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分析论文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分析论文，本文共8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本文原稿由网友“ohYeol”提供。

篇1：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分析论文

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分析论文

一、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的共同性

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最大的共性是音乐发展。其次在创造性、真实性和互动性上都有相同的地方。音乐的主体在于演唱家和作曲家，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的互动性就是体现在演唱家和作曲家上的。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要根据演唱家的音色、音域和演唱的风格来确定创作的目标，同时演唱家也要选择符合自己个人特色的音乐作品来演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明确的角色定位也是独具匠心的体现，一方面让创造的成果变得鲜明和形象具体，另一方面使得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音乐作品。音乐的真实性是对音乐创作的一种检验方式，可以避免在创作的过程中出现夸大和虚假的现象。演唱家和作曲家要通过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的共性来让音乐变得更加完美与和谐，提升其审美价值。音乐创作的真实性决定音乐创作质量的好坏，同时也关系到了音乐作品魅力的发挥。作曲家对于音乐的创作需要音乐理论研究的支撑，这是将两者共性相结合的体现，而演唱家在演绎歌曲的时候，也要赋予音乐强大的表现力。音乐理论起到了使音乐创作的成果更加具体、鲜明的作用，并能让音乐创作成品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欢迎，让音乐创作者在创作中发挥最大的潜力。音乐理论最大的检验成果就是音乐创作。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在传递音乐信息时具有准确性、积极性和真实性，音乐不是浮夸和虚伪的产物，具有真实性、创造性的音乐作品才能更加自然的贴近我们的生活。音乐创作的目的就是音乐理论研究的目的，在实际的发展中，音乐理论研究与创作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互动，才能够好地表达音乐的内涵。

二、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发展的具体路径

1.对多层次与多学科音乐展开探索

开展对多层次与多学科的音乐的研究与探索，一方面能够提高专业的音乐技能水平，另一方向还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践探索的经验与能力。各种综合性的探索都对音乐创新与音乐理论做了深层次的扩展分析。但现在的音乐研究中，在深层次的扩展方面还是较为薄弱的，因此需要增加研究的层次性，这也是提升理论水平的一个前提。在音乐的综合发展上，音乐创作需要通过音乐理论研究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在音乐中投入理论研究，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多层次的音乐创作，才能实现研究领域的实用性和严谨性。同时音乐的发展不能局限在一个学科中，多学科的音乐共同发展才能丰富音乐的内涵。

2.增强综合性研究

综合性的研究是以扩展专业音乐学习的深度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要增加在音乐方面的深层次研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提高音乐创作的理论水平。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较少的，为了促进音乐的不断发展，在加强综合性研究中，要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扩展音乐理论研究视野的根本。只有提高音乐理论研究的严谨性，才能不断地推进音乐创作的发展，才能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来指导音乐创作。

3.结合古代音乐发展现代音乐

现代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古代音乐理论的积累，而现代音乐的成功是建立在古代音乐的基础上的，音乐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古代音乐理论是现代音乐创作的动机，同时是领略音乐创作的精髓的根本。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中，存在大量的音乐创作材料，它们以历史的形式将古代的`音乐创作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些音乐材料直接或者间接地给现代的音乐创作以及音乐理论研究提供了资料参考。全面地掌握古代音乐创作的发展规律，并将其有效地和现代音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研究成果是现代音乐的目标。古代音乐已经是一种音乐的标志，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其彰显了古代人民杰出的音乐思维能力。例如在《乐记》中，古代音乐的深度就被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古代乐器的创新，也为现代音乐的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和创作实践经验。我国音乐的发展在古代就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也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音乐创作方法，其中创作的手法多种多样，风格均不相同，各具内涵，并且在音域的研究上获得了不小的成果。从现代的音乐中不难看出，很多音乐创作都对古代的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参考，部分创作的方法也是借鉴了古代音乐的成功案例，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音乐给现代音乐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音乐的规律或直或弯、或明或暗，与现代音乐中结合起来，就能体现出我国音乐的连续性和规律性，这是古代音乐延续至今的原因，也是古代音乐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现代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时，好好把握与耐心探寻，这样才能扩展我们的音乐思维，解除固定音乐模式的限制。让现代音乐和古代音乐的历史感相融合，将古代音乐的传统性和民族性发挥到现代音乐中，并对这些特质进行理论的研究，发挥其作用，不断地完善音乐理论的知识，才能对以后的音乐创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在音乐理论研究中，音乐创作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是互相联系互相发展的，音乐创作不能缺少音乐理论的理性分析与归纳，同时音乐理论研究也不能缺少音乐创作的实践。在现代音乐的发展中，只有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理论共同进步，才能实现音乐更快更好地发展。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要合理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层次进行有效的扩展。同时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对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开展创新，才能促进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篇2：[音乐论文]谈高中电脑音乐创作教学

[音乐论文]谈高中电脑音乐创作教学

内容摘要

“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是捷克大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家夸美纽斯（1592―1670 ) 的名言。他在首倡普及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百科全书式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四阶段学制 ( 幼、小、中、大 )、确立学期、学年、寒暑假、班级制、直观性、自觉性、系统性、量力性等等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兴趣教学的至理名言, 对后世及全世界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起到了硕大和深远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以学生的兴趣所在作为开展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教学环境，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同时更大程度地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计算机在中学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中的运用为“电脑音乐创作教学”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音乐作曲软件的开发利用则成为“电脑音乐创作教学”得以开展的保证，同时为学生今后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电脑音乐创作课的教学，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提升了同学们对音乐的兴趣，同时巩固和发展了学生基本的音乐素养。因此，电脑音乐创作教学是一种先进的新型教学模式，它的推广和普及必将对我们的中学乃至所有阶段的音乐教学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的过程中，为了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问题。笔者在高中音乐课的教学实践中，对利用电脑音乐创作系统进行创作教学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高中 电脑 音乐创作教学 创新素质

这是高中学生的一节音乐课：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讨论逐步完成一首小乐曲的“创作”：输入主旋律、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从教师设定的若干伴奏音型和“鼓底”（节奏型）中选择相应的，调整各轨的音色、音量并不断回放、修改。教师则利用电子课堂系统进行监控，随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由于可以利用音乐软件将自己的音乐主张转变为乐曲，体会创作成功后的成就感，同学们学习得愉快而主动，课堂氛围轻松和谐。

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使这些高中生对音乐课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教学模式并被推广吗？它是否预示了今后音乐课发展的一个方向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这些问题做了一系列的探索。

一．进行“音乐创作教学\"的可行性

1.倡导创新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是实施应试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向素质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转变的必然结果

所谓创新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是指在基础阶段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实践。应试教育（www.xfhttp.co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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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论文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论文

会计理论是对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概念、会计原则以及它们对会计实务的指导关系所作的系统说明。纵观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于规范会计研究，实证研究较为少见。近年来，实证研究又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打破规范会计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固然不错，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有失偏颇。

一、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对比

规范研究方法是指通过强调演绎方法对会计理论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规范会计理论。规范研究方法所强凋的是世界应该如何来运行，而不关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它试图判定“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什么”。它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即从已有的科学结论、原理和定律出发，推知另一个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演绎方法。演绎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其中每一个事物必须具有，所以，从一般必然推知个别。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要求其前提正确，推理严密。只要前提是经过实证的科学事实，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可靠的逻辑关系，那么，所得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有效的。规范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建立会计目标为起点，一旦目标被界定，就必须描述某些关键性的定义和假设。基于这些定义和假设，便可展开对会计目标实现过程的'逻辑结构研究。因此，规范性会计理论主张不应受会计实务的影响去发展会计理论，强凋会计理论应当高于会计实践并指导会计实践。规范会计理论下的会计模式都是先假定会计目标再继而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由于目前人们对会计目标认知上的差异，根据单一目标建立起来的会计模式，在会计信息已成为公共信息的今天，其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怀疑。

实证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指以事实结果为标准，验证与衡量理论或观点、假说的正确性。它是指通过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况，由观察数据产生的相互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近似的正确性的一种方法。实证研究被引入会计领域是时代的要求，是会计学发展的必然。现代社会中，为决策服务的预测成为焦点性的问题，会计领域必须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向决策部门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对会计信息的利用者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尤其对有效市场假设进行的大规模实验验证的结果给规范会计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些经验结果表明，规范会计赖以生存的某些假定条件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实证经济理论引入了会计领域，实证研究逐渐引起会计界人士的重视。其具体背景是，1976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詹森在斯坦福大学主持会计讲座期间，首先提出应以实证方法从事会计研究。1978年，美国会计学家瓦茨和齐默尔曼合作发表了“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一文，1979年，两人又合作发表了“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一文，这是最早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此后，这一理论逐渐系统化。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两位教授所在的罗彻斯特大学也因此脱颖而出，实证会计研究硕果累累，因而人们将实证会计学派称之为“罗彻斯特学派”。

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所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并寻找出这些会计现象发生的原因。它是以经验与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新理论。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会计实务是发展会计理论的基础，从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现象中推导出隐含的会计理论。因此，实证会计研究总是既将理论作为终点，又将理论作为起点。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一般是：确立研究课题→寻找相关理论→提出假设或命题→使假设或命题可操作化→设计研究方案→搜集数据资料→分析数据以检测假设或命题→分析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中，大致可概括为：（1）提出了有效假设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2）研究会计赢利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3）对竞争性假设的实证检验；（4）对会计信息与破产风险的相关性进行验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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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论文

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论文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映殖民主义统治下以文学形式反映第三世界生活的后殖民文学，进一步探究诸如语言问题、教育问题、民族文化与文学等问题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及文化视域下集中表达后殖民思潮的理论主旨等方面。本文拟以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当代文化翻译批评理论中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建设给予批判性提问和参与性思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后殖民主义俨然成为一个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否则将导致翻译过程中无法彰显不同文化间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仅如此，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翻译文本，还会深入剖析其译文与其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宗教、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也考虑在颠覆现存地缘政治权力体系，重构国际正义的政治框架中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实，早在二战后就产生了“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用以代指那些独立的（前）殖民国家。首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认为“orientalism”有三种含义，而汉语则是无法翻译的。第一层是指传统意义的学科名称“东方学”；第二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渊源；第三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后殖民主义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从特定的特权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关注文本的文化转向，促使文化翻译应运而生。萨义德认为尽管产生冲突和矛盾，但是不能脱离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语境。然而，应该看到一直以来，语言学的对等论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翻译比语言学翻译更具现实的进步性。1972年，美国翻译学者霍姆斯（James Holmes）首次公开发表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把“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至此，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此后，翻译学蓬勃发展，并且在中西方丰富的理论源泉之中派生出诸多支派，其中便有以“后殖民翻译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派。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是由后殖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同时结合诸多学科最终结合而成。

1978年，萨义德（Edward W.Said）出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涉及范畴的广度和深度，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延伸，最终影响现当代文化批评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自有殖民行为以来，人类历史就有关于殖民主义的批评，人类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历史悠久，萨义德在《后殖民与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三章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反殖思想家。二战后，多数殖民国家在历经长期的战争洗礼后，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但他们随后发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国家采取种种方式，通过诸如宗教文化等方式继续对这些独立后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这段时期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独立后的国家的殖民控制问题，后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侧重关注文化，关注知识范畴内的讨论，萨义德是后殖民的开创者，他着重关注后殖民主义与深入探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特征，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采用其他学科视角，探寻后殖民主义中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批评局面。罗伯特·杨（Robert Young）赞同伊格尔顿的说法，一门学科需从对开创者的理论批评入手，研究后殖民主义必须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入手。基于后来不断对文本解读及其思想的研究，壮大后殖民主义批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文本表现出来，事实上人任何表现都是根植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语境。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也就不存在纯粹且客观的表现。萨义德认为，虽然西方对于东方的表现是一直行走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轨道上，但自古希腊时代到当代，几乎无人能摆脱东方主义思想的约束，即使像马克思这样坚定地从东方立场出发，严厉地批判西方的西方学者也是如此。

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势不可挡，现如今传统译学无法忽视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同时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文本内涵都能帮助译者更深层次地挖掘两种不同文化的内质，绝大多数的翻译学者们都迫不及待、毫不犹豫地投入后殖民理论的怀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格式的对等转向文化内涵的体现。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已经内化在译者的意识中，译者往往把自己的阐释结构嫁接到殖民地环境中，将殖民者的文化投射到异己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书写。译者通过翻译文本，不仅实现对两种语言的互通，更注重源语中蕴含的文化意涵，并通过合适的译语表达出来。此时，译者不仅具备双语的身份，还具备两种语言的文化，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后殖民的文学，首先要认真解读的是萨义德关于英美文学经典所进行的后殖民式解读。萨义德在著作中，即《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重新解读了西方文学经典，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开启全新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重读经典文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因为萨义德在文本解读中引入了后殖民主义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英美文学研究。简单地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运用的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是在东方主义批评的视域下，将文学研究扩展至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从而使得单纯的文本解读衍生为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批评。翻译的过程不仅研究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玛丽·霍恩比突破了固有的翻译定义，认为翻译仅仅涵盖于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把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不具备自身的特质。苏珊·巴斯内特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认为两者均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应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强调翻译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语言的互通，而是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

引入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翻译的效果，以期提高文化翻译的`水平，增强译者的责任感和创造力。汉斯·费米尔认为翻译主要体现文化迁移，强烈反对把翻译看做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汉斯·费米尔看来，进行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首先应具备双重文化背景（甚至可以更多），因为翻译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于原语和译语的把握，然后才把语言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要修正传统的翻译原则和翻译原理，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不是静态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行为，是一种在时代背景影响下的跨文化交流行为。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翻译文本，能够实现对文化的翻译。建构后殖民主义视角中的文化翻译的间质空间，能够实现翻译不夹杂其他色彩的、纯粹的文本。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改变了在语言学范畴内研究翻译的传统观念，把翻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正如萨义德所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仅因为它是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也就是被欧化的东方。所以我们（尤其是东方的作者或者译者）必须注意，不能驯服自我、屈服民族灵魂和民族文化进行写作或翻译，这并不是为了自我本身的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或是接受，也许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东方化的行为，使得本身对东方存在不良企图的西方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想当然的理解。

三、结语

将后殖民的文化翻译理论运用于文本翻译的过程，形成一种适应当前翻译的理论构想。对源语文本进行释读，首先关注的是语音层次，这是文本最基本的层次，是文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能够拓宽各自的研究视野，增强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认识。语音层次为文本的其他三个层次提供物质基础，尤其是语义层次。语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特定的有机的世界，世界则是基于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背景下而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用语言书写自身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如何把握且较准确地翻译文本，其重要途径之一是借助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借鉴国内外翻译理论，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给现有的文化翻译注入新的活力，以期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为更好地进行文本翻译工作提供新的角度。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集多语境多学科于一体的批评理论，由于人们对自我中心主义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开始消除原本担心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不同语言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认识到杂合化作为文化和翻译策略的优越性，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翻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值得中国翻译界深思。

篇5：经济分析引入法学理论研究的论文

经济分析引入法学理论研究的论文

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碰撞，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主要由一些经济学家担纲，他们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渐渐形成了法律经济学。之后，得益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法律经济学在我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经历了从简单的理论引进阶段发展到吸收、创新阶段[1]。当然主流学术界对经济学说过多地渗入法学一直有点排斥，这使得其被冠以边缘学科的帽子。其实法律经济学不是改变法律运行的结果，而是换一种角度来思考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从其方法论上看，法律经济学还是走的实证分析主义的路子，适当的引入经济学的观点，采用世俗化的方式未必不是回应法学是一门科学的质疑之声的出路。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设计法律规则、有效的政策选择和结果方面的能力强烈地吸引了每一个人，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当法学陷入严重困惑和纷争的时候，法律经济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肩负起了改进方法，扩展领域的重任，将经济学这一在现代社会被更适当地看作方法论的学科和工具用于解决法律问题，以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

一、波斯纳实用主义构建性的思维进路

《法律的经济分析》所透露的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对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革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其对现在和未来高度负责的处理问题的进路。这种进路不靠任何基础获得，包括其本身也不提供任何基础。波斯纳说过，“实用主义是一种无须基础的生活哲学”。这说明了波斯纳实用主义的价值就是颠覆脑海中固有的习以为常的东西。

在波斯纳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把形而上的法律问题变成科学问题处理的最佳方式，并且能解释很多法律问题，其逻辑基础在于法律推理的隐含结构有很多是经济学的，而且“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有人认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变种，其实不然，波斯纳先生是不承认其将一个终极价值视为不可逾越的目标和尺度的，他多次宣称：“当效率这个术语在本书中被用来指称能使价值得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时，其充当社会决策的伦理标准之功能是有限的”无论波斯纳对于现行普通法是否进行了正确的解释，他已经做了与这同样重要的事情，在试图证明法律是有效率的过程中，他已经证明了不是现行法律，而是现行法律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统一性，我们不知道法律是不是有效率的，但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是有效率的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将使法律学习从相互分离的组合转变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波斯纳的论断，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毋庸质疑对我们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是有用的。

二、法律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倾向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其中，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

韦伯认为，法律对社会的辅助作用取决于法律必须维持其本身的自主性，在此意义上，即便是现代法也是有意识形态的。波斯纳显然对韦伯所认为的法学的自主性不认同，正因为波斯纳否定了法学本身的基础，所以认为韦伯通过建立一些描述历史的宏大理想模式来预测历史趋势的，归纳性和预言式的方法论，相对于大部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来说是不科学的，对法律研究不是有用的工具。因而波斯纳主张，需要借鉴经济学中有条件的预测，假设——推演的模型作为社会法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在实用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细致地展开辨析、反驳、论证。” [3]

考虑到人们的行为和法律本身的复杂性，波斯纳认为，从经济学上的假设所衍生出的`理论可以预测人们如何行为，这些理论包括理性选择、价格与需求的反向关系、资源以最高价值被利用即实现了效率。但这种对人们行为的预测，是建立在人们所渴求的好的事物是有效用的个人理性假设之上，如果人们基于无意识目的作出行为，效用又应当如何衡量?转向法律的经济分析实际上是跨越了行为的复杂性。

此外法律在判断是否有效之前必须确切的知道“价值”对主体来说是什么。《法律的经济分析》里的价值标准采用了经济学中的“效用”来衡量：使社会的整体“价值能被达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4]。对于单单采用财富最大化作为唯一价值标准，波斯纳也承认并深知其有严重缺陷——即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并不能保证财富的分配是平均的，更不用说人人的幸福都得到改善。即这个标准是会忽视公平和(他的批评者眼中的)正义的，但是他的回答就是可以由法官来“把饼做大”，至于分配正义，那是立法者的事情，而且他努力论证并且尝试让一切人类生活领域都化为自由市场、自愿交易的形式，因为在自愿交一种人人都是获益者，所以必然逐步达至分配的公平。但是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事实上就连这种听起来非常合理的自由市场理论，也是与财富最大化本身所矛盾的。在波斯纳先生的很多论著中都提到政府(在美国既包含司法也包含行政)有义务去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即采取一种政策性的司法手段去促进社会向着财富最大化的方向前进，这正好是波斯纳先生所最为不能接受的——非自由的市场。可见，他所追求和宣扬的价值是矛盾的，两者权衡，最后的胜者一定是他奉为至上规则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我们不禁可以反思：经济分析的进路是否将法律规则简单化，刻意避免道德因素的作用，越过了对价值观的分析。有学者批评说，法律经济学恰恰反映的是在经济学的工具改造中对工具的崇拜，对价值的放弃。

三、结语

诚如林立先生所指出的，经济学的分析进路的确在整个社会学体系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任何学术理论都应该是谦抑的、谨守本分的，所以将其用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析并且要求指导法律甚至整个人类伦理学的价值构建，就显得力不从心且显得有点霸道了。法律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过程，应该是将其基本规律融入整人类个社会的发展和福祉，深入研究整体与个人、国家、社会的利益交织的过程，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分析在法律研究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和方法论作用，又要高度重视人文关怀的作用，使良善之法和健全之法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并最终在人类的整体进步中有所增益。

篇6：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研究论文

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研究论文

成本效益分析较多地运用于对工程项目可能方案的选择，主要是通过比较各种备选方案剔除成本后的净效益，进而判断备选方案的经济性。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理解为“用系统的方法来考虑决策方案的成本和效果”，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辅助决策的工具，通过它可以确定哪种是实现特定教育目标最为有效的方式。随着教育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开始逐渐成为教育成本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重要地位

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学人数的大幅增加，对于教育经费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相对于稀缺的教育经费资源，如何保证教育产出的质量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系统任务。在此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对于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助于更好地筹集教育资金。从投资角度来看，尽管教育具有较强的外溢作用，特别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教育依然无法通过市场行为来实现均衡，教育注定是一项消耗性工程。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或国家而言，是一种公共物品，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为满足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这一机制只有由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来提供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政府在教育投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整个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保障作用。因此，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利于发挥教育财务管理在筹集资金方而的积极作用，用真实的成本效益分析数据来向国家财政部门筹集预算内的教育资金。

有助于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是将各种具有价值的人、财、物，按照某种规则进行排列组合，使得经过重新组合后的资源能够发挥更大效用。资源相比较于人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和稀缺的，当社会需要不停扩张时，就会出现资源难以满足需要这一社会普遍问题。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发挥其最大效能，是对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要求。教育资源配置就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合理地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各个部门和机构中去，以便能发挥教育资源更大的作用。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如何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之间，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基本建设之间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如何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教育资源配置是一项十分复杂、困难的工作。要使教育资源发挥应有的效应，教育资源的配置就要做到既符合需要，又体现公平效率，否则就会出现教育浪费现象。因此，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考虑我国教育投入的现实状况，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教育、不同类别教育和不同层次教育等的要求，坚持将教育资源投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既促进教育发展，也体现教育公平。

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调节教育资金。加强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应该看到，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实中，教育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育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因素又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更要从实际出发，保证教育资源的配置具有针对性，更富有效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基本确立了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社会运行机制，作为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基地的教育系统，也必然参与这个新型循环。但是，由于教育系统自身所固有的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一方而需要计划机制进行宏观上的供需调节，另一方而也必须引入市场调节手段和方式。因此，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将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调节教育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使教育投资更贴近实际，更趋于合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资金调节作用。

二、影响教育成本效益提高的因素分析

提高教育成本效益的关键在于进行准确的教育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帮助进行教育决策的工具，成本效益分析并非十全十关、无所不能。和其他分析方法一样，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成效取决于对这些因素是否有全而的认识，以及能否对其做出恰当的处理。一般而言，影响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目标约束。任何决策都必须首先明确其活动目标，目标既是决策的出发点，又是决策的归宿点。没有相应的决策目标，决策者无法拟定具体的备选方案，更不要说为了选择优化方案而进行评估和比较。那么，如何确定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呢?某项行为方案是否可取，要看该行为方案的效益是否超过成本，或者至少相等。只有这样，教育决策者才会认为值得，行为本身所需资源也才能得以保障。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评估行为方案时，一定要注意分析方案的整体效益，既要实现重点目标，也应兼顾其他目标。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而对许多复杂问题时，并不能够保证从一开始就有十分清晰的决策目标，问题的紧迫性也不允许决策者等到总目标都完全弄清了再选择决策方案。因此，需要他们根据已掌握的部分信息，确定短期的.、局域胜的小目标，先从解决紧迫的、局部的问题入手，一边了解情况，一边解决问题，逐渐明确总体的决策目标。

物质约束。决策是为了实施，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决策是否可行，取决于主观、客观的许多因素，要认真分析比较，使人力、物力、时间、技术等各方而都得到保证。超出现实条件，片而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这样的决策只能是欲速不达，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反而会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成本不必要的增长。因此，在成本分析过程中要考虑客观物质条件的约束。

人员约束。很明显，所有教育成本效益分析都将受到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理查士和格林罗曾指出“行政决策的达成，很多时候是受个人原因和情绪因素影响”。他们认为，最常用来选择适当行动方向的方法，是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直觉、判断和经验。台湾学者吴清基也提出“有关决策之个人因素探讨，可从四角度去加以分析:个人价值观念、个人知识背景、个人直觉习惯、个人人格特质”。

组织环境约束。只有当决策者全而了解了相关信息，并能较好地控制周围环境中可变因素的影响之后，决策才能成功。所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除了要对个人的因素进行考察外，还要对组织环境因素加以研究。一般而言，影响成本效益分析的组织环境因素主要有三方而，即组织内的信息处理与沟通、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组织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三、提高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效性的策略

成本效益分析必须是一种“教育理性”行为。“理性”曾被理解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是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进而选择出让大部分人满意方案的一种行为方式。由此可知，理性行为方式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行动。因此，也就决定了凡是理性的行为方式必定是有着稳定的评价标准。强调“教育理性”行为，是因为个人的理性行为无法排除主观因素。所以，不能因为决策者的价值体系或评价标准不符合决策者以外其他人的或其他集团的价值观，就否定其行为的理胜。为了更科学、更严谨地讨论相关问题，我们有必要选择“教育”作为限定词来对成本效益分析中的理性加以限制，以此表明正确的教育投资价值观。这里所说的成本效益分析必须是一种“教育理性”行为，是指在制定教育活动目标，设计备选方案，进行评价与判断时，都要按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对方案的评估判断必须独立进行。对于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而言，要想充分发挥每一位决策组织成员的潜在能力，不仅要给决策组织创造出一种自由抉择的环境，为决策组织成员营造一种自由思考的氛围，还要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做出的决定可能会给项目实施效果造成的影响，更要让他们在整个方案评估判断过程中负起一定的责任，承担起相应的风险。

决策组织成员的构成必须强调互补。决策组织成员不能过多，但要尽可能多地集中智慧，这是一对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强调组织成员构成的互补。首先，在专业结构上的互补。在一个决策组织中，应尽可能地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专门人才。不同学科的专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的互补，不仅使得对问题的认识盲区大为减少，而且也促使决策组织中的成员相互启发，激发出更多创造性的新思想。其次，是在性格、气质和决策风格上的互补。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决策风格，在某些方而可能非常出色，但在别的方而又会稍稍逊色。不同的成员组合在一起，相互弥补不足，往往会在整体上表现得更加优秀。再次，是年龄结构上的互补。决策需要经验，但更需要创新。一般来说，老年人阅历丰富，善于分析，年轻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中年人则兼具二者之长。所以，在决策组织中，老、中、青咨询人员应兼容并收，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使决策组织始终保持活力。此外，在主体结构上的互补。也就是说，决策组织中高、中、初级决策人员应有一个合理比例。如果决策组织成员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自然无法胜任工作;如果决策组织成员水平都很高，又可能造成智力浪费。决策组织中应当有能进行战略指导的高级决策人员，也要有能进行战役指导的中级决策人员，还应有能冲锋陷阵的初级决策人员。

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必须合理有效。对不同教育活动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方式选择上应有所区别。简单的活动，或紧迫问题的分析决策，应强调迅速集中意见，果断做出抉择，立即采取行动，不主张在讨论活动方案上花费过多的时间。比如发生地质灾害之后，对被毁校舍重建、学生上课临时场地的安排等亟待解决问题的决策，就应强调快速高效。对那些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的活动，则应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要广泛地征询决策组织成员的意见，尽可能地启发每一个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组织领导者不能急于对某种观点表态，要确信已了解所有成员的观点之后，再对这些观点的适用性、有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总结评价，最终确定实施方案。当然，小组成员之间的辩论应讲效率，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过程本身也需要耗费成本。这些成本既包括付给专家的酬金、活动方案验证经费等直接成本，还包括参与分析判断的决策小组成员的机会成本。所以，要想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益，就要从降低成本效益分析过程自身的成本开始。

方案选择必须确定正确的选优标准。在教育决策中“优”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往往只能要求对决策目标中主要目标的满足达到相对“优”，以满意为准则。决策者要有战略眼光，衡量取舍其利弊，在利中取其大者、弊中取其小者，综合考察备选方案，选出相对满意的方案。对于成本效益分析而言，效益有时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效益高的方案并不一定就会被选中。有专家指出，效益率相差10%-20%的方案，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优劣，原因是目前的条件无法完全保证信息资料的质量，加之估算方法和技术并不能确保结论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精确度，效益率的估算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决策者在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评估时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无法用量化指标进行度量的。如方案实施的难度、每个班级学生的相应经验基础、教师或其他相关部门对该方案的接受程度等等。当然，如果效益率相差很大，那么决策者应当优先考虑效益率最高的方案。如果经过检验后证明成本效益估算没有差错，但效益率高的方案却被放弃，表明此时的决策已偏离“教育理性”方向。

方案的分析评估必须同方案的具体实施相结合。决策者应当意识到，其所采用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不一定恰好反映计划方案的真实水平。由于规模因素的影响，有时平均成本并不能真正代表某个方案真实的成本水平，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就越低，在超过规模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后成本反而会上升。同样，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并不一定可以外推。同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还应对方案实施对象的特点予以考虑。即使是同一方案，而对不同质量和特征的实施对象，其效益率可能呈现很大差别。如果在不确定实施对象是否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套用某一特定成本效益分析的结论，很有可能会影响对备选方案的合理选择。如某些生源基础特别好的所谓“重点”学校的经验或分析结论，不一定能适用于普通学校，而高等院校的某些经验或分析结论，也不一定能套用到对中小学校的分析之中。

篇7：威尔第女高音咏叹调的音乐创作特征及演唱分析的论文

威尔第女高音咏叹调的音乐创作特征及演唱分析的论文

1引言

朱塞佩・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在他一生创作的26部歌剧中，女高音角色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为歌剧艺术塑造出许多出色的女高音角色。她们在剧中所演唱的咏叹调成为歌剧史上的经典杰作，也是至今世界顶级言乐会和歌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曲目。威尔第这位意大利杰出的民族英雄将意大利歌剧推上了顶峰，在19世纪欧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记忆。

威尔第歌剧中的许多咏叹调是吉乐学习者同往演唱的曲目，尤其是女高首咏叹调深受广大声乐学习者和演唱者的喜爱，也是大型首乐会和声乐比赛中必唱必选的作品。本文通过对威尔第几部经典歌剧中女高音咏叹调的艺术特征、音乐特征、演唱处理及演唱中应注意的问题等几个方面着手分析研究。

作为吉乐演唱与教学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演唱了一些威尔第歌剧中的女高音咏叹调，通过自已的学习演唱，我深刻的认识到要唱好威尔第歌剧中的的女高首咏叹调，不仅要具备好的吉首条件、高超的演唱技巧，还需要准确地把握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演唱背景以及音乐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驾驭作品，才能将剧中的人物特征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无论是对自己音乐素养的提高，还是吉乐教学都是必要和有益的。

2四部歌剧中女高音咏叹调的艺术分析

歌剧中的咏叹调是最常用的声乐题材，也是体现歌剧魅力十分重要的表现手段。在歌剧艺术中，咏叹调以其优美动听的旋律，完整的结构形式以及艺术化的人声歌唱在音乐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早期的歌剧咏叹调强调抒情性，它与宣叙调的相互穿插结合形成意大利歌剧的基本形式。

十九世纪上半叶，咏叹调的结构形式向多元化发展，通过抒情性表达情感，刻画人物形象，塑造戏剧冲突增强了歌剧的`艺术性和可听性。歌剧艺术中的咏叹调大多出现在剧情发展的高潮时段处于核心地位。在戏剧功能上不论是抒情性、叙事性还是冲突性咏叹调在人物角色的内心活动中都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威尔第将咏叹调这一声乐体裁的特征在歌剧创作中推向顶峰，使意大利歌剧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戏剧与文学的分析,威尔第在不同时期歌剧创作的题材特点18至19世纪的意大利遭受着异族统治，人们崇尚自由，追求民族解放。他们热爱自由，为独立而战是意大利民族生存的强大动力。威尔第在早期的创作中，大多以民族解放运动和历史事实为题材，虽然在音乐上还未形成独立的创作风格.但作品中所反映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极具“煽动性”赢得了强烈的反啊，获得很大成功。

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风格上突破以往，技巧上高度凝炼，日渐成熟。不再满足于用音乐刻画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每个人物的戏剧活动同他们的感情命运产生共鸣。这一时期的创作延续了民族歌剧的强大优势，并吸收了瓦格纳歌剧创作中管弦乐伴奏在推进剧情，刻画人物特征等方面的特征，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戏剧性的高度统一。歌剧选用的题材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故事，反映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和人世间的真善美。

正是这种真实情感和戏剧性因素，即使是很小的动机.也不会使人感到乏味。歌剧《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这一时期的成功典范。威尔第作为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也是一位民族捍卫者，始终坚持自己的民族和信仰，走歌剧创作的民族化路线。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基础上，注重对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对艺术形象的挖掘，巅峰之作《奥赛罗》、《阿依达》、《法尔斯塔夫》几部晚期经典之作，既能欣赏到波澜壮阔的戏剧冲突，又体会到戏剧人物形象的鲜明刻画。

3结语

歌剧在西方音乐中占据着重要的篇幅，歌剧大师威尔第在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地将意大利歌剧传统发扬光大。在他的歌剧中以表现人性和人物情感为主流i}、为旋律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以感人肺腑的戏剧情节凸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阿依达》是威尔第歌剧作品中不朽卓越的杰作，也是威尔第成功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的典范。

在这些经典名作中蕴育着精彩的咏叹调和唱段。威尔第歌剧创作对声乐演唱提出了高超完美的演唱技巧和表现力。本文从艺术特征、音乐特征、演唱处理等几个方面，对威尔第歌剧具有代表性的咏叹调，结合自身的演唱进行分析和阐释，以便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威尔第的歌剧思想，创作特征、音乐风格等，以便于更好的学习和演绎作品在漫长的声乐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练就高超的演唱技巧、演唱能力、演唱功底还需要深入研究分析作品，这样才能更好的驾驭作品，生动的刻画人物形象。

篇8：增值税转型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分析

增值税转型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分析

摘 要 加入世贸5年后，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日益突出，已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实行先进的消费型增值税是增值税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企业应对国际竞争的必需条件。拟对增值税转型的可行性进行理论探讨，并对转型实现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生产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 比较与分析

1 增值税的三种类型及世界各国的选择

国际上常用增值税有三种类型，它们主要的区别是抵扣范围的不同：

（1）生产型增值税——征税时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这种税的课税依据既包括消费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就全社会来说它相当于生产的固定资产与各种消费品的生产总值，即国民生产总值，所以称之为生产型增值税。

（2）收入型增值税——征税时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的已纳税金。这种税的课税依据，就整个社会来说，相当于国民收入，所以称之为收入型增值税。

（3）消费型增值税——征税时允许扣除固定资产已纳全部税金。这种税将纳税人用于生产的全部外购生产资料已纳税金全部扣除，课税对象仅限于消费资料，所以称之为消费型增值税。

比较三种类型的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税基广泛，不用提高税率就能达到既定的财政目的，这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较为实际的选择。由于它的扣除范围不包括固定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阶梯式流转税的各种弊端。收入型增值税可以说最符合按增值额征税的原理，但是要准确计算当期折旧或当期折旧所含税款却非易事。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哪个国家采用。而消费型增值税则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对税前扣除充分，最能体现按增值额课税的初衷，彻底消除了重复课税因素。它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支持高科技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增值税，也是最为理想的增值税类型。

2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基本制度及其评价

我国增值税最早于1979年在襄樊等地的机械工业进行试点，1984年对钢材、机械、汽车等产品正式开征，后逐渐扩大征收范围。自1994年至今，凡在境内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与修理修配劳务的，均属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对其它劳务不征收增值税。纳税人收购废旧物资、免税农产品及所负担的购销运输费用，按一定比例特准扣除。对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用品实行13%的低税率，一般性货物和劳务的税率为17%。对小企业实行简易征收办法，直接按销售收入乘以征收率计算增值税。另外，国家在不同时期还对不同地区、产业和产品出台了系列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

2.1 生产型增值税的优点

（1）为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性基础。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在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有利于消除投资恶性膨胀，抑制固定资产非理性投资。

（2）1994年前后，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下岗”造成的失业人口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而生产型增值税对扩大就业是大有作为的，它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限制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发展，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迅速扩张，从而扩大就业。可见，生产型增值税为降低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再就业提供了制度性保证，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可见，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选择少数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模式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经济运行模式的。

2.2 生产型增值税的缺点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新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的负面影响愈加严重，生产型增值税的优点不再成为优点，甚至表现为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税收的公平原则。在不考虑建筑物抵扣问题的前提下，生产性设备所占比重大的企业，支付的增值税多，生产性设备所占比重小的企业，支付的增值税少，每件产品承担的增值税税负因此不同。显然含税越高，竞争力越差，导致企业不得不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同时起跑。这违背了税负的公平原则。

（2）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现阶段财税政策。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固定资产中包含的增值税不能抵扣，纳税人只得把这一部分税金摊入产品成本或生产费用中，造成产品价格部分含税，抬高了产品价格。如果下一环节购货企业购进该产品主要是作为固定资产使用的话，增值税进项税款也不能抵扣，产品价格再次提高，如此传递下去，就产生重复征税的问题。从我国近几年财政政策的运行来看，主要是中央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达到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样生产型增值税就抑制了除国家以外经营者投资的积极性，宏观上阻碍了社会需求和投资的扩大，微观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3）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经济结构优化步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对企业原有设备的`更新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金投入量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生产性设备投资越大，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就越多。投资成本的增加，导致经营风险加大，势必延长投资回收期，由此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延缓了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限制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违背了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初衷。

（4）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区域经济的战略。为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党中央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口号，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采掘业发达、原材料供应基地众多；东北地区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资本有机构成高、设备购置费用数额大，在产品成本中占了很大比例；沿海省份以轻工业、加工工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设备购置费用数额较小，在产品成本中比例较小。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沿海地区增值税税负不平衡。另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曾是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由于曾经的利润上缴、折旧上缴政策，使得这些企业多年来资金投入不足，生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更新缓慢，而生产型增值税带来的重复征税、高征低扣更使老企业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缓慢雪上加霜，从而造成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远低于东部的局面。

（5）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扩大出口的方针。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出口退税。我国尽管对出口产品适用退税政策，但生产型增值税即使按照增值税法定税率计算退税，也很难核实该出口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缴纳的全部增值税款，很难彻底地把其在国内负担的增值税款退干净，使得名义退税率高，实际退税率低；同时因固定资产价值所含已征税款得不到退税，等于出口产品背负着不予退还的“生产资料税”与外国厂商竞争，无形中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扩大产品出口，不利于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

（6）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税收征管的要求。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的是购进扣税法，在税款抵扣方面存在以下状况：一是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不予抵扣，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难以准确划分固定资产与非固定资产的问题。二是存在多档税率、征收率和抵扣率，购销环节税率不一，直接导致增值税多抵扣或少抵扣。三是其它扣税凭证不够规范统一，如交通运输行业课征的是营业税，税率3%，在我国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时不仅予以抵扣，而且抵扣率高达7%。上述漏洞的存在，增加了税收管理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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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目前我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已成为必然。

3 消费型增值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

消费型增值税对所有生产性投资项目价值都实行彻底的购进扣税法，其税基相当于全部消费品的价值，不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等一切投资转移价值，它最能体现增值税的计税原理，是最彻底的增值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切实可行的选择。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政策与环境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出高新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的结论，把高新技术要素的投入作为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保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为我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有力政策与环境支持。

（2）世界各国税收制度改革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国际背景。法国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以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带动了其它国家相继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或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在非洲，除摩洛哥、塞内加尔外，其余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或正在进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在亚洲，只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大多数国家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美国政府因担心增值税会成为政府造钱的机器，而没有实行增值税。由此看来，在不考虑财政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型增值税是世界增值税类型的主流，少数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也出现了逐渐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的趋式，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世界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采取消费型增值税是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

（3）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经济基础。消费型增值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的增加额为基准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提高，财政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在增强。另一方面，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4%，且在2005年，国家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税收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体现出税收基本面良好，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可以预见：我国财政完全能承受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影响。

（4）不断发展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技术保障。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这两个系统已经开始推广运行，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困扰税务部门的征管漏洞问题；二是加强了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管理和税源监控，税收征管由传统的人海战术、手工管理向现代化、信息化征管方式转变；三是强化了税务机关内部管理，各级国税机关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四是打击了偷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五是金税工程的运行使计算机在全民特别是偏远地区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税收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技术保障。

（5）东北和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实践经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4年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础上，2007年又选择中部地区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部分行业试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既是中央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采取的重大措施，也是为今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积累经验。

4 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的难点及具体步骤

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应从长期影响和宏观均衡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增值税转型形成的政策性减收。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可采取过渡性措施缓解消费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作用，但不能人为延缓此项税制改革。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以后，在生产型增值税下税负相对较低行业的税负优势消失；对基础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来说，转型更为有利，这就使得税负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发生一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促进基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效应，有利于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资源型产业和农产品初加工的内陆地区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

鉴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及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增值税转型应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具体如下：

（1）首先应在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资本有机构成高、抵扣比重大的基础产业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促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优化，而其它产业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2）考虑到固定资产存量问题，应借鉴外国经验，采取限制性的允许部分抵扣。具体实施中可规定对于规定时间内购买的存量固定资产分年限抵扣，越是临近消费型增值税实施年度，允许扣除的比例越高。此办法不会给我国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又考虑到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税负的问题，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状况。

（3）扩大税源，尽可能保持增值税征收链条完整。为解决重复课税问题，目前已将交通运输企业开出的运输费用凭证纳入增值税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所支付的运费按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抵扣。如果将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到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销售不动产三个行业，既有利于增值税税制规范化，保持增值税征收链条完整又有利于加强征收管理。

（4）用零税率取代我国增值税项目中过多的免税和减税政策。这样既对国家照顾的行业实行了优惠，又避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中断，有利于建立一个完整健康的消费型增值税体系。

参考文献

1 马千里，汤贡亮，阮宜胜.对转换增值税类型的思考与建议[N].中国税务报,1999-04-01

2 李智祥，刘广仲，张宝婷.增值税转型方案的设计与测算[J].税务研究，2000（1）

3 王成尧.积极稳妥地推进增值税转型的改革[J].财政研究，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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