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王安忆《长恨歌》主题，本文共5篇，欢迎大家阅读借鉴，并有积极分享。本文原稿由网友“冰鎏”提供。
篇1：王安忆《长恨歌》主题
王安忆《长恨歌》主题
思想主题：
1.时间的历史
《长恨歌》笔下的历史与重大事件没有太多的联系，它只是时间的历史。王安忆用细腻唯美的笔法极力渲染上海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感受，她努力表现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趣味取向，于是她笔下的历史与人物都那样平实、真切、普遍，给人亲切感。
2.生活与人生的困境
尽管王琦瑶一直在为幸福奋斗着，但生活并不如意，与她有纠葛的男人一个个地离她而去，剩下她孤独地活着，那么冷清寂寞。而对于冷清与寂寞似乎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否有配偶相伴，儿女相随，心与心间总会有着一定距离。某个下午或黄昏，在某个地方独自站着，冷清与寂寞便如潮水般袭来。
3.悲剧美学
《长恨歌》里的人物活得基本上都很辛酸，程先生将丽莉很努力地为所爱之人付出，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主角王琦瑶虽找到自己所爱，但康明逊还是拗不过世俗的力量离她而去，而与其它几个男人的纠葛也终以分手告终。而对这一个个悲剧作者并没有刻意去渲染，让它达到悲恸的效果，而是自然而然地描述生活中的一连串不如意，让人淡淡地感伤，从而给人予真切感。
4.对幸福的追求
王琦瑶一生尽管并不如意，但却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作为有着虚荣心的她为了物质上的满足甘愿做李主任的“金丝雀”。到了康明逊则是出于两情相悦而与康结合。老年时与老克腊的畸形恋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寂寞的排解。而这几个男人中无论是哪一个都有对情欲的追求。不管是出于爱情，还是对物质的追求，还是对寂寞的恐惧，或是对情欲的满足，对于一个平凡的人而言都是正常的。尽管其中有着不可认同的成分，但总体上主人公还是敢于大胆追求自己幸福的人。
尽管《长恨歌》有着众多的闪光点，但也有其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
1.情节的拖拉
小说开篇是四大节的散文式描写，直到第五节才引出主人公王琦瑶，而故事情节是第二章才开始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同样出现类似的状况，如对邬桥的.大篇幅描写后才引出主人公与阿二的故事。尽管作者的描述如工笔画般细腻且精致，其目的是为了很好地表现人的生活环境，但过分地描述会让读者厌烦，不易激起读者的兴趣。
2.突兀的结尾
尽管王琦瑶的一生并没有太多的欢乐，但她始终乐观并坚强地活着，作品让她的生命在暗杀中结束，显得太唐突。如果作者要渲染王琦瑶的不如意尽而达到悲剧美的效果的话大可让她在孤寂中慢慢死去，让一个社会流氓为了金钱把它掐死，让人摸不着头脑，觉得情节过于刻意。
当然，总体上来说，这部小说瑕不掩瑜，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它的写作特色。
篇2：王安忆《长恨歌》思想主题分析
王安忆《长恨歌》思想主题分析
人物形象：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的典型女儿，有点点的虚荣心，爱漂亮，会打扮，有点小幻想。她有一股天成的气质与风韵，这种美是家常的美，不惊艳却让人喜欢。她缺少见识但却通情达理，她难免俗气但那俗气在时光的洗礼下渐渐脱去，变得愈发优雅大方。
王琦瑶不是女强人的形象，她没有梦想，只是现实，现实地过着日子，如同大多女孩一样，在虚荣的驱使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但不沉醉，与李主任的故事固然有物质追求成分，但她对李主任也是有情感作为铺垫的。而无论生活与她开了什么样的玩笑，她始终继续着对幸福的追求，且是坚强的，大胆的。
小说主人公的独特之处就表现在这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地方。她的'平凡除了体现在其虚荣外，还体现在她与几个男人的纠葛上，她的一生里似乎总不缺乏男人，这既是为驱赶内心的孤寂，也是因情欲的驱使。作为人不管是谁都害怕寂寞，也为了寻求安全，总会希望身边有个人陪伴;而情欲作为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同样希望得到满足：在这两种欲望的驱使下便使得王琦瑶接受着一个又一个男人，也使得她的形象由此而变得真切丰满，有血有肉。如果作家王安忆把她塑造成忠贞烈女，为了其中的李主任守寡一辈子，在失偶后如何使自己变成女强人就显得俗套了，与生活的真实性也大大降低。
而她的不平凡并不仅仅因为她曾是上海小姐，上海小姐不过是她不平凡之处中极小的一部分，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在过了一段情妇生活即依附性的生活后能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继续生存下来，并一直到老，尽管李主任有留给她一盒金子，但她却很少拿出来过日子，基本上是用在私生女微微的身上。二是她在吃特别是穿上的见解，能预测未来的穿衣潮流，把箱子里的旧衣服拿出来随便一改便可引领潮流，成为时尚的领导者，于是她的生活很精致。
正是王的平凡与不平凡之处构成了富于魅力的有着独立个性的人物形象，一个很会享受生活，但生活却要跟她开玩笑，不让她称心，然而她却依然乐观地坚强地活着的人。
思想主题：
1.时间的历史
《长恨歌》笔下的历史与重大事件没有太多的联系，它只是时间的历史。王安忆用细腻唯美的笔法极力渲染上海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感受，她努力表现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趣味取向，于是她笔下的历史与人物都那样平实、真切、普遍，给人亲切感。
2.生活与人生的困境
尽管王琦瑶一直在为幸福奋斗着，但生活并不如意，与她有纠葛的男人一个个地离她而去，剩下她孤独地活着，那么冷清寂寞。而对于冷清与寂寞似乎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否有配偶相伴，儿女相随，心与心间总会有着一定距离。某个下午或黄昏，在某个地方独自站着，冷清与寂寞便如潮水般袭来。
3.悲剧美学
《长恨歌》里的人物活得基本上都很辛酸，程先生将丽莉很努力地为所爱之人付出，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主角王琦瑶虽找到自己所爱，但康明逊还是拗不过世俗的力量离她而去，而与其它几个男人的纠葛也终以分手告终。而对这一个个悲剧作者并没有刻意去渲染，让它达到悲恸的效果，而是自然而然地描述生活中的一连串不如意，让人淡淡地感伤，从而给人予真切感。
4.对幸福的追求
王琦瑶一生尽管并不如意，但却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作为有着虚荣心的她为了物质上的满足甘愿做李主任的“金丝雀”。到了康明逊则是出于两情相悦而与康结合。老年时与老克腊的畸形恋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寂寞的排解。而这几个男人中无论是哪一个都有对情欲的追求。不管是出于爱情，还是对物质的追求，还是对寂寞的恐惧，或是对情欲的满足，对于一个平凡的人而言都是正常的。尽管其中有着不可认同的成分，但总体上主人公还是敢于大胆追求自己幸福的人。
尽管《长恨歌》有着众多的闪光点，但也有其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
1.情节的拖拉
小说开篇是四大节的散文式描写，直到第五节才引出主人公王琦瑶，而故事情节是第二章才开始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同样出现类似的状况，如对邬桥的大篇幅描写后才引出主人公与阿二的故事。尽管作者的描述如工笔画般细腻且精致，其目的是为了很好地表现人的生活环境，但过分地描述会让读者厌烦，不易激起读者的兴趣。
2.突兀的结尾
尽管王琦瑶的一生并没有太多的欢乐，但她始终乐观并坚强地活着，作品让她的生命在暗杀中结束，显得太唐突。如果作者要渲染王琦瑶的不如意尽而达到悲剧美的效果的话大可让她在孤寂中慢慢死去，让一个社会流氓为了金钱把它掐死，让人摸不着头脑，觉得情节过于刻意。
当然，总体上来说，这部小说瑕不掩瑜，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它的写作特色。
篇3：《长恨歌》王安忆
《长恨歌》王安忆
《长恨歌》，当代中国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1995年发表于《钟山》杂志，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本书中，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还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内容梗概
《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的第三名，被称作“三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丝雀”，使她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上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也在艰难的生活与心灵的`纠结中生下女儿薇薇并将她抚养成人。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女儿同学的男朋友为了金钱，把王琦瑶杀死，使其命丧黄泉。
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灵魂的，这灵魂也是一个少女的形象——王琦瑶。王琦瑶闭月羞花，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单看这些，王琦瑶与经典恋爱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别忘了，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如果读者希望在王琦瑶身上，或者在《长恨歌》里看到纯粹的美，纯粹的爱，那他免不了会失望的。《长恨歌》里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而一切现实都是免不了要让人失望的。
篇4：王安忆《 长恨歌》读后感
《长恨歌》是王安忆于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分为三部，讲述一个女人四十年中的历程，展现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具有别样的上海风格和王安忆自身的个人特征。
长恨歌写的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故事，这首先与王安忆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她出生南京，辗转多地，一生记忆大多都在上海，童年时期老上海的生活对其影响巨大，《长恨歌》中的许多生活场景有着最典型的老上海的风范，均有深刻的上海烙印，这自然是与其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她所记录的上海，正是从繁华至极到衰落凋敝，王安忆将之具现化在一个女人一生的兴衰上，女主角王琦瑶生活在上海，她也就是上海。
看《长恨歌》，首先要懂什么是“长恨歌”，王安忆女士并没有很明确地提过《长恨歌》命名的由来。但是人人知王安忆的《长恨歌》，也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是王安忆取了白居易之意用了这个题名。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是杨贵妃的故事，从现在的目光来看，就是一个草根偶像的一生。而“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一句就与王安忆专写一章“闺阁”相像了。往下再看，若上海是大唐王朝的缩影，那么王琦瑶的前半生也会是杨贵妃的前半生，在第一部中她与李主任的爱情放大来看，也是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同样是草根民女的极限爱情，同样的缱绻无绝，同样的悲剧收场。探寻其中缘由，就逃不过时代的因素了，同样是繁华到崩坏的时代背景，两部作品是有内在的精神联系的。这个“恨”，是无穷尽的，是带有时代性的，是每一段历史的“杨贵妃”们的，也是每一段历史的“王琦瑶”们的。唯一的不同，只能是在这前半段人生中，杨贵妃美人殒命，王琦瑶辗转他乡，她的恨和她的爱也随她的脚步，走进了繁华的更深处。
本作的女主角王琦瑶是谈论《长恨歌》无法绕过的标志，她是最上海的女人了，她就是上海本身，她是最繁华的上海的精华。她不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小姐，也不是落魄逃难的家中幼女，她是折中的选择，她是这大上海千千万万个弄堂的产物。她是隐秘的，是遮掩的，她没有太多的脸面走出弄堂的保护。但是她又是弄堂的结晶，她足够美，她的美能支持她走出弄堂，走出原先的生活。火热的心与羞愧的脸在她的身上结合。就连“上海小姐”的名次也是第三名。她的一辈子都在中上游游走，这是非常上海人的做法。上海人的精明和谨慎，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王琦瑶的前半生是风生水起的，至少对于一个弄堂出生的女孩来说，已是无数躲在房间中看言情小说女孩们的榜样。她不是新时代人们希望的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她依靠的是美貌，是别人的爱，她走的是旧式家长们最看好的路，凭着美找到了好人家，拥有童话故事后不会再写的幸福生活，可是她又带有新时代女性的追求，即便是上天给的脸面，也要勇敢拿出来。她是有野心的女孩，那份野心大多是处于自信，也无任何可诟病之处。言情是写给大人的童话，蒋丽莉那么喜欢言情，她就是言情的化身。王琦瑶在出名后就离开了她，也仿佛是王琦瑶刺破了这言情的泡沫。王琦瑶是既现实又梦幻的，她现实地踏出了梦幻的人生。
王琦瑶的后半生却慢下了脚步，她虽然受到众人的追捧，可毕竟没有金钱帝国，她不是世界五百强的女老板，她仅是孤独的女人而已。孤独容易催生出好感，这话是没错的。这之后便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从唤醒她的阿二，到带她回到老生活图景的严家师母，到不可割舍的康明辉，到老克蜡，这些人的出现，才将刚刚来到生活的王琦瑶又带上风浪顶端。当年的清澈的女生，已然融入了上海，成为上海众多肢体的一个关节。这自然是那时的王琦瑶没有想到的，又有谁能够告诉她呢。直到死，王琦瑶可能才知晓，一张照片究竟引出多少重要的选择。上海的委婉终究被她消磨在生命的延伸里，剩下的是上海人比谁都真切的一颗心。
王琦瑶是旧上海的结晶，这在她与自己的女儿薇薇的冲突中可以知晓。薇薇是新的上海的产物，她是下一轮历史的王琦瑶，她是时间的更新，也是王琦瑶时代真的终结。小说最后这两代人的冲突，是历史变换的最真诚的展示。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就是长脚掐死王琦瑶的那一刻，最后的最后，王琦瑶却死于金钱的欲望，死于其实她一生都没有珍惜过的东西，她是上海的女人，她爱的不是钱财脸面，她只求灯红酒绿中的一份爱。那个死在床上的女演员，原来已经这么久地警示了她。
本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程先生，她是王琦瑶的“底”，是这个世界里最后的不需要交易的温暖。程先生像是空气，他是在有风的时候才会被人感知的。当王琦瑶被鲜花环绕的时候，程先生都故意退出，只在王琦瑶真的需要这份温情的时候，适时地出现在她的面前。程先生真的是好男人的代表了，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就这么守着一份情，痴痴地过活着。这份爱意，是埋藏在灵魂里的，也是联系在灵魂里的，以至于当他十年后再看到王琦瑶母女，已经不再是当初镁光灯下的“沪上淑媛”，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份爱恋。他那么宽容，那么痴心，程先生不仅是王琦瑶的底，程先生也是上海男人的底，往前是如程先生般痴情，往后也能如他一样无味地生活，不必要太过波澜的人生，本身也识相，能进能退，痴心却不改。命运就是这么巧，我爱的与爱我的，就这样相逢又相离，程先生又何尝不是乱世里的可怜人，空空陪了一段繁华的青春。
本作叙述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很多的花样在其中，追随王琦瑶的一生，我们能目睹上海的变化，时代的更迭。王安忆在语言上的运用是足以称道的，她的语言里自有一股风气，那是上海人的风气，在她说解上海人的种种时，她的说解与描述本身又是上海人的，但与其辗转的经历有关，王安忆的语言比上海本身多一分明了清楚。她的用语是暗含幽默也绮丽的，她以一种玩味的态度来说解上海，她对人物内心的剖析是真正值得去看待的，那是突破了上海人的委婉脸面的，是直击人物内心的复杂和多层次的。
小说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奉上了一副精确的上海风情画。上海这座庞大的城市，收纳着全世界的一切，这里有你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生活状态。本篇小说最着力去描绘的，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他们是上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中西碰撞和互相渗透的产物，是要“在唱片机里放梅兰芳”的。而他们主要生活的地方，就是上海文化的印记和发源地，那蜿蜒进人心的弄堂。弄堂的构造就是上海人的构造，是上海生活的构造。华美的和污秽的在房前和房后分别出现，人心也一样。上海更像女人一点，流言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女性化倾向的词语。一个个的弄堂仿佛孤岛，他们之间蔓延的都是流言。流言和弄堂都没有贬义，当他们成为生活的原貌，真实就会赋予他们存在的必要。
当我们思索《长恨歌》要展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内容时，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像《雷雨》一般，命运是一条隐藏的线索，我们随着王琦瑶踏遍了爱丽丝、邬桥、平安里，但命运才是真正引领王琦瑶的始作俑者。王琦瑶终其一生都在抗争，她没有抗争过命运，却花费了一整个青春扭转了命运。相遇别离都是命运的果实，她却没能拒绝这一切。另一方面，王琦瑶不过是乱世里的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上海，女性是被推崇的，全社会都在追求她们的美，这其实是对于女性价值的贬低。当我们把女性从政治角色里解脱出来，女性的美绝不是放在橱窗里欣赏的，那是对于女性价值的物化，是这个中国最先进最开放的地区最古老的缺陷。女性的悲剧永远是放在父系社会下最值得玩味和体验的主题。从王琦瑶第一次出场，从她的生长环境中，悲剧性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展现出来。她的第一次爱那么的身不由己，她的选择在生活中那么的不堪一击，直到最后被男性的手掐死，女性的身份带给了她一切，也改变了一切。
在繁华的上海里观望这一切，金钱地位与人心在霓虹灯里纠缠不清，我们观望的越深，越能看见那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
篇5：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王安忆曾声明自己不是上海的代言人，但上海却注定要通过她的写作，在语言的世界里成形。如果多少年来，当人们凝视巴黎和伦敦，看到的并不是巴黎和伦敦，而是雨果、波德莱尔、和狄更斯笔下的巴黎和伦敦，那么今天，我们或许已不能不透过由王安忆文字所织就的面纱，去感受、理解、和想象上海。是王安忆笔下数不清的上海故事，让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具有了肌肤的触感，让它们能够像往日气息那样突然袭来，无孔不入，又像一段旧情一样变成沉淀在心底的难言之隐。
这是自茅盾、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以来，上海第一次在诗的空间里凝聚为一个整体。再也没有任何文学描写，能比《长恨歌》开篇的寥寥数页更痛快淋漓地把上海一举安置在“崇高”的审美范畴里，从而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和体验摆脱了“美”、“愉悦”、“室内”、“颓废”、“技巧”、“个人风格”等布尔乔亚观念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长恨歌》所具有的挽歌形式，难道不正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宏大历史的极具个人情调的凭吊和追忆吗?
对比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的高峰形态，我们会看到，上海的大都会面相，直到王安忆笔下才获得了诸如《巴黎圣母院》中“巴黎鸟瞰”那一节所具有的历史纵深和社会密度。与此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灵形式，是当代批评必须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仍然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在王安忆的作品里，虽然“崇高”的内容方面具有不折不扣的历史性，但其形式方面却并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照。毋宁说，它的内在构成是大量的、密密麻麻的、纯粹个人的(往往是女性的)日常性瞬间体验。如果把王安忆对上海的观察还诸王安忆作品本身，我们就可以说，在今天，当我们在上海的马路上游荡，如果我们的思绪说得出话来，它说出来的或许就是王安忆式的城市私语。如果上海对我们不再显得疏远、冷漠、格格不入，那或许就是因为我们把她的某个故事，某个段落，某个女主人公当作了城市的心。
这样质地细密、意蕴深邃的文字在其内部向批评和寓意打开了门窗，但却很可能在根本上拒绝其他文体和艺术样式的改编。所以《长恨歌》由小说搬上戏剧舞台，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如何保持对原作的忠实，而恰恰是如何对原作进行“歪曲”--即，如何通过舞台艺术的形式，把散文的虚构作品中潜在的戏剧冲突和戏剧性重新生产出来。这就好似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进行翻译。其实，把小说《长恨歌》改编成舞台剧，同把它改编为弦乐四重奏，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新版话剧《长恨歌》(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总体上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全剧三幕的结构安排。小说《长恨歌》里的巨细无遗、不绝如缕的叙事流，在此变成了一个女人一生中三个清晰的时间段;三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三个男人(不算被年轻的上海小姐用来“打底”的程先生);三场不堪的感情纠葛;三个彼此断裂的历史时代。三幕戏用一袭从没有穿在新娘子身上的婚纱和一个只盛着一根金条的首饰盒串联起来，干净利落，效果鲜明。节目单人物介绍栏目里，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的年龄都一一标了出来，极为引人注目。王琦瑶在三幕里的年龄分别是17岁、29岁、57岁。小说中王琦瑶是1946年的上海三小姐，那么这三幕的时间就分别是1946，1958，1986。戏剧发展的时空跳跃，提示出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历史分期。它远比目前通行的社会史规范，更能把握当代史的内在断裂和连续性。王安忆小说叙事的复杂而隐晦的时间性内容，在新版话剧《长恨歌》中虽然被简单化，但却同时被明朗化了。
全剧保留了大量原作的语言，有时干脆围绕小说原作中的一句话设计剧情和舞台布置。比方说，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与李主任初夜有关穿婚纱的内心独白(“她还来得及有一点点惋惜，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场，二次在决赛的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在新版话剧里，改由王母在看到挂在屋子里的婚纱时发议论。虽然这样处理的文学效果不及小说版，但把这句话大致保留下来，作为某种戏剧性内容的提示，显出令人满意的眼光和技巧。
另一方面，第一次演出的一些小疵瑕虽然无关大局，但在现场却颇刹风景。第一幕李主任的京剧清唱，就连我这个纯外行也觉得不地道(唱功最后有些跑调，做功也不到位)，看得人心烦意乱。第三幕王琦瑶教老克腊跳交谊舞，不知是演员真不会跳“慢三”，还是偶然不小心踩了对方的脚。我身后几个观众看出破绽，立刻连呼“跳弗来厄”。
饰演王琦瑶的演员张璐，其外形和气质在第一、二幕有一种浑然自成的脆弱和命运感，在与李主任和康明逊(包括严师母和王母)对戏时，不经意间就能让观众心生怜意，效果很好。但到了第三幕就有些压不住。演员的表演过于随和，好动、给角色平添了过多入世的俗气甚至巴结气，少了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矜持。其实八十年代王琦瑶的舞台形象，关键要出来一个“静”字，形体动作应该少、慢、老派，这样才能与老克腊、长脚、张永红一代人代表的现实时空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总的来说，第三幕好像过于强调“畸恋”，而忽视了王琦瑶对于“新时期”来说本是一个陌生人，其举手投足、待人接物，本应透出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小小的、没有恶意的挑剔，不满和有所保留，以同眼下杂乱无章、毫无口味的时代形成对照。关键是，57岁的前上海小姐即便再一次陷入感情的漩涡，也不应该像一个热恋的女中学生一样缠着情人，央求他不要弃她而去。相反，她应该是再大的事情也要轻描淡写，随时准备着原先打算的落空，打落的牙齿不但要往肚里咽，还要咽得不露声色，咽得若无其事。这对演员的表演自然提出很高的要求，但关键还是要看导演是否有实现这种效果的意图。目前这样的处理，虽然并不违反生活中的或然性，也自有其戏剧性的内在逻辑(即突出王琦瑶总在抓一种抓不住的东西，等一个等不来的男人，最后一搏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不应该忘记，王琦瑶即便对老克腊这样的狂热崇拜者，也必然带着一种超然的、不以为然的距离、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论味道，是在迷醉中也带要带着几分清醒，在激动中也抱着几分自怜甚至自嘲的。
这一切决不是老克腊这样的历史赝品和文化市侩所能体味。老克蜡恋的是他想象的过去，把它投射在前上海小姐身上，根本上仍不过是自恋。所以，第三幕戏剧冲突的核心，不在于“畸恋”本身，而在于这场戏的归根结底的虚假性;在于双方为克服这种虚假感和令人不自在的距离所做的近乎疯狂的努力;在于假戏真做真亦假的讽刺意味。在此，王琦瑶既是(男性)欲望的窥视对象，又是这一对象化客体的(女性)“自我意识”;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一意渲染王琦瑶希望落空的悲惨下场，就把这个戏剧形象过度简单化了。为回到第三幕的戏剧冲突的核心而再做一些局部的修改，是完全值得的。首演过程中，当舞台上出现老克腊和王琦瑶的激情戏，两人拥抱着倒在台上时，观众中当即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叫好声，气氛仿佛颇热烈。但这种老北京天桥戏园子里看热闹般的喝彩，是新版话剧《长恨歌》应该追求的，还是应该避免的呢?
由此猜测，就其戏剧风格设计的世俗性取向来说，新版话剧《长恨歌》或许本来就是一出力求具有地方色彩和“地域性人文底蕴”，好看、热闹的戏，其自我定位是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虽说原本的故事情节和原作语言的大量借用给它打上了一层忧郁色彩，一些场面也演得悲悲切切，但新版话剧《长恨歌》总的来说却是一部风风火火的喜剧。它的喜剧色彩甚至滑稽风格，体现在几乎所有次要角色上(蒋丽莉、张妈、严师母、中年男人，萨沙，长脚、张永红--王母和一个更次要的角色吴佩珍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对康明逊和老克腊的'处理，同小说原本相比，也明显地增加了喜剧成分。
既然谈到悲剧喜剧，或许应该指出，王安忆的小说原作在其基本的艺术基调上就带有一种含混性或多义性。在以叙事手段、通过个别人物的经历描绘集体生活的广阔图景和“平缓的进程”(而非戏剧式的急促)的意义上，小说《长恨歌》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这也就是为国内评论界所注意到的“沧桑感”)。但就其(女)主人公性格力量和同周围环境的命运的冲突看，小说《长恨歌》是一部经典的悲剧，这是由作品标题所点明，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理解。但悲剧，至少是西方文艺理论传统里的悲剧定义，却与《长恨歌》的世界相去甚远。黑格尔在谈古希腊悲剧时认为，悲剧人物追求什么目的这个出发点，决定了悲剧的真正意蕴。悲剧英雄是把自己的个性和“真纯的生活内容的某一方面”(比如对家庭、国家、民族和宗教信仰的爱)完全结合到一起，从而在积极推动事物的正面进程的过程中，因自己固有的片面性而遭到毁灭。王琦瑶的世界与这种悲剧英雄的世界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小说《长恨歌》赖以展开的是一种“安稳的主体性”(即上海市民阶级的聪明、计算、和自信)，它力图置身事外、确保自己与历史间的安全距离。这就是说，小说《长恨歌》必须同时被当作一部喜剧和讽刺作品来读，因为王安忆笔下的小人物经常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绝对没有实体性却含有矛盾，因此不能使自己实现”; “[他们]以非常认真的样子，采取周密的准备，去实现一种本身渺小空虚的目的”(黑格尔)。王安忆有一篇杂文，题目就叫《上海是一部喜剧》，讲她喜欢的就是上海的“谐谑成份”，她对上海的想象，就是要“把这些单挑出来，放大，突出，拼接，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