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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

时间：2023年06月18日

来源：Siivan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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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本文共10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Siivan”提供。

篇1：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

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

通过对韦伯有关“价值无涉”和“价值关联”论述的分析,指出张力无处不在是韦伯思想的生命力之源,而“价值无涉”和“价值关联”正是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二者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者的张力也是韦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它统摄了韦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其他概念.

作者：陆自荣 LU Zi-rong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1201 刊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 25(2) 分类号：B08 关键词：韦伯价值无涉价值关联张力

篇2：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关键词：韦伯价值无涉理想类型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第77―81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2―52页。

[45]汪晖：《小小十年 ――<二十一世纪>与<学人>》，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月号，第142―147页。

篇3：浅谈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浅谈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关键词：韦伯价值无涉理想类型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第77-81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42-52页。

[45]汪晖：《小小十年 ――二十一世纪与学人》，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第142-147页。

篇4：对价值无涉方法论的检讨--兼及马克斯・韦伯的学术失误

对价值无涉方法论的检讨--兼及马克斯・韦伯的学术失误

“价值无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由马克斯@韦伯首先系统化地阐发的,韦伯把“实在”划分为“事实”与“价值”这样两种迥然相异的'维度,前者属于科学认识的领地,由社会科学予以处理;后者则划归宗教信仰或者习俗成见之域,是社会政策所欲涉及调整的对象.两者必须分离或者保持距离,以免相互混淆.本文在详细分析“价值无涉”内涵的基础上,力图揭示韦伯提出这一研究原则的现实意图及其理论脉络,并发现他这一方法论运用的结果却导致了自己学术上的若干重大失误.

作者：夏江旗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020 刊名：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5(3) 分类号：C3 关键词：价值无涉事实价值判断

篇5：《金刚经》的思想价值与精髓

《金刚经》的思想价值与精髓

《金刚经》说的是彻底解放心灵奴役的大智慧,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是《金刚经》的思想价值与精髓，希望你能喜欢。

佛法东传，佛教与中国文化撞击和交融，伴随着印度佛教经籍的不断译介、阐释的进程。在传介到中土的大量佛教经典中，《金刚经》是译介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经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金刚经》与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南华经》并列视为释儒道三家的宗经宝典。

就中国佛教宗派内部而言，隋唐以后天台、三论、法相、华严诸宗都十分崇奉《金刚经》，各宗领袖都结合宗义，写下了不少有关《金刚经》的注疏。禅宗六祖慧能因闻《金刚经》得悟，从此中国禅宗与《金刚经》结下不解之缘。《金刚经》与中国文化、中国佛教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必要了解《金刚经》。

《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为最刚硬的金属，是金中之精坚者，百炼不销，能断万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断除人的贪欲恶习和种种颠倒虚妄之见。“般若”为音译，意思是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的高深智慧。“波罗蜜”也是音译，是“到彼岸”的意思。该经经名的全部含义就是说，以金刚般的无坚不摧、无障不破的般若智慧对治一切虚妄执著，达到对实相的理解，得到解脱，到达彼岸。

《金刚经》属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相当于唐代高僧三藏法师玄奘所译的十六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第九会“金刚能断分”(《金刚般若》)，被视为般若类经典的总纲。般若类经典的主要思想是讲诸法“性空幻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假而不实，本身没有一个恒常自在的自性，所以“性空”，然而自性虽空，因缘关系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事物并非绝对地不存在，并非虚无，只是幻化不实而已，所以叫“幻有”。一切诸法本性空寂，非生非灭，非一非异，无取无舍，无我无所，所以只有以深广无边的般若智慧，洞见宇宙万物的真实相状、本来面目，无住无著，广破见执，显诸实相，才能真正契合世界的实相，得到解脱。般若类理论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因而被历代高僧称之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般若思想也成为大乘佛教的共通思想。

吕澂先生认为，在所有的大乘经典中，般若类经典出现得最早，在各种各样的般若类经典中，又以《金刚经》出现得最早。在中国，历代僧俗各界都对《金刚经》倍加重视，所以它曾多次被译出，现存的主要译本有：

(一)姚秦印度来华高僧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二)北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三)陈天竺三藏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四)隋南印度三藏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五)唐三藏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六)唐三藏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今有清代同治十一年金陵刻经处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六译》行世。

历史上《金刚经》虽有以上六个译本，但最为流行的，还是鸠摩罗什的译本。需要指出的是，唐三藏玄奘的译本，是他所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中的一部分，并非专门另译，后来唐代长安崇福寺律宗高僧智升将其单独分出流行。后世通常所说的《金刚经》一般是指鸠摩罗什所译的本子。

《金刚经》全文约五千四百多字，大致内容是：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世尊)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名大比丘在一块儿。日头将午，快到了吃饭的时辰，释迦牟尼便穿衣持钵到城中去乞化，然后又将乞化而来的食物带回祗树给孤独园。饭后，释迦牟尼收起衣钵，洗完脚，铺好座位，然后端端正正坐下。这时，一位名叫须菩提的长老从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世尊行礼，然后问道：如果有人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守持什么?怎样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文音译，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佛陀觉悟的最高智慧，它能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具备这种觉悟就是成佛。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决心成就无上智慧，无上大道，即发愿成佛，这也是大乘菩萨行的全部内容和目的。

须菩提提出问题后，世尊感到很高兴，便回答了这一问题，通过非此非彼有无双遣的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要成就无上智觉，破除一切执著，扫除一切法相。

释迦牟尼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如镜中的虚影，如清晨的露珠，日出即散，如雨夜的闪电，瞬息即逝。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并无自性，所谓“缘起性空”，因此，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实际都不是它们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实相) 是“无相”。这样，世界上一切都不值得执著，这就叫“无住”。在修行实践中，能真正认识到无相之实相，能做到于世界万物都无念无系的“无住”，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

为了使人们真正做到“扫相破执”、“无相无住”，释迦牟尼举了很多例子用以指导人们的修行实践。释迦牟尼能使一切众生都得到解脱而进入涅槃，但并没有任何众生得到解脱，因为众生之相皆为各种因缘合和而成，并非真实，只是虚妄之相;释迦牟尼的身体有三十二种优秀的特征，但是不能根据这三十二相来认识如来，因为这不过是外在的虚妄之相，如果仅看到这三十二相，则不能认识如来的真实面目(法身)，因为真正的法身是无相的。

释迦牟尼通过否定摒弃事物的虚幻之相，揭示出世界的真实本质，即“实相者则是非相”。如果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虚幻无自性的，就认识到了世界的真实本质、真如实相，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倘能如此，就能不“住色生心”，就能不执著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行者在扫去一切虚妄执著后，万法的真实情状、真如实相就会自然显示出来，即“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释迦牟尼要求人们扫相破执，甚至要求人们对“佛法”也不应执著，认为“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经中以舟筏作喻，说明佛法只是方便设施，不应拘泥死守。释迦牟尼说他自己在燃灯佛处修行，无一法所得，所以燃灯佛为之授记，认可他修行成功。如果执著于一法，燃灯佛就不会为他授记。《金刚经》中反复强调，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要破除执相于布施，又要破除执相于修行的果位(得菩萨果位、得阿罗汉果位等)，即破除修行过程的一因一果。只有把“破执扫相”贯彻于修行的整个过程，才会体证真如，获得解脱，成就佛道。

《金刚经》强调该经的般若思想是佛门修行解脱的最高智慧，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承诺如果有人信持此经，并为他人解说，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果报不可思议”。

该经的最后，佛说了一首偈子，作为该经思想的总结：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可以说是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

《金刚经》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精华，其“性空幻有”、“扫相破执”为主要内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大智度论》中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中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金刚经》也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从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金刚经》之所以被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众圣之所依，是因为其般若思想关涉的是大乘佛教的认识论问题。

般若智慧实质上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特殊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它要彻底地超越世俗的经验，否定或摆脱世俗的认识，从而认定尘世的感知都是虚幻不实的。只有把握“般若性空”之理，才能抛弃世俗的妄见妄念、妄想执著，才能证悟到佛门的真谛。

建立起“性空幻有”、“破相扫执”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是获取佛门知见的基础，也是建立佛教信仰和进行修行实践的前提，而《金刚经》所阐述的正是建立大乘佛教信仰、从事大乘菩萨行的理论基础。这一“般若性空”的基础理论，就佛教的“信仰”与“理解”的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理解”的问题;就佛门的“知行”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知”的问题，所以《金刚经》及其般若学说，就自然成为诸佛之母，对大乘佛教而言，《金刚经》及其思想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金刚经》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在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对部派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实有”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金刚经》一问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学家无著、世亲等人都对它做过注疏。

佛法东传，中国佛教属大乘佛教系统，自然青睐作为大乘理论基础的《金刚经》，以展开大乘菩萨行。从公元402 年《金刚经》由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首次把它译成汉文，到公元7唐代僧人义净最后一次重译，短短三百年间，《金刚经》在中土先后有六种译本问世，足见这部经典在中土受崇奉的程度。

《金刚经》传入中土时，正值魏晋玄学兴起。中土学人认为般若思想方法，与玄学可以相通，互为发明，所以当时中土思想界十分重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般若经典，其程度远胜于印度。《金刚经》在中土社会，既迎合了士人的情趣，又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颁布《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孝经》、《道德经》一起颁行天下，明成祖编纂《金刚经集注》，敕令天下奉行等等，都是例证。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对《金刚经》崇奉有加，天台、华严、三论等竞相习诵，并按本门宗义进行阐发。天台宗用佛性论注解经文;华严宗以真如缘起论解释经文;禅宗更以《金刚经》为传法心印。

《坛经?行由品》中有一段关于慧能因闻《金刚经》得悟的记载：

时有一客买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都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

《坛经?行由品》中还直接引用《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语句，又记载弘忍为慧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

《坛经?般若品》中全都是解说般若智慧法门，慧能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又说“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

《坛经?定慧品》中，慧能提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宗纲，正是《金刚经》“离相无念”、“不住于相”、“应生无所住心”等思想的发挥。

总的说来，慧能创立的顿教法门，般若智慧是其血脉，而从佛典思想渊源来看，《金刚经》是《坛经》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学中体现其元典精神和思想价值，从中国文化史的视野来看，它的影响关涉到僧俗各界，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悠久深厚的文化史中，《金刚经》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近代和当代，寺院僧人日常课颂和讲经说法，都依此经。在民间，连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可以随意背出一段或一句《金刚经》。在佛教施行扶世助化功德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金刚经》应验、感应故事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劝善化导的重要形式。

在汉唐社会，《金刚经》常被不少僧俗用以为祈福禳灾、奖善惩恶的法宝，他们收集各种信受奉持《金刚经》而获得功德报应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分类辑要，以证明尊奉《金刚经》有延寿、愈疾、生子、登科、避邪、脱难、如愿等效应，一方面让人们加强佛教信仰，一方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止恶从善。

唐代孟献忠撰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按诵持《金刚经》而能获得的应验和利益，分为救护、延寿、灭罪、神力、功德、诚应等六篇，收入以隋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故事七十则。

唐代段成式撰的《金刚经鸠异》也是同样性质的应验记，收入了以中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故事二十一则。其中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叫赵安的平民，一次在野外行走，看见一座坟墓边放着衣物，赵安以为这是无主的东西，就捡回家送给妻子。邻居知道后，到官府告他偷盗财物，赵安不承认，官府大怒，安排大刑伺候，然而刑具加身就断为数截，赵安却安然无恙，施刑者问他使了什么法术，赵安说：“唯念《金刚经》。”官府甚为惊异，只好将他释放了。

此外，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中《持诵金刚灵验功德记》、《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等著作，都反应了《金刚经》在民间社会的流行情况及其化导世俗的功能。

如果说各类《金刚经》应验记说明该经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影响，那么各种以《金刚经》为题材的文化艺术形式足以说明该经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和地位。

伴随着《金刚经》的传播，中国古代印刷、雕刻、绘画、文学、书法等文化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木刻本; 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经》扉页的佛教绘画;现存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经》。

此外，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所书写的《金刚经》手迹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与《金刚经》相关的文学作品、《金刚经》论疏中的诗词美文仍流传至今。

《金刚经》的精髓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金刚经》的精髓这一观念，在我心中已定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自从有了这一认知以后，一想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想起《金刚经》，反之也同样。很长一段时间来，一上座心底就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话头，就连有时上街，心中也不时要生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念头，久久不放。为什么我对《金刚经》有如此提要，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视为其精髓? 我是这样体会的。

从经的形式上看，《金刚经》全长不达万字，然佛在经中直接说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地方不下20处。如此并不显长的一篇经文，佛为什么屡屡说及这些言语呢?是随意的重复吗?显然不是，必定有其深刻的含义。这使得我不得不着重这几句经文，并着力去思索。

从经的内容上看，细读《金刚经》，面对一千二百五十大比丘，佛反复强调我相，人生，众生相，寿者相，再细晶经文，全经的理论基本都是在阐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教理。譬如：“不住于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如来不应此具足诸相见”，“不生法相”等等。尽管种种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都是在教诲弟子不要住相。而一切相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根本相。

从经的立意上看。读过《金刚经》的人都知道，佛在经中鲜明地指出，这部经是“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佛告诉须菩提，“当知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禅宗六祖也曾说过，《金刚经》“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在经中以最简明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弟子，佛与一切众生的差别，菩萨与非菩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只可怜众生迷妄于相，难以置信。

从学佛的根本目的看。学佛人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佛理的掌握，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生命，从而创造一个完全自由觉悟的新人。佛在悟道之际就有“原来众生实平等无异，皆有佛性，能人佛不可思议解脱之境。如今却被愚痴妄想所盖，不见自性真心。”用佛悟道时的感叹来对照读《金刚经》，不难发现佛所指的“众生愚痴妄想”，实质上就是一个“相”字。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住一切诸相，即名众生。佛与众生仅一“相”之隔。推倒这堵“相”墙，化掉这堵“相”障，佛与众生一体相通。如何做得到这一点?从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处着力。这是一切学佛人的根本着力点。

其实，我们久读《金刚经》，心中就有这样一个感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恰如一条束缚众生的锁链。正因为有这条无形锁链的牵制，使得众生只得在六道中迁流不止，运转不息。要解脱六道的桎梏，唯一的出路也就是根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想，无论学佛人读的什么经，修的什么法门，行的什么方便，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必须的。在诸相之中，我相为首，为根。我相一除，其余诸相全无。我相一生，诸相自然应缘而起。故此，佛在《金刚经》中花大气力专讲我相之弊。如，“发愿度众生人无余涅槃，不能有我相。布施不能有我相等等。为什么有的人读诵《金刚经》，一念能生净信，何以故?也是无我相。即便已经修得佛果者，也不能有我相，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都不可有我相。除此之外，佛还以自身为教，说自己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时，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时如何无我相，正因为如来无我相，燃灯佛才予以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还教授道，但凡有我，如“我当灭度无量众生”，“我当庄严佛土”，“我有所说法”等等，都“是不名菩萨”。为什么呢?如来一语道破：“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这就是凡夫的迷障，被一个虚幻的“我”所迷、所困、所牵。于此，众生就只好在六道圈中打转，这正是一切众生的可悲可悯之处。

认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金刚经》的精髓，我以为对一个学佛人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对居家学佛者，益处更为明显，她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深解《金刚经》。《金刚经》的基本句式结构是，说是A，即非A，故名是A。如：“如来说三千大干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等。这种句式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宇宙世界本体与本体之诸现象之间的关系。但世人读懂这句式的并不多，就连当代伟人毛泽东也曾问过赵朴初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呢?我以为关键在要知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旦放下我相，再去读经，那必定有新的体悟，对经义才可能深解。一个未学佛的人，必然见A是A，一个学佛人，知道一些佛理，得知见A非A，只有放下我相，体悟佛法的实相者，才透悟见A非A，故名是A。

二是有利于修行。学佛的目的在于了解宇宙世界包括生命现象的真相，由此做一个明明白白的觉者。学佛是需要修行的，修行是需要花时间的。但居家学佛入学习、工作、生活的负担较重，特别是处在当前市场经济初步兴起时期，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都十分紧张，要挤出一些专门时间来修行，必然有一定困难。但我以为只要时时处处牢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可以处在一个大的修行之中，就可以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之中，都能正确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时代，从而随缘生活，正确处理自身所处的一切际遇，就能行往坐卧皆在学佛修行之中，别有一番天地。

篇6：对中学思想政治课价值的思考

对中学思想政治课价值的思考

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一门对中学生系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社会科学常识教育的必修课课程。它是中学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途径，也是学校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标志。面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课所具有的导向功能、保证功能、转化功能无论我们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但是重视语、数、外、理、化教育，轻视思想政治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相当一些学校领导和师生中还没有根本解决。尤其在我国中学还未彻底改变应试教育……

一、中学思想政治课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政治价值十分突出

国家意识是超越理性的一种政治信仰，它是特定社会集体利益的反映，它对于事物的说明或解释总是受制于某一阶级的利益，以服务于这种利益为最高准绳。处于不同利益地位的社会集团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意识形态必然居于统治地位，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即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象征着国家权威与统一，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所以，无论历史上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从未放松过对公民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尽管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每个国家都在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巩固统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所不同的只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别。但在对公民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有一点在各国又是相同的，即以学校教育为主要途径，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去改造人、塑造人。国家的学校必然和必须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受教育者的信仰。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政治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思想理论科学，其内容博大精深，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政党建设等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处于初高中的青少年来说不可能自觉认识。因为他们的主导思维方式处于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向抽象思维、创造思维的过渡时期，理性思维能力不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只能利用他们可塑性强的特点从外面进行灌输。由此可见，灌输便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中学思想政治课与其它学科或课程在教育职能上大有区别，它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它在向青少年灌输国民意志，排斥异端思想，把握舆论导向，提供精神动力，促使社会价值观的终极导向一元化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政治价值因此显得尤为突出。今天，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重利性、竞争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切使得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由此可见，不重视思想政治课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视思想政治课价值，并切实搞好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在教育改革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都面临着学生生存能力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传统课程上存在多学科并立、分裂、结构单一化、封闭化而内容上学科之间重叠、交叉的弊病。教育内容扩大化、多样性与教学时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学校教育五天制与家庭社会教育两天制的不合理格局，极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为此许多国家改变了随意增加学科的传统办法，把改革的目光投向学科的融合上。充分有效的发挥各学科课程的整体作用，推进综合课程的课程改革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我国教育过去深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的是典型的分科教育，几十年来，虽然为社会主义事业也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素质发展不全面，适应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弊端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日益突显出来。近年来，我国教育界针对此问题不断借鉴国外中学成功的教学经验，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特点，就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在加大中考、高考制度改革力度的同时积极改革课程体系，重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不断加强中学生知识的综合学习，使中学生能够补充分科教学的不足，力图使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快，教育内容扩大化、多样化的'客观要求。现有的教育改革在初、高中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使建立全面合理的综合课程体系仍有很大困难。

中学思想政治课虽不能说就是综合课程，但它的综合性极强。从初中到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包括了公民常识、社会发展简史、法律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常识、经济学知识、哲学知识和政治学知识等。其内容覆盖着多门学科，不仅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宗教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知识，而且还涉及教育科学理论知识、自然科学常识，以及现代高科技方面的知识和文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同时，思想政治课还要重点介绍党和政府所制定的现行路线及重大政策，因而它是一门极具综合性特点的学科。思想政治课在对学生实施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普遍的、常用的文化社会科学基本知识教育，扩展学生的知识容量的同时，还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很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及健康的个性的宗旨。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基本属性和底色。中学思想政治课的综合性特点代表了以素质教育为目的的教育改革的方向。在教育改革中有具重要的价值。

三、中学思想政治课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有其独有的价值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方针是由思想政治课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从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来看，它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马克思主义常识和有关社会科学常识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还要培养学生具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提高思想道德和政治觉悟，指导行为的目的。因此思想政治课与其它课程在教育价值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别。其它课程的教学更多地重视解决学生知与不知的矛盾。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不仅受学生的知识水平、生活经历、思维方法及认识能力的制约，而且还要受社会上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现实的社会现象，以及学生对此产生的大量思想问题。所以思想政治课既要解决学生知与不知的矛盾，又要解决各种社会意识的影响和学生情感习惯、信念等方面产生的对

无产阶级理论信与不信的矛盾。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学还包含教育者把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规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以自己已有的认识水平为基础，自觉地选择，消化、吸收这些教学内容，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相应的行为习惯的过程。这要求思想政治课还要解决行与不行的矛盾。解决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所授知识的知与不知、信与不信，以及这些知识在学生身上能否达到与行动相统一的矛盾，给思想政治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思想政治课就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抓住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问题，联系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实际，使学生能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并正确运用这些立场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并使学生能不断提高分析和解释能力，判断和批评能力，综合认识和评价能力，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由此可见思想政治课在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中有其独到的价值。

中学思想政治课在整个中学教育工作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注重其价值的发挥，给予它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关系着百年树人的大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篇7：儒家价值思想的设定与迷失

儒家价值思想的设定与迷失

长期以来,对儒家的.不断追问实质是来自于深刻的人文关怀.儒家学说的实质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但由于“设定”的迷悟,在人与现实的关系上,儒家迷失在道德情感的精神领域,迷恋于秩序与规范使其空泛化.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文中最后提出文化建构的重要性,并对其实施文化审美化转化.

作者：田忠辉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黑龙江,阿城,150300 刊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1(2) 分类号：B222 关键词：设定迷失审美文化儒家价值思想人文关怀

篇8：乌托邦主义与孔子思想的精神价值

乌托邦主义与孔子思想的精神价值

中国近年来,有两个思潮特别凸出.一个是想放弃乌托邦主义,另外一个是想在孔子思想中找到政治智慧的基础.而且很多知识分子要把这两个看法联合在一起.然而这两个角度不一定能互相配合.因为,虽然民主的个人自由是需要一些人文主义性的界限,而希望把握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一定不能忽略孔子的人文思想.然而连<论语>还免不了偏到乌托邦主义的危险.作者指出孔子颂赞三代而强调“为政以德”的可行性之时,他把从历史归纳出来的后验性知识同一种对人性的先验性信仰混在一起,而这样形成三个预设.第一,“善”或“正”或“德”的客观含义是完全明显的;第二,假如“从政”者要做到“善”,他们所遇到的障碍不会严重;第三,假如他们做到“善”,社会所有其他的成员也会这样做到.因为这三个预设忽略了道德判断与实行政策的困难,所以它们缺乏政治进步所需要的尚实精神,而偏到乌托邦主义.同时,孔子的乌托邦主义有朝二分法的.偏向,而这样缺乏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容忍和合作精神.问题在于怎么把“善”的源头观念化.<论语>乃至<四书>中其他经典的想法不但以为社会可以完全“善化”,而且以为“善”的源头是自我或主体的一种很纯粹的良心.因为“善”的源头是纯粹的(“未发之中”),所以假如自我的看法是“善”的话,这个“善”是完美而没有瑕疵的.这样一来,自我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的工夫把自己变成“善”的化身,然后世界所有的不善是在自我之外.换句话说,己他的关系是善与不善的关系,而这样己他互相容忍的程度不得不很有限.这种己他典范与基督教的观念当然不同,因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己也好,他也好,所有人类为善的能力都在“神魔混杂”(唐君毅语)中,即张灏教授所谓的“幽暗意识”.总而言之,孔子的乌托邦主义是根源于他最基本的看法,即以为自我很纯粹的道德源头是有潜能把世界完全道德化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一方面放弃乌托邦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因袭孔子的这个看法.

作者：墨子刻作者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刊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 分类号：关键词：乌托邦主义孔子的政治智慧幽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