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丘浚百里借《汉书》名人故事，本文共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欢迎大家分享。本文原稿由网友“迷思白辣椒”提供。
篇1：丘浚百里借《汉书》名人故事
丘浚百里借《汉书》名人故事
丘浚，字仲深，海南琼山人。初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太子太保，至文渊阁大学士（即宰相）等职。
丘浚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他两岁时，父亲病逝。当时，他的母亲李氏还不到三十岁。她很有文才，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在母亲的教导下，小丘浚到五岁的时候，便读完了《诗经》、《论语》；到他六岁的时候，家中虽然度日艰难，但李氏仍然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了本村一所私塾上学。
小丘浚深知自己能上学，靠的是母亲用心血换来的几个钱，因而读起书来也格外刻苦勤奋。别人一两天才能学会的内容，他只用半天就能融会贯通了。老师见他智力超人，仅靠课堂上的内容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主动借书给他看。但是，就这样，仅仅两年的时间，老师个人所有的藏书，就全被他读完了。
于是，他又到处借书读。
有一次，他想读《汉书》这部著作，到处借不到，就去问老师，什么地方能借到这部书。老师告诉他说：“这部书现时很难借到，只有我的一位姓姜的朋友家有此书，不过，他的住处离这里有百十里地，一时无法借到。”
丘浚说：“不怕，我一定要去借。”
老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就为他写了一封信。
丘浚回家对母亲一说，母亲开始不同意，后见儿子主意已定，也就不再阻拦。母亲因他出远门，要向邻居借点白面烙点饼让他带上，可丘浚执意不肯，只带了几个玉米饼子便上路了。
年仅十岁的小丘浚，一边走，一边问，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渴了向人家要碗水喝，天晚了，他就住在破庙里，借着月光看一会儿书。当时正是夏天，虫咬蚊叮，他都不知道；直到困得睁不开眼了，他才放下书本就地睡去。
就这样，丘浚晓行夜宿，一直走了三天半，才来到老师介绍的那位朋友家中。
当时，主人正在家中与人下棋，接过丘浚带来的信一看，也被这孩子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急忙吩咐家人让丘浚洗脸、吃饭，然后去房间休息。
丘浚是专门来借书的，哪有心思去休息？所以，他刚吃完饭，就又去找主人借书了。那姜先生听了，微微一笑，一边继续下棋，一边对他说：“听你的老师讲，你学习刻苦，很有才华，我现在出个对子，你若对得上，我就把书借给你；如对不上，就是只图虚名，学也无用，等你有了才华后再来借书。你看行吗？”
丘浚道：“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先生出上联吧！”
姜先生抬头朝墙壁一看，顺口念道：“墙壁当前，龙不飞，凤不舞，桃不开花，梨不结果，可笑小子”。
这个上联，是取材于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也有取笑丘浚的含义。
丘浚自幼跟着母亲学诗作对，一听便知其含义，今虽求人借书，也不愿低三下四，于是望着棋盘，未加思索地脱口对道：“棋盘之中，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兵无粮草，敢杀将军。”
主人听了，已经明白丘浚对联内含反唇相讥之意，但他也是个爱才之人，听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敢杀将军的卒子，有志气！”
随后，姜先生不但把《汉书》借给了他，并任他挑选了另外一些书，还派人用马将他送回了家中。
从此，丘浚百里借《汉书》的故事，便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篇2：郭守敬借莲花漏名人故事
郭守敬借莲花漏名人故事
郭守敬是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他十五岁那年，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武安天宁寺的和尚，法名子聪。此人深通天文、地理、算数和音律等多种学问，与郭守敬的父亲郭荣交情极深。
这天，两位老朋友坐到一起，又认真切磋起学问来了。子聪拿出一幅莲花漏的拓片，兴致勃勃地介绍道：“这是天圣莲花漏，宋仁宗天圣九年由燕肃创制而成，因其主要器皿都采用莲花、莲蓬和莲叶的.形状，故名‘莲花漏’。
此漏设计精巧，计时甚准。可惜由于战乱，已经失传。我在一节被人打折的石碑上，偶然拓得此图，反复思索，不解其中奥秘。”
子聪的话，郭守敬一字不落地全听到了。他心想，自己虽然早就懂得了利用漏壶滴水计时的道理，也见到过不少玲珑精巧的漏壶。但这种别具一格的莲花漏，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
想到这里，他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便壮着胆子对子聪说：“师父，这莲花漏的拓片请借我半月，一饱眼福。”
子聪深知郭守敬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便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半个月后，子聪来郭家取莲花漏拓片，一进堂屋，郭守敬就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嗓门高高地说：“师父，我摸到一些门道了。”接着，就头头是道他讲起莲花漏各部分的结构和用途，只说得子聪频频点头，啧啧赞叹：“善哉，贤侄真是神童!”
站在一旁的郭荣却直摆手说：“哪是什么神童!你走后，他整日厮守这图，又是写，又是画，还弄了些字针摆弄来摆弄去，瞧，才几天光景，他就人瘦一圈啦!”
子聪听了，更是感动，当即表示，愿带郭守敬去武安紫金山学经深造。
第二天，少年郭守敬胸怀壮志，离开了可爱的故乡。
篇3：借力办事成功更易名人故事
借力办事成功更易名人故事
如果把营销说成钓鱼的话，是钓大鲸鱼，还是钓小鱼比较好呢？当然是大鲸鱼了。由于钓大鲸鱼钓一只可以吃一年，但钓小鱼的话得天天去钓。比尔·盖茨在25年前创业的时候，他就认识到这一点。刚开始他就钓了一条大的鲸鱼。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比尔·盖茨的人际关系法则吧：
第一，利用亲人的关系资源。比尔·盖茨20岁时签到了第一份合约，这份合约是与当时全世界第一强电脑公司--IBM签的。当时，他还是位在大学读书的学生，没有太多的关系资源。他怎能钓到这么大的“鲸鱼”？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原来，比尔·盖茨之所以可以签到这份合约，中间有一个中介人--比尔·盖茨的母亲。比尔·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会董事，妈妈介绍儿子认识董事长，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如果当初比尔·盖茨没有签到IBM这个单子，相信今天的他肯定不会拥有几百亿美元的个人资产。
第二，利用合作伙伴的关系资源。也许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有几位最重要的合伙人--保罗·艾伦及史蒂芬。他们不仅为微软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也贡献出他们的'关系资源。
第三，发展国外朋友，让他们去调查并开拓国外市场。比尔·盖茨一位非常要好的日本朋友彦西为他讲解了很多日本市场的特点，并找到了第一个日本个人电脑项目，从此开辟了日本市场。
第四，雇用聪明、能独立工作且有潜力的人。比尔·盖茨这样讲：“在我的事业中，不得不说我最好的经营决策是必须挑选人才，拥有一个完全信任的人，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一个为你分担忧愁的人。”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此的重视程度。
篇4：名人故事：丘索维金娜再战里约奥运
体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和其他项目相比是非常短暂的，在体操项目中，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很少有体操运动员能够参加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奥运会，不过，现年4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奥克萨娜•丘索维金娜今年却是第七次参加奥运会，她1992年首次代表独联体参加奥运会，至今已经是奥运会的七朝元老。
据路透社8月7日报道，丘索维金娜一直保持着干瘦的身材，以便和那些更年轻的体操选手竞争——后者可能比她17岁的儿子阿利舍尔还要小。7日在参加了女子体操资格赛后，丘索维金娜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比赛的时候，评委打分能够考虑年龄因素那就太好了!”
报道称，在里约奥运会赛场上，这位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体操运动员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当场上的司仪以“活着的传奇”来介绍丘索维金娜时，现场观众响起了一片欢呼喝彩声。
丘索维金娜穿着一身粉白色闪亮的体操服，开始进行自己跳马的第一跳，落地时的微微一跳基本没有影响到情绪，15.166分的成绩证明她来里约奥运会不仅仅是以史上最高龄体操运动员的身份来打酱油的。在进行第二跳时，她的手臂肌肉展现无遗，得到了14.833分。两跳过后，丘索维金娜拿到了14.999的'平均分。
在职业生涯中曾代表苏联、独联体、德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出战的丘索维金娜表示：“我真的很喜欢这项运动，我喜欢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我喜欢走上体操场为观众和我的粉丝们表演。”当记者问到她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时，丘索维金娜说：“我还活着，我很好，这意味着一切都好。”
报道称，虽然丘索维金娜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和她同时代的奥运会冠军克丽•斯特鲁格却觉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说：“能够在这样的年龄保持这样的身材，需要在饮食方面严格控制，这很不容易。与这些年轻人竞争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她做到了。”
斯特鲁格表示：“她有一个孩子，要不停地穿上体操服、保持这样的身材，这么多年来还要一直承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冲击，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丘索维金娜有着坎坷的过去。她同乌兹别克斯坦摔跤运动员克帕诺夫结婚，然后两人共同参加了悉尼奥运会。，2岁的儿子阿利舍罹患癌症，前往德国科隆就医，这是促成丘索维金娜加入德国国籍的重要原因。
丘索维金娜当年在国际体联允许她为德国比赛后表示：“作出加入德国队的决定并不容易，过去几年发生在家里的事情是我到德国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德国体操界人士的帮助，我的儿子可能早就离开人世了。我别无选择，为了支付我儿子治病的高额费用，我必须努力工作。”
多年以来，体操既是丘索维金娜的生活依赖，也是她展示人生故事的舞台。，丘索维金娜犹如女子体操的一颗恒星，光芒未必最亮，但一定存在，可以依靠，可以指引向。
对于自己的家庭，丘索维金娜更是起到了这种支撑作用，她曾对儿子阿利舍说过：“你未痊愈，我不敢老”。这句母子情深的话，不知曾让多少人感动和铭记。这是一位执著的选手，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体现。
篇5：名人故事：“奥运之魂”拥有者-丘索维金娜
确诊
我出生、成长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6岁的时候哥哥带我去了体操班。我很快就成为了思维特兰娜·库兹涅措娃学生，她担任我的教练长达20年，将我培养成一个职业运动员。1991年我代表苏联参加了世锦赛，代表独联体才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而苏联解体以后，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1997年，我的跟腱撕裂，并有一个半赛季无法参赛。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丈夫，参加过三次奥运会的拳击运动员库尔巴诺夫一起利用这个“空窗期”，生下一个孩子。
1999年11月阿里舍尔出生。我当时真的决定，结束体操生涯了。但后来我去熟悉的运动馆的看了一眼，就想要在生完孩子以后迅速恢复，重返赛场。我已经习惯了苗条、紧致的自己，但当时镜子里的自己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总之，我又开始训练了，而且不知不觉回到了竞技场上。当阿里舍尔刚满4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参赛了。2002年9月，我和丈夫一起去了韩国釜山，在那里举办的亚运会上，我和丈夫都参赛了，我为乌兹别克斯坦队赢得了两块金牌。在飞回塔什干之前我给家里打电话，想和我日思夜想的阿里舍尔分享我的喜悦，但却得到一个消息：阿里舍尔病了。好像是肺炎，但并不严重。
那时由于我和丈夫两人都在釜山，阿里舍尔和外婆住在一起。她后来说，阿里舍尔的情况突然恶化，开始咳血，真的就像喷泉一样。她叫了急救车。医生来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通乱忙活，在孩子身边手忙脚乱，跑来跑去。最后，看来是司机最有医疗经验，是他开着车拉着阿里舍尔去了输血研究所。
特别幸运的是，那天血液中心有一个值班的教授，他原来是从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的，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给阿里舍尔做了检查，并起了疑心。他一言不发地就带着孩子去做穿刺了。准确地说没有父母的书面同意他不能这样做。但我们相隔千里，时间宝贵。诊断结果是，阿里舍尔有白血病。
当时我从机场直奔医院。听到诊断结果后腿都软了，觉得自己几乎失去了意识，栽倒在地。医生很理解我的心情，并尽力安慰我。他说，阿里舍尔的病还处于早期，如果尽快采取措施，还可以遏制病情发展。首先为了提高他的血红蛋白指数，阿里舍尔需要输血。当儿子住院的时候，诊断书上显示指数只有20，而正常的指数是150。
当时孩子濒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输血稍稍缓解了情况，但无法彻底停止病情恶化。医生解释说：要找到解决方案可能要花上一个月，如果不开始化疗，孩子可能就会死。
无路可退
后来我们去过塔什干的一个治疗白血病的医院。医生说，六个孩子中可能有一个能存活，而当时和阿里舍尔一起治疗的，没有一个活下来。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儿童肿瘤科，孩子第一周是在输血中心住院，但实际上输血中心是不能收治此类病人的。正常医院该有的条件那里根本没有，真是一言难尽。详细点儿说就是，输液瓶挂在拖把头上，所有人都用一个公共厕所——男人，女人和孩子。
角落里对着成山的漂白粉——就用那个消毒。孩子在输血，桌子上还有老大的蟑螂跑来跑去……一次性注射器也没有，除非你自己带。一般的针头煮一煮就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十次。但是我们的医生非常好，他用很细的导管给阿里舍尔注射，后来就连德国的医生都对他做出的工作很惊讶。那是医院里唯一一根导管，是我们找路子弄来的，我们竭尽全力保证不要丢了上面的塑料阀，不然就要整个丢掉了。后来我们去德国的时候看到，那里导管堆成山。用完一次就扔了，而我们不得不把唯一的导管当眼珠子一样捧着。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德国诊所里想着那些因为基本医疗设备短缺而死去的人们。太可怕了!
此外医疗费用真的非常昂贵。在阿里舍尔被确诊白血病的头几个月我们几乎花光了毕生积蓄。卖掉了塔什干的四套房子，两辆车，但还是捉襟见肘。我们卖房子得了六千美元，而光化疗用的胶囊就要三千欧元。房子肯定是卖便宜了，因为当时我们等不起，就挑一个最好的买家卖掉了。他说多少钱我们都同意。房子几乎白送，我们也是很伤心的，要知道我父母工作了一生就为了得到这套房子。
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承诺给亚运会冠军奖金，一块金牌奖励五千美金。我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拿了两块金牌和银牌，怎么说至少也能拿到一万美元。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好像丘索维金娜好像在诉苦。但刚好我那时非常需要钱，因为阿里舍尔刚查出白血病。2003年世界锦标赛后历史重演，我又拿了金牌，但还是没有奖金。要知道在这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从来没有赢过世界锦标赛。
一开始还有人跟我说：“奥柯桑娜，有什么困难就说，别害羞。”当我确定参赛后，“煮熟的鸭子”就飞了。总是这样，就像柠檬一样，把你挤干了就扔了。试图撼动政府是没用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协会倒是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写了信，卡里莫夫让两个公司给我转钱。但是要等到钱来，我儿子可能早就死了。第一个管钱的部门不理会国家首脑的命令，怎么也不肯转钱，第二个管钱的部门一年后才汇来了一万五千美元。阿里舍尔那时候已经转院了。
转机与阻碍
从塔什干医院出来后，我们去过莫斯科。莫斯科的医院情况要好很多，但那些有钱和有关系的人都把孩子送去科隆，也就是后来阿里舍尔治病的地方。
我从1996年开始就开始为德国体操俱乐部比赛。一次比赛能有一千欧元的收入，一个赛季能有四千欧元。报酬，老实说，不算多，毕竟我们不是足球运动员。但我们总是用一句老话安慰自己：钱不等于幸福。但正是科隆俱乐部救了阿里舍尔的命。
当我明白，在家等待帮助是没用的'时候，就开始想着摔倒的人爬起来以后该去哪里。我不觉得绝望，是觉得一定能找到办法。2003年，通过几个德国朋友我拿到了儿童白血病诊所的地址。我把阿里舍尔留在莫斯科，搭上第一趟飞往德国的飞机。在柏林给医生看了诊断书。医生确认了诊断。诊所还有空床位，但治疗需要12万欧元，我连一半都凑不上。这时我的德国俱乐部为我做了担保。我甚至没有来得及问他们。他们就对我说：”奥柯桑娜，你的儿子有困难，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帮他。”我到德国后不到一个月，阿里舍尔就已经在德国治疗了。
12万欧元，就算我参加比赛到死也还不完。德国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媒体也开始为阿里舍尔筹款。在新年之前，许多当地电视台来医院采访，给我儿子拍短片，并公开了一个银行捐款账户。在比赛时俱乐部经理宣布，所有给我捐款的观众，无论捐多少，都能享受优惠。俱乐部还给我们在科隆租了房子并为我们付房租。半年以后我办下了德国的工作签证，买了医疗保险，这样阿里舍尔的药品就免费了。这简直拯救了我们。
但2003年我被乌兹别克斯坦禁止去德国，虽然我2002年底才刚刚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一个世界冠军，照理应该得到理解。但不，不断有人对我说，我要捍卫祖国的荣誉。我试图解释，除了孩子的健康我别的什么都不在乎，我儿子命悬一线。当时还有人指控我缺乏爱国主义，自私自利，还有种种其他罪名。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协会召开了会议，号召所有人投票反对我离开。其中一个代表甚至说我早就想移民了，这次是利用了孩子的病。如果他敢在我面前这么说，我一定会朝他开枪，或者掐死他。我们的人民不会为他人着想，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在参会者中还有我曾经的教练思维特兰娜·库兹涅措娃，她也拒绝站在我这边。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2002年她作为教练陪我一起飞去了德国，但很快就返回了，理由是她家人都在塔什干。我说：“对不起，我的家人都在科隆，儿子在科隆的医院里，我一步也不会离开他。”后来也有很多人讨论我的“变节”。都说我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丢下培养自己那么多年的教练，突然跑去德国。就好像我跑去竞争对手那里，不是为了救我的孩子!库兹涅措娃也有儿子、女儿和孙女。我说过：“思维特兰娜，您自己也是母亲，奶奶，想想如果您站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但她没听进去，我非常痛苦也非常生气。后来我在奥运会上又碰到了她，这是命运的捉弄。库兹涅措娃是当时跳马比赛的评委。我们当时甚至一句话也没说，打了个招呼，就像不太熟的人，就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了。我不是个记仇的人。重要的是儿子能康复。
漫长的治疗
儿子在科隆安顿好了之后，我继续工作。我必须比赛，为他的治疗挣钱。当时即使是我离开赛场，肯定也救不了阿里舍尔。要是退役，我就会坐在挂在拖把头上的输液瓶下面，看着儿子死去……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虽然德国人并没有逼我，他们说：“奥柯桑娜，如果你可以参加训练，那很好。如果不能，我们就等等。”
当有人开始给阿里舍尔捐款时，我们决定要用它偿还科隆俱乐部借给我们的钱。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为我们付了多少钱，我确信没有人对我们说过一句责难的话。在西方，慈善不是空话，也不是给一个卢布换得一个金币的公关活动。
但我还是为了偿还债务继续训练参加各类比赛。过去的苦难还在我脑中萦绕。如果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床边，我会发疯。在医院的氛围中，弥漫着死亡和疾病的气息。周围的环境给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很需要新鲜空气，不然会出现幻觉，就好像被手掐住了喉咙，无法呼吸。我走进运动馆，训练，尽量不去想这些事，但还是无法完全不想儿子。尤其是在诊断报告恶化了的时候。
科隆的诊所的确非常现代化和干净，医疗人员都很专业，周到，但那里还是不断有孩子去世。准确的说是每天都有。他们的病太危险了。有时候旁边的病房传来小小的女人的啜泣声，很明显：又有个孩子走了……我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阿里舍尔会问：“妈妈，发生什么了?”我必须坚强，不表现出心里的忧虑。如果没有丈夫的侄女特地飞来德国照料我们，我自己可能办不到这些事。有时候我会飞去美国两周，在那里训练和比赛。有一天我接到科隆来的电话：丈夫哭了。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跟我的孩子一样。丈夫说：“奥柯桑娜，快回来吧，我没法看着这些，太痛苦了。”当时阿里舍尔在做手术，导管要从头穿进去，穿过整个身体……语言是没法描述那种感觉的。只有亲眼见过一次你才能明白，但最好永远也不要看见那种场景。
阿里舍尔的第一次化疗很顺利，但第二次的效果明显减弱了，他甚至没法从轮椅里站起来，手脚都变得很瘦弱，就跟火柴杆儿似的。他完全不吃饭，化疗总是会让人没胃口。为了维持他的身体运行，医生开了可的松，这是一种专门用来补充碳水化合物，维持新陈代谢的药物。吃了这个药阿里舍尔脸部浮肿，肚子鼓气。孩子没有力气，脖子都没法支撑脑袋，腿没法支撑身体，他日渐消瘦得前胸贴后背，瘫在轮椅里。第三次化疗以后他连话也说不了，只能嘴里咕噜咕噜地，用手指比划。如果我们没法明白他要什么，他马上就会哭起来，变得神经紧张。这是最可怕的：你唯一的孩子受到痛苦折磨，但你完全无能为力。有半年阿里舍尔都没能从轮椅里站起来，后来有一整年都没法讲话。当化疗结束，儿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又慢慢回来了。
我一直都坚信我能救活自己的儿子。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也没想过要放弃。虽然各种情况都出现过。
我最好讲讲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收到过一个六岁美国小女孩的来信，她在信封里放了五美元。她本来是想攒钱买芭比娃娃，但后来听说了阿里舍尔的事情就决定捐给他，因为他更需要。另一个姑娘寄来了自己织的毯子，好让阿里舍尔夜里不会冻着。我看着这些就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胜利。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包裹、信件络绎不绝。帮助主要来自远隔重洋的国家。我再说一遍，在那些国家人们早就不把慈善看做胡闹或者胡思乱想的事情了。我不想说有些人是残忍和冷漠的，但外国人的确慷慨且乐于助人，但这也许是整体文化的关系。我很多次看到，一个人走进超市，花上五欧元，十欧元，不是放进自己的钱包而是放进捐款箱，帮助无家可归者或者帮助生病的孩子。但在我们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捐款却是很奇怪的：所有人都会在漂亮口号的遮掩下，偷走善款。
考验与劫难之后
不幸中的万幸是，阿里舍尔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生病。他不记得自己有过健康的时候，以为疼痛、治疗、诊断都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情况变糟的时候，他就忍着，情况转好的时候，他就期待着可以出去玩。如果长大点才得病，就会有许多困难。数据也支持这一点，13至14岁的孩子是最容易去世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化疗更困难，而是因为他们从精神上枯萎了，缴械投降了。
在德国这些年，儿子已经忘了许多他遭过的罪。他也不怕医生，相反能很平静地去医院，他知道，先抽血，之后医生就会给他一个信封。而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一看到白大褂阿里舍尔就歇斯底里。那里一切都很粗暴：抓住孩子，摁到椅子上，打针。
现在阿里舍尔基本已经康复了，但在未来七年的时间里他还是需要每三个月复诊一次。医生们甚至允许我儿子做运动，他还报了体操班。他自己说非常喜欢体操。一个月前他还获得了科隆少年组男子全能赛冠军。我觉得这又荒唐又奇迹!我很久没有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的欢呼了。这跟我自己参赛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看见阿里舍尔在开始前很紧张，但他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又是那么高兴!阿里舍尔的母语是德语。他说俄语有点儿口音，有时候还找不到词儿。因此我也会带他来俄罗斯，好让他不要忘记俄语，不要拒绝俄语。
如果还有力气，为什么要退役?我喜欢比赛。我想赢得奥运金牌。在和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小姑娘们比赛的时候，我会对她们说：“你生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拿金牌了。”当然，在赛场上，过去的成绩都没有意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评委不管你是谁，还是会眼皮都不抬地给你的失误扣分。
顺带一说，许多1992代表我们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参加巴塞罗那奥运或的姑娘现在都去了国外。塔尼亚·雷先科在美国当律师，还有思维塔·博金斯卡娅、娜塔莎·卡里宁娜，塔尼亚·古促都在美国……如果不是阿里舍尔的病，我从来没想过移民德国，哪儿也不打算去。现在我知道，我的儿子不会在没有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在他人的玩忽职守和冷漠中死去。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记得自己的故乡。但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唯一的孩子的人。我是一个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