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范文 solo 全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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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全球史观在中国》阅读理解及答案

《全球史观在中国》阅读理解及答案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

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事实上仍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为“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中国学者指出，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 “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地区本民族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重构世界史”就是“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

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选自《历史研究》第6期，有删改)

5.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全球史观源于西方，它主要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纠缠于枝节末端，没有触及世界史的根本问题。

B.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没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樊篱，是因为受欧洲经验主导的方法论的局限。

C.如果东方人不用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的模式，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书写，全球史会更客观。

D.史学普遍价值要依赖读者接受的程度，作者认为将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是最好的。

6.下列不属于西方中心论对全球史研究的影响的一项是( )

A.用欧洲制造的方法去研究全球史，很难不带成见和偏私去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很多问题也纠缠不清。

B.用西方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去认识人类历史，在研究的价值观方面造成影响，使全球史的研究充斥着物质主义。

C.西方的历史叙述者在重构世界时用西方中心论来阐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世界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角度显得单一。

D. “欧洲中心论”在价值判断上有狭隘和偏颇之处，汤因比和齐世荣认为史学家不应该把西方中心论作为全球史研究的唯一标准。

7. 在全球史观问题上，中西方学者没有达成相同认识的一项是 ( )

A.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的研究无法构建出一个系统、科学的世界史理论阐释体系，陷入了史学困境。

B.方法论的局限是中西史学家均难以摆脱的现实，无法阐明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C. 构建一个充实有效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史学的“价值标准”在短时间内难以统一。

D. 全球史提供了对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史学家们应该通过撰写本民族文明的历史来构建“全球史观”。

参考答案：

5.B (A没有触及根本问题的是西方中心论;C在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东方人按自己的文化传统书写的全球史也不会更客观。D根据最后一段，作者并不认为将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是最好的。)

6.D

7. D (“通过撰写本民族文明的历史来构建‘全球史观’”是某些中国史学家的一种建议，并不是中西方学者的相通认识。)

篇2：《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周易》历史观的内容及其价值曾有不少学者论及，但多数似乎语焉不详。至于《周易》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个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周易》历史观之意蕴

中国之有史书，当以《春秋》为先。 《汉书·艺文志》叙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是说《尚书》以记言为长，而《春秋》原为记事之籍，后经孔子删节，整理为“六艺”(六门课程)之一。然《春秋》一书，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却宣称：孔子“笔削春秋”，故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於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部《春秋》就非一般的史书，而成了作“经”之法，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准则。尤其是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 “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搞出个“奉天法古”、“三统”、“三正”的循环论历史观，作为经学正统的重要内容。《春秋》之史学被纳入经学，从中阐发出儒家的古史系统，长期影响着后世史观、史学的发展。这样，在正统儒家那里，历史哲学往往成为经学的婢女，且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理论上的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难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

那末，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究竟在何处呢?我以为在《周易》。《周易》一书，虽源于卜筮，却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由二爻六位;六—卜四卦的象数结构模式，构造成三才一体之道，蕴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近年再版的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就认定《周易》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本《序卦》之说，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见该书《自序》)。尽管有人对此提出驳议，但也承认胡氏之说“的确是创见”(刘长允：《“周易史观”驳论》，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这可以作为《周易》具有史书之特征，并蕴有史观内容的一个例证。

《周易》的历史观，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末的《易传》，有着明显的体系，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首先， 《周易》(尤其是《易传》)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纳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宇宙有机论基础上，循天地自然之“道”作为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的出发点和指导依据。《易传·说卦》上讲到：圣人之作《易》，乃“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易》书之作，乃“圣人”受神明暗中赞助，固体察到天道之妙而创揲蓍之法，据天地两参之意而立“大衍之数”(五十又五)，又观阴阳之变，辩刚柔之别、合三画六

爻以成卦，其过程是不乖于天之“道”，不逆于人之“德”，不乱于处事之宜，穷尽万物之至理和生命的本性，最后达到对天命的客观法则的把握。很显然， 《易传》的这套说法，虽渗有占筮观变的神道设教，但其思路却以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为据，力图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包括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过程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才两之一顺”之说。 “三才两之”，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然又无独而有对，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属性。其属性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终归结于“一顺”，即‘将以顺性命之理”。 “三才两之一顺”之说的实质，就是肯定了天地自然准则(阴阳之道、刚柔之变)和社会人事原则(仁义之理)的联系和统一。然其侧重点还在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道”伦理化，使之合于“性命之理”。这一思想，源于早期儒家关于天人相通的观念，旨在说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非互相对待之二物，而是一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 《易传》并不了解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内在根据，但它确实首创性地说到了这个过程的两项具体内容：

(一)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

《易传·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段话，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间的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由此可见， 《易传》并不局限于儒家立场，而同时吸收原始道家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资料，并根据道家的气化观念加以引伸，闸发“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以明全宇宙之气化鼓动、振荡不已，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从而把人类社会之源起看成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

(二)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有机论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之源起，还内在地包括着对社会秩序之形成机制的考察。《系辞传上》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典者， 常也，礼，同理。《易传》以为，社会人事中的常则，恒理(礼义制度，等级秩序)，是圣人“象其物宜”， “观其会通”而仿效建立并加以推行的。《易传》又讲： “知祟礼卑，祟效天，卑法地”，视知礼之所以高明而受敬崇，系效法天道而来：循乱则以卑顺为旨，体现力效法地道(参阅徐志锐： 《周易大传新注》)，同样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

《易传》还围绕着“天秩有序”的命题展开论证。《系辞传上》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易》之“序”，就社会人事言，是指人之处位有上下，贵贱之分，与自然界万物产生之有先后而成“秩”相应，据此说明社会中夫妇，父子之生有先后(秩)、君臣之处位有上下(序)，一如“天秩有序”那样，也是自然合理的。其旨虽主要在把儒家伦理纲常“天秩有序”化，以确立其不可违之权威，但同时也蕴涵有对对社会人事制度和自然天道秩序的相通性、一致性的承认，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排除宗教神学的干扰，理性主义地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其次，将变易观念引进历史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发展性，初步形成了朴素形态的进化史观。

《周易》的“变易”观念，总体上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原则提出的。《易传》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丰卦·彖传》)以为天道自然是不断地盈虚消息，与时变化，那社会人事亦当如此。《易传》还提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生生之谓易’，认为“易”者“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肯定了“易”之“变”是个不断生息、生成的过程。转化在社会人事上，则“日新之谓盛德”，肯定了人伦道德也循易理而有不断“日新”的发展变化。二是“通变之谓事”。这里讲的“事”，乃指“圣人”通晓变化之“理”、推之社会人事而成就之事业，即“富有之谓大业”。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强调了社会人事上的继善成性，亦是效法“阴阳之道’的变易规则。

在“生生”与“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讲“变易”，就突出了社会人事的变化也是一种生息不断的生命过程，其“日新”，其“继善成性’，就内蕴有进化的意识。这种进化的`意识，体现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使《易传》能看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系辞传下》)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还特别以“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序卦传》说：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之所在，即鼎之所在。引申为王朝确立的象征。革卦在前先明变革之意，后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其意虽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但《序卦传》强调：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解： “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又旨在阐明朝代更迭中的 “革新”之理。所以， 《易传》曾热情地歌颂过“革”之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彖传》)以为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能恰当地把握好这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所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传》)，当然包涵了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进化的承认。

第二，在肯定天地自然之道与社会人事秩序相通的同时，又确认两者之间的区别，开启了对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的特殊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从孔孟到汉、宋的正统儒家都持天人合一说，在历史观强调人事秩序与自然之道的一致，导致以天道普遍规律代替社会人伦准则。 《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则与此有别，其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阴与阳是就“道’(气)而言，柔与刚专就“形”而言(刚柔者，阴刚之凝而

成质)，仁与义则就“性”而言，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形质、属性和各自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虽贯有相似的准则、秩序，但其具体内容和特征则有差异。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是说天地设位有其自然功效，而“圣人”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结合为三(参)而成全天地之功。这一思想正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说相通。荀子提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此处“参”，可以理解为《易传》三才之道之“三”与“圣人成能”之“能”的发挥，肯定了人有不同于天道的作用和功能，强调了人以“礼义”原则组成“群体”力量，参与天地之化育而“全其天功”，高度重视了社会人事的自身组合和特殊功能。

二、对魏晋、唐、宋间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屉的一个源头活水，其史观曾发生过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它的变易进化观念常被许多哲学家利用为进一步阐述人类历史的变易性和进化性的思想前提，丰富了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力主革新变法的先进思想家批判保守的正统史观、倡导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这在玄学家王弼，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知几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汉代，因为有了儒术独尊，思想文化领域是经学一统的天下，这制约和影响了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贯穿着唯心的天命说和独断主义的命定论，其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复古色彩，势必束缚历史哲学的发展。汉魏之际，儒术独尊的局面开始瓦解，名教出现了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虽仍为思想正统，然以“三玄”为宗的儒道融合的思潮逐渐蔚为大观，终于在正始年间发展成玄学运动。尤其是王弼，在提出“祖述老庄”、“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命题的同时，仍依据儒学的传统立场，着重於《周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阐发出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玄学体系，力求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治理问题。他尽黜汉代以来繁琐的象数之易，集中阐发《周易》之义理，结合历史进程总结曹魏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故於历史哲学上有所创获，对《周易》史观作了理性化和思辨化的发挥。

首先，王弼依据易理关于动与静，道与权关系范畴的分析，探讨了历史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不变与唯变的问题。王弼肯定：“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这当然包括对社会历史必然趋势的承认，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治理还要适应“权变”的原则，说“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论语释疑》)，主张破除那种命定论的、不变论的社会历史观念。进而断定： “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提倡要因时因地采用不同的对策加以适当的处置。其次，王弼又应用《周易》的“因革”观念，考察社会发展中的治乱关系，提出“乱极生革，革然后致治，天下之势乃定”的思想，把社会正常秩序的确立看成是经因革转

换、由乱致治的过程。他还依据“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周易注·革卦》)的命题，着重阐扬《周易》的“革故鼎新”之意，称：“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是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 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 (《周易注·鼎卦》)王弼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看成某种必然的现象，其内容则在革陈不合理的法制(易故)，并持变“应时”， “制器立法”，建构新的法制秩序(“取新”)，这叫“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周易注.革卦》)。需要指出的是，王弼的“改命创制”和汉代董仲舒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础上讲“更化”、“改制”显然有别。他没有董仲舒那种“天意主宰”，循环复古的意识，而是强调“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老子注》三十三章》，视官长法制为“朴”散之为器的结果，肯定了社会秩序是依据自然变易之道经“因革改制”而成。所以，王弼在阐发社会历史观上的“以无为本”思想时，就讲到时机未到当然“不可以有为”，而当“变生”之机，则要“应天则命”，积极有力，至于“变道已成”，方

归于无为，即“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周易注·革卦》)，反映了王弼追求社会大治、太平的愿望。当然，王弼的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内容和儒家色彩，他断言， “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周易注.鼎卦》)，还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标帜。

第三，王弼还吸收《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精神，主张在“改命创制”的过程中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称： “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注·大畜卦》)，强调： “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注·小过卦》)，表明王弼在援儒入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家消极无为的阴柔之道，而溶铸了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这是《周易》史观影响于魏晋时期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

《周易》史观的积极精神在唐代有了新的进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可说是应用变易进化观念鉴别史实，考察史变的杰出代表。他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态度， “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明确反对正统儒家那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史学态度，指出： “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特别是他承王弼以来“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易学传统， 引进“势”的观念，考察史事变迁和治政得失，指出： “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批评那些“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如守株待兔者。(《史通》卷八《模拟》篇)在《易传》和韩非的基础上进一步闸发了社会古今之异和历史进化之势。

与刘知几相呼应，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变易史观，对唐代的历史哲学作出了贡献。柳宗元将天人关系新论贯彻于社会历业领域的考察，虽仕途坎坷，身囚山水，仍潜心史事，常有创见。他把韩非“势”的观念和《周易》变易史观结合起来，具体分析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过程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着重探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又指出：惟人之初，争斗不断， “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淤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以后有尧， “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贞符》，见《柳宗元集》卷一)，肯定了社会礼义制度和道德伦理两方面的演进都有个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而刘禹锡则提出“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的思想，从势数结合的角度，确立了历史观上的理势合一论，进一步发展了《易传》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特殊性问题的探讨。他说：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余曰： ‘天与人交相胜耳’”。又称： “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则，其用在是非”。 (《天论》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作用和人事功能，强调人依靠礼义、法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天地之化育井交相取胜，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意识，丰富了唐代历史哲学的内涵。

北宋思想家李觏站在事功之学的立场上解释易理，其著《易论》十三篇曾专就“人事”而言，侧重探讨了社会人事的历史变迁问题。称： “八卦之道在人， 靡不由之也”，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又继承王弼义理之易的传统，指出易理之用无非是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文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又称：“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强调“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加以研究，排斥了圣人，天意对人事的干预，从社会人事本身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趋势和原因。王安石则从“新故相除”的阴阳自然之道推导出“有处有辨， 新故相除者，人也的结论。”(参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在承认天道自然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事有为能辅助天道。又称： “五事者，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以为“道”既“为万物之所以生”之本， “不假乎人之力”，又“涉平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成也”(《洪范传》)。以注重人为作用的变易进化史观作为其变法新政的理论依据，与李觏相配合，实开有宋—代历史哲学之新风。

三、促成理学正统史观之分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在宋代理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理学家以天理史观的形式，把正统儒学历来提倡的神意史观、圣人史观作综合的概括并加以理性化的闸发，把历史哲学纳入其复古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把《周易》史观在后来发展中所积定起来的积极的、进取的因素加以抹煞或有意的忽视了。

不过，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曾精研《周易》，深受易理熏陶。从周敦颐著《易通》，张载治学“以易为宗”(《宋史》本传)而成《横渠易说》，程颐作《伊川易传》、到朱熹融会易学史上之象数派和义理派撰就《周易本义》，我们可以看到易理对理学的体系构建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作用，促成了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

矛盾表现之一，宋代理学家在史观上既尊《春秋》为宗，亦奉《周易》为源，尤注重易理对考察社会人事的指导意义，透露了某些突破正统史观的倾向。朱熹就讲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若要谈此两书，且理会他大义。 《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则。《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朱于语类》六十七)他又发挥易之“明消息盈虚之理”，称：“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据此解释历史研究中的“执古御今”说，认为“执古” “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便是今日之事”。 (《文集》卷八十五)这和董仲舒等正统儒家持《春秋》以为“奉天法古”之本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

矛盾表现之二，是理学家一般吸收了易学“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思想，也受柳宗元理势合一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发展中客观趋势的存在，和朱熹所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又“一本于圣人之述作”的史学主旨亦有相违之处。朱熹治史，一方面断言：古今史事之变是“合于天理之正，圣人之心”(《通鉴纲目后序》)，以圣人心术为历史变迁进程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发展本身毕竟有着“非人力之可为”的“当然之理”。说：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亦做不得”，意识到历史中还有圣人心术难测，难御的客观趋势的存在，认为“会做事底的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进而肯定：历史发展“势不容己，柳子厚亦说得是”(均见《朱于语类》卷一二二)，显然和柳宗元的理势论历史观有点接近了。

矛盾表现之三，引进易理的“物极必反”， “传承因革”的思想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这和理学正统史观的复古、保守倾向有对立的一面。二程已承认“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伊川易传·否卦》)的一般发展原则。朱熹则认为“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七十二)又将易理引伸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相望，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古史东论》)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相因相革”的必然过程。他还讲一步分析社会历史因革变易的原因在有“弊”，指出： “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得人之法”， “任法不任人，乃是法弊。人弊可以易人，法弊则必当变法”。 (《朱干语类》一o九)强调“革弊须从原头理会”(《朱子语类》—o八)，在复古史观的框架内也包含了某些变革，进化的观念、意识。

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易》史观对宋代历史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为正统史观后来的分化准备了条件。到了南宋时期，吕祖谦侧重闸发其理势论历史观，更使这种分化公开化了。并由此构成了导向王延相、王夫之历史哲学的—个重要环节。

从理论倾向和思想立场上看， 吕祖谦当是个正统理学家，自称为学之旨在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欲会归于—”。但他又与陈亮友善，受事功之学影响，在历史观上也贯彻经世致用精神。他明确指出：治学“先立乎其大者”，即“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着重考察各代政事治乱、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 “欲具体统，源流相接”(《左氏传说》卷二十)。显然，他把《周易》史观影响下对历史发展必然之“理”的探讨，发展到明变(寻流)，求因(探源)，主张“观其所变”， “看史要识得进节不同处”，揭示历史变革中“盛之极乃衰之始”的过程(见《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还强调： “观史当如身在其中”，提倡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其趋势作出判别和预测，如同“看史须看一半便掩盖，料其后成败如何?”(《杂说》，《遗集》卷二十)，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问题的考察。

明代的王廷相则提出古与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深入考察了历史变迁之“势”的具体内容。他认为： “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礼义道德之逐步完善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又认为：郡县制之建立， “势也，非秦也。虽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则天下之公也”。(均见《慎言》)在王廷相看来，秦始皇主观动机之“私”所以能实现，原因是其客观效果上合于“天下之公’。意味着能透过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隐蔽着的必然性，为后来王夫之在理势合一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奠定了理沦前提。

四、《周易》史观和王船山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

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来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总结的代表。他提出， “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从气一元论出发，对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与“心物’(知行)之辩作了合理的解决，进而在历史观上强调： “总将理势作一合说”，表明他在历史哲学上山提出了总结的任务。

王夫之是易学大家，所著《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是易学史上的名篇，其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又以溶贯和阐发易理见称。所以，王夫之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是和他自觉地应用和发挥《周易》史观密不可分的。这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加以说刚.

(一)承继《易传》的变易、进化观念，明辩理势关系，强调两者不可“沟分”，初步涉及到要在社会现象和历史内在根据的统一过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王夫之强调“天下之变会通于一理”，而理“只在势之必然处”。 (《读四书大全说》)据此立论，他论述了理势关系的两重涵意：一是指明“理不可得而见”，属于蕴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一种必然性，但强调： “势因理成”， “离理无势”， “理顺斯势顺矣，理逆则势逆矣”(《尚书引义》)，肯定了“理”支配“势”。二是指出理势关系又是“理成势”与“势成理”两者的相辅相成，认为“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 断言： “看得‘势’字精微， ‘理’字个大，合而名之曰‘天’”。 (《读四书大全说》)理势合一才体现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合乎自然的规律性。

尤其可贵的是，王夫之还承认理势可知，认为顺应并实现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可达到公天下之人，利天下之物的目的。他称： “虞、夏、殷、周之法，屡易而皆可师”“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势也。理势者，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顺平天，势有重轻以顺乎人。则非有德者不与”，进而断定： “君天下之理得，而后可公于人，君天下之势定，而后可利于物”。 (《尚书引义·立政周官》)把隋唐以来的理势论历史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发挥《周易》史观的“因”、“革”观念，提出治乱、离合，续绝的关系范畴，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王夫之考察历史发展之必然性，同时伴随着对正统史观的批判和对传统的治乱循环论的改造。他指出： “正统之说，始于五德。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徵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 ( 《读通鉴论》)严斥邹衍以“五行相以转用事’立论，视社会历史为五德“终而又始”的循环过程的“邪说”。而秦王赢政用於论证始皇观念，汉代董仲舒以三统三正的循环为王道正统永恒的依据，在王夫之看来，总不过是“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他虽沿用正统论者的说法，讲：“治乱循环，阴阳动静之几也”(《思问录》第33页)，但他特别注意社会治乱循环过程中的离与合、因与续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续统与非续统，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互相联结的问题。他指出，历史决非如正统论者认为的那样“合而不离，续而不统”，并引证史事作史鉴，断定“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又详细论证中国历史上已经历过的三次治乱、离合的“大变”：春秋之世“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 “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衡”， “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有三分天下以后，五胡起，南北寓，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至於宋亡以迄于今，当其治“中国有其主”，当其乱则“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 “此又一变也”。 (《读通鉴论》)进而说明历史中所谓“统”者，乃“绝而不续”，在承认历史发展有相因相合的连续性外，更强调了有相离相绝的间断性。

王夫之能如此具体地阐述治乱、离合、续绝的历史辩证过程，显然和他贯彻《周易》的因革观念有关。他强调： “承治者因之，承治者革之，一定之论也”， (《尚书引义》卷五)认为历史的进程要“止乱趋乱”，就须要发挥人为的因素，适时把握因革关系。又例举“舜之承尧”、“禹之承舜”， “商之革夏、周之革殷”，说明历史发展中的因革，是据“与时消息”，视不同情况而论： “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者”。 (同上书)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历史因革观还包含着他乐于正视社会矛盾和激烈变革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他找出“君子乐观其反”的命题(见《周易外传·杂卦传》)，探讨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问题。例如，在评论徽宗晚年的北宋社会矛盾时，王夫之指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 “倾之而后喜”(《宋论》卷八)，认为在“势极’即矛盾空前激化而又“不可止”的情况下，就要“大反”、“倾之”，通过激烈的变革来解决，故提倡： “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的积极态度。不过，王夫之并不以“大反”， “倾之”作为解决矛盾的普遍形式，他说： “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承认还有矛盾双方“或错或综，疾相往复”，最后达到“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的互相渗透、调和的状态。这表明，王夫之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有着十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三)进一步考察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人之群体在实现历史规律过程中的作用。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朴素辩证发展观的核心命题。他据易理加以引伸，认为自然之道的“推故而致新”有着内在的自足根据，即“太极”自身“富有充满”’ “成熟扩充，臻于光大”的结果。而人群(社会)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类，其生殖演进亦有自身原因。他这样讲：“类似相续为藩衍。由父得子，由小向大，自一致万，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以为人类的藩衍相续，由消长，增逝的自然原因所支配，经历有“相均”、“相值”的过程，自然趋于平衡， “其消谢、生育相值，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

(《周易外传》卷四)这样，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可以通过人群自身的调节(藩衍相

续)，达到自然平衡。其中就涉及对人类历史和天地自然之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辨析与确认，王夫之曾指明： “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异质离，不可强合焉”。他引“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为例， 肯定了 “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王夫之在这里的叙述，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哲学中—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人怎样在服从自然之道(势所然)的同时，又作为文明的创造者而推动历史的前行?!对此，王夫之曾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又吸收宋代吕祖谦肯定社会之兴亡“不在好雄”、“只在小民之身”(《增修东莱之说.召诰》)的合理因素，指出：“天欲静，必人安之，天欲动，必人兴之”(《诗广传》)，以人之“兴”、“安”，助天之动静，赞颂“大哉人道乎!非对于天而有功矣”。 (《续左氏春秋传博议》卷下)肯定了人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的作用。而且，王夫之讲的“人”，既指“时君和智力之士”，又包括“一介之民”，已由圣王和英才扩大到“士”与“民”阶层，反映了他对民众创造文明、推动历史的作用有所承认。

当然，王夫之不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不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讨是不科学的，仍渗有不少唯心史观，圣人中心等封建杂质和消极因素。他通过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考察，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但他并末意识到封建社会自我否定的必然。他的历史哲学不是启蒙型，由此引伸出的政治结论主要在通过改良、弥补封建统治秩序的弊端，使之趋于合理而挽救其危机。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尽管王夫之代表了古代历史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我们仍然要以批判的态度给予选择继承。

篇3：高三历史学习应掌握的八大史观

一、全球史观(整体史观)

1.基本概念：

全球史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又称为整体史观。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

2.主要线索：

①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新航路的开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其基本完成，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则是整体世界发展的深入阶段。

②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简单地讲，整体史观就是要把握人类社会横向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二、文明史观

1.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2.主要线索：

①从横向看，人类文明史的内涵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范围上可以分为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华古代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若干文明。

②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

3、“文明史观”构建中的正确态度：

第一，文明史观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

第二，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

第三，要正确评价各种文明成果，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成果与代价的关系。

第四，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文明的多元性。

第五、正确把握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六，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中考察。

【特别提醒】

第一：承认人类文明统一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多样性。

第二：提倡宽容精神，承认和容许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复习时：

一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

二要注意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与碰撞。

三、近(现)代化史观

1.概念内涵：

近代化也称现代化。它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即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等;经济上的工业化，即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等;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理性化;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近代化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2.主要线索：

①政治近代化主要指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即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等内容。

②经济近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即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等内容。

③思想文化近代化主要是指科学化和理性化进程。

④社会生活近代化除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外，主要是指城市化和社会组织整合化等。其他还涉及教育现代化、军队与国防现代化、信息传播现代化、人口控制化、社会福利化等。

3.近代化模式的类型

近代化模式是指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发展类型，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按照不同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①从近代化的动因和起步时间看，可分为:内源型近代化模式，即近代化起步的原因主要是该国或该地区社会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

如：英、法等国的近代化。外源型近代化模式，即指近代化起步是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开始的。

如：美国、日本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近代化。

②从经济体制的特点看，可分为:市场经济模式，如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计划经济模式，如苏联的现代化;混合经济模式，其特点是国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近代化过程中都起重要作用，如印度等国的近代化。

③从社会经济的性质看，可分为资本主义近代化模式和社会主义近代化模式。社会主义近代化模式，又可分为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和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4.准确理解现代化

①现代化有西化内容，但不是完全西化。正确的心态是既要保留民族特色，又要向西方学习。

②现代化是一种历史进程，是动态的。只要在工业经济时代，现代化就在进行、就在变化。

③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④现代化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人类在探索中纠正失误。

⑤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是现代化的前提，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产物。

四、社会史观

1.基本内涵：

社会史观主要指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所有问题。

2.主要内容：

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及其相关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

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习俗史、家庭婚姻史;城市进化和人口流动史、社会保障史、社会政策史、人与环境关系史等。

五、革命史观

1.基本含义：

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

2.主要线索：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

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六、唯物史观

1.主要含义：

历史唯物主义，亦称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具有辩证的观点。

2.主要理论：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工具主要表现为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经济基础是指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总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

C.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D.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以人民群众的作用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产生都是时代造就的，是时代的必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都受着历史发展规律即必然性的支配，而不能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个人的作用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个人只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英雄人物在历史的发展中不起决定作用，但起促进作用。

E.继承和发展。

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发展。

第一、批判不等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之所以要批判地继承，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往往存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第二、继承是为了发展，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推陈出新。

第三，以古鉴今。总结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联系现实，面向未来，发展民族文化。

第四，反对绝对的否定与绝对肯定。

F.原因和结果

(1)一因多果：即一种原因引起多种结果。

(2)一果多因，即一种结果是由多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所引起的。

(3)互为因果，即同时存在历史整体中的多种因素的互相作用，更多地存在于历史的横行联系中。

G.现象和本质

现象是指事物的外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外在体现。

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质决定现象。

H.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

通过分析社会矛盾的存在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全面理清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就能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使命，就能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方向。

七.生态史观

历史流变中人与自然、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总结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是生态史研究的主旨。生态史观是生态学和历史学“杂交”的产物，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生态史观认为，史学研究应从关注历史上的人转换为关注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及其二者的关系。生产力是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桥粱。生产力是人类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生态史观认为，评估历史流变中人类的活动，应兼顾人类和自然(包括各物种乃至整个地球)、近期与远期、局部和整体的利益。维护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动态平衡，是能思维有意识的人类不可推御的责任。

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已是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而且是一个难题，急待解决。人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和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已将生态文明作为“小康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要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需总结和借鉴人类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经验，总结和记取破坏生态环境的教训。生态史学已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它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生态史试题的命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历史课程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引导年青一代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和增强其生态环保意识，是历史学科的责任。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出如下论断。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人类不断地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也是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不断加深的历史。在传统农业社会，存在着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的矛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与矿产等资源的矛盾又进一步凸显出来。人口膨胀与自然资源短缺的矛盾，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要树立人类资源危机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长时段看，气候变化影响人的活动，而人的生产与生活也影响了气候和环境。

自然界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人能够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并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改造自然界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的认识、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直接与间接、积极与消极的多方面的影响，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应更注意保护自然，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合理地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才能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因此，我们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不仅要看到改造自然的有利后果，也要看到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不仅要看到短期后果，也应看到长期后果;不仅要看到局部后果，也应看到整体或更大范围的影响。

人与自然关系史：

(1)纵向梳理

在渔猎时代，人类数量有限，生产生活方式原始，对自然的影响(保护和破坏)都十分有限。

在农业时代，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首先是地表)，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局部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在工业时代，人类更大规模更广泛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

在未来时代(后工业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时代)，我们应充满信心地相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时代一定会到来。

(2)横向梳理

从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人与气候的关系、人与土地资源的关系、人与水资源(江河湖海等)的关系、人与生物资源的关系、人与矿产资源的关系等方面，更具体地分析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得与失。

八、多元史观运用

篇4：试探用文明史观构建二轮历史复习体系

试探用文明史观构建二轮历史专题复习体系

文/张建华

摘 要：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从纵向看包括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从横向看包括政治文明史、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高三教学进入二轮复习阶段，在一轮通史的基础上，尝试用文明史观构建二轮历史专题复习体系，对提高学生把握历史、认识历史、培养历史素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篇5：试探用文明史观构建二轮历史复习体系

从近几年的高考看，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和生态史观等的考查越来越突出，因此，二轮历史复习应重视史学理论，注意发挥史观的引领作用。本文借鉴文明史观的研究成果，结合我校高三历史教学及学生复习的实际情况，尝试二轮专题复习体系的构建。

一、史论阐释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无论哪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今天形成的整体世界，即全球化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碰撞、交流、融汇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造成的。

以文明史的角度，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按照纵向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三个阶段；横向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等相关专题。

二、体系构建

三、专题整合

（一）从纵向看，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

1.农耕文明时代

政治上，中国建立和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雅典建立了公民民主政治；罗马建立了君主专制下的法制统治。

经济上，中国小农经济日趋繁荣，一直到清朝前期，经济总量处在世界前列；古希腊除了农耕经济外，工商业经济和殖民经济也迅速发展。

文化上，中国儒家学术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传统科技处在世界前列。古代希腊具有人文精神的思想萌发。罗马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思想影响深远。

2.工业文明时代

（1）进入15世纪，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即开始了现代化历程，欧美地区走在前列。

经济上，由于工业（手工业、机器工业）文明的发展，通过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商品倾销、资本输出，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是内在动力，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是其技术动力。

政治上，欧美国家通过革命和改革，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代议制政治，民主制度不断得以巩固和完善。

文化上，近代科技发展，各种流派的文学艺术形式发展起来。

（2）到19世纪中期，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直接在西方先进武器的进攻下，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动地适应工业文明的成长。

政治上，经过近的痛苦挣扎，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侵略的同时，不断进一步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改造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创造了近代中国政治文明。

经济上，洋务运动、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缓慢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文化上，形成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3）19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仍有强劲的生命力。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即是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落后的中国开始追赶世界潮流，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经历挫折，各方面成就依然巨大。

随着各地各类型文明的发展，世界逐渐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政治上多极化，文化上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与民族性。

（二）从横向看，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根据文明史的划分来确定二轮复习主干知识，培养整理、归纳史料的能力，提升史学意识和人文素养。

1。政治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

可以概括为以下专题（涉及选修的内容，可根据考试说明删减，下同）：

专题1.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专题2.世界近现代史上民主政治的创建和完善

专题3.世界进步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进程

专题4.国际关系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

专题5.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

专题6.国家的统一与分裂

2。物质文明：从传统农业到工业时代，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

可以概括为以下专题：

专题1.古代中国农耕经济的特点及影响

专题2.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及其影响

专题3.世界市场的发展及其影响

专题4.近代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及影响

专题5.建国后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及影响

专题6.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3。精神文明：从愚昧迷信到科学民主，从文化高压到思想自由可以概括为以下专题：

专题1.中国古代思想及其演变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专题2.西方思想解放运动和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及影响

专题3.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专题4.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或发现

专题5.三次科技革命及其对中外历史的影响

专题6.世界文学艺术发展的特点、原因

总之，用文明史观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整合，要关注主干知识和时事热点的联系、注重必修和选修的知识联系，突破重要的概念，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并加强专题练习，以提高应试能力。

参考文献：

［1］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江苏教育出版社，.

［2］王玮。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4（01）。

［3］冯一下。现代化范式与中学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4］杨宁一。文明史观与中学历史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1）。

（作者单位 安徽省无为县严桥中学）

篇6：杠杆效应！全球债务发行量历史最高

杠杆效应！全球债务发行量历史最高

中金网12月28日讯，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受到“特朗普经济学”计划扩大美国基础建设的预期刺激，市场预估特朗普将再度扩大发行美国国债、提升美国的债务上限，促使债市的供给增多、通胀预期升温，导致了美债利率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即出现了一轮飙涨。以期美债利率为例，统计十年期美债利率自特朗普当选之后，涨幅已高达38.24%，周二10年期美债利率再度上涨0.31%以2.570%报收，仍在近两年来的新高水平处徘徊。据信息服务商Dealogic数据显示，统计今年以来全球债务发行量高达了6.62万亿美元，再度刷新了历史新高水平，此前全球债务发行量历史最高峰为的6.6万亿美元。其中今年全球公司债的发行规模，更是占据了今年全球债务发行量的一半以上，显示今年全球企业在广泛预期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前景下，抢先在加息息之前加速发债。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核心固定收益部门首席投资长Scott Mather说道，在历史新低的.利率水平下，透过低融资成本来增加杠杆比率，这真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回顾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欲扩增美国基础建设，已是大幅推升了债券市场对于美国的通胀预期，再加上美联储在十二月的FOMC利率会议上，上调了的加息次数。美债利率的暴涨、美联储加息提速，都将意味着过去由各国央行一手促成的低融资成本时代，恐怕将是一去不复返。微信公众号：cngold-com-cn (长按复制)，或搜【中金网】，获得更多免费信息实时推送！

篇7：全球企业并购六次浪潮和历史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全球共发生过五次比较大的企业并购浪潮，前四次企业并购浪潮分别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之后的七八十年代。第五次企业并购浪潮的规模和交易额之大，是20世纪所有的企业并购浪潮中前所未有的。仅，全球企业并购金额创下3460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前五次并购浪潮中国只赶上了第五次浪潮的尾巴，投融资专家张雪奎老师认为，第六次并购浪潮，将是中国企业大展身手的时候。

以横向并购为特征的第一次并购浪潮

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以铁路，冶金，石化，机械等为代表的行业大规模并购创造了条件，各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通过资本集中组成了规模巨大的垄断公司。在18美国并购高峰时期，公司并购达到1208起，是18的46倍，并购的资产额达到22.6亿美元。1895年到19的并购高潮中，美国有75%的公司因并购而消失。在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并购活动也大幅增长，在1880-1981年间，有665家中小型企业通过兼并组成了74家大型企业，垄断着主要的工业部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的工业革命完成比较晚，但企业并购重组的发展也很快，1875年，德国出现第一个卡特尔，通过大规模的并购活动，19就增加到550-600各，空着了德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

在这股并购浪潮中，大企业在各行各业的市场份额迅速提高，形成了比较大规模的垄断。

以纵向并购为特征的第二次并购浪潮

20世纪代(1925-1930)发生的第二次并购浪潮那些在第一次并购浪潮中形成的大型企业继续进行并购，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扩展对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一时期的并购的典型特征是纵向并购为主，即把一个部门的各个生产环节统一在一个企业联合体内，形成纵向托拉斯组织，行业结构从咯昂断转向寡头垄断。第二次并购浪潮中有85%的企业并购属于纵向并购。通过这些并购。通过这些并购，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形成了主要经济部门的市场被一家或几家企业垄断的局面。

以混合并购为特征的第三次并购浪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主要工业国出现了第三次并购浪潮。战后，各国经济经过 40年代后起和50年代的逐步恢复，在60年代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发达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一系列新的科技成就得到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实现迅猛发展。在这一时期，以混合并购为特征的第三次并购浪潮来临，其规模，速度均超过了前两次并购浪潮。

篇8：论全球环境治理及其历史局限性--国际政治的视角

论全球环境治理及其历史局限性--国际政治的视角

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在全球环境领域,随着国际环境法的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有关全球环境治理的行为规范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治理全球环境,协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全球合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虽然全球环境治理符合国际环境领域的`内在要求,然而要真正使全球环境治理发挥其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仍任重而道远.

作 者：王宏斌 陈一兵 Wang Hongbin Chen Yibin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刊 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 关键词：全球环境问题   全球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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