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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简述

时间：2023年03月16日

来源：一颗杏仁核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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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中国思想史简述，本文共10篇，供大家参考。本文原稿由网友“一颗杏仁核”提供。

篇1：《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论著，读完后获益良多。一、他这本书突出思想发展的“史”这个主线，所以，在这本书里，你很难找到具体某个人的思想，所以，看完这本书只能让你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基本缕清楚，进一步的学习要再看一本中国哲学史或者其他人写的中国思想史。二、第二，这套书里加入了一个其他“思想史”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亮点同时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地方，作为我们的话，读读无害，我个人认为他这种写法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不但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而且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在知识、思想与信仰平庸的'时代可以用它来表示那个时代的思想，在思想激荡的时代则被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所淹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写一部中国“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出来。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必须要把导论读明白，导论没读懂的话，下面两卷读起来不是很顺畅，所以我读了两遍才开始正文的阅读。四、葛的这套书有千页之多，所以必须要弄清楚他的写作思路。看目录会发现，他分两卷，把唐代前后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分期，而在这之下又进行了分期，每一编就是一个思想史段，每一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比如百家争鸣，比如新儒学，比如佛学等等，所以在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主题结合起来理解，不然就可能看了后面忘了前面。五、读的时候会发现，这本书的所有章节全是用总分的结构来写的，也包括每一段都是用总分结构来写的。它一章一节一段都有一个主旨，这个主旨就是它的开始段、开始句，后面的全是围绕这个主旨来写的，所以，当你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后，也就是看懂第一句话后，后面的那些围绕主旨的阐释性的话语就可以跳过去直接看后面的，这样，一段弄清楚了，一节的主干也就抓住了，一章的内容也就把握了。这本书每一节都至少有二十多页，完完整整地去看一节的话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这样算下来，要把整书看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六、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而且不断创新的过程，在看的时候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也就是看到某一段的时间把它与它之前的思想联系起来作个比较，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能促进你对思想史的理解。七、这本书里通常是用年代而不是朝代来标记时间的，所以最好把各个朝代的起止时间写在书的首页或者尾页，作为一个工具。

篇2：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篇3：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无思想之民族，决不能独立自存于世界之上。思想必有渊源、有生命。”钱穆先生认为当时社会的思想界，正不幸犯了一小儿学语之病。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为了指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激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以达到明体达用、博古通今。

钱先生于先秦诸子之异同说的十分明白，孔子之后，杨墨反孔，孟子归孔。孟子思想之贡献在其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然可为尧舜与是尧舜却有分别。钱先生于此言道：人人皆可为尧舜，非人人是尧舜，孟子道性善，是就其趋势而言，其内自有一番人文演进在其中，人要想成尧舜，却需人之努力有为才可为尧舜。此一分别，真是不得不明。与孟子同时或稍早有杨墨，扬子主为我，墨家主兼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兼爱，无君无父也。墨家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别爱，视人之父若其父是兼爱。若从人生界看，固见人生有差别相；若从宇宙界看，则人生将只见平等相。然而人处人生中，真能视人之父若其父乎，人之情感发乎内心，由内心向外不断扩充，如圆般，有中心，有远近亲疏，因此不烦多论，墨家之思想不能久行于世明矣。孔子后有庄子思想颇与孔子不同，然庄子乃智者非仁者，其思想能多注意到宇宙界，与儒家殊途，以宇宙界观人生，则只见死与生之隔绝，物与我之有分，人生处处受限制，不免流于消极。钱先生说庄子之书乃衰世之书，可谓至论，此后中国治世则儒术用，衰世则道家兴。

对书中问题的认识：韩非子的是与非钱穆先生在本书中所提出：战国时代的思想是极为活泼的……而韩非的立场则太过狭窄，他的观点也太过浅近，他只从统治阶级的偏面利益来衡量此种分歧复杂的思想界之是非，那自然要全无是处。他对韩非的评价可谓是过大大高于功，认为其思想偏激；仅知君主，不知民众；强调严刑峻法。最后钱穆先生对其的评价乃为：“先秦学术思想，由韩非来做殿军，那是中国思想史里的一黑影，一污点。”可谓是对其嗤之以鼻。

钱穆先生于先秦诸子之异同说的十分明白，孔子之后，杨墨反孔，孟子归孔。孟子思想之贡献在其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然可为尧舜与是尧舜却有分别。钱先生说道：人人皆可为尧舜，非人人是尧舜，孟子道性善，是就其趋势而言，其内自有一番人文演进在其中，人要想成尧舜，却需人之努力有为才可为尧舜。这样的分别，让人一目了然，深有感悟。

书中论佛学的中国化即佛学与宋明理学之关系也很精彩，魏晋南北朝时期，世道衰乱，人心消极，思想界空虚，佛学遂得以传入，谈到这一时期，书中特别提出一个人，即六祖慧能，钱穆先生说其思想乃中国的宗教革命，确实如此。佛教讲出世，六组却将佛学拉回到人世间，所谓修行何必在山林，在家亦可，此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已很是接近，然而虽一线之隔，却毫厘千里，佛学终究教人寻个涅、清净，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所不同，却可谓佛教之中国化。由佛学转为中国之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孔子言仁、孟子言心性、宋明新儒学特提出一理字，所提的字虽然不同，然却是一脉相承，理字只是对以前儒学之扩大与更精更细微的阐述。

最后钱先生提醒读者，“切勿以知道一些旧公案，拾得一些旧话头，即为了事”。就像朱熹所说：“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着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矣。”钱穆解释说：“读书即心急要求统要，此是心不宽。有些人，遂求于一言半句上既见出统要来，此如初格一物，便要明天理。其实此等统要与天理，仍只是己见耳。但放开心，不责效，又易泛滥；一书看了又一书，一物放过又一物，到底心中还是无所得。故看书须熟看熟思，尽在此书上多挨，挨得，自然有得也。”

篇4：中国思想史简述

中国思想史简述

发布时间： -4-28 作者：庞永

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 芩?说脑际??膊荒苁芟肮呋虻赖碌慕谥啤7?颐侵С侄啦谜撸?讶嗣窨闯墒峭持握呤迪肿约阂庵镜墓ぞ摺？凸鄣厮担??已?德?懔说笔敝詈蠲堑那抗?枰??平?艘院笾泄?睾菏降耐骋淮蟮酃?男纬桑坏??材汛遣锌帷⒈氨伞⑽蕹艿亩衩??/P>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文革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主张各人在心灵上寻找安慰，在幻想中度过一生。

随着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法家的政策次第展开。废封建、建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强大的帝国幅员辽阔，威严的皇帝权力无边。宽阔的驰道四通八达，带来了交通的便利，也在路边留下了累累白骨；雄伟的长城蜿蜒万里，让历史学家赞叹于始皇帝的功业，也让孟姜女们流尽了血泪。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新造的帝国就像一幢陈年老屋，顷刻间土崩瓦解；再过3 年以后，皇室成员和始皇帝的重要臣僚（当然全部是法家人物）

为法家理论的实践也全部搭上了性命。

再以后，汉帝国代之而兴。经过国初的政策探索，到汉武帝时期，仿照秦朝构造了纯粹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也宣布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但这回不是独尊法家而是“独尊儒术”。这个“儒术”中，包含有孔子所提倡的对祖先的仰慕（“祭”），对长辈的敬重（“孝”），爱的精神（“仁”），等级制的政治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包含有孟子所提倡的注意百姓生计的意见（“仁政”）；还包含有法家注重农业、抑制工商业的思想（“重本轻末”），官方专卖盐铁的政策，以及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政治主张。

特别是，这个儒术中还包含一系列从迷信和阴阳家那里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五种状态，对应于金、木、水、火、土这“五行”，而推动事物在这些状态间变化的原因则是“阴阳”。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向，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五常”），五个前后相继的朝代的五种施政方法，都出于五行。一天昼夜的变化，一年四季的更替，君主的仁政与严刑，甚至包括朝代的治乱循环，都出于阴阳。“阴阳”

之道的关键是阳为尊、阴为卑；这又出于“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社会上，这“天道”即表现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或者说成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三纲”，再加上“五常”，据说就是“天”为“人”所指定的社会政治原则。

>董仲舒们相信，这个阴阳五行理论，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已按这个完美的规律各就各位；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也都可以据之进行解释。在社会上，当然一切都很合理。从此以后，一切理论探索均属多余；同样，在政治上，一切变革也都不再需要。汉朝儒学作为今后中国文化的正统，在政治上论证了秦以后大一统的中国专制集权国家的合理性；但其理论在极权统治下一经确立，今后两千年再难动摇，其流弊至今犹未衰竭。

然而，汉朝的儒学也要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代价。东汉时期，自由思想家王充即对它进行了严厉抨击；而且连孔子、孟子也都受到了他的批判。后世那些官方、半官方的理论家，对董仲舒们的理论也不得不进行一点改造。三国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的极度**不安，作为维护社会纲常伦理的儒教也自然失去了作用。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先是从古代的道家，以后则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去寻找精神慰籍。佛教的传入，拯救了人们的灵魂，也给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三个多世纪以后，隋、唐帝国的重新统一，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公元7 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的确立，奠定了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基础；中央三省的分工，减少了政治上的错误。作为帝国实际创建者的李世民，从各方面看都符合于“内圣外王”的`标准：他聪明绝伦而又博采众长，学识渊博而又从谏如流，富同情心而又能果敢决断，好奇心重而又有鉴别力，不惧危难而且也不辞劳苦。帝国的文化政策也如李世民的个人品格，明智而开放，犹如海纳百川。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重新得到了确立，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世族对权力的垄断；但对非儒教的思想国家也并不压制。高僧玄奘不辞万里赴印度取经，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其佛经翻译工作提供种种便利；其他各种学者也都具有优渥的待遇。那时的帝国真是如日中天，到处一片兴旺，俨然今日之美国。帝国的声威突破了边界，其影响扩展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印度和西亚；帝国的城市中还居住着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广州港口外樯帆点点，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

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唐太宗的制度完美无缺。在帝国内部既没有人民选举的议会也没有人民选举的领导人；三省分工也不是政府权力的三权分立。不管李世民如何开明，他的政体仍是一种专制政体，只是由于李世民的明智，才使他按照儒家的要求用自己的意志对自己的权力作一定的约束，以警惕其本身的腐败；这种意志的控制力极为有限，远没有现代国家的法律对政府所具有的约束力那样强大。晚年时期，李世民已经逐渐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李世民的个别后继者，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的皇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但终于挡不住权力的诱惑，从而导致国事日非，最后招来了安、史之乱。其实，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公元751 年，唐朝军队就已在中亚地区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帝国西南和长安以西的少数民族部队也开始反叛。安、史之乱以后，边关将领拥兵称雄，朝中太监飞扬跋扈；后来经过五代时期直到宋末，国家再未能重新统一。

在文化上，这段时间却不能说是毫无建树。中唐时期，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道”不可说、事不可为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佛教，产生了佛教的新宗派禅宗。宋朝时期，学者们再将道、佛思想引入儒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学理学。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也不乏统一的努力。北宋时期，朝廷即积极发展经济，以期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北方国家。这种努力的最大表现就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提倡新法。当时的北方民族，有的基本是一种游牧民族，也有的已经成为半农业国家。而宋朝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国，社会结构不如北方国家的简单一致，那就只有建成强大的经济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因此，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由此将宋朝由农业国逐渐变成为一个商业国家。但这些政策最终归于失败。变法失败的原因，许多历史学家归之于王安石的用人不当和其政策的矛盾，但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从周代以后一直是小农经济，秦汉以后虽然贵族阶级被消灭了，但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未变，而且各个朝代的户籍制度和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又不断地在强化这种经济形态；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方式还和两千多年前毫无二致。建立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可以看成是其典型代表），只能代表农业文明，而不可能适应于工商业文明；它们必然会阻碍新的工商业生产方式的产生。从政治上看，偌大的一个帝国，皇帝即使是一个天才，也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既然不愿走西周封建的道路（那时的统治者还不知道、当然也不会同意走现代自由民主的道路），那就只能对社会进行简化，在经济上造成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保持一县、一郡乃至一国的均匀一致；而在各家族内部则极力提倡孝悌观念和家长、族长的权威，以维持社会最基本单元的绝对稳定，最大程度地减轻官僚的工作量。这样，适用于一县的办法，也适用于他县、他郡乃至整个国家。

这样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都不再需要专门知识，也不需要去研究具体情况。他只要用道德和严刑不断地教化和恐吓人民，社会就能和谐运转。因之官僚的工作大大简化，官僚个人的作为变得无足轻重，官僚的位置也就可以任意互换。在中国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人今天可能是化工局长，明天则可能变为教育局长。这样，整个大帝国也就可以在单一、雷同的状态下固定地保持不变。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足以使任何经济改革计划付诸实施后都不了了之；也使帝国在抵抗外部侵略时显得未战先败。这也说明，如果要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政治改革必须同步进行。而如果仅希望改革经济基础（由农业改为工商业），对农业社会的政治、伦理等上层建筑不作触动，则这种改革注定要失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道理，清末自强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宋朝改革的失败，开始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及与它相关的意识形态暴露出了其致命的弱点；但当时的人们对此毫无认识，因此汉民族还要付出元、清两朝外族的统治和明朝的屠戮，以及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等作为代价。也由于宋代政治变革的无望，促使知识分子们转向哲学上的研讨，导致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繁荣。这时的新儒家们将道家和佛教的宇宙观嫁接到儒家的伦理学之上，说明了儒家的伦理代表了“天理”。他们一面谈论个人的性命感受，一面带着“隐于市”的思想在社会上满足地生活。从政治上看，他们大都是当时的“反对派”，只是他们的态度已和平而含蓄，而不象某些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那样扯起嗓子、伸出拳头。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已标志着先秦自由思想的彻底衰落；虽然其成就蔚为大观，但已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他们理论中的教条，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表示着他们的狭隘与偏见；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生命。

元人以野蛮民族而入居中原，除了军事以外，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树。90年后明朝起而代之。不知朱元璋是因为没有自信而防范心重，还是因为他觉得宋元两朝因治国不严而丧国亡身；总之他称帝后即大开杀戒，屠戮对象包括功臣宿将、地主乡绅、士人学生和普通百姓；其借口则无非是谋反或者贪

污，有时因株连而一次被杀的就有上万人。明朝为了维护极度的中央集权，恐怖政治又应用而生。东厂、西厂、锦衣卫相继创立，特务们在帝国恣意横行。为了腾出精力专注于内部的恐怖统治，朱元璋宣布对日本、安南等15个周边国家（部落）“永不征伐”；而在倭寇侵扰沿海时，朝廷则命令沿海居民全部后撤。朱元璋还明令臣民不许泛海，从而断绝了帝国与外界的一切交往。军事上，则加紧修筑北方的长城。在经济方面，朝廷在政策上实际取消了一切商业活动，禁止了白银的流通；只是后来实在无法禁绝也只好听之任之。相应地，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八股取士的制度；帝国的收缩终于完成。中国社会的本来特点就是趋于维持现状，这时再加上朝廷的极端高压和理学的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终于消灭了帝国上下的任何一点生气，以后明人只有沦落到比他们文化落后、人口稀少、但却比他们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与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至此也丧失怠尽。战国时期，由于学术的繁荣，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学者们周游列国，求见诸侯，往往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意见不被采纳，必然辞官谢禄。民间不畏强暴的侠士精神，从今天的史书上还可以看到。就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还有荆柯刺之于咸阳宫，义士锥击于博浪沙。南宋以后，除了明清之交的一段时间以外，真正的思想家已彻底绝迹；就连小说中才可以见到的展昭们，也已开始效力于朝廷了；在二十世纪末的一部电影中，连荆柯也成了一个胆小鬼和卑鄙小人。当然，也还有一些好心的艺术家在白娘子和孙悟空这些动物们身上继续表现着不畏权威的反抗精神，让中华民族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

清人入关后，中国文化却并没有被中断。只要汉人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也不去过多生事；随后他们则更将明朝的制度拿过来继续实行。于是我们看到，已经毫无活力的中国文化像一具木乃伊那样在清朝继续存在了下去，就像在明朝一样。19世纪的鸦片战争，首次产生了中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冲突，彻底暴露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大而无当，和它的文化的老迈腐朽。即使是当时的开明官吏如林则徐，大敌当前也还在吟诗赏月，他给皇帝的章奏和对人民的布告仍以道德和想象代替实情。我们并不是说林则徐故意自欺欺人，而是因为在中国，真理并非出自客观的研究，而是出自统治者的意愿。而对于统治者来说，维持亿万农民的基本温饱和所有官吏的稳定在职，才是他唯一需要关注的事；其他各方面，例如财政上的改革和科技上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不是他要关心的目标。因此，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并未去调查事情的原因和各人的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寻找预防列强进一步侵略的办法。美国官员愿意提供制造船炮的蓝图，被一口回绝。南京条约里赔款和开放市场等各项苛刻待遇，满汉官员们都欣然接受；但条约中提及的今后双方要用平等语气对话，却使他们满怀愤恨。君臣们继续轻视西方的政治体制，将西方人讲究自由、平等作为他们缺乏道德文化的依据。

长期的锁国政策，使满汉臣僚们对世界上的科技、文化、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一无所知，使得帝国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越发被动。

列强的枪炮本是科技的产物，但许多大臣认为是“邪术”，因此就指望用巫术或“神兵”来战胜对方。他们不了解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要通过实力和外交；因此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臣民那样，把和外国签定条约当成儿戏，授列强以进一步侵略的口实。条约是签了悔，悔了再挨打，挨打后再以大得多的代价再签；直到最后违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派兵杀害外国外交人员，攻打外国大使馆；并向所有“远人”

和“彼等”宣战，派义和团“神兵”和帝国军人手持长矛或赤手空拳与八国联军的炮弹搏斗。官僚们打了败仗还洋洋自得：“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渐渐地，租界出现了、增多了。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印侵入了西藏，香港割给了英国，澳门割给了葡萄牙，东北和台湾逐渐为日本所占领。北方大片土地则割给了俄国；外蒙先被俄国所控制，最后为苏联斯大林强力攘夺，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今天这两块土地同中国已彻底分离。

帝国大门的打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但也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该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先是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即使亡国也不能“师事仇敌”。但一些较有头脑的地方官吏，已开始兴办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同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自强运动的方针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保留中国农业社会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时建立现代的工商业；这种企图当然不会成功。以后的变法运动，则提出不仅要建立现代工商业，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现代意识形态。然而清政府不愿放弃其部分权力以与时俱进，因之有随后19的辛亥革命，中国终于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以后开始一步三回头地向现代国家缓慢演进。

随后的数十年，虽然战争几乎从未停止，但西方思想已大规模传入中国，使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科举考试制度早已正式停止，但现代文官制度到目前还未确立。然而，现代学校及其教育体系很快得到了实施，铁路、公路开始逐步修建，船舶、汽车、火车、电灯、电话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但是，由于旧的文化观念的束缚，每前进一步，中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从19开始，一些先进的文化人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开展了猛烈的批判，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为现代科学和政治、哲学等思想的引入扫清了大量的障碍。

虽然现代国家的建成似乎还遥遥无期，然而中国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方向已是不可逆转。即使是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也要去找来“美国大政治学者”和“各国明达之士”，用他们的话说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如人民不支持袁皇帝，“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除此以外，袁世凯还组织大批包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在内的各种请愿团体以代表“民意”；而不仅仅象以前的皇帝那样只说什么“君权神授”了。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以及后来的内战，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速度开始放慢，以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随之结束了一切领域的学术争论。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学术思想，曾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早已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它的保守，它的静态，它的不争，它的内向，它的等级观念，它的对独裁者的让步，它的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忽视，早已不能再支持我们民族的前进。我们应当坚决地抛弃古代的那种思维方式，向着现代文明的道路迅跑。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自己的祖先；孔子、孟子从没有要后人固守他们的理论几千年不变。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应当不断地学习、前进、创新，以保持我们民族的活力和辉煌。

今天，要使现代发达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在我们国家真正开花结果，

我们就必须建立起与它相适应的现代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相应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后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出更为辉煌灿烂的文明。强调人的独立，强调人的自主精神，尊重人的人格，给每一个人说话、思考的权利，必将能够调动所有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我们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大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为了人民的真正幸福，为了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能够真正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就只能义无返顾。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3]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中华书局出版，《诸子集成》，1954年。

[5] 司马光编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

[6]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二十五史》，1986年。

[7]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

[8] 钱穆著，《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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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孔子之下是战国时代，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极光明灿烂”的。孔子有开启之功。有人反对孔子，有人则阐扬孔子。比如墨家，即极端反孔。杨朱则极端反墨。孟子则既反对杨朱，也反对墨子，主张回归孔子。

墨子最有名的主张是“兼爱”，孔子也讲爱，讲仁者爱人，落脚在“仁”。孔子的“仁”，是有分别、有等级的爱，墨子的“兼爱”则无差别。墨子认为，儒家的仁，这种讲究远近亲疏的爱，会使人自私自利。所以要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认为别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没啥不一样，我们应该平等地去爱。儒家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二字说明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是有远近之别的。

墨家为何不把别人的爸妈不当外人呢，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宇宙看，人生都是平等，天下的爸妈都一样。由此他们提出“天志”，“天兼天下而爱之”。可见墨家不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而是在天上俯瞰众生，所以是无差别的博爱。这就是与孔子最大的不同，孔子特别看重实际人生，从来都是从人的立场、人的标准来讲人道，所以主张仁。（参页20）

墨子主张无差别的平等，便不讲“礼”，因为礼代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高低贵贱尊老爱幼。墨子看来，礼是奢侈的，尤其是葬礼和祭礼，这不是拿活人的生活之需去侍奉死人吗？奢侈啊。于是主张“节葬”，为啥呢？节葬的目的在“节用”，讲究节省，必然是非礼非乐。（参页21）

孟子评价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

为什么呢？墨子不是兼爱吗？原来墨子虽然主张“视人之父若其父”，但是因物质条件限制，加上人的感情所限，“不能平等加厚，只能平等减薄”，变成了“视己之父若人之父”。不能像厚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厚待别人的父亲，只能薄待自己的父亲像别人的父亲一样。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而是当成别人的父亲。那就是“无父”。这就是墨子无差别的平等观导致的后果。（参页22）

尽管墨子在理论上有这样的不足，墨子却不是只空谈，还去实践，穿的用的都很简陋，“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这不仅减薄了自己父亲的待遇，也把自己的减薄了，不能平等地富裕就平等地贫穷吧。钱穆说，墨子是“以身作则地教人来过一种最低标准的人生，即是日夜以自苦为极的人生”。（参页22）

可是，这哪是爱人？明明是不爱人嘛！

墨子说：NO大家看看大禹，为了治水，风吹雨打，腿上的毛都磨没了。“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大禹这样的圣人，治水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兼爱天下百姓吗？我们就要像大禹那样，吃苦耐劳――这就是我们理想的生活标准。（参页23）

庄子实在看不下去，就批评墨家说：你们墨家虽然是为天下人着想，可是天下人却接受不了你们这些想法。（参页24）

尽管墨子“刻苦了人生”，但是并没有“鼓舞着人死”，没有去追求死后的天堂或乐园作为此生的补偿，所以墨家不是基督教，墨子也不是教主。（参页24）

墨家和儒家，几乎每一处都针锋相对。“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统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怠无一不与孔子相反。”（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版第94页）

墨家和儒家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历史学家夏曾佑的观点可以参考，他认为，主要在于对待丧礼的不同，进一步说就是对待鬼神的态度不一样，儒家远鬼，墨家明鬼，这是墨家和儒家所有不同之处的起点。

“儒家丧礼之繁重，为各宗教所无，然儒家则有精理存焉。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无鬼神，则身死而神亦死矣。）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欲节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丧可以杀。天下有鬼神之教，佛教、耶教、回教，其丧礼无不简略者。）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有鬼神则生死轻，而游侠犯难之风起，异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则生之时暂，不生之时长，肉体不足计，五伦非所重，而平等、兼爱之义伸，异乎儒者之明伦。其他种种异义，皆由此起，而孔、墨遂成相反之教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年版第94页）

这是极端反孔的墨家的情况。那么，又极端反对墨家的杨朱，都有什么主张呢？

篇6：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今天起开始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版本为九州出版社5月第一版）。此书是1950年应张其昀之约而写，于1951年完稿，1952年出版，1977年作增添校订再版。

此书主要概述了中国历代主要思想家及其思想要义，时间上是从春秋中晚期到现代，分为44个条目。这本书只有280页，这对于整个中国思想史而言，肯定是比较简略的，本书只做扼要提示和点拨。钱穆著作中可以作为本书参考书的，多达十多种。所以，要想进一步研究中国思想史，就可以参考钱穆的其他专著，像《国史大纲》《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四书释义》《墨子》《惠施公孙龙》《庄老通辨》《阳明学述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书，而单篇论文则可参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这部《中国思想史》，仅仅是上述这些著作的“赅括而综合的叙述”。

钱穆治学主张会通，所以研治思想史，他说应注意通史及文化史，故上述著作如果不能一时遍读，那就至少要读《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书。另外，也要注意旁通西方思想。

本书的写作风格是，力求简易通俗，可是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各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之处，不容易快速了解。那怎么办呢？钱先生给出建议，最重要的是“细心玩索”，不要着急，循序渐进，“明得一家是一家，明得一节是一节，明得一句是一句”。这看起来不是太慢了吗？其实如果反复研究玩味思考，长期积累下来，自然就会豁然贯通。这一点正是朱熹教人读书的方法：“近日看得后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识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自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会，有得力处。”

钱先生认为，思想可不仅仅是文字，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在例言中，钱先生说：“无思想之民族，决不能独立自存于世界。思想必有渊源，有生命。无渊源无生命之思想，乃等于小儿学语，不得称之为思想。”本书例言写于1977年，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钱先生认为正不幸像犯了一小儿学语之病，也就是没有思想，因为思想失去了渊源也就失去了生命。要改变这一现状，那就是去追溯中国的思想渊源。这也是钱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指示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生命。”

读了这本书，读者会有哪些收获呢？钱先生说：“学者由此窥入，明体可以达用，博古可以通今。”对于中国的现状，对于民族的未来，将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去寻觅出路。

既然讲思想史，那就先明白什么是思想？钱先生开篇即引佛经的话：“有生灭心，有相续心。”一般人都有生灭心，就是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并不总是持续地专注地想某一个问题。只有很少时候能做到持续而专注地思考某个问题，这个时候，才算是有了思想。而有的人，对某个问题长年累月地反复思考，甚至付出毕生的精力去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便是思想家了。那么，什么问题，是我们最关注而又最不容易得到确定答案的呢？恐怕要数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了。这不仅仅是一两个思想家关注的问题，而是众多思想家关注，而且往往关注对象不同，谈论的方向不一，结果不一致，于是形成了思想史上的派别。

接下来，就是什么是中国思想史？这很简单了，作为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民族，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的思考意见，不断延续的过程，就是民族思想史，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也就是中国思想史。放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思想史也只是世界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派别而已。

那么，讲中国思想史，太远的不说就从春秋说起。

人类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死问题，而其他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在春秋时期便对生死问题有了成熟的思考。钱先生以两个人举例：郑国的子产和鲁国的.叔孙豹。

子产的思考，是从“见鬼”说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篇7：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华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篇8：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蒋广学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210093 刊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 分类号：B2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结构派

篇9：专业选择经验中国思想史方向介绍

专业选择经验中国思想史方向介绍

我今年报考的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生，总分382，历史240，顺利录取，作为考研网的受益人，最后给同学们贡献点什么，按照我的理解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思想史这个研究方向，包括这个专业的研究对象、学术史、院校实力、阅读书目，最后无偿奉上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论述评》，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一、研究对象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没有统一的说法，在民国时期，哲学史和思想史无异，后来随着学科专业的划分，出现了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的争论，思想史逐渐脱离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时间上看，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各种思想，但中国思想史一般分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近现代思想史，他们隶属于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一般招生简章直述中国思想史的，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从内容上看，中国思想史包罗宏富，用不同的分法，就表现为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科技思想史等；地域思想史，如江南思想史、湖南思想史等；阶层的思想史，如士人、农民、商人、官人的思想史等；

从学术史上看，中国思想史可以研究思想家、思想著作、思想派别、思想事件、具有思想意义的物象（如泰山、麒麟的名号）等；

总之，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及其流传，它包括各时期各阶层各地域的各种思想。

二、学术史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诸子百家，庄子的《天下篇》，司马谈的《论六家旨要》等，再到后来的学案体，《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伊洛渊源录》等，再到近代的学术史式，梁启超、钱穆诸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到哲学史式，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再到思想史，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再到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再到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再到南京大学匡亚明先生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三、思想史院校及奖学金问题（学术）

思想史和哲学史相同，凡是治哲学史强的高校，思想史自然不差，这里主要是推荐几所最重要的思想史高校。

清华思想史主要是张岂之老先生。

复旦文史学院主要是葛兆光教授。

南开的政治思想史主要是刘泽华教授。公费，一年4000补助。

西北大学主要是哲学思想的研究，偏哲学，因为方光华校长、谢维扬教授、张茂泽教授都是哲学出身。全额奖学金比例少，大部分为半公费，8000一年学费，每月100――200补助。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则主要是以历史的角度研究思想，所以偏史，主要是由许苏民教授、颜世安教授等组成，实力强大。公费，每月500.

社科院主要是崔大华教授、耿云志教授等。8000一年学费，奖学金比例低。

还有比如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岳麓书院的中国思想史，中山大学等，酌情选择。

在难易程度上，清华>复旦>南京>南开>西北，社科院只招一人，不详。

在学术成绩上，术业有专攻。

。

篇10：管理思想史论文

管理思想史论文5000字

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及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比较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体系，需要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开拓创新。中国的管理思想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对象模糊、缺乏史料的考证、不注重时代背景、对各种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缺乏梳理等。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科技、人才支撑。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传统文化;管理方式;研究对象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历代管理活动的一般原则的思想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典籍涉及多个方面，如治理国家、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

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学，中国管理思想史包括了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其中出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都为现代管理思想打下深深地烙印。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和改革实践不仅需要管理理论支持，更需要具体管理思想的指导。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开发创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与总结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管理路子。

1984年，前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12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专业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管理现代化服务。1984年，杨先举、覃家瑞合作编写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中国大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国文化遗产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应用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兵家管理思路独特，方法卓越，有关《孙子兵法》中诸如“庙算”、“七计”、“以正合，以奇胜”等的一些研究成果，其运筹和决策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开拓创新，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时，我们才能使用新的管理战略与决策，在管理和实践中熟练运用，促使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进步。

(二)建立在企业管理研究思想上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瓦解没落，外国列强主义入侵，社会团体不断迭起的内外交困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于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中国近代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所以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集中表现在洋务运动，及之后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官办军用工业工业，但是清政府由于财政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于工业的要求，致使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管督商办”的形式使很多商人失去了积极性。晚清洋务派“官商合作”的经济思想逐渐取代了“管督商办”，这种经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企业创始初期的开拓之举。其形式弊端也很明显，由于管理权仍在官府，官商矛盾不可避免。企业缺乏生命力使得这种管理思想的实践最终陷入困境。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转变经营方针，更多的官员和商人被发动起来，成立了具有更多民营性质的商办企业。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是通过对企业管理活动的调研，反思了新式企业实践中诸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多方面进行了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思想。*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商业体制目前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管督商办的模式，使得我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之路复杂而曲折，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遏制且没有明确合适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期，国内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求企业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欠发达，企业管理经验匮乏，管理技术缺乏系统性指导，所以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的管理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企业逐步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经济发展管理出现了新局面。改革开放后，基于以人性假设为主线索的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渗透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演变，以学习、引进、发展西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新一轮管理思想改革开始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科学性管理的指向不断向人文主义倾斜。组织文化管理模式不断应用，并影响着企业内部软实力，围绕服务宗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最基本的文化要素进行经营管理，以共产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思想导向，鼓舞调动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民族之间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技术水平参差、社会制度区别，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形成的管理思维模式、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蕴含强烈的地方特色。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不同。中西方的管理思维模式有着很大不同，西方管理注重“精准”、“细致”等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唯理哲学。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用实证检查、观察，通过数据来验证假设，将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推广，贯彻科学的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认知事物，排除情感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分解，找出规律，整理和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的管理思想是理性和明确的，以条文、规章等条条框框规范个人行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入世”，具有广泛的的涵盖性，即“劳心者治人”。在管理实践中，人起着主导作用，以道德伦理为辅助来对人进行约束，从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倡导个人对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管理思想由人情贯穿，重“义”轻“利”，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思想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促进其发展的利好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成分。传统的管理思想必须经过不管的改进发展，去粗取精后才能更好的与市场经济相容。

(二)中西方的管理思想方式不同。西方管理方式仍然比较关注于科学性。西方管理科学崇尚，“个人中心主义”，其强调单方面个人的私人利益，提倡竞争精神，包括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所以，平等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关系。刚性管理为西方管理科学的主线，注重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分析，避免滥用权力，最大程度提高管理效率。以工作为中心，以合同及规定原则所认定的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西方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管理方式更具艺术性，以人伦关系和情感法则为中心，受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人伦结构分匹配了行为角色，赋予个人应尽的等同行为角色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因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而不同，因此展现不同的行为习惯。中国管理方式多以较为柔和和人性化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更注重是人情管理和感情舒畅。中国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通过提升修养，知行合一，管理方式效法自然，这种柔性管理注重人的情感，以人为本，更多采用以思想教育和政治熏陶为主的管理方式，甚少使用强制手段。刚柔管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刚柔并济，才能真正发挥管理的科学作用与艺术之美。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目标不同。由于中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其所引申出的价值管理对象和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管理思想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交易贸易促使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以利益为重心的主流意识的形成。西方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注重过程和细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管理的核心问题，以此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管理过程都受“利”的支配，不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西方的管理着重于细节的微观管理，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运转，而相对忽略社会的宏观管理。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想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其乐融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着重“大家”和奉献精神，不提倡“小家”和个人私利，核心集中在对“人”的个体修养的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注重团队合作，虽然要求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水平，以身作则，但是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循环状态则是提高管理质量的主要方式。

三、中国的管理思想史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的思维惯性，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革新，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某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模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仁”和“礼”的管理思想为基础，进行解释和阐述。古代思想管理家的理论基础多借鉴文化史料，其阐释的主要是一国君王的封建制度管理，即“治国安邦”。古代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社会的安定，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而近代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管理，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活动。古代管理的管理背景环境是可以预期的，而现在管理则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因素及国家政策变动。古代管理对象的侧重点是人，如何判定一个人的修养本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虽然人也是近代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其本质是追求人所带来的效益和最终结果，通过管理人把过程做好，对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标准并没有作以界定。由于管理学各个阶段的内涵和主体的差异性，相应的管理思想也不同。所以中国思想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古代治国安邦的不断过渡成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及管理的，这两种管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何种思想，或者该不该去明确的划分对象主体，如何划分，划分后的结果预期等，这些都尚未得到解决。

(二)缺乏史料的考证。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于古代就初具雏形，到进入实践和发展的阶段不断融入西方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转折点。与西方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科学的管理理论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的提出缺乏假设检验和模型运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我国在管理思想方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三)不注重时代背景，缺乏管理领域间的关联思想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研究只注意两者之间的演变联系，忽略了它们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通过管理者自我修养的提高产生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从主观认可服从，从而外部的监督和管理成为辅助力量。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忽略历史条件和背景，站在古代的视角对当代的管理思想做出牵强的解释。如果以当下的经验来对历史进行研究，会脱离思想史本身的含义，得到武断的结论。

四、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商业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管理思想新的血液和影响，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它。

(一)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由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还集中在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和验证，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系统分析各时期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国企业的管理尚在“思想”层面，缺乏管理科学的实践性理论，缺乏针对系统的理论支撑。我国还没有中国管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置，导致中国管理思想史不能形成自己专业的队伍。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一门管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正确的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的发展现实出发，只有借鉴现实管理工作发展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其研究和开拓工作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须在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有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借鉴西方先进管理学科理论，调整和吸收，使其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经济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同经济、技术、文化相关联，而且和民族特色有着密切联系，这在管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更是通过历史来揭示未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研究管理思想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理清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李京文.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方向之管窥[J].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 1)： 4～ 7.

[2] 李孝迁.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J]. 安徽史学，2009( 3)： 22～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