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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一、德国纺机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基本现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纺机业的霸主。德国纺机业的全面起步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区的Saxony-Thuringen。受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民族纺机工业还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纺机强国的技术输出。20世纪初，英法等纺机强国逐渐感到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向德国输出先进的纺机制造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找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地区为中心的纺机生产基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纺机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可以和英国、法国等纺机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由于德国在劳动力、工业基础、制造业体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生产的纺机设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后期，全国45%左右的纺机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战后初期，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纺机业又不得不面临东、西德分离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纺机强国重新登上了国际纺机市场的领先位置。与原东德相比，战后初期的西德纺机业基础十分薄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原东德累斯顿地区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熟练工陆续来到纺机业基础薄弱的原西德创业。新建设的纺机企业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等地。仅仅过了十余年，德国（此指原西德）纺机业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夺回了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后一直稳居国际纺机业的排头兵位置。
德国纺机业能够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元气并迅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除了纺机业自身的努力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长期景气的大背景下，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持续旺盛，纺机订单不断，客观上为德国纺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间；二是德国马克与美元等国际通货相比处于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期坚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国纺机业饱受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低汇率国家纺机制造业的`挑战；三是与纺机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如化学、电子、钢铁、机械等部门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成长壮大，客观上也为纺机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四是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纺机强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使得战后初期主要纺机制造国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五是以艾哈德为核心的战后第一届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重建，以及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德国纺机业的恢复与成长与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无论是从产值、市场份额还是从技术、品种和质量水平上看，德国纺机业都站在全球纺机业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国以纺机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24%的成绩超过英国而首次登上世界纺机业霸主地位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纺机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1968年以来，德国纺机业始终以占全球贸易额30%以上的业绩领先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全德国130多家主要纺机设备制造商（大多为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纺机分会的会员）雇佣了约36800员工，年产值约39亿欧元，出口37亿欧元，占总产值比重高达94%。德国纺机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销售了15亿欧元、11.5亿欧元和4.9亿欧元，增速分别为21.5%、29.7%和下降1.3%，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从出口国别和地区来看，美国、土耳其、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参见图）。从出口设备类别来看，零部件占29.8%，纺纱机占21.7%，针织、织袜机和簇绒机占18.7%，后整理设备占16.3%，织机占13.5%。
二、德国纺机业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基本经验
纺织机械制造业是典型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门类之一。应该说，战后德国纺机业的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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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一、德国纺机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基本现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纺机业的霸主。德国纺机业的全面起步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区的Saxony-Thuringen。受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民族纺机工业还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纺机强国的技术输出。20世纪初，英法等纺机强国逐渐感到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向德国输出先进的纺机制造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找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地区为中心的纺机生产基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纺机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可以和英国、法国等纺机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由于德国在劳动力、工业基础、制造业体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生产的纺机设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后期，全国45%左右的纺机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战后初期，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纺机业又不得不面临东、西德分离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纺机强国重新登上了国际纺机市场的领先位置。与原东德相比，战后初期的西德纺机业基础十分薄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原东德累斯顿地区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熟练工陆续来到纺机业基础薄弱的原西德创业。新建设的纺机企业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等地。仅仅过了十余年，德国（此指原西德）纺机业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夺回了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后一直稳居国际纺机业的排头兵位置。
德国纺机业能够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元气并迅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除了纺机业自身的努力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长期景气的大背景下，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持续旺盛，纺机订单不断，客观上为德国纺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间；二是德国马克与美元等国际通货相比处于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期坚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国纺机业饱受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低汇率国家纺机制造业的挑战；三是与纺机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如化学、电子、钢铁、机械等部门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成长壮大，客观上也为纺机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四是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纺机强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使得战后初期主要纺机制造国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五是以艾哈德为核心的战后第一届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重建，以及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德国纺机业的恢复与成长与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无论是从产值、市场份额还是从技术、品种和质量水平上看，德国纺机业都站在全球纺机业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国以纺机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24%的成绩超过英国而首次登上世界纺机业霸主地位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纺机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1968年以来，德国纺机业始终以占全球贸易额30%以上的业绩领先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全德国130多家主要纺机设备制造商（大多为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纺机分会的会员）雇佣了约36800员工，年产值约39亿欧元，出口37亿欧元，占总产值比重高达94%。20德国纺机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销售了15亿欧元、11.5亿欧元和4.9亿欧元，增速分别为21.5%、29.7%和下降1.3%，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从出口国别和地区来看，美国、土耳其、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参见图）。从出口设备类别来看，零部件占29.8%，纺纱机占21.7%，针织、织袜机和簇绒机占18.7%，后整理设备占16.3%，织机占13.5%。
二、德国纺机业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基本经验
纺织机械制造业是典型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门类之一。应该说，战后德国纺机业的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看，德国纺机业的强盛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经验。
第一，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因素。如果说创新是德国纺机业的灵魂，那么，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则是德国纺机业的基石。历史和现实地看，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发展壮大和竞争力提升都是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完成的。没有高昂的进入门槛，没有行政性垄断、区域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没有严格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没有价格歧视和价格联盟，没有混乱的竞争秩序，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就是德国纺机业的长盛不衰。实际上，不仅仅是德国，世界上其它纺机业发达的国家，如瑞士、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其纺机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莫不是市场良性竞争的结果。
第二，不断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德国纺机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同中国纺机业一样，德国纺机业也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德国纺机业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有效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体系，而不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低水平“技术引进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纺机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开放与竞争的体制环境下形成的，而不是靠政府提供贸易与投资保护形成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下，德国纺机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外强劲竞争对手的竞争，还要面对国内竞争对手的挑战，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德国纺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常高达20%甚至更高），形成独特的“技术高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企业始终是创新主体和驱动力，而政府的作用则十分有限。今天，德国纺机业已经广泛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来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研发和制造业的周期、成本和风险。
第三，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从技术经济角度看，纺机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不同，它的产品线更宽，产品类别和技术需求千差万别，以织机为例，包括无梭、有梭、喷气、喷水、箭杆等许多细分产品，而每一种产品又有几十种型号，这些细分产品由于工作原理和核心技术差别很大，通常很难共享一个或若干研发和制造平台。因此，每一个纺机企业实际上很难形成覆盖面很广的产品线，只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最具竞争力的细分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纺机企业通常呈现出很高的专业化水平，而不像我国的中纺机集团和太平洋集团那样能够提供全系列的成套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纺机企业不能生产成套产品，实际上，产品的成套化可由用户提出具体技术需求和技术参数后，由专业化的工程公司将不同纺机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成套组装）。实践证明，在纺机制造领域，“小而精”比“大而全”更有竞争力。如德国赐来福在全自动高速气流纺纱机、特吕茨勒公司在长绒棉纺纱、多尼尔公司在喷气织机、巴马格公司在高速卷绕机、纽马格公司和吉玛公司在短纤维生产线等领域，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翘楚。此外，德国纺机企业在坚持
高水平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还注重高水平的外部协作与产业配套，除了体现本企业核心技术的关键件外，其它能够标准化生产和外部配套的产品则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采购来解决，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市场风险，而且可以集中企业优势资源进行关键技术的研发。从全球制造业来看，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技术进步速率更快、知识和资产专业化程度更深、生产灵活性更强的发展趋势，“业务外包”（Outsourcing）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第四，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举的产业发展道路。不能否认，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本国纺织业（纺机业的下游产业）的旺盛需求。然而，真正使德国纺机业维持长期兴盛的根本动力却来自于德国本土以外的市场需求。实际上，不仅是德国纺机业，世界许多装备制造业强国都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增长空间受限，而下游产品的市场重心向低制造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如德国的烟机制造业和印刷机械制造业，瑞典的森工机械制造业，瑞士的纺机制造业和美国的发电、配电设备制造业）。德国纺机业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本国市场狭小和市场重心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采购全球化、研发的全球化、管理的全球化、营销的全球化和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而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它意味着企业只有在最靠近目标市场的地方组织现地生产、现地销售、现地服务和现地研发，才能在当地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实际上，德国纺机业近年来已经顺应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纺织服装业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销售、服务机构。
第五，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技术扩散与互动的良性机制。产业集群是世界许多制造业强国形成和保持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正如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所言，“当产业集群形成时，一个国家无论在最终产品、生产设备、上流供应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会有国际竞争的实力”（参见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华夏出版社）。德国纺机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实力，不能不说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德国纺机业19世纪中期的兴起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的Saxony-Thuringen地区，而战后的勃兴则主要依靠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地纺机业的快速发展。今天，德国纺机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以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为核心的五大产业密集区，集中了全国70~80%的纺机企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好处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益处就是技术与知识的扩散。纺机企业密切地分布在同一个或相邻的地区，便于改进技术和产品，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便于以技术人员流动为载体的技术扩散，便于客户需求的传播，也便于纺机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六，装备制造业的强有力支撑。德国纺机业保持长盛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德国具有雄厚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它主要体现在：其一，德国具有完整和高水准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无论是从模具制造、数控机床，还是到动力装置和机械传动，德国制造业都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因此，从总体上讲，德国纺机业基本上不存在某个关键部件和制造环节的核心技术受制或落后于人的问题。其二，德国具有雄厚的制造技术传统与人才优势。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制造传统的国度，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的国度”。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而这又与其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企业培训体制、代际间的经验扩散密切相关。其三，德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德国制造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如德国制造业巨人西门子公司申请专利数量达到1348项，位居全球首位。其四，德国装备制造业普遍实现了精益化、信息化和柔性化生产，其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以及市场适应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谁来装备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纺织服装业可谓是中国比较优势体现最充分、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部门。但是，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纺机产品来自于国外。20，我国从53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了纺织机械产品，其中日本、意大利、中国台湾、韩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纺织机械产品都超过了1亿美元（参见“我国主要纺织机械进口来源比较及分析”，摘自“锦桥纺织网”）。而上半年共进口纺织机械及零件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参见“国产纺机技术滞后 进口量不断攀升”，摘自“国家机械网”，209月19日）。从总量上看，中国无疑是纺机生产大国，也是纺机进口大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产品竞争力上讲，中国还不是纺机强国。
中国纺机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如何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德国纺机业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不足，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也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调整和发展的方向。德国纺机业的经验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让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消除一切阻断市场机制的制度性障碍。相对于其它制造业部门来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还很高，东北地区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基地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尽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是新增制造业投资还是更多地转向了进口装备和流水线，特别是在数控机床、柔性流水线等高端产品市场，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生产设备在性能、加工精度、可靠性、数控化和模块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国内装备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国内贸易与投资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国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是国内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地方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灰色交易”阻断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长期占据国内装备市场的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尽管有政策“保护伞”的庇护，有国有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融资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但却没有能够发展和演化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新的竞争形势，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在同装备制造业强国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让所有的战略投资者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毕竟产业竞争力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形成的。
第二，必须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大约，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新兴工业化
国家为40~55％）。我国企业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0％。机械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到20年，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比重只有5％左右(参见周喜安、蔡萍“着力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刊于年2月13日“经济日报”)。
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可持续性是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根本标志。中国在装备制造领域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是“后发优势”的充分体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也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完成技术的升级和经济赶超的任务。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依托前苏联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力建立了完整的装备制造体系和技术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阶段，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力度，还必须改革现行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能够从整体上带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的技术引进、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改造和技术转让等项目，国家应给予倾斜性的'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产、学、研的密切结合和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发挥政府在基础性研究、共用性强的应用技术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风险较大的技术研究等领域的支撑作用；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并将工作重点放到引进技术的消化、管理、人才培养和再创新上来；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装备制造业，并建立面向中国、面向全球的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基地，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联合开发。
第三，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多数装备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组织形态，推动装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原则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要鼓励外资和民营的装备制造企业参与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改组改造，特别要注重利用资本市场在兼并、重组和联合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政府要为装备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业务重组、产业链重构和组织体系重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企业“瘦身”过程中社保体系的建立，以及大量冗员的身份转换和再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鼓励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生产。资本的自由进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公民的守法意识、政府与社会的诚信度、融资渠道与成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中介的自组织能力、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商务成本高低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投资环境还急待改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能否迅速融入全球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当中，将决定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前景，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下，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投资项目中的技术要求条款和国产化比例等限制性政策将被禁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放松对跨国公司战略性投资的限制，允许跨国制造企业在华设立独资企业（实际上，这也是它们能否将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与国内装备制造业进行共用技术和先端技术的联合研发；鼓励跨国公司兼并、重组与联合国内装备制造业，将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纳入其全球化体系当中。
第五，为产业集群式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集群式发展已经被实践证明其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如辽宁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机床制造，苏南的棉纺机制造，浙江台州的模具制造业等），大多形成了集群化发展的产业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这与我国许多低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服装、打火机、鞋类、箱包、皮革、丝绸、玩具）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比较成熟相比，还存在较大落差。为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政府应该从软、硬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建设方面，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土地使用、专业市场建设等方面，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软件”建设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创造宽松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要为关键性“龙头企业”安家落户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为配套企业的战略性投资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保护知识产权，推动共用技术的研发和成果扩散，规范竞争秩序，这是吸引高技术含量的装备制造企业区域性集中的重要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实践已经证明，人才的正常流动是技术扩散的有效载体，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技术途径
篇3：不断提升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
我国环保装备产业基地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衡量标准:首先,环保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大增强;其次,环保装备制造的整体科技技术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三,重大环保装备基本都能在国内制造,成套比例大大提高;第四,环保高技术产业的产值提高;第五,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
作 者：张丽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 刊 名：中国设备工程 英文刊名：CHINA PLANT ENGINEERING 年，卷(期)： “”(11) 分类号： 关键词：篇4：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装备制造业是任何一个发达工业体系的中枢,在经济成长和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促进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要求,也是扩大就业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而我国装备制造业目前存在技术落后、产业研发能力弱以及重引进而不注重消化创新等问题.由于装备制造业承担着对其他产业提供技术手段的重要职能,因而其落后状况已制约了国家工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从观念、战略、政策等多方面扶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以促进装备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带动国家工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作 者：姜红 作者单位：青岛市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山东,青岛,266003 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年，卷(期)： “”(11) 分类号：F424.3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 工业经济 竞争篇5：如何对广东家具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行提升的研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广东家具制造业的出口现状，再对其进行现状研究,分析了其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升广东家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东家具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
广东家具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形成“全国家具看广州”的发展局面,整个行业的生产、工艺、设计潮流、出口模式都以广州为模板。到21世纪,广东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家具最重要的生产、流通、出口基地,其销售总额占全国的1/3左右,出口额占1/2左右。然而,受当前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的影响,其发展也出现诸多问题,提高广东家具业的国际竞争力势在必行论文代写。
一、广东家具制造业的出口现状
近年来,在旺盛的国际市场需求影响下,广东省家具出口贸易呈现持续增长势头,出口总值从的19.9亿美元迅速增长到的117.3亿美元;在遭遇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其出口额仍有99.6亿美元之多;前2个月,广东家具出口总额为18.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7%,发展势头良好。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主要是木制家具、金属家具、竹藤家具和塑料家具等。其中,木制家具是出口的主导产品,其次为金属家具,而竹藤家具和塑料家具所占的比例较少。统计资料显示,20广东出口木制家具和木框架坐具25.8亿美元和7.1亿美元,占广东家具出口总值的22.0%和6.1%;同期,分别出口金属家具和金属框架坐具17.5亿美元和18.0亿美元,分别占14.9%和15.4%。在贸易方式方面,逐步出现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的41.8%下降至20的27.5%,而一般贸易则从20的56.1%增长至年的70,1%。在出口市场结构方面,主要以欧美为主。年,广东口岸对美国和欧盟家具出口总额64.9亿美元,占同期广东家具出口总额的55.3%。2009年,广东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家具55.5亿美元,占同期广东家具出口总值的56%。
篇6：如何对广东家具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行提升的研
二、广东家具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一)产品附加值低,缺乏自有品牌
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相比,广东出口家具附加值低且缺乏自有品牌。虽然近年来广东家具出口中一般贸易的比例有所增加。但长期以来一直以加工贸易、生产制造为主,处在“微笑曲线”中经济价值最低的中间环节。另外,广东省有6000多家家具企业,其中以中小企业为主,产品80%为贴牌生产,自主设计和自创品牌很少。由于行业内具有独立设计理念和能力的人才稀缺,而国内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模仿抄袭之风盛行,导致产品千篇 一律,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中小型企业只注重短期利润,无力也无心进行品牌宣传和建设,一些有自有品牌的企业由于品牌维护意识淡薄,在产品设计生产中只注重外观而忽视品质,导致对品牌形象的损害。
(二)贸易壁垒日益增多,阻碍产品出口
由于广东省家具出口的市场过于集中,并且习惯于竞相压价以获得“薄利多销”的经营结果,导致某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不景气以及在对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的情况下,设置各种贸易壁垒提高进入的门槛。年美国控诉中国卧室木制家具反倾销;2009美国对复合木质品种甲醛的含量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新标准,同年公布了《建议法案一中国木制工业品输美检验检疫要求》,明确指出中国输美的木制品都必须经熏蒸或热处理、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贴可溯源标识等。欧盟也于2009年实施了“DMF指令”,禁止含有富马酸二甲酯防潮袋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实施使不少广东企业受到影响,甚至有的货物因不符合新规定而被退货。
(三)信息建设和交流不完善
由于家具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配件繁多,制造过程复杂,提出能够满足企业实际需求的信息化建设的方案有难度。并且进行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存在风险,使得企业对信息化建设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最终导致广东家具行业信息建设与交流不完善,既缺乏信息化建设的专业人员。也没有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长远规划。
三、提升广东家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加工贸易升级。鼓励支持技术创新
首先,要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及引进力度,促使加工贸易由简单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发展,完成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家具产业的更新换代,努力提高家具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另外,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力度,对企业实施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措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再次,促使广东各大高校与家具企业在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以及教学、科研、实习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形成产学研为一体的人才培养体制:鼓励建立家具设计研究所,加强与国际家具设计机构和设计师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广东省家具设计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积极推行国际标准。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针对欧美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调整家具行业的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以变被动为主动,如产品技术标准、有害物质含量标准、产品对消费者安全性保护标准等;促使标准与科研、开发、设计、制造相结合,加快国外先进标准向国内标准转化:鼓励家具企业进行生产、原材料环保、生态方面等方面的国际认证、国家认证、行业认证,如IS01400环境认证、森林FSC环境认证、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等。
(三)完善信息平台建设,促进合作与交流
建立专业的行业咨询机构以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如为企业提供成品检测技术支持: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家具展览会并协助企业参加国外的大型展会,如德国科隆国际家具展览会、意大利米兰国家家具展览会,以此促进企业间的学习交流和信息共享。随时监控家具企业的产品在主要出口国的价格和数量、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情况,并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进行比较,为企业提供各国经济政策变动和反倾销、反补贴情况,以便企业及时制定对策,当出口家具在国外遭到不平等的待遇或遭受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可组织相关企业应诉。
(四)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
企业应注重品牌建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明确产品理念和准确市场定位。如为满足当前“低碳”、“环保”、“生态”的消费潮流,可以走“低碳”发展道路。在家具选材上,除了贯彻实施“室内装饰材料有害物质限量\"10项国家标准、控制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外,还要控制胶黏剂、涂料、金属镀层、塑料、玻璃等材料中可能出现对环境的有害化学成分;在原材料的使用方面。可尝试实木与金属、塑料、玻璃、皮革、纤维等多种材料的融合,以降低实木材料的采伐周期。通过广告宣传扩大企业影响力,同时注重品牌的管理与维护工作,在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注意保持产品理念和风格的一致性,在售后服务、销售现场、服务态度、企业公关等运作过程中,保持和维护品牌的完整。
(五)开拓新兴市场,优化出口市场结构
广东家具企业应尽快优化出口市场结构,改变当前出口市场过度集中的格局,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在充分挖掘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比如,随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家具需求量不断扩大,但当地的家具制造业并不发达,广东家具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打入俄罗斯市场,依据俄罗斯的商家要求。制作适合当地人生活习惯的产品;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晚,当地居民也没有特别的偏好,应该尽快建立与完善销售渠道,抢占先机,做大市场。
参考文献:
[1]江洪,新形势下广东家具出口贸易的发展探讨Ⅲ,现代乡镇,2009(3)
[2]和芳,广东家具的出口竞争战略[D],甘肃:兰州大学,2008
[3]郝颖,中国木质家具产业的对外贸易现状、问题和改进措施[D],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大学,2007
篇7：对我国民族法学发展意义的探究论文
对我国民族法学发展意义的探究论文
一、前言
早在多年以前，中国法学界就对“民族法学”的学科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很多学者认为，“民族法学”不能归为传统的法学领域，理由在于，“民族法学”多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史”著称，所以，“民族法学”应当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
二、关于我国民族法学的定位
传统的法学学科下，中国法制史同样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变迁、古代习惯法著称。所以，即使“民族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也不应该归入“历史学”的范畴。“民族法学”仍然是“中国法制史”领域中的研究方向。中国是多民族缔造的国家，法律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现象，固然也是有各个民族共同塑造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研究进路，民族法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当然，近年来“民族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逐渐得到法学界一些人士的认同。特别是2004年以来，各大高等院校相继开设民族法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位点，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三、民族法学学科的特点
只有在解决了“民族法学”学科性问题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探讨“民族法学”学科的特点。
(一)它与特定的少数民族相联系
如前所述，民族法学以研究少数民族法律思想、法制史、习惯法为重点。因此，这就必然要与特定少数民族当时的经济、政治、风俗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特点相联系。例如，藏巴汗时期的《十六法典》就是与当时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等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二)少数民族习惯或习惯法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法制，少数民族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同样也离不开中国法制的支撑。职是之故，开展对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为中国法制的应有之义。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的法制是与特定的少数民族地域、心理相联系的，所以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这样的特殊性才与作为国家意义层面的法相冲突，其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方面的冲突。
需要客观地意识到的是，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思想中，确实有一些落后的、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的、不为社会主义法制文明所接受的因素。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习惯也是少数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维护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和权威，这就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或习惯法与国家层面的法有冲突的一面。但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也有诸多对当今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1618年，藏巴汗在建立“噶玛政权”后，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就有“平时注重封山禁河”的规定。这些积极因素与落后因素，使得民族法学的研究变得复杂，但也为少数民族习惯或习惯法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找到了融合的平衡点。
四、民族法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少数民族法律思想
法律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特定时代其它社会因素在法律层面的反映。以西藏地方少数民族习惯法来看，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把法律作为统治社会的有效工具，为缓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人的矛盾，立法者通过法律(暂不考虑这些法律条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形式规定了人们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法律条文中包含有大量的本土思想、特权思想、政治思想、神权思想。所以，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法律思想体系。通过对这些法律思想的研究可以放大少数民族地区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
(二)少数民族法制史
少数民族法制史以少数民族地区各个政权时期的法律及王朝更替后的法律变迁为研究重点。通过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学习少数民族各政权时期的法律思想、法律内容、政治制度变迁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的需要。
鉴于于少数民族法制史与中国法制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少数民族法律思想和少数民族法制史如此重要，这就使得民族法学的莘莘学子不得不把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习惯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得阙如。
五、对民族法学发展方向的.探讨
(一)开展双语模式
这里所提及的“双语”是指“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结合。开展双语的目的，原因有二：
首先，民族法学以少数民族相关法律因素为研究对象，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不同和民族语言表达往往蕴含着相异的思想，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可以发掘、探寻少数民族法律内容的“原始思想”，从而掌握法律内容的历史由来、变迁。
其次，这是为培养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法律实务人才的需要。以西藏大学政法学院为例，近年来西藏大学政法学院一直在为全面而有效实现“藏汉双语”模式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从中国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都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公民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实践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在诉讼中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进行起诉、答辩、辩论、陈述等情况并不少见。然而现实情况确是，在一些汉族法官、检察官不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下，必须要借助翻译人员才能明白双方当事人的表达。这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地位受到影响。在要借助翻译人员才能明白当事人意思的情况下，很难保证翻译人员是在客观地陈述其语言而没有掺杂自己的主观意见，这对法官作出公正、符合客观实际的裁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再次，培养精通“双语”法律实务人才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如果法官、检察官无需经过翻译人员而能在第一时间明白当事人的语言，这对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有着明显的作用。
(二)注重社会调查方法的培养
社会调查方法的实践性很强，它要求调查者掌握与之相关的调查方法，并对收集到的信息、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最后得出对自己的研究有帮助的信息。民族法学的人才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是到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得到研究素材。
民族法学的人才不应该仅将目光停留在既有的信息上面，民族法学的相关课程仍然有许多还没有别发掘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习惯法方面)，要去发掘、发现这些“遗珠”，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是大前提。
六、民族法学的深远意义
民族法学长期被许多高等院校所忽视，甚至被许多法学院所忽视，而民族法学却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民族地域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族文化、心理。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地里位置偏离的地方，但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表现为本民族法律思想与中原法律思想的交融。正是这其中的“交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
七、结束语
语言方面有不同、服装方面有差异，这是少数民族的特点，但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有着共同处。这些精神层面的认同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