商场购物的难题，在手机客户端上即可选购需要的商品，这个过程解决了现实中所有问题，作为消费新方式，极大的提高了交易完成的效率，在总消费额上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4信息通信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效率

4.1优化产业格局摆脱市场制约

经济的增长必然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依存于物质资源的传统工业，各行各业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无法实现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同时达成，实现平稳过渡成为每个市场参与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为了帮助传统工业、农业摆脱市场容量与资源投入的桎梏，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给产业结构的改革调整带来了希望，只有改变其原始产业格局。计算机行业、互联网行业、移动通信行业在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各领域的普遍采用，正是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催生的，有效促使这些传统产业优化调整，尤其是移动通信行业，正逐步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向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4.2信息通信技术提高了管理水平

高效科学的管理离不开对信息的有效运用，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高效科学的管理水平。管理者科学合理的决策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和企业的各种信息，进而推动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强大的网络信息供应量为管理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为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供需关系信息，从而为更好的进行宏观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使管理者更好的掌握生产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

5总结

在现代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的经济活动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多种机制协同影响社会经济情况，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苏惠香.信息技术扩散方式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情报，20xx，4.

［2］刘文波.信息通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xx，12.

作者:宋玲玲 单位:中国联通许昌市分公司

篇5：经济增长论文

Aschauer采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年度数据测算发现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39［3］；马栓友采用C－D生产函数首次测算我国公共资本与私人部门的产出弹性为0．55［4］。当然，也有学者测算的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较低：如Ratner利用美国1949－1973年的数据，运用总量生产函数测算基础设施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0．06［5］；Tatom认为Aschsuer的研究忽略了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自相关这一特性，因而对数据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14［6］。李胜文等利用完全修正OLS对我国199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19［7］。在面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约束下，弄清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十分必要，唯其如此才能把有限的资金投资到最具生产力的部门。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测算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找出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为农村基础设施科学投入提出对策建议。

理论模型

计算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方法有生产函数法、成本（利润）函数法和向量自回归法等。其中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C－D生产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揭示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生产本质，自产生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在C－D生产函数的框架内展开的，利用C－D生产函数估计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

在农村GDP的投入要素中，土地、资本、劳动力是现在农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而资本可以根据经济增长中地位的不同分为基础设施资本和一般固定资产资本。基础设施资本是社会的基础资本或先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除基础设施之外的其他物质资本称为一般固定资产资本，也是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除了资本和劳动力外，土地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要素。由于湖北省耕地面积长期以来变化较小，且测算发现其对农村GDP影响不显著，没有纳入模型。因此，本文将农村基础设施资本看作是一种投入要素，与一般固定资产资本和劳动力等其他投入要素一起纳入总量生产函数研究，构建三要素生产函数形式，如式（1）。Yt＝ALαtKβtIγt（1）

其中，Yt为t时期农村生产总值，Lt为t时期农村劳动投入，Kt为t时期农村一般固定资产资本，It为t时期农村基础设施资本，A为常数项（包含技术进步的贡献）；α、β、γ分别为农村劳动投入、一般固定资产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α＋β＋γ的值决定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的类型：若α＋β＋γ＝1，则存在规模报酬不变；若α＋β＋γ＞1，则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若α＋β＋γ＜1时，则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对参数估计的一般方法是取对数后再进行回归。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式（2）。LnYt＝LnAt＋αLnLt＋βLnKt＋γLnIt（2）

生产技术一般具有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增3种。规模报酬不变还是规模报酬可变的假定，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使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有失偏颇［8］。因此，本文分以下2种假定来对上述3种情况加以验证。假定一：假定生产技术对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这时α＋β＋γ＝1，把α＝1－β－γ带入式（2），可得：LnYt＝LnAt＋（1－β－γ）LnLt＋βLnKt＋γLnIt（3）整理可得：LnYt－LnLt＝LnAt＋β（LnKt－LnLt）＋γ（LnIt－LnLt）（4）

假定二：假定其他投入项的规模报酬不变，而基础设施资本具有规模报酬可变的特性。至于是递增还是递减，由回归后的参数值加以验证。若γ＞1，则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若γ＜1时，则存在规模报酬递减。这时，α＋β＝1，把α＝1－β带入式（2），可得：LnYt－LnLt＝LnAt＋β（LnKt－LnLt）＋γLnIt（5）对于式（4）和式（5）作时间序列回归可得农村劳动投入、一般固定资产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α、β、γ。而实际规模报酬特性状况，可以通过回归结果的各参数和统计量进一步分析。

变量衡量与数据来源

产出变量。农村经济增长（Y）以农村GDP来衡量。农村GDP按照熊启泉［!］的计算方法，以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农村非物质部门增加值3个部分之和来测算。其中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于1997－2011年《湖北统计年鉴》，乡镇企业增加值来源于1997－2011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投入变量。劳动投入（L）。用农村劳动力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1997－2011年《湖北统计年鉴》。农村基础设施资本（I）。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衡量。理论上应以资本存量数据为优先，但我国很少有资本存量数据；而采用永续盘存法构造的数据也由于存在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与折旧率的问题。本文综合权衡，采用流量数据来代替存量数据以更真实反映农村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广义的角度可将农村基础设施定义为：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为维护农业生产及保障农民生活而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水电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农田水利、教育、文化、卫生、福利事业等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因此，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选择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比较合适。农村一般固定资产资本（K）。用农村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农村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方法是农村固定资产总投资减去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所需国民经济行业投资数据来源于1997－199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2000－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产出变量（农村GDP）和投入变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均以1996年为基年，采用居民价格指数平滑，消除各期价格波动。居民价格指数来源于1997－2011年《湖北统计年鉴》。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计量模型的实质是利用回归分析处理经济变量间的依存性问题，但这并不说明变量间存在稳定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建立时间序列模型时，要求所选择变量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或者确定趋势，否则，模型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许多经济和商业时间序列通常都存在趋势性，趋势性直接导致一些总括性的统计量如均值、方差、协方差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使得最小二乘估计失去意义。如果某序列是非平稳的，一般对其差分使之平稳；但差分会使我们失去总量的部分长期信息，而长期信息对于分析问题非常必要，采用协整检验来验证模型是否存在长期稳定性。

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6．0软件对农村GDP、农村劳动力、一般固定资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则说明该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说明序列是不平稳的。检验序列Yt是否存在单位根的回归方程为：ΔYt＝C＋αt＋βYt－1∑mi＝1γiΔYt－1（6）其中，C为常数项，αt为时间趋势项，m一般选择能使残差为白噪声序列的最小值。通过对比式（6）中的回归系数β的t值和ADF检验在每个水平下的临界值来检验该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表1说明各序列在二阶平稳，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二阶单整序列虽然会丢失原序列的部分长期信息，但如果序列通过协整检验，研究结果仍然是可信的。

协整性检验。用EG两步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确定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如果残差平稳，则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否则，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两组假定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表3。分别对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回归后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4。由于在没有常数项和趋势项下的2个t值－4．019、－4．018均小于显著水平1％的临界值－4．004，即估计的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两组假定模型均通过协整检验，都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表2、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规模报酬可变与规模报酬不变的两组假定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均较小，分别为0．108、0．106。因此两组模型的各统计量值的差异也比较微弱。但是在规模报酬可变假定下的调整后可决系数（0．966）、对数似然估计值（17．888），F统计量（85．733）都比在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下的调整后可决系数（0．965）、对数似然估计值（17．792），F统计量（84．446）要大些，因此接受规模报酬可变的假定，认为规模报酬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符合实际情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正值，说明整个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具体回归方程如下：Y＝4．282L0．296K0．704I0．106（7）。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湖北省1996－2010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06，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704，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296。其中，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在模型选择的投入变量中产出弹性最大，说明其流量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正，说明农村劳动力投入在农村经济增长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农村基础设施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虽然较小，但也对农村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虽然湖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不及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但是对于湖北农村经济总量函数有着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

结论

采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研究，测算了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可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及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报酬低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本用于发展具有前后向关联较大、短期投资回报较快的直接生产部门（一般固定资产投资部门），增加产品的产出和收益，从而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等到直接生产部门发展完善并形成较大的利润后，再分出一部分利润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最终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共同发展。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远远低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较小，其增加已不能较快地带动农村经济增长，必须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湖北农村经济总量函数有着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在基础设施领域方面，政府也应该维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与力度，为直接生产部门和湖北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给予持续的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

篇6：经济增长论文

狭义的技术进步指的是在自然科学中人类取得的创造性、深远性、突破性的进步，主要是被运用在产出和艺术工艺上。而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所理解的狭义的技术进步主要就是创新性的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企业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新管理方法的拓展、新的生产流程等。因此，狭义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指会带来短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积累与改进。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它主要在于技术的进步、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国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有充足的休闲时间;社会经济结构的改进，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分配结构的进步改善;制度结构在不断的深化完善、制度体系得到升级加强。

一、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优惠倾斜政策不断的拓宽到农村城乡中去，尤其是技术的投入，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得到了收益。

(二)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差距。

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了一个行业的技术进步，还推动区域的技术进步，使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各地区竞争力，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有两种划分方式:一是粗放式经济增长，二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投入的资源比较多但收益非常的有限，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也没有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靠的是创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了成本，也使得产品的质量得到很好的保证，推动经济增长。

(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最先对科技创新部门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使其成为主导产业。现在有很多的产业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产生的，它们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从而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从而间接或直接的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能够让生产要素的分配更加的合理，使得生产更加高效。

二、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经费投入不足。

缺乏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是我国技术进步没能跟经济增长保持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科技强国”，把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先位置，但是经费的投入使用还没有全部的运用到科技发展上来，远远没有达到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要求。

(二)利益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公司企业利益激励制度的制定应考虑到时间、环境、人员素质等因素，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求同存异，若一视同仁，会严重削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我国一些企业的激励制度不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而且缺乏公平性和公开性，前者导致实施起来可操作性差，朝令夕改使得员工无所适从，后者使得员工参与到企业的民主管理成为一句空话，影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技术创新研发机构的数量还是非常的缺乏，自主研发严重不足，我国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国际核心设备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社会资源的缺乏和资源配置率低。

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率低，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降低了资源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增加成本，减少生产总量。

三、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搭建科研经费的保障机制。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经费保障制度的实施，加大对创新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利用。核心竞争力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企业是生产的主力军，因此更应该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我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增强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

(二)健全利益激励机制。

在科技创造的过程中，科技成果的发明创造者、宣传推广者和实际应用者是参与的主体，为了激发和调动他们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并且协调三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

(三)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首先，在创新体制上，深化创新层级，不能只依赖于研究院所，要把这种创新精神拓展到各个领域中去;其次，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更好的把高等教育学科同科学创新技术联系起来，充分推动二者之间的联系;再次，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深化军用科技，更好的与民用结合起来，军用技术能够把先进的技术贯彻到民间中去;最后，通过不断地对经济和科技的体制深化改革，在竞争中不断开拓创新，建设通过企业发展为核心、产学研更好有机结合起来的体系。

(四)提倡利用新能源。

我国应利用先进技术不断探索新能源，发现可用新能源要加强开发，大力推广新能源的使用，减少对缺乏资源和环境污染大的能源的使用，同时要合理配置资源，使资源充分被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将会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良好资源条件和研究基础，也会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增长。

篇7：经济增长论文

一、实证分析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通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出口及进口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投资、消费、出口以及进口是否引致经济增长。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选取1993－20xx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总量，CONS表示消费，INV表示投资，EX表示出口额，IM表示出口。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各变量进行折算，再进行对数变化，其对数形式分别表示lnGDP、lnCONS、lnINV、lnEX、lnIM。通过趋势图可以看出:各变量都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为平稳序列。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对各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平稳性检验，各变量检验值分别大于其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这五个变量都是I(1)的，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它们可能存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各个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使用AIC、SC信息准则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根据以上准则，可以确定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2阶，由于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以后得到的VAR模型，因此该VAR模型的滞后期应该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确定1。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对外贸易对重庆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重庆的出口“发动机”的作用还没有的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我们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重视民营企业的作用

20xx年民营企业净出口总额达1.15万亿美元，占全国总进出口额的29.8%，民营经济在发展国民经济与扩大对外开放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重庆与东部发达省份的经济差距主要是由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落后。因此，要扩大对外贸易就要大力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高新技术产品能够有效的降低外部需求减少所带来的冲击，并且附加值较高。重庆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虽然绝大部分是工业制成品，但是出口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较低。因此，有必要实行“走出口”和“引进来”战略，一方面要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作，注重研发和应用新技术;另一方面优先进口国外能够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先进技术和成果。

(三)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促进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

对外贸易多元化既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又能避免因过分依赖某个市场所带来的风险。长江集装箱运输一直是重庆对外贸易出口的最主要通道，近年来航空和铁路运输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要促进对外贸易的多元化，就必须要保证对外贸易的便利，缩短重庆与国际贸易交流的时间。因此，就需要贯彻实行“一江两翼三洋”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战略，加快建设重庆市长江上游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贸易大通道。

篇8：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技术不断的更新，生产生活过程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文章主要依据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农业信息化的内涵和特点，阐述农业信息化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时，对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农业经济；农业信息化；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信息化管理逐渐的应用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来，信息化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直接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何通过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实现农业经济的信息化管理，带动农业经济又稳又快的发展已经成为了现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不断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应当使农业经济朝着机械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1]。

1农业信息化的内涵和特点

农业信息化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在农业领域逐渐的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不断的提高生产力，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以及机械化手段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实现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农业信息化的概念界定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发展的。现阶段如何将信息化技术以及机械化手段合理的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对农业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能够成为农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农业信息化涉及的内容范围也比较广，其核心就是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农民生产作业信息化、农村社会经济信息化、农业基础教育信息化、农业科技活动信息化、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信息化及农产品市场信息化等。

2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2.1农业信息化是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农业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一环，现如今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的发展，如何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保障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保障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能够使各项生产要素调动起来，能够使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力，解决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的难题。逐步的深化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从而慢慢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信息化生产、信息化管理，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2]。

2.2农业信息化有利于科学地进行农业生产决策

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人类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决策，但是人类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够对农业生产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准确的预测，比如天气、环境等不可控的因素，气候和环境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个人的经验无法进行准确的决策，这就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的对影响农业生产的各项因素进行监测，可以对土壤的状况，天气状况、湿度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指导农民进行决策，实现农业生产的科学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不可抗力的风险，将农业生产的损失降到最低，保证了农民的利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市场信息的指导下，能够使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更加的高效。

2.3农业信息化能够提高农业生产过程的科学性

在农业信息化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很多仪器设备，实现农业生产的科学性、高效性。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的是，农业信息化是依靠各类信息技术如无线传感器网络、气象卫星等来收集对农业生产有帮助的各类信息，并将收集的信息反馈给农民帮助农民用于决策，这就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保障了农业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3]。

2.4完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

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不断加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的意识，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逐步引导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经济的产业化、信息化，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加强对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农业经济的市场化水平，通过信息化手段把握农业市场的方向。对农业市场的发展形式进行分析，对农业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最后加强政府与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沟通，从而保证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正常运作，对农业活动提供相应的指导，帮助农民进行农业决策，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3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以及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建议

在农业信息化的过程中，信息化技术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人才的信息化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制定和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计划，有针对性的提高信息化技术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带动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充分发挥信息化人才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鼓励政府、学校等培养农业信息化的人才，制定相应的奖罚措施，使得信息化人才能够在农业生产、管理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带动农业信息化的建设。与此同时，还可以整合与共享各相关部门的信息资源，引入社会力量进入农业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擎昊.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探析农业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J].农村经济与科技,20xx,27(6):26-27.

[2]刘艳喆.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影响分析[J].中国农业信息,20xx(1):150-151.

[3]刘绍敏.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南华大学,20xx.

篇9：经济增长论文

不同资源的生产力不一样，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就点明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首要性。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差异较大，资源禀赋状况有着巨大差别。譬如对于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省市，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就小，而对于劳动力是稀缺资源的省市，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大。由此来看，不同的省市，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如何有效使用资源的问题，不同的省市，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规划。

笔者不久前使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资源禀赋情况，从而可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省市的.经济增长路径。

我们在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时，可持续发展都是基于基期的资源禀赋状况、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是最佳的，那么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以后，要素结构比例还处于最佳状态（当然包括技术进步在内，可能改善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

而对于不同的要素结构比例，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漏斗原理”，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个省市要素最为稀缺的因素。可喜的是，一个省市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获得所需的要素。可以想象，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十分低下，而大多数要素又处于严重稀缺状态的省市，经济是很难取得高速增长的。

对全国各省市资源禀赋的分析范围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要素，它们分别是：土地存量、水资源、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开放度等几个方面。

尽管各省市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软件将资源禀赋亲疏程度相差不大的省市归并到一类，结果表明，所有省市可以具体分成7类。

从数据分析来看，广东属于第一类省市，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对外投资比率和固定资本份额指标排名全国第一。这表明广东省在全国属于开放程度最高，资本投资最为充裕的省市。广东省劳动力份额排列全国第四位，不过劳动力素质不高，逊于北京、上海、天津。劳动力成本很高，排列全国第三位，劳动力生产率也次于北京、上海、天津。耕地面积排在全国后列。水资源指标稍强一点，排在全国中游水平。

第二类省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外贸依存度、劳动力成本等。尽管三市的劳动力资源并非丰富，但其人力资本（知识含量）是全国最佳的，分列前三位，劳动力素质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其他省市，上海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达到广东的2.5倍。但是上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全国最高，北京次之。三市的耕地面积、水资源是全国最为稀缺的，位列倒数前三位。三市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北京、天津、上海分列第12、7、6位。

第三类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它们也有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仅次于广东省。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指标可以看出，这类省市是比较外向型的省市。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不过素质不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处于中游水平。

第四类省市包括海南、辽宁和福建省。除了在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力份额、水资源存在一定差距以外，这类省市和第三类比较类似。

第五类包括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

第六类包括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广西、河北、湖北、安徽、重庆等九省市。市场化开放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水资源非常丰富。

第七类包括贵州、云南、青海。三省的资源禀赋情况非常差。绝大多数指标排列全国倒数前几位，如人力资本（知识含量）、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生产率等等。不过三省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全国是最丰富的。 省市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各省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不同。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省市，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才是合适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得根据以上所作的统计分析，对各类省市的资源禀赋特征加以归纳。

1、广东省土地稀缺，不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因此可以发展加工贸易，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资本份额最高，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2、北京、上海、天津的土地、水资源禀赋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不过市场开放，劳动力素质高，加上资本充裕，应该优先发展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服务业。

3、第三类和第四类省市具有很多的相似点，我们合并分析之。对于六大省市，共同的明显特征，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江苏、浙江、山东省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在全国位居前列，可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海南、福建和辽宁省可以凭借港口经济，优先发展发展加工贸易，建设外向型经济大省。加工贸易是一种以“资源换资源”的贸易方式。在发挥地方劳动力资源优势，赚取加工费的同时，加工贸易还带来了我国稀缺的资源和技术。20xx年，辽宁省外贸依存度达到33%，海南省外贸依存度为26%，均远远低于同年全国50%的水平，福建省外贸依存度与全国水平持平。

4、对于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来说，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发展土地密集型产品，必须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可以考虑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的生产。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食品发展迅速，逐渐被很多国家接受。同时绿色有机食品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有百益无一害，备受欢迎，因此目前我们应该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宣传。东北老工业基地、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有机肥料多，气候多样性，再加上传统的栽培技术，可以在绿色有机食品方面大显身手。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加拿大等大国的弱项。

5、对于第六类省市来说，数字分析表明其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这一点在第七类省市上也有所体现。三省属于资源严重失调，仅有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经济增长所需的其他资源十分短缺。

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很多省市均适合发展制造业，但是各省市的实力差距很大，这也决定了各省市地方政府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举措应该存在差异性。

（1）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

样本省市中，只有上海、北京、江苏、黑龙江、云南五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企业主体来看，20xx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77711元/人.年，而上海为140271，高出北京市近80%。同期两市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差无几，北京市为123860，而上海为123303元/人.年。

我们认为，信息制造业也应该是北京、上海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信息制造业作为目前世界的主导产业，它所需要的资源投入与北京、上海当前的禀赋比较吻合，从而能够充分发挥两市的比较优势。当前世界信息产业的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研发、制造都开始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转移。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北京、上海应该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禀赋，尽快发展成为中国信息产业制造业的一个主要中心，为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信息产业技术开发中心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对于具有发展制造业潜力的省市，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作为未来政府工作的要务。根据劳动生

产率的量化公式，提高生产率本质上是效率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体系，增加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存量。 （2）非公经济的贡献率存在差距。

对可获得数据（广东、东北三省等10省市数据不可得）进行分析，浙江比例最高，达到60%，绝大多数省市处在40-50%之间，值得一提的是，20xx年，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8%，甚至低于贵州水平。云南和青海两省比例最低。

数据表明，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不但与贸易有关，而且也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相对而言，对于北京、浙江来说，应该进一步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加快落实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扩大外来资金的带动作用。

（3）不能依赖单一的资源禀赋。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各省市优先发展其资源禀赋密集的产业，从而可以发挥本省市的比较优势，不过我们认为，仅仅发挥静态的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否则就是步入“比较优势陷阱”。譬如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五、六类省市应该发挥土地密集的比较优势，然而现状并不像我们预期中的那样。20xx年排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前十位的省市中，其中有一半的省市耕地面积位列全国末十位。

之所以出现上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如下原因：前面的分析过程暗含着如下一个前提假设：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等同的。而实际上，科技的进步和发明使自然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禀赋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经济增长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结构比例。譬如东北农民可以发挥耕地资源较多的比较优势，生产需要密集投入耕地的大宗农产品，山东、福建农民则可以生产需要耕地投入较少的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因为山东、福建可以依靠其他资源进行替代贫乏的土地资源，从而弥补农业生产的劣势。另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亦不一样。譬如北京市经济发展阶段靠前，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小，相反凭借其突出的技术优势，在农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市。

篇10：经济增长论文

一、引言

在我国现今社会建设中，金融产业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将直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金融产业集聚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形式，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方面知识的研究，对于缩减我国区域经济差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二、金融产业集聚

（一）内涵与特点

金融产业集聚是一个具有动态特征的过程，其不仅包括金融系统规模、资源、结构以及功能方面的演变，也对地区经济发展同金融资源融合的关系进行反映。具体来说，其具有着以下特点：

1）地域性。在不同地域范围中，其在资源与地理环境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会使金融资源开发的能力、条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此，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就需要保证金融资源能够处于一个科学、适合的地域范围内，并结合实际地域条件进行产业集聚，以此在对金融市场空间位置、金融主体进行充分体现的基础上获得更好的协调性。

2）复合性。金融产业集聚是金融工具、货币资金、金融市场等金融资源类型在地域空间上的结合，也是其他产业同金融产业实现复合成本的过程。这种特点的存在，则可以使我们认识到金融产业集聚并不是孤立成本的产物，而是需要同其他产业共同发展的。

3）动态成长性。金融产业集聚具有着动态性的特点，是资产总量、业务种类以及金融机构等部门、资源的一个动态演进过程。

（二）形成模式与动因

1）流行性偏好。对于金融资源来说，其具有着较为明显的流动性特点，并会随着金融电子化、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该种特点能够使信号、金融的流动性获得提升的同时也加快了其区域经济中的集聚。

2）自身成长规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产业是重要的发展核心，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则能够在对金融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推力的同时使金融产业在区域经济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三、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该种效应指的是机构、设施同企业间在密切联系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微观经济单位，能够在空间上起到增加经济效益、降低生产的作用。金融产业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主要具有以下方面：

1）降低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对于很多金融机构来说，其在一般情况下都会集聚在同一个区域中，在这种集聚情况下，则能够帮助一定数量金融产业在地理上邻近特征进行实现的基础上带动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以此在降低生产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同时获得该地区经济的增长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如一个企业在开展项目投资时，如果其没有具有充分的市场信息，在具体投资过程中为了不出现问题则需要花费较高的信息成本。而通过金融中介的加入，则能够帮助该投资者在具体投资之间对项目信息以及目前市场状况等进行合理的判断，并在帮助企业获得信息的同时降低投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将金融机构集聚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则能够在降低投资者交易、信息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有利区域经济获得提升。

2）利于市场流动性提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有效提升了金融产业的流动性。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会使部分区域出现了资金短缺现象，盈余者通过金融中介则能够为金融活动、项目投资资金短缺的企业提供贷款，并为其提供多种类型的资金投资，以此对项目投资风险起到了有效的降低作用。

3）加快金融辅助产业发展。在此种情况下，通过金融相关产业以及金融机构同相关跨行业务的合作，则能够将更多的金融机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此基础上使审计单位、金融培训机构、信用评估机构同金融机构具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通过该情况的实现，则能够在向社会吸引更多顾客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当地金融辅助产业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4）有利于专业人才集聚。在金融产业集聚的情况下，则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在特定区域形成较为庞大的人才市场，且能够为相关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机会。在此种情况，不仅能够有效的提升当地的工作效率与发展水平，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来到该区域内，更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二）金融溢出效应

所谓金融溢出效应，其是指将不同金融机构通过集聚在一个区域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并在此基础上使区域经济增长获得促进与提升。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促进集聚成员知识学习。在此种情况下，企业在投入资源不变、或者降低的情况下则能够获得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信息，这种情况不仅非常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以及知识水平的提升，能够对以往金融活动中由于不同方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降低，而在具体开展金融活动时，各方面成员则可以通过对信息的掌握降低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并以此获得集聚群体竞争力的提升。

2）加速金融溢出。在该集群中，类型各异的机构则能够以内部相互学习的方式对集群间机构的知识总量进行交流与提升，并将这部分知识有效的归己所用。而在非正式沟通的情况下，机构所具有的知识也会出现较快的溢出现象，并因此在提升技术、金融溢出的情况下获得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创新效应与金融辐射效应

所谓金融辐射效应，是指当金融产业具有较高集聚程度时对其周围地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金融产业集聚过程中，其集聚的目的就是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提升，而当该区域集聚程度到达一个水平之后，就会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增长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并因此对周边地区与技术进步产生一个资本积累效应。而对于创新效应来说，其则是指金融机构集聚在知识方面与技术方面所存在的创新效应，由于集聚区域内金融专业的人才非常集中，且不同机构间也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会使更多的信息、金融知识集聚在该区域中。对于该情况来说，其在为相关金融机构带来更为创新信息的同时，也加剧了该区域金融机构的竞争，并因此激发金融机构通过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加快创新等方式获得更佳的竞争地位。可以说，在现今金融信息化、全球化的情况下，金融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需要金融行业能够通过对该模式的良好运用获得更好的发展。

篇11：经济增长论文

摘 要：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我国农业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养育着中国13亿人口。有史以来，农业便被认为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好农业经济不仅能够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还能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基于此，介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情况和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意义，并从区位、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国家政策及国际经济形势等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关键词：农业经济; 增长情况; 影响因素

我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地域、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国家政策及经济形势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将这些影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状况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更好地探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措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情况和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意义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发展速度较慢，年增长率仅有4.15%，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从1980到20xx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2.30%。农业经济增长不仅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也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在维护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稳定以及保证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有助于发现农业经济增长的规律，还对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2.1 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区位因素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位因素就是农业经济发展所在的地理位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达到了960万km2，不同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以及气候条件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首先，距现代化城镇的远近、经营农作物的种类以及集约化程度的不同都会造成农业收益的不同，农业生产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距离对农业经济增长也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德国的经济学家韦伯提出了区位因素的概念，他指出区位因素是在特定地点进行某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地区进行此种经济活动的收益更大。区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条件等措施来予以改善，这样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2.2 资源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2.2.1 自然资源 首先，气候资源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温度、降水等直接影响着当地的农业生产，良好的气候条件能够明显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直接关系着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其次，水文资源也对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发展离不开水文资源，水文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农业经济发展较快，良好的水文条件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再次，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土地是农业生产赖以生存的基础，良好的土地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也产生着较大的影响，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2.2.2 财力资源 农业经济发展离不开财力资源的支持。首先，农业生产需要种子、化肥、农业设备及农药等，这些都需要财力资源的支持，可以说财力资源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情况;其次，在某些资源不足的地区，需要用财力引进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农业生产，而且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农业机械设备不断普及，这也需要财力资源的支持;此外，农业经济发展还需要良好的市场、交通等条件，这也和财力资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财力资源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2.2.3 人力资源 我国农业自动化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主要还是靠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首先，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力资源进行调控;其次，农业生产的发展都需要人的聪明才智，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充分调动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再者，农业发展比较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挥主要在于人力资源，科研人员研究出成果才能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要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教育，以促进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

2.3 科技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能够减少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各种先进农业机械设备的推出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力资源的输出，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其次，在先进的科学技术下不断出现科学的肥料技术、先进的灌溉技术和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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