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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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论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

试论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和趋势.在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中,以西方国家借口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的疆界的'冲击最为突出,与民族国家相连的爱国主义受到置疑.必须认清全球化时代的实质,明确在全球化条件下仍要坚持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必要性,认真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思路和新特点,使爱国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仍发挥其独特的历史作用.

作 者：周晨虹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政史系 刊 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MUNICIPAL COMMITTEE JINAN CITY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AND JINAN CITY ACADEMY OF SOCIALISM 年，卷(期)： “”(3) 分类号：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   民族国家   爱国主义教育  

篇2：全球化时代文学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这本书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写了下面这段耸人听闻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

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

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

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

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

”①

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并且有点儿不高兴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

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

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

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问号为作者所用—译注)当然,

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写情书!当然,我可以在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上创作并发送文学、哲学作品,甚至是情书,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写、打字机、或者印刷出来的书来完成这些事情一样。

但是,精神分析学这门原本依赖面对面的谈话(interlocution,被称为“谈话疗法”)的学科怎么可以束缚在印刷机的控制之下,并进而迫于数码文化的转向而走向终结呢?

德里达这些唐突甚至有点儿近乎放肆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正如那个研究生在听到德里达这样古怪的建议后心里涌起的想法。

顺便提一下,阿维塔尔·罗奈尔对德里达这个建议却另有一番理解,而且,毫无疑问,她没有把它当作德里达对正面提问的回答。

电话中的普鲁斯特和德里达的《明信片》都出现在了罗奈尔的名作《电话簿》中,并以自己的方式预言了新一轮电信时代的到来。

劳伦斯·里克尔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样,也早就在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鲜明地提到了电话②。

然而,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

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德里达这些话——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跟那位研究生的,还是你我在那本书中读到的——在我们的心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

还有隐隐的渴望,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施为性话语(“felicitous”performativeutterance)。

他们实践着他们的箴言而间接地带来了文学、情书等等的终结,正如德里达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所讲的,说“我爱你”这句话,不仅仅会在说话者心中产生爱的波澜,而且还会在听话者心中产生信念和爱的涟漪。

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

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

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

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

在书中,作者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的形式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讽喻性的描写,即不仅引述主人公与其所爱(一位或者多位)进行的大量电话谈话,而且还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写、印刷以及邮寄体系这些旧时尚的残余:明信片。

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and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

如果它们正好落在我的眼皮底下,如德里达在《明信片》和他令人欣羡的散文《心灵感应》③中展示的明信片和信件,我就会使自己成为那个接收者,或者,我被奇妙地变成了那个接收者,那么,那些正好落入我眼帘的明信片或者电子邮件上的信息就是为我所写,或者说,我认为它们是为我写的,不管它们到底是写给谁的。

在我读以上我从《明信片》这本书中引用的段落时,情况就是这样。

说话人传达给那位研究生的坏的甚至是讨厌的信息——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终结——也同时传达给了我,我也成了这个坏消息的接受者。

在书中,由于主人公的话而使那位学生心中产生的强烈反感也同样在我的心中产生。

或许,德里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最让人心惊的话就是:比起那种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终结的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说得再准确点儿,德里达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统治(politicalregime)是第二位的。

我认为,“从这个意义说”,是指他不否认(我也不会)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但是,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是无限的,是无法控制的,除非是以一种“不重要”的方式,受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控制。

众所周知,在西方,始于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以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经济向越来越以信息的开发、储存、检索和发送为主导的经济的重大变革。

现在,甚至连货币都首先是信息,它以光的速度通过电信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兑换和发放,而同样的电信网络也在以数码的形式传播着文学。

例如,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小说现在可以从因特网上看到,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仍然属于现在这个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历史时代。

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

正像三好将夫(MasaoMiyoshi)以及其他人曾经提醒我们的那样,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们中间,对这些设施的占有及其相应的影响很不均衡。

目前,在美国只有50%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当然,这个比例在其它许多国家还要小得多。

但是,不管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网,这种变化还会加快,就像当初电视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

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方面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

篇3：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

上世纪90年代，现代历史的“战后”时期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又过去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在最近1/4世纪的遭遇，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来得深刻。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并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调度；对感冒病毒和鸡瘟的防范，耗费了众多国家的举国之力，动员了跨国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飓风、海啸、气候变暖已经到了“水漫金山”、“欧亚陆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荡和冲击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安全”。

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

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

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

随着地区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及地区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布热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为《大选择》。有意思的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所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系列丛书，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败”、“大混乱”、“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这里面“大”的含义，是指站在全球视角谋划美国的国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领导”世界和“统治”世界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美国单枪匹马地干，将会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终自己也不会有安全；只有联合盟友，担当领导，美国才能成为强势超级大国，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赢得本国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当前，多边外交在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争的舞台；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

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安全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要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要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要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要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处理安全问题的“多维”困境；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系统性、综合性、模糊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管用的原则，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品格。

《环球时报》 (05月11日 第十五版

篇4：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

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拓宽视野,丰富和发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这就是: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重视关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重于一切的价值理念和保持正常民族心态的'教育,突出“强国”意识和爱国理性的教育.

作 者：钱广荣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淮南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4(3) 分类号：B822.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爱国主义   教育  

篇5：高科技时代的全球化“新经济”

高科技时代的全球化“新经济”

在近日河南郑州举行的200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对全球化与高科技时代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做了论述。

一、世界经济的时空结构变化

当今的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两大结构性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的学术语言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其二，是时间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的习惯用语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宏观上经济体制趋同、微观上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套利活动、以及有助于降低远距离控制与交易成本的信息技术革命。由于全球化的运作机制是市场，因此，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的，因为它把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为他人的消费而进行的市场活动。因此，全球化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全球性的供给过剩与通货收缩。

如果说全球化增加了全球的供给，那么新经济则改变了需求的结构。新经济源于信息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造就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那就是IT产业，IT产业的崛起导致了全球性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即相当数量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正在从传统经济部门流向新经济部门。其结果是，传统经济部门的供给过剩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二、谁能够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只有两类国家（地区）可以活的比较轻松，简单地讲就是一高一低的国家（地区）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这一高，就是拥有具有垄断性质的高科技的国家（地区）；这一低，就是具有全球最低生产成本的国家（地区）。前者因为可以借助于高技术的垄断权而保持经济的增长，后者则因为具有绝对的成本竞争优势而使经济的增长成为可能。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更加早些时候的德国与日本，都曾因为拥有可以垄断的先进技术而成为世界上增长较快的国家。目前的中国则因为拥有全球最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国家而长期保持着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随着原先公认为是先进的技术日益走向成熟，先是日本、后是德国，现在是美国，先后走上了经济衰退的`道路，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再具有可以垄断的高新技术，也没有廉价的劳动力来参与国际竞争了。后来又有东亚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这场危机的发生也是根源于这些国家不再拥有可以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的劳动力。

三、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

目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国内的与国外的）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真实的问题而进行着热烈的辩论。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存在着方向上的错误。就中国目前实际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言，中国官方宣布的每年7－8％的增长其实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还应增加的更快。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今天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年均增长不能更快呢？我们的回答是，中国这架飞机的两个翅膀太沉重。这架飞机的左翼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其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不到，但是它们占用的现金流量却要超过全社会现金流量的50％以上。这架飞机的右翼是正在产生大量过剩人口的农村，中国农村的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不到，但是农村人口却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4％。其结果是，今天的中国既有资金的浪费，又有劳动的大量闲置。如果我们能够把被国有企业浪费的大量现金流量与农村闲置的人口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也是不难的。

环顾今天的世界经济，IT产业已经进入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个火车头（美国、德国和日本）已经先后熄火，具有绝对成本竞争优势的中国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大胆地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和让农民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城市化改革，从而把处于潜在失业状态的农民与被国有企业滥用的货币资产很好地组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迎来一个腾飞的中国。

篇6：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

中国已进入小康社会，正在向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迈进。传统的田园诗的生活已经或正在被打破，代之以核心家庭结构、高度个人自主的、等价交换形式的、强烈竞争性的、以个人才能和业绩为主要价值衡量的社会体系。中产阶级正在壮大，知识经济亦正兴起，传统意识形态退居次席，新人新事不断涌现，经常让人“看不懂”。不管人们怎么怀旧和伤感，怎么留恋昔日的温情，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到茅草屋、菜油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级制、慢节奏的生活，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认同于高度商业化、效率优先、平等意识日张的新环境。全球化正向我们走来，咄咄逼人地走来。跨国公司打进来，中国产品走出去。加入WTO不只是贸易的国际化，而且意味着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巨大革新，贸易的一体化迟早促成人的观念的国际化，这同样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的情势下，一种新型公民正在诞生和成长。他或她不同于传统公民之处正在于开放而宽广的心胸，其眼界和处事方式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方的、局促的传统，而真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就是所谓“大公民”的观念。这种新观念要求今天的人们不仅在商场的拼搏中是个好手，而且懂得并尊重普遍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讲信用、重道德、履行政治和社会责任，有文化、懂得世界大势。然而，人的惰性是可怕的，考察身边世界，许多人并没有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尽管穿着西装、讲着洋话，思维和处事方式却仍然相当陈旧和狭隘。

我常给企业家们讲管理学，师生讨论之余，感触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企业家的素质，二是雇员们的“窝里斗”。许多私营企业家在特殊的情境下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个性、加上某些机遇而获得了成功，但企业做大、资产上千万之后，便明显地有点力不从心。他们所受的教育基础和知识面相当有限，并不了解今天的世界大势，甚至也不了解年轻一代的心理，因而大多仍然停留在家族管理阶段，“传子不传贤”的心态妨碍他们向国内乃至世界招聘一流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武大郎开店”岂能越开越红火？不少人不懂得管理心理和多样化的激励术，活脱脱是一个西楚霸王，除了训斥威吓，别无他术。而许多雇员也缺少现代意识，一些美国和台湾的企业家对此深感头痛。一个新的公司刚刚成立，虽是各地招聘来的人员，但很快就形成了若干个派别，无论大事小事，也不管是否有必要，“窝里斗”起来再说，耗费掉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影响生产和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当然，并非到处如此，那些观念比较开放的地方如上海和广州，情况就好得多。

这说明我们的大公民意识还相当缺乏，还需要培育和锤炼。既然进入了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世界，就要改变陈旧的思维和处事方式。放眼世界的襟怀还要求公民们不只是积累自己的财富，还要从大处着眼、从人类的生存出发去看待和处理问题。比如环保意识、博爱的胸怀、支持公益事业的意识等等。我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走遍了世界的主要大陆，今年春夏从欧洲十多个国家考察归来，感慨颇深。到处是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湛蓝的大海，英伦三岛随处可见葱绿的草地和森林，在英吉利海峡畅游更可亲身体验其海滩环境保护得好。就连昔日的雾都伦敦也难见有雾，因为污染的工厂大都得到了治理或者搬迁。伦敦泰晤士河和巴黎赛纳河之美，不仅在河上数十座桥建造得婀娜多姿，而且河水治理得好，河两岸到处都是剧场、影院、美术馆、博物馆，绘画、舞蹈、游艺等各类文化人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更让人流连忘返。而欧洲各地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更是最积极的保护环境之举，普及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促使各国政府在处理工业废料特别是核废料时谨慎小心。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唯一的家园中的空气、水源、山川，需要每个人去精心维护。当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环保和文化意识自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人们生活舒适度的标志之一是闲暇时间及其利用的方式。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体育馆等各类文化设置便成了新型公民经常光顾的场所，而不只是喝酒行令、打牌赌博。可惜人们对文化远远不够重视，我在北京看到，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工艺美术馆不再陈列工艺美术的瑰宝，而成了某百货商场的服装门市部，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相比之下，我在英国免费的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市立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科学馆、维多利亚艺术中心、莎士比亚剧场等数十个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和音乐厅当中看到的不止是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是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一些重要记录。今天一个中国公民如果除了丰富的饮食、豪华舒适的住宅、轿车以外，不再有任何文化的追求和人文教育，那就只能是相当狭隘片面的人，而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

社会信任度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方面。一些人只是个土财主，并不知道如何确立自己的社会信誉，做生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捞一笔马上走人，所以生意总是做不大。做假账成风已经成了人们对股市缺乏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的欺骗行为加大了交易成本，也毒化了社会风气。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公共开支，至今还未见多少好转。

我们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周围也免不了弱势群体，如伤残人、绝症患者、生活不能自理者、失业者，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恰恰是需要社会予以特别关爱和帮助的对象。患难中的朋友乃真朋友，在关键时刻给人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正是公民的一份社会义务，也是一种博爱的伟大胸怀。非常遗憾，我们的传统意识中还有不少东西叫人看了不舒服。每当我看到一群健康的孩子追打一个弱智儿童时，不由心生悲凉。难道仅仅是无知顽童之错吗？非也。一些幼儿园、学校乃至大学对于残疾人的歧视随处可见，甚至保险公司也拒绝接受他们的投保。而各种各样的歧视在我们的社会经常见怪不怪，那么多的招聘者拒绝接受女性，不少大学非表演类的系科（如法律、外文、师范等）竟然在招生广告中对考生提出身高、体貌的要求，这是公开表示要剥夺身高低于某个标准的人们的受教育权利。现代公民的平等权利是超越国家、民族、性别、年龄、体貌、才能的'普遍要求，宪法就是要保障这些权利，不得例外。

任何社会都存在弱者，社会风气对待弱者的态度反映了其公民的精神面貌。我真不愿意看到类似“笑贫不笑娼”的恶劣风气滋长蔓延。学校正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弱势者的孩子本来已经受到心灵的创伤，如果在学校再受到同学乃至老师的歧视，则是雪上加霜。全社会不仅需要在精神上同情弱者，而且应当建立发达的社会救助网。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还需要大力加强，尽管有一些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在主导社会救助，个别急需换肾的大学生得到了同学和社会人士的捐助，但与国际上强大而广泛的慈善机构相比，我们的社会救助实在太小太少。以治疗白血病的骨髓库为例，台湾地区只有大陆人口的60分之一，却拥有比大陆大得多的骨髓库。世界上许多社会均存在大量热心于公共慈善事业的人们，或者是出于宗教的信仰，或者是出于道义良知，但都出于真诚的博爱仁义之心。每当天灾人祸，总有大批民间慈善团体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其言其行，着实令人感动。

我们的周围正在产生一批富有者，但他们每个人在精神上是否真的富有，是否承当起了自己的社会义务，并且热心于慈善和公益事业？这些却让人心存疑虑。一些富有者的逃税行为令人发指，更不同情和赞助弱者，似乎弱势群体与他们完全无关。其实一个社会的人们永远是相互联系的，高度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富者的人身安全、生活舒适度都会受到影响。这里我决没有把富人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毕竟富人中也有不少颇有觉悟和社会责任心的大好人。但的确有些人与大公民的观念相去远矣，比如虐待打工者，对其劳动保护等权益置若罔闻，甚至克扣其血汗钱。需知，值此全球化时代，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途径不断扩大，甚至可能超出国界。我在欧洲看到不少国家的公民向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控告本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自己权利的侵害，而且往往取得胜利，可见人心今非昔比。

总之，值此步入小康社会和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培养有文化教养、了解世界大势、自觉捍卫公民权利、讲求信誉、追求平等、赞助弱者、博爱仁义的大公民意识。

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时报》元旦特刊

篇7：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俞可平

自从有了国家及其政府以後，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我国古已称之为“善政”，大体相当於英语里所说的“ GoodGovernment ”（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指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各级官吏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不过，更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於政府的期望和理想。

但是，善政在政治理想中的这种长期独占鳖头的地位，从90年代以後却在世界各国日益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与善政构成挑战的是“善治”，其英文名为 GoodGovernance （可直译为“良好的治理”等）。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GovernanceAndDevelopment），《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8年第3 期还出了一个名为“治理”（Governance）专号。“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有一个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直至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90 年代後，在英语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概念的`使用率直线上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善治究竟意味着甚麽？它的本质特徵是甚麽？它有哪些基本要素？对这些问题政治学家们尚在争论之中。不过，从业已发表的文献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6个：

(1) 合法性（legitimacy）。它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依

M 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legal）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反之，具有合法性的作用，也不见得一定符合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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