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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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本文系依据笔者主编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一书,对中国近百年来翻译史研究进行的统计与分析.文章对千余篇(部)论文和论著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1、作者发文统计;2、作者引用情况抽样;3、翻译史研究几个阶段发文(出书)量的.统计及对研究对象的统计分析.依据上述统计分析,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 者：文军 胡庆洪 WEN Jun HU Qing-hong  作者单位：文军,WEN Jun(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083)

胡庆洪,HU Qing-hong(重庆文理学院,重庆,402160)

刊 名：上海翻译  PKU英文刊名：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年，卷(期)： “”(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翻译史   统计分析   前瞻  

篇2：回顾与前瞻

引言近来,我的一些国内外朋友都殷切希望我写下一生中的片光零羽.追忆起成长岁月固然使人感到温馨,但环境压力总迫使我先去做那些更紧迫的事情.<神经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的主编约请我为“年鉴”撰写一篇刊头专文,这成了必要的附加动力,使我终于沉下心来对自己科学生涯作一次简要的回顾.我的自述主要涉及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背景中成长为一名神经生物学家的.

作 者：冯德培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刊 名：中国神经科学杂志 ISTIC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年，卷(期)：20xx 20(2) 分类号： 关键词：

篇3：回顾与前瞻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一百年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在此百年中，因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研究特点的制约，该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具有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学属性。而唐代小说的经典地位，既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更在于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摆脱旧的研究模式的关键在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文学的影响问题，实为主动索取文学资源，进行审美再创造的问题，往前看，这一视角可以将文学影响研究提升至文学“发生学研究”的层面。

与格律诗在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划时代地位一样，唐代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这一地位显著标志之一的，是它对宋元明清小说、戏曲在风格与题材方面的巨大影响。对这一现象的评论与阐述始自宋代，但到20世纪，才成为风起云涌的文化变革潮流中的一个热点，形成今日称为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这一领域的构成，从研究性质与成果形态上考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事实考据，一是理论建构。但是，这两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却不对称。前者的成绩论规模足称显学，风气尚未消歇；后者的成就论效益却后继乏力，水平亟待提升。回顾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无疑是为推动这一研究在新世纪的长足发展，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是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小说、戏曲研究热潮的兴起首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究其实质，它是变革中的社会政治思潮的附庸，也是哲学领域里的变革潮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18，严复译《天演论》传播社会进化论思想，再有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推波助澜，在20世纪初大行于中国知识界。进化论主张顺应“天演”规律，通过变法维新以确立新的社会发展观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新文化运动推翻旧传统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建立新的文学，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先声，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代表，主张在形式上打破旧的规范，进行新的文学语言与文学体裁的改革；内容上强调文学走向大众化，倡导“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真的文学”①。但是，对于传统的变革从来是复杂的。一方面，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儒家艰难地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力图使其返本开新，适应现代需要，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破有余而立不足，对旧文化的简单否定，实际带有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的全面反传统的印记，一系列新思想观念的提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必要的基础，使其倡导的新文化形态在中国社会无异是向壁虚构的蹈空之论。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并向传统文化回归。在这种复杂的思潮之中，旧的文化，包括古典文学没有被消灭，在文化转型时期成为批判性接受的对象，对它的认识与改造不乏发展利用的潜在意识，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实际上，当小说被视为更新政治、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时，对古小说的研究也具有社会更新的意义，阿英就是这样看待古小说研究风气的形成的。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提到18严复与夏惠卿为天津《国闻报》合撰的《本馆附印小说缘启》，第二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以后就陆续出现了很多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论著，和小说的研究如《小说丛话》、《小说小话》、《小说闲评》一类的短章。”事实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一直被认为是在小说研究领域实践了进化论思想的著作。

在研究方法上，则与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性有关。王国维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此虽就索隐派积弊而言，却是古小说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倾向于文献学――“版本”与“目录”学――的方法与形态。因为古小说在历史上始终是一种边缘性文体，为正统所轻视，属性暧昧，承传流变的历史也极为复杂，作品归属、著录及版本问题多有待稽考梳理；同时古小说散佚严重，使辑佚工作既是手段，往往也是目的；而在创作传统上，古小说、戏曲以讲故事为突出特征，使大量作品与先前文学具有复杂的派生关系。凡此等等，都须借助文献考据学，理清线索，以形成可靠的研究对象。郑振铎曾指出：“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这“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对故事变迁的研究，则是因“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②。这是那时古小说研究的主导思想，而唐代小说作为版本、目录研究的重镇，或作为故事变迁之源的地位，也已经相当明确了。

因此，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形态，具有突出的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学属性。静态研究注重揭示唐代小说与宋元明小说戏曲间的题材契合现象，以说明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事实；动态研究则注重描述一部作品在与其他作品的密切关系中发生的变迁。前者旨在钩沉后来作品的本事，以求本溯源；后者则关注考察流变的痕迹。最终建立起以某前代文本――即祖本――为起点的一条条经异代辗转、流变的作品链，从而反映唐代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作品链成为展示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各社会阶段中的人们心灵历史的独特形态。在每一条作品链延伸与变迁的历史中，都蕴藏着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对每部作品的阐释都存在欠缺，正如郑氏所云，这种工作“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可以说，唐代小说影响的文献学研究以揭示唐代小说题材――本事――的因袭为核心，反映的是后世叙事文学对唐代小说故事的使用问题。

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始于蒋瑞藻、钱静方、柳东蟹③，其后则以胡适、郑振铎、孙楷第、叶德均、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胡士莹、谭正璧等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其成果有力显示了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的基本事实、作品线索及其规模，构成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学理依据。但是，这种求本溯源的努力，多少类似于清点文学的仓库，使我们知道唐代小说所以杰出，却令人困惑于后世文学的所以伟大。诚如陈平原所说，这种研究的负面效果“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一是把作家创作降为简单的故事汇编”。

对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是稍后出现的，代表是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但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研究者，则应包括郑振铎。

《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始于19，于1923、1924年分册出版。据赵景深说，又于1930、1935年两次增订，1930年的那次也见于该书1930年的改版《题记》。从初版时间上说，该书上接前一阶段的文献学性质的唐代小说影响研究之后，亦符合学术史的规律。周作人曾概括《史略》的主旨为：“述周秦至清末小说蜕变之大概。”④正见是书已具备从“内容”之考索转向“史”的探讨的特点，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理论阐述也略具体系⑤，引领了此后数十年的文献学研究，也是今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影响力与稳定性之强令人惊叹。

《史略》对唐代小说影响的理论概括主要有两个方面，但应指出，这种概括也有不足。

一、《中国小说史略》明确指出唐传奇对后世戏曲的影响问题。

《史略》一再提及唐代小说与后代戏曲创作的题材关系，这无疑是对前此近千年零散的小说传播评论活动的薪火承传。依阿英的说法则是：“（《史略》）在体例上最见特色的，是鲁迅先生只注意于‘蜕化的迹象’，而寻其发展，在必要时亦叙其对前人的拟作。于一体例的兴，也略述其根源、趋向，有时也说到发展的结果。”⑥书中一再提及某一具体文本的历史继承，以及一代文学创作风尚的形成与唐代小说的联系。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说：“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他的另一种概括则是“唐人小说影响于曲为大”。故《史略》多处提及许多唐代小说与后来小说、戏曲题材的关系，例如其叙《莺莺传》在戏曲创作中的辗转之迹尤详：

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阙（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唐宋传奇集》的编纂也体现了上述观点：“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⑦置诸“缀之末简，聊存旧闻”的《稗边小缀》中。此卷主要记述了所收各篇传奇题材渊源所自和辗转演变的情况，于评介中参和己见。从研究性质与方法上说，这正是关于题材演变的小说戏曲考证，在《史略》中是用为论据，至《稗边小缀》则已具古小说研究基本规范的独立价值，且更见详赡。顺便指出，鲁迅其实很有可能丢掉一开创地位，撰成于191月的《宋元戏曲史》最有可能首先揭示这一问题。但正如董每戡先生所说：“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几乎把戏剧史与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也间或不免。”⑧《宋元戏曲史》论及词曲源流也重唐代，但未有一语言及内容，虽是体例所限，终成憾事。1926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撰成，方在述及各代剧目题材所本时指出与唐代小说的关系，这已是《史略》出版以后的事了。由于《宋元戏曲史》的巨大影响，使戏曲研究的重心是曲学，对戏曲内容的研究却主要成了治小说者的天地，这也是时代学风使然。

当鲁迅正在感叹“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时⑨，汪辟疆的《唐人小说》（1929）继之而起。该书在编撰思想与体例方面与鲁迅的观念与方法具有明确的联系，他说：“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本编亦将其剧名撰人，综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⑩但把观念通过体例提出，实已将其转化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具系统性；而且将探讨唐代小说与宋元明戏曲间对话关系的双向价值表述得更透彻，前后文学因题材关联而融为一体。该书附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如《冯燕传》所附《司空图冯燕歌》、《曾布水调七遍》；《莺莺传》所附《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赵德麟商调蝶恋花词》等，正是前述编纂思想的体现。使该书不但后出转精，利用价值也很大，作为中国小说研究史的第一部断代专题研究著作，它的出现，使《唐宋传奇集》就基本上只具学术史价值了。

二、《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出唐代小说与宋以后文言、白话小说之间存在题材演变与风格影响的复杂关系。

《唐之传奇文》上提到唐代小说对宋以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深入，后来小说的成就也极有限。在他看来，宋代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延袭的是晚唐五代以来的志怪之风，“既平实而乏文彩”；而时代文化的特征与风尚的变迁又使传奇创作“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而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史略・宋之话本》）。至于原因，他指出，宋人虽去唐不远，其实很难见到唐代小说的杰构。其中既有战乱摧残文化的因素，也与政治对文化的钳制有关。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的《太平广记》，收“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但“后以言者以为非后学所急，乃收版贮太清楼，故宋人反多未见”（《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即宋人无所师法，以致于是。故鲁迅评价说：“然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因此，宋代文言小说趋于志怪化，形成“偏重事状，少所铺叙”的特征，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又是受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鲁迅还认为，对唐人传奇的模拟之风至明初勃兴，与唐人传奇复睹于明世的历史密切相关，“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肩，以为奇绝矣。” 11 他又说：“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史略・唐之传奇文》）这是他对明人继承唐代小说特点的基本认识，如评价瞿佑《剪灯新话》说：“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断，其风始衰。”（《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大体合于对此期小说创作状况的一般认识。

不过，鲁迅对明代文言及短篇白话小说题材与唐代小说关系的估计明显不足。事实上，明代文言小说通过改编旧事以成文的现象极为普遍，所谓模拟也只有好之者方能为之，而且艺术水准普遍较高。至于明代坊间以各种形式大量刊行唐代小说，或单行，或丛集，以及大量作品以唐代为故事背景等，也与此种风气有关。使后人也惯以比附唐人小说的方式表达对某些作品的赞誉，清黄廷鉴跋杨仪《金姬传》就说：“至其文字之华赡奇丽，实堪与《虬髯》、《红线》等篇并传矣。”而在通俗白话小说，即鲁迅所谓“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方面，其对《三言》、《二拍》与唐代小说的题材关系及其成就的估价更低。抛开风格模仿与直接使用题材外，明代小说在开拓唐代小说题材领域方面的成绩不可忽视。因为真正体现明人特点的小说题材是所谓“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即描摹世态、少言灵怪、杂因果报应为主的“世情书”，如《金瓶梅》、《玉娇李》、《玉娇梨》和《平山冷燕》等。其内容正如他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云云，而评价却是“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其实才子佳人故事正是唐传奇最为关注，并大量成文的题材类型，二者虽具差别，但究其实 质，仍是传奇风韵的体现。在此，鲁迅认可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用传奇法”，故成就非凡，却对居中的人情小说持另一眼光，谓其论不能持平，并非无据。但亦非无因，他可能指的是明代文言志怪小说，那则未免于殃及池鱼之叹了。不能因人情小说与志怪间的文体差别而定其有无唐传奇艺术风格的影响，即如《聊斋志异》，亦有一书兼具二体之笃论在，对明代小说创作也应如是观。

总括看来，鲁迅把唐代小说影响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现象置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纳入其小说史理论体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就前者而言，他与汪辟疆的工作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考证戏曲本事的文献学研究，且限于体例，在此方面并未深入展开。后者亦因材料的缺乏，论述仍有不周。事实上，文学的影响问题指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即由文学创作所织就的，与其自身的长久对话关系。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文学发展的主题的关注，就此而言，《史略》的理论概括尚有明显不足。至于揣摩文学的推陈出新与求本溯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出一种关于文学创作规律的互动理论，更是此时期不可能出现的研究倾向。

但是，以事实的论证与说明取代对影响问题的理论探索，以在小说史论著末尾缀以题材转袭事实以为影响结论的作法，却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古小说研究的杰出代表郑振铎这样结束他的《论唐代的短篇小说》一文：

这些短篇小说在后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很多的小说家们模拟他们的作风，而且，他们成为许多戏曲家们吸取题材的渊薮。……它们在中国文学里所占的地位，有些像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得熟悉这些故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必须熟悉这些故事；否则，就很难了解许多的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与其演变之迹。 12

这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样板，涉及唐代小说成就的小说史著大都祖述其论，积极地搜求事实据以证成其说。小说史料学及目录学者谭正璧的《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亦堪称典型。该文初稿于1942年，1982年12月第三次补正定稿，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可证其认识与实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说：“唐人传奇有一为后代小说所少有的特点，就是题材多数为创作。而且取材的范围也扩大，除神话由零星进步而为首尾俱备，‘嘉言’、‘懿行’也由片断进步而为整篇的别传外，在民间流行而为大众所爱好的有关恋爱与豪侠故事的传记，也被传奇家开始取用。因此，它的内容非常丰裕，给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文章详细考证了33篇单行的唐代小说代表作的题材在宋代以后叙事文学中移植因袭的情况，又开列了一份由传奇集构成的书单，指出与单行作品相比，“后代取它们的题材来写小说和戏剧，尤为我们所常见。” 13 由此可以窥见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典型形态。而有“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之誉的孙楷第集四十年心血撰成的《小说旁证》一书，因在20xx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付梓，成为本事研究范式的百年界石。这些研究强化了一个面目浑括的认识：唐代小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基本文学素养，因袭行为是基于文学传统与素养的惯性使然。但始自现象把握，归于事实论证的方法在深入洞察这一复杂创作现象本质时显出了局限。后来的研究虽渐趋详赡，但理论视野仍如上述，则大致是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状况。

值得提及的惊鸿一瞥，是郑振铎作于1932年6月的《宋金元诸宫调考》，第十一节论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元稹《会真记》的关系 14 。该文在简略回顾《会真记》的重写史后，详细比较了董氏“放大、更张”崔张故事的各种痕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他这样盛赞《西厢记诸宫调》的价值：

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么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以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以来所少有的……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解元的弘伟的想像，竟如朝暾的东升似的，把万象都笼盖在他的光亮之下。

极少有人如此热情地赞颂一个有所依傍的作家与一部有所依傍的作品，并坦率地指出一部唐代小说名篇的光芒因此被掩盖的事实。更有甚者，他指出了具体的重写手法与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还为董作找出了一些重要的情节穿插，以及所依傍的其他唐代小说本事。但他不是为了简单地作本事考证， 而是将现象放在文本中加以解释，以阐明《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功。这是在当时以致后来都是罕见的研究角度。他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韩湘子》等文也具有类似的倾向，只是相比起来稍为简略而已。但这样的先驱却后继乏人。

直到世纪之交，有些学者才开始研究小说题材的演变问题，并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提升 15 ，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传统学术惯性对此努力的制约 16 。事实上，我们发现，小说本事研究的成果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是今日中国小说史研究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不足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对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历程的回顾并不全面，但缺陷的优势在于突出地展示不足，从而更明晰地见到努力的方向。本文认为，这样的一个理论思路――由于唐代小说诸因素在后世小说、戏曲中一再出现的事实，因而表现了唐代小说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有些失之简单。因为人的认识与活动是造就历史的根本原因，而勾勒与考察这种认识与活动形成并不断付诸实践的缘由与动机，当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小说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长期垂范后世的经典，固然是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由此产生的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因而我们不能把影响仅仅归结为寻找事实来源与指出现象存在的问题，而应对现象所以存在进行必要的追问。在诗歌研究中，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小说研究方面，这种意识还亟待加强。

我认为，完整的中国小说史应是关于中国小说的创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它既应体现小说以自身形态存在的历史，还应体现小说在重写中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前一方面的主流地位，后一方面的研究被长期悬置于“影响”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模式中，熟练的近于僵化。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关键在于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影响的达成并不仅仅关乎文学接受，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一种文学创作行为的结果。

本文认为，文学影响寓于文学接受之中，影响与接受的互动构成文学的传统，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所以应当树立一个观念：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于个人的独特才能与他人（及前人）的启发之间，而且启发来自文本，并非仅是情感与心理的共鸣。同时应该从两个层面考虑文学的接受问题，一方面是创作对文学的接受，一方面是阅读对文学的接受。事实上，文学遗产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首先产生于后代作家对前代优秀作品的能动接受，又经具体的创作行为得以体现。即前后文学的关系实质不是单纯的前代施予后代的所谓影响问题，而是后代向前代主动索取资源，进行创新的重写问题。换言之，文学接受蕴含着创作契机，重写既是一种以接受为前提的审美再创作行为，又借此实现对前代文学的传播与批评。这一认识，就是笔者近年来研究古代小说的主导思想，以及所撰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的总体观念 17 。由此认识，可使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摆脱现有的困境，将之置换为“重写研究”，从而被提升至文学创作“发生学研究”的层面，使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里得以深化与发展。

注释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95页。

②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页。

③1911至19，蒋瑞藻在《东方杂志》连载《小说考证》系列文章。1919年又作《戏剧考证：小说考证附录》，以及《小说考证续编》，均载于《东方杂志》第16卷。钱静方以《小说丛考》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1913与19，柳东蟹则在《小说月报》连载《中国小说丛考》系列文章。1926年，蒋、钱的单篇文字由商务印书馆以《小说考证》、《小说丛考》为题结集出版。早期著作的价值不容高估，在小说戏曲概念，以及编纂体例与研究态度上，诸书受到严厉的指责，但这些著作一方面通过考证题材演变，以小说、戏曲互证，作为有明以来文学史发展的依据，后来的论者（包括鲁迅）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赵景深就自称“我力气用的最大的是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中国小说丛考・序》）。1936年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时还收录了蒋书。另一方面，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反面借鉴。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蒋、钱、柳氏著作的引路价值不应忽视。

④见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据1936

年10月23日《时事新报》引。《说小说》，上海古 籍出版社，20xx，第98页。

⑤主要体现在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等篇所构成。而《唐宋传奇集》在体现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方面的思想方面与之是一致的。

⑥《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说小说》，阿英，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第102页。⑦⑨《唐宋传奇集・序例》。⑧《中国戏剧简史・前言》。⑩《唐人小说・序例》。

11《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明初拟唐人传奇文之勃兴及禁断》。12郑振铎《论唐代的短篇小说》，《说俗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第54页。

13《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69―101页。

14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xx，第70―81页。

15可参以下著作：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文学遗产》，20xx（3）；杜贵晨《胡粉与绣鞋――一个故事情节演变的考察》，《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xx；胡元翎《李渔〈蜃中楼〉对“柳毅”故事的重写》，《文学遗产》，20xx（2）；等等。

16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7包括笔者所撰《中国古代小说重写情节型本事的三种基本模式》与《中国古代小说重写结构型本事的四种基本模式》，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分别刊于《海南大学学报》，20xx（4）及20xx（4）；《重写视角下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论》，《东方丛刊》，20xx（2）；《沉默的妇德与宗法家庭婚姻伦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xx（1）；重庆出版社，20xx，等等。

篇4：回眸与畅想

回眸与畅想

旧岁载史册,新年开新篇.沐浴着党的十七大的'强劲东风,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甘肃农业>杂志社向广大农业战线上的科技人员和干部群众以及全国各地关心和支持本刊的读者、作者,致以诚挚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甘肃农业 英文刊名：GANSU NONGYE 年，卷(期)： “”(12) 分类号： 关键词： 

篇5：中国翻译的尴尬与翻译地位的提高

中国翻译的尴尬与翻译地位的提高

文章以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为内容,从翻译界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盘点并简要分析了中国翻译领域面临的种种尴尬.文章认为这种种尴尬直接影响着翻译的社会地位,不扭转这种尴尬局面而谈翻译地位的提高,那是不可能的'.而翻译社会地位提高的关键又在翻译界内部.

作 者：刘祥清 晏小花 LIU Xiang-qing YAN Xiao-hua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刊 名：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HUA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9(3) 分类号：H31 关键词：翻译   尴尬   地位  

篇6：当下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

当下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

【  正  文】

美术史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我有幸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西方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更注意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美术素质也是相当高的。如美国，几乎大学都有美术史的选修课，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如日本，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长年与短期的展览非常活跃，青少年学子、老年人已成为稳定的观众队伍，而且许多事务丛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展，对展品评头论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馆、奈良的正仓院，甚至比当地的枫叶、樱花还吸引游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内，常常可见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席地而坐于名画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是轻声细语的）。相对而言，国内的.大学开设美术史选修课者，几乎寥寥。至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参观者，也远不及风景名胜；有些美术馆往往开幕式就是闭幕式；有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经费捉襟见肘，或挪作他用，与所处风景点或茶吧、游戏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国的文明史却有数千年，中国的人口却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固然是特殊国情所致，但很大程度上却表明人们文化素质与美术修养的低下。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一是继续努力，培养美术史论的人才，培养更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充分利用美术学院这只“工作母鸡”的作用，多做些宣传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事，给各地大专院校输送合格的美术学教师，也给各地的出版、新闻、美术馆所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二是要做些普及工作，与美术馆、博物馆、电视台、出版社及宣传媒体配合，作些深入浅出的讲座、评论，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我曾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为理工科的学生讲美术史知识，也应邀为德国、美国的老人讲述中国古老的美术；还在上海音乐厅为普通市民讲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听众反映踊跃，提出不少问题，教学相长，令人兴趣盎然。邵大箴先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种美术学院围墙以外的事，其实也很有价值。

昔年蔡元培先生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大声疾呼要提高全民族的美术与文化素质。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如今中华民族的美育比上个世纪好多了，但是放眼世界，注目先进，我们还是很落后，在新世纪中，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不仅在象牙塔内，而且在象牙塔外。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汪涤（中国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

众所周知，在中国研究外国美术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经历80年代西方文化介绍的热潮之后，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倍受冷落，处境甚忧。

目前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在向两个极端发展，其中一些问题值得真正喜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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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然则史学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不断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而本土资源的匮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外国史(注：此处用“外国史”而不用通常所谓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虑。史学界对“世界史”这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欧美一些学者倡导全球史观，对全球范围内的长时段共同趋势进行梳理，以建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对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事进行重新编排，整合成一部线索分明、条理清晰的“全球通史”；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时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历史意义。国内有的学者将世界史视为一个特定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分散隔绝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只是少数学者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基础上构筑的一种历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而且，国内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国史，本质上仍是“外国史”。大学里多数学有专长的世界史教师，往往拥有十分具体的研究领域，故他们在研究的层面应属于“外国史”的范畴。此处所谓“外国史”，包含国别史、区域史和涉及外国的专门史。)作为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资源更加有限，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进展，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令中国学界重视的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学界侧目的程度。这个推论对于鼓舞外国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简单化。因为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有着许多差异和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学术积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读、理论框架、学科支撑、学术训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具有厚重坚实的本土资源作为依托。

欧美中国史研究受到整个史学发展的带动和支持，这是它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重要条件。欧洲的汉学(包括中国史研究)在17～18世纪即已发端，大致和欧洲现代学术起步同时，到20世纪前期即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诚然，欧洲汉学一直从中国学术中汲取养分，一些汉学大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承认，与中国学者接触，利用中国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学的发展甚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欧洲现代史学演进所创造的有利生长环境。自15、16世纪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国史学逐渐打破神学思想和传统编年纪事模式的束缚，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和方法。随着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

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

性的成长。

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国史，力图中西合璧而春水无痕，寓西方学理于传统形式之中，但他的探索显得极为艰难(注：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以陈之天赋、学养和见识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来自域外的理论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论又相对贫乏，史学创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可以从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选取合用的理论和概念，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济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呢?

本土资源严重匮乏，而外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又必须进行，除了依赖域外资源，自然别无他途。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外国史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进“西洋史学”。大学教材直接采用外国的版本，而出版物则多为国外论著的翻译或改编。这种情形在1949年以后又延续了近30年，只是翻译和编译的蓝本不再来自“西洋”，而是苏联和西方左派学术圈。外国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话语，均受到苏联史学和西方左派史学的影响。编译或改写苏联学者的论著，乃是这个时期常见的著述方式。据有的学者统计，在1840～1990年间出版的731种美国史中文书籍中，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仅有189种，占25.86%，其余74.14%为翻译作品；而且，其中字数在20万以上的图书仅有91种，占总数的12.45%[11](p.110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史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迅速进步的可喜势头，但就总体而论，吸收、综合、甚至改编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以填补国内空白，仍是常见的治学之道。“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中文宏观话语处理”[10]，应当说尚有可取之处，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将早已被驳倒的立论当作新的发明；或误读国外文献，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实；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盗”行径，瞒天过海地剽窃国外学者的论著。

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尚未摆脱上述窘困。外国的材料、外国学者的解释，再加上外国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史学成果呢?外国史的研究水平虽然在近年里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些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但整体水平与中国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更无影响可言。在外国史学者中，与中国史大家齐名的人物比较少见。雷海宗的声望，奠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他在战国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贡献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他一些颇受称道的外国史名家，声誉似乎仅限于域内。

三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吸收欧美中国史研究取得成绩的经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经过数百年、若干代学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国学者也必须平心静气，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一点一滴地逐渐增进学术的积累。调整选题策略、不断引进资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减少

重复和杜绝抄袭剽窃，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进和强化学术训练，特别是语言和方法的训练，改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这一点也有学者业已论及。相对而言，外国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资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资源不足，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赖外国资源，因而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有着于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养和现实关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

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  Tea  Party”的含义及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明显脱节，要娴熟驾驭确有很大的难度；故专治外国史的人尤应用心于历史写作，“过文字关”应当是外国史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章学习，吸收中国历史写作的长处，通过熟读诸家之作而积累词汇、丰富句式和锤炼表达，进而增强对文理、文气的感悟与把握，应当成为外国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课。

总之，中国学者要切实了解欧美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恰当地为外国史研究定位和定向，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以期逐渐取得进展，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外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是可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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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学校管理学回顾与前瞻

学校管理学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管理学获得了新生。时代的呼唤，实践的催促，使我国学者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短短的10多年中，出版了100多部专著，研究论文难计其数。

对这一阶段研究状况，人们评说不一。

一是“几多几少说”。认为：现行的学校管理学著作，是经验描述多，理论思辨少；一般管理理论多，学校管理理论少；过时的理论多，新的理论少。二是“误区徘徊说”。认为：现行的学校管理理论研究，进入了一种“误区”，并在“误区中徘徊”。只讲对现在的管理，不讲对将来的管理；只讲常态的管理，不讲变态的管理；只讲对下的管理，不讲对上的管理；只讲对内的管理，不讲对外的管理。这种静态的、单维的、封闭的管理思维模式，使实际工作者感到学了很难用，看了“不解渴”。三是“高原现象说”。认为：我国学校管理学经过奋勇冲击以后，似乎显得筋疲力尽、难以有所作为了，出现了一种“高原现象”，出现了类似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之后，在7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困惑迷惘现象。

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三类成果。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实践经验进行初步的整理归纳的时期，是一个起动阶段。当时，应我国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的急需，应校长培训之急需，出版了一些学校管理学专著和教材。这些著述试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管理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也力求升华出一些规律性的“原理”、“原则”，但由于理论的薄弱、思想的禁锢，都未尽人意。

80年代中期，是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实践经验进行升华，并译介、融通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进而构建我国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的时期，是一个冲刺阶段。这一时期，学校管理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各级教育管理研究会及所属的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随着对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的不断融通，随着对学校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我国学者奋笔疾书，一时间，各种学校管理学著作和教材相继出版，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但是，或许由于理论的融通不够，或许由于经验的积累不多，或许由于方法的运用不妥，以致一些著述的力度不够，理论颇显苍白，经验不够典型。

8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学者对前一段“学校管理理论运动”进行反思的时期，是一个休整补充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的停滞和沉闷的状态。表现为：少有学校管理学力作问世。面对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对新型的学校管理实践，理论工作者似乎感到力不从心，理论和实践的“积蓄”似乎已被“掏空”。虽然时有思想火花出现，但更多的是迷惘和困惑。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事物呈波浪式前进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修整补充后的待冲刺状态，现在的“谷底”正孕育着新的“波峰”。

三类成果：

一是“经验升华类”。这类著述的作者注重对自己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管理的经验进行整理和总结，同时也注意运用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及其方法作为分析工具，立足于中国学校管理的现实，形成体系。其代表作首推肖宗六教授所著的《学校管理学》。肖教授在中学工作近30年，后又在华中师大任“双肩桃”干部，“是从实践中滚出来的”。他“不用经不起科学鉴定的‘新名词’”，“强调常规管理”，重视案例分析，“在写法方面采用了总结法和比较法”，自成一体，很有特色。

二是“理论融通类”，这类著述的作者主要是运用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来分析我国学校管理现象，力求揭示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原则。北师大陈孝彬教授所著的《学校教育管理科学》是其代表作。陈教授试图改变传统的教育行政学和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着重研讨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在教育管理上的应用。他“既不对教育方针、政策和工作条例做规范化的解释，也不对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做系统的描述，而是向读者提供教育管理的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方法。”该书普遍受到好评。

三是“政策解析类”。这类著述的作者以我国现行中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为依据，以常规管理为基础，适当吸收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对我国当前中小学管理现象进行解释、剖析，力求找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校管理模式。这类著述颇多，近10多年来出版的学校管理学著作大部分是这种类型，它们对推动我国学校管理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结构的一大特色。政策，是教育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实践中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起着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作用。对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可以预料，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将呈现下列趋势：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们对于其重要性的论述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不过，理论知识也好，实践经验也罢，它们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若为财富所累，即是包袱；若放下包袱，则是财富。至于如何“结合”，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它需要一个“修炼”过程，不是拿点“理论”，拣些“经验”，一叠加就算“结合”了。我们看到，有些学者，为了搞点“真学问”，下决心“沉”到实践中去“摸爬滚打”，其文章的“厚度”和“力度”正不断增加。我们也看到，有些校长，力求点“真经”，下决心“啃”大部头，已“出语惊人”了。上海教育学院定导师、选苗子（校长）、研专题，志在“出成果、出人才”。北京市政府投资几十万元，请一批中科院院士、博士导师为15位校长“开小灶”，志在培养“学者型的校长”。可以预料，这种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的。

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并重

我们看到，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高度综合的趋势，其表现是：他们把学校当作一个整体，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研究，致力于探索新形势下的学校管理规律，最大限度地综合各种研究成成果，构建新的学校管理学体系，力求拿出有一定份量的学校管理学新作。如：北京教育学院贺乐凡教授的《学校管理研究》是在对近500名中、小学校长进行过4轮讲授和研讨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试图揭示学校管理的本质与矛盾，研究影响学校管理质量的因素及其控制，探索优质、高效管理学校的思路与方法。湖北大学黄兆龙教授的《现代学校管理学新论》，在10多年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尝试突破传统模式，按“理论--方法--应用”的金字塔模式构造学校管理学新体系。它们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其表现是：他们对学校管理进行分解式的研究，把某一方面的问题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便说通论透，正是“学”中有“学”。如：黄成林编著的《校长学概论》、黄兆龙主编的《教学管理学》、盛绍宽主编的《学校公共关系学》、张萍芳编著的《学校目标管理》、广西教育学院、广西课程组编著的《校长成长的探索》等等。这些分解研究使学校管理学枝繁叶茂，使这一正在成长的年轻学科更加充实和不断成熟。

硬管理研究与软管理研究并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硬管理，它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有形的手，是管理的硬件；一种是软管理，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的手，是管理的软件。硬管理体现在管理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软管理体现在管理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等方面。硬管理要以软管理为指导，软管理要以硬管理为依托，这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学校硬管理的研究表现在：注重对教育政策法规的研究，强调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注重对学校管理常规的研究，强调科学的常规是管理好学校的基础；注重对统计、测量以及计算机等现代管理技术和工具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强调学校管理的科学性，等等。对学校软管理的研究表现在：注重对学校管理原理、学校管理哲学的研究，强调学校管理现代化首先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注重对学校文化、心理氛围、人际关系的研究，强调对人的重视，强调管理的“感情投资”，强调“管理要管人，管人要管心”，等等。对这些“软硬兼施”的研讨，很多报刊都发有专稿，辟有专栏，还有一些专著问世。

我国学校管理学科体系将出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

首先，这是由于学校发展状况的多层次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学校也是如此。一所贫困山区的乡村学校与一所全国重点名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学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指导学校管理实践的理论需求是不同的。

其次，这是由于读者“消费要求”的多层次决定的。书是写给人看的。由于读者的经历不同，目的不同，“消费”学校管理理论的品位也不同，所以学校管理理论的“货架”上也应“货色”齐全，应有尽有。

第三，这是由于著者研究视野的多角度决定的。有的人实践经验丰富，有的人理论功底深厚；有的人喜欢哲学思辨，有的人擅长数理分析；有的人偏爱西方管理理论，有的人笃信东方传统文化；有的人外语基础好，有的人古文功底深，于是由于研讨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类别的成果。

第四，这是由于学校管理的多维性决定的。学校管理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多维性，或称立体性、发散性。成功的学校管理实践表明：要管好一所学校，不仅要对下管理，而且要对上管理；不仅要对内管理，而且要对外管理；不仅要对别人管理，而且要对自己管理；不仅要对现在管理，而且要对将来管理；不仅要对硬件管理，而且要对软件管理。这种放射性的性质，要求我们多维思考学校管理问题，这就必然出现多种风格的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第五，这是由于管理实践发展的多趋势决定的。8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劳动性质以及人们对工作意义认识的改变，由于国际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企业管理，特别是美国、日本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1)从管理科学性到管理艺术性；(2)从硬管理到软管理；(3)从“手段人”到“目的人”；(4)从强调个人间的竞争到重视组织成员间的协作；(5)从集中（集权）到分散（分权）；(6)从强调理性到重视直觉；(7)从外延式管理到内涵式管理。这些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必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多元论。

由是观之，一种风格、一个体系、一本著作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既要总结升华新形势下的新经验，又要论证解析新的形势下的新政策法规；既要借鉴西方最新的管理理论，又要挖掘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既要整分结合，又要“软硬兼施”；既要尽可能开放地到实践中去，又要尽可能封闭地回到书桌上来……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不同方法、不同内容，就会出现不同类别的成果。“千书一貌”是畸形的发展，多元格局是规律的体现。可喜的是，“学校管理理论丛林”的格局正在形成。

篇9：中国汽车市场透视与前瞻

中国汽车市场自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以来，一直处于高位运行，这个为世界所瞩目的市场，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虚胖的中国汽车市场象一个巨大儿，外表浮夸，内里一直都很虚弱，从去年一季度高达70%以上的增幅，一下子降到今年初的8.1%；从去年4月份闹车荒，购车人到处提不到车，到今年的五月间大量商品车库存积压，经销商叫苦不迭，中国汽车市场这是怎么了?

中国汽车市场透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国车市出现过山车一样的走势呢，我认为无外乎以下几点：

一、投资性增长导致问题迭出

不可否认的是，每年高达50%的快速增长，各大汽车厂商的产能过度扩张，是导致中国汽车库存和产业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车市消费井喷，导致不少汽车企业极度兴奋，纷纷快速扩张产能，有资料显示，全国建成投产的汽车总产销规模将超过万辆。一方面，产能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市场消费能力并没有因此出现快速增加，甚至在不断减少。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必将在此后的某一个时间点进行释放。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汽车行业良性的增长应该是与国家GDP增速相匹配的，一季度汽车增幅8.1%，而同期GDP增幅为8％，可见，这是个很正常的增速，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感到过分失望。关键问题是，好大喜功爱放卫星的人们可能从心理上难以接受如此之低的增长幅度。

二、汽车消费利好政策退市犹如釜底抽薪

从20开始实施的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和小排量购置税减免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汽车市场，尤以微车和1.6L及以下排量车型受益菲浅。尽管20购置税减免政策一度减半，但随后出台的节能车型补贴政策，仍起到了同样的强心剂效果。

而进入20，随着上述政策的一一取消，那些受惠车型的市场销售业绩开始急转直下。一季度的销售数据表明，曾被誉为黄金排量的1.6L车型销量开始大幅下滑，而连年高速增长的微车销量更是大幅下挫，导致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萎缩。

另一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在前两年利好政策刺激下，本来持币待购的消费者提前进行了消费，潜在购买力被提前释放，透支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市场需求，也是导致今年车市疲软的因素之一。

三、高通货膨胀率击溃消费信心

近年来，高通胀已成为中国民众最关心和最敏感的话题，

从年底至今，央行频频通过加息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来试图抑制通胀势头。尽管如此，收效甚微，国内通胀压力依旧，物价仍处在相对高位，民众日常生活支出明显增加，收入增幅却相对较小，消费者不得不量入为出，减少在许多非必需品上的支出，而对于购买汽车这样类奢侈品的消费行为，则会慎之又慎。

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甚至，抑制了出口，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也处在相对弱势，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民众普遍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足够信心；因房产泡沫引发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在逐步发生作用，一些房地产投资者担心由此引发财富缩水，导致消费信心不足；低迷的中国股市，也圈住了老百姓的大量闲散资金，社会资金的流动性大大降低，大大影响了汽车的消费。

四、油价等成本问题抑制消费需求

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双重压力下，目前，国内燃油价格已经攀上历史最高位，97号汽油已经突破8元大关。从国际形势以及市场需求方面看，未来油价还将继续上升，97号汽油年内或将突破10元关口。无论是现实的油价以及对未来油价预期，都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油价上涨后，很多准备购买家用轿车的消费者直接选择了观望，停止购买行为。对于他们来说，买的起，用不起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近两年，从油价、配件、停车、洗车甚至维修工时费，凡与车沾边的消费，无一例外地都在涨价，造成车主用车成本的大幅提高，很多有车族因此减少了用车频率，而一些原本想买车的人则缩回了掏腰包的手。

五、交通不便导致车市瓶颈

在我们兴致勃勃地驾车进入“汽车时代”的同时，塞车、停车难等苦恼也随之而来，严重影响了人们购车用车所带来的喜悦之情。人们发现，尤其在大城市，买一辆车是个多么填堵的事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路上等候红绿灯，这成为广大有车族的最大心病。为抑制交通拥堵，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纷纷开始出台限制机动车辆销售和通行的措施，未来一两年内，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一、二线城市也将开闸限堵。但是，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笨办法，买了车，运气不好你一辈子上不了牌，即便上了牌，还的分单双号出行，汽车已经部分丧失了其功能上的便利性。

除了城市的交通压力，尾气污染、噪音污染、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也已刻不容缓，低碳生活已成未来流行趋势，提倡绿色环保出行，也会对汽车消费造成积极影响。

篇10：仰望的作文：仰望与前瞻

关于仰望的作文：仰望与前瞻

课桌前有一只小蟑螂，它既不向前看，也不向后看（我们姑且认为蟑螂有这种机能），而是四脚朝天，肚皮上袒，背靠地面，以一种很帅气的仰望天花板的姿势――死了。

我认为蟑螂的这种死法极具讽刺意味。从死得不清不楚的苏格拉底到郁闷而死的孔子，有多少的哲人是以仰望的姿态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整天伸长着脖子，不断地盘算着凌驾我们头顶之上的星空法则，恨不得得一把梯子就手可摘星辰。可结果呢？大多数的他们两手空空，盯着一片虚空涕泗横流。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无数的古今愤青在生活面前嗷嗷大叫，痛苦之下他们寄希望于每天都是更新的一天，他们而望呀，又蹦又跳，殊不知上帝躲在他们背后指手画脚，捂着嘴巴偷笑。

伟大的蟑螂先知告诉我们，这种虚妄的`仰望姿态，不仅会让你脖子酸痛，还会让你一命呜呼。

王小波这个愤青就很聪明，他在给李银河的情书中写到：“我要活化生活！”如何活化呢？无非也就是关心物质和粮食，不仅要面朝大海，还得回头看看自己寄身的小茅房。可是，当我这么宣言的时候，那些鼻孔朝天的人斜着眼骂我物质，骂我没有热情，没有理想，是社会败类，我一边吃着馒头，听着他们的口水下咽声，一边挽扶着前方摔倒的老人，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

这才是我们早该经历的生活。生活不该浮云一般自由聚散，它埋在我们的脚下。为了把它走好，不跌倒，不讹人，必须得采取一种平视的态度来对待，目之所及，是才能所及。脚踏实地靠得不是你的体重与重力，而是你得拥有一个方向，一个向前看的方向。巴尔扎克就是好例子，他整天沉溺女色，醉生梦死，但他明白自己是个作家，最终也称了一代文豪，并不用像托尔斯泰一样，身家清白地踏上踽踽而行的方向。只有看得见，我们才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海子诗言及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他把生活堪称了迷雾，被生活耍得团团转，迫不得已像蟑螂一样轰轰烈烈地卧去。

我很明白，我就是啥愤青，但我也得活着，生活着才能把我一腔愤怒喷发。所以，哪能跟那些等着灵魂开窍的长颈鹿一样，我得前瞻地活着，看看前路路边的野花野草，哼个小曲，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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