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转型期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毕业论文，本文共12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存和同学”提供。
篇1：转型期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毕业论文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二、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1、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确认环境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使污染行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业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再比如，进一步放开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户展开资本合作以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增强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就可以增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推动体制转型进程的财政政策可以间接地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篇2：转型期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
摘 要: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1、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确认环境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使污染行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业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再比如,进一步放开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户展开资本合作以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增强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就可以增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推动体制转型进程的财政政策可以间接地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2、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总量型的,仅采取单一政策手段,而应该是结构化的,采取综合政策手段。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相对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所能产生的回报来实现的。总量型的财政政策是在同一方向上普遍改变了资源配置于各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回报水平,其结构调整效应是通过不同领域回报率受影响的差异来实现的,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相对较弱。而结构化的、综合性的财政政策是推动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的回报率产生不同方向上的变化(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并且可以有意识地调节不同领域资源配置回报率变化的幅度,所以其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要显着强于总量型财政政策。
比如推动高、低能耗部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如果单纯采用放开能源价格的手段,资源配置于各个部门的回报水平都会降低,其结构调整效应是由高、低能耗部门回报率降低幅度不同来实现的。如果采取结构化的财政政策,在放开能源价格同时进一步对低能耗部门实施补贴,会显着地提升低能耗部门相对高能耗部门的资源回报水平,从而有效引导资源配置于低能耗部门。
3、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对各市场参与者决策和交易行为形成诱导和激励,而不是以政府决策和收支取代个体在市场中的决策和收支。政府直接就资源配置进行的决策和相关财政收支往往缺乏效率约束,而且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会产生显着的挤出效应,或者形成政府和企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格局,造成资源浪费。比如在推动全社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应更多地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与企业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形成互补关系。若政府资金平衡地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则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而相对加大基础研究风险,降低应用研究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财政投入应用研究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形成挤出。所以合理的科技财政投入应通过形成对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补贴来激励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不是取代之。
篇3：浅谈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取向毕业论文
浅谈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取向毕业论文
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其主线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从短期到中长期的衔接来考虑，这种发展方式转变还是先要回到当前政策框架的讨论，以下是浅谈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取向。目前这个政策框架已经从前两年宏观政策的“双松”转为“一松一紧”，货币政策已明确地回归稳健。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很注意，货币政策频频采取具体动作，在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外还有几次加息，已进入加息通道是非常明显的。按照我们过去的调控经验，进入经济的相对高涨期之后，延续的时间至少是三到五年，所以做一个粗略的前瞻，我们这次的加息通道可能运行三到五年的时间，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入另外一个相对低迷期。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重大不确定因素之后才这么说。这种不确定因素我们始终要提防。所谓世界经济还会第二次探底，最近的风声越来越淡化，对于二次探底的忧虑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从概率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应该说在一般的判断中是越来越低了。
一个是欧洲方面虽然还不断有紧张的消息传出来，但是毕竟在危机以后，欧盟框架下的救助模式已经相对清晰，德国和法国虽然碰到种种问题，但是似乎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欧洲方面有些什么必须由这两个比较强的经济体出手去救的话，他们磋商和犹豫的时间不会像面临希腊问题那么长了，所以总体对于欧元区而言，保持现在欧洲货币同盟继续运行，共同探索进一步渡过经济复苏阶段，这方面的概率是在上升的。
美国方面两次量化宽松之后，尚没有出现像有些经济学家比如说林毅夫教授所担忧的造成整个经济通胀后再伴随滞胀带来二次探底的情况，现在这方面的苗头不明显。对美国经济今年一般的预计是相对乐观，对于美元走势认为年内还会走强，而不是有些人预计那样美元在今年继续走低。
中国如果说外部不出现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我们自己运行的不确定性是在减少的。我们也已经有宏观调控方面比较多的经验积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从小平同志南巡开始，宏观调控越来越有把握地，不会出现指导思想重大失误。我们的调控更多的是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节律约束，有相对高涨，有相对低迷的交替。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93、94年迅速出现经济热潮，增长速度很高，CPI当时在94年是24提高至24%，一直演变到，差不多五年的高涨阶段;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来临，表现为中国经济往下坠的时候是，在一季度以后，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相对低迷期;98年一直演变到的非典冲击，那个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七上八下”，也是大概五年的时间;而成功抵御非典之后，03年全年GDP增长速度站到两位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高涨的阶段;从04、05、06、一直演变到上半年，都是按照这个状态运行，到07年的时候，CPI升到了8%，增长速度达到了13%，中央当时非常强调“两防”，是要往下压经济的热度。但是08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在中国的`负面影响明显表现出来，到了秋天之后，经过紧锣密鼓的一段研讨，中央下了决心，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政策转型，进入宏观两大政策同时扩张的“双松”框架，以应对运行中新的相对低迷期。
但是这次相对低迷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再次进入相对高涨期。
这个高涨期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变故的话，总体上会走三五年。目前很粗线条地往前看，货币政策在加息通道上保持它的基本形态，财政政策目前仍然还带有扩张性的“积极”特征并会审慎处理它的“淡出”和转型。
一个是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项目需要后续的配套资金的投入。四万亿里的项目大概有15,000亿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有1万亿是灾后重建，还有4,800亿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安居工程建设等等。以棚户区改造作为一个例子，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资金要求：棚户区改造搞完以后，低收入阶层的这些家庭住进了多层的楼房，其后会马上产生一个投资需要，就是这个社区乃至整个地方政府辖区、整个城市内，供热供暖体系要升级换代，要投入资金来改造。另外一笔必须要花的钱就是这些低收入住进楼房以后，能享受供热供暖，但是他们付不起取暖费，需要政府给他们补贴。这是一个小例子，说明四万亿的项目全覆盖以后，后续资金的配套是有必要的，这个阶段上要注意解决好衔接的问题。
当然中长期美元的走低可能是一个趋势。一般的分析判断认为美国现在经济复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取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4：中国财政政策回顾
中国财政政策10年回顾
----从“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到积极财政政策[摘要]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署名文章，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长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以此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的16．3％和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
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1．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经过1993年后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重的通货膨胀由1995年开始得到了抑制，该年的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维持了10．5％的较高增长速度；到“九五”时期的第一年，即19，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是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l％，但仍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取得了既遏制通货膨胀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在低通胀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格局。
2．积累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丰富经验。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体现。从1993年开始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相机抉择。通过财政政策以及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中的“软着陆”，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发展。这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的成功范例，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常常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经济的传统做法，跳出了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框框，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一管就死”宏观调控的难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次，是我国宏观调控史上的重要事件，为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经济研究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篇5：中国都市女性正处在转型期
都市中的主流们，渐渐被正在观察时事的锐利眼睛紧紧地盯着。近日，ctr央视市场研究公司公布了一项针对都市白领女性的“中国都市女性生活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都市女性平均月个人收入是2303元，每月在服装方面的支出是643元。84.2%的人会定期做皮肤护理，平均每月在化妆品方面的支出是314元。不过调查也发现，她们压力大，身体状况令人担忧。15%的都市女性经常感到精神紧张，压力大，仅有4.5%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非常好，65.9%的人认为自己的状况一般或者更差。
所幸，有62.7%的女性已经认识到健身的好处，能够坚持去健身房为保证健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大方地投资。
通过对数据的聚类分析，都市女性被分成四大类：享受型、进取型、猎奇型和安稳型。总体看来，中国都市女性正处在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生活与工作、情感与自由、消费与节欲之间、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寻求着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调查的结论中不难发现，都市女性正在城市这个大海洋中“游玩潜水”：
进取型的能够直面压力，奋力向海底潜水，当然她能够看到的新奇世界、感受到的生活味道就更加浓郁，得到的快感也是无可比拟的，她们的压力级别最高；
相对稳定的中间潜水群多数是安稳型，承受的压力较轻，但也衣食无忧，可以想象，这一层景观平平，努力与所得持平；
而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层，她们也许属于享受型，尽管感受不到城市海底的气象万千，但承受的工作压力最小，也乐得逍遥自在。
各种类型的女人都在经历转型期，适应新规则，并且享受新生活。
出处：都市主妇篇6：中国都市女性正处在转型期
都市中的主流们，渐渐被正在观察时事的锐利眼睛紧紧地盯着，近日，CTR央视市场研究公司公布了一项针对都市白领女性的“中国都市女性生活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都市女性平均月个人收入是2303元，每月在服装方面的支出是643元。84.2%的人会定期做皮肤护理，平均每月在化妆品方面的支出是314元。不过调查也发现，她们压力大，身体状况令人担忧。15%的都市女性经常感到精神紧张，压力大，仅有4.5%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非常好，65.9%的人认为自己的状况一般或者更差。
所幸，有62.7%的女性已经认识到健身的好处，能够坚持去健身房为保证健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大方地投资，
通过对数据的聚类分析，都市女性被分成四大类：享受型、进取型、猎奇型和安稳型。总体看来，中国都市女性正处在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生活与工作、情感与自由、消费与节欲之间、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寻求着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调查的结论中不难发现，都市女性正在城市这个大海洋中“游玩潜水”：
进取型的能够直面压力，奋力向海底潜水，当然她能够看到的新奇世界、感受到的生活味道就更加浓郁，得到的快感也是无可比拟的，她们的压力级别最高；
相对稳定的中间潜水群多数是安稳型，承受的压力较轻，但也衣食无忧，可以想象，这一层景观平平，努力与所得持平；
而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层，她们也许属于享受型，尽管感受不到城市海底的气象万千，但承受的工作压力最小，也乐得逍遥自在。
各种类型的女人都在经历转型期，适应新规则，并且享受新生活。
篇7：财政政策:两难中的次优选择
财政政策:两难中的次优选择
财政政策的基调,已经在去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下来.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的`财政政策选择颇为艰难.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热”与“冷”的判断尚未明晰,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在于,即便是看准了,意见一致了,抉择起来也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作 者：高培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刊 名：经济 英文刊名：ECONOMY MAGAZINE 年，卷(期)： “”(1) 分类号： 关键词：篇8：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的选择
【摘 要】城市是现代世界经济活动中心,是人口、经济、商品、信息、文化、金融、交通和科技资源的聚焦点,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最大的经济增长点,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一系列深层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尤其是解决就业和“三农”问题的最主要的手段。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面向21世纪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是西部地区通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解决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诸多现实问题的根本举措。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战略,要突出“以水为源、以人为本、以绿为美”,并建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本文着重对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财政政策做一粗略地分析。
【关键词】西部地区 城市化 城市财政 公共财政政策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推
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效应。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区域发展中充当着增长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规模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可以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反过来又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城市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新世纪之初,城市化问题再次升温,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意义,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更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理论历来是科学研究的热点,并涌现出许多着名的城市研究学者和一系列城市研究理论。从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理论的理论演进,体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结构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的农民学习模型、线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论包括推—拉理论、人口迁移转变假说、配第—克拉克定理;非均衡增长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生态学派理论包括田园城市论、古典人类生态学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山水城市论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没有必要局限在“大小”之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以及它们的协调发展,将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刘福垣认为,城市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笼统用一个标准来判断,更不宜抑大崇小,或崇大抑小。朱铁臻认为,单纯强调发展“大”或“小”都不太切合实际。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城市化的目标,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分流,那种人为地控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取的。蔡宇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应放开,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人为地限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而鼓励另一类城市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应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共同前进的过程。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起步晚、水平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呈现出低速发展的缓慢态势。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滞后,使得国民经济运行缺乏重要的依托和载体,大量生产要素分散于农村,结构松散,布局混乱,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国民经济长期外延扩张,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轴,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西部地区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和经济发展落后,使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西部城市化就是要把经济增长极交给城市,充分发挥城市的先导效应,通过城市化的发展来驱动经济发展,以城市经济带动地区经济。(
众所周知,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干旱缺水等生态问题相当严峻。自然条件固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但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部地区人口分布过于分散,至少从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一是人口分散,不能有效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外部性实行集约化生产,降低了西部地区的资源利用率,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规模扩张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推动,加剧了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过度放牧、过度砍伐。二是人口分散使生态环境大面积遭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给生态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三是提高了西部地区城市建设水平,缩小了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如前所述,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结构。首先,在一个地区,大、中、小城市通过交通通讯设施的连接,相互搭配、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功能比较完备的空间系统。与此相适应,各个城市会由于城市基本功能的差异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类型,不同类型的经济会随着城市功能的协调而协调,产生一种既有分工又有系统整合的效果。其次,在一个城市内部,城市功能的发挥要求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目前,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市体系不完善。一方面,大城市规模偏小、数量不足。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从城市本身看,城市的“极化效应”不突出,限制了城市在促进产业集中、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数量偏少,又造成了西部地区城市体系在空间上的断档,很多地区不能受到大城市“润泽”。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分布过于分散,不能与大城市很好地协调配合。因此,只有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改善西部地区的城市结构与分布,才能有效地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结构的完善,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综观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然而,与我国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状况相比,目前,西部地区仍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20全国城市水平为40%,而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25.7%,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于14.3个百分点。所以,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
城市的发展不是随机的,而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应该具有较好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一切不顾实际的外围化、分散化,搞所谓的“城市群”、“城市带”,都有违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给社会造成巨大浪费。合理的城市体系应该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基本目标,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结构体系。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城市建设并没有普遍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城市的功能认识模糊,在城市建设中仍然沿袭传统思想观念。在大城市的建设上,强调“项目型”、“基地型”,把城市当作一个工厂,而不是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在小城镇的建设上,强调“村村冒烟”、“村村通路、通水、通电”,单纯追求覆盖率,不重视与中心城市的协调。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之滞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西部城市化,追求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通过加速城市化,带动地区发展,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率的提高,合理设置西部地区城市建设规划,离不开财政经济政策的支撑,离不开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合理配比。发挥财政经济职能作用,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壮大财政实力,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壮大财政实力,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多方筹措资金,完善资本运行机制;管好用好建设资金等任务。财政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对西部地区城市化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地界定财政职能和活动范围。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解决市场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情,通过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此财政要退出竞争性领域,起活动范围主要是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公共效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保证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加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建设等。
第二,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合理适度的中央转移支付是促进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支持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应将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归并为均等化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真正实现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按照建立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对现行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进行调整,扩大一般性过渡期转移支付总量。
第三,适当赋予西部地区城市立法机构一定的税权。有必要适当赋予西部城市一定的税权,包括地方税种的立法权、税法解释权、地方税种的税目、税率、征收方法的调整权、地方税的减免权。
第四,立足西部地区实际,分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有合理统一的规划,需要有梯次分明的实施步骤,各地区必须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开发政策,结合各省市地区的实际,逐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合理经营城市,发展城市,壮大城市。
第五,要创造让市场经济发挥更大作用的体制条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现代股份制经济,用市发行股票从资本市场上吸引大量东部沿海的资金进入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城市化进程。
第六,科学经营城市,合理规划城市财政收支,量力而行,提高城市规模和质量,离不开各项财政经济政的的协调配合,离不开发挥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的积极发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入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学好政策、用好政策,激发各项政策的潜能,力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七,改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方式。今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严格限制在有利于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领域: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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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的选择毕业论文
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的选择毕业论文
摘要：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人们对的世界经济形势如何预测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19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影响下，部分经济学家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持五五开或四六开判断。在我国最近的讨论中，人们则尤其关注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何时全面爆发，是否以及怎样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影响。
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朽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
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最近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1988年5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1994年11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真正解决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30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机。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实行 “新政” 。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60-70亿，国债从1932年的187亿增加到1938年的347亿，但失业仍然有700万，全国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间相对缓解。随之1937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厉害。随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可见，“新政”并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篇10：WTO规则下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WTO规则下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已向规范化深入发展，财政体制、财政制度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也已初步搭建起来，公共财政政策的效能也初步显示。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遵循WTO规则的新形势下，正确选择公共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这一宏观调控手段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这显然是公共财政政策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和拓展深化，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对此加以研究。一、国家经济的安全保障和危险的预防应是公共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和基本出发点
其一，WTO规则的制定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WTO规则大多是按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偏好以及以发达国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WTO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无疑会受到威胁。其二，WTO规则的实质内容对国家经济安全也形成威胁。如经常帐户的开放可能引起资本外逃，导致一国经济危机；金融业务扩大，资本帐户管理难度加大；非关税壁垒的取消导致部分企业生存空间缩小和消失，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等等。其三，由于世贸规则的约束，使各国经济发展日益捆绑在一起，其中一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势必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威胁。其四，从我国自身来看，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工作理念、方式方法、法律制度等必须与WTO规则要求相一致，但这些惯式不可能很快转换过来，难免与WTO规则发生冲突，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隐患。
诸如此类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威胁的因素不可能依靠WTO规则解决，也不可能依赖某个集团或部门解决。只能由政府提升协调能力综合解决，包括技术壁垒、加强检验检疫、关税政策等，这正是公共财政基本职能所要求的，其中运用公共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这一政策手段又显得尤为重要。
1.在按WTO规则要求降低我国关税水平的同时，应积极调整关税的税率结构。关税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具。我国关税总水平由4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7%左右，到下降到10%左右，最终要达到世界水平3%左右[1](215)。从关税总水平而言，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减弱，但在关税总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关税税率结构来实现这一目的。要充分利用WTO规则的例外原则和灵活性要求，对一些原材料、成熟企业产品的进口可制定较低的税率，对制成品及涉及保护性企业产品的进口可制定较高的税率，等等，以此保护民族产业，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2.按国民待遇原则或无歧视原则规范我国的减免税政策。世界各国都对本国出口产品给予退税和相关进口产品给予税收减免优惠，这是一种国际惯例，也是在WTO规则准许范围内进行操作的，但其根本上是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和无歧视原则。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主要体现在一些进口产品的税负高于国内同类产品，如进口粮食等农产品按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农民销售自产粮食免征增值税，从事购销农产品的商业企业可按10%的收购价格进行税款抵扣；为推动国产化而实行以国产钢材顶替进口钢材、国产棉顶替进口棉而生产相关出口产品进行抵免或退税；技改投资项目限于国产设备；税法里还对列举的企业给予减免税等等。这些都与WTO规则要求不相符，需要及时梳理规范，保留和调整WTO规则允许的，取消与规则不相符的。
3.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促进贸易自由公平的手段，保护我国民族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近几年，不断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提出反倾销申诉并对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企业而对国外产品的倾销却鲜有反倾销申诉。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法，为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手段保障。特别是应积极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如301条款、特别301条款，制定我国的相关特别法律，在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经济构成威胁时，可紧急动用特别法律来保障我国经济安全。
4.财政应增加对WTO规则有关技术壁垒的研究与应用的投入，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技术壁垒是进口国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以及相关环境资源的安全、国家健康等制定的一些强制性进口许可标准，如美国对我国出口水产品加工厂实行“关键控制点”注册制，对家电产品实行“UL”认证；欧盟对我国洗衣机等26种产品加贴“CE”安全与环保标志等[1](375)。而技术壁垒的实施要依靠强大的检验检疫工作完成。我国近些年商品检验检疫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其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地位，但这方面手段、标准等还很欠缺，应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投入，研究国外的规定、检测方法与标准，引导国内企业改善产品结构，跨越技术壁垒的障碍与限制；二是增加投入，强化检测手段的现代化建设；三是加强技术手段及法律制度建设的投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争取主动权。
二、建立合理而有效的再分配机制是WTO规则下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落脚点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民经济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社会财富也在大量增加，但分配不平等及贫富差距也存在扩大趋势。虽说成为WTO成员国后，能增加一部分就业岗位，但据有关资料测算，中国加入WTO后，仅农业、机械仪表、汽车工业三个行业将减少1074.2万个就业机会[2](267)。且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从事高技术和高智力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供不应求，同时，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供过于求。凡此种种只能依赖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合理有效的再分配机制加以解决。
1.我国自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增加了用于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文教设施、企业技改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今后积极财政政策在引导民间投资上应加大力度，让民间投资成为吸纳就业、缩小收入差距的主力。更重要的是对民间投资应降低税负、制定鼓励政策，减少民间投资的政府干预成本。特别是应借鉴国际上的一些成功做法如政府组织公共工程吸纳剩余劳动力，替代消极的失业救济与补助，籍此来吸纳剩余劳动力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
2.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差别与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成功经验已证明了小城镇不仅是农村与大中城市的联结点，更重要的是它们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城乡差别缩小，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小城镇建设必须在财政政策上给予支持与扶助，清除制度性障碍，为小城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财力保证。
3.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与公共财政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调整分配的重要手段。针对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一，要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至底，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虽为100%，但实际救助对象只有320万人，仅占城镇总人口的4.8%，而美国救助的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14.5%，印度为6%[3]。同时，我国城镇居民最低保障水平偏低，很难解决其温饱需要。现在看来，不仅要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还应扩大实际救助面，真正提高救助人口的数量。其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失业群体的扩大，需要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调整预算法规，确定社保支出与预算支出的比重不低于15%，用于养老保险支出不低于8%～10%。国外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40%左右[4]。由此可见，社保支出占预算支出的比重应呈上升趋势，因此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加大投入力度。二是在修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及早适时地开征社会保障税，规范稳定地筹集社保资金。三是多方位、多层次筹集社保资金如可通过扩大征收面、发行彩票等方式进行。其三，逐步发展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适时建立低保制度。现在农村是一种互助救济方法，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摆脱贫困，贫富差距也不可能缩小。因此，财政政策在更多关注城市居民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同样是我国公民的农村居民，重视我国公正性分配的空白区域。其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资金从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
三、强化国家重要产业和主要领域的投资是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点
重要产业和主要领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在WTO规则下，应充分发挥公共政政策作用，从多角度给予支持和政策倾斜，提升其竞争能力。
1.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在WTO规则下，与其它产业相比，农业产业所受冲击是最大的。因为一方面，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业人口增加速度快，农业生产基本上是粗放型，技术装备程度相当落后。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品质低，如美国小麦为高强筋小麦，做面包不掉渣，做面条耐煮，而我国小麦就缺乏这种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应充分实施相关公共财政政策，才能在WTO规则下有效地保护我国农业发展。
就产生贸易扭曲的“黄箱”政策而言，主要是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和结构，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和对支农工业品的补贴，直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财政还应该增加对农业贷款的补贴，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就不产生贸易扭曲的“绿箱”政策而言，要加大支持农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培养和培育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加强农业市场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加强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的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开发、应用研究、农业教育与培训的支持。
2.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就我国目前来看，虽说在某些领域科技水平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普遍地看与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体现在财政投入不够和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两方面。中国目前有5100多家科研机构，每年科研成果近3万项，而能转化生产的仅20%左右，能形成产业规模的只有5%[5](452)。此外，在税收政策上还存在不完善之处。由此看来，今后一是要继续增加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提高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二是在增加总量投入的同时积极调整投入结构，重点保证国家重点科研计划和项目的投入，重点支持重要领域的基础研究，如人口、信息、环境等。三是引导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引导民营科技力量的发展，提升民营科技的创新水平。四是在WTO规则下，积极调整税收政策，调整税收制度中有碍科技发展的内容，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如加速折旧、再投资科技项目退税、属于科技捐赠准予税前扣除等；五是直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支持科技产品的提供等。
3.增加教育投入的水平和质量。教育是科技之本和科技之源，是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在教育的投入上远远不够。美国政府不惜耗费巨资发展教育，其教育经费二战以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而我国的教育法规定为4%，但实际上仅在2.6%左右[5](245)。由于经费不足而导致的不合理的收费现象大量存在，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学辍学率非常高，义务教育任务的完成相当艰巨。为此，一是在坚持财政投入为主的同时，应建立多层次的教育投入机制，即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投入，社会各界捐赠资助投入，学校义务教育积累投入的机制。二是国家财政在确定教育投入的地区比例中，应更多地倾向落后地区。在发达地区要加快教育产业化进度，以此来减少中央财政投入比例。三是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中央财政应重点保证重点研究领域、重点学科和基本学科投入；各级财政要重视基础教育和提高全民素质教育的投入。四是对社会力量办学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就应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4.支持和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应是公共财政政策的作用点之一。经过几年的国企改革和国企调整、改组、改造，政府已逐渐退出了与国民经济命脉不密切的企业、行业，而转向主要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和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企业和行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上来。在这种态势下，今后公共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的：一是对于那些已经或即将衰退或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应承担寻找新的增长点和重组的重任。二是支持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特别是提高对其投资的水平，或给予贷款贴息等引导其它资金注入，解决其资金不足，培养一批资本、技术、人才和组织集约化的大企业。三是加快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给予贴息贷款，实施税收鼓励政策。四是每年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建立担保基金，在必要时可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四、在WTO规则下，增加人才资源的投入是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领域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在人才资源投入上欠缺很大。我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的企业、公司必将纷纷涌入我国，以其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培训等吸引优秀人才。特别是一些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的大量增加，越来越多地吸引我国高级人才的加盟，有资料表明，我国仅移居美国的各类专业人才已达到45万之多，其中70%的人才一去不返，成为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221)。事实表明，我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争夺人才的重点对象。当然，所争夺的人才既包括科技人才，也包括管理人才，如我国高素质公务员等。因此，增加人才资源的投入很显然是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领域。一是大胆地提高高科技领域人才的工资待遇，使其工资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同领域水平，在住房待遇上财政应给予补贴，可不受我国房改政策的过多约束。二是对一般领域科技人才，使其工资收入达到发达国家同领域较低水平上。三是建立公务员工资水平提升的机制。在现有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档次，进一步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留住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又可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还可提高行政效率。四是制定吸引人才回流或回国的法律制度，充分保证人才待遇等的实现。同时制定吸引人才回归计划，按计划配置财政资金。如美国就制定了《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核心是要吸纳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并计划在3年内，每年从国外吸纳19.5万名技术人员[2](249)。五是继续加大对科技园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和风险投入力度，为回国人员提供一个优越的科研环境。
五、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WTO规则下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区域，也是公
共财政政策实现有效再分配的重要落脚点
1.继续扩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自年以来国家增发国债的大部分用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西部地区的企业发展要注重使用财政贴息手段扶持其发展和成长，这对于企业来说，可减少投资成本；出资者可及时获得收益；对财政而言，可用很少的资金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方式和手段的启用，将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3.对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实行有别于发达地区的财税体制，为其腾飞打好财力基础。一是探索中央对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实行有差别的分税制，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划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选择。二是适当降低落后地区企业流转税负担，从而增加企业利润，增加地方税收收入。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采用因素法设计理念，规范转移支付力度。
【参考文献】
[1] WTO研究组.WTO规则政府管理方略[M].珠海：珠海出版社，.
[2] 李纯.入世后中国前沿问题分析[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3] 杨宜勇.警惕城市贫困被低估[N].南方都市报，2002-04-16(A02).
[4] 姚凤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与完善的对策[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2,(2).
[5] 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篇11：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
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对当前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文章分析了农村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结构调整中财政政策选择的.方向,并提出了财政政策的选择路径.
作 者：何忠伟 陈艳芬 He Zhong-wei CHEN Yan-fen 作者单位：何忠伟,He Zhong-wei(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81)陈艳芬,CHEN Yan-fen(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南,长沙,410128)
刊 名：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2 4(3) 分类号：F321 关键词：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 财政政策 选择篇12：中国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中国经济2010年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相对较快，本文是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的内容!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1】
浅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际政治、经济水平所采取的重要决策，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促使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并更好的参与世界经济调整。
而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使政府、企业、人民面对遭受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的影响。
然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真正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优势，规避其中蕴含的风险，需要政府、企业、银行业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
而在此之前，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与具体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指的是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上外汇(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
倘若外汇的供给小于对外汇的需求，那么外汇汇率上浮，人民币汇率下浮;相反，则外汇汇率下浮，人民币汇率上浮。
汇率的市场化通常与货币的自由兑换、经济一体化、货币的国际化密切相关。
这四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汇率的市场化”成为中国这般大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现“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上便可为“货币的自由兑换”与“国际化”的实现创造重要的条件。
2016年人民币汇市开局动荡，从1月6日开始，人民银行突然下调CNY兑美元的中间价，推动空头在离岸市场上做空人民币。
做空势力来势凶猛，CNH与CNY兑美元的价差在6号创下了1600点以上的历史纪录，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
人民银行采取相应措施，令CNY与CNH兑美元即期汇率升值、回稳。
1月11号、12号，CNH兑美元即期汇率较1月7日低点累计大涨2000BP。
而从以往的从大国货币崛起的历程看，无一不是走过了一条由“逐渐升值-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的发展路径。
在经历了这场“双向波动”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且日趋平稳。
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有利也有弊，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于发挥人民币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和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1.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个之中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而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就目前我国发展势头来看，要放弃这两方面的主动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和我国加入WTO，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和我国资本投入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要凭借政府的力量干预和限制资本的流动情况的可行性是极低的，因此资本自由流动是必然成立的，由此可见，在“不可能三角”中汇率的稳定是不可实现的。
而换个角度来看，在享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而相对灵活的汇率政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风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2)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
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贸易自由化政策全面实施，这对我国一直以来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国有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
在此背景下，实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得到灵活调整，减轻来自贸易与资本账户自由带来的双重压力。
(3)促进我国参与对世界经济调整过程
我国被列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主体之一，是世界经济调整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假如我国在汇率领域态度淡然，对世界各国汇率的变化和汇率市场的发展不管不顾，就势必会导致国际贸易伙伴的不满，进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受阻。
而采取能够适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的灵活、科学的汇率制度，则有利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调整，并优化国际贸易伙伴对我国的态度，进而带来理想的经济利益乃至政治利益，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恰好符合这一需求，对促进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地位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
2.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其中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
但从金融领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我国宏观经济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短时间内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效应可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而这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还会使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许多不可控制的复杂的风险。
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增加了国家稳定金融市场的难度，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稳定性下降，金融市场发育受阻。
(2)增大外向型企业经营风险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外向型企业带来复杂的经营风险。
2015年，我国的出口总额高达24.59万亿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而当人民币升值而其他货币不变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外贸出口中所花费的成本将不断增加，相应的，从外贸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也将不断降低。
进而使得外向型企业由其是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抗风险能力变弱，难以满足经营与发展需要。
(3)增加外汇资产管控难度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当外汇资本流入速度减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就会缩水，这就使我国外汇资产管理与控制的难度增加，并伴随许多的风险。
我国外汇指定银行拥有庞大的外汇资产，大部分来自于国外的直接投资及来源于我国巨大的贸易出口额。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人民币弹性增强，波动幅度可能性变大，外汇流入资本受到约束，外汇资本储备量就会缩水，由此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有可能给外汇指定银行带去隔日亏空的风险。
此外，人民币弹性增强也会使国际短期资本风险增强，容易引发国际短期资本肆意外流，变相推高国内资产的升值。
人民币弹性增强还可能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对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造成较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使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大，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
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应对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政府、外向型企业与银行业分别应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部门积极发挥辅助作用
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市场监测机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发展情况进行监测，在实现人民汇率浮动由市场供求决定之余，全面、及时地掌握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与幅度。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建立新的汇率定价制度，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浮动。
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与辅助，对此，专业人员应对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趋势以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评估，综合相关的数据预测未来动向，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民币汇率风险观测机制。
事实说明，这种风险观测机制在汇率风险控制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它一方面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风险。
2.提升外向型企业抗风险能力
具体来说外向型企业提高抵抗风险能力有三方面：(1)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全面的评估、分析潜在的风险，做好防范措施，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或者市场因素对企业的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对于已存在的风险，要通过健全的防范预警机制来控制，从而尽可能降低损失。
(2)优化企业产业机构，实现产品升级和企业转型，不断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采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汇率，从而在汇率出现波动时，降低损失。
(3)企业领导要时时关注汇率动态，掌握汇率波动趋势，做好应对措施。
3.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外汇局要提高对人民币汇率趋势的重视，积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加强研究，关注国际金融货币走势，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
完善外汇储备机制，将外汇储备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国内资本的有效运作，防止国际资本家在国内市场的恶性操控，避免金融风险，实现国内利益最大化。
除此之外，国家外汇储备通常是指国家财政出资购买和管理的外汇资产，然而在我国，是指央行以人民币购买的，并由央行统一存储、支配和管理的外汇。
严格来说，由央行购买、存储并管理外汇，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发行储备物，是流通中货币的抵押物或信托网担保物。
它的买卖主要目的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平抑货币币值，防止发生超过预期的巨大波动，这种情形下外汇储备并不符合其本质，不但使现有的外汇储备机制下掩盖的风险难以被察觉，也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市场化发展，因此，今后应力争使国家外汇储备回归其本质。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趋势已不可逆转，虽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改革的好处远远大于弊端，积极采取合理的改革与保障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是大势所趋。
对此，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管理机制;外向型企业应积极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银行业应密切关注汇率市场走势并积极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进而实现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进行合理防空，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2】
谈石油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血液,不仅对国家意义重大,而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石油被广泛运用于交通运输、石化等各行各业,被称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黑色黄金”。
它的流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只要没有一种新的燃料能取代石油,国际间石油的争夺就不会停止。
一、中国石油分布状况及油量储存现状
石油又称原油,它的分布从总体上看来极端不平衡:从东西半球来看,约3/4的石油资源集中于东半球,西半球占1/4;从南北半球看,石油资源主要集中于北半球;从纬度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北纬20°~40°和50°~70°两个纬度带内。
中国石油资源集中分布在渤海湾、松辽、塔里木、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柴达木和东海陆架八大盆地,其可采资源量17.2亿吨,占全国的81.13%;主要的产油区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四川油田、华北油田等等。
根据新一轮的全国油气资源评价,中国石油可采资源总量为150亿~200亿吨。
其中2020年以前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为150亿吨,2020—2050年随着技术进步和领域拓展,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有望再增加50亿吨,达200亿吨,石油资源总量列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
汇率制度安排及与财政政策选择相关性分析――芒德尔主要学术思想“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