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

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本文共9篇，供大家阅读参考，也相信能帮助到您。本文原稿由网友“李雨婷”提供。

篇1：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

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

网络图书馆学指的`是图书馆界的网民们在互联网上自发自由展开的与图书馆学有关的研讨,我国内地的网络图书馆学主要经历了论坛和博客两个阶段.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是图书馆界诸多方面的需求驱动的结果,有积极意义,也有负面作用,今后应加强引导,以利其规范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作 者：王波 Wang Bo  作者单位：<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北京,100871 刊 名：图书与情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 “”(1) 分类号：G203 关键词：网络   论坛   博客   网络图书馆学  

篇2：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的哲学思考

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的哲学思考

生态旅游是近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而开展起来的一项求知、求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层次旅游活动.我国古代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现代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作 者：娄玉芹 刘凤仙  作者单位：娄玉芹(河南教育学院,法律经济系,河南,郑州,450014)

刘凤仙(焦作工学院,社科系,河南,焦作,454000)

刊 名：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2(1) 分类号：B49 关键词：生态旅游   “天人合一”   自然观   哲学思考  

篇3：中国古代古音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古代古音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本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古音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的情况,重点评述了明朝以前古音研究的情况和主要成果,分析和讨论了这个阶段的'古音研究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的影响.

作 者：邓文彬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5(12) 分类号：H111 关键词：中国古代   古音研究   兴起与发展  

篇4：环境宏观经济学兴起与发展探讨论文

环境宏观经济学兴起与发展探讨论文

摘要：:在市场大环境的制约下，宏观经济的整体规模等方面往往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环境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便是这一问题。然而，就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其仍处于刚刚发展的阶段，因此在理论基础方面还相对较为薄弱并且仍存在一定的漏洞无法对研究形成有力的支撑。但就其发展来看，其理论在未来也有着一定的创新之处，能有效促进这一研究中各理论之间的有效融合。

关键词:环境宏观经济学;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往往更多的强调在需求及膨胀等内容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环境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在资本主义市场形势下环境对宏观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当今社会世界经济形势已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暴露出了极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转变而做出创新，将环境所具备的影响纳入其理论中，这也是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的原因。下文将就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展开相关研究。

一、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HermanE．Daly提出。其认为经济在其增长过程中应受其所处整体大环境的限制。受市场形式的影响，往往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会出现滥用等现象，因此，要切实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能保证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适度性。通过总结来看，其在环境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任务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认为要完善对环境公关经济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对研究的任务等进行明确，而这一任务就是要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这一任务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设置承重线来明确其载重的标准一般，经济制度的制定就是为环境宏观经济设置同样的限制，以此来预防环境宏观经济超过其速能承载的负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经济形式从属于整体的经济市场一般，环境宏观经济也从属于大的自然系统，且这二者也相互承担能量的投入与产出，而这也正是环境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主题的明确

关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内容更多的集中在规模等方面，而不是经济配置的相关问题。且在这一研究中其也对规模和配置等进行了划分，并同样以船的承重线进行比喻指出，当水位超过船的承重线之后无论船的质量有多好也难逃下沉的结局，同样，当经济的形式超过了在一定时期内环境所能接受的承载度，那么尽管经济形式使用如何优质的配置也难以继续发展。所以，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要在适度性的原则上研究其规模，以此来保证经济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三)重视相关的环境政策

以环境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来看，其对经济所明确的规模往往和传统经济学中所指出的公平与稳定等方面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这也必然应成为环境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由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规模适度可能与其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因此，但规模和配合问题处于同一系统中时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就要求能在解决中采用相关的政策来作为工具。而Daly指出在这一问题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来对人口的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转变以往知识产量的观念而给予产率更多的重视。

二、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其这一观念表示了认同，并在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设想。如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理论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纪初继HermanE．Daly所提出的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所提出了一种模型形式，这也是对环境宏观经济学最具影响的一项研究。对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能有效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估，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理论的支撑。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均衡曲线”的相关概念，为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融入净账户等相关的因素;最后，Sim同样对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但与Lawn之间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强调产出方面的缺口问题。

(二)环境定向技术

环境定向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利用其框架对技术、经济、环境这三要素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环境定向技术方面的研究。而在这一研究中也可针对对象的不同来进行进步模型的划分:首先，节能技术。其在环境定向技术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宽在源消费基础上经济增长与其之间的限度;其次，环境定向技术的进步模型。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劳动及资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开放经济下的进步模型。这一模型主要是对封闭的经济体进行扩张，让其能在开放的经济形式中实现进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业周期的理论

在以往，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对经济波动的现象进行研究，但其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技术等进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设性。而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恶化，因此，在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中也应当融入相关的环境政策内容。而在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确定冲击”背景下的环境政策、“商业波动”背景下的环境政策、“确定及不确定”背景下的环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环境政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和环境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就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来看，其往往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而对相关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环境宏观经济学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环境在行为等方面的制约性，因而，要切实做好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就无法与环境等相脱离，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未来也将成为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任力，梁晶晶．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09)．

［2］马涛．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0)．

篇5：科学哲学的兴起、发展与价值探讨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12-0079-02

一、科学哲学的兴起

探寻科学哲学的起源问题，首先要了解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科学来源于哲学，所谓科学，从起源上意指从哲学当中分化出来的各门具体学科的总和。古代思辨哲学是一种追求普遍性思维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把寻找“变种不变”作为世界的本原与万物的“基始”，即万物统一的基础。这也是最早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形态，古代自然科学处于萌芽阶段时，一切有关自然的知识基本上都包含在一种从整体上对自然界进行思辨研究的普遍性命题的学说之中，这就是自然哲学。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应运而生，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及其过程与细节作分门别类的实证性的认识，即对客观事物进行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的研究，这是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标志。自古希腊以来到现在的科学史，就是哲学中的某一部分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比如，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德的工作使得几何学成为一门“空间之科学”（ScienceofSpace）从柏拉图（Plato）学园的哲学中分离出来；物理学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是以伽里略、牛顿等著名物理学家的物理学革命为标志的；1859年的《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使生物学与哲学和神学相分离。

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问题发展的历史”。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从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时代的科学里已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科学哲学的核心是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沉思。“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沉思（或反思），即以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科学哲学不断地向科学发问：科学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合理？科学基础的限制是什么？与此同时，科学哲学又不断地想回答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这包括：一阶问题——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时遗留给哲学的问题，二阶问题——为什么此问题不能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每一门学科，都给哲学留下了一些独特的问题，一些在新学科的层面不能解决的东西，却使得哲学必须永久面对或者至少要暂时面对的问题。例如，物理学知道如何计算时间，却无法给出“时间是什么”的答案；生物学可以给出关于生命现象的知识，然而，这些知识意味着什么，关于人的本性、生命的意义等的探讨就是生物学哲学的问题。

二、科学哲学的发展

从哲学到科学再发展到科学哲学，实则是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螺旋形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与此同时，从哲学思维到科学思维是人类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哲学属于理性思维，在思辨和理念的层次上来把握世界。它以本体为对象，追求无限的和绝对的思维，它在本质上是辩证的矛盾的。它用理念来统一思维，是超经验的。科学属于知性思维，科学活动的过程是处理经验材料，它是实证的、有限的，服从严格的逻辑规则，科学必须是前后一致，无矛盾的。而科学哲学则是科学化的哲学或哲学的科学化。

纵观中国哲学史，中国古典传统哲学（或“道统”）是伦理的、思辨的、先验的哲学，它明显不同于与以科学活动的过程为前提的，面向处理经验材料的，实证性的，服从严格的逻辑规则的，注重实践，探究客观事物的可操作性、可重显性和可实证性等特征的科学哲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观念背景下，伴随着欧洲解析性科学的传播，作为其精神和观念层面的科学哲学也随之进入了中国的哲学殿堂。

广义的科学哲学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是与19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同步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使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理念得到广泛的传播。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翻译和传播重要的科学哲学论述，许多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被引入国内。50年代后，“自然辩证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在我国兴起。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举行，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始不断深入思考“科学”和“真理”的关系，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科学哲学的基本论题。

改革开放至今，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此时，科学技术哲学被人们更多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例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等。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多元化发展，在自然科学领域当中涌现出许多新兴学科。与此同时，科学哲学的研究也与时俱进地走在科学的最前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生命伦理、大数据探究等新兴学科。总而言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日见端倪的全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创造力。

三、科学哲学的价值

1.科学哲学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科学哲学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转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它包括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各种现代科学观念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技能。因此，科学哲学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价值观的引导。正如刘大椿先生所言，“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生产力，使社会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为之一新，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并正在改变着劳动活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改变着整个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尤其导致生产工具的变革，使人类物质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过去的社会生产是一种低级的，传统的，落后的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使社会生产向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方式转变。这体现在农业方面由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耕作的落后小农经济向依靠大型设备，机械化、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工业发展由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高耗能高成本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逐步向依靠新技术、新工艺，增加科技投入，加强技术改造，低消耗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生产方式转变；与此同时，第三产业也迅猛快速地发展起来。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还体现劳动对象的变革层面，在传统的生产中主要利用化石燃料，而先进的现代工业开始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人们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逐渐提高，因此社会生产力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此之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促使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组织形式更加严密，管理机制更加健全，从而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水平。

2.科学哲学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科技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内容和方式，科技哲学也成为推动人类拥有科学、美好、健康的生活观念的重要来源。这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活由依附性生活方式向自主性生活方式转变，由封闭性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僵固不变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向不断变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转变，由愚昧盲目的生活方式向科学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科学哲学的推动使现代人的生活充分彰显着人的自主和个性，洋溢着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人们的生活更趋向于“自我取向、自由选择、自我设计、自我调节的创造性的个性化的方式”。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价值观，在不断检视着科学、反思着科学的界线和人类的行为的底线，其有所为，也有所不能为，从而改变了人们错误的行为方式，为人们树立了一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确的科学自然观和科学世界观。让现代人学会了如何善待自然环境，摒弃了人定胜天、无所不能的盲目和迷信，从根本上转变生活方式，从而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和持续繁荣。

3.科学哲学促进了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科学是客体主体化过程的知识。它是回答了物质客体的结构、功能、机制等方面的可操作、可观察、可验证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主体客体化过程，解决如何将主观愿望具体变为客观现实的途径与操作问题。因此，科学哲学不仅告诉人们客观世界“是什么”，更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告知人们“怎么做”，如何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将人们的主观愿望客体化。

“理性”是科学哲学主要精神，过去人们在感性思维的主导之下，在生活中会陷入盲目无序、过度崇拜的困境。具有理性精神的科学哲学会使人们摆脱主观唯心和虚无主义，去追求客观的、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更为严密和精确的真理。同时，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公平精神，使任何人在科学面前是平等的，这种科技中的公平精神造就了人们求同存异，崇尚真理的理性意识，也培养出人的科学精神、科学品德、科学情操。与此同时，人类思维方式更加理性和科学的转变也促进人类道德的进步。新的思维方式对旧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冲击，促使人们剔除陈旧、落后、迂腐的道德观念，用科学、进步、高尚的道德理念来武装头脑，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完善自我品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

[2]黄顺基，刘大椿.科学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王玉波.中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取向[J].社会学研究，1995.

篇6：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战略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指指导战争的谋略，即克敌制胜的良策。比如，春秋时代，孙武的《孙子兵法》就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在西方，战略（strate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或演变出的stragia，前者意为将军，后者意为战役、谋略，均指指挥军队的艺术和科学。二战后，战略概念开始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的学者们主要强调战略计划的必要性，在70年代后，人们又在企业战略研究中引入了战略管理一词，战略管理的思想和方法随后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战略管理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管理引起了公共部门的重视。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停滞、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滞胀导致了政府的严重财政危机、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受挫。然而，对于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根本无能为力。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行为能力，增强公众对公共权力效能和未来的希望，政府部门迫切需要采用新的管理技术或管理系统，以提高政府管理绩效，摆脱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兴起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为先导，迅速席卷了世界各国。尽管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战略、改革范围和改革力度等不尽相同，但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这就是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例如，波立特（C・Plitt）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它强调商业管理理论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运用。在这一时期，私营部门的大量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比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战略管理等。由于公共管理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布鲁得利、沃图勒和雷利指出，公共管理研究者主要来自三个领域：公共行政学、商业或管理学和公共政策学。其中，一些来自工商管理领域的学者从战略管理理论出发，试图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同时，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公共政策者也认识到战略管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们开始大胆地借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正是来自于工商管理领域、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学者们的推动，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公共管理研究的浪潮中诞生了。比如，哈伯德（MHubbard）将管理主义模式（即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归纳为十大趋势中就提到战略管理，主管的战略角度和战略管理实践的强化；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分离，即核心部门集中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设立独立执行机构来执行政策。

篇7：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研究内容，也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这使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制等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可以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中，战略性思维是没有地位的，政治官员被假定为制定战略和对其负责。然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变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和顾客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公共行政存在的只考虑组织内部和短期目标的倾向，已完全不适应管理的需要。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加强对组织外部环境的管理，而战略管理的外部取向和未来导向的特征恰恰迎合了公共部门的需要。在实施战略管理的公共部门中，公务员不再只是简单地接受政治官员的政策，他们可以通过分析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自己确定组织目标、愿景和任务，战略性地配置组织资源，以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例如，伽森和欧弗曼指出，公共管理中的战略管理主要涉及通过一个有意识的理性决策过程使组织形成自己的目标，执行目标并进行监督，当环境和组织条件需要时进行适应。目标是根据组织资源及内部的能力与弱点，以及外部环境中的存在的机会和威胁而制定的'。

在西方国家，战略管理过程正在被应用于无数的非赢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中，例如，商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公共设施、图书馆和政府机构。在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该法案要求不迟于1997年9月30日，每一个机关的首长要向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和国会提交计划活动的战略规划。自此以后，各政府机构纷纷制定、实施和评价自己的经营战略，以证明自己能更好地提供服务，以最高的成本效率使用纳税人的金钱。学者们也纷纷展开了对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研究，并对战略管理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正面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布莱森提出，就最好的情况而论，战略计划要求大范围收集信息，研究预备方案，强调决策对未来的作用。它可以促进沟通与参与，协调利益与价值差异，推动有序决策的制定和开展。然而，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质，在发展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加强对公共部门的战略分析和战略选择研究。一个组织要变得有效，就必须了解组织内外部环境，因此，也就必须对公共部门进行战略分析。在进行战略分析时，除了充分运用战略分析工具，包括SWOT分析、PEST分析和利益相关者分析外，还应该考虑公共部门特殊的环境因素，包括公共权力的设立依据和范围、预算拨款、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影响力以及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因素。在对公共部门进行战略分析之后，接下来就是战略选择阶段，即制定备选方案和评估备选方案。战略选择实质上也就是对战略分析中识别的大量压力和影响因素作出回应。在战略选择阶段，公共部门要广泛地制定备选方案，并客观、公正地评估备选方案，以有利于最终作出决策。并且，公共部门在进行战略抉择时，必须慎重考虑效率和公平。

2．关注公共部门战略执行行为。战略管理是指包括战略制定、执行、监督和控制的全面、动态的管理过程。在公共部门中实施战略管理，不仅要关注战略计划的形成，更要关注战略执行行为。战略制定过程所形成的战略计划只不过是一纸文本，它不会自然地付诸实现。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公共部门战略将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研究公共部门战略执行时，除了考虑影响战略执行的一般因素外，还应该考虑公共部门的特殊的影响因素，包括如何获得和分配预算资金，如何按程序规范地执行战略，如何抵制组织内部员工、政治家、政府官僚和公众舆论的干扰以及如何应付政治突变等因素。

3．在公共部门中，培养进行战略性思维和行动的能力。正如布莱森所指出的，战略计划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套协助领导者制定决策和采取重要行动的观念。确实，如果任何战略计划过程能通过战略思维和战略行动方法得以采用，那么，可以被剔除的是过程，而非思维和行动。因此，在公共部门中运用战略管理时，制定书面的战略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培养组织领导人、组织成员进行战略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要长期维持组织的战略管理能力，保持组织战略的灵活性、创新性和适应性，就必须变革组织文化，培养一种战略性思维的文化氛围。然而，组织文化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公共部门中培养战略性的思维方式，除了推行战略管理实践外，政府领导者还应该不断加强组织成员对战略管理的理论认识。

4．研究战略管理与政治决策的关系。从决策角度而言，战略管理，作为一种客观、逻辑的决策方法，能降低政策过程的政治性，提高政策决策的质量。然而，战略管理是政治总体的组成部分，当政治官员的利益与组织战略相冲突时，通常是组织战略服从政治官员的决定，例如，在许多政府机构中，组织迫于上级命令不得不开展战略管理，或政治官员和行政主管在不了解组织情况的条件下，带着战略计划上任。如何协调战略管理与政治决策的关系，以改善政治决策质量，就成为在公共部门推行战略管理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例如，布莱森认为，在公共部门中，重要的决策者都是政治决策者。战略计划过程是建立在政治决策的基础上，是政治上的理性（politicallyrationales）。在战略计划过程中，应该将政治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相结合。政治决策模型用于就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政策达成一致上，而理性决策模型用于将一致同意转变成正式的目标、政策、项目和行动。

篇8：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计划在公共部门中出现。和私营部门相同，公共部门采用战略管理的最初阶段旨在计划而非管理，即形成战略计划。在最初阶段，战略计划被当作政府中的冒险行为，人们对能否将产生、成长于军队、工商部门的战略计划模式运用到公共部门中持怀疑态度。学者们集中讨论的是：战略是什么？如何形成战略计划？私营部门战略计划能否适用于公共部门？

对于战略概念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企业战略概念。这一时期的战略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战略是一种模式。战略是一系列的活动，它是组织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的重要决策、采取的途径和行动以及对资源进行分配的一种模式。第二类，战略是一种计划。战略是有意识、有预计的行动程序。第三类，战略是一种决策，是一种关于组织方向、性质的决策。第四类，战略是一种组合，即战略是计划（plan）、计谋（ploy）、模式（pattern）、定位（position）、观念（perspective）等的某种适当组合。

在这一时期，侧重于战略计划，忽视战略执行是政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战略计划被当作是涉及高层管理者的根本决策，它弥补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关注中低层决策，而忽视高层决策的缺陷。比如，奥尔森和伊迪认为，战略计划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为确定政府计划性质和方向的基本决策所进行的专业性努力。战略计划过程被认为是正式的、程序化的管理过程。比如布莱森认为，战略计划是一整套用来协助领导和管理者完成任务的概念、程序和工具。并且，学者们参照私营部门战略计划模式，提出了公共部门战略计划模式。比如，布莱森的八步骤计划模式。这八个步骤是：开始制定战略计划过程并取得一致意见；明确组织权限；阐明组织任务和价值；对外界环境进行评价（机会和危机）；对组织内部状况进行评价（优势和劣势）；确定组织面对的战略性问题；制定战备处理问题；制定有效的、未来的组织蓝图。

对私营部门战略计划能否适应、在多大范围内适应于公共部门的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是，但是。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公私部门存在着相似之处，某些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技术能为公共部门所借用。比如，波兹曼和史陶斯曼认为，所有的组织都是公共的，公共性是理解组织方式的关键。虽然这种将所有组织都称为公共组织的观点有点极端，但不可否认，所有组织都具有公共特征，受到公共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略管理既适应私营部门，同样也适应公共部门。另一方面，公共部门在目标、运作方式、组织结构、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比如，与私营部门相比较，公共部门战略管理涉及到法律、法规、管辖权限、稀缺资源、政治因素、客户和委托人的利益等因素。因此，不能将私营部门战略管理完全照搬到公共部门中。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发现，许多成功的战略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与私营部门一样，学者们再次把注意力投向战略执行行为，并引入了战略管理一词。对战略执行行为的关注，意味着公共部门战略研究已经由战略计划阶段进入了战略管理阶段。在战略管理阶段，由于受公共管理运动和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的影响，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在方向、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杰克・科廷（Koteen，Jack）认为，为适应严重的财政紧缩时期的迅速、急剧的环境变化，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开始不断地演进、调整。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出现了大量用于重塑政府或变革非赢利组织的备选战略方案；二是从侧重于战略计划，转向关注战略执行；三是战略计划过程分权化，许多项目管理者参与战略制定；四是战略过程变得灵活；五是在传统的战略计划的有限的、但为所有战略所共有的组织部分上，增加了新的战略特征；六是政府和非赢利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

综合而言，近10多年来，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战略概念的理解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一时期，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战略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战略是一种意象（intent），即战略是组织渴望得到的远大前程和领先地位。这种观点要求组织更加注重未来，寻求发展机会。它强调的是组织的突破和创新。第二类，战略是一种选择（choice），即战略是对组织方向、服务对象等的选择。这种观点要求关注战略分析、战略决策。第三类，战略是一种革命（revolution），即组织应当以战略为杠杆，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公众需求不断变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公共部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公共组织应该积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以战略为杠杆来变革组织，从而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这种观点最终引发了学者对战略变革的研究。

（2）战略管理被作为既包括战略制定，又包括战略执行、战略执行过程的控制和战略结果评价的全面、动态的管理过程。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计划的两个方面，并把战略扩大到包含战略执行和战略控制在内的更大范围。在这一时期，学者们逐渐加强了对战略执行、战略控制、战略结果评价的研究。比如，杰克・科廷在《公共部门和非赢利组织的战略管理》的修订版中，特别增加了战略执行、战略控制、战略评价三节。

（3）强调对特殊战略的研究。一些普遍适用的特殊战略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比如公私合作战略、政府间合作战略、顾客导向战略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战略的内容、运作过程、方法、成效等进行了详细地研究。比如，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提出了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核心战略、后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和文化战略。

总的来说，战略计划阶段和战略管理阶段在时间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主要差别就在于它们的研究内容不同。在战略计划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学者们侧重于战略计划的形成过程，而在战略管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研究的内容更广，包括战略计划、战略执行、战略控制、战略评价等一系列功能活动。

篇9：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近代体育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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